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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家唐德刚逝世 一生推动“口述历史”发展

历史学家唐德刚逝世 一生推动“口述历史”发展

历史学家唐德刚逝世 一生推动“口述历史”发展

2009年10月30日 09:00 来源:新京报 





接触过唐德刚的人都对他的幽默、能说会道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历史学家唐德刚异乡逝世

  因肾病不治在旧金山家中离世,享年89岁,一生推动“口述历史”发展

  他一直在用笔记录许多历史人物的一生,但这一次却要由我们来回顾他的人生。昨日,记者从台湾媒体获悉,著名美籍华人学者、历史学家、传记文学家、红学家唐德刚,于美国时间10月26日晚,因肾衰竭在美国旧金山家中去世,享年89岁。

  据台湾媒体报道,唐德刚的夫人、中国国民党元老吴开先之女吴昭文表示,唐德刚生前一直饱受肾病折磨,近年来身体就一直不太好。在去世前,唐德刚决定不再洗肾,10月26日晚间终因肾病不治,在旧金山家中安详辞世。而2005年曾经采访过唐德刚的《中国周刊》记者陈远也表示,当时唐先生的身体就不大好。本报记者昨天多次拨打唐德刚家里的电话,希望了解具体情况,但一直未能联系到唐德刚的家人。  


  唐德刚是中国近代史大家,同时也是华人史学家中口述史的旗帜性人物。他与民国政要如顾维钧、李宗仁、张学良等人多有接触。上世纪五十年代,他和人在美国的胡适成了忘年之交,他的《胡适口述自传》成为了日后研究胡适的重要资料之一。唐德刚不仅在口述史上做出了推动作用,他的散文可读性也颇高。旅美学人夏志清教授在《胡适杂忆》的序中曾说,唐德刚先生“应公认是当代中国别树一帜的散文家。他倒没有走胡适的老路,写一清如水的纯白话。德刚古文根底深厚,加上天性诙谐,写起文章来,口无遮拦,气势极盛,读起来真是妙趣横生”。

  风趣、随和、可爱的唐德刚

  -追忆回顾

  (李怀宇,《时代周报》文化主笔)

  2007年秋天我曾去新泽西州亲临唐德刚家里,拜访唐先生。唐家是一幢独立的房子,经楼梯上二楼,首先入眼的是胡适于1960年10月13日写的条幅:“热极了,又没有一点儿风,那又轻又细的马缨花须,动也不动一动。德刚兄嫂。”客厅的另一处则是于右任的书法和徐悲鸿的画作。

  我自己一直对唐德刚先生的口述历史非常敬重,他的文章妙趣横生,亦庄亦谐。唐先生是华人世界里口述历史第一人,开了华人历史学的新形式,他的《胡适口述自传》、《李宗仁回忆录》等影响深远,而那次拜访也让我发现他很风趣、很随和、很可爱。

  我去拜访时,唐先生身体已经比较差了。他穿着睡袍,由于前两年的中风,需要靠助走器,步履艰难地从睡房出来,热情地向我打招呼,一开口,竟是乡音未改,我仔细聆听,只能听懂唐先生大半的安徽口音。

  但那次,唐先生谈得非常高兴。在美国,华人学者会觉得寂寞,也难得有讲中文的人跟他聊天。由于纽约距离新泽西州有一个多小时的车程,当时少有人去拜访唐先生。

  唐德刚是口述史的启蒙者

  (丁东,学者、口述史家)

  唐德刚先生的重要性首先表现在他对大陆史学界的启示作用。他在国内出版的书,相当一部分是他在美国大学课堂上的讲稿。而他的史学观,与大陆史学界的史学观是不太一样的,因此,他的启发性和参照作用也就不言而喻。

  其次,口述史的实践之前就有,但是唐先生把口述史当作了一种自觉的史学活动,成为了华人口述史的启蒙者,其文本带有典范性。而且,他的口述史观念对于以后做口述史的人来说也极具意义。另外,他大大提高了口述史家的地位,使他们获得了尊严和自觉,使得采访者成为了主体。过去我们没有口述史这一概念,采访者的地位不受重视。比如溥仪的《我的前半生》一书,都不给采访者署名。这说明我们的观念里,只强调口述者,把采访者看得太轻。唐德刚出现后,建立了史学家的主体地位。

       文章来源:中国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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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家唐德刚逝世 一生推动“口述历史”发展(2)

历史学家唐德刚逝世 一生推动“口述历史”发展(2)



2009年10月30日 09:00 来源:新京报 




                                                               

唐德刚和张学良(右)在一起



  为大人物撰写人生

  - 人物小传

  唐德刚的89年人生中,和他密切不分的词肯定有以下三个:哥伦比亚大学、胡适以及口述历史。尽管它们并不代表唐德刚的全部,却足以书写他的一段历史。

  从中学教员到哥伦比亚大学教授  


  1920年,唐德刚生于安徽省合肥县西乡山南馆的唐老圩(今属肥西县袁店乡)。因为家学渊源深厚,他从幼时开始便接受家塾教育,因其父亲开明,唐德刚在家中除了学习传统的四书五经外,还学习英文,这为他日后的留学、研究打下最初的根基。唐德刚自幼聪明,在家塾里学习后入当地小学,仅仅读了半年,就获取毕业证升入中学。1939年,唐德刚考入中央大学历史系,在中央大学毕业后,他去大别山区当了两个学期的中学教员。1944年,24岁的唐德刚又应安徽学院(现安徽大学)史地系主任李则刚之聘转去安徽大学,教授学生外国历史。

  唐德刚曾经在回忆自己这段经历时还分享了这样一个趣闻:“说起教西洋史,中间还有一段有趣的故事呢!当时在重庆出版了一本厚厚的洋文书,是关于西洋史的,我手里有一本,平时我把这本书看了好几遍,不认得的单词,都查字典写在边上,里面写得密密麻麻的。有人看到我有一本厚厚的洋文书,就向学校推荐了我,我这才去了安徽大学。”

  去安徽大学对于唐德刚来说可能是一个人生的转折点,1948年,他参加托福考试,自费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留学,主修欧洲史和美国史,获得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后留校执教直到1972年。1972年后,唐德刚又被纽约市立大学聘为该校亚洲学系教授,后又出任该系系主任长达12年之久。

  与胡适的忘年交

  上世纪50年代后期,唐德刚在哥伦比亚大东亚研究所参与发起成立“中国口述历史协会”,动员美国的社会力量参与此事,他也成为华人历史学家中“口述历史”的积极推动者。

  几乎同时间,唐德刚与胡适在哥伦比亚大学里相会。当时胡适经常到哥伦比亚的图书馆借阅书刊,而唐德刚则在哥伦比亚大学的图书馆里勤工俭学,两人因此而相遇相识。由于是老乡的缘故,胡适和唐德刚走得很近。那时胡适在美国的境遇并不好,但还时常招待唐德刚去家里吃正宗的安徽菜。唐德刚也常常跑腿帮胡适夫妻买东西,陪胡太太打麻将。当然,这其中最重要的事情之一就是由胡适口述个人史,唐德刚录音整理。唐德刚说,虽然他并没有上过胡适的课,胡适却称他为弟子。唐德刚比喻这种师生关系为“一个穷愁潦倒的乞丐老和尚和一个乞丐小和尚的师生关系。”

  立华人口述历史的标准

  1972年,哥伦比亚大学影印发行了他和胡适共同完成的英文版《胡适口述自传》。1979年,唐德刚又根据原录音和经胡适修订的底稿,将上述自传译成中文。《胡适口述自传》中文版出版之前,唐德刚写序文时,下笔后一发不可收拾,竟写了十多万字,于是干脆单出了一本《胡适杂忆》。时至今日,《胡适口述自传》和《胡适杂忆》已成为研究胡适不可多得的第一手资料。

  唐德刚还费时7年完成了60万字的口述史力作《李宗仁回忆录》。此后,张学良也主动找到唐德刚,要求他为自己写回忆录。他又多次拜访顾维钧,把这位著名外交家家藏资料和他40多年的英文日记全部接收,协助其撰写《顾维钧回忆录》。

       文章来源:中国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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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德刚:研究历史不拘一格 被称为“历史说书人”

中国新闻网 2009年10月30日 10:32 来源:南方网-南方都市报



  据台湾《联合报》报道,著名美籍华人学者、历史学家、传记文学家、红学家唐德刚先生,已于周一(26日)晚间在美国旧金山家中因肾衰竭过世,享年89岁。

  据唐德刚夫人吴昭文说,唐德刚生前饱受肾病折磨,后来决定不再洗肾,在旧金山家中安详辞世。唐德刚一生留下《李宗仁回忆录》、《晚清七十年》、《胡适口述自传》、《袁氏当国》、《顾维钧回忆录》、《胡适杂忆》等多部历史著作,在全球华人读者中享有较强的号召力。

  2008年本报《大家访谈》版面曾派记者赴美国采访唐德刚,并于7月16日发表长达两个版的唐德刚访谈实录。当时唐德刚身体已经不是太好,仅隔一年多先生即因病去世。昨天许多国内读者纷纷在博客里发表文章,对唐德刚的逝去表示哀悼。

  他与胡适为忘年交

  唐德刚1920年生于安徽合肥,曾经参军并做过中学教员。1939年秋考入重庆国立中央大学(1949年更名南京大学)历史学系,1948年赴美留学,获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后,留校任教。1972年受聘为纽约市立大学教授,后兼任系主任12年。

  唐德刚对口述史的发展贡献良多。他与民国政要如李宗仁、陈立夫、张学良等人多有接触,和胡适为忘年之交。他的散文可读性颇高,夏志清教授在《胡适杂忆》序中称其为“唐派散文”,称其“古文根柢深厚,加上天性诙谐,写起文章来,口无遮拦,气势极盛,妙趣横生”。

  在国内,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已出版唐德刚作品集共六册,包括《袁氏当国》、《胡适杂忆》、《胡适口述自传》、《李宗仁回忆录》、《书缘与人缘》和《史学与红学》。其中影响最大的《袁氏当国》印数已超过五万册,最为厚重的作品《李宗仁回忆录》也卖了将近三万套。广西师大出版社的负责人告诉记者,他们今后计划继续出版他未翻译引进的其他著作。

  对口述史研究贡献巨大

  著名学者丁冬表示,唐德刚的口述史作品对国内的口述史研究的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唐德刚也是华人世界中非常早开始做口述史的人,“可以说目前国内做口述史研究的人,或多或少都深受唐德刚的方法和观念的影响”。

  丁冬说,把口述历史当做史学研究的一个门类,始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而汉语学者介入进来取得成就最早的就是唐德刚,他是第一人。他做的口述史,一个胡适,一个李宗仁,一个顾维钧,在口述史学上都是经典。

  许多中国人对口述自传的了解,大抵是从唐德刚的《胡适口述自传》开始的。这是唐德刚在哥伦比亚大学与胡适亲身交往、提着录音机完成的一项傲人的“口述史传工程”。在书中,唐德刚做了大量注释评论,“传”与“注”已不可分割,就学术价值和史料价值而言,注释部分的分量恐怕还在传文之上。1970年代,海外史学界盛称要研究胡适:“先看德刚,后看胡适。”

  丁冬表示,唐德刚第一次让历史学家在口述史中的“主体”地位得到了确立。过去做口述史的人就像秘书,别人说什么记什么。而唐德刚的口述史是一种与采访对象的“心理较量”,通过诘问,追问历史真相。同时对叙述者的回答做大量的考证和注释,辨别真伪。

  “他的口述史系列在历史学研究中是不可回避的,至今也很少有人能达到他的水平。”评论家王晓渔说。

  历史研究不拘一格有生气

  评论家王晓渔称唐德刚是一个“专业的历史说书人”,“这是一个非常正面的评价。”

  王晓渔说,很多《百家讲坛》的坛主也是说书艺人,他们说历史只是把文言文翻译成白话文,选里面的好玩故事讲一讲。而唐德刚不同,他的作品很有趣,很好看,但另外一方面他对于历史有着非常深入的把握,不管其中观点是否值得商榷,至少他在有意识地把握历史背后的精神和脉络,一叶知秋。

  人大教授、历史学者张鸣说:“唐德刚是我们这个时代不可多得的一个史学家,他有冲劲,他做的历史研究不拘一格,有很多创意,文笔相当漂亮和精彩。在现在史学变得很科班很程序化的今天,他的史学研究是很难得的。”

  黄仁宇和唐德刚都是在大众层面获得的承认更大,在主流历史界不见得很受认可,会受到“不够严谨”的质疑。对此,王晓渔认为是我们学术界的评价标准有问题,“历史学界是不是有太多的自我设限?历史研究是否一定是学报体?都是值得反思的。”(记者 田志凌 实习生 陈书芬)

  链接

  历史三峡论

  除了口述史,唐德刚的《晚清七十年》、《袁氏当国》等作品也深受欢迎,颇具影响。在《晚清七十年》中,唐德刚提出了“历史三峡论”。

  他说,在近代西方文明挑战之下,我们从秦代模式以来的传统制度被迫作有史以来“第二次政治社会制度大转型”。这第二次大转型是非常痛苦的,是一道狭窄的 “历史三峡”。要通过这个可怕的三峡,唐德刚预计需要历时两百年。也就是从一八四〇年开始,在二〇四〇年通过三峡,进入海阔天空的平静的太平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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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德刚:口述历史研究态度分鼓手、枪手和杀手

中国新闻网 2009年10月30日 09:46 来源:南方网-南方都市报


  近些年,口述历史在国内发展很快,已经蔚为大观。不但专业的史学、人类学工作者推出了一批口述史学成果,一些作家、新闻记者和其他学科人员也纷纷介入。从纸质媒体到电视媒体,都出现大量以口述历史为名目的文字和节目。虽然其中有一部分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史学,但口述史学在中国成为一门兴旺的显学毕竟成为事实。在这方面,刚刚在美国去世的华裔学者唐德刚先生有开创之功。

  由口述者和笔录者合作记载历史,古已有之。但现代口述史学的产生,则以芮文斯1948年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建立口述历史研究室为标志。1957年,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所又成立了中国口述历史学部。唐德刚身为中国口述历史学部最早的研究员之一,先后完成了《胡适口述自传》、《李宗仁回忆录》、《顾维钧回忆录》,成为中文口述史学的经典性作品。

