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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晓峰:日本的面孔之日本的读法

刘晓峰:日本的面孔之日本的读法

日本的面孔




作  者: 刘晓峰
出  版: 中央编译出版社
定  价: 20元
ISBN: 9787802113626
出版日期: 2007-08
版  次: 1
标  签: 日本文化 东亚 知日文丛 日本  
所属分类: 社会•时政 传记•纪实   


【本书简介】

        我们的邻国日本——循着万古不变的轨迹,月升月落。樱花决绝地开放,曼妙地凋零,让花下的行人感到颤粟。这是个谜一样的国家! “东亚人文”是“清华东亚文化讲座”着手编辑的系列丛书。这套丛书包括学术研究、典籍资料、文化译丛等,“知日文丛”是其中有关日本的文化随笔系列。“清华东亚文化讲座”从2004年创立起,便着力从多种角度来讨论东亚问题。伴随世界经济的区域化发展,伴随中国的文化复兴,在新的世界格局中重新思考东亚问题,是“清华东亚文化讲座”致力探索的方向。我们深知,如何对待历史,如何面对今天,如何面向未来,这些存在于中日之问的大问题,并不是这套“知日文丛”能够解决的,我们只是期望这套丛书的编辑和出版,能够给愿意思考这些问题的读者朋友提供一些新的思路和参考。 本书是东亚人文知日文丛之一,收入了作者许多抒写个人感怀的文学性篇章。

【作者简介】

      刘晓峰,男,1962年出生于吉林省吉林市。1986年毕业于东北师范大学,获文学硕士学位。2000年毕业于日本京都大学,获文学博士学位。曾任清华大学思想文化研究所助教、讲师,现任清华大学历史系副教授。

      研究领域:日本史,中日文化交流史;日本民俗与民族性。

      著有《古代日本における中国年中行事の受容》(日本桂书房,2002)、《日本的危机》(主编,人民出版社2001)。译有《内部版本》(日本女作家松浦理英子著,北京 中国文联出版社2001)、《在自己的树下》(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著,海南 南海出版社 2004)等。目前正从事中日古代用纸之比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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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日本的读法

      2005年,中国和日本,渐行渐远。谈到这一问题的症结,大多数中国人头脑中首先反映出来的,应该是日本人的历史认识问题。很多人感慨“家有恶邻”,叹息日本没有维利?勃兰特那样伟大的政治家,日本民族不像德意志民族那样勇于反省和承认自己的历史错误。这种看法在中国人中应该说是非常有代表性的。很多人在诘问:德国能,日本为什么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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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后日本的明与暗(1)
——读《鸠山一郎回忆录》

  开始阅读《鸠山一郎回忆录》,只是因为一点个人的缘故。从2005年开始,我决定腾出时间阅读一些被翻译成中文的日本书。我的本科和第一个硕士学的都是中文,第二个硕士和博士学的才是日本历史。简单说,我是因为到日本留学才改的行,改行的原因也非常简单:我不愿意在日本研究中国文学,尽管日本的中国文学研究有很多长处可学,日本研究中国的学者中,也有很多和中国学者放到一起毫不逊色的佼佼者。因为后改行,所以对于国内同行的研究工作所知有限,究竟有哪些书被翻译介绍过来也仅略知一二。这方面的知识缺陷,回国以后很快就暴露出来了。在大学教书,课后总有学生要我推荐一下不同领域的参考书,那时经常羞愧于自己有限的知识满足不了学生的要求。这就是我阅读汉译日本书的最初动机。揣着这样的动机打开图书馆藏书目录检索,我惊异地发现很多书很早就有了中文译本。比如这本《鸠山一郎回忆录》,居然在1978年就已经翻译出版了。

  冷战结束后,我们迎来了一强多极的世界新秩序。在这个新的世界秩序中,区域整合开始越来越受到重视。其中欧盟的整合和不断扩大,最引起东亚的共同关注。历史上,法国和德国曾经有过漫长的敌对和战争的历史。但是,这并没有成为欧洲统合的最终障碍。看到这一现实,很多人都会产生这样一个问题:既然欧洲能跨越战争的回忆、走向最终的和解,我们东亚为什么不能?

  一段时间以来,在中国、日本、韩国学者的话语环境中,“东亚共同体”这个提法开始频繁出现。但是,在现实层面上,“东亚共同体”的提法,近乎痴人说梦。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的调查,2002年中国对日本非常亲近和亲近者只及5.9%,2004年这个数字上升到6.3%;不怎么有亲近感和没有亲近感的人数却由43.3%上升到53.6%。今年日本的调查表明,日本民众对中国抱有亲近感的人也降至32%。对于日本、对于中国,这都是非常令人警醒的一组数字。说到东亚共同体,离开政治大国的中国和经济大国的日本这两个国家是无法谈及的,现状上这种互相的“不亲近”,正好给倡言“东亚共同体”的人以当头棒喝。

  2005年,中国和日本,渐行渐远。

  谈到这一问题的症结,大多数中国人头脑中首先反映出来的,应该是日本人的历史认识问题。很多人感慨“家有恶邻”,叹息日本没有维利?勃兰特那样伟大的政治家,日本民族不像德意志民族那样勇于反省和承认自己的历史错误。这种看法在中国人中应该说是非常有代表性的。很多人在诘问:德国能,日本为什么不能?

