琉璃厂徽商与朝鲜燕行使者的交往
东方早报 2009-6-28 3:26:14
朝鲜燕行使者坐船而来，琉璃厂成为他们看中国的窗口。
入贡使团成员中实不乏才人俊彦，他们通过交往笔谈，耳濡目染，竭尽全力地了解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及社会情况。
王振忠
1644年，崇祯皇帝在煤山上吊，随后的明清鼎革不仅是中国天翻地覆的一件大事，而且，对东亚的国际秩序也有重大的影响。对此，日本人称之为“ 华夷变态”，而朝鲜人则以“小中华”自居，他们都打心眼里鄙视这个由“鞑虏”建立的新帝国。然而，曾几何时，新兴的王朝渐入佳境，康乾盛世的富庶繁华，令络绎而来的朝鲜使臣极感震撼。当时，燕行使者饱览辽蓟燕京的山川胜景，渐渐地，他们将沿途的名胜分为“壮观”、“奇观”和“古迹”三类，形成颇为固定的“ 中华印象”。“生长偏邦，一快壮观”，为不少朝鲜人所梦寐以求，而当时被其人列入“壮观”者，有“正阳车马”、“琉璃厂市肆”、“海甸灯戏”、“卢桥石栏 ”、“虎圈”、“象圈”、“辽野”、“渤海”、“山海关”和“会仙亭”等，其中，琉璃厂市肆更是燕行使者时常光顾的场所。
乾隆末年北京的《都门竹枝词》曰：“航海梯山客似云，朝鲜贡使秀而文。书坊闲步风流甚，白练腰围百褶裙。”对于燕行使者而言，琉璃厂不仅是壮观的购物之所（那里有琳琅满目的书籍古玩），而且，此处还是他们结识文人墨客、了解中国社会的最佳场所，逛琉璃厂甚至是朝鲜人收集中国情报的重要方式之一。
一
清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十一月，金士龙随正使金履素渡鸭绿江前来燕京，并于翌年三月返回朝鲜。与许多燕行使者一样，他在回国之后，亦撰述有《燕行日记》，而该日记的序文，则为琉璃厂徽商程嘉贤所撰：
东海金君士龙，……当其历辽沈，越居庸，纵观山川之雄杰，关津形势之所控扼，然后知天地设险之意。北顾黄河，洪流奔放，慨然远想禹功。至京师，仰观天子宫阙之壮，与仓廪、府库、城池、园囿之富且大也，然后知天下之巨丽。见中朝人士容貌秀伟，议论之宏辩，声明文物日新富有，然后知两间清淑之气，钟灵毓秀，华聚于此。……耳目所及，无不笔之于书……得诗凡略[若]干首，为《燕行日记》，付诸剞劂。明年以书来告，且属一言以冠首篇……
序文作于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也就是金士龙回国后的第二年。个中一再提及金士龙的诗，所谓“得诗略[若]干首，为《燕行日记》”，今观《燕行日记》全书，其中主要是游记体的散文，除程嘉贤、十然叔侄与金氏的应酬唱和外，并未见有金士龙其他的诗歌。据此推测，程嘉贤其实并没有读过《燕行日记》一稿，故而误认为《燕行日记》是由诗歌若干首构成。在当时，朝鲜人出版著作约请中国人为之作序以自抬声价，早已是司空见惯的一件事。有的朝鲜人的著作甚至是在北京琉璃厂印刷出版，在哈佛燕京图书馆收藏的朝鲜汉籍中，即有不少此类版本。
金士龙与程嘉贤的相识，也是从琉璃厂开始。乾隆五十六年十二月三十日，金士龙第二次来到琉璃厂，“历一书肆，其侧畔有小店门，门上扁曰‘聚好斋 ’，笔甚古奇”，金士龙走进一看，发现书店及其主人均颇为儒雅：“有丈夫对坐卓上，旁置酒铛香炉，四壁皆名人书画，视其人疏姿白晰，无一点尘俗气，见余至，即下榻相捐[揖]，喜色浮动眉宇间，坐余蒲团上，出黄粉纸及笔一、砚一、墨一，共作笔谈”。经过相互寒暄，金士龙得知店中对坐的二人，一位叫程嘉贤，另一位叫胡宝书。前者字少伯，号声路，“江南人”。