  在中国大陆,虽然早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就产生过不少有影响的口述笔录作品,比如吴运铎口述何家栋撰写的《把一切献给党》、陶承口述何家栋撰写的《我的一家》,但当时没有口述历史的概念,执笔者甚至没有参与署名的意识。直到上世纪80年代,人们才知道口述史学在国际上已经成为一门独立的史学分支,并且陆续读到了唐德刚先生的几部作品。唐先生的书打开了内地学者的眼界,启发了中国口述史学的自觉。它让人们知道,现代口述史学不是一种辅助性的秘书工作,而是以史学工作者为主体的历史研究。唐先生把口述历史研究的态度分为鼓手、枪手和杀手三种。在他看来,充当访问对象的吹鼓手和有闻必录的枪手都是不高明的。所谓杀手,就是要通过和采访对象的心理较量,追寻历史的真相。古今中外的历史人物,特别是政治人物,在回忆往事时往往喜欢自我美化,自我粉饰,乃至自吹自擂。史学工作者往往要靠事前的案头准备工作,大量阅读相关史料,才能通过口述对话接近历史真相。他对李宗仁的采访,就充分体现了史学家的主体性。

  现在,中国许多史学家已经意识到,单凭文献研究20世纪的中国历史局限性很大。许多重要的事件,没有留下文字记载,许多重要的档案尚未开放,就是专业研究者也不便查阅,因而不能不重视口述史学。就读者方面而言,要想感受20世纪历史的丰富性,缺少可信的读物。相比较而言,从以细节见长口述史学中,可以更多地感受历史的丰富性。这也是口述史学在国内走向兴旺的原因。我想,唐德刚先生晚年在大洋彼岸,看到他的学术活动在中国有这样多的后来者追随,一定十分快慰。

  作者:丁东(系北京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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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美知名华人历史学家唐德纲结婚照


旅美知名华人历史学家唐德纲先生于10月26日晚在美国加州寓所辞世,享年八十九岁。图为唐德纲和吴昭文女士1957年于纽约结婚时的照片。中新社发 陈钢 摄
来源:中国新闻网
http://www.chinanews.com.cn/tp/news/2009/10-31/1940779.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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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历史”之中的唐德刚

中国新闻网 2009年11月09日 15:55 来源:文学报




  独骑瘦马的唐德刚先生在89岁高龄踏月而去。“士君子读书为学,要‘山人自有主张’,管他鸟洋人!”这是唐德刚对“我的朋友胡适之”的评价,也可以看作是他的夫子自道,斯人殁而山人亡,说他一个人带走一个时代,恐不为过,我们从此失去一座高山。众多文化界人士纷纷在博客中发文哀悼。

  唐德刚先生走了,历史仍在“三峡”中。从这一刻起,他的生命也要归入历史。

  他的一生,就是一部“活历史”

  惊闻著名历史学家、散文大家唐德刚先生10月26日在旧金山长逝,痛惜之情油然而生。尽管老先生以89岁高龄驾鹤归去,但我等后学却无法再次引颈期盼唐先生的新著问世,从他一以贯之的不失诙谐且文白夹陈的笔法,以窥中国近代史那风云际会的种种往事,实在是痛惜之至。

  唐先生本身就是个活历史,却又是一个“活在别人历史”当中的局外之人。他开创的“口述历史”已经成为当代学界考据历史的典范和一个新型史学的学科。他的《李宗仁回忆录》今始已经成为口述历史学中垂范千古的绝响。他的《胡适口述自传》更是将传主平白无奇的叙述置于他恢弘睿智的注解当中,唐先生的博学由此可见,以至于有名家坦言“先读唐德刚,再读胡适”。是他还胡适一个有血有肉的真实的人,而不是一个高高在上如水一样无味的老夫子。

  说他是活历史,因他生于上世纪20年代,正是民国内忧外患,社会激烈动荡的年代,十几岁就在桂系军阀中当过兵,继而又到陪都中央大学求学,1948年又到美国继续研读。新中国成立后,一大批当年国民党的要员都去了美国,他就又与这些大员诸如李宗仁,顾维钧,胡适,张学良多有往还,并为其中几位做了口述传记。活历史遇到活历史,再加上他的千秋妙笔,一部中国近代史就在他的笔下活了。

  因为他的这些活了的著作才给我们这些小时候一看历史就头疼的后进们打开了一扇“兴趣”的窗,及至能够坦然直面中国曾经长达一个世纪的屈辱史。(并非童话)

  “三峡史观”的非学术衍义

  唐德刚先生是一位人文学者,一位历史学家。他治中国历史,有一套高屋建瓴式的宏观思维。他认为鸦片战争之后,中国社会面临着空前未有的变局,实质是由传统帝制向现代民主社会的转型。这一转型的时间大约要经历两百年左右的岁月。也就是说,从1840年开始中国社会进入了漫长的转型期,它要到2040年才会大致结束。形象地讲,在这两百年里,中国的历史仿佛进入了“长江三峡”,其间暗礁潜藏,漩涡重重,一个接着一个的激流险滩,数不清的惊涛骇浪。中国民众所经历的危险是空前的,所付出牺牲之惨重也是无可比拟的。按照唐德刚的说法,要到2040年,中国历史才会出离“长江三峡”,迎来一个“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的新时代。

  据说唐德刚先生年过古稀,犹有童心,加上天性诙谐,写起文章来,口无遮拦,气势极盛,读起来妙趣横生。我想这是由于他的个性使然,加上常年生活在美国,是在一个自由开放的环境中陶冶而成的。他对于自己的学术抱有坚定的信念,对于中国的未来不失信心,精神乐观,待人亲和,这些都令人留恋。(空山佑实)

  他是史学中人,也是文学中人

  唐德刚先生是史学中人,也是文学中人,他有深湛的古典文学功底,能诗善文,年轻时曾办过文学期刊,出版过杂文集,对《红楼梦》有深入的研究,还写过一部60万字的长篇小说《战争与爱情》,他明确指出,这部小说“也是口述历史”,虚构的只是人名、地名罢了,他要用这部小说为同时代那些历尽苦难的小人物们的噩梦留下一点见证。他一直在寻找小说和历史之间的界限,他用英文写过一部长达上千页的《民国史》,之所以迄今没有付印,是因为他觉得笔下都是“一将功成万骨枯”的“将”,而千千万万浴血苦战、辗转呻吟的士兵小卒则只字未提,这是我们所谓的“历史”的黑洞,这个黑洞只有靠“小说”去填补。他如此区分小说与历史——“大事件、大人物就应该用‘历史’来写;小人物、小事件,甚或大人物、小事件,就应该用‘小说笔调’来写。”在他看来,小说写的是“真实的社会、虚构的人物”,历史写的是“真实的社会、真实的人物”,两者不过是“一个铜元的两面”。他的口述史和其他历史作品,之所以都有很强的可读性,就是他以“小说笔调”来记录“真实的社会、真实的人物”,使人读起来一点也不枯燥。

  当然,还有一点不能忽略,他的文字本身有着不可替代的独特个性,亦庄亦谐,亦雅亦俗,在文言与白话之间出入自如,他可以将许多流行的名句、俗语伸手拈来,活学活用。他的历史作品因此没有教科书式的正经和刻板,更不同于时下盛行的学院派文字,常常板着一副学术八股的面孔,道貌岸然,言之无味。而且他打通了历史与现实,时不时从历史中探出头来,插科打诨,谈笑戏谑,这是中国传统说书风格的现代版本,让人读来常常开怀、捧腹,大大拉近了历史和芸芸众生的距离。(傅国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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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德刚:文史不分的最后绝唱


中国新闻网 2009年11月09日 15:27 来源:新民周刊



  两种功夫兵合一处将打一家,唐德刚的唐氏散文,真的可以说是“无人可仿,无人可冒”,仿也仿不到筋骨,冒也冒不到神髓。

  撰稿·何映宇(记者)

  年轻时的唐德刚教授自诩体壮如牛,常常夜以继日整理口述材料,第二天一大早又去哥伦比亚大学工作,如此不知疲倦,也许暗暗地为他晚年的生涯埋下了忧患的伏笔。晚年的他体弱多病,日日夜夜承受着肾病的折磨,直到2009年10月26日,89岁一向乐观开朗的唐德刚先生,终于可以和他的师友们——胡适、李宗仁、顾维钧……一起在天堂会聚,坐而论史,彻夜长谈。

  胡适最好的学生

  记得和胡适先生的一张合影中,唐德刚站在胡适的身后,还很年轻,是个初出茅庐的小伙子,很瘦,面带青涩,略显拘谨,脸上没有皱纹,也还没有多少名气。自从1954年获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学位(34岁),旋即开始在大学教授历史以来,至今已经55年过去了。在半个多世纪的教学生涯中,他十之八九的时间都在美国纽约的两所大学里度过,他的第一身份是一位很受学生欢迎的老师。他在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专门教授两门课,整整地教了7年,一门可说是包罗经史子集、诗词歌赋的汉学概述;另一门则是包含中国近现代史的史料学,对于史料的热衷让他上课时往往是推着整车的“史料”进入教室的。在纽约市立大学则前后教了近40年,前20年在市大各分校兼课,后20年则在市大本部的市立学院做专任。其中12年还兼亚洲学系的系主任。在纽约市政府和联邦政府所主办的中学教师训练班中,他也曾担纲教授多种课目。总之,40年中在纽约市大所设计和教授的课目几近20种之多。在美国大学中,作为一个“课目设计”的负责人,就算不是亲自上课,但对教学内容也必须有彻底的、深入的研究。也许就是这样一种繁重的教学工作迫使唐德刚在“不知不觉中,竟会变成个无所不知的大杂家”。

  虽然耳濡目染的是欧风美雨,但唐德刚似乎并没有忘了中国文人的处世和治学态度,这当然和他的老师胡适有关。唐德刚是胡适一生中最失意、最穷困的时候收下的弟子。他们在哥伦比亚大学相遇时胡适正在纽约当寓公,大陆正在掀起轰轰烈烈的批胡适运动,而台湾对这位民主斗士也有点头大,胡适只能寄居海外,盖世才华,却只能担任普林斯顿大学一短期的中文图书管理员,表面上云淡风轻,其实内心如何孤寂人们可想而知。

  和唐德刚的相遇给胡适带来了一点慰藉,唐德刚和胡适是安徽同乡,这时也家道中落,却又聪明好学,博闻强记。在哥大,胡适常来唐德刚处,因为后者是这里他唯一认识的华裔小职员,胡适托他为自己找书。对于胡适这位中国现代史上赫赫有名的大人物,唐德刚自然乐意为其跑腿,有时还为胡适开开车,而他的“报酬”就是到胡适东城八十一街的简陋公寓里,品尝师母技术精湛的“安徽菜”。

  也许正因为都是性情中人,又是同乡,两人的关系才分外地“铁”,胡适的夫人江冬秀就曾对人说:“唐德刚是胡老师最好的学生。”

  最“好”之说,关系好大约也可以归入“好”的程度之列。正因为信任唐德刚,师徒二人才合作《胡适口述自传》,这部书以胡适的英语录音整理而成的,为使英译准确,师生二人字斟句酌,对每一个单词都反复推敲,真是“一字千钧,半句不苟”。20年后,此书再由英文转译成中文在台湾出版,在学术界广受好评。上海师范大学中文系青年学者朱旭强是唐德刚的书迷,他对唐先生著作印象最深的,就是唐德刚在记述其师的口述自传时,又能不为尊者讳,对于不同的观点,唐德刚在注释中也一一道来:“比如对于胡适的《水浒传》英文译名,唐德刚就直言‘不甚妥当’。又在谈到胡适所谓的‘自由’时,唐德刚也从不掩饰自己的不同意见:胡适之先生生前所倡导的‘自由’是直觉上的‘为自由而自由’的‘自由’;是一项不折不扣的孤立价值的‘自由’。孤立的‘自由’自有其哲学上和宗教上的情趣;在社会科学和行为科学上便完全失其意义了。”

  这样一部书,它的客观性自然毋庸置疑。在《史学与文学》一书中,连唐德刚本人也“大言不惭”地“自吹自擂”起来:“关于了解胡适——尤其青年知识分子要了解胡适,我个人的看法,最可靠的两部书,便是《四十自述》和《胡适口述自传》。”

  民国政治的不二之作

  《胡适口述自传》为哥伦比亚大学“中国口述历史学部”主持项目之一种,这个历史学部后来成就斐然,但事实上,当时在哥大,这实在是个不起眼的小部门,自始至终的全职研究员,也就只有唐德刚和夏连荫两人而已。夏女士最早访问的是孔祥熙和陈立夫,唐德刚最早访问的则是胡适和李宗仁。

  迁居美国的“代总统”李宗仁和胡老夫子差不多,虽然曾经一度是中国政坛上呼风唤雨的人物,此时却只能与寂寞相伴,天天以搓广东麻将为乐,幸有哥大和唐德刚这样“历史嗅觉敏锐”的学者发现了李宗仁一生所负载的中国历史。

  那是一个天朗气清、惠风和畅的日子,唐德刚开着车子在李氏住宅附近寻找门牌号码,正巧碰上一位中年妇女开着一辆黑色林肯牌轿车在他的车对面平行停下。对方微笑着问:“你是来找我先生的吗?”听闻此言,唐德刚意识到面前这位面容清秀的妇人即为李宗仁的夫人郭德洁女士,而李宗仁已在门口含笑相迎。

  在李宗仁那幢朴素的平房里,唐德刚和“绝不搔首弄姿”的李氏夫妇共进了168顿午餐或晚宴,主厨是心灵手巧的郭德洁夫人本人,以至于唐德刚发出了这样的感慨:“郭德洁原来还是位好主妇!”

  很快,他们就成了无话不谈的“忘年之交”,唐德刚告诉这位昔日的长官,他曾经是五战区的小兵,在其麾下效力,这拉近了他们的距离。李宗仁将自己的早年业绩、蒋桂之争以及丢掉大陆的一腔苦水全都向唐德刚一一吐露。当年前呼后拥的桂系首脑,如今在美国却门可罗雀,李宗仁不懂英文,自然无法与洋人打得火热。其结果是唐德刚几乎成了李宗仁晚年唯一可以陪伴唠嗑的朋友。

  世人以为口述之书,撰稿者不过负责一个记录员的工作,对方说什么,你就记录什么即可,事实却非如此,至少在唐德刚这里,他的口述绝非那么容易。一周三天,每次都是从上午10点谈至深夜,唐德刚回去之后,在三两天之内,要广集史料、参照笔记、搜索枯肠,一气写成两三万言的长篇故事,然后再经李宗仁审读改动,再由唐德刚增删润色,然后完成缩译的英文版,以便向校方报告“进度”,经过四五道工序方能有所进展,常常令唐德刚工作至深夜甚至通宵只能小睡片刻。再加上此项浩大工程因李宗仁夫妇秘密返回中国后,哥大封存20多年,唐德刚版权无得,以至于唐德刚每每回想起当年披星戴月的日子就要大叹苦经:“为此我也曾牺牲掉甚多所谓‘华裔旅美学人’一般所认为最理想的转业良机,而安于这项默默无闻、薪金低微、福利全无、对本身职业前途有害无益的苦差事。更不知道这项苦差做久了,在这个商业习气极大的社会里,由于为人作嫁,后来几陷我于衣食难周、啖饭全无的难堪绝境!”