  

  …………

  但是,站在历史学者的立场看,今天我们面对的东亚局面和日本人的历史认识,都不是无源之水,都有其发展到今天的内在必然性。阅读《鸠山一郎回忆录》,时时让我感受到的,就是这种历史的必然性。

  一

  作为一个政治家,鸠山一郎在日本政坛被称为“悲运宰相”。他战后十年中的经历,非常富有戏剧性。

  1946年4月,日本举行了战后第一次总选举。鸠山一郎率领的自由党在议会总选举中一举获得了141个议席,成为日本第一大党。正当他得到社会党阁外协助的承诺开始组阁的时候,5月3日,麦克阿瑟发布了《关于国会议员的革职与排除》的备忘录,鸠山一郎被列入了革除公职者之列。

  把鸠山一郎列入革除公职者之列,据说是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东京特派员们在他从前的著作中找到了符合“应予罢免及排除的种类”的G项,认为他属于“其他军国主义者及极端国家主义者”。导致这一结果,有历史上的原因。1933年他任文部大臣时,因为泷川幸辰教授的著作《刑法读本》有与时宪相违的内容,他对京都大学校长提出停止泷川教授职务。这件事的直接后果是引发京都大学法学系教师全体辞职和很多学生的抗议,构成不大不小的“京都事件”。当然还有来自现实的原因。1945年9月15日,他在《朝日新闻》发表“诽谤战胜的美国”的文章,早就碰触了美国人的忌讳。但他自己认为,主要原因是大选前的1946年2月22日发表的反共声明引来苏联干涉,导致美国占领军中左翼一派的乘机下手。这其中到底哪一条才是根本,我们这里不必细究,重要的是“为山九仞,功亏一篑”,马上可以坐上的日本首相的交椅就这么擦肩而过。最后是连议席都没有的吉田茂登场,组成了吉田第一内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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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后日本的明与暗(2)


        时代发展到1951年,鸠山一郎终于即将从“必须革除公职者”行列中被解放出来,以他为核心的新党也启动在即。他重新活跃于日本政治中枢指日可待。可是就在马上被解放之前,他又因脑溢血倒了下来。

  一拖再拖,鸠山当上日本首相,已是1954年10月。

  鸠山一郎在战后日本政治舞台的谢幕,也和登场一样极富戏剧性。鸠山一郎一生反共,但他任日本总理期间的最大成就,却要数1956年与苏联签订《共同宣言》。《鸠山一郎回忆录》写到《共同宣言》签字仪式结束后,在克里姆林宫雪白的大理石墙壁的大厅里举行了盛大招待会。当乐队在1500人的来宾面前演奏日本国歌时,他百感交集,热泪盈眶。1952年9月18日,苏联否决了日本申请加入联合国的提案,现在有了这份日苏共同宣言,日本就得到了正式加入联合国的门票。1956年12月18日,第十一届联合国大会全体一致承认日本加入联合国,这标志着日本重新正式回到国际大舞台上。

  12月20日,鸠山内阁宣布总辞职。

  二

  1946年战后美国占领当局对日本的战争参与者及参与团体的严厉整肃以及后来这一整肃活动的解除,可以说是一度左右了鸠山一郎政治生命的重大事件。从日本战后历史上看,这也是战后日本发展过程中出现巨大转变的标志性事件。

  1946年战后美国占领当局对日本的战争参与者及参与团体的严厉整肃,是盟军总司令部(GHQ)依据《关于革除不适宜从事公务者公职之备忘录》(SCAPIN/550)和《关于废除政党、政治结社、协会及其他团体之备忘录》(SCAPIN/548)实行的。对于美国占领当局,这一整肃活动早在计划之中。1944年春,美国即针对战后日本问题制定了包括处理战争罪犯、现有政党和政治团体,驱除“不受欢迎的人物”以根除军国主义,加强日本民主化进程的一系列政策。具有象征意义的是,制定这一政策过程中,曾参考了盟军在德国推行非纳粹化的整肃政策。这一计划的最初目标,就是在日本新政府中彻底消除日本法西斯军国主义的影响。因此在盟军总司令麦克阿瑟手中持有的黑名单上,囊括了战争时期活跃一时的大日本政治会、大政翼赞会、翼赞政治会、大日本妇女联盟等团体、组织的组织者们,参与制定相关政策的官员也被列入革除公职的范围中。

  

  …………

  自1945年9月开始,盟军总司令部(GHQ)开始启动通过解除日军武装、禁止军需生产、废除新闻管制、逮捕战犯、废除政治警察等政策,推动日本民主化的进程。上述整肃运动,就是推动日本民主化进程的重要一环。