自此而始，他们先后多次笔谈，主要谈及中朝两国的社会和风俗。如程嘉贤问及井田古制、衣饰的尚青衣白以及朝鲜的任官制度等，而金士龙则对中国南方的名胜、物产以及科举制度、丧葬习俗等颇感兴趣：
余曰：苏、杭闻名久矣，民物之富庶，楼观之美丽，与燕京孰多？
少伯曰：燕京系是天险关防，至于山水风光，不可与苏、杭较胜。唐人诗曰：“江南四百八十寺，多少楼观烟雨中”，此一句，足想其梗概矣。
余曰：足下之居歙州者凡几世？
对曰：自皇宋南渡，衣冠之族随而徙居，子孙之落于西南者不啻仆之家而已。
余曰：歙大州也，其土所产可以指示耶？
对曰：鱼稻足，柑橘贱，且贡砚。
余曰：歙与徽州几里？
对曰：歙，徽之属邑，徽之南有朱文公三世先墓，且有程朱阙里，春秋时享，两家后裔皆在执事之位。
程嘉贤是徽州歙县人，年纪在四十上下。在当时，朝鲜人对于徽州的了解，莫过于该处所产的徽墨。刚刚见识过“卢沟壮观”的金士龙，顺便问起墨业发源地——易水之所在时，程嘉贤就送他小墨二笏、图砚一方，曰：“此古人缟紵之意也，勿辞。”并说：“仆徽州歙县人也，此墨州人曹功素[素功]所制，此砚产于吾乡龙尾山下，有眉文者最良，往年贡上五百余块，其时工人有相识者，择其良赠余。余问其价，答曰：市肆中绝无如此佳品，虽白金数十两不易得此。余爱其理润，作小铭刻砚背，朝暮摩挲，元[爱]不释手。北来时带来此砚，燕台之士莫不艳看，而不肯轻以与人。今当足下之行，以佐远赆。”
徽州为文房清玩之乡，早在唐末，易州墨工奚超、廷珪父子因避战乱，南逃至歙州（即宋元以来的徽州），因见当地松郁水清，遂重操旧业，所产佳墨，被南唐后主视若珍宝，为此，奚氏被委作墨务官，并赐姓李。从此，歙州制墨名闻遐迩，境内各地涌现出一大批制墨高手。及至清代，曹素功的艺粟斋，即是制作徽墨的著名字号，被后人誉作“清墨四大家”之一。前述程嘉贤所赠墨，即由曹素功制作。由于曹素功徽墨曾为上贡珍品，所以程氏声称自己馈赠金士龙的徽墨实为贡品。而他所送的图砚，据说亦是著名的龙尾砚。
二
从《燕行日记》来看，程嘉贤颇有文化修养，他与金士龙数度交相唱和。乾隆五十七年正月初六日，金士龙到程家，与程嘉贤及其从子十然分韵赋诗——他们拈唐诗“重与细论文”一句，程嘉贤得“细”字，程十然得“与”字，金士龙得“文”字。金士龙首先题七言古诗曰：
吾生苦晚惟好古，少读河南夫子文。座上春风门外雪，恨未抠衣三沐薰。后世云孙在京国，典刑犹存特出群。长安市上十万家，日夜车马何纷纷。忽到程氏草堂里，纸窗画壁无尘氛。翻然出户喜折屐，坐我胡床礼甚勤。况复番番一幅锦，笔能二分诗三分。温如沧海拾明珠，皎若青山笼白云。逖矣扶桑千里外，不意今行得吾君。君家仲容眉骨奇，咬菜脱粟穷典坟。相看握手成三笑，牙颊生香日已曛。莫问平生我所为，四十五十今无闻。
诗中的“河南夫子”是指理学家程颐和程颢，他们的祖籍据载出自徽州歙县，金士龙遂将程嘉贤视作二程的后裔，故有“后世云孙在京国”之说。对于该诗，程嘉贤评曰：“工部之骨，眉山之气，非数十年研精耽究，何能有此！”并赋诗以和：
少年重交游，重辄忘气势。仰睇古风远，俯怀壮心厉。偶游燕市中，放眼祛扦蔽。君从东海来，万里结神契。……
对此，程嘉贤请求金士龙作出评价，后者题曰：“不费一金，得锦绣文字，吾归橐不贫。”相比之下，金氏的评价显得颇为含蓄、内敛。随后，程嘉贤的从侄程十然也提笔赋诗。金士龙亦评曰：“字字古雅，濂洛余派。”程嘉贤说：“以先生之诗，为家中宝藏，传诸永世，使吾子知有千里外神交。”金士龙则曰：“ 余袖二位诗稿，归挂书楼，有时思想，一面讽诵，举杯遥祝。”遂各大笑而罢。