  降大任于是人必先苦其心志,同济大学文化研究所的张念对唐德刚的《李宗仁回忆录》赞不绝口:“这本书我读了好几遍,是我最喜欢的唐德刚的著作之一,李宗仁的故事由唐德刚这样的学者来记述可以说是一丝不苟,但同时又非常有趣,读来可以说一气呵成。这本书能够成功,唐德刚的润色可以说居功甚伟,这样的口述书绝对是唐德刚文才的体现,它开创了历史写作的新方法和新时代。”唐德刚和李宗仁一起断断续续用了7年时间完成了“李宗仁先生不平凡的一生事业的最完备的记录,又是李氏一生各阶段心路历程的最忠实的写照”。往事历历在目,李宗仁在经历了北伐、中原大战、“剿匪”、抗战和内战的峥嵘岁月之后,如今面对这样一个倾听者,将时间跨度近70年的个人史娓娓道来,洋洋近70万言,几乎将民国重大历史事件一网打尽,美国柏克莱的加州大学政治系主任查穆斯·约翰生教授拜读之后也为之倾倒,评价其为:“民国政治的不二之作”。

  唐氏散文,无人可仿

  夏志清认为唐德刚的《李宗仁回忆录》不如《胡适杂忆》写得好,无法施展自己一流的散文才华,不免可惜。事实上也有客观原因。倘若加以进一步的润色,李宗仁1967年去世后已无法再看唐德刚的修改稿,出于对口述作者的尊重,唐德刚在李宗仁去世后对原稿未易一字,这正是史家本色。

  唐德刚因为家庭渊源,幼年时就饱读诗书,古文功底极佳,行文如银珠走盘,流畅之极,一时间,唐氏散文的名头在文坛早已不胫而走、名动江湖。有一回,唐德刚用了化名在香港写文章,文风幽默佻达,评点锐如刀锋,气象磅礴,理路森然,唐德刚的友人历史学家周策纵一看就看出门道,到纽约遇到唐德刚时,遂以自家项上人头作为赌注:“必是你写的,难逃老夫法眼,我敢以性命人头来打赌!”

  即使在严肃的口述史著作中,唐德刚也千方百计要吸引眼球。原本为《胡适口述自传》写的序言,因一发不可收,最后竟写成了一本比《胡适口述自传》还厚一倍的《胡适杂忆》。即使在《胡适口述自传》中,唐德刚也按捺不住,常常跳出来要让自己的所见所闻以注释的形式和胡适捆绑在一起。

  虽然天资聪颖,但唐德刚刻苦耐劳也是出了名的。他特别注意对史料的搜集,在哥伦比亚大学读书和教学的时候,因职司图书管理,对国史资料曾作有系统之累集与编纂,他也常常练笔,每有所感,就写下只言片语,最后竟“积跬步以成千里”。在《晚清七十年》的自序中,唐德刚写道:“究竟寄身象牙塔内数十年,纵系至愚,能无一得?因每于霜晨月夕,于数十箱旧稿中,略检其尚可用者,编缀成篇,多半寄呈刘绍唐先生于《传记文学》中酌量选用。随意涂鸦付邮,数年来,竟至百余万言。日积月累,浸成巨帙,亦殊出所料也。笔者于60年代之初尝与美国出版商麦克米蓝公司订约撰写,总揽20世纪中国之《民国全史》。英文稿成千余页。”

  两种功夫兵合一处将打一家,唐德刚的唐氏散文,真的可以说是“无人可仿,无人可冒”,仿也仿不到筋骨,冒也冒不到神髓。胡菊人说唐德刚的“《梅兰芳传稿》比谁都写得好,”是因为“运用文学笔法,像太史公为古人立传,如见其人,如闻其声”。因为唐德刚的史学文章,最大的特色是文中有史,史中有文,唐德刚在他的《史学与红学》中,用了十六个字来涵盖历史与文学的关系——“六经皆史”、“诸史皆文”、“文史不分”、“史以文传”。就像周策纵在给唐德刚《胡适杂忆》写的序言中所说的那样:“他笔下的胡适是个有血有肉、有智慧、有天才,也有错误和缺点的真实人物。这做法承袭了古今中外传记文学的优良传统。中国第一个最出色的传记文学家司马迁早就用好的例子教导了我们。”

  只是,这样一位风格独特的历史学家,如今已经永远地离开了我们。他生前一直希望能完成的民国史如今也已成了镜花水月(《袁氏当国》只是这部未完成民国史中的一章而已),纵使有心者意欲为唐公续貂,但唐氏的文风,将是他们面前一道难以逾越的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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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德刚版《张学良口述历史》出版始末(图)

中国新闻网 2009年11月09日 15:16 来源:光明网-中华读书报





唐德刚与张学良在一起。照片由北京汉唐之道图书发行有限公司提供,特此致谢。




  追思唐德刚先生
  ——唐德刚版《张学良口述历史》出版始末


  2009年10月29日晚,中央台新闻播出了唐德刚先生病逝的消息,算是证实了上午的传闻。想到应该和唐太太吴昭文女士通个电话,越洋电话打到美国的住所,无人接听。  

  唐先生晚年,和大陆的沟通不算多,而他的研究建树,又基本都在中国近现代史上,我算是在大陆与晚年唐德刚有过交往的人之一,觉得有义务记录下一些片断,便于为研究唐德刚先生的朋友提供一些参考。

  我与唐先生交往的始终,都是围绕着《张学良口述历史》,该书于2007年7月出版,署名张学良口述,唐德刚撰写,我是策划。说老实话,这是一部本来没有的书,整个运作过程整整历经5年。

  2002年6月,我就职于春风文艺出版社,在每期必看的《环球时报》上读到一篇对唐德刚的专访《我帮张学良写回忆录》,意识到唐德刚手中应该存有当年的采访录音,尽管其实际内容仅仅是当年计划的一小部分,但是其历史价值仍然十分珍贵,值得考虑成书出版。

  不久,经朋友介绍,顺利地联系上了唐先生。

  唐先生的听力非常差,身边的人也要大声讲话才行,所以仅仅和唐先生通了很少的话,往来沟通基本都是和唐太太进行的,以后多年都是这样。他们也不会使用电子邮件,沟通方式就是传统的电话和信件。记忆中唐先生的声音有些沙哑,中气不是很足。

  事情的开始并不顺利,唐太太介绍说,录音带一共是11盘,早前被一个叫王书君的借走,说是研究用,但后来他加了很多内容拿去出版了,事先没有征得唐德刚的同意。

  电话里似乎感受到我的踌躇,唐太太说,就是这个情况,德刚也很无奈,王书君对外说自己是德刚的学生,实际是很多年前德刚到山东讲学,他听过德刚的讲座。后来他到了美国,又到家里来拜访。那本书出版后,给过我们很少一点钱。现在录音带已经不是新鲜的了,还要不要出版,你再考虑。我立即说,要还是要,唐先生采访的内容,出版后应该保持原貌,署名也应该是唐先生,即使全部内容都被那本书采用了,恢复其本来面貌后出版,还是有不可替代的历史价值。

  大约隔了一天,唐太太来电话说,你的出版思路,德刚同意了。但是他说,当年采访时,还有一位在台湾的郭冠英也参与了,现在要拿出来出版,也要征求一下郭冠英的意见,所以你还要等等消息。

  不久,唐太太通知我,郭先生没有意见,德刚也同意为这本书写一篇序言。

  几次沟通下来,觉得老先生做事情,一副有板有眼的老派作风,让人心里踏实。

  唐太太提到的那部书叫《张学良世纪传奇》,我买了一套,署名是“王书君著、访录者唐德刚”,全书将近90万字,分上下两册。估算起来,去掉录音带的内容不算,王书君应著作了80万字。后来听说有一位叫张永滨的哈尔滨作家,起诉王书君的这部书抄袭其作品,官司打了好几年,今年从网上看到报道说,张永滨胜诉了。当然这都是后话。

  很快,仰慕中的录音带邮寄到了沈阳,邮包里还附了一些唐德刚先生与张学良交往的照片、信件等相关资料。

  11盘录音带,有的录满了,有的只录有一半,听上去,多数都是在餐桌上进行的,每一段谈话,都是随兴而发,有时说了几分钟,又跳到另一个话题上去了,彼此全无联系,但越是这样,其实内容也就越丰富,尤其张学良的口音,一口地道的东北话,有时候讲出来的地方土话,唐德刚也听不懂。有的段落似乎在座的人还不少,于是有的时候就听得很郁闷,因为大家都在说话,听不清楚张学良在说什么。

  对这本书的编辑思路也基本形成了,书名确定为《张学良口述历史》,全书内容严格依照录音内容,在保持张学良口述的风格基础上,略微顺通字句,原则上不改动一个字。但是对于是否在书中保留唐德刚的话,我拿不定主意,既要保持口述原貌又要保证阅读流畅,实在是需要拿捏一番。

  我把11盘录音带分别交给了出版社的陈吉秀和正在实习的南开大学研究生付娇,嘱咐她们,严格按照录音带里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字听写,实在听不清楚的就算了,听不大懂的地方可以空出来。两个女孩子开始了为时一个月的记录整理。陈吉秀后来去了新星出版社,付娇研究生毕业后到了人民邮电出版社。

  这时碰巧发生了一段有趣的事情。

  原来的计划要赶在2003年1月的北京订货会上市,当然时间上比较紧张,不过只要努力还是可以实现的。

  有一天我与《文汇读书周报》的记者彭仑聊起下一阶段的选题,无意中说到了这本书,并介绍了有关《张学良世纪传奇》的实际情况。彭仑的职业感很强,当时就提出希望就此采访唐德刚,我说要先询问唐太太意见。

  唐太太的态度有一些犹豫,说这个事情我们确实很生气,不过这样报道出去似乎也让王书君太难堪,最后说我和德刚商量一下吧。商量的结果,同意接受彭仑采访。对两本内容几乎一样的图书,一个称为访录者唐德刚,一个署名是作者唐德刚,也确实需要跟读者交代一下。

  彭仑的文章很快见报了,他不仅采访了唐德刚,并且采访了几位研究张学良的权威专家,发表出来的题目是《披露真相:〈张学良世纪传奇〉果然传奇》,主要披露了该书引用的录音内容并未得到授权,也刊登了专家们对该书其他内容的诸多错误,发表的评介。彭文很快被其他媒体转载。

  结果掀起一场波澜,彭仑来电话说,据说在美国的王书君闻听后立即表示要起诉他。他说起诉我不怕,你的书要抓紧出来,这个才是最大的事实。

  再后来看到山东的媒体报道,王书君表示唐德刚先生给了他书面说明,证明他是得到授权的。我那时候经常与唐家联系,没听到过他们提起有这么一个书面说明,后来也未见到王书君公开这份书面授权。

  以上记述,并非有意让王书君先生尴尬,仅是如实记录当时的实际状况。

  录音带的整理记录很顺利,我依旧没有想好到底是否在书中保留唐德刚的对话,唐先生授权我全权处理文体。在一定程度上说,这本书的出版,是源自张学良本人亲历材料的最高终结。再过100年,可能依旧是后世学者要遵循的史料,处理得不好,就会大打折扣,对不起张学良、也对不起唐先生,更对不起读者。

  然而噩耗在这时突然传来,唐太太来电说,德刚给你写的序言就要写好了,是写在电脑里的,但是他不小心碰到了一个键,全都没有了。听完了我的大脑一片空白,考虑到他们的年纪可能对电脑不是很熟悉,就抱一线希望说,是不是请人帮忙看看可否有办法恢复过来。唐太太说,办法都想过了,就是没有了。我打电话过来,就是要告诉你,恐怕要等一段时间了,现在德刚很懊丧。

  放下电话,有点哭笑不得。眼看一切顺利,书却出版不了了,就是为这么一个原因。缺少了这篇序言,这本书只能算有一半,但是写作的人都知道,一篇得意的文章突然丢了,没有几个月,是恢复不过来气息重新提笔的。

  看来出版时间要推迟了,想到对彭仑的承诺,不知道回头该怎么跟他解释。

  这时录音带全都整理完毕,统计一下,大约10万字左右,内容很丰富,有一些是首次披露的,很珍贵,但不知为何王书君并没有录到他的书里。

  既然不知道唐先生何时会再有兴致重写序言,我也索性不着急,把这些资料沉淀一下也好。除了我那个一直没有想好该怎样处理的问题以外,这10万文字,如何让它们文通句顺,还要保持张学良口述的风格,尽量不改动他的语言,让编辑加工痕迹消于无形,实在很考验后期编辑能力,所以,放一下也没有坏处。

  想不到的是,这一放就是4年。

  先是2003年伊始出版社全力营销郭敬明,中间还遭遇SARS危机,从年初奔跑到年底,郭敬明已经从一名优秀的青春文学作家成为如日中天的畅销书作家。2004年春天,我离开了沈阳,先到苏州,再到北京,工作方向始终在发行岗位,指标抗在身上,再无余力操作这本书。然而无论走到哪,这10万字的打印稿和有电子版的U盘,始终都放在行李箱里,这是我的一份心愿,也是对人家的一份承诺。

  工作的变化不方便讲给唐先生,也因为没有进一步的计划,这期间,也就很少与唐先生联系。

  在北京,偶然结识了做民营出版的尚红科先生,他经营的汉唐阳光公司出版过《帝国政界往事》、《花间一壶酒》等好书,作为同龄人,共同的文化背景和相似的社会经历让我们一见如故。

  一次闲谈,我提到了唐先生的这个选题,老尚两眼立即大放异彩,当时就说这个选题我要了。

  就这么句话,几年放不下的心思又萌动起来,把纸张已经泛黄的稿件再摆到桌前时,当初的困惑忽然明朗起来,作为唐德刚的最新作品,很可能也是最后一部专著,全书保持张学良的独立口述,字里行间其实已经体现出了唐德刚的智慧,他的那些提问语言,完全不必再呈现其中了。

  时隔数年,唐太太还是很快听出了我的声音,我很尴尬地向她解释这几年由于工作变动耽搁了进展,但是书稿一直带在身上。唐太太并没有怪罪,仔细询问具体出版安排后,说还要询问德刚的意见。

  又经过几次沟通,开始签订合同,我和老尚商量,老派的人,都喜欢喝茶,邮寄合同时,别忘了买点绿茶一起寄过去。不多日子,老尚说,唐太太给他打电话,说怎么知道他们喜欢喝绿茶,言谈间很高兴。

  过了几天,唐太太说,合同签好了,但是德刚的意思,还应该征询一下郭冠英的意见,过去征询过,但那是几年前的事情,现在旧事重提,还是要询问一下好。另外,德刚跟台湾的远流也有协议,德刚全部作品的出版都是由远流授权,所以也要征求王荣文的意见。