  1946年4月日本举行的战后第一次总选举,就是在“整肃”的飓风中进行的。这年1月4日,盟军总司令部发布了革除公职令。除日本共产党外,其他各党派无不受到“整肃”的巨大影响。币原内阁中内务大臣堀切、农业大臣松村等五位阁员不得不辞职。以“大日本政治会”为背景的日本进步党推荐的381人全部在被革除整肃范围之内,日本进步党濒临崩溃。包括后来活跃于日本政坛的樱内幸雄、松村谦三、鹤见俊辅、后来曾任日本首相的宫泽喜一的父亲宫泽裕、同样后来任过日本首相的羽田孜的父亲羽田武嗣郎都在劫难逃。鸠山一郎的日本自由党成立时的43名议员中,30人被革除公职,只有13人还有做议员候选人的资格。就是在这样激烈变革的时局中,鸠山一郎领导日本自由党成功地打了个漂亮的选举战。

  一战得天下,作为日本自由党总裁的鸠山一郎和自由党的核心人物河野一郎、三木武吉却先后被革除公职,胜利的果实只能拱手让出。1946年盟军司令部在战后日本实施的“整肃”严格到何种程度,可想而知。

  三

  “整肃”运动从1946年1月起,在1947年7月达到高潮,先后被革除公职的有208,926人,因为其中有148人请求复审后得免,所以实际遭到整肃的全部人数是208,778人。但是这场以根除军国主义、加强日本民主化进程为目的的整肃运动却在1948年骤然结束。

  随之而来的是被整肃者的“解放运动”,和对于日本共产党进行的“红色整肃”的开始。到1951年3月31日,10,090名文职人员和3250名军官得到“解放”。1951年5月麦克阿瑟被解职,解除整肃的工作被全部移交给日本政府。此后,解除公职令被修改,“解放”被整肃者的工作迅速推进,半年间177,261人得到甄别“解放”。鸠山一郎就是在1951年8月6日和13,904人一同被“解放”的。1952年旧金山对日和约生效后,有关革除公职的法令全被废除,最后剩下8710人也都得以“解放”。有关这场虎头蛇尾的运动,南开大学王振锁先生的论文《解除公职及其对日本政党的影响》(《世界历史》1998年第2期)介绍得非常详尽,有兴趣的读者可以找来一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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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后日本的明与暗(3)


      如此大张旗鼓的“整肃”运动何以蘧然结束,并如此迅速滑向相反方向?要理解这一点,我们有必要把目光从日本转向世界。这之间世界上发生的一个重要的变化,是美苏关系开始变得紧张。当德意日法西斯同盟被打败后,美国同苏联的矛盾上升为新的主要矛盾,在亚洲,美国需要有可以信赖的盟友一起遏制苏联。另一个重要变化,是中国。二战后期,美国的亚洲战略中心点一直在中国。从1946年-1947年,国民党政府曾与美国政府签订协议,先后接受了60亿美元的“美援”,这成为蒋介石发动内战的重要资源。但是,中国内战的结果,却与美国人的估计恰恰相反。1949年大陆红色中国的出现,标志着美国以中国为亚洲战略基地的计划彻底失败。这样一来,日本的地缘战略意义就一变显得非常重要。1948年和1949年,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先后通过《NSC—13/2号文件》和《NSC—13/3号文件》,其主旨,就是重新调整亚洲政策,确立在亚洲以日本为抗衡苏联的依托。还有一个重要的变化,是朝鲜半岛。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更加剧了东亚地区源自意识形态的尖锐对立。这一系列变化,对美国的日本占领政策产生了重要影响。

  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26日,麦克阿瑟即命令封闭日本共产党机关报《赤旗》,28日又命令封闭所有日共系统的地方报纸。从此,美国走向与日本单独媾和、扶植日本工业发展、重新武装日本的道路。了解了这些,蘧然结束“整肃”运动的原因,和运动迅速滑向相反方向的动力就很清楚了。

  在推动美国放弃“整肃”政策上,鸠山一郎也做过工作。《鸠山一郎回忆录》中,收有一封1951年2月鸠山一郎呈给杜鲁门总统特使杜勒斯的信。信的第二部分专门谈到革除公职问题:“当今日本的难题,堆积如山。要解决这些难题,必须有效地运用日本人中最有为的头脑。并且大多要在被革除公职的人中间去寻求。”他特别强调说:“尤其不可忽视的是,许多有才能而且具有影响力的日本人,只因为他们曾经是陆海军人,就被革除公职。应该考虑撤销这些旧军人被革除公职的处分。理由很多,其中特别可以举出,由于革除公职而限制了他们的生活能力并使他们尝到煎熬与苦难,这就给共产主义者开了路,使他们有轻易地为共产主义者吞食的危险。”想给因积极参与战争被革除公职者平反,要拿反对共产主义说事,鸠山一郎摸到的,正是美国人的脉搏。

  

