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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切怀念民族学家李绍明先生……

深切怀念民族学家李绍明先生……



深切怀念民族学家李绍明先生



图片来源:彝族人网






  

李绍明先生承先启后的学术与人生



中央民族大学中国少数民族研究中心 张海洋

  2009-8-26


时间:2009-08-27 12:00来源:中国少数民族研究中心

  


  8月21日上午,同事张曦短信转告李绍明先生(1933,12-2009,8)在成都逝世的信息。虽然海洋此前对先生病危已有耳闻,但闻此噩耗仍感震惊和沉痛,遂先向川省民研所袁晓文所长和李星星老师电话致悼,又草拟唁电发出:

  成都、李绍明先生治丧办公室:

  惊悉学界前辈、学科导师、学人楷模、人子学生衷心尊崇爱戴的李绍明先生于2009年8月20日凌晨4点16分在成都逝世,中央民族大学中国少数民族中心晚辈同仁和在京同事饮泣含悲同声致悼。

  我等公认:李绍明先生是当今中国民族学、人类学和民族史学最有成就的学术传承人,是新中国民族工作的重要参与者,是四川省学界旗手,是大西南民族史志研究重镇,也是中国民族学人类学应用研究旗舰和中国学界道德文章的楷模师范。

  李先生的逝世,不仅使四川学界痛失旗手,西南学界痛失旗舰,中国学界痛失重镇,而且使本学科学人痛失良师益友,从而给我辈情感生活留下难以平复的深重创伤。但李先生待人的博爱之心,处世的祥和之气,临事的不苟之风和他坚信社会科学能够造福的拳拳心志,必将跟他的学术成就一起成为我辈终身受用和世代传承的人文遗产。

  值此困厄危难之际,我们谨向李先生亲属、同仁和学生晚辈,特别是向师母张竹筠、学妹李明纯,川省民研所袁晓文、李星星、李锦、耿静;西南民族大学陈玉屏,四川大学石硕,四川省社会科学院谭继和和李先生的学生段渝等致以深切慰问。诚望李先生在锦城的各位亲属、同仁同事和晚辈学生节哀顺变,节劳治事,珍摄身心,以承遗愿。我等此时不能与各位一道临圹执绋以致哀思,此生必能与各位心魂相守休戚与共。务使李先生在世之功恢宏拓大,在天之灵欣慰安宁。

  挽联:慎终追远民德归厚,克绍箕裘元亨利贞

  北京 中央民族大学中国少数民族研究中心携

  民族学人类学在京晚辈同仁等

  2009年8月21日



  唁电发出后海洋心绪仍觉不宁,乃知我辈学人跟李先生的关系已不止于生死吊问,遂举意撰文与同侪分享心境和砥砺志气。虽然惜墨如金是古今皆然的君子自重之道,但人生总有箭在弦上不得不发的一些情境,此其时也。

  海洋得识李先生的机缘生成在1984年暑假。当时我跟同学纳日碧力戈、关学君、龙平平在中央民族学院民族研究所读民族学专业研究生两年,到了该写论文的时候,因而就要在暑假随导师林耀华、金天明去凉山实习。龙平平要先跟吴恒先生取道贵州去收集《彝族简史》资料,所以随林、金两先生直接经成都赴凉山的就是海洋、纳日和学君三人了。

  成都是林先生抗战时期自哈佛回国主持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和调查川西的凉山彝族和嘉戎藏族的基地,加上北方学人要去凉山调查也应该到四川省民委转介绍信,所以我们就在成都逗留几天。李先生当时已是四川省民委下属民族研究所负责人之一,还是省民委委员,更兼他在抗战时期曾在成都燕大1950年曾在华西大学社会学系因听过林先生讲座而有师生之谊,所以就成了我们的主要接待人。当年经他引荐,我们还认识了川省民族研究所的孙自强、冉光荣、周锡银、陈明芳等前辈和同龄的校友郎伟伟。郎的父亲跟金先生又是抗战时的中学同学,后来才落藉在会理县。由于我们年轻人趣味相近,反而把李先生当时的音容笑貌淡忘不少。现仅记得他虽然已是有成就的学人,但对林、金两先生仍然执礼甚恭,对我辈学生也亲切友善,俨然一位周到豁达略带顽皮的慈祥学长。先生此后常来京出差,也常来校看望林先生和宋先生,无形之中给我们做了一个重道尊师的样板。

  第二次见李先生的正式场合是1996年在大连民族学院举行的“学科建设研讨会”上。当时李先生跟宋蜀华先生事先领受费孝通先生一个委托,要跟学界同仁达成谅解,把人类学跟民族学、社会学一起做成一级学科,以求“三科并立共同发展”,大家如果形成共识就好提交当时主持国家教委的李岚青同志去操作了。

  但两位前辈是谦谦君子,会上没有明说费先生的意见,只是委婉地让大家各言尔志。包括海洋在内的中央民族大学一干年轻人不知天高地厚,只是想到本校当时还没有人类学专业,又有些单位争抢比较厉害,所以反应就比较消极。结果两位先生的使命未能达成。人类学在中国的一级学科地位因此拖延至今。费先生曾为此扼腕叹息。我们在大连会上留给先生的印象也必定很是“混帐”。此后再见李先生时,海洋心下也曾忐忑。但李先生对此显然胸无芥蒂。大家的情感于是日近。

  此后10年,海洋又到凉山彝族和阿坝羌族地区学习数次,每次过成都总要拜访川省民研所,也总能受到李先生的接待和提点,同时跟先生身边的年轻学人李星星、袁晓文、马林英、石硕、蒋彬、李锦、耿静等人也热络交往起来。在此过程中,海洋体验到李先生对身边年轻学术团队的关怀和影响,想见他为师为人的成功之处,感到他身上有越来越多值得我辈师法的地方。

  2006年后,中央民族大学启动985项目,开始有能力请李先生北上讲学,大家跟先生的交往又上了一个台阶。2008年汶川地震后,先生为羌区文化保护重建频繁在北京成都之间奔走,使海洋看到先生对民族学应用研究的热忱。今年2月春节末,海洋携本校和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一组师生去羌区途中,曾在成都跟川省民族研究联合做羌族语言和非物质文化现状座谈会时,李先生携老友和羌语专家刘辉强全程出席并同大家共进晚餐。

  今年3月12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在北京中协宾馆举办“羌族文化保护座谈会”,李先生随川省羌族耆老一齐赴会支持。他白天开会发言,晚上参加联欢酒会,睡前还热情接待了海洋跟几位研究生就中国民族工作形势和改革需求的访谈。访谈中,他讲到了个人跟川藉少数民族干部的交往,讲到中国民族政策环境的周期性变化,讲到“苏东风波”对于中国民族政策的消极影响和不利后果,同时深切表达了他对中国民族关系前景的忧虑,并详细讲述了当前民族工作领域改革创新的必要性和迫切性。那次访谈持续了一个多小时。海洋跟在座几个学生感觉那天晚上先生精神矍铄谈锋甚健,同时惊异于他对国家民族工作知情之深,深自庆幸我们今后作政策应用研究项目有了一个心明眼亮的掌舵人。 当时大家都期待他会出席今年7.27-7.31的昆明大会,主持那个他付出了很多心血,内容丰富,跟港台学界合办,内容极其精彩且有专题展览支撑的“藏彝民族走廊专题研讨会”。万没想到李锦女士带到大会的却是先生因病住院的消息和在医院写的论文稿。此后我们知道的就是先生在19日傍晚率性扯掉输氧装置,跟忘年同事李星星老师对唱《空城计》和《甘露寺》后,于次日清晨安然逝世。对海洋等北方晚辈学人来讲,先生3月中旬关于中国民族工作改革前沿的谈话就是他留给我们的重要学术遗嘱。

  海洋体会李先生学术上有五个方面的成就令人印象深刻:

  一是他对凉山彝族传统社会、国内学界的凉山彝族研究和从事这些研究的学者都十分熟稔,因而总能用亲身经历和鲜活案例把问题讲得头头是道,给人启示良多;

  二是汶川地震显示,李先生对于羌族的历史文化知识准备也很深厚和现成,因而能对国家的羌区文化保护重建发挥突出作用。又因为彝族羌族都跟藏族接近,先生又有较深的家学渊源,所以他对藏区的情况有较深刻理解;

  三是他对武陵山-四川盆地-青藏高原-秦岭南侧这片地区都有很丰厚的考古和历史知识积累,对这片地区和多民族文化和谐共生传统高度推崇激赏。这使他成为土家族研究的专家、巴蜀人文源头的识别者和西南丝绸之路、横断山民族走廊(即藏彝走廊)研究的重要推手。

  四是他对长期关注学术并跟学界名流保持极深的工作和学术联系,从而在改革开放后的中国民族学学科建设方面胸有成竹且身体力行,不仅写过相关教材,而且直到古稀之年还能撰文在民族定义问题上跟西方学者做很有意义的对话,同时在几所大学任教传承学术和培养队伍;

  五是他毕生关注中国民族工作和民族关系形势,总能从大局上握民族事务管理的走向和需求,显示出超过一般官员和学人的远见卓识和洞察力。

  李先生合当是中国民族学人类学和中国民族工作领域一位传奇人物。他的学历跨越了新旧两个中国。他业务两栖于学界政界之间。他76年生涯竟有将近60年的实地研究经历。他的知识累从考古和文化史贯通到民族工作、民族关系和民族文化保护重建等应用领域。他跟许多同龄学人一样穿越过从反右到文化革命的重重阴霾,也曾跟邓小平一样有过因为政治动荡原因而“三仆三起”的经历。很多人有此经历之后就很难再对社会热对心和对他人信任,宁愿去做躲进小楼成一统的学问。但李先生始终执着地把自己跟社会捆绑在一起,又一直能跟年轻学人融洽相处到从知识共享到烟酒茶不分家的地步。

  由于大家经历的社会环境相似而李先生却在性格、行状和见识上有诸多过人之处,我们要从他的家庭史、个人生活史、知识师承和本人的性格上来求索答案。这方面幸有王铭铭的研究生伍婷婷同学在先生逝世前出版访谈先生而辑成的《变革社会中的学术与人生》(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9),使我们在追踵前贤的生活和心灵史时有所依据。

  李先生祖藉重庆秀山土家族苗族地方。父辈曾因侍奉晚清开拓边疆的名人吴嘉谟而从农民工成长为民国藏区巴塘县丞和靠近彝区的汉源县长。李县长保持了少数民族和农民的情感和价值认同,因而能在留下在巴塘扎根成家、在当汉源穿草鞋办公、跟彝族家支头人钻牛皮盟誓的。这样算来,先生一家做现代少数民族工作和民族研究的经历接续起来就不下百年。

  先生本人1933年生在成都,自幼聪慧顽皮,号称莽子娃儿,但从幼教到小学中学上的都是成都名校,解放初考大学时又进了成都最好的华西大学社会学系,从而有机会在大学期间就广泛参加彝族和羌族调查,并能在1950年代早期就与名满中国的冯汉骥、李安宅、马长寿、吴泽霖、林耀华、费孝通等一代名师交游并得到他们的信任、关爱和知识传承。

  家庭给了他中国传统文化和在边疆边区跟少数民族打交道的经验,前辈学人给了他做学问和做人做事的知识,时代给了他在17岁就到彝族和羌族地区做实地调查的机会。他把这些经验、知识和机会与生活实践融会贯通又轮回转世,应用于自己的工作和生活,从而在起伏跌宕的现代中国演绎出别有洞天的学者人生。

  先生没有把他从民族、家庭、社会和个人转益多师的智慧用于个人与社会的简单博弈,而是一面通过营建学科、培养团队和开展应用研究回馈社会,一面又通过跟年轻人平易的交往把这份厚重的遗产接力传承和启迪后昆。

  他对学术有着有不懈的执着意志,因此他能为了维持知识水准而毕生读书。他对生活有着随缘随遇的率真情怀,因此他能用很独特的方式来自觉和觉人。他一生担任过许多学术和社会职务,处处都得到信任爱戴,因而充满成就感。他因此才能在弥留之际面帯微笑高唱蜀人喜闻乐见的京剧片段,从而在死神面前也敢于展示自豪感,在死法儿上也能做出创新选择。

  在国家推进合作医疗并对全国老年人实行最低生活保障,村夫村妇也能预期更高寿龄的时代,我们对李先生七十六岁辞世作何理解?海洋以为:先生虽然没有把想干的事情都干完,但它在有生之年已经做了他该做的所有事情并且规划了他想做的很多事情。他规划的所有事也都有人愿意而且能够传承。先生承先启后的使命已经达成圆满。我们因此应该像先生期待和示范的那样,对他的辞世表示应有的释然怡然安然和泰然。