  我说郭冠英之前就同意过,应该问题不大。我和王荣文也是相识,这本书本来是没有的,应该不在限制范围,这次我弄出来,将来可以给他现成的文本拿到台湾去出。

  接下来是几天的等待,空闲的时候,心里就有一点懊丧,放了好几年,一切关系都要从头理顺,只怪自己做事拖沓。

  好消息很快来临,郭冠英和王荣文都没有意见,唐先生也开始动笔写新的序言了。

  老尚说,这回就看你的了,10万字的文稿,拜托一定理顺好。

  文稿的整理并不辛苦,但是很细碎,时常间断的、跳跃的谈话,要一点点依据时间顺序拼接,还要不时地重新组织张的语言,还要把编辑过程做得了无痕迹,有时候一个字词,就要拿捏半天。好在我是东北人,也算是学历史出身,对这段历史脉络并不陌生,也幸亏我是东北人,对张学良的满口土话都听得清楚明白,有些语言,不是东北人确实不知道其真实含义的,现在回头想,也说不上来具体是哪一句,但是又似乎充满在字里行间。

  从我抚顺乡下老家步行半小时就是大伙房水库,登上铁背山远望,就可隐约见到湖水对面的元帅陵,那就是当年张作霖未完工的墓地;工作后我又定居在沈阳,由于特殊的缘故,经常出入张氏帅府。如今,又是耳听少帅的叙述,为其编辑这部迄今为止最为可信的回忆录。本来是八竿子打不着的关系,细想起来,却又是天作的缘分。

  接受采访时的张学良,应该有90岁,说话中气十足,若不听其内容,仅听他讲话,和东北那些聚在树下打扑克、下棋的老爷子没有两样,或者干脆就是被一群人围着天天在那吹牛的。

  我给老尚建议,可以考虑摘取一部分出来,做成光盘附在书里,张学良这个名字全国人民都知道,但是真听过张学良畅谈的没几个人,尽管电视台播出过,也不过是很有限的片断,这部分声音材料不用上,可惜了。

  老尚听完,说这个主意挺好,这个事就交给你了,你最合适。

  稿件全部整理完毕,老尚说,还需要做一些注释,读者阅读会比较方便。我说那就请张学良旧居陈列馆的人来做吧,他们比较权威,便邀请了该馆的张侃侃作了部分的注释和最后审读。

  唐先生的序言,没有传来像上次那样的噩耗,顺利快递出来了。打开邮包,见到的是一篇洋洋万字的文章,以86岁的年纪,就是一个个敲出来这些字,也是件不容易的体力活,难怪老先生的作品,华人世界争相阅读,也难怪有些学者著作等身,但是心比谁都虚。

  再细看文字,居然有了惊天发现,原来唐德刚在序言里披露,当年去台湾为张学良作口述历史,后来突然中断确实是受到外力的干扰。但新获自由后张学良初到美国,唐德刚又再次牵线哥伦比亚大学与张学良合作自传。但意外出在张学良到美国是住在了一位贝夫人家里,那些天张学良与贝夫人出双入对,消息传到台北,赵四飞赴美国,将张学良带回台北。用唐德刚的原话说:“男客人已年高九十,而女主人也七十大几,还有什么男女大防之可‘防’呢?”然而赵四已经把罪名加到了唐德刚的头上,等到唐德刚再到台北要见张学良,有人传话给他说,赵四对你深恶痛绝。

  有谁能想到?《张学良口述历史》本应该是一部恢宏传世的巨制,就是因为这个原因,突然截断成为现在这可怜的11盘录音带,成了这样一部充斥残缺记忆的口述史?而即使这样,这样一部残缺的口述史,也已经极大满足了很多人的渴望。

  再想到当年那篇瞬间失踪的序言,真的不知道,那又是一篇怎样的序言。可是再仔细看,唐先生的这篇序言,落款时间却是2003年农历元旦,这应该是那篇丢失的序言的写作时间,其中缘由似乎无法问起,放到现在,也成了一个小小的谜团。

  2007年正月,东北下了一场闻名全国的暴雪,这时我已经离开北京又回到沈阳,坐在可以眺望到浑河的工作间里,用了两天,以讲述内容和音质为标准,选出了若干段录音。然后打电话给老尚说,还需要有背景音乐,就用《松花江上》吧。老尚说,最合适不过了,简直就是给这部书准备的。

  写字间的对面就是辽宁电视台,我过去在这里工作过5年,在专业的录音间里,一边听着《松花江上》,一边听录音师一点点去掉录音里的杂质,在忧伤的歌声里,张学良的声音一次比一次地清晰,心里,说不出的味道。

  当我背着录制完毕的样盘,穿越立交桥下厚厚的积雪,忽然感到,这个持续了将近5年的使命般的任务,终于完成了。

  老尚接到样盘,来个电话,署名怎么办?我说当然是唐德刚了。他说那你呢?你做了这么多事情,没有你就没有这本书。我说我不能上名字,一定要给读者原汁原味的感觉,要不就上策划好了。老尚说,上策划好。

  老实说,从心里很想写一篇编辑手记放在书里,把这部书的来龙去脉和曲折过程记述下来,至少,可以借此鸣谢当年辛苦纪录的陈吉秀和付娇,思来想去还是打消了念头,任何多余的附加品,都可能会使这部书的珍贵性打折扣,与其如此,宁肯不做。

  就这样,负责审读的张侃侃也被列入策划,我排在第二位。

  我跟老尚讲,做这本书,最大的收获就是读懂了张学良的那首诗:白发催人老,虚名误人深。此时我从沈阳到苏州,再到北京,最后又回到沈阳,刚好3年。3年的周折经历,这一句话就给出了精准的注释。

  老尚有着鹰一样的眼睛,他说公司的一位编辑发现张学良有句话说得好:我的事情是到36岁,以后就没有了。老尚说这句话我要放到腰封上。

  温暖的南风吹到东北时,坐在工作间里,桌上放着老尚邮寄来的样书,腰封上面,很醒目的就是这句话。如果晚年张学良没有悟出那句虚名误人深,他一定不会知道他的事情只到36岁的。

  图书上市后,受到的欢迎自在意料当中。我叮嘱老尚说,别忘记邮寄一本给彭仑,他现在99读书人,当年我给过他承诺,要兑现的。老尚说,我也认识他,会寄的。

  《出版参考》的韩阳了解一点内情,怂恿我给她写篇编辑手记,然而一向富有的激情,怎么也迸发不出来,写好的题目下面,总是一片空白。韩阳锲而不舍的催了半年没有结果后,就再也不跟我联系了。顺便记录在此,向她表示感谢和歉意。

  大约过了一年,远流的编辑游奇惠联系我说,这部书远流现在想出版,希望提供电子版。当初唐太太询问远流的意见,人家大度放行,如今当然没有不帮忙的道理。不过我说电子版不在我手里,在尚红科那,我要先跟他沟通一下。跟老尚一说,很快就发过去了。

  今年听说这本书在台湾也出来了。

  围绕这部口述史,与唐先生的交往、全书的出版过程,基本如上。

  图书出版后,我在电话里告知了唐太太,此后除了叮嘱老尚邮寄样书、稿费,再没有和他们联系。回想起全部的交往过程,就是唐先生的两问郭冠英让我印象深刻。因为见过太多的人,事情一过,就忘记了当初帮助过的人。但是唐先生每次都会想起说,要征询一下郭冠英的意见。

  时间回到2009年10月29日晚,我跟老尚通电话说,唐先生过世了。老尚说,今天一白天很多人告诉我这消息了。我说晚上我要打个电话过去,老尚说我也要打,我这还有一笔稿费要付给他呢,我们分头打吧。

  -朱洪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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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华裔历史学家唐德刚追思仪式举行

2009年11月08日 15:58 来源:中国新闻网




  中新社旧金山十一月七日电 (记者 刘丹)美国华裔历史学家唐德刚追思仪式今天下午在加州佛利蒙市佛光山举行。供佛,诵佛,拈香,诵经,佛光山依照法师主持仪式。唐德刚夫人吴昭文女士、儿子唐光仪一家、女儿唐光佩、妹妹唐德纯等近百位亲友送唐德刚最后一程。

  超荐坛前供放着唐德刚的骨灰坛和家人精心挑选的一副照片。儿媳薛敏琪告诉中新社记者,“公公的单人照片很少,几乎都是跟家人、朋友的合影。这张是一九九一年我们全家搬来加州,在蒙特瑞过圣诞节时拍的。”

  唐光仪回顾父亲一生时说,尼克松访华后,父亲是第一批回中国访问的学者之一。从一九四八年到哥伦比亚大学求学,至一九七三年首次回国,父亲看到满眼新景象,欣喜不已。“父亲回到家就跟我说,你一定要去中国看看,变化太大了!”

  来自费城的朱丹告诉中新社记者,大舅舅唐德刚不仅是治学严谨、著作等身的学者、作家和教授,更是一个慈爱幽默、鼓励后辈上进的长辈。“八四年,我在清华大学念书,舅舅到学校找我,鼓励我考托福到美国。唐家五兄妹,只有大舅舅一人在国外。我的十个表兄妹就这样都来到美国念书,学有所成。”

  八十九岁的唐德刚一生研究历史,用生命书写历史,为世人留下《李宗仁回忆录》、《顾维均回忆录》和《胡适口述自传》等名篇,至今仍是口述史的龙头巨著。从纽约赶来出席追思仪式的中国近代口述史学会会长禤福辉对中新社记者说,“唐先生一九九一年创建这个学会,制订了严格的学术标准,成为口述史后辈追随的榜样。”

  祖籍安徽的唐德刚把一生藏书全部捐献给安徽大学,并成立唐德刚奖学金基金,奖励家乡有志于口述史研究的学子。美东安徽文教交流协会执行会长方襄城在追思仪式上宣读了安徽省侨办等三封唁电,并称唐德刚是安徽乡亲尊敬的长辈。

  明天上午,唐德刚亲属将于旧金山南郊半月湾登船出海,遵照唐德刚生前遗嘱把骨灰撒向太平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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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报:追记唐德刚教授的“历史三峡论”

2009年11月03日 09:39 来源:中国新闻网






当地时间10月30日,已故旅美著名华人历史学家唐德刚夫人,吴昭文女士在加州寓所回忆丈夫生前往事,
并展示唐德刚1990年12月采访张学良的录音带。唐德刚先生于10月26日晚在美国加州寓所辞世,享年八十九岁。 中新社发 陈钢 摄




  当然只是巧合而已却又奇怪地经常发生类似巧合。

  过去三星期,我把家里找得出来的唐德刚教授著作都搬了出来,放在书架上,每晚睡前乱翻几页或几章,视乎我是否又再失眠。一时在家里找不到的书,回大学图书馆借,像有上下两册的《李宗仁回忆录》,像十多分册的《顾维钧回忆录》,都借到了,放在办公室供陪我午膳之用。我通常在12点半到大学餐厅用30分钟吃个简餐,然后是读书时间,有时候则是边吃边看,岁月长,书页厚,总有读不完的懊恼。

  但有一本《五十年代底尘埃》至今未见影踪。家里明明是有的,30年前买的旧版本,淡蓝色的封面,乌黑色的书法,很有民国味道,偏偏把书柜翻掘了几遍仍找不出来,图书馆那本也遭借去,心里遂起疙瘩,曾有一个晚上还几乎跟自己呕气得睡不。

  史文兼优更能持平看待历史

  跟许多“唐粉丝”一样,爱读唐德刚的理由除因敬佩其史学史识史才,亦极拜服其文笔,唐先生说史道事评人,时而细腻,时而活泼,甚至时而涕泪交零动情至深,倍添了读者眼中的历史感。清代大学问家章学诚不是说过吗?“夫史所载者,事也;事必藉文而传,故良史莫不工文”。唐氏作品正是史文兼优。读者如我当然没资格论断唐先生文笔,但夏志清教授有了吧?他称赞过唐德刚独创一门”唐派散文”,不可不读。李敖也有资格吧?他在28年前接受龚鹏程采访时已曾说“唐德刚有些文章写得比我好”,连把白话文写得出神入化的李大师也有此承认,其它人恐怕没法再有任何否认。

  文史以外,唐氏作品另一动人处想必在于心地。论史观史不应以偏概全,已是常识了,但如何同时用持平而关爱的视角看待历史,终究不易做到,唐德刚于此则常有示范,《袁氏当国》书内这段便是极佳例子;唐教授对于某些“丑陋的中国人”之类的哗众理论向来不以为然,乃曰:

  “朋友,为着民族生存,为着人类公理,我千万先烈,死且不惧,区区烈土封侯之虚荣,美妇醇酒之俗欲,有何足恋我辈执笔文人,每觉我民族文化只是一大‘酱缸’,肮脏污染之外,一无可取。果尔,则吾人对上述千千万万之烈士圣贤,又何以交代?正因为我民族中也多的是彭德怀、黄兴者流的贤人烈士,才能抵消那些民族败类、文化渣滓、昏君独夫、党棍官僚、土豪劣绅和市侩文痞,而使我民族文化绵延五千年,未尝骗来骗去,而至于绝代也。言念及此,每于午夜清晨,试溯旧史,辄至感慨万端,有时且垂涕停笔,不能自己。”

  治史问学数十载,对于中国文明之演进转折,唐德刚自有看法,那就是他在《晚清七十年》及多部著作里所一再强调的“历史三峡论”。所以说来巧合也并非全是巧合。我忽然热中重读唐氏作品,主要因为10月1日那天看电视见天安门前威武阅兵,60年血泪沧桑,不无感慨,乃记起唐教授之历史论述,更自悔没有及时致电向其邀约,请他由这观点替《明报》读者解读一下“和谐盛世”的当下意义。

  唐教授的“历史三峡论”,概言之便是,中国历史在秦朝出现了第一次“大转型”,由封建制转到郡县制,由公元前4世纪中叶商鞅变法开始,一直到汉武帝与昭帝之间(约公元前86年)才大致安定下来,前后转了二三百年之久,自此这一秦汉模式的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制度,便一成不变地延续下来,亦即毛泽东所谓“千古犹行秦法政”。及至清末,中国出现了第二次大转型,由帝国转为民国,用唐先生的话说便是:

  “这第二次大转型是被迫的,也是死人如麻,极其痛苦的。这次惊涛骇浪的大转型,笔者试名之曰‘历史三峡’。我们要通过这个可怕的三峡,大致也要历时两百年,自1840年开始,我们能在2040年通过三峡,享受点风平浪静的清福,就算是很幸运的了。如果历史出了偏差,政治军事走火入魔,则这条‘历史三峡’还会无限期地延长下去,那我民族的苦日子就过不尽了。不过不论时间长短,历史三峡终必有通过的一日,这是个历史的必然。到那时‘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我们在喝彩声中,就可扬帆直下,随大江东去,进入海阔天空的太平之洋了。”