  …………

  如此草草结束的“整肃”,和今天日本人对历史问题的缺乏反省有着直接的联系。“整肃”草草结束,整个日本在战争责任问题上并没有做出应有的反省。以战时作家野火卫平为例,他1948年被“革除公职”,1950年恢复。他的反省是战时的军国主义作品“写的都是真的”。战后日本的政治格局和思想格局,也没有像德国那样得到彻底清理。和战后德国历届政府彻底清除纳粹分子成对比,最有象征性的是就在鸠山一郎辞职后半年,1957年6月,东条英机内阁时的国务大臣、A级战犯岸信介做了日本首相。

  这时候,“整肃”已经成了很遥远的往事了。

  四

  历史的必然性不仅体现在一个层面上。

  让我们把目光拉回到1946年的选举。受到盟军总司令部(GHQ)掀起的“整肃”飓风的影响,在这场选举中,466个议席中当选的政治新人共有379人,占到81.3%。其实这种变化在选举前已经定型。2770个候选人中,政治新人有2624人,占95%。战前的旧议员只有146人得以保持候选人资格。即便这些人全当选,也不过只占议席的三成。那么,可否由此推断,如果当年的“整肃”不是草草收场,日本的政治会发生根本上的变化呢?

  回答依然是否定的。仔细看一下当选政治新人的政治背景就清楚,旧的政治地盘并没有松动。最后在选举中得到议席的新人,相当一部分是被革除公职的政治家推出的自己家族的人或听自己话的代理人。站在反对旧势力立场的社会党只得了94个议席,日本共产党只得了5席。两党合计不足100个议席。战后日本的保革对立的“55年体制”在这里已经可以看出端倪。

  造成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首先是美国占领当局对日实行“间接统治”的政策。

  战后在日本是否施行根除军国主义,加强日本民主化进程计划,在美军占领日本之初就出现了争论。1945年8月22日,美国陆军省通知麦克阿瑟,对日本采取间接统治政策。美军登陆后成立盟国驻日本占领军总司令部(GHQ),以发出指令、一般命令、备忘录、书信、口头指示等方式实行间接统治。这已经根本上决定原有的政府机构和统治体制得到存续。而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发布投降诏书后,日本政府和民众对于占领军的指示采取了坚决而积极的协作态度。登陆美军没有遇到预想的游击战争,第一天他们还端着卡宾枪紧张地搜索前进,第二天已经嚼着口香糖在大街上散步了。9月和10月,为了保证盟军总司令部的意旨得到施行,日本政府还先后发布了《紧急敕令524号》和《阻碍占领目的处罚令》。日本人的协作态度换来了美军占领当局的极大好感。

  因此,面临着美苏之间有可能出现的对立,是否仍然按照预定思路在日本推行非军事化和民主化政策,占领初期已经出现了不同的观点。所以,力主推动日本民主化改革的力量即便一时占了上风,长远看仍会是旧的政府机构和统治体制得以继续存续。而只要战前日本的旧权威依旧维护住自己的地盘,其势力就不仅不会根本被粉碎,相反会打着反共的旗号日益坐大。这和在欧洲对德国纳粹的清算形成鲜明的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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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后日本的明与暗(4)

        很少有人注意到,1945年8月15日战争结束时,日本天皇的诏书上使用的是“终战”而不是“败战”,诏书中也根本没有“投降”的字样,有的只是“敌人使用新的残酷的炸弹”这样的理由。战后很多日本旧军人也强辩说,日本还有充分的战力,如果不是敌人使用原子弹这样非人的杀戮工具,那么胜负实未可知…… 而战后成长起来的一些年轻人则质问,战争结束前日本已经被打到体无完肤的份儿上,为什么连“败战”都不敢承认?日本人的心灵真的扭曲到了那种程度吗?这两种思路都是战后日本所拥有的,并且是长期存在的,我以为,这是非常有象征意义的。

  五

  面对开篇提出的“德国能,日本为什么不能?”这个复杂的问题,《鸠山一郎回忆录》并不能给出全面的答案,但这本书却提醒我们答案其实是存在的。答案掩藏在历史的面纱后边,需要我们揭开,需要认真地细细梳理。

  从1911年继承父业当选东京市议会议员,到1956年辞去日本首相的职务,鸠山一郎度过了45年政治生涯。他是给当代日本投下巨大影子的政治人物。从1954年10月组阁到1956年12月20日宣布总辞职,鸠山一郎相继组织过三届内阁。在他的任内,日本自由党和日本民主党成功合并,这就是今天仍然维持着执政党地位的日本自民党。与他任内的成功折冲相关,日本政坛1955年形成了保守势力一直执政,革新势力作为“万年野党”始终在野的“55年体制”。这一体制一直存续到20世纪90年代。但当他回顾自己最后辞职时的心情,他却只用了一个词——明镜止水。

  在《鸠山一郎回忆录》写作完成那一天,他刚刚读完夏目漱石的《虞美人草》,他从其中引用了自己最有感触的一段来做为自己回忆录的结束。阅读这本回忆录时,这段文字同样深深地吸引了我,所以请允许我同样把这段文字引用如下:

  

  …………

  我所以比你更能泰然自若,不是因为我有学问,不是因为我在努力学习,什么都不是,而是因为我常常是认真的。与其说我认真,恐怕不如说我能够认真更为适当。什么也比不上能够认真更可以产生自信心。越是能够认真,就越是能够平心静气;越是能够认真,就越是能够觉悟到精神的存在。自己俨然存在于天地之间的这个观念,只有认真起来才能觉悟到。什么叫认真呢,我对你说,那就意味着真刀真枪的斗争,意味着要干到底!意味着不干到底不行,意味着整个人的活动。能说会道,手灵眼快,无论怎么干,并不算是认真。要把头脑中所想的一切彻底地在人世间摆出来,才算是体现出认真的心情。然后可以安心了。老实说,昨天我的妹妹认真起来,昨天甲野也认真起来了。我无论昨天和今天都是认真的。在目前的情况下,你也认真一次吧!每个人都认真起来的话,那就不仅救了他本人,也救了整个社会。小野呀,我讲的话,你不懂吧?

  不,我懂了。

  是认真的懂了么?

  我认真的懂得了。

  每一个成功的政治家,都有他成功的不二法门。鸠山一郎一生坚信议会政治,并敢于坚持自己的主张。因为战争期间曾站在议会政治的立场公开反对东条内阁独裁式的推荐候选人方法和《战时刑法特别修正法案》,他一度被迫隐居。正因如此,在战后初期的日本政坛,他享有极高威望。我想,夏目漱石这段话之所以打动了他,那大概正是因为这段话中,包含了他回顾人生的成功时总结出来的最重要的经验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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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支撑着今天的日本?(1)
——写在日本《人间国宝》周刊创刊之际


  《人间国宝》周刊的创刊

  2006年5月的日本,一本新的周刊杂志创刊了,它有一个非常特殊的名字——《人间国宝》。

  在媒体多到可以用“泛滥”来形容的日本,新出一本周刊杂志,本来算不得什么大事,但这本杂志对于我却不同。从我知道这本杂志创刊起,心中就一直涌动着写点什么的想法。

  日本经济的发展在80年代末达到顶点,到90年代开始进入泡沫经济崩溃期。研究者们一般称之为“日本失去的十年”。1989年12月29日,日经指数收盘达到历史最高的38915点。可是,在21世纪第一年,这一指数就跌破12000点,此后最低甚至曾到过8千多点。90年代日本地价也大幅下降,1999年东京港区一块土地的价格,只是1989年的八分之一。许多世界闻名的银行、企业开始倒闭,失业人数大量增加,曾几何时,日本被称为“发达国家中的病夫”。80年代如日中天的日本,在21世纪初似乎走到了穷途末路。

  然而,在很多真正了解日本的经济学家冷静的眼中,尽管90年代日本经济因为泡沫经济崩溃而出现了一系列巨大的振荡,但是,日本世界第二经济大国的地位,不仅没有动摇,反而还由于日元升值,而得到了巩固和加强。2003年,日本GDP为43030亿美元,相当于美国的39.1%,分别为德国的1.79倍、英国的2.39倍和法国的2.45倍。2004年贸易黑字增加到1390亿美元,超过了其他发达国家的总和。2004年末,其外汇储备已占发达国家总和的60%以上。2005年-2006年,日本经济出现明显复苏现象。2006年,日经指数已经恢复到15000点。经过90年代十年不景气,一个在经济上仍旧非常强大的日本,依旧存在于和我们只隔一衣带水的海东边,这是我们不得不正视的。

  而这就是我们要讨论的问题。面对经历了90年代十年不景气的摔打,仍旧站得起来的日本,我们要问:究竟是什么,支撑着今天的日本?

  从1991年东渡日本算起,日本成为我研究的对象已经15年了。15年来,我一直思考着的一个主要问题,就是日本人的民族性。日本民族的优秀之处何在?这是我在研究中必须回答的一个核心问题。一本名为《人间国宝》的周刊杂志在日本创刊,之所以带起我想写点什么的念头,原因就是这本杂志的名称“人间国宝”,和我思考的日本民族的优秀之处,有着直接的联系。

  

  …………

  一件小事

  请允许我先讲一件亲身经历的小事。2002年,有几个日本朋友来中国旅游。陪他们游览长城归来时,导游把车停在一家新装修的药店前。这是在长城下的一家专门为外国旅游者“服务”的特殊药店,熟悉旅游业的人都知道它。药店的服务,包括从为客人把脉到确诊、开药、卖药一个全过程,所以需要时间很长。同行的黑川先生明显对买药不感兴趣,一个人走到窗前看外面的景色。无意中看到他在那里皱起眉头的样子,我以为他有什么意见,便过去问他为什么不开心。没有想到他指着新装的铝合金窗框的一个角说:“中国的发展还需要时间啊。”仔细看去,大概是施工者最初计算错误,在铝框下边接近拐角的地方,多锯了一个小豁口。黑川以手扶窗向外看时,豁口的尖角恰恰划破了他的手。