  人世有代谢,往来成古今!海洋此时回顾先生生平,宛如看到西洋计时的一座沙漏。他从上面的前人那里承接了极多的知识和智慧,又通过自强不息的人生把承接到的东西毫无保留地传给下面众多的晚辈后生。我们只须悉心守望和用心体验先生的生命过程,并且在需要来临之际把它翻转一次,李先生的知识和生活就会变成我们的知识和生活,人生的戏剧就能带着先生示范给我们的真善美而持续传承下去。这是李先生用他的一生向我们昭示的人生哲理,也应是先生对我辈的最大期待。中国的民族学、民族关系和民族工作范式正在经历“从社会发展史到文化生态学”的转换时期。李先生的生活史和包括童恩正和李绍明先生在内的川省民族学人类学研究,正是一部通过摒弃社会发展史霸权话语而勉力倡导“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文化生态学”的历史。这部历史需要我们继承和光大。前辈同学同事勉乎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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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学家李绍明昨逝世

www.chengdu.gov.cn   2009-08-21   来源:成都商报



        说起民族学家、民族史学家李绍明,学者们对他研究民族学、民族史学半个多世纪来作出的贡献往往赞不绝口。昨日凌晨4时16分,75岁的李老不幸因肝癌在医院去世!记者了解到,目前李绍明治丧委员会已经成立,为了吊唁李老,从昨日起到8月25日期间在成都市文殊院街18号四川省民委院内设置灵堂,供社会各界人士吊唁。而在8月25日上午8时,将在成都北郊殡仪馆为李老举行遗体告别仪式。

  病情:忙得忘了体检,发现已晚

  “李老师就把学术工作当成了生活的全部。”作为李老的同事、也是后辈学生,四川省民族研究所副所长李锦告诉记者,李老对民族学研究操劳了半个多世纪,这种状态即便在李老6月20日查出患肝癌晚期后也没有丝毫改变。

  该所副研究员、在震后多次与李老一起到羌族地区调查研究的耿静说,从去年汶川大地震发生后,李老就敏锐意识到保护羌族文化生态的急迫性和重要性,数次亲赴震后受灾的羌族地区,数十次在四川和北京参加学术会议,撰写多篇论文呼吁保护羌族文化生态,最终国务院批准成立了羌族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耿静说,李老去年年初体检身体还没问题,但从去年地震以后就一直为保护羌族文化生态奔忙,几乎没有休息,连今年2月所里组织的年度体检都没能顾上,等到6月身体出现明显病状再到医院检查时,已经是肝癌晚期了!“要是他不那么忙,要是他今年年初体检了,说不定发现得早还能医治。”耿静哽咽说,李老就是积劳成疾累死的。

  李老的学识魅力和人格魅力素为学界敬仰,昨日惊悉李老逝世的消息后,不仅四川省人大、四川省政协、四川省社科联、四川省文联等众多单位以及四川大学、四川师范大学、西南民族大学等众多川内高校迅速前往吊唁并送上花圈,国内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人民大学、中央民族大学、台湾佛光大学等数十所大学、研究机构,都在第一时间致电家属表示慰问并送上花圈表示哀悼……各界赠送的花圈从灵堂一直排到了大门口,堪称举国学界为之震动。

  遗憾:原本明年就要庆祝金婚

  “嫁给他是我的福气。”昨日下午,李老遗孀张竹筠忍住悲痛告诉记者。张竹筠说,其实最早是母亲帮她相中了李绍明:李绍明是她哥哥的同学,跟哥哥到她家玩,母亲一眼就看中了他,觉得是做自己女婿的最佳人选,见面之后就跟她夸李绍明“人聪明,做事又麻利。那么孝顺自己的父母,肯定对妻子的父母也会孝顺!”母亲甚至对她提出要求:就跟李绍明交往,不许跟别人恋爱!张竹筠遵母亲之命与李绍明恋爱并终成眷侣,而母亲的眼光果然没错。张竹筠说,李绍明除了对她的父母孝顺有加之外,对她的照顾也是无微不至:她年轻时心脏就有病,李老总是在忙完工作之后对她嘘寒问暖,到外地工作还会给她带礼物、小吃回来。

  特别是在10年前两人结婚40周年来临前,李老更是做了一件让张竹筠感动不已的事:带着张老到影楼拍摄银婚婚纱照。“他就是觉得我们当年条件太艰苦了,啥都没有,婚纱照也没有,所以想补偿我,让我高兴。”张老言及于此,不禁有些哽咽,她说,明年就是两人金婚之年了,本来李老还主动跟她约定明年再拍金婚婚纱照,可李老却突然走了……

  身后事:孙女继承衣钵研究民族学

  “他研究了一辈子民族学,就怕没人继承,现在他可以放心了。”张竹筠说,李老以前一直遗憾儿子进了政府机关工作没能继承他的学问研究,甚至操心自己一生积累的书籍如何传下去,而前一阵孙女考上了江南大学社会学系社会工作专业,要学到民族学等方面的知识,这让李老终于放下了心。李老20岁的孙女李明纯告诉记者,其实爷爷在她很小的时候,就喜欢在到外面进行民族学调查研究的时候带上她,“以前觉得就是带我玩,现在想来爷爷是‘别有用心’,让我不知不觉就喜欢上了民族学。”李明纯说,她在江南大学读了一年预科,今年考试后要正式读大一了,面临包括国际贸易、工商管理以及社会学系的社会工作三个专业选择时,原本数学很好想报国际贸易专业的她,却想到了爷爷、想到了爷爷的心愿,于是把社会工作专业填了第一志愿。当她在电话中告诉爷爷奶奶这个消息时,电话那头奶奶当场激动得哭了,而病床上的爷爷则特别高兴。“爷爷告诉我,今后做事要有规划了,要有大的规划,不是仅仅想到自己要怎样,而应该想自己要对社会做怎样的贡献。”李明纯说,她会谨记爷爷的嘱咐。

  学术成就

  他为蜀人确定了祖先

  李绍明是一位广受敬仰的民族学、民族史学家,这源于他作为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研究民族学、人类学的优秀代表,作为马克思主义民族学中国化的倡导者和力行者,对我国民族学、民族史学乃至人类学作出了突出贡献。

  三十年研究摸清彝族社会

  “在新中国成立前,对于凉山彝族社会的社会性质、社会结构研究一直很缺乏。”四川民族研究所副所长李锦说,新中国成立以前,外界对彝族社会的认识不足。一直到新中国成立后,李绍明作为第一批进入凉山彝族社会群体中进行深入调查的调查组调研员,先后参与了四川、云南两地彝族社会调查,他与同事们走村入户,调查得非常仔细。虽然后来遭遇特殊社会时期工作中断,但到了上个世纪80年代,由李绍明将调查成果总纂成《凉山彝族奴隶社会》出版后,新中国成立前凉山彝族内部的统治阶级、被统治阶级的社会结构,凉山彝族创造的灿烂物质文明和文化文明,凉山彝族的民风民俗才得以第一次全面系统地展现出来。这本书,被誉为“科学大厦的奠基石”。

  《羌族史》成研究者必读书

  上世纪80年代,李绍明还与冉光荣、周锡银合著了《羌族史》。这本著作作为研究羌族的必读书,搜集了4000多年前夏代至新中国成立前夕的丰富史料,进行了梳理排比,使人们知道在农牧兼营的社会里出现了第一个原始的男女分工,形成了父系社会和母系社会,形成了家庭私有制……告诉大家,现存于四川松潘、理县、茂县等地区的羌族社会,就是古代羌族父系社会的缩影,使羌族历史的发展源流及其分支演变过程更加清楚透彻。“所有研究羌族的学者,必然要读的书就是《羌族史》。”四川民族研究所副研究员耿静说,李老在这方面的贡献价值难以估量。

  论定蜀人是古羌族一支

  同时,记者从四川师范大学巴蜀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巴蜀史权威段渝处了解到,李老对蜀人的族属进行了深入研究,通过对三星堆青铜器的深入研究,并结合人文人类学,确定蜀人是中国古羌族的一支。此外,段渝介绍说,李绍明近年在对南丝绸之路研究,对巴蜀文化与周边国家关系方面还进行了深入研究,并提出了一些鲜明的独创性观点。“可惜的是,今年4月先生才跟我交流这些,而现在短短几个月之后,先生却走了!”段渝说到这里不禁扼腕痛惜:“他实在不该这么早就走了,他还有那么多学术成果需要整理。”

  本报记者 宋晓松

  李绍明其人

  土家族,1933年12月生于四川成都。1950年他考入华西大学社会学系,1954年毕业于四川大学民族学专业和西南民族学院民族问题研究班,从此开始了他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民族学、民族史学研究。曾担任中国西南民族研究学会会长,中国民族学学会副会长,中国民族史学会副会长,中国史学会理事,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评委,四川省历史学会会长,四川省文联顾问,四川省非遗保护专家委员会委员等,主持国家、省级重点及一般研究数十项,在国家、省级及海外期刊发表论文200余篇,许多著作被学界视为必读经典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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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著名民族学家李绍明去世 抱病拯救羌文化


老人去世前十几个小时,还在与弟子合唱京剧(图由李星星提供)




        昨日凌晨4时16分,我省著名的民族学家李绍明先生因肝癌晚期,肾功能衰竭撒手西去。辞世前10多个小时,备受病魔折磨的他扯掉氧气管,和学生李星星在病房里对唱京剧《甘露寺》,“我正在城楼观山景”“耳听得城外乱纷纷”“旌旗招展空翻影”“却原来是司马发来的兵”……这个为了民族研究工作耗尽一生心血的老人,用这种激情豪迈的方式,走完了他的75载春秋,离开了他钟爱一生的事业,他的亲人,还有他满天下的桃李。


病床著文发言稿走上国际会议



        “他的去世,是民族学、人类学、历史学界的一大损失,也是中国学术界的一大损失。”

          今年7月,在昆明召开的国际民族学与人类学联合会第十六次大会藏彝走廊专题会议的会场上,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石硕拿着一份1万多字的发言稿,走上台进行大会总结发言。他说,“很遗憾,李绍明先生因病没能出席这次大会,但他带病坚持写了发言稿,这种学术精神和学术使命感值得我们终身学习。”

        满堂掌声,经久不息。

        那时,李绍明正躺在华西医院的病床上。他曾经对学生们说,估计这次民族学人类学联合会是他这生最后要完成的一个工作,如果完成了,他就把接力棒交给学生们。6月20日,因被检查出肝癌晚期,他不得不放下工作住院治疗。他没能听到会场上的掌声,但他这一生对于民族学、人类学、历史学所作出的贡献,是无论多久的掌声都无法赞誉的。

        “他的去世,是民族学、人类学、历史学界的一大损失,也是中国学术界的一大损失。”昨日,在李绍明的灵堂前,他的每一个同事和朋友们如是说。


抱病工作
地震期间拯救羌文化



        9月,李绍明主编的《四川羌族——5·12大地震前后》就要出版,可老人家再也无法看到。

        “清幽幽的咂酒也,依呀勒索勒噢……”这首脍炙人口的羌族民歌,不知迷住了多少人,它也一直回响在李绍明的心里。“他这一生潜心研究的东西太多,而研究和保护羌文化花掉了他太多心血。”西南民族大学原校长陈玉屏和李绍明是多年的朋友。谈起李绍明这一生,陈玉屏用了四个字来总结——“道德文章”。

        陈玉屏说,李绍明的学术、文章是大家有目共睹并受人敬仰的。而他的道德也是值得大家学习的楷模。“其实绍明在2006年体检时,就查出肝部有阴影,但是他一工作起来就管不了了。”他说,2008年汶川大地震以后,李绍明虽抱病在身,仍四处奔走,为羌族地区灾后的文化重建及“羌族文化保护实验区”的建立殚精竭虑。

        “他太累了。”李绍明的学生、省民族研究所的李锦说,地震受重灾的汶理茂以及北川,正是羌族文化的聚集地,地震后,李绍明非常揪心,他担心地震以后的重建和迁移可能导致羌族文化的流失。于是,李绍明全力投入申请成立“羌族文化保护实验区”的工作中。“6月份启动规划,7月份完成规划,8月份就得到了国家的批准。”10月,文化部命名了羌族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今年9月,李绍明主编的《四川羌族——5·12大地震前后》这本书就要在日本出版了,可惜,老人家再也无法看到。李绍明的学生段渝告诉记者,探访古代南方丝绸之路一直是李老师的心愿。“今年4月终于达成了他的心愿。”段渝说,探访南方丝绸之路时,李老师每到一个地方都潜心研究,“他连一个小小的工艺品都要仔细研究。”

文章来源:http://cd.qq.com/a/20090821/001153.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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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位专家学者送别李绍明

2009-08-26  



    □四川著名民族学家李绍明去世追踪

    细雨哭离别,哀乐追离情。昨日上午8点,我省著名民族学家李绍明先生遗体告别仪式在磨盘山殡仪馆举行,近三百位省内外民族学、历史学、社会学、考古学、文化学的学者前往送别。悼念仪式的主持人、省民委副主任何晓平向前来悼念的单位和学者表示衷心感谢。

    在李老离去后,众多聆听过其谆谆教诲的学生和后辈自发在网上发表文章、博客,追忆李老音容笑貌。这几天,正值“任乃强与康藏研究学术研讨会”在成都举行,从全国各地来参会的40多名专家学者特意休会半天,一起送别李老。他们大多数都是李绍明生前的好友和学界后辈。