  《晚清七十年》的繁体字版有5册之巨,逾百万言,简体字版则浓厚为600页一册,自有不少敏感删节,内地读者当然更没法读到唐教授另一本超敏感的《毛泽东专政始末》。该书首章写于1999年9月即新中国建立50周年前夕,唐先生重申其“历史三峡论”,并据此列举了4项“大陆上今日当权的人民政府的特性所在”:

  “一,它是‘转型期’(历史三峡)中,最后一个有阶段性的政权;二,它具有中间性,前有帝王专制的遗传,后有民主政治的远景;三,极权政府和独裁领袖的权力递减,从绝对权威,递减至依法治国;四,它具有其千载难逢的机运,来结束这场转型运动而驶出历史三峡。在中国近代历史上,这一转变的程序,大致始自鸦片战争,要历经两百年以上的艰苦岁月,始可粗告完成。换言之,时至二十世纪之末的今日,我们已转了一百六十余年了。今后如不横生枝节,乱出纰漏,再过四五十年,至下一世纪中叶,我们这一历史转型就可结束了。”

  20世纪已过,唐德刚教授亦已逝,其乐观论定能否实现,有待观察和期许,而我于其逝前忽然重温其旧着,甚至马上电邮给台湾某出版社,提醒总编辑,唐教授留有多年日记,乃史料宝藏,有必要索而刊之,事后回想,竟是隐隐然预知死亡的不祥感应。生命诡玄,只可领悟,实难言传。

  张大春撰挽联 以记风流云散的前辈学人

  21年前,唐教授写了一副吊岳母的挽联:

  “鬼子寻仇,汉奸谋命,爱夫爱国,金玉坚贞,姆妈原为烈女;

  暮晚独处,儿孙远离,换药换汤,梁孟难比,阿爹真是圣人”。

  19年前,唐教授又写了一副吊岳父的挽联:

  “三万里远隔重洋,难省晨昏,临篑泣对慈容,惭为儿女;

  九十年鞠躬尽瘁,无负党国,晚岁荣参顾命,泽及黎元”。

  上周四惊闻唐德刚教授仙游,我与台湾作家张大春在电邮往来里慨叹感伤,大春即撰挽联,我征其同意,特录于此,以记风流云散的前辈学人:

  书缘证果,随洽人缘,问道平生留杂忆;

  史学关情,即豪文学,留心近事补残编。

  (摘自香港明报 作者:马家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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愿“唐派史学”后起有人

中国新闻网 2009年11月11日 13:09 来源:南都周刊





    2008年,南方都市报曾派记者赴美访问唐先生,未曾想,这一面成为唐先生生前在国内媒体上公开发言的最后一次。

  
唐德刚先生知识渊博,因此,他的历史著作常常上天下地,融中外古今历史于一炉而共冶。起承转合,信手拈来。这是唐先生独有的风格。美国学者夏志清称唐先生的散文为“唐派散文”,我以为,唐先生的史学著作堪称“唐派史学”。

  唐先生知识渊博,因此,他的历史著作常常上天下地,融中外古今历史于一炉而共冶。起承转合,信手拈来。这是唐先生独有的风格。美国学者夏志清称唐先生的散文为“唐派散文”,我以为,唐先生的史学著作堪称“唐派史学”。



    文·杨天石

  唐德刚先生去世了。几家采访的记者都问我,你和唐先生第一次见面是在什么时候?我想来想去,不记得了。我和唐先生多次见面,在大陆,在台湾,在美国,见过许多次。1990年我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访问,有三个多月住在纽约。那时,唐先生住在纽约近旁的新泽西州。自然,见面的机会比较多。唐先生平易近人,知道许多民国掌故,又健谈,一谈起来,议论风生,我们很快熟起来。纽约的华人学者之间常有餐会,记得我好多次赴会,都是坐唐先生开的车。

  不过,我认识唐先生,首先还是通过他的口述史著作—《李宗仁回忆录》。1980年,政协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辗转从海外得到原稿,内部发行。那时,我刚刚转入民国史研究不久,对该书史料的丰富和文笔的流畅颇为折服。后来逐渐知道该书的真正著者是唐先生,对唐先生便多了一份敬意。再后来读唐先生参加编撰的《顾维钧回忆录》,敬意愈增。顾维钧是近代中国的老资格的外交家。他的日记、文件珍藏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珍本和手稿图书馆,共约10万件,是该馆仅次于杜鲁门档案的第二大档。唐先生深入研究这些档案,又经过和顾维钧的多次访谈,才完成回忆录的写作。共13册,600余万字,堪称巨著。

  口述史是一门新兴的史学体裁。它是历史当事人和史学家合作的产物。过去,历史当事人常常写回忆录,但是,回忆常常有讹误,记错时间、地点、人物关系的情况很多;历史家的著作呢?大多依靠文献档案等死材料写作,缺乏新鲜、生动的活材料。口述史的优点就在于可以弥补上述两种体裁的局限,将死材料和活材料结合起来。一方面,它可以保存历史当事人的记忆,这些记忆往往不见于文献档案,而且,其中不少是秘密,只有当事者才知道的秘密,不通过口述史就可能永远消失;另一方面,由于有历史家的参与,它可以纠正历史当事人的记忆错误,深入挖掘、记述关键事件和关键秘密,使口述史更准确、更有价值。上一世纪五十年代,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开展口述史研究,主其事者为美国人韦慕廷教授,而其中的“苦力”正是唐德刚教授。今天,哥大还保存着几十个中国近代名人的口述自传和档案资料,其中都渗透着唐先生的辛勤劳动。可以说,没有唐德刚,就没有哥伦比亚大学的口述史项目,也就没有《胡适口述自传》、《李宗仁回忆录》、《顾维钧回忆录》等煌煌巨著。唐德刚先生是当之无愧的口述史开创者,是这一领域的大家、巨匠。

  唐先生的几部口述史著作我都读过,是我研究民国史的不可缺少的参考资料。它们帮助我解决了许多难以解决的问题。例如,蒋介石、张学良和1931年“不抵抗主义”的关系。正是通过唐先生的访问,张学良向世人宣布,“不抵抗”的命令是张学良本人下的,和蒋介石没有关系。尽管文献已经证明,9月18日晚上,蒋介石并不知道沈阳已经发生的事变,没有给张学良下过“不抵抗”的命令,但是,过去流传过一份所谓当年8月16日的《铣电》,其中有蒋介石劝张学良“万勿逞一时之愤,置国家民族于不顾”等语,成为蒋介石早就下令“不抵抗”的重要证据。我研究这一问题时,一时拿不定主意,《铣电》,有耶?无耶?后来,读到唐先生曾在《张学良口述回忆》中以《铣电》中的关键词语询问张学良,张明确否定回答。这样,我的主意就拿定了。

  除了口述史之外,唐先生还写过《晚清七十年》、《袁氏当国》等许多历史著作,唐先生知识渊博,因此,他的历史著作常常上天下地,融中外古今历史于一炉而共冶。例如,他明明谈的是晚清,然而笔锋一转,却突然谈到了古希腊,谈到了秦、汉、魏、晋,起承转合,信手拈来,非常自然巧妙,豪无牵强附会之感。而且,唐先生性格幽默,谈吐诙谐。他的史学著作明白如话,这是唐先生独有的风格,别人,至少我学不来,也学不会。美国学者夏志清称唐先生的散文为“唐派散文”,我以为,唐先生的史学著作堪称“唐派史学”。唐先生去世了,“唐派史学”会不会因此成为绝响呢?

  我和唐先生见面时,大多数时间是听他讲,我不需要插话。从唐先生的谈话中,我得知,唐先生早年即富于爱国热情。他是安徽人。抗战爆发,唐先生曾率领一批年轻人千里跋涉,流亡内地。但唐先生和我谈的最多的还是他的口述史。如他和张学良如何见面,如何访谈,如何因故中止等等。有一次,他写过一篇文章,标题是:“花花公子、军阀、爱国者”(大意),张学良阅后,表示该篇是所有写张学良文章中,最准确地写出了自己性格特征的好文章。唐先生的话给了我很多启发。我们写张学良,往往为了政治需要而强调、突出其某一面、掩盖或否认其另一面。鲁迅曾经提倡,写人要写“全人”:“倘有取舍,即非全人,再加抑扬,更离真实”。唐先生写张学良,写的是“全人”,所以才得到张学良本人的欣赏和肯定。

  我和唐先生最后一面是在美国新泽西州。2002年夏天,我从波士顿到新泽西,住在邹鲁先生公子邹达先生家里。听说唐先生中风,想去看望。邹达先生说不要紧,已经康复了。他为我安排过几次餐会,每次,唐先生夫妇都来。唐先生告诉我:中风初愈,拿起报纸,一片模糊,什么字也不认得了;幸而,逐渐恢复,阅读没有什么障碍了。我见唐先生记忆如故,健谈如故,除了略显清癯,走路多了一根拐杖之外,别无他变。我很替他庆幸。没有想到,此后唐先生即迁居旧金山,更没有想到,他此后即得了尿毒症,终至因停止洗肾而辞世。

  唐先生辞世,是中国史学界的大损失。但愿,“唐派史学”后起有人。(2009年11月1日匆草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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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德刚逝世:“口述历史”第一人远矣(图)


张守刚


中国新闻网 2009-11-11 13:12:00



身为中国近代史大家,唐德刚是华裔史学家中口述史的主要推动人物。



  
  唐德刚先生是胡适先生的弟子,也是知交好友,在他家客厅墙上,一直悬挂着胡适当年题赠给唐氏夫妇的条幅。
  他是胡适的弟子,又受张学良的赏识,更创立了能够解释中国社会转型规律的“历史三峡”理论。在生活中,唐德刚先生风趣幽默,随和通达;在口述史研究领域中的那个唐德刚,又是严谨平实、独树一帜的学者。
  唐德刚,1920年生于安徽合肥,十多岁即已圈点过一遍《资治通鉴》。1939年秋考入重庆国立中央大学(1949年更名南京大学)历史学系,1948年赴美留学,获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后,留校任教。1972年受聘为纽约市立大学教授,后兼任系主任12年。   
  身为中国近代史大家,唐德刚是华裔史学家中口述史的主要推动人物。著有《李宗仁回忆录》、《胡适口述自传》、《顾维钧回忆录》、《晚清七十年》、《张学良 口述历史》《袁氏当国》等,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推出唐德刚作品集六册。除此之外,他还撰有小说《战争与爱情》,被文学史家夏志清称为“别树一帜的散文 家”。
  当地时间10月26日晚,美国旧金山的一所普通寓所。89岁高龄的唐德刚看起来胃口不错,在喝了大半碗的西洋参炖鸡汤后,又“消灭”了一块鸡肉。之后,他静 静坐在客厅的电视前,半睡半醒,不觉已到夜间11点。保姆将他推进卧室后,觉得情况反常,随后发现其心脏已停止了跳动。
  他是胡适的弟子,又受张学良的赏识,更创立了能够解释中国社会转型规律的“历史三峡”理论。在生活中,唐德刚先生风趣幽默,随和通达;在口述史研究领域中的那个唐德刚,又是严谨平实、独树一帜的学者。
  南都周刊记者·张守刚 北京报道
  这位中国现代口述史的开山学者,就此安然离世。
  “他病了很多年了,一直坐轮椅,肾功能面临衰竭。”30日凌晨,唐德刚的夫人吴昭文通过电话对本刊记者说:“我们都不知道他哪天走,但心里多少有些准备。”
  今年5月初,唐德刚夫妇刚从美国东海岸的纽约迁至西海岸的旧金山,这边的亲友并不多。家人商定,11月7日将在当地的佛光山为他举行一场诵经仪式。随后,遵照他的生前愿望,骨灰撒入太平洋。


  胡适最失意时代的门生
  “一提到口述历史,就要提到哥伦比亚大学,一提到哥伦比亚大学,就必说唐德刚。”近年关注口述历史研究的学者丁东对记者表示。得知唐德刚逝世的消息后,众多国内史学界纷纷寄托哀思,尤其突出其作为中国现代口述史奠基者的地位。
  唐德刚在“口述史学”领域获得的傲人成绩,现在看实在有些机缘巧合。据他自述,他1948年自费到美国留学,不久国内政局发生巨大变动,“我那时还在哥大有气无力地继续读我的美国史博士学位。这是个最吃力不讨好的傻事。读到读不到,不用说我毫无把握;读到了,又干啥?我自己也不能解答。”不过,后来还是“糊里糊涂也就读完了”。
  几乎与他刚到哥大同时,学者芮文斯也在哥伦比亚大学建立了口述历史研究室。1957年,哥大的东亚研究所成立中国口述历史学部,唐德刚成为学部最早的研究员之一。恰恰就在此时,李宗仁、孔祥熙、陈立夫、顾维钧、张发奎、蒋廷黻、陈光甫等大批国民党政要流亡美国,对这个中国口述历史计划来说,简直是天赐良机。
  唐德刚第一个口述历史的对象是著名学者胡适。当时胡适流亡异域,生活清苦,“我可以打工、开出租车、洗盘碗;而可怜的胡老师,那时贫病交迫,心脏衰弱、胃溃疡??虽然有点儿养老金,但那养老金抵不了一场大病。”唐德刚自称,他是胡适最失意、最穷困、最灰溜溜的时代最孤独的一个小门生。
  不仅是胡适,当时很多流亡的国民党政要,生活也是极为困窘。桂系军阀首领、曾任中国民国代总统的李宗仁,也仅是在纽约郊区买了一座匠工的房子居住,家中并无保姆。而国民党四大家族之一的陈立夫更是落魄,不得不以出售鸡蛋和辣酱为生。
  1957年冬初,唐德刚携带这一台笨重的录音机,首次到胡适府上,写下了他“口述历史”系列的第一笔。
  值得一提的是,唐德刚当时不过是无名小辈,但凭借其踏实的历史功底与过人的沟通手段,获得了口述对象的绝对信任。李宗仁做口述时,有时候夫人郭德洁不在家,李宗仁就亲自烧个安徽火锅、四碟小菜,二人“煮酒论英雄”了,有时“论”到深夜,李宗仁还不放他走。
  口述计划对象并非唐德刚一人定夺。位列四大家族之首、曾长期担任民国时期财政部长的宋子文曾有意加入计划,却无缘获准,因为在哥伦比亚大学主持计划的另有其人。后来,宋子文于1971年因食用鸡肉时误吞鸡骨而被鲠死,让未做成口述史的唐德刚引为憾事。
  1972年,唐德刚离开哥大,受聘为纽约市立大学教授,他的口述历史工作也告一段落。但是他已经做完胡适、李宗仁、顾维钧等几人的口述整理工作,多年后,《胡适口述自传》、《李宗仁回忆录》、《顾维钧回忆录》等作品陆续出版,迅速为唐德刚赢得盛名。
  “他对大陆学界的影响是毋庸置疑的。直到上个世纪80年代,国内才接触口述史学这个概念,学习的第一个样板就是唐德刚。”丁东说。1979年,近60万字的《李宗仁回忆录》中文稿本由李宗仁长子李幼邻带回大陆,广西政协最初编印发行高达60万册,其后又一版再版。
  如今,方兴未艾的“口述历史”热潮,早已经超出了学术的领域。很多报纸、杂志甚至电视,都打出了“口述历史”的名号,央视的《大家》、凤凰卫视的《口述历史》等名牌栏目都在此列,而唐德刚被认为是这一热潮的启蒙者。从这个影响学的意义上,唐氏堪称中国现代口述史学的第一人。
  口述历史为何在中国近三十年来迅速兴起?丁东分析说,中国历史上一些重大事件的档案,还没有公开,如果撰史者完全通过文献难以为继。“最重要的文献你看不到,而历史当事人还活着,不受保密的制约。因此,很多重要的历史事实与关节点,就是通过口述历史挖掘出来的。”