正月二十日，金士龙再次前往聚好斋，程嘉贤送他牡丹图幛子及《一翁亭序文》、《别章》各一轴。“一翁亭”系金士龙在朝鲜大同江滨的楼宇，据说是取唐代著名诗人杜甫“江湖满地一渔翁”诗意，额曰“一翁亭”。金士龙在楼内藏书若干卷，“日夕与邻秀才焚香读书，其间将为终老计”，所以他请求程嘉贤为之作序以记其事。尽管程嘉贤没有到过朝鲜，更没有见过金氏的“一翁亭”，但他还是凭着朝鲜舆图（可能还有金士龙的介绍），极尽想象之能事，殚精竭虑地状摹出 “一翁亭”的景致，文中充满了程嘉贤对于异邦的想象，从中亦可欣赏到“贾而好儒”的徽商之文采。
三
揆诸实际，金士龙对于程嘉贤的认识颇有偏差。他在《燕行日记·人物》中指出：“程嘉贤，字少伯，江南人，明道二十三世孙，善诗工书，今为国子隶 [肄]业，为士林宗。”这里有两个问题：一是所谓的明道（程颢）二十三世孙，在首次与程嘉贤、胡宝书见面笔谈时，金士龙问及：“公等或明道先生、胡文定公之苗裔耶？”程嘉贤回答说：“是也。”其实，就广义而言，徽歙程氏可以说是程颢的后裔，但鉴于当时攀附名人的社会风气，更大可能这只是后者的顺水推舟，藉此标榜自己的身价不凡。果然，金士龙对之肃然起敬：“屠贩之间，得此风人韵士，甚幸！况中州文献在二位身上，岂与昔时悲歌士比乎？”另外，程嘉贤只是“国子监肄业”而已，他的身份应是监生，甚至很可能连监生都是捐纳而来的。后来“在国子学中，三年报满，得以广文选用”，所以像程嘉贤之类的人物，在中国可以说是车载斗量，随处皆是。而金士龙称他为“士林宗”，实在是无从谈起！从《燕行日记》所述的细节来看，程氏最早见到金士龙到访聚好斋（书肆）时，“即下榻相揖，喜色浮动眉宇间”，其实主要还是看到有了生意上门——此为商贾之恒态。正月初三日再次笔谈后，金士龙临别时，程嘉贤还不忘指着壁上的牡丹图幛子，曰：“此真近代高手，可取去否？”在他内心，念念不忘的还是出售自己的商品。
不过，说金士龙对于程嘉贤认识上的偏差，实际上也并不排除燕行使者故弄玄虚，藉此自抬身价，以便回朝鲜后向他人炫耀自己的中土交游。朝鲜洪吉周所纂的《睡余放笔》卷下曾指出：
东国人入中国，以诗文示中国文士，得其奖誉，归辄自得而诧诸人。……余尝谓东国人文章博雅，号为一代之甲者，置之中国，则仅当居下上，况其下士乎？彼之奖誉，且如塾师之批圈童子诗句……
此处的“东人”或“东国人”亦即朝鲜人，主要指的也就是燕行使者。对照前揭程嘉贤对金士龙诗歌的评价——所谓“工部之骨”、“眉山之气”或“大得唐人风骨”，显得颇为滑稽。这种情形，在东亚的文化交流中屡见不鲜（譬如，江户时代长崎贸易中清商与日本人的交往中亦屡见类似的例子）。而从《燕行日记》来看，金士龙回国之后，在与程嘉贤的信函中写道：“仆跋涉水草，得免颠踣，至春暮还家，吾乡之能诗文者，无虑数十名家，来问行中所得，仆出足下诗示之，皆叹赏……”而从程氏的回信来看，当时金士龙的《燕行日记》已经完成，故而希望他能“附缀数言，藉以寿世”。
四
在清代的东亚文化交流中，中国人的举手投足颇为周边国人所瞩目。由于锁国政策，江户时代的日本人所接触到的，往往只是一些中国的商人（其中当然也有弃儒从商的下层文人）；而在李朝时代，朝鲜人为了全面搜集中国的情报，入贡使团成员中实不乏才人俊彦，他们通过交往笔谈，耳濡目染，竭尽全力地了解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及社会情况，故而燕行使者所能接触到的中国人更为广泛，其中既有达官贵人、硕学鸿儒，又有很大比例是些商人和下层文人，这使得朝鲜使者对于中国的了解更为深刻——他们除了看到盛清时代北中国的富庶繁华外，也常能更多地倾听到市井百姓对于朝政社会的种种议论，这使得诸多备载见闻及交游的《燕行录》，均成为我们研究清代中国社会文化史的重要史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