    李绍明先生之子李铣说,在去世前10多个小时,老先生吐词已极其困难,但仍清晰地说出“心愿大成”、“返璞归真”八个字,当时父亲的音量不高,语气却是掷地有声。由于病情加重,他还来不及对此进行解释就走了。在场的亲属和学生都把这当做他的临终遗言,他们分析,“心愿大成”有两个含义,前句是把“大成”看作一种境界,孔子就被称为“大成至圣师”,这是李老毕生追求的目标;后句是宣告所有心愿已经完成,此生了无遗憾。  见习记者陈春雨



文章来源:华西都市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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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来自实践服务实践——访民族学家李绍明

本报记者 栾静
  走进西南民族学院民族学家李绍明那并不豪华的家,一股浓浓的学术气氛扑面而来,客厅陈列架上满满地摆放着各种民族风味浓厚的艺术品。而面对这位年已66岁、穿着朴实的老人,你几乎很难想到他头上的道道光环:中国民族学学会副会长、中国西南民族研究学会会长、四川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副主席、四川省人大常委会委员兼民族委员会委员、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专家,等等。
  作为新中国第一代大学生,一生研究民族学的李绍明,可以说是新中国少数民族尤其是我国西南地区少数民族发展史的见证人。谈到自己50年的研究历程,李老向记者道出了自己最深的感慨:“治学、搞理论研究必须一切从实际出发,一切从调查研究开始,而又必须与具体实践相结合,不断地丰富理论,修正理论、提高理论。”我国的民族工作无疑可称世界楷模,这与理论工作者的艰辛探索是密不可分的,这从李老所谈的民族工作的两个阶段都能得到充分地体现。
  李老说,任何一个学科都有基础部分和运用部分,民族学是一个应用性很强的学科。西南地区是一个少数民族众多而又十分集中的地区,民族关系处理得好不好,直接关系着国家的兴衰治乱。建国初期,民族工作的重要任务是恢复发展生产,安定社会;在民族地区实行民族区域自治;进行民族改革。当时的理论工作者从1950年至1956年用了长达6年的时间,对民族工作直接涉及的两个重大基础问题即民族识别问题和各少数民族当时的社会性质的认定进行了研究。
  李老介绍说,国民党时期通常是笼统地提汉、满、蒙、回、藏,实际上这远远不能涵盖我国民族的种类,如不进行民族识别就没法做到民族区域自治,甚至造成一些新的民族矛盾。对少数民族社会性质的认定也关系到民族改革的方针和策略问题。李绍明参与了四川省和整个西南地区的这项工作,他们得出了藏族地区大部分是封建农奴制社会、“凉山是世界上保留到20世纪50年代最完整的奴隶制”的正确结论,李老的力作《四川省彝族社会历史调查报告》等,都为凉山的民族改革提供了科学的依据。
  改革开放以后,民族工作面临着一系列的新问题,主要是稳定和发展的问题。其时,李绍明也陆续承担了一些省级与国家级的重大研究课题,其中,国家级课题《调整四川藏区政策的研究报告》引起省委及中央领导同志的高度重视,充分肯定了报告中关于“稳藏必先安康”的精辟见解,并为此加大了对四川藏区开发和建设的资金投入。另外,他的《关于国外藏胞的研究》,也引起了中央有关领导的重视。作为一个民族学理论工作者,李老始终心系民族地区的发展,早在1986年,他就和其他学者一起组织召开了西南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战略研讨会,根据当时梯度开发的理论提出西南民族地区也要抓住机遇,与东部地区共同协调发展。对于民族地区扶贫工作中的“脱贫又返贫”的现象,李老提出除给予经济、物质上的帮扶外,必须结合民族的文化、生活习俗扶贫,进而提出了文化扶贫、观念扶贫、形象扶贫的理论,这对民族地区的扶贫工作极具指导意义。他还提出在民族地区要大力发展私营经济和个体经济的观点。这些观点对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也凝结了李老的智慧和辛勤的汗水。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贯穿李老整个理论研究生涯的,是实践,是调查研究。50年来,李老的足迹遍及全国各地包括港、澳、台的40多个少数民族地区,北至黑龙江额尔古纳河的赫哲族,南至“海角天涯”的黎族,东至江浙沿海的畲族等,西至后藏。每年他都要拿出至少半年的时间泡在少数民族地区进行调查研究,最长甚至达到一年,即使已是66岁的高龄仍不改风格。李老谦虚地说:很多工作我只是参与者,我只是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中的一个。然而,也正是这样,我们从李老的身上也就看到了社会科学工作者们的群体光芒,也仿佛听到了他们辛勤的脚步声。离开之时,我用感动的握手和尊敬的目光和李老告别。
文章来源:四川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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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念李绍明先生

2007年3月24日李绍明先生在成都向各界推荐《四川纳西族与纳文化研究》,白郎摄

2007年9月,在青海西宁召开了“藏彝走廊族群认同和社会文化互动——现今与历史:海峡两岸学术研讨会”,这是与会者的合影,左5李绍明先生

李绍明先生,左五。白郎摄


李绍明先生在“滇川藏交角区域纳系族群民间文化保护论坛”上发言,白郎摄




  8月17日我接到成都纳西文化学会会长杨尚孔先生的邮件曰:“仕华兄:我12号回到成都。今日下午,文军、志云我们三人去华西医大附属医院看望病危中的李绍明先生,先生是我们的良师益友,一直关注着纳族兄弟的未来,对我们在成都的工作始终给予极大的支持和鼓励,我们是带看感恩的心情去看望他的。但愿这不是最后的一次!”我当即回信感谢成都纳西学会探望病中的李先生,我也请他们转达我的问候,祈望李先生渡过难关,康复如初。
  8月20日中午,我突然收到纳西族作家白郎从成都发来的手机短信:“朋友们:长期关心支持纳西文化的著名民族学家李绍明先生因病已于今日凌晨4点16分驾鹤西去!”当时我正在书桌前校订论文,桌上堆垒者四川民族研究所所长袁晓文先生赠送的“藏彝走廊”丛书10余册,是半个月前在昆明从四川民族研究所李豫浔先生处接来的。李先生著的《藏彝走廊民族历史文化》;李先生和童恩正先生主编的《雅砻江江流域民族考察报告》;马长寿主编,李先生整理的《凉山美姑九口乡社会历史调查》等著作,睹物思人,我还未来得及仔细拜读请教,李先生既已经走了,令人怅然无奈,只能祈愿先生一路走好,道德文章沾溉后学。
  我于7月底参加昆明举行的16届人类学大会,李先生与台湾中研院民族学所所长黄树民教授共同主持“藏彝走廊”专题论坛,我也应邀充数论坛,并发表了《论藏彝走廊的纳系族群》一文。本该有李先生出现的会场,只有黄树民教授沉静地坐在云大文渊楼309教室一角倾听与会学者的报告,冥冥中依旧感觉缺了什么,作为论坛主席之一的李先生的未能到场,给论坛留下无以言说的遗憾,我在演讲前也表达了此番感受。耿静女士分发给我的论坛材料中有一份李先生为日本学者松冈正子女士有关震后羌族研究新著的中日文对照的序文,会上与袁晓文、李锦、李星星、石硕、张建世、尚云川等川中师友见面时获知李先生因病住院的消息,但远没有想到李先生的病情恶化会这般快。此前因我刚接到四川藏学会第六届藏学研讨会的邀请函,我还想着年底去成都开藏学会议时再去看望李先生,并向他请教具体的研究内容,不料竟成了永远的遗憾。
  我作为纳西族的后学,从纳西族前辈学者方国瑜、和志武、和万宝等前辈的言传中开始认识李先生,2000年后在四川甘孜、阿坝、凉山、西藏东南调查时,经常有机会在成都与李先生见面请教,此后还在凉山美姑,西昌,青海的西宁,成都、北京等地多次与李先生一起或开会,或参加调研,一有机会,我都要认真去倾听李先生的教诲和学术报告。每次见面,李先生对我一直鼓励有加,客观充分肯定纳西族及其文化研究在藏彝走廊研究中的重要性。2007年11月我在丽江主持“丽江木氏土司与滇川藏交角区域历史文化研讨会”,热诚邀请李先生前来参加,只因李先生作为土家族人,早已答应参加在湖北举行的土家族民族认定50周年纪念活动,而未能如愿,但李先生欣然答应为会议论文集担任学术顾问,并说以后还有机会一起研讨纳西文化。认为木氏土司研究也是藏彝走廊研究中的重要内容之一,研讨十分必要。
  2007年5月9日年他应中央民族大学的邀请来京讲学,讲演《中国人类学的华西学派》,我有幸在民族大学2号楼会议室聆听先生的高论,李先生从“华西学派”是否存在这一问题入手,他主张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对中国的人类学到底有没有学派这个问题做出客观判断。他认为如果按照西方的框架和范式来界定,那么中国的人类学就不存在学派之说,民族学史家在论著中的南派、北派之分也就无从谈起。李先生主张研究中国的学术史,不能脱离国情,不能奉西方的标准为圭臬,而应以学术史的证据为凭证,论证中国人类学史上的确存在过华西学派,鉴于历史的客观原因和时势的变迁,政局的动荡、改换等诸多因素的影响,远未能达到系统完善的开山创派意义的学派名目的确立,就已随历史而逝。但留存至今的学术刊物和系列著作的存世影响深远,足以证明华西学派是中国人类学史上的一个不可否认的学术流派,因学者及学术机构居于川中华西坝故名。
  李先生肯定中国人类学的华西学派风格清晰的发展脉络及学术业绩,他主张将华西人类学派的历史大体分为三个阶段:1911~1937年为萌芽或初创阶段;1938~1945年为形成和发展阶段;1946~1952年为继续发展阶段。1952年以后院系调整归并,新的学术范式的确立而退出历史。华西学派在中国学术史上仅存在了42年,学术成果却影响至今,波及学坛,更是藏彝走廊和现代西南中国研究的重要学术积累和基础。
  李先生将中国人类学的华西学派的理论建树和方法论特征及研究重点简扼地总结为:首先是在学术理论上的对各流派均有吸纳;其次在研究方法中的特别强调田野民族志与历史文献记载的结合;三是在研究地域而言注重康藏区域文化的研究。再次宣示了李先生在学术研究中注重学术史的研究和良好学术范式的承接,彰显了为往圣继绝学,继往开来的历史民族学精神。
  讲演结束后李先生还应邀到民族所为我们“藏彝走廊族群认同的社会文化人类学研究”课题组介绍藏彝走廊研究的学术脉络,为我们解答田野中碰到的疑问,在魏公村刘家香饭馆共进晚餐,与我们年轻人谈笑风生,记忆犹新。
  李先生被几代纳西族学人视为纳西文化的知音和纳人的师者、尊者和诤友,完全是基于数十年间,李先生秉持学者的求实原则,胸怀济世为民的良心,坚持调查研究,坚持真理,不畏权势的学者风范使然。
  李先生的《论川滇边境纳日人的族属问题》、《邛都夷与大石墓的族属问题》、《麽些闰盐古道》(与李星星先生合著)、《金沙江文化简论》、《康巴文化简论》、《从康南石板墓论纳西族族源》等系列论文,依凭李先生数十年累积的学术功力,结合历史记载,田野调查,考古证据,文献资料条分缕析,严密论证,客观允当地评价分析了纳西族的历史来源,发展历程和族系分化进程,充分肯定了纳西族先民在藏彝走廊区域,开发经略滇康高原,维护国家统一,促进各民族文化交流史上的不可磨灭的历史地位。
  由于历史的原因,川滇交界区域纳系族群的识别和认同问题一直是国家和学术界未能做出明确识别和定论的老大难问题,李先生《论川滇边境纳日人的族属问题》(首发于《社会科学研究》1983年第1期。后收入香港《新亚学术集刊》第6期《中国人类学研究专号》)第一次全面论析了纳日人与蒙古人的关系,纳日人的族源与迁徙纳日人的政治制度、语言经济文化生活民俗宗教结合川滇交界区域的历史民族文化诸多证据,客观指出纳日人中虽渗入了蒙古人的血统,但却不是蒙古人,其族源汉晋时出现的摩沙夷。古麽些人分为两支,其中一支即纳日,居于川滇边境,是为东部;另一支即纳西居于滇西北丽江一带,是为西部。他主张两支人之间既有同源关系,也有区别的界限,但也是和睦相处,因此认为在考虑纳日人的民族成份时,必须在充分尊重纳日人民群众意愿的情况下,通过纳日、纳西两个支系广大群众的充分协商,以确定其族称。李先生为了坚持此观点曾经在盐源受过误解者的威胁,但李先生不为所动,依然自始至终坚持他的这一独断当代的见解。
  李先生自1980年代以来认可起用纳族群这一概念。2007年9月19日至22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政法学部、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术交流委员会主办、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承办的“藏彝走廊族群认同及社会文化互动:现今与历史” 海峡两岸学术研讨会在青海西宁市召开。我提交了《谁是MOSO?——论古摩挲的分化与“纳系族群”的认同及识别问题》一文主张为了尊重纳西和纳日两支之间的历时同源关系和共时格局中归属不同民族的差异,以“纳系族群”(the Ethnic groups of Na system)来指称这些族群,这一术语其后得到同人的认可和使用,遂逐步在学界推开。李先生也欣然同意此说,实现了从“纳族群”到“纳系族群”的转换。
  李先生作为多年关注、研究藏彝走廊和纳系族群的权威学者,一直是成都纳西族欢度民族节日时必邀的贵宾。2009年3月7日下午,李先生应旅蓉纳西族同胞的特别邀请,参加“滇川藏交角区域纳系族群民间文化保护论坛”,他在会上提议在国家层面上建立“纳系族群文化生态保护区”的概念,主张要打破行政区划设置带来的弊端。另外,他对有些学者把盐井纳西族的造盐技术人为地说成他族所为的观点作了证伪,指明此举的错误和违背历史事实,并呼吁纳西族要加强本民族文化、技术的保护!
  李先生参加这次论坛既成了他最后一次为纳西族和纳系族群研究建言。李先生的学术研究领域宽广,视野宏阔,持论谨严,为人温和低调。所著的《民族学》、《羌族史》、《李绍明民族学文选》、《巴蜀民族史论集》、《川东酉水土家》《土家族史》等著作影响广远,领域各异,远非我所能评论者。
  李绍明先生是新中国培养的第一批民族学家,1952年从华西大学社会学系转入四川大学历史学系学习,先生的治学风格烙有历史人类学的印记,对藏彝走廊中的许多族群都有过十分深入的实地调研,注重考古学,历史学,民族学,宗教学,科技史等多学科证据的综合运用,其风范和门径足为后学效法。
  李先生承绪了川中硕学徐中舒、任乃强、蒙文通、闻宥、马长寿、冯汉骥等前辈大家的学风,在西南民族研究中强调第一手的材料和扎实的田野功夫。在其晚年,李先生深悟费孝通先生提出的“藏彝走廊”这一概念的精义深旨,一再通过各种途径联络学者和同道在《西南民族大学学报》开设藏彝走廊专栏,鼓励田野调查,促进海峡两岸及国际学术界的藏彝走廊研究,身体力行,推崇前辈学者得成就,整理刊布师辈的存世遗稿,奖掖后学,有口皆碑。
  李先生是当代中国西南民族学研究的领军人物之一,更是藏彝走廊研究的主要倡导者。李先生自川大毕业已降,一生奔走于藏彝走廊各民族间,对彝族、羌族、藏族、纳西族、土家族的研究尤为精深独到。备受西南各民族学者和学术界的敬重。李先生以其为人为学的高风和阔大的胸怀,团结了大西南区域各路风格独树,专攻有别,师承家派各异的老中青三代学者于周围,尤其使川中民族学研究者一团和气,各美其美,极大地推进了西南中国民族学研究事业。
  时下之学界,沽名钓誉、渔色牟利、抽主编疯、发课题病者不在少数;官学一体,以势压人,欺世盗名者亦不乏其人。此种时境中,葆有令人钦敬的为人为学风范者,少而甚少,而李先生则是我所敬仰的道德文章兼美,有长者风范的极少数尊者。李先生一直对纳文化关怀备至,先生辞世,不禁令我感戴伤怀。我深切地感到一位仁德宽厚的师者离开了我们。先生已逝,空留千载白云悠悠,惟愿绍明先生一路走好,相信先生的嘉言懿行必将启迪、护佑更多的有志于藏彝走廊研究和西南中国研究的后学更加奋然前行,弘正道于天地间。
  2009年8月20日星期四于京西畏吾尔村

