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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生活的图像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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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生活的图像志

民间生活的图像志


    
邓启耀



    《清远日报》[1]是一份不起眼的地方报纸,却有一个惹眼的“全国报纸副刊优秀专栏”《民间一瞥》。这个专栏为该报主编潘伟先生创立,发表那些在日常生活中抓拍到的民间生活情景,图文并重。这些图片本来拍的是寻常人寻常事,却拍得十分有趣。光看图片,就已来了兴,它们和中国主流新闻报道摄影定型的图片宣传模式(即业界称为“新华体”的新闻图片规范),以及报纸习见的取像角度、构图范式和用光条例很不一样。不像那些高高在上的东西,《民间一瞥》的图像使人感到亲切,差不多就是你自己身边的熟人熟事;但那不是些一眼就看白的图片,你总感到图片后有些东西,让人期待,想知道是什么和为什么,使这些平常人平常事“见了报”。《民间一瞥》似乎在用图像的方式制造一种悬念。这时你就想看文字。待读了文字,顿时豁然。文字非一般图解,而是与图互动,敏锐,诙谐,睿智,时见神来之笔,体味其意外之意,不禁欣然,陶然或肃然,忍不住叫好。
     拍的是常态,说的也是常见常听却不在意的事,却能吸引人的眼球,靠什么?
     在日常生活中发现情趣,是《民间一瞥》的特色。三个村姑采摘野韭,图不奇,但一点题:《穷人大块吃肥肉,富人小碟炒野菜》,你就要看下去。三个农妇蹲在田里,绿茵茵的不是秧苗,是草。她们做什么活计?种草。为什么种草?因为“乡下种稻不如城里种草”,算过账,稻不如草卖得起价(豁然想起“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的故事――近40年的“草”“苗”之争,看似有些荒唐,其实不然。意识形态也好市场规律也罢,其要点都在一个“权”或“利”上)。四个骑牛的牧童,顺向的画意联想是“遥指杏花村”,寻常的古典风俗画。经文字一调侃,便脱了顺向画意的俗套:“您问的是杏花度假村?就在前面,拐个弯就能看到了。叔叔,我问您一个问题,‘村’大还是‘城’大?‘城’大?老师也这么说,可是为什么‘洗脚城’在‘杏花村’里面呢?您说北京城更大?那么地球村呢?”还有那些张开双臂模仿稻草人的孩子,在小河里裸游的少年,光屁股露出小鸡鸡还一本正经和姐姐一起卖葡萄的小男孩……我们可以看到镜头后面的老潘也在扮鬼脸。
     在平凡情景中发现诗意,最难,也最动人。老头为老太太摘去白发上的一片草叶;老母亲坐在儿子手推柴草车上,神情安详满足;白头夫妻的幸福不在花前月下,而是默默浸透在柴米油盐酱醋茶里……所谓生活的诗意,其实就在穿衣吃饭、举手投足之间,如同禅理之“郁郁黄花,无非般若”。我们每每习惯把眼光投向远处,在塑造的甚至伪造的影像中寻找意义,可惜它们不是太虚就是太远,对普通人来说反而迷失了意义。倒是平民百姓习以为常的反哺互助,更贴近人性中遍在的美好和那些“意义”。许多近在身边的东西,由于熟视无睹而不懂得珍惜,只有在我们失去的时候,才知道这种缘分和福分其实最不易得。所以我们不得不在被化肥农药窒息的田园里,怀念蛙声一片;不得不在颓然世故的“成熟”中,怀念伊甸园里的幸福时光。在影像宁静的叹息里,我们看到摄影家诗人的一面。
     在常人常见处见出不常,是摄影家潘伟的眼力所在;在常人未见处见出意义,是作家和报纸编辑潘伟的功力所在。
     但《民间一瞥》影像的意义远不止这些。
     说到好的摄影,摄影人大都会背出卡蒂埃-布勒松标签的“决定性瞬间”这样的评语。但这样的评语用在这里似乎并不合适。“瞬间”不假,却都是平凡人物寻常事件的瞬间,是“常态”的瞬间,谁在任何时候都可以拍得到的。问题是为什么没有多少人去拍?
人们往往把眼光盯在大人物、明星或奇闻逸事上了,就像《史记》只是帝王将相的史记,摄影史很长时间里也只是领袖和明星的相册。常被人挂在嘴上的“创造历史”的人民及其民间生活,并不能在事实上进入被记述的历史。潘伟主编在代表主流话语权力的媒体上开设《民间一瞥》的栏目,如同在正史中插入野史,在王侯的“本纪”、“列传”里塞进百姓的“家谱”、“传记”,是真正在以自己的本职工作实践“为人民服务”和“人民史观”精神的。