唐德刚是华裔史学家中口述史的主要推动人物。
著有《晚清七十年》《袁氏当国》《张学良口述历史》《胡适杂忆》《李宗仁回忆录》《史学与红学》等


  

唐先生一生著述颇多,但这六本书,则是精华中的精华



  口述历史之难

  “有人说,口述历史很简单,拿录音机一录,然后整理出来文字就行了吗?不是那么简单。”禤福辉是中国近代口述史学会的会长,这个学会1991年由唐德刚创立,总部设在纽约。他接受本刊记者电话采访时说,很多人对“口述历史”望文生义,唐德刚则为现代口述史立下了范例。
  唐德刚曾说:“我替胡适之先生写口述历史,胡先生的口述只占百分之五十,另百分之五十要我自己找材料加以印证补充。”李宗仁的回忆录情况更甚,其本人口述仅仅占到可怜的15%,其他85%是唐德刚从相关的历史文献中一点点考证修订而成的!
  李宗仁是军人出身,文学、历史完全不懂,之前的信函电文完全由秘书完成,所以回忆录也完全由唐德刚扶植。“我和李宗仁谈,他讲不了英文,而且他有时信口乱讲,要是直接这样写出去要被别人笑死的。”
  顾维钧是贯穿整个民国时期外交史的关键人物,精通外语,记忆力超强,但也会经常出错。有一次,顾维钧把“金佛郎案”当中一段故事张冠李戴了,唐德刚指出了他的错误,但顾维钧不服气,还坚称“事如昨日”。最后唐德刚不得不找出顾当年自己签署的文件来,才驳倒了顾维钧。
  据唐德刚披露,为了撰写这部回忆录,他不仅到图书馆查阅当时的报刊,还查遍了顾维钧自己保存的37箱资料!
  没能彻底完成的张学良口述,被很多史家看做唐德刚口述工作的一大遗憾。其实,这部分原因也出于唐德刚不愿盲从做一个单纯的录音师和记录者。在生前的一次采访中,唐德刚披露,在做录音口述的时候他曾向张学良表示:“这个事情靠不住啊,我知道的不是这样的。”但张学良没有丝毫商量的余地,直斥他说:“你知道什么,你要听我的话!”
  “所有的官场要人,都是如此。他们一出来,都在替自己说话,都认为自己对得不得了。”唐德刚说。他的态度是,口述史并不是对方说什么就记什么,还要查大量的资料来校正他们。他把口述历史研究的态度分为鼓手、枪手和杀手三种。无论是充当鼓手还是枪手,都是不妥的,只有通过较量努力追寻历史真相的“杀手”,才是可取的态度。
  “现代口述史学,是有一套规范的。”丁东说,“它有明确的学术目的与规范,要与文献比对,不是有闻必录,记录者不仅仅是个被动的秘书或者助手。”
  国内很多人接触口述自传,是从唐德刚的《胡适口述自传》开始的。唐德刚将其英文口述译为中文后所作的注释评论,也被史学界视为不可不读的文字,甚至被认为具有更大的学术和史料价值。上世纪70年代,海外史学界曾如此盛赞此书:“先看德刚,后看胡适。”
  口述之难,不仅难在操作,也难在读识。即使对自己用力最深的《李宗仁回忆录》,唐德刚也一再严重警告读者,这本书是“桂系的一面之词”,偏听、偏信、不听、不信,皆不可取。
  这种“难”,实际上也是对秉笔直书的坚持。曹凌志是广西师大版唐氏系列图书的责任编辑,他表示,唐德刚让他印象最深的是,“他写历史的时候,没有遮遮掩掩。”
  比如,对于在五四运动中,被学生斥之为“卖国贼”的外交次长曹汝霖。唐德刚一方面承认其有妥协倾向,同时也引用日方会谈记录,描述其在谈判桌上“激愤之情溢于言表”“情绪颇为激越”—这跟我们之前的历史教科书的刻板描述有很大差别。
  再比如,在内地影响甚大的《袁氏当国》,被很多读者认为近乎为袁世凯翻案。他的结论是,袁世凯是我国历史上少有的治世之能臣,第一流的行政管理人才,“在近代中国历史转型期中,也算是个悲剧人物”。在周遭谋士的精心策划下,袁氏做了皇帝,其悲剧在于,“予岂好独裁哉?予不得已也。”


  “历史三峡”的身后争议

  除了口述历史,唐氏对中国历史界影响最大的就是其“历史三峡”说,这个后来影响巨大的社会转型命题,出自他晚年的史学巨著《晚清七十年》。
  从时间跨度上说,《晚清七十年》自清末李鸿章一直写到1949年。从形态上来说,这部书是他自1960年代在台湾的《传记文学》上发表的文章结集,并非史学专著。1998年,该书在台湾远流出版社推出五卷本,次年9月,长沙的岳麓书社推出内地版,虽然只印了5000册,已引起文化界有识之士的强烈关注。
  “历史三峡”可说是唐德刚解释中国历史转变的核心词,它实际上指的就是中国社会转型的阶段,约为200年。在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历史三峡”,社会各层面变革巨大,之后就进入长久的稳定期;而从晚清开始,内忧外患的中国进入了第二个“历史三峡”,也要持续200年。他在《晚清七十年》中说:
  在西方文明挑战之下,我们的传统制度被迫作有史以来“第二次政治社会制度大转型”??这次惊涛骇浪的大转型,笔者试名之曰“历史三峡”。我们要通过这个可怕的三峡,大致也要历时两百年??不论时间长短,“历史三峡”终必有通过之一日。这是个历史的必然。到那时“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我们在喝彩声中,就可扬帆直下,随大江东去,进入海阔天空的太平洋了。
  这个提法引起了一些争议。很多读者从中读到了一种对未来中国的乐观主义情绪,但也有人觉得“国恨家仇”这种情感在唐德刚这代人身上累积许多,使他们对于国族的强大,仅仅是“一种真诚的盼望”。
  更有治史者批评说,这其实是一种“历史决定论”,实乃写史之大忌。“所有思想者终其一身,试图探寻规律,结果发现规律是没有规律。这真是一种让人绝望的虚无。”
  尽管争议诸多,唐德刚依然乐观地认为,中国过去的五千年,是一部“帝王专制史”,第二次转折后的中国史,将是一部“民主政治史”。他笃信,此趋势将是不能逆转的必然。而按照这一理论,中国第二次“历史三峡”的曲折历险,直到本世纪40年代才能结束。
  因此,当唐氏卒去,当代学者傅国涌日前撰文说:唐德刚先生走了,历史却仍在“三峡”中。
  29日,记者获知唐德刚先生逝去的消息后,第一时间致函他的老友马大任先生。马先生与唐氏同年,又是中央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的两度同学(唐先生将所藏图书通过马先生捐赠给安徽大学,仿佛冥冥中暗合,交接后几个时辰,大洋彼岸的唐先生就逝去了)。马先生在回函中描述说,唐德刚的“谈话非常有趣。”无独有偶,近现代史学者杨天石也表示,“读唐先生的书有时候会笑出来”。
  这是口述史之外的另一个唐德刚。口述史中的那个唐德刚严谨平实,比如撰写《李宗仁回忆录》中时,“一切以李氏意志为依归,未参杂我个人半句褒贬之词。”而在其成名作《梅兰芳传稿》中,其文字雅致风格艳丽,连胡适都觉得“稍显渲染”;再到《晚清七十年》《袁氏当国》时,笔法亦庄亦谐,汪洋恣肆,已经自成一派。
  那么,就不妨以唐德刚在《袁氏当国》中一段有趣的“附注”作结吧:
  “1935年,我在上海报刊上读到一则新闻:前国务总理熊希龄??结婚,新郎66,新娘33,新郎为争取新娘欢心,竟为她割须弃袍。婚礼进行中,新夫妇梨花海棠,表现得恩爱无比,据说是‘你不嫌我老,我也不嫌你丑’云云。当时曾掷报大笑。想不到六十多年后,面对电脑屏幕著书,竟然又提到此老,不禁也推开鼠标,笑叹不已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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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学大家唐德刚:不落的尘埃

□李耀军(北京 媒体从业者)

中国新闻网  2009年11月12日 09:01 来源:新京报



  一个风骚的历史学家。这样评价刚刚去世的唐德刚,但愿他不会对我很严肃的赞美生气。他当然是口述历史的大宗师,一位有情怀的史学家,但我对他的喜欢,是从他“风骚”的文字开始的。

  六七年前,我在盗版书摊上第一次认识唐德刚,马上被他优美的文字和性情张扬的议论迷倒,从此成为唐德刚的粉丝,自号“糖豆”。一年之内,至少买了十本他的书,逢人便送,反正盗版也便宜。并开始扫荡书店,将老唐的书一网打尽,能找到的都读了不止一遍,算得上是铁杆“糖豆”了。

  唐德刚带给我最大的阅读享受,是他说书人一样的讲史风格,和他半文不白、亦庄亦谐的文字。唐德刚笔锋常带感情,忘情之下往往不顾史家的身份,跳出书本对“亲爱的读者”说几句话。而有些长篇议论,每每读到,更让人几欲泪下。但他著李宗仁的口述历史,则在严格考证的基础上,保持了传主说话的原汁原味,让李长官的语言鲜活得不得了。

  读唐德刚的书,我经常遗憾得拍大腿,写历史著作还能够掌控节奏、制造悬念、绘影绘形,真一个天才说书的,这才是百家讲坛的真命天子,可惜观众无缘得见。

  唐德刚天性诙谐,喜爱舞文弄墨,纸上能跑马,为正统历史学家所不喜,斥其太“骚”,但这正是唐德刚的高妙之处。所以我对严肃正经的大家敬而畏之,但对没架子的唐德刚亲近有加。试想一下,能跟鬼见愁李敖沆瀣一气,而且让李敖承认“白话文某些方面写得比自己好”,赞其“现代中国最活泼最优秀的历史家”,那得“骚”到什么程度?唐德刚是郭廷以的学生,在美国又跟随胡适多年,但他对胡适冷嘲热讽,玩“师”不恭,一点不比李敖干得少,这又是多么的离经叛道?

  但是,如果仅仅以上,唐德刚至多是一位善演讲、好文字的历史学家,实际上那只是海面以上的唐德刚,在有趣的文字之下,我们又能感受到他深沉的情怀。写梅兰芳的《五十年代的尘埃》,就对唐德刚的内心层面有细致入微的体现。

  唐德刚写梅兰芳,写到解放前夕为止,对梅后来的命运没有触及,但他对梅兰芳有更深的寄托,那就是他自己说的,“他看过多少权贵的兴亡,五十年来北京王的此起彼伏,正和兰芳舞台上的变化初无二致。眼看他起高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五十年他看过北京多少跳梁小丑的兴亡!”五十年代飘扬的尘埃早已落定,唐德刚作为流浪在海外的中国知识分子,对祖国的语言文字难免有一些留恋的温情,他写梅兰芳就是写“一点点五十年代的梦痕”。

  唐德刚在书中写梅兰芳,写五十年代的海外学生,其实写的都是“孤魂”的故事。他们找不到栖身之地,状如丧家之狗,失去了自己的精神家园。所以从唐德刚、余英时那一代人的字里行间,总能读出两个字,孤愤。

  我相信,这也是唐德刚内心深埋的情绪,他写太平天国,写得那样深刻、沉痛;他写梅兰芳写京戏,写得那样婉转哀伤;写晚年胡适,把胡适的凄凉晚景写绝了。这些都丝丝缕缕地映出了他自己。

  艾奇逊五十年代初说过一句话,“等到尘埃落定再说。”五十年后,三峡早已成了平湖,唐德刚心里的尘埃,还是没有落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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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德刚遗作出版尚需时日 可能一两年后面世

记者姜妍

中国新闻网 2009年11月12日 09:14 来源:新京报





  唐德刚遗作出版尚需时日

  出版方表示文稿仍在整理,可能一两年后面世

  唐德刚的辞世让更多的读者关注起何时能够看到他那些尚未被引进的遗作。昨日记者从广西师大出版社了解到,唐德刚生前已经同意自己尚未引进的所有作品都由其出版,目前正在进行整理和翻译工作,因为工作量很大,新书推出至少要在一年之后。

  目前,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现已出版唐德刚作品集共六册,依次为《袁氏当国》、《胡适杂忆》、《胡适口述自传》、《李宗仁回忆录》、《书缘与人缘》和《史学与红学》。其中影响最大的《袁氏当国》印数已超过五万册,最为厚重的作品《李宗仁回忆录》也卖了将近三万套。此外,华东师大出版社等也出过唐德刚的作品。

  广西师大出版社的营销负责人小岑告诉记者,唐老在世时已经同意余下作品都由该社出版,现在其版权代理人和学生们都在整理和翻译未引进的其英文小说和杂文,没出版的书很多,其中很多文章需要重新选编,是个很大的工程。所以目前具体的书目以及出版时间尚不能确定,小岑说,再出也得是一两年之后的事情了。

  (记者姜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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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师唐德刚的吼声

冰凌

中国新闻网 2009年11月11日 09:58



  中新网11月11日电 美国华裔历史学家唐德刚追思仪式11月7日下午在加州佛利蒙市佛光山举行。唐德刚夫人吴昭文女士、儿子唐光仪一家、女儿唐光佩、妹妹唐德纯等近百位亲友送唐德刚最后一程。唐德刚驾鹤西归近来引起各界的广泛关注,美国华人作家冰凌日前致信本网,讲述了他与唐德刚的往昔交往瞬间,原文如下:

  大概是1995年夏,美籍华裔科学家孙士銧教授拿出一本珍藏的书,要借给我看,他说:这本书写得太好了,你一定要看看,而且看完之后一定要还给我。

  我一看,是唐德刚教授写的《李宗仁回忆录》,我说,我已经看过了,我和唐教授还熟悉。不料,孙教授很激动,连声说,那太好了,你帮忙安排安排,我要去纽约请唐教授吃饭。

  后来,我和唐德刚教授通电话时,转告了孙教授对他的崇拜之情,并说孙教授要请您吃饭。唐教授在电话那头哈哈大笑,操着安徽腔的中文,说:吃饭?好啊!友朋赐饭,不亦乐乎!