  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院民研所
  http://iea.cass.cn/ygtd/html/mzs_2009082416485836343.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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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绍明先生逝世

作者: 汪洪亮 | 2009年08月20日 16:11 | 栏目: 史海钩沉 , 学人指路

本文地址: http://wanghongliang.blshe.com/post/174/428599

今天接到陈东兄的短信,说是李绍明先生逝世了。我听了极感震惊和悲痛。记得上半年四月份在一次学术会议间隙,我专门到他的下榻处请教。李先生温和坦率,有问必答,三言两语,切中肯綮,我感觉收获颇多。因想到他也需要午休,没多耽搁便告辞,还相约合适时再去他府上拜望。后来又在网上购得他的口述历史《变革社会中的人生与学术》,便打电话给他,他说他都还没看到书。我也许算是最早的读者了,在作者前先看到。这本书非常有价值,我在电话中还表示要写点东西。没想到因杂事烦扰,一拖再拖,不但未有前往探望先生,东西也没写出来,李先生却走了。改天单独写文章。先把李先生讣告发在这里。



讣 告





      民族学家、学术活动家,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四川省第八届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四川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原副主席、四川省政协文史与学习委员会顾问、四川省民族研究所原副所长,四川省民族研究所顾问、研究员李绍明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09年8月20日4时16分在成都华西医院不幸逝世,享年七十五岁。

     李绍明同志,男,土家族,重庆市秀山县人,1933年12月18日生于四川成都。1950年入华西大学社会学系学习,1954年毕业于四川大学民族学专业和西南民族学院民族问题研究班。从事民族学、中国民族史、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研究。先后任阿坝州民族干部学校教员,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四川民族调查组及云南民族调查组调研员,四川省民族研究所研究员,四川大学、云南大学、西南民族大学与湖北民族学院等院校兼职教授,台湾佛光大学客座教授等职。曾担任中国西南民族研究学会会长、名誉会长,中国民族学学会副会长,中国民族史学会副会长,中国史学会理事,国家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领导小组民族学科组成员,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评委,四川省历史学会会长,四川省文艺家联合会顾问、四川省中华文化学会副会长、四川省民俗学会副会长等学术职务。他还担任四川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专家委员会委员、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学术委员会委员、四川藏学研究所学术委员会主任等职务。1987年10月任研究员,1992年10月起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主持国家、省级社科重点及一般项目研究数十项,培养研究生多名。在国家、省级及海外期刊上发表论文200余篇。获省部级奖多项。所著《凉山彝族奴隶社会》、《羌族史》、《土家族史》、《民族学》、《李绍明民族学文选》、《藏彝走廊民族历史文化》、《巴蜀民族史论集》等著作享誉学界。

     李绍明同志长期从事民族学人类学的研究和教学,学术成就卓越,影响深远,是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研究民族学人类学的优秀代表,是马克思主义民族学中国化的倡导者和力行者之一。筹建了中国西南民族研究学会,培养了几代民族学人类学研究人才。任四川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副主席以来,积极推进民族学、社会学、历史学、考古学、民俗学等学科发展,为繁荣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做出了突出贡献,在全国有较大影响。

     李绍明同志素为社会科学学术界所敬仰,不仅因为他的学识魅力,还因为他的人格魅力。他为人真诚友善、谦和宽厚、克己让人,尊重前辈、关照同仁、提携后学,参政议时、建言献策、兼济八方,深得学界的爱戴,正如民族学家、学术前辈马曜同志所言:"绍明治学严谨朴实,一如其为人,尝默察其于出处去就之际,约己以让,故能得众多助。"李绍明同志一生致力于民族学人类学学术的传承、交流和创新,毕生为了弘扬学术精神不懈努力,对藏彝走廊和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研究的倡导,展现了一位民族学家对多民族中国和谐团结的深切关怀和远见卓识。2008年汶川大地震后,他抱病在身,四处奔走,为羌族地区灾后的文化重建及"羌族文化保护实验区"的建立殚精竭虑。他把自己的毕生精力都奉献给了民族学人类学研究和民族团结事业,留给后人的是他的精神、品格和学识。

      李绍明同志的去世,是民族学、人类学、历史学界的一大损失,也是中国学术界的一大损失,我们沉痛悼念李绍明同志,深切怀念李绍明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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悼李绍明先生

杨福泉



        今日不幸闻噩耗,川籍著名民族学家李绍明先生因病于今日凌晨4时16分去世,享年76岁。我和这位尊敬的师长在四川和云南多次相聚,学业上也多受到他的勉励,今日何日,师友竟已飘逝!悲痛中草成此诗,痛悼绍明先生。


噩耗传来心黯然,学林今日失先生!
昆明盛会盼君来,闻说抱病未成行。
不意溘然辞世去,潇潇秋风哭师灵。
一生治学走田野,西南山水有君影。
华章诤言多灼见,六江风雨留真情。(1)
远在滇云祭师长,寸心哀音送君行。   

                    2009,8,20


        (1)“六江”,指在横断山脉地区的岷江、大渡河、雅砻江、金沙江、澜沧江、怒江等六条由北而南的大河,纵贯其间,故习惯上又称这片区域名“六江流域”。李绍明、童恩正等先生曾主持了“六江流域”民族综合考察,致力于“藏彝走廊”民族综合研究。




      2005年8月,在费孝通先生的支持下,在李绍明教授、黄树民教授等的组织下,在四川成都召开了“藏彝走廊族群互动中美学术研讨会”,这个会开始了如今方兴未艾对“藏彝走廊”的深入研究。会议上,我和李绍明先生合影。




        2005年8月,在费孝通先生的支持下,在李绍明教授、黄树民教授等的组织下,在四川成都召开了“藏彝走廊族群互动中美学术研讨会”,这个会开始了如今方兴未艾对“藏彝走廊”的深入研究。会议上,我和李绍明先生合影。



和师友的合影:左起:我、美籍华人人类学家黄树民教授、李绍明教授、北大王铭铭教授、西南民族大学杨正文教授

文图来源:http://wanghongliang.blshe.com/post/174/4287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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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绍明先生简介(百度)

1933年12月生,土家族,重庆市秀山县人。

  1950年入华西大学社会学系学习,1953年毕业于四川大学历史系民族学专业,1954年毕业于西南民族学院民族问题研究班。

  先后在阿坝州、全国人大民委四川民族调查组、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四川调查组和云南调查组、四川省民委、四川省民族研究所从事民族学、中国民族史、民族问题与民族政策研究,现为四川省民族研究所学术顾问,研究员。

  担任全国哲学社会科学民族学科规划组成员及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评委、中国民族学学会副会长、中国民族史学会副会长、中国史学会理事、中国西南民族研究学会会长、四川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副主席、四川省文艺界联合会顾问、四川省历史学会会长、四川省民族法学研究会副会长、四川省中华文化学会副会长、四川省民俗学会副会长、四川省彝学研究会副会长、四川省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四川客家研究中心理事长、成都市社会学学会会长、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特约研究员。

  四川大学、云南大学与西南民族大学兼职教授。四川省巴蜀文化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名誉主席、四川省康藏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四川藏学研究所学术委员会主任。

  主持国家、省级社科重点及一般项目研究10余项,培养研究生多名。曾应邀赴美、俄、挪威、日、韩、哈萨克、泰、马来西亚、新加坡及台、港、澳有关大学和科研机构讲学和访问。

  学术贡献:


  1.积极倡导建立有中国特色的民族学学科体系。1980—1981年在四川大学讲授《民族学》课程,其后整编成书,观点引起国内外学术界广泛注意。

  2.通过对凉山彝族奴隶制的研究,为丰富学科理论及凉山社会改革的实践作出应有贡献。由其总纂的《凉山彝族奴隶社会》一书被誉为“科学大厦的奠基石”。

  3.以中华民族“多元一体”观点对藏族社会进行研究并提出康区的特殊性以及“稳藏必先安康”的重新认识,受到中央主要领导同志的肯定。

  4.主持羌族社会历史调查,合著《羌族史》,为羌学奠定坚实基础。

  5.主持四川土家族调查,主编《川东酉水土家》一书,填补了四川土家研究的空白。此外,在民族识别、民族文化与民族法学研究诸方面提出了一些新看法。

  6.主持横断山区“六江流域”民族综合考察,开创藏彝走廊民族综合研究。
  主要著作:


  独著《民族学》(1986)、《李绍明民族学文选》(1995)、《羌族历史问题》(1998)、《巴蜀民族史论集》(2004);合著《凉山彝族奴隶社会》(1982)、《羌族史》(1985)、《川东酉水土家》(1993)、《彝族》(1993)、《中国藏族人口与社会》(1999)及《四川省志·文物志》(1999)、《四川省志·民族志》(2000);整理《彝族古代史》(1987)、《葛维汉民族学考古学论著》(2004)。

  主编《巴蜀历史民族考古文化》(1991)、《三星堆与巴蜀文化》(1993)、《中国各民族原始宗教资料集成·土家卷》(1998)、《完善民族区域自治法问题研究》(1997)、《中国民族建筑·四川篇》(1998)、《夏禹文化研究》(2000)、《20世纪四川全记录》(2004)、《雅砻江下游考察报告》(1983)、《雅砻江上游考察报告》(1985)等。

  在国家、省级及海外期刊上发表论文200余篇。论著曾先后获四川省政府授予的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科研成果一、二、三等奖共13项。从1992年起为享受国家政府特殊津贴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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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江悠悠,做人堪称风范,巴蜀仍传中原声
峨嵋巍巍,为学诚如斯人,天地犹存大吕音