  “在日本,这样的活儿是不能交工的。这样交工的话,那会是做活人的耻辱。看来中国赶上世界水平,还需要时间啊。”

  工匠出身的黑川的话题,显然超出了划破手这个小事故:

  “这回来中国,到上海、北京这些大城市,乍一看建设得照东京、大阪没有多少区别,可一往细处看,就觉得还是有很大的距离。你看这里的内装潢一看上去很漂亮,可也就是一看上去漂亮而已。你看墙上新刷的乳胶,已经有鼓起来的小点了,用不到半年,这里会出现脱落,像秃头上的癞疤。你再看窗帘上的铁环,已经有了红色锈痕。哪怕硬件完全做到一样了,如果这里”,他指了一下脑袋,“如果这里没有完全做到更新,就做不出世界上最漂亮的活儿。”

  1991年刚到日本的时候,中国的产品在日本还不那么多。到2001年我回国前,日本的市场上,已经充满了中国制品。作为一个中国人,我当然是从心里为中国的产品走向世界欢呼的,但同时从心中感到遗憾的是,我们的产品经常只是以价廉取胜。一架美能达相机,外形完全一致,只是因为下面的产地分别标明“made in Japan”和“made in China”,价格就完全不同。我专门问过美能达的一位经理,据他讲,设在中国的工厂和日本的工厂生产线完全是相同的。可为什么同样的机器,我们做的,在世界上只能卖上中低档的价钱,日本人做的,却能卖上高价?那答案的一部分,就在黑川先生话里提到的“这样的工作是不能交工的。交工的话,那会是做活人的耻辱”、“做不出世界上最漂亮的活儿”这些看似普通的话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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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支撑着今天的日本?(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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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人的“人间国宝”认定制度

  在黑川的这些看似普通的话中,潜藏着日本民族特有的匠人文化,日本民族非常看重匠人文化,最典型的就是他们独特的“人间国宝”认定制度。  

  …………

  “人间国宝”这个词,是日本媒体创造的。日语中的“人间”,就是我们平时所说的“人”。日本人把那些有特殊的技能的人封为“人间国宝”。从这个名字,你可以推想出他们对这些有特殊技能的人是怎样重视。在日本最初接触到“人间国宝”这个词,马上让我想起的是中日文化上明显的不同。在中国传统的思想体系中,道是最重要的。和道相比,器的方面常被排到次要的地位;在中国人的生活世界中,学而优则仕,官是最重要的。所以,在中国人的眼睛中,手艺人的地位很低。这直接导致了我们中国的匠人文化不像日本人那么发达。这一点看似很小的区别,实际上对近代以来中国和日本走的道路如此不同,和今天中国的产业发展和日本有如此大的距离,都有直接的关系。

  “人间国宝”认定制度,是赋予靠一技之长获得社会承认的手艺人和民间艺人以高度荣誉的制度。在日本,“人间国宝”是对拥有重要无形文化遗产者的通称。早在1950年日本颁布的《文化财保护法》中,就明确规定了日本文部省拥有认定及解除认定“人间国宝”的权限和程序。

  具体执行这一制度的,则是日本文部省下属的文化厅。日本文化厅的网站上载有相关文件规定的文本。“人间国宝”,正式文件的说法叫“无形文化财产”,亦即“技艺”。通常用来指在演艺、音乐、工艺技术等方面,对于日本国拥有高度历史及艺术价值的无形文化财富,而其载体则为拥有该技艺的个人或集团。国家把无形文化财富中重要的部分作为“重要无形文化财富”加以认定,以期确保这些传统的“技艺”得以传承。认定分为“个体认定”、“综合认定”、“维持团体认定”三种方式。“个体认定”用来认定能够高度体现“重要无形文化财富”的个体或拥有高度工艺技术的个体,两个人以上拥有共同“重要无形文化财富”或拥有高度工艺技术的,则适用于“综合认定”,那些不是依靠个人的特色,而是拥有共同“重要无形文化财富”,或拥有众多高度工艺技术者的,则以主要成员组成的团体为主,采用“维持团体认定”。

  得到文化厅认定的,就是日本人通常所说的“人间国宝”。对于他们,日本政府每年提供200万日元的经济补助,同时对于为维持、发扬该“技艺”的维持团体、教育设施每年也给予一定的经费支持。对于那些对了解日本国的艺能和工艺技术变迁具有重要意义的“重要无形文化财富”,国家在记录、整理和公开资料方面提供直接的资助,并在税收等方面给予各种优待。比如免收国定资产税、特别土地保有税、都市计划税,减少财产继承税并在接受各种捐款方面给予特殊待遇。

  2003年日本文化厅的年度预算突破了1千亿日元。其中的百分之十即一百亿日元是被用来作为保护国内重要的有形文化财产和重要的无形文化财产(人间国宝)的。到目前为止,日本文部省共认定人间国宝一百多人,被认定为人间国宝的团体有二十多个。