  这顿饭由于种种原因,最终没能请成。但我和唐德刚教授几次“共进午餐”的情景叫我如何也忘不了!

  1997年7月14日,中国驻纽约总领事馆在总领馆举行祝贺香港回归庆祝活动圆满成功大型宴会,我应邀去参加了。那天,大厅里宾客满堂,欢声笑语。我看见唐德刚教授也来了,他穿着一件藏青色的竖纹西装,挺括的白衬衫上扎着一条簇新领带,深蓝色配上红白相间的斜纹,庄重而喜庆。我上前双手握住唐教授的手,他也双手相握,喜形于色地说:你也来啦?高兴啊!香港,回家了!唐教授声音虽沙哑,却淳厚而有力。我们交谈了一阵才离去。宴会开始,宾客缓缓步入宴会厅,我和唐教授又走到一块,我们又双手相握,他说:吃饭去,庆祝香港回家了!然后,我们合影留念,一起步入宴会厅吃饭去了。

  1999年9月9日,全美中国作家联谊会在纽约曼哈顿四十八街的“一碟盐”饭店举行酒会,欢迎中国著名文学评论家曾庆瑞、赵遐秋夫妇来美国访问,那天美联社的前辈刘御洲先生帮忙去曾庆瑞教授女儿曾子墨家接曾庆瑞夫妇来曼哈顿,而我就侯在“一碟盐”饭店迎接几位大老。董鼎山教授来了,唐德刚教授来了,夏志清教授来了,这三位纽约文坛大老,均年近八十,他们一来,场面上就极为热闹,说笑声不断。这种场合,只要夏志清教授在,必定牢牢掌握“话语权”,他声音大,语速快,品头论足,风趣而睿智;而唐德刚教授时而昂头大笑,时而埋头臂上暗笑,神态如孩童可爱,特别是唐教授常常补充一两句话,如画龙点睛,全场立刻掀起笑浪。但是,当赵遐秋教授在交流中,谈到了要警惕“文化台独”的问题时,唐教授顿时肃然,表示赞同。

  2000年7月28日,全美中国作家联谊会在“一碟盐”饭店召开记者招待会,发布提名中国作家王蒙参加诺贝尔文学奖评选的消息。我也给唐德刚教授发了请柬。那天,年已八十的唐德刚教授自己驾车从新泽西州过哈德逊河,来到曼哈顿“一碟盐”饭店参加记者招待会,由于找泊车位耽搁了一段时间,等到他赶到“一碟盐”饭店时,午餐已经结束,正要准备开会。原定请他上主席台上就坐,我见他还没有吃饭,就盛了一盘饭菜,请他坐在台下座位上,可以一边吃一边开会。会开到一半时,唐德刚教授走到会场中央,情绪十分激动,说话已经不是正常的语调,而是发出一种铿锵有力的吼声:“中华民族有五千年的历史,诺贝尔文学奖一百年来没有评出一位中国作家,怎么也说不过去!今天无论提名哪一位中国作家,我都举双手赞成!”。

  这才是大师啊!大师的胸怀!大师的境界!大师的眼光!大师的良知!大师的心声!(冰凌 作于2009年11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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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德刚先生的一封信

王周生

中国新闻网 2009年11月11日 16:35 来源:新民晚报



  1986年1月,美国费城天寒地冻。我住在基尔律师家,帮他们夫妇带1岁不到的男孩。白日里,整幢房子静悄悄的,只有那个不会说话的黄头发蓝眼睛婴儿与我睁眼相对。寂寞和孤独令我度日如年。中午时分,邮递员来了,我像兔子般跳了起来。亲友来信、中文报纸是我每天最大的企盼。然而,我常常一无所获,那时,美国的中文报纸,几天才送一次。我总是沮丧地望着白色的邮车离去,邮递员从驾驶座上伸头安慰我:别急,邮件还在路上!

  这一天,邮递员笑呵呵递给我一封信,一封来自纽约市立大学T.K.Tong的来信。是谁呢?我打开一看,是唐德刚先生!一个多月前,我去纽约市立大学参加了《海外华人作家的本土性》研讨会,在那里聆听了一批著名华人作家的演讲,其中就有纽约大学亚洲学系主任唐德刚先生。会后我请教唐德刚先生几个问题,他很耐心地解答。后来他有急事要先离开,特意走过来,嘱我有事可写信联系。过了些日子,我怀着对陪读生活极其绝望的心情,给他写了一封信,向他倾诉我在美国无所适从的每一天,我说我很想读几年书,获一个文凭,在文学上有所长进。

  信写完,投进邮箱。我从未期盼唐先生回信。我与他非亲非故,我只是一个从中国大陆去美国陪读的留学生家属。那时大陆留学生很少,举目无亲,我只是找个有学问的长辈,诉说心中的苦闷。

  接到唐德刚先生的信,我的手激动得发抖。洁白的信纸,纯蓝的圆珠笔迹,蝇头小楷整洁清晰。信不长,却句句恳切。他赞扬我在研讨会上的发言,字里行间充满了鼓励,最后他说:“学文学,乘留美期间把英文学好,文凭不重要也。”

  学文学,“文凭不重要也”,这句话至关重要,令我焦躁不安的心顿时安静下来。

  一晃,23年飞驰而过。这些年来,国内文凭风愈演愈烈,我记住唐先生的话,沉下心来,读书、写作,出版了十几本著作,总算对得起唐德刚先生的一番教导。这些年,我不曾打扰唐先生,但凡见到唐先生的文章和消息,我不会错过。唐德刚先生是历史学家,是华人史学界口述历史的开山者与推动者,又是别树一帜的散文大家。他的散文,不像有种花里胡哨的文化散文,看似满篇历史,实则小说想象。唐先生的散文,不造作,不虚假,正如夏志清教授评价的那样,他“古文根柢深厚”,“气势极盛”,“读起来真是妙趣横生”!

  惊悉唐德刚先生逝世,想起他给我的信,心情沉重。他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叙述改革开放后第一次回国的情景:飞机还在上空盘旋,他的心遏制不住激动,阔别30年的故土就在下方,他忍不住“老泪纵横”。这些年,他无数次回到这块土地,教书、育人、研讨、捐献……他对故土做出了巨大的贡献。难道,唐德刚先生再也不回来了吗?难道,他再也不能看一眼生他养他的这块土地了吗?我走进书房,翻找那封唐先生寄给我的,我又从大洋彼岸带回国的珍贵的信件。她静静地躺在一大堆书信里。我打开白色的信封,取出依然洁白的信纸,读了一遍又一遍。

  此刻,唐德刚先生就站在我的面前……(王周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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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德刚:名片是空白卡纸 听课学生常哄堂大笑

                                       2009年11月18日 14:26 来源:齐鲁晚报

  10月26日,著名历史学家唐德刚先生在美国旧金山他的住所辞世,享年89岁。

  笔者有幸,在山东大学历史系读书时曾给先生做了半年学生,后期的成长虽不及其他同学,辜负了先生的殷切期望,但唐德刚先生留给我的记忆同样是深刻的,受益绝对是终生的。就从我的学兄王书君的一本著作说起吧。

  2002 年,留美10年的王书君,带回了一本长达90万字的巨著《张学良世纪传奇》。山东友谊出版社出版,从初版的5000册,到65000册,全国30多家平面媒体连载,评介文章近百篇。用王书君自己的话说:“大半个中国都知道我了”。通过《张学良世纪传奇》一书,读者同时也熟悉了另外一个人,他就是本书的访录者唐德刚,我们的大学老师。

唐先生祖籍安徽,1948年公费赴美留学,就读于哥伦比亚大学,获史学博士、哲学博士。曾任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纽约市立大学亚洲学系主任。唐德刚先生最突出的贡献,是他创造了一种叫作口述史的写史方法。所谓口述史,顾名思义应该是通过某一事件亲历者的讲述,经过著述者的梳理加工而成书。《胡适口述自传》是唐德刚先生口述史的代表作,在海内外学界影响很大。《张学良世纪传奇》的访录者是唐德刚,著述者是王书君。  

  在为《张学良世纪传奇》一书写的序言中,唐德刚先生说:“在济南山东大学授课时,我接触到上千当今祖国最可爱可敬、最热情好学的尖端知青,我们经常为学术问题谈至深夜。这些青年中的一位,也是给我印象极深极好的一位,便是本书的作者王书君同学。他问学的热情使我感动,同时,在那种西方书刊极端缺乏的条件下,他问学的深度也令我惊异。

  “……书君来到纽约后,对张学良发生了浓厚的兴趣。得知此事后,我欣然将十一盘录音带转交给他,在他又广泛参阅了其他海内外有关张学良的回忆文章、有关著作之后,短短几年,竟然撰写出一部总计一百章,囊括了张学良风云际会一百年的传奇经历,且深入浅出、通俗易懂、文笔生动、老少咸宜、很有特色的大部头史学著作。在有关张学良的众多传记作品中,此书可谓手屈一指,的确令我这八旬老翁倍感欣慰。”

  唐德刚先生是1981年春天到山大历史系授课的,那年我读大二,虽不及高我两级的学兄王书君那样热情高涨,经常为学术问题与唐先生谈至深夜,但也是每堂课都去听,听得津津有味,如痴如醉。记得,先生的名片非常别致,就是一张空白卡纸,他要送给谁就现把自己的名字写上。而且字写得特别好,标准的颜体,先生还送我一张,可惜现在不知收藏在什么地方了。唐先生讲课非常吸引人,一是声音洪亮,他在前台讲,你站在大教室的最后排,听得清清楚楚;二是风趣机智幽默,把本来有些严肃枯燥的历史课讲得像故事一样好听,开风气之先。哄堂大笑是经常发生的,先生不急,而且还与同学们一起笑,课堂气氛轻松活泼。到后来听课的不仅是历史系的学生,其他系的学生也慕名而来,把一个可容纳300多人的教室挤得水泄不通,很多学生不得不站在教室外侧耳倾听。三是唐先生占有非常丰富的历史资料,加上他融汇贯通的治学方法,使听者大开眼界,有茅塞顿开之感。

  那年月,改革开放之势刚刚兴起,唐先生在山大讲学半年,像一扇锁闭了多年的大门被打开,吹进缕缕清风,使山大这所历经多年磨难的高校,青春勃发。我们也有幸,封闭了十几年后,带着迷茫和强烈的求知欲望走进校园,一切需要开发、梳理,正好赶上来自美国纽约州立大学的唐德刚先生讲课。他大历史的研究方法,对待历史的态度和历史精神,在当时具有很强的挖掘能力。虽然已记不起唐德刚先生当时讲课的内容,但唐先生对我们这一代学生的开化、诱导的作用,是不可低量的。最近几年,唐德刚先生的许多著作在国内出版发行,诸如前面提到的《胡适口述自传》以及《李宗仁回忆录》《晚清七十年》《史学与文学》《战争与爱情》,凡是我见到的全部买下。这些书中的很多内容,当时唐先生讲课时,都有所涉猎。读这些书时,既感到熟悉,又感到亲切,犹如回到当年唐德刚先生的课堂。当时学兄王书君曾讲,年逾八旬的唐德刚先生身体健康,笔耕不辍,用他老人家自己的话讲,今生今世一定要把“口述史”进行到底。

  记得曾见一则短文,题目叫做《跟黄仁宇重新认识百年中国》,作者是香港商务印书馆总编辑陈万雄先生。文中一段提到了唐德刚先生的史学特点和史观,他认为“近代史学家唐德刚晚年史著也充满了人生智能,由之而显现出历史的智能”。的确,听唐先生讲课,读唐先生的作品,可以从中领悟历史带给我们的智慧,同时感受作者的人文关怀和生命源泉之旺盛。在唐德刚先生的笔下和口中,改变的不是历史,是对历史的看法,“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是也。作为胡适先生的学生和同乡,在唐德刚先生的身上我们看到了许多胡适的影子,谦谦君子,宽以待后生,轻松幽默准确的创作态度,文中有史、史中有文的写作风格,使他的文章“无人可防,无人可冒 ”。

  想想,28年前的唐德刚先生已是67岁,却记得他犹如年轻人一般,在讲台上眉飞色舞,滔滔不绝,思维敏捷,在学生中间青春跃动。今天,我还是这样记着我们的唐德刚先生和他那些不朽的文字。

  许志杰

       文章来源:中国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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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类拔萃的唐德刚

小 宝

东方早报 2009-11-29 3:20:00






  1952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三十二岁的中国研究生,给林语堂二女儿林太乙主持的《天风月刊》写了一篇数万字的《梅兰芳传稿》,分三期连载。研究生写稿,贪图的不仅是文名,还有千字五美元的稿费。

  梅兰芳当时还在世。为生者立传,似乎历来都是严谨的传记作者的大忌。况且以上世纪五十年代资讯流动状况,海天万里,消息阻隔,材料疏漏在所难免。对于后者,作者有自知之明,他说:“我们都侨居海外,闲暇太少,资料无多,故不敢言为梅君作传,因以传‘稿’名篇。”对于前者,作者却毫不自谦:“今日我们纵不动笔,难道三五十年后的历史家,还能写出什么不同的结论来?”