先生风范山高水长,谨以后学名义敬挽先生,敬祝先生在天之灵安息!
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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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次人类学大会上,四川民研所与台湾中央研究院共同主办的藏彝走廊专题讨论会上,大家听到李先生病重后,还为李先生祈福。不期先生走得太匆忙了。
今年三月份在成都与李先生见了面,先生仍提到方国瑜先生的“中华民族发展整体观论”, 并对费老的“多元一体论”作了高度评价,先生一再强调中华民族各民族的文化是大同小异,异与同是辩证统一的,二者不可偏废。谆谆教诲犹在耳畔,先生已经驾鹤西归。往事不可追兮,惟有悲怮。
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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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藏彝走廊

我参加了为期两天(2009/7/28-29)的藏彝走廊专题,虽然遗憾没有见到李先生本人,但我非常庆幸地看到和听到了李先生多名弟子的发言。感叹李先生的学统后继有人了。

参会地点:文渊楼309

黄树民教授宣读:《藏彝走廊——当代中国研究中的学术平台》

翁乃群教授宣读:《伯——纳日的共生、依存和互构关系:历史与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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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锐】温暖的记忆

墨香犹在,斯人已逝。



        8月21日,收到一条短信:“李绍明先生去世了。”慌乱中,我匆匆拨通手机问个究竟。电话那端是低沉的诉说,这端我已是泪流满面。不信,不舍—— 去年冬天见到先生时,他还身体硬朗,精神矍铄;今年初约先生为本报理论周刊题词时,他还笑语盈盈。

  翻开采访本、相册和先生寄来的信件,往事一一浮现。
  初识先生是在2005年的春天。4月19日,在北京召开的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第16届世界大会筹备工作会议的会场,我看见许多与会学者走到一位长者的身边,恭敬地与他寒暄。我也上前给先生递上了名片,先生微笑着念着我的名字说:“我经常看你们办的报纸,是一个老读者啊!”随后,先生双手递给我一张名片,淡黄色的卡片上竖排印刷着3个字:李绍明。从此,我记住了这位慈祥的老人。
  不久,我再次见到先生。远远地,先生就冲我点点头。在交谈中,得知我参加工作时间不久,对民族研究领域还不熟悉,先生就跟我讲起了新中国成立后民族学界的故事。他说,云南是我国民族学研究的重镇,新中国成立初期,有一大批民族学家就是在那里成长起来的。他还细数了这些学者的学术经历和研究方向。以这些学术名家为线索,我开始对民族学界的学术流派、不同阶段的研究重点有所了解。
  出于对先生治学经历的好奇,我请先生讲讲他的人生故事,并希望能就此完成一篇人物专访。在一次研讨会间隙,先生接受了我的采访。他从近代英军入侵西藏,其父李亨投身边疆抗击侵略讲起,继而说到自己年幼时日军空袭成都,他与同学们坚持学习,立志保家卫国的爱国情怀。在谈到新中国成立后获得继续求学的机会时,先生满怀感激,并把随同林耀华、费孝通、马长寿等学术名家做民族调查的经历,视为人生一笔巨大的财富。由于时间有限,先生讲到上世纪50年代轶事的时候,采访就不得不告一段落了。在这次未竟的采访中,先生说了这样一段话:“我这一生已经走过70多年,从上世纪50年代进入民族学领域到现在,我亲历了新中国民族学的发展过程。中国民族学的发展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在发展过程中我们既向苏联学习过,也努力实现着西方学科的本土化。只要能为我所用,不论哪个国家的民族学理论都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我们应立足中国,从自身特点出发,兼收并蓄。中国的民族学研究不能否定传统,要有中国人的底气。”
  今年年初,本报理论周刊创刊前,我们请先生为周刊题词并写一点儿寄语。拨通电话,先生得知我们的请求后,欣然应允,并提出许多富有建设性的建议。与先生通话后的第3天,我收到了先生从成都发出的特快专递。信封中装着3样东西:一篇寄语,一篇用钢笔书写的题词和一篇用毛笔书写的题词。
  我与先生见面的次数并不算多,但却对先生有着强烈的亲切感。还记得有一回去四川省民族研究所,先生刚进办公室,得知我次日就要返京,急忙说:“你等一下,我回家给你拿样东西,去去就来!”不一会儿,先生拎着一盒茶叶塞在我的手里,说:“年轻人出门在外也好、工作也好,都要注意身体。多喝喝茶,有好处的!”此时,先生额头渗着密密的汗珠。
  先生不仅是一位德高望重、学术成就卓著的大家,更是一位平易近人、可亲可敬的长者。他不仅以渊博的学识、缜密的思维指点后辈,更以实际行动树立了为人处事的榜样。
文章来源:中国民族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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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民族研究所】心愿达成 返璞归真 ——深切缅怀民族学家李绍明

2007年冬,李绍明留影于成都。 牛锐摄



        2009年8月20日4点16分,李绍明先生因病离世。这位著名民族学家的离世带给人们巨大的哀恸,短短5天时间,四川省民族研究所共收到唁电160余份。中国民族学历史学会会长林超民在唁电中说:“哲人邃逝,宗师永失,火尽薪传,责在后学。”28位在京学者联名发来的唁电说:“李先生待人的博爱之心,处世的祥和之气,临事的不苟之风和他坚信社会科学强国富民的拳拳心志,必将跟他的著作一起成为我辈终身受用和世代传承的人文遗产。” 台湾中研院民族学所所长黄树民携全体同仁写下了“痛失良师”4字。许多人在自己的博客上写下了感人的纪念文章。


  8月25日上午8点,李先生的遗体告别仪式在成都市殡仪馆举行,300位来自全国各地的民族学、人类学、历史学、社会学、考古学等学科的学者前往送别。在党旗的覆盖下,李先生走完了他人生最后一段旅程,朵朵百合花衬托出他平静安详的脸庞。据其子李铣介绍,在去世前10多个小时,李绍明吐词已极其困难,但仍清晰地说出“心愿达成”、“返璞归真”8个字,宣告自己所有心愿已经完成,此生了无遗憾。
  李先生是四川社会科学界的带头人,长期担任全国哲学社会科学民族学科规划组成员及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评委、四川省社会科学联合会副主席职务,缔造了四川省民族学、历史学、文物和博物馆学界团结一心的局面。他是我国民族学界的智者,在中国民族学学会、中国民族史学会、中国史学会、中国西南民族研究学会担任了许多学术职务,在民族学研究的组织和学术活动工作上倾注了大量心血。马曜曾经在为《李绍明民族学文选》所作的序言中称他为学术活动家,并说他“约己以让,故能得众多助”。
  李先生是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代民族学家,有着特殊的教育背景。1950年秋,他进入华西大学社会学系民族学专业就读,有幸聆听李安宅、冯汉骥、蒋旨昂、罗荣宗、于式玉、闻宥、张世文等先生的教诲,系统学习了体质人类学、文化人类学、史前考古学与语言学等知识,并在1951年和1952年夏季两次到羌族和彝族地区进行调查研究。1952年秋,全国大学院系调整后,李绍明就读于四川大学历史系,得以接受苏联民族学、中外通史、民族史和民族志的教育,并受教于赵卫邦、胡鉴民、徐中舒、蒙文通、缪钺等先生,增加了史学修养。1953年,又调入西南民族学院民族问题研究班学习,系统地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民族观的教育,并进一步学习了民族问题理论与党和国家的民族政策。
  从1954年到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开展调查研究起,他把学术生涯中的大部分时间投入了民族学的田野调查。1956年到1963年,他先后在四川云南的彝族地区、四川的羌族和藏族聚居区进行少数民族社会历史大调查,在“文革”中,他利用“五七干校”设在民族杂居区的条件,节假日去做调查访问。正是这种对民族学深深的热爱,使他坚持着“咬定一头不放松,任尔东西南北风”的信念,并在1977年四川省民族研究所得以恢复时,回到自己热爱的研究领域,全面整理过去的成果,进行理论升华。
  多年的学术研究及田野调查,诞生了一大批优秀的学术成果。他对凉山彝族奴隶制度的研究,为丰富中国民族学的学科理论,为凉山社会改革的实践作出了应有贡献。由其总纂的《凉山彝族奴隶社会》一书被誉为“科学大厦的奠基石”。他以中华民族多元一体观点对藏族社会进行研究并提出康区的特殊性以及“稳藏必先安康”的认识,受到中央主要领导同志的肯定。他主持羌族社会历史调查后的研究成果及合著的《羌族史》,为羌族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他主编的《川东酉水土家》一书,填补了四川土家族研究的空白。他还在民族识别、民族文化、民族法学、客家研究诸方面都有独到的见解。
  20世纪90年代以后,他将精力投入到中国民族学的学科体系建设工作中,全力推进民族学与人类学的中国化。他对国内高等院校人类学民族学课程的设置、研究力量配置及研究重点的确定、对人类学华西学派学术思想的总结,均体现了这一追求。
  2008年5月12日汶川大地震后,作为民族学家,他四处奔走,呼吁社会各界共同保护羌族文化,合理开展文化重建。他负责的专家小组在1个月内起草完成了《羌族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规划纲要》、《四川省地震灾后非物质文化遗产抢救保护与恢复重建规划纲要》,得到国务院批准,成为指导灾区灾后文化重建的原则,也实践了他学术服务于社会的理想。

文章来源:中国民族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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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结学界,凝聚学人的大师

□ 石硕 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
李先生走了……

  一个令人无比敬重的师长、益友,一个待人亲切、友善、宽厚而又真诚的前辈离开了我们……

  在参与悼念先生的活动中,在无数表达悼念者哀思的挽联中,我意外地寻到一幅挽联,挽联是这样写的:

  “冶民族社会历史考古诸学于一炉稳藏先安康绩著西南各族史

  集真诚友善宽厚谦和诸德于此身尊前复励后迹铭庠序丰碑中”

  我久久地默诵着这幅挽联,幡然悟到,这是对先生一生最恰如其分的写照。这幅挽联中,前者言先生之学术,后者言先生之为人,两者虽各有分别,然对于先生,二者却是集于一身,并相得益彰。

  “冶民族社会历史考古诸学于一炉”,按照我的理解,实有以下两层含意:

  一是言先生的学术背景。先生早年于华西大学学习社会学(包含人类学和考古学),后又入四川大学历史系和西南民族学院(当时称“西南少数民族干部培训部”)接受历史学和民族学的训练。兼具民族学、历史学、社会学和考古学多种学科的知识与素养,加上长期丰富的田野实践,赋予先生不同寻常的学术视野、境界与见识,这是先生一生能在西南民族各研究领域中纵横驰骋、取得卓越成就,即“绩著西南各族史”之关键。先生在学术研究上从来不囿于一隅,而是分别能从民族学、民族史、社会学及考古学等不同学科角度、用不同的视野、方法和理论研究西南各民族及各类民族问题,这一特色在《李绍明民族学论集》中反映得尤为突出。这也给我们一个重要启示:民族研究乃是一个综合性极强的领域,需要具备多学科的背景与知识,除了民族学(人类学)这一主干学科外,尤其还需要有历史、社会、考古等诸学科的背景与积累。

  二是言先生生前之学术活动。先生的学术成就,并不单纯表现在其个人发表的论著上,更具分量的学术贡献与成就还表现于团结学界、凝聚学人,推动不同学科之间的结合与交叉,并以此来开展对西南民族的综合研究。先生自上世纪80年代,就联合挚友、西南考古研究造诣极高的童恩正先生以及云南、贵州、广西等一批资深民族史、民族学学者创办了中国西南民族研究会。从那时起,先生始终积极致力于在西南地区推动民族、社会、历史、考古等不同学界的联合及学科的整合。正是基于此,先生得以联系西南乃至全国的一大批民族、社会、历史、考古等不同学界的专家学者,在西南民族地区开展了一系列颇具影响和规模的跨学科跨区域综合研究。从上世纪80年代的“六江流域民族综合考察”,到后来的“南方丝绸之路”研究、“茶马古道”研究、“金沙江文化”研究和最近几年开展的“藏彝走廊”研究等等,先生均是主要的发起、倡导和组织者。广泛凝聚学人,团结民族、社会、历史、考古各学界,开拓西南乃至中国民族研究之新局面,“冶民族社会历史考古诸学于一炉”,正是此之谓矣!