  设立人间国宝这一制度原本的目的,是为了保证那些拥有宝贵而不同凡响的手艺能得以保存和发扬,但现实社会中,手艺人和民间艺人获得这一称号通常被看成是很高的荣誉。因为“人间国宝”,大多是身怀“绝技”的艺人或匠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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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支撑着今天的日本?(3)

      在日本,要成为“人间国宝”可不是容易的事情。文化厅的“传统文化科”要从各地的申请者中挑选出候选人做成名单,交由文化审议会审议。审议通过后,最后由文部大臣批准并颁发认定书。都道府县的文化部门每年为了争取自己所在地方独有的工艺、手艺、民艺能够得到“人间国宝”的认证,都要准备一系列的材料,还有的地方成立有“某某申请‘人间国宝’支持会”之类的民间后援会,为申请者提供各方面的支持。而一旦某一地方有人获得了“人间国宝”的称号,从地方政府到当地百姓都引以为自豪。除了国家认定的“无形文化财”,日本都道府县各地方,还有地方认定的“无形文化财”,并配有一系列扶持措施。地方的“无形文化财”规格上虽然比国家指定的“人间国宝”低了一些,但对于保留地方传统民艺和工艺,起到的作用同样是非常巨大的。

  “人间国宝”与战后日本的复兴

  历史上,日本在1867年实现了明治维新,从此走向富国强兵之路,侵略和扩张从此也开始写入一页页的日本近现代史。1894年甲午之战日本打败了大清国,1905年日俄战争日本打败了当时的世界强国俄国。那之后日本一路狂奔在侵略战争的道路上。直到1945年,广岛和长崎被投下了原子弹,已经黔驴技穷的日本,终于不得不宣布战败投降。

  战后相当一段时间,“made in Japan”曾经就是价廉质劣的代名词。1945年的日本,所有主要城市和大工厂几乎都被轰炸一过。失掉了殖民地,失掉了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没有资源,没有了军事力量,除了经济立国,日本没有其他的道路。要完成经济立国的目标,把“made in Japan”打造成精品的代名词就成了必要的前提。

  日本人最后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他们获得成功的一个重要资源,就是日本人的匠人文化。

  从江户时代起,日本匠人中就已经形成了传统的匠人文化。匠人们拥有极强的自尊心。对于他们,工作做得好坏,和自己的人格荣辱直接相关。正因如此,他们对自己的工作极度认真。对于如何使手艺达到熟练精巧,他们有着超乎寻常甚至可以说近于神经质的艺术般的追求。他们对自己每一个产品、作品都力求尽善尽美,并以自己的优秀作品而自豪和骄傲。对自己的工作不负责任,任凭质量不好的产品流通到市面上,会被看成是匠人之耻。

  善于模仿是公认的日本民族一大特点。因为有这个优秀的匠人传统,使得日本人的模仿,通常不仅仅停止在模仿得像不像这个层面上。在学到对方长处的同时,日本人通常会在原有的基础上,再下工夫作出一系列改良,使之进一步完善,做到“好上加好”。惟其如此,许多别人发明的产品,被日本人学到手后,经常会出现徒弟打败师傅的局面。其实日本人依靠的,就是这种匠人的传统。

  作为社会“常识”的匠人文化

  

  …………

  我曾经认真思考过日本的匠人文化。我认为:匠人文化的本质,一是敬业,一是认真;这之上,更重要的是当匠人文化被全社会所承认,敬业和认真这两个词,也被全社会接受和发扬,它们被化入到日本人的骨髓中,成了日本社会的“常识”。

  还是说一个亲身经历的故事。2005年3月份,我们邀请了日本维护和平宪法的九条会重要成员、著名学者加藤周一先生来清华做特别讲座。因为这次邀请经济方面得到了日本国际交流基金的资助,所以日本国际交流基金北京事务所的盐泽女士和我们一起参与了各种准备工作。

  加藤先生86岁高龄,能够答应到北京来,对我们来说是很大的鼓舞。为了把各种安排都做得周全,大家费尽了心力。整个接待过程,没有出现什么纰漏,这和大家的努力分不开,也和盐泽女士身上日本人特有的那份敬业和认真是分不开的。在清华大学图书馆报告厅演讲的那天,中午一起送加藤回住处休息后,盐泽女士和我先到了会场。从麦克风的声音、讲台的位置、听众席位的调整、以至到资料的摆放,一个一个细节她都做了精心的检查。那天来听讲演的人多得不得了,连大门外都站满了人。我因为又出去接客人回来晚一些,到会场时发现自己已经没有立足之地了。直到讲演结束,在进入答疑前的休息时,我才勉强从后门进到会场内,在主席台边上找到了一个角落席地坐下来。会场里人满满的,连加藤先生讲话的讲台前后,都席地坐满了听众。面对这样的场面,看得出演讲的加藤先生也很激动。不经意间,我发现在讲台的红绒帷幕后面站着听讲的,竟然是最早来到会场的盐泽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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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支撑着今天的日本?(4)