     我们看看被《民间一瞥》“立传”的人物有哪些――猎人、耕农、牧童、摊贩、窑工、榨工、车衣工、环卫工、农民工、铁匠、木匠、陶匠、画匠、砖瓦匠、阉鸡匠、磨刀匠、修表匠、弹棉匠、马掌匠、理发匠、套鸟人、猪郎公、砍笋人、酿酒师、背篓客、蓑笠翁、纺纱女、篾郎竹姑、走方郎中、江湖神医、地摊古董、织毛线的女人、电脑算命先生、织土布的苗家女、背夫和他的“鹿角架”、清洗油烟机的人、用三轮车拉蜂窝煤的人……民间生活的鲜活情景,在《民间一瞥》里更是随处可见。我们可以看到从古代摆卖到现在的粪箕、棕绳、扁担和锄头柄,看到与“电猫”、电暖器、空调并存的火缸,看到曾经流行过的无痛穿耳、用椰壳拔火罐、流动“采耳”(挖耳)、民间妇女拉面毛的美容术,看到夸张的长烟斗、闹市边的钓翁、街头摆设的棋局、天桥下的桌球大排档,看到玩陀螺、打弹弓(也叫皮箭、皮枪)的儿童、“打平伙”的老乡、互换腊肉的乡村拜年、中秋节的“鸡公糖”、担对盒箩“耍人家”(走亲戚)的老太太、邻里间的帮工建房,看到测字的“神鸟”、被“认契”的老树、添丁添灯的人生仪礼、仙庙设坛传教的“上刀山”仪式,也看到在社会变迁中悄然逝去或悄然出现的人和事,既有玩了千年的“叶子戏”、“三三棋”,有从高贵走向低贱的火烙补搪瓷,曾经流行过的礼品和奖品(暖水瓶),被“最糟糕的发明”塑料袋替代了的竹篮子,有“水车推木杵,碓臼舂瓷泥”的陶瓷作坊,尘封的影片库,也有染金发的瑶族少年,涂脂抹粉的城市,有面对WTO的风柜,并存于市的美国可口可乐和中国的胭脂朱砂,也有同时成为某街头商品流动广告“代言人”的布什和拉登……社会转型期的世态万象,通过这些平常而又怪异的影像折射出来。就像站在渡筏和钢桥并存的渡口,“你选择过渡,还是过桥?是唱赞歌,还是唱挽歌?”或许什么都不必细想,只管“咔嚓”――记下来再说。一般拍照的人,拍完照走人,发表时给照片起个酸溜溜或玄乎乎的题目就了事。我们看到拍照的潘伟同时也是做田野考察和写字的潘伟,所以他的图像文字传达了较多的社会生活和民俗文化信息。如说到“罩篱”:“罩篱是寻常之物,炸油糍、豆腐,煮粉丝、面条,都离不开它。织罩篱是寻常之技,甚至还说不上是祖传‘七十二寡门’,然终属巧手技艺,非人人可为也。”说到“鸡公糖”:“在粤西北过中秋节,除了吃月饼之外,儿童最高兴的,就是能吃上‘鸡公糖’。鸡公糖的制作很简单:白糖加色素炼溶,浇灌入木模具后成鸡公、成鲤鱼、成花鹿、成笨象等儿童喜爱的动物,或男孩喜爱的手枪和女孩喜爱的花篮。儿童好吃,更好玩,常常把鸡公糖玩溶了玩脏了,还舍不得吃。”还有火柴这很少人让它“上镜”的日常用品,就像众多“凡夫俗子”一样,它的存在和消失不会被人注意。但潘伟注意了,还知道更多细节:“谁还用火柴:最时尚和最不时尚的人。老汉还在用火柴——清远火柴厂生产的‘松鹿牌’火柴,因为一只鹅的鹅毛可换五包火柴,五包火柴共五十小盒,可以用好几个月了。老汉用毛笔记上换火柴的日期,先换先用。清远首家火柴厂——‘老怡和’,创建于清宣统戊申年,也即是1908年,从此,再也不用从瑞典或日本输入‘洋火’了。但不到百年,现在又难觅清远火柴厂的影踪。火柴当然还没有完全消失,有两个地方还常见到,一是乡村小店,二是星级宾馆。抽雪茄的时尚人士总喜欢用火柴取火,据说这样才不会破坏雪茄的口味,而且用火柴点烟也比用打火机‘有型’。还据说老外仍在用‘洋火’,为什么?在家烧壁炉、出外烧烤都方便。(摄于清新县太平镇)2004年2月21日”因了这些,《民间一瞥》有了“志”的意味――影像的民俗志或民族志。相对于正史之类官方文献而言,野史、地方史志和口述史更容易被具有人类学色彩的人文学者所欣赏,因为那里面常常有许多鲜活的民间生活情景,有“宏大叙事”所缺乏的生动细节。在此意义上,《民间一瞥》可以归属于用影像叙述的关于民间生活的史志类作品。
摄影家和作家潘伟先生,用镜头和笔,叙录了正史之外的野史,英雄史基座下的人民史。若干年后,《民间一瞥》记录的许多人物、事件和景象不复存在,这些影像将成为历史。毫无疑问,作为“复线历史”的一部分,这类民间生活的图像志,也将进入与英雄史并列的人民的生活史。

  本文发表于潘伟:《民间一瞥》4-6页。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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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清远,即广东省清远市,距广州约100公里。《清远日报》为其市报。
  

2007年10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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