  先生所以能做到这一切,有一个很重要的基础,即先生的为人。亦即下联中所言“集真诚友善宽厚谦和诸德于此身尊前复励后迹铭庠序丰碑中”。先生逝世能在学界产生如此大的影响,还同先生以其学养见识和人格力量在中国民族学界担当的一个角色有关,这就是“尊前复励后”。先生是新中国成立后由我国自己培养的第一代民族学家的优秀代表,也是他们那一代学者中目前仍活跃于中国民族学界之前沿,并发挥着承上启下重要学术传承作用的一位学者。由于先生从之受业或成长中对其有重要影响的师辈今已大多故去,即便与先生同辈的学者今健在的也已不多。故在中国的民族学界,先生还担当起了承上启下的重要学术使命。先生待人亲切、友善、谦和、宽厚,乐于助人,一生帮助过很多人,其中绝大多数是后学和晚辈。他对几乎所有人都是来者不拒、有求必应,一年四季,向他请教和寻求帮助的人总是络绎不绝。

  最能说明先生人格力量的还有一件小事。即先生生病住院的日子里,照顾他的护工是一位来自农村的中年人,人很朴实敦厚。一个多月下来,我意外地发现,这位护工竟对李先生产生了很深的敬仰与情感。他告诉我,李先生人太好了,他做护工好多年,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好的人。先生从不把他当雇佣者看待,对他亲切、平等,见他熟睡就尽量不叫醒他。先生走后设的灵堂前,我又看到这位护工,他主动放弃挣钱机会来灵堂为大家端茶倒水。听先生的亲属说,这位文化不高的护工曾提出一个要求,他写了几句话,想在李先生的葬礼上念一念。先生的亲属告诉他,告别仪式一般不安排发言,所以难以满足他的要求。我能想象到这位护工的失望。但我想,倘若这位护工真能在先生的告别仪式上念一念他那发自内心的朴素表白,定能感动很多很多的人,这何尝不是对先生为人的最好评价呢?
文章来源:中国民族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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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大度的学者

□ (美)郝瑞 华盛顿大学人类学系

我第一次见李绍明先生,他对老外同事的态度好像有一点儿“冷淡”。1986年,我和两个同事访问四川省民族研究所,李老师很客气,但是同时说“正式合作的条件还不成熟”。当时我正在寻找中国西南的合作单位,感到有些失望。虽然10多年以后,我才了解那时的情况。

  1988年,我在攀枝花完成3个多月的田野工作后,返回成都,准备回国。一天晚上,李老师来找我,说有两件事情:一是邀请我在民研所作关于田野的学术报告,二是告诉我,他与国际藏学考察团准备访问我的家乡西雅图,希望我能安排接待和交流。从那时候起,我开始正式接触李老师,之后的21年中,我和李老师养成了互相尊敬、多方合作的友好关系。

  1988年,李老师参加藏学考察团,拜访了华盛顿大学有关藏学学者,参观了书库,还访问了华盛顿州海边的确诺印第安部落。记得傍晚返回时,我担心中国客人不习惯西餐,本想在海边小镇寻找中餐馆。但李老师说不行,“我们访问美国一定要吃牛排”。有几个团员吃不惯,但李老师却把牛排全部吃光。从那天起,我了解到,李老师有着强烈的好奇心和适应性。

  1999年,李老师来华盛顿大学访问一个月,就中国民族学、民族工作、民族识别等话题开了几次座谈会。李老师能阅读英文,能简单地用英语对话,但他这一代人接触英文语境的机会较少,因此我们给他安排了一次正式的、带英语翻译的讲座,另外的4次座谈用汉语。讲座的主题为中国近现代民族学、民族工作的变迁。听李老师讲,我才知道他和他的同仁为何在上世纪80年代不能直接和国外同事长期合作。他们本来在积极进行民族学界的改革开放,愿意和国外民族学界、人类学界建立沟通。但是,推进这项工作事关重大,并不轻松。直到上世纪90 年代,中外沟通巩固了,正式合作的机会才成熟起来。我不得不佩服李老师长期的耐心和全面考虑的能力。

  2002年,我收到了一个研究生的电子邮件,说“李绍明在昆明的某一个会议上批评您对民族仪式的想法”。我回答:“应该没关系,李老师是好朋友,当然可以批评我的想法。”过后,我访问成都时,李老师请我到家里做客,第一件事就是给了我一份他在 《民族研究》发表的《从中国彝族的认同谈族体理论——与郝瑞教授商榷》一文,让我先过目再联系。我拿回住处阅读后,发现李老师确实和我有看法不同的地方,但他的表达方法既客气又文雅,说好友之间应该能诚实地讨论不同观点和看法。我再次来到李老师家,问李老师我能否对此文作出回应,李老师不但表示赞同,还把我推荐给该刊的编辑,结果我的文章也在该刊同年发表。李老师在学术上的大度、公平和合作精神令人肃然起敬。
文章来源:中国民族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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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脑海响起了祭司毕摩的经颂──

      在送灵大典上为鹤去的先灵回归祖界唱诵的《指路经》:


天空鹞鹰子,
能见马足迹;
踪着祖牧马,
踪着祖休息,
寻祖迹前往。
〈贵州赫章本〉



        敬爱的李老师,一路走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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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读,无语,盈泪,窗外秋雨淅沥,点点滴滴到天明。
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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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走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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耿哥看看网上可有关于李先生的书。传到站内让我们后辈多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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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去传几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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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凯模

我们只须悉心守望和用心体验先生的生命过程,并且在需要来临之际把它翻转一次……

谨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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痛悼王家佑、李绍明先生
作者:林春
8月20日一早,段渝先生发来短信:李绍明先生于当日凌晨仙逝,我实在不能相信这一事实,因为十个月前我还与李先生夫妇暢游黄鹤楼,李先生还敦促我重返茂县、汶川一带。怀着对这一信息有误的侥幸心理,我电话段渝证实噩耗,并且得知另一残酷事件:王家佑先生也于本年4月9日羽化。

    一下子失去了二位先生,对于我来说,等于丧失了二位亲人。他们二位,还有健在的李复华先生是我早期职业生涯的引路人,并且将这种无私的关怀持续了数十年。

    1976年夏我厦大毕业,将行李货运工作单位武汉后直奔川南西昌发掘礼州遗址、做地震考古,11月带着西昌地委犒劳我们每人的二斤硬糖,上王家佑老师位于老城区的家,王老师即将数块硬糖剥去糖衣放入水杯中化为糖水(当年的四川只有癌症患者才能购买2斤白糖)。与王老师的认识在76年春,因为编写红花套报告需要我们上四川省博物馆参观并邀请王老师等前来红花套,一路上王老师并不拿正眼瞧我而与其他人大“摆龙门阵”,直至有一次我在炼油灯下连夜复制(即用复写纸复画)他借给我的巴蜀符号复写稿(声称只能借我一个晚上)后,他才给了我一张笑脸。









    次年春单位再次派我往川西地震带开展地震考古工作,王老师等极力反对,主要原因是时间太仓促且组织太薄弱,可还是尽力帮助我,由于发生于川西北的茂汶县(即今日的茂县与汶川,二县在行政分开是后来的事)1933年叠溪大地震是调查工作的重点,且是少数民族地区,王老师请李绍明老师帮助。李老师打电话给阿坝州民委、茂纹、理县、黑水、松潘县县委请求援助,并且亲自书写介绍。由于李老师的出面,使调查工作得到当地高层重视得以顺利完成。临行前李老师还不忘要求我到叠溪大地震震中叠溪校场坝北去考察唐代石窟造像,并指导我完成调查简报,成为我从业后发表的第一篇简报。

    可能由于十年文革科研人员青黄不接的原因,那一时期的中老科研人员出于对事业断层的担忧,对基础不太好但又愿意做事的年青人纷纷伸出援手,王老师、李老师们一有机会就帮助我,带着我或介绍我去看望任乃强、王利器、邓少琴、方国渝等先生。

    老师们给我终生不忘的机会来了,同年9月底李老师借《凉山彝族奴隶制》编写需要,将我收纳到历史组(当时好象分为形态组、翻译组与历史组),考察云、贵彝族地区历史文化。

    10月底,编写组结束了黔西北的调查来到昆明,杜玉亭老师提出,要求编写组对基诺人(也称攸乐人)进行民族识别。11月我们一行十多人前行西双版纳,编写组也改为“基诺人民族识别组”,我与王家佑、张光显老师分在物质、精神形态组,我专做物质文化,还与王、张二位老师在离基诺公社8公里处的俄庄一位上海知青邵永灵竹楼上住了三个晚上。

    结束了基诺人识别工作以后,编写组经普洱、镇源、景东、弥渡到大理。12月形态组与翻译组返回成都,李绍明老师带领的历史组继续滇西北的调查,在巍山珑玗图山考察了南诏细奴罗的金殿遗址,发现了一些带有南诏文字的筒、板瓦片(拓片后交巍山文化馆)。以下是与李绍明、徐铭老师以珑玗图山金殿遗址为背景的合影,同时还考察巡山土主庙等文物。继而往楚雄、武定、碌劝等地考察与彝族历史有关的文物。

   

    这一考察经历,我认识了胡庆均、吴德让、袁柯、冯元蔚、侯方岳、杜玉亭、蒙默、易谋远、徐铭、张光显、伍精重等先生,使我对这一地区的历史文物有一定的感性认识,也让对民族学懵懵懂懂的我对于西南少数民族历史有了一种跨越学科的视野。自此以后,我虽然没能再亲历民族学,但我对于三星堆文化、鄂西渝东商周时期文化的理解在根子上是基于这种视野,对土家族地区礼俗文化的挖掘也与这次考察有渊源关系。

     三十多年过去了,我上网查资料时才发现,原来我当年参与的基诺族民族识别竟然成为迄今为止中国大陆最后一次民族识别工作。我能得到这一幸运应感激我的老师们。
1978年起我的工作重心放到长江中游,1981年正是我人生的一次低谷,李绍明老师突然来到武汉给我带来了温暖,还记得他到单位门房等待我出来的情景,他要我陪他往武汉中山公园、归元寺等,批评我应当学习掌握佛教、道教知识,还带我去看望武汉大学的石泉先生,在送他前往飞机场的途中,还巧遇内蒙古大学的林干先生。记得在武汉我数次要为吃饭付钱,先生总是告诉我:我的老师告诉我,吃饭必须是老师出钱。以后我数次去成都,即使是在外面吃饭,也是先生付钱。






2007年5月在恩施召开的土家族确认五十周年暨土家族研究学术研讨会上,我与李绍明老师又相遇了;去年10月底李绍明老师夫妇与段渝一起来武汉,与数十年前一样,李老师还要见我一面,我陪同老师与师母一起上了黄鹤楼,李老师依然关心我的工作和生活,敦促我尽早去成都看望王法师(即王家佑老师,他已长时间身体不好)、尽早重返汶川一带。谁能知道,这竟然是我与他的最后一面;而我也未能再见到亲爱的王家佑老师!




    王家佑老师与李绍明老师的处世风格大相径庭,他出身书香门第,父亲是国民党起义将领,本人还参加共产党的外围组织属离休干部。但从他口中出来的从来是怪话连篇,以至于有的外地学者认为他的脑子有问题,可我知道王法师说的都是一般人不说的大实话,只不过是用一种“正统”学术人不屑的言语和角度来阐述道理,正如《山海经》的说史的方式完全不同于《春秋》一般。



    王法师是一名严肃的学者,他1948年毕业于川大历史系师从蒙文通先生(他曾说相比同样做历史学研究的蒙老先生公子蒙默先生,他更得老师衣缽),1953年参加全国第二期考古训练班,发表不少经典的考古学著述,是四川省早期考古学的重要领军人物。但他的兴趣和学术成就远远跨过考古学领域,在那些不登大雅之堂的旮旯犄角,更是他无所不知无所不晓的天地,因此找他问“易”、向他计教八卦形态的演变、鉴定唐卡、探讨那些稀奇古怪的非中原系统古文字者络绎不绝。正因为他是如此的“绝古通今”,加上他早年就投青城山龙门派碧洞宗门下,人们称其“王法师”,他所著的《道教论稿》一再脱销,是公认的著名道教学者。而在我的眼中,他就是《山海经》中的神祇、三星堆祭祀坑青铜巫师的化身、四川汉代说书俑的写照,他是我理解古代巴蜀文化的活化石。



    除了必须的生活时间,他与大、小朋友们“排龙门阵”(他说他的老师蒙文通就是在茶馆里“排龙门阵”教学生的――西南联大的一些教授也是如此教学,数千年前的孔夫子不也是这样授徒的吗),而更多的时间则是日夜不休的读书、复写读书心得或者得来的资料,我想所有与他相识的人都得到过他独特的“王式复写”资料。他的所有收入,除了交给夫人余孃孃必须的生活费以外,都是用来购书和给各色人邮寄这种复写资料。



    遗憾的是我没能继承其衣钵,对除考古学以外的其他领域一窍不通。但是我与他心底相通,他是我惟一无所不能谈的师友。我曾数次专程前往成都看望法师和李复华、李绍明老师,每次都住在法师家或他家附近的小旅店,如同回家一般。



    从现代规范的教学、学术体系角度二位先生并不是我的老师,他们与我之间无利益纠葛、无学术上的师承关系,可他们对于我却关怀备至,数十年来视我如同亲人一般,现在想来真是令人不可思议。今天的老师,常被学生称为“老板”,老师靠学分赚钱,学生交费拿学位,体现的是一种现代法律意义上的平等交易。而我的老师们却承续中国传统的“师”者道德行为,他们与学生的关系是学术的交融与传承、是人与人之间的机缘,是超越利益的友谊。随着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国传统文化的没落已成一种必然,传统文化依附者的老师们与他们的老师们,与我们渐行渐远,虽然我们只能坦然面对这一趋势而不必悲天悯人,因为只有经过这种阵痛才能形成与时代相符的道德体系和文化传统,但是老师们身上所体现出来的“师”者风范仍为我们所敬仰,并努力有所效仿。



    行文至此,想起了今年是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百年诞辰,苏先生过世不久要出纪念专集,张忠培先生曾向我索稿,但我未动笔。不是我不怀念他,而是在当时我不能公开怀念,因为按现代教学、学术规范体系,我不能说他是我的老师。今天借这一机会,小春我向先生再鞠一躬!