  这篇看上去难逃“速朽”命运的《传稿》甫一亮相,立刻“名动四方”,作者一战成名。自此以后,作者历史作家的声誉垂一甲子而不坠,他自信他的著作在他身后一百年都会流传。

  《天风月刊》只是一个小圈子刊物,《传稿》和作者的名气当年不出留美华人学者学生的范围。比较难得的是,十几年后,香港《明报月刊》、台湾《艺海杂志》重刊此文,再一次在读者中“引动视听”。又过了十几年,《梅兰芳传稿》收入作者的文集《五十年的尘埃》,出版人明白宣示:“《梅兰芳传稿》比谁都写得好。”2008年12月,中国工人出版社在大陆出版《五十年的尘埃》,今日重读,仍然觉得《梅兰芳传稿》不愧为“最出色的梅兰芳传记”。有心人可以拿它和陈凯歌、严歌苓版的电影传记《梅兰芳》作一比较,其间的差距,应该比奥斯卡奖和金鸡奖的差距还要大上一百倍。

  《梅兰芳传稿》的作者,就是前不久去世的唐德刚。

  《梅兰芳传稿》表现了唐德刚出众的历史智慧,这种智慧用两个字来概括,就是“知人”。他以后那些脍炙人口的著述,如《胡适口述自传》、《李宗仁回忆录》、《顾维钧回忆录》、《晚清七十年》、《袁氏当国》等等,无不以知人之明赢得读者。

  我以为,人文学者、人文作者的玩意儿,借用孟子的话,叫做论世知人。章学诚对论世知人有不错的发挥,我们不妨另作解释。“论世”是看世界的大思路,学者作者的独家理论。论世,能够自出机杼自圆其说都算功德圆满。汤因比的文明史观、斯宾格勒的西方没落论、五种社会形态说、金观涛的超稳定结构……哪怕唐德刚的“历史三峡”的比喻,各成一路。“论世”之论,基本上都是自说自话,难比高下。事实上在人文领域,很少有哪一“论”能真正折服人心,让后人心悦诚服地将它发扬光大。理论通常一代而亡与身俱灭。“论世”是花活,真正的硬功夫是“知人”。司马迁的《史记》能垂之不朽,并不是他有千年不倒的理论金身,而是他知人、写人的高明。百代以下,我们觉得《史记》中的人物是真正的人,不是靠观念塑造的土偶塑料娃娃。唐德刚可以说是当代少有的太史公的传人。他的历史著述,以人为本,以知人为本。

  唐德刚能够知人,因为他把他研究、调查、写作的对象看成活生生的人,人所具有的无不具有,和我们一样有两只眼睛、一对耳朵、一张嘴巴、一根鸡巴……大人物也和凡人一样,有算计、有欲望、有野心、有弱点,不可避免地被具体的环境和具体的传统支配,不会无缘无故地行善,也不会无缘无故地作恶。当然他们肯定有常人不可企及之处。他对笔下的人物,有同情,有理解,有赞叹,有批评,但始终不脱一个“人”字。他用人话写人,写给人看。他写梅兰芳,劈头就说:

  “如果男性之间也有一个人可以被称作‘天生尤物’的话,这个人应该就是梅兰芳!”

  “兰芳的名字不用说将来是与中国的历史同垂不朽了。但他之所以能名垂史册,不是因为他贵为今日的‘人大代表’;也不是因为他曾经立过什么‘功’,什么‘德’足以造福人群,而是因为他能以男人扮演女人的成功!”

  唐德刚说梅兰芳是“尤物”,没有丝毫侮慢亵玩之意。他是对一个真实艺人的真正称颂。他如实地报告梅兰芳的天生丽质、他身处的污糟环境、他的洁身自爱、他一步一步的成功——还要靠大人物的庇护小人物的捧场……

  唐德刚在当代学者中的出类拔萃,或者反过来说,当代学术界对唐德刚有意无意地低估和排斥,证明古之君子,明于礼义而陋于知人心;今之学者,明于理论而陋于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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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记唐德刚:擅写历史人物的人,成了历史人物

中新网 2009年12月07日 14:57 来源:中华读书报




  擅写历史人物的人,成了历史人物

  ——追记唐德刚先生

  昨天突然得知唐德刚先生在美国逝世的消息,不胜悼惜。一个曾经是生龙活虎般的人物,一位谈笑风生、热情洋溢,能把在场的人气都聚拢到一起的可爱的年长朋友竟然与我们永别了。

  近年来一直听说他有病,前些年还经历过一次中风。不然,他会为我们写下更多脍炙人口的作品。  


  我与唐先生第一次见面,大概是1986年在广东中山市翠亨村的翠亨宾馆。那时,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120周年的国际学术研讨会在这家宾馆里举行。会议期间,我曾到唐先生住的房间去看他和他的夫人。但后来的多次见面,大都与胡适研究有关。1991年10月,香港中文大学举办纪念胡适诞辰100周年的学术研讨会,我们在一起有三四天。除了开会,还曾一起逛街,谈天说地。凡跟唐先生接触过的人都知道,他是个极为健谈的人。他的谈话,决不只限于胡适,或做学问之类的事。凡有关于清末民国时期,官场上的事,社会上的事,学界与文化界的事,他都能细说或戏说一番,有些还很有一点内幕爆料的味道。可惜,我未能记忆这些满有趣的东西。

  我从香港回来,紧接着于11月7日在安徽绩溪举办第一次胡适学术研讨会,当时只有内地学者参加,唐先生不曾到会。但第二年,1992年的7月,我在北京的燕京饭店举行一次较小规模的胡适研讨会,唐先生来了,还有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周质平先生,台湾胡适纪念馆的赵润海先生也到会。会议人少,发言机会多,所以,大家都感到比较尽兴。会议期间,唐先生将他的几本著作送给我。会后,我因要办别的事情,特请陈漱渝先生送唐先生到机场,他要去西安办事。没想到,唐先生此去,竟传出惊天的大谣言出来。大约两三天后,我们研究所的刘敬坤先生说,他从中央大学北京校友会那里听说,唐德刚先生在内地去世了。我听了,真是万分惊愕,实在无法相信。我乃打电话给中央大学北京校友会,问此消息的来源。他们回答说是美国校友会传来的消息。我又打电话给陈漱渝先生,问他唐先生那天去机场有无异常情况。他肯定地说,丝毫没有。于是我想,若有问题,只能是出在北京至西安途中或到西安之后。我听说,唐先生此次来京,抗日战争研究会的会长、前北京市副市长白介夫先生曾请他吃过饭。于是,我从陶斯亮那里得到白家的电话,立即打电话给白介夫先生,想求他出面帮忙查找唐德刚先生的行踪。但不巧,白先生不在北京,去了外地。在此情形下,心情万分焦急,乃通过曲折途径请人帮忙向西安各旅游饭店查证。一时亦未能得到确切的信息。大约两天之后,我再次打电话给中央大学校友会问情况。他们说,唐先生已到南京,刚从金陵饭店打电话给校友会,说他在西安办完事后,到了南京,之后,将从上海转赴台北;同时不无歉意地告诉我,原来是美国校友会中某人找唐德刚找不到,竟打电话给吴健雄老前辈,吴老先生特为关心,乃打电话给北京的校友会。想不到,竟有人将其讹传成唐德刚先生已死在中国大陆,真是荒唐!但总算雨霁云开,迷雾尽散,唐德刚先生安然无恙,一切正常。后来,唐先生自己,把此事写成小故事发表在美国的中文报纸《世界日报》上。文中说,他到北京参加完一次胡适研讨会后,便“不知所终”。自己调侃自己一番。

  以后,我们分别于1993年5月和1995年6月在青岛和上海两次举行胡适研讨会,唐先生均应邀到会。在青岛的会上,我还请他作了较长的发言,其大意是说,他对胡适先生很尊敬,但于思想、学问上,是“半肯半不肯”。他不赞成对胡适要么一切都肯定,要么一概都否定。这当然是与会学者们都同意的。上海的会议散会后,唐先生在沪稍有滞留,然后又去到南京。我回到北京后曾打电话到他下榻的金陵饭店,略知他的后续安排。这大概是与1992年那次经验有关。

  1994年12月,我和欧阳哲生一起应邀赴台湾访问。记忆中,似是我到台北后一段时间,唐先生也到了台北。我们同住在中研院的学术活动中心,经常有机会一起散步,或进餐,或上天下地地神聊。唐先生谈笑极有风趣,讲过不少他亲历的小故事,可惜没有留下清晰的记忆。

  唐先生是历史学家,尤长于写人物传记。他是中国史学界口述历史的先行者。他的《胡适口述自传》、《李宗仁回忆录》、《张学良口述自传》均广受欢迎。其《胡适口述自传》,再加上《胡适杂忆》,是研究胡适的学者必读之书,发生过很大的影响。此外,唐先生还有其他著述,如《史学与红学》、《书缘与人缘》、《袁氏当国》以及《晚清七十年》等等。总的看来,唐先生述之者多,著之者少。以他杰出的叙事天赋,述事纪史最为其擅场。同样一件史实,别人写出来,可能只是一段干巴巴的事实;到了唐先生的笔下,便可成有声有色的动人故事。一般人之所以喜读唐先生的书,大抵原因在此。

  唐先生极善交游,广结善缘,到处都有朋友。即以1993年在青岛开会为例。开会之前,就有一位青岛社会科学研究所(那时还没有成立青岛社会科学院)的青年,风尘仆仆地赶到北京来,为唐先生的青岛之行安排一切(这位青年也为会议帮了很大的忙。后来,这位青年得唐先生的帮助,去了美国,打拼一番,竟也站住了脚)。到了青岛之后,刚成立不久的青岛大学外事处一位叫于华的女士,不知是何渊源,与唐先生以兄妹相称,给唐先生帮了很多忙,办了许多事。此仅一例而已。唐先生所到之处,都有很多朋友。所以,他是最不可能发生“不知所终”的情况的。

  如今,唐先生已逝。一位胡适研究的引领者与推动者永远地离开了我们,一位最擅长传写历史人物的人,自己成了历史人物。这是“胡学”界的一大损失,也是史学界的一大损失。非常遗憾,我没有唐先生的本事,能把他那生动多彩的人生描写出来。我希望他的朋友中能有这样的人才。

  我们追念唐先生,应努力把胡适研究的工作,继续推向前进,把中国历史学,特别是中国的口述历史事业继续推向前进。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现代文化学会会长)

  -耿云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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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读书报 日期: 2009年12月30日   



唐德刚写胡适之杂议

■王武子




  据悉:美籍华人学者唐德刚教授于2009年10月26日在美病逝,享年89岁。

  唐德刚为内地学界所熟识,大抵始于上世纪80年代初期。1981年,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由葛懋春、李兴芝编辑的《胡适哲学思想资料选》上下册。上册系胡适各时期所写文章的选编,下册为唐德刚整理译注之《胡适的自传》。书前刊有“编辑说明”及“胡适简介”,其中对于胡适的介绍文字,仍是沿袭长期以来的批判加否定。书的装帧简陋,小32开本,版权页上虽然注有“内部发行”字样,但实际上是有通过新华书店发行,当年新华书店应该是唯一公开发行图书的主渠道。凡此种种于今日读者,不难体味那个“解冻”初期所透露出的讯息。

  1993年,华东师大出版社重版《胡适的自传》,更名为《胡适口述自传》,唐德刚译注。大32开本,封面采用胡适照片,扉页刊有胡、唐二人的合影,出版社在“再版说明”中简要客观地介绍了胡、唐二人合作成书以及该著出版的经过。此时关于胡适的研究,在学术界已形成热点,真如孟夫子所言“彼一时,此一时也”。唐德刚的其他“口述历史”著作,在内地也得以陆续面世,开启了华人口述历史的先声,功不可没。

  上世纪50年代,胡适应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中国口述历史学部”之请,就生平行事作口述回忆,唐德刚协助参入其事。胡与唐同为皖人,又同是哥大校友,真是机缘巧合,且在做“口述”之前,两人已结为“忘年交”。多年以后,唐据哥大当年正式录音之英文稿,辅以自己所保存且经胡适手订的残稿,对照参考,译出中文更详加注说,完成《胡适口述自传》。唐德刚出版了很多著作,我却很少寓目,惟对《胡适口述自传》读得比较仔细,且在书里就自己感兴趣的内容做过标识,这自然与我对胡适的关注程度有关。兹摘取其中一二例,循古君子之雅,“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

  《自传》第二章“考试和书院教育”一节,胡述:其中一份张载的语录里便是:“为学要不疑处有疑,才是进步!”这是个完全中国文明传统之内的书院精神。唐注:“不疑处有疑,才是进步!”这九个字是笔者在当年笔记残稿中找出的。近查1968年台北商务印书馆印行的《张子全书》却未见此条。其稍近似者有:“在可疑而不疑者,不曾学;学则需疑。”(《大学·原下》)“闻而不疑,则传言之。见而不殆,则学行之,中人之德也。闻斯行,好学之徒也。见而识其善而未果于行,愈于不知者尔。”(见《正蒙·中正篇》)又“无征而言,取不信,启诈妄之道也。杞宋不足征吾言,则不言;周足征,则从之。故无征不信,君子不言。”(《正蒙·有德篇》)这些都是胡适之治学终身奉为圭臬的格言。然上述九字或出宋儒其他语录。宋代的道学是满清政府用以取士的官学。这个传统不但是被胡适之完全承继了,我国东南一带的文士所搞的儒学也全是宋明之学,此风至台湾而不衰!

  按:此处学生继承了老师的存疑精神。唐生遍检《张子全书》而未果,遂疑此“九字或出宋儒其他语录”。判断正确!此九字出自南宋陆九渊之口,《象山集》卷三十五《语录》载:“为学患无疑,疑则有进。”胡师一时误记,陆冠张戴也。

  《自传》第七章“革命的导火线”一节,胡说:“实验主义”告诉我,一切的理论都不过是一些假设而已;只有实践证明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按:遥想批胡当年,气势不得了。俗谚“三十年河东又河西”,胡说原来非“胡说”,历史真能捉弄人!

  唐德刚写胡适,还有一本《胡适杂忆》。乍看书名,感觉句式不对,以“胡适”作主语,本该是“胡适自己的回忆”,实际内容则是“唐德刚对于胡适的回忆”。所幸有“唐德刚著”,读者不会误解。其实,该著当初在台湾《传记文学》连载时,原题“回忆胡适之先生与口述历史”,只是出单行本时改成此书名。唐著可读性极强,夏志清为之作序称赞道:“德刚古文根底深厚,加上天性诙谐,写起文章来,口无遮拦,气势极盛,读起来真是妙趣横生。”对于唐教授,不佞无缘识荆,但老早即听过旅美华人学者圈中人说起唐,称其率性而为,文如其人。

  长期以来,许多研治史学者,文笔干涩几成通病,令人难以卒读。唐德刚著文则不然,信笔所至,洒脱不羁。可是笔锋太过润滑,且极尽诙谐调侃,反易使人对于史实“不放心”,产生“文胜质”之感,以致引发胡适故旧及门生的批评。旅美学者陈之藩对唐写胡就有不太认同的看法:“也不像他(唐)说的那样,不是丧家之犬。唐德刚的《袁氏当国》写袁世凯很详细,很多东西从前我不知道,写得很好。写胡适的就太轻佻,形容不出胡适这个人来,形容胡适的词不是很恰当。”(详李怀宇《访问历史》一书)古人云:“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若是单就作文而论,“唐派散文”还真不是那些浪得大师头衔者所能与之比肩矣。

  无论如何,欲了解研究胡适,不能不看唐德刚写胡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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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友,为着民族生存,为着人类公理,我千万先烈,死且不惧,区区烈土封侯之虚荣,美妇醇酒之俗欲,有何足恋我辈执笔文人,每觉我民族文化只是一大‘酱缸’,肮脏污染之外,一无可取。果尔,则吾人对上述千千万万之烈士圣贤,又何以交代?正因为我民族中也多的是彭德怀、黄兴者流的贤人烈士,才能抵消那些民族败类、文化渣滓、昏君独夫、党棍官僚、土豪劣绅和市侩文痞,而使我民族文化绵延五千年,未尝骗来骗去,而至于绝代也。言念及此,每于午夜清晨,试溯旧史,辄至感慨万端,有时且垂涕停笔,不能自己。
善哉斯言!
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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