   长亭外,古道边
荒草碧连天。
晚风拂柳笛声残,
夕阳山外山。
天之涯,地之角
知交半零落。
一壶浊酒尽余欢,
今宵别梦寒。

离开了我们的老师们,一路走好!
http://www.myzx.cun.edu.cn/plus/view.php?aid=590
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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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出不来,可参下面网址。
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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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凉山彝族奴隶制研究
时间:2009-08-23 23:12来源:《当代史资料》2003年第4期 作者:刘绍明口述 点击:28次
(2005-3-16) 李绍明口述 王林录音、整理
    凉山彝族社会性质研究是建国初期全国的一个重大的学术问题,也是一次重大的学术活动,面涉及很广,影响也很深,不仅在国内,在国际上都有很大的影响。

一、凉山彝族奴隶制研究的历史背景

    2001年全国的彝族有776万人,四川的彝族有189万人。四川彝族主要聚居在凉山彝族自治州。川南的乐山和宜宾地区也有一些。1949年新中国建立之前四川彝族人口没有这么多,大概接近一百万人。

现在的凉山既是一个地理概念,也是一个行政区划的概念,而以前没有行政区划的概念,“凉山”只是一个地方的概念。当时的凉山分为 “大凉山”和 “小凉山”。大凉山指现在以凉山州为中心的地带。大凉山的东边是小凉山属乐山地区,小凉山有四个县,即雷波、马边、屏山、峨边,简称“雷、马、屏、峨”,这一片地方叫 “小凉山”,是四川的小凉山。大凉山的西边,在云南境内还有三个县:华坪、永胜、宁蒗,这三个县也主要居住的是彝族,叫做 “云南小凉山”。所以凉山包括了四川的大凉山和小凉山,以及云南的小凉山。这是一个习惯的称谓,并不是说大凉山就大,小凉山就小。有一个谚语,说是“大凉山山小,小凉山山大”,意思是大凉山的山脉比较舒缓,其中有还一些山间盆地,相反小凉山的山脉很陡峭。这一地区的社会制度与全国其它地方的社会制度不同,是奴隶制社会。

    对凉山社会制度的研究从新中国建立以前就开始了,中国和外国有不少人研究凉山。为什么?就是因为这里的社会制度太特殊了,世界少有。用现在的行政区划的概念来看,凉山奴隶制的区域包括现在的凉山彝族自治州、乐山市的峨边彝族自治县、马 边彝族自治县(雷波已经划给凉山彝族自治州)、云南的宁蒗彝族自治县、华坪县和永胜县。这个行政区划也有一个变化过程,最初的凉山彝族自治州只包括从西昌地区划出来的几个县,后来经过西昌地区与凉山州合并,成立了一个大的凉山彝族自治州。渡口市(今攀枝花市)成立时又将西昌地区的米易和盐边两县划归了攀枝花,所以凉山从地理概念和行政区划的概念来讲是不同的。

    这一地区以前有两个特点:第一,除了交通沿线比较通畅外,其他地区的交通都不畅,外人无法进入。交通沿线一般是汉人的聚居地区,比如安宁河谷以前的乐西(乐山—西昌)公路沿线,也就是现在的成昆铁路沿线。西昌还有一条西祥(四川西昌—云 南祥云)公路,这两条路加起来叫川滇西路。除这条线比较通畅而外,其他的都不通畅。其实乐西公路也不是很畅通,因为彝族的 聚居区就在通道的旁边,而且相距很近,彝族奴隶主时常阻道。这就是解放前所谓的“夷务问题”。第二,彝族的腹心地区汉人进不去,地方政府甚至中央政府的军队、官吏都进不去。因此外国人取了一个名字叫 “独立倮倮”。“倮倮”是解放前对彝族人的称呼。 所谓“独立”,并不是说独立于中国之外,而是指这个地方中央政府的势力和地方政府的势力都达不到。解放前说的“夷人滋事”,就是指奴隶主抢夺掳掠行人的钱财以及人身,把人也作为财物来抢。只有奴隶社会才有这种抢人习惯,这是 “夷务问题”的实质。当然这应由彝族奴隶主负责,其下层百姓参加,是在奴隶主的胁迫下抢人。从明代到清代的几百年间“夷人滋事”是经常的,不仅是汉人,周围的其他民族如苗人、傈僳人、藏人都深受其害。正是因为这个问题,凉山从明代开始就很有名,叫 “巴布凉山”。“巴布”是个地名,现在写作 “巴普”,朝廷通常对巴布凉山都谈虎色变,明清王朝都采取围堵的办法,在驿道的沿线设立了营、汛、塘、堡这些机构,加以防止。在明代和清初叶都起过作用,但是到明末和清末中央王朝势力衰落的时候,就不起作用了。尤其是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社会急剧变化,封建王朝内忧外患,军队抽去对付外敌,内部人民起义不断,也要镇压。再加上驻军本身的腐朽,拿军队的枪弹去换彝人的鸦片,助长了彝族奴隶制的发展。到了清朝末期咸丰以后,这个地方简直不可收拾。所以凉山之有名,就是因为它是奴隶制社会。

    由于汉人一进去就出不来,所以关于凉山彝族奴隶制一直没有很详细的记载。最早对凉山奴隶制感兴趣的是外国人,派了一些探险家进去探险,其中有的是学者,有的是军官,主要是法国人和英国人。探险也是一种研究。1890年法国奥尔良亲王率领一帮人深入大凉山腹地探险。1906年法国有一个军官叫多隆(Dollone),带了一个考察队在凉山地区考查,写的书这几年我国才翻译过来。宣统时英国有一个叫巴尔克的胆子大,带了一两个人进入到了凉山的核心地带牛牛坝(位于现在的美姑县),进去以后被彝人杀死了,牵动了外交,这是清末有名的 “巴尔克事件”。清朝政府派四川总督派兵两路围剿牛牛坝,一路从西昌进去,一路从雷波进去。进去以后彝族就退到深山里找不到,清军也就出来了,说是打赢了。这一事件导致在1910年(宣统二年)在大凉山腹心区建立昭觉县。“昭觉”就是昭之醒觉的意思。昭觉县建立以后不久就发生了辛亥革命,县府又撤出来了,在里面只有一年的时间,修了一圈城墙,一个县衙门,还撰修了一部县志,但整个凉山的情况依然故我。

    “巴尔克事件”后来说成是凉山人民的反帝事件,我在牛牛坝做了很长时间的调查,了解到这个事件的真相。巴尔克到了牛牛坝以后,有两个黑彝奴隶主谈论说,这个人不象我们的人,鼻子高,眼睛蓝,问他是哪里人?他带有两个翻译,他说英语,一个翻译译成汉语,另一个再译成彝语。他回答说,我从英国来。彝族人没有英国这个概念,翻译就译成“从很远很远的天那边来的”,再转译一遍就成了“从天上来的”。一个彝族头人说,这家伙说他从天上来的,他是和我们不大一样。另一个头人打赌说,他说他是天上来的,你敢不敢把他杀了?这个头人说,我就敢把他杀了。拔出刀来从巴尔克的头上砍下去,这一刀没把他砍死,巴尔克有枪,给了这个头人一枪,也没有打死。头人旁边的侍从们涌上来几刀就把他砍死,并把随行的人全部杀死了。“巴尔克事件”以后,外国人也不敢进去了。

    到了民国时期这种情况更加严重,那时候军阀混战,更没有人管这些事情。但有些“娃子”(奴隶)开始往外逃,出来后诉说奴隶制的压迫,在西昌有一个人,不知道他的真实姓名,用笔名写了一本《倮区汉奴吁天录》,仿照《汤姆叔叔的小屋》写的。《汤姆叔叔的小屋》又叫《黑奴吁天录》,是写黑人奴隶的。这本书在民国初年的影响很大,是铅印的。这本书也引起当时政府的注意,比如当时的地方政府派了一些人到雷、马、屏、峨和大凉山去调查,但是深入不进去。这件事情除了引起政府和民众的关注之外,也引起了国内学术界的关注。这是在20世纪20年代。

    中国学者最早进入这个地区的是丁文江,他是一个地质学家,1914年在今凉山州会理、会东一带作地质调查,也涉及彝族人文的研究,但未深入;其次便是杨成志,他是很有名望的一个民族学家,后来做过很多大学的教授,1928年他从云南进入凉山进行调查;1934年常隆庆从雷波进入大凉山,他也是一个地质学家,攀枝花铁矿的发现者,他也作过一些人文调查;1937年我国著名的民族学家马长寿进去调查;1938年徐益棠到小凉山进行调查;1939年柯象峰、梁瓯弟分别到凉山调查;1941年庄学本《西康彝族考察报告》出版,江应木梁到大小凉山调查;1943年林耀华调查凉山的彝族;1944年马学良到云南调查彝族的语言文化;1948年胡庆钧去凉山调查;1951年赵卫邦到凉山调查。

    当时这些学者是冒着生命危险和当娃子的危险进去的。当时要花钱请保头,这笔钱保头得一部分,另一部分用来买通当地的彝族头人。这些学者们进去调查以后回来都写了书、报告和文章。通过这些学者的调查,凉山的情况逐渐为人所知。这些调查的结果说明凉山的社会制度确实同外地不一样,是一种很特殊的制度,是奴隶制度,这在解放以前已是很普遍的看法。

    至今一些小报经常登载的当时的轶事很能说明其社会制度的特殊。抗战时期陈纳德的十四航空队飞越驼峰,有几架飞机在凉山失事,美国飞行员跳伞后被当地彝民抓住了。中国人也好,美国人也好,从天上掉下来的也好,从地上来的也好,我抓住就是我的钱财。彝族头人认为是天公送下来的娃子,第一件事就是把飞行员的鞋脱了,强迫他做苦工。由于是盟军的飞行员,国民政府就通过汉源的地方军阀杨仁庵来寻找。先打听飞行员在哪个家支手里,然后拿银子去赎,谈价钱,赎一般的人如果是5坨银子,赎美国飞行员就给10坨银子,因为这是天上掉下来的,比较珍贵。赎出来飞行员就住在富陵。现在这个飞行员和当年进去赎他的人的后裔们还见过面,共叙中美之间的友谊。这件事情小报登得很多,说明了当时的奴隶社会性质。

    有了学者们的调查,解放以后的民主改革是否就按照他们这些调查结果去做?也不是。因为这些学者们所走的范围毕竟有限,是否整个凉山都是这样的?并没有把握。大家都承认凉山是奴隶制度,但奴隶制所占的比重到底有多少?是不是奴隶社会?没有人说得清楚。因为有奴隶制和奴隶社会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比如我们现在是多种所有制,不能因为我们是社会主义社会就不能有其他的经济所有制,道理是一样的。

    解放以后对凉山社会制度的研究成为一个重要的问题,既是社会改革的需要,也是学术上的需要,但主要是社会改革的需要,因为这涉及到新政府对凉山彝区的施政问题。这是研究凉山奴隶制的背景。


二、凉山彝族奴隶制的研究过程

1、 凉山奴隶制研究与民主改革

    1950年国家派中央民族访问团到大凉山去访问,第一个任务是改善民族关系,宣传民族政策;第二个任务就是了解当地的情况。解放以后工作队可以进去了,但也是逐步进去的,这个过程拉得很长。有些腹心地区到1953年、1954年才解放,才允许人民政府派人进去。

    四川的小凉山地区由川南行署派川南民族访问团去访问。四川当时分为川南、川北、川东、川西四个行政区,小凉山的雷、马、屏、峨属于川南行署管辖。大凉山当时不属于四川,属于西康省。当时到西康的是中央民族访问团。访问团的任务之一就是调查这里到底是属于什么社会性质。中央民族访问团当时有两名有名的学者,都是中国科学院的副研究员,一个是胡庆钧,做彝族社会调查,这位老先生现在还健在;一个是陈士林,主要是做彝族的语言调查,后来他创造了彝族的新彝文。

    这时关于凉山是否是奴隶社会有不同的看法。赵卫邦是我的老师,当时是华西大学教授,以后任川大历史系教授、川大图书馆的馆长。1950年他在成都《工商导报》的《学林》副刊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认为凉山是封建社会,不是奴隶社会。因为赵先生在1948、1949年时去过凉山,那时他是辅仁大学的教授。而胡庆钧认为不仅是奴隶制,而且还是奴隶社会。

    我于1952年到凉山,当时我还在华西大学社会学系念书,川南访问团需要调查雷马屏峨的彝族社会情况,我就被派到峨边去调查。峨边总的属于彝族边缘地区,但也有腹心地区。我调查了一个月以后,觉得这个地区的情况比较复杂,有奴隶制,这是肯定的,但大部分边缘地区已经封建化。当时没有可能进到腹心地区,比如峨边有一个腹心地区叫西河,还没有解放,工作队也进不去,里面还有国民党的残余匪特,和当地的头人相勾结。边缘地区符合赵先生的看法。但赵先生的看法是整个凉山地区都已经封建化了。

    除访问团以外,当时凉山还有许多工作团。解放初期中共中央西南局在雷波设立有中共凉山工委,下面分3个分工委,昭觉分工委管西康大凉山;乐山分工委设在乐山,管雷马屏峨四川小凉山;昭通分工委设在云南永善县的黄桷树,管云南永善、巧家及金沙江沿岸一带彝区。凉山工委派出了许多工作团深入到彝族的腹心地区,形成了一批调查资料。参加调查的既有党政工作人员,也有许多学者。比如后来担任云南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的李桂英,他在昭通分工委当工作队队长;后来当云南省民族研究所所长的王叔武教授,也在昭通分工委,他们都做过凉山社会性质的调查。从1950年到1954年,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查,党政部门的干部和学者们的主要看法是凉山不仅有奴隶制,而且在腹心地区是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和奴隶社会的根本区别在于,封建社会是封建主占有土地,农奴附着于土地之上,通过占有土地来占有农奴,取得生产资料的占有;奴隶社会是奴隶主直接占有奴隶的人身,人像物件一样可以买卖,同时也占有土地等主要生产资料。我附带讲一个我经历过的笑话。1952年我们到峨边去调查的时候,一起有两个女同志,那时候都很年轻,女同志比我大一点,也不过20岁左右。一个奴隶主看上了我们这两个女同志,想拿银子来买。他的观念就是人是可以像东西一样买卖的。我们说,我们是政府派来的,人怎么能卖给你?我们又和这奴隶主开个玩笑,问他出什么价钱?他说胖一点的多些,50锭银子,瘦一点的少些,40锭银子。在那里买卖人口是非常平常的事情。买卖奴隶小孩子几锭银子就行了。既然奴隶可以买卖,奴隶主对奴隶也可以任意处置。

    到1955年,凉山社会性质的情况比较清楚了,民族关系也疏通了,自治州、县也建立了,凉山社会改革的条件比较成熟了。1955年12月,四川省第一届人大第三次会议通过决议,从1956年开始在凉山进行民主改革试点。当时是把凉山作为奴隶社会进行改革的,制定了民主改革条例,这也是经过省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就是说这个改革和汉区的土地改革不同,关键是要解放奴隶的人身,不仅仅是土地的改革。土地是一种生产资料,要进行改革;更主要的是废除人身占有的改革,这一点是根据凉山的特殊情况制定的。对于阶级成份的划分也不一样,不是地主、富农、中农、贫农、雇农,而是奴隶主、劳动者、半奴隶、奴隶。“半奴隶”是指安了家的奴隶,其情况比单身奴隶好一点,有一点财产。这个称谓不太科学,当时为了对奴隶进一步细分所致,其实就分为“单身奴隶”和 “安家奴隶”就比较恰当。按照当时的政策,占有土地和占有3个以上单身奴隶或3户以上安家奴隶就划为奴隶主;劳动者基本上靠自己劳动为生,一般不占有奴隶,也不被剥削;安了家的奴隶称为半奴隶;奴隶就是单身奴隶。这4个阶层基本和凉山原有的4个阶层是一致的,第一个阶层彝语叫 “色坡”,意思是 “主子”,指黑彝奴隶主;第二个阶层叫 “曲诺”,指广大的百姓,也叫 “白彝”;第三个阶层叫 “阿家”,指安家娃子;第四个阶层叫“嘎西嘎诺”,“嘎西”的意思是锅庄,“嘎诺”的意思是围着锅庄转的手脚,指锅庄娃子,也就是家庭奴隶,这是很形象的一个词。这种划分现在看起来还是符合实际的。

    1956年改革试点之初四川藏彝地区就发生了叛乱,不仅是彝族地区,还包括康巴地区。在藏区是农奴主的叛乱,凉山是奴隶主的叛乱,反对改革。因为改革把他们的土地分了,把娃子解放了,这是一场尖锐的斗争。虽然改革的条件很宽松,采取的是赎买政策,保留他们一定的生产生活资料,不挖底财,政治上进行安排。这同汉区还不一样,汉区的地主是扫地出门,是敌对分子。这里是按时人民内部矛盾对待,奴隶主还享有正当的公民权。这是以缓和的方式进行改革。尽管这样还是发生了叛乱,原因还是触动了他们的根本利益。既然发生了奴隶主的叛乱,所以当时是一边改革一边平息叛乱,但是效果不大。中央在1956年7月召开了一次关于藏彝地区改革的会议,是中央政治局召开的,周总理主持,毛主席一直参加,规格很高。会议检讨了这一段改革平叛的问题,毛主席作了结论。后来我们听了关于周总理对这次会议精神的传达。其中有这样的话:不要太急,诸葛亮可以对孟获七擒七纵,我们为什么不能十擒十纵、百擒百纵呢?同时决定由中央派出慰问团来协助这一工作。会议把以武力为主的平叛变为以政治争取为主的谈判。

    当时一方面有粟裕大将坐镇凉山平息叛乱。另一方面于1957年初派出中央慰问团,下面有几个分团分别到甘孜州、阿坝州、凉山州,还有一个分团到云南的小凉山。慰问的目的主要是做政治争取工作,我在这时也参加了中央慰问团在凉山州的工作。

2、 学术方面的争论

    1955年底通过在凉山进行民改试点决议以后,中央为了更加慎重起见,由全国人大民委派了一个调查组于1956年3-9月到凉山调查,进一步核实凉山的社会性质。调查组由全国人大民委的张英达率领,我没有参加这个调查组,我参加的是此后的社会历史调查组。1956年9月两个调查组在成都有一个交接的过程,所以这个组的人我全部认识。张英达的调查组到凉山调查以后整理出厚厚一本调查报告,调查时间也不短,有几个月的时间,但得出的结论却大相径庭:凉山是封建制,并向中央作了汇报。这就出了问题,四川已经按照奴隶制的特点在进行改革,而他们调查的结论是封建制,是否四川改革的依据有错误?其实他们的调查还没有完的时候意见就反馈到北京去了。中央当时正在组织进行全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目的之一是进一步弄清楚各少数民族的社会性质。鉴于张英达他们的结论,全国人大民委领导的四川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再次来到凉山。1956年9月由中央民族学院的夏康农率领的社会历史调查组到成都,按照中央的意见,四川的社会历史调查组全部到了凉山,没有到其他地方,就是因为张英达他们的调查结论还须再度核实。张英达他们选了几个点,我们选的点铺得更宽,时间更长。当时的改革已经暂停下来了,主要做政治争取工作,这也很有效,争取了不少叛乱奴隶主下山,对他们很宽大,只要把枪交了,一切既往不究,甚至以前的职务都全部保留。我们于1956年10月下到凉山调查,1957年初我又到了慰问团,做了一段时间的争取工作。

    1956年10月四川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下去以后,第一期选了4个点,有腹心区,有边缘区,有土司统治区,做广泛调查。通过半年的调查,资料大体出来了,我们向中央作了报告,结论是凉山是奴隶制。为了慎重起见,我们前后一共做了3期调查,做了十几个点,可以说凉山的调查做得最扎实。这时就放心了:凉山的民主改革中没有社会性质认识上的错误。所以从1956年到1957年我们做的调查工作,实际上是对凉山的奴隶社会性质进行进一步确认。

    虽然从政治上而言凉山民主的改革是按照奴隶社会的特点进行的,但是在学术界仍然存在分歧这也是允许的。对凉山社会性质的讨论从1956、57年一直持续到1970年代。在张英达之前有几个学者都与他持同样的观点,比如江应木梁,云南大学很有名的民族学教授。还有中国人民大学的张向千是奴隶制与封建制两种制度并存论。归纳起来1950—1970年代学术界对凉山的社会性质有4种看法:①奴隶制论,以胡庆钧为代表,四川民族调查组组长夏康农也持这个观点,我的观点也同他们一致。②封建制论,以江应木梁为代表。持同样观点的有我国有名的历史学家、华东师范大学教授束世、张英达。束世有文章,张英达是调查报告。③并存论,认为凉山不能简单地说是奴隶社会或者封建社会,两种社会制度是并存的。这个观点以张向千为代表,他于1950年去凉山进行过调查。持同样观点的有西北大学民族学、历史学教授马长寿。并存论的问题在于没有分清楚哪个是主导的,哪个是次要的。凉山有少数的、边缘的地区确实已经进入封建社会,但在主要的、腹心地区仍然是奴隶社会。④过渡论,认为这个社会正处于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期中。严格说来,在历史的长河里,任何社会都处于过渡期中。这个观点以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林里夫为代表,他的两个弟子施修霖、陈吉元也持相同观点。

    关于凉山奴隶制也有不同看法,有人认凉山是希腊罗马典型奴隶制,也有人以为是古代东方奴隶制。我提出一个观点,后来也得到大家的赞同,即凉山奴隶制既不是古代东方奴隶制,也不是希腊罗马典型奴隶制,它有自己的特点,就是凉山奴隶制,不一定非得用其他的概念来套它,套也套不上。凉山奴隶制是从原始公社末期保留了一个比较长的尾巴进入奴隶制的,而且发展不充分。这一看法中国科学院的刘尧汉也赞同,但他给它定名为“氏族奴隶制”。

    这是1950-1970年代的一次大讨论,是史学和民族学的一件大事。后来我把这次讨论的文章选编成一本论文集名为《凉山彝族社会性质讨论集》。在文革以前,虽然看法不一,但学术界已经有了倾向性的意见,即奴隶制。凉山彝族奴隶制的研究本身意义重大,既涉及到这个地区的社会改革,也涉及民族学、历史学许多理论问题,通过这次大讨论对这两方面都有所助益。

    我从1952年进入川南访问团接触这个问题,写了一些调查报告;1956我到四川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先做学术秘书。1956—1957年做社会性质的调查研究,1958—1959年做历史调查研究,彝族奴隶制的研究只是其中的一个方面。我也做彝族史的研究,后来写出《彝族简史》。当时强调集体著书、集体编著。我是主撰人之一,1959年以后,我到了羌族组,搞羌族调查研究。以后又做藏族的调查研究。

    1965年中国科学院决定要编少数民族三种社会形态的丛书:中国少数民族的原始公社制、中国少数民族的农奴制、中国少数民族的奴隶制。有些民族保留着原始社会残余。有几个民族是农奴制,如西藏的藏族、新疆的某些维吾尔族、云南的傣族。奴隶制就在凉山这一百万人口的地区,是最典型的,其他一些地区只是一点残余,如傈僳族。所以当时就确定凉山为一本,写作班子已经组成,四川的负责人是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的历史组组长吴德让和四川省委民族工委的尚理,我是学术秘书,省民族研究所、省社科所历史组、四川大学、西南财大、西南民院都抽调了人,成员有十几人。不久文化大革命开始,停了下来。一停停了10年,一直到粉碎四人帮以后的1976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提出由四川、云南、贵州三省抽人与他们一起继续做这项工作。当时确定的题目叫 “凉山彝族的奴隶制”。我仍然担任学术秘书,最后做该书的总纂。原来这本书的计划很大,准备搞成几十万字的学术专著。但编成以后到北京去汇报,邓力群说,你们的书是“科学大厦的奠基石”,不要超过20万字,让大家都看。写成一本比较通俗的学术专著,但也要说清楚理论和观点。根据这个意见又对书稿进行重新整理。书稿很难压缩,我们几人在昆明住了两个月,后来我在北京又住了一个月,才将书稿压缩成现在的样子。书稿由人民出版社出版,成书以后书名为《凉山彝族奴隶社会》,这已经到1982年了。为什么要编这样一本书,就是要进一步从事实上、理论上把凉山彝族的奴隶社会性质阐述清楚。

    除这本书以外,本书编写组有两个成员以他们个人的名义同时还写了另外两本书,一本是中国社科院民族研究所胡庆钧写的《凉山奴隶制社会形态》,一本是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周自强写的《凉山彝族奴隶制研究》。这三本书观点一致,取材一样。同时还有不少学术论文发表,出版有一本图片集。这三本书于1980年代初出版,既有理论的探讨,又有实际资料的阐述,充分论证了凉山当时的社会性质,在学术上取得了比较一致的意见,此后没有与这个观点不同的意见发表,关于凉山社会性质的研究就告一段落了。这个学术问题在国际上也产生了较大影响,因为在20世纪中叶还保留了活的、完整的奴隶制社会,这在世界上都是没有的。所以关于这个问题的研究与讨论对历史学和民族学都是一大贡献。


〔口述者简介〕李绍明,四川省人大原常委、四川省社科联原副主席、四川省民研所原所长,研究员。
〔整理者简介〕王林,四川省社会科学院《中华文化论坛》副编审。
来源:原载《当代史资料》2003年第4期
http://www.myzx.cun.edu.cn/plus/view.php?aid=590
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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