       看着站在红绒帷幕后面听讲的盐泽女士,那一刻我想了许多。在今天的世界,每个人都有自己民族与国家的属性。做为一个日本人,盐泽女士对待工作那份尽心尽力,当然最根本上说是为日本的。但是,那个最早来到会场认真检查过每一个细节后,最后无言地躲到红绒帷幕后站着听讲的身影,让我感觉到的正是那种认真和敬业的精神。

  前面说过,我的一个主要研究课题是日本人的民族性。日本民族的优秀之处何在?这是我在研究中必须回答的一个核心问题。在我找到的答案中,重视细节和敬业精神是很重要的两条。“重视细节”、“敬业精神”,说起来很轻的两个短语,但在实际的生活中,它们却对日本民族的发展,提供了一种强大的支撑。它们不是空泛的理论和逻辑,而是日常生活中时刻表现出来的极为优秀的素质。这素质表现在日本工厂的工人一丝不苟的操作中,表现在神户大地震的时候领取救援物质的秩序井然的队列中,表现在日本社会服务行业的方方面面。我认为正是因为有这种精神,才有一个经得住摔打的日本,也正是这种精神,支撑了今天的日本。

  

  …………

  恢复和建立中国的匠人文化

  在21世纪第六个年头,日本开始刊行《人间国宝》杂志,在我看也并非偶然。很多中国消费者,应该都对几年前的三菱帕杰罗越野车事件记忆犹新。其实,即便在日本国内,在进入2000年后的日本,从雪印牛奶中毒事件,到2005年的结构建筑工程师渎职事件,“made in Japan”都正被敲响警种。早在1991年,日本著名学者千石保就曾经发表《“认真”的崩溃》,批评新一代日本人中流行的“即时满足”——他们以追求眼前的快乐生活为目的,不思进取,丢掉了认真和敬业这两样日本人走向成功的传家法宝。他认为,这样的年轻人涌进产业成为主力,将会因为缺少认真的精神而最后破坏掉日本人建立在奋斗和努力基础上的幸福生活。《人间国宝》的创刊者们,大概同样看到了这一面,并期望通过这本刊物祭起匠人文化这一传统的宝刀,期望通过自己的宣传,唤起日本人对于“匠人文化”的重新重视。

  或者正因如此,第一期《人间国宝》杂志,刊登了日本著名教育学家河合准雄写的发刊词。内容上则集中于传统工艺中的陶艺,主要是有关日本近代陶艺旗手的富本宪吉和新型染色工艺的创造者近藤悠三的报道。说来匠人文化从来就不是日本人的专利。比如说到陶瓷,我就想起1997年在京都博物馆看到一次日本藏中国陶瓷展,想起展览陈列的那些精彩夺目的宋代瓷器。历史上中华民族是一个拥有创造精神的民族,历史上我们的工匠也曾创造出过今天仍然令世界震撼的作品。而在那些作品的背后,一定曾经存在过一个今天对我们已经不熟悉的匠人文化。

  网上很多网友热心于使用各种数字来比较,讨论中国还需要多少年赶上日本?这个问题在我看,根本不是数字的问题,而是生活中我们每一个人的实践问题。如果我们每一个人能把认真和敬业的精神贯彻到自己的工作,如果我们的制造业有一天能把 “made in China”打造成一个世界优秀品牌,那么中国和日本之间的距离是屈指可数的。而如果我们只满足于为世界生产价值低廉的初级产品,满足于自己的工作处在差不多和马马虎虎的感觉中,那么,这个距离就不是用数字可以衡量的。如果说,日本人能够通过宣传和教育把认真和敬业的匠人精神传递给新的一代,那么,只要我们努力,我们也完全可能重整河山,恢复和建立起我们自己的匠人文化。

  据说,文化部已经开始评选中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我希望有一天,那些掌握中国最优秀工艺的工匠们,能进入了他们评选的视野,更希望不久的将来,我们也能有一本中国的《人间国宝》杂志。

  在中国的制造业渐渐开始进入发展瓶颈的今天,说来恢复和建立我们中国自己的匠人文化,已经是迫在眉睫的一个重要任务了。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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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是先解题吧──




日本人的面孔(1)

        西装革履,面带微笑,弯曲度数适当的鞠躬,彬彬有礼的社交辞令,这样的日本人形象中国人并不陌生。曾任驻日大使的杨振亚先生谈到过,1972年,来中国的日本人一年是9000多人,而2005年的今天,来中国的日本人平均每天万人以上。所以,日本人就在我们身边。这些来到中国、和中国人坐在一起的日本人,从普通百姓到政治家,不乏当着大家的面说道歉的,不乏表达对那场侵略战争深怀愧疚之情的。但是,到了超越个人的其他层面,我们看到的是教科书上对侵华历史的重写,是首相带头参拜供有战犯牌位的靖国神社,是一些政治要人公言“那场战争不是侵略战争……”很多人会有这样的疑问:同样是日本人,为什么会存在这样两张反差强烈的面孔?而这两样两张反差强烈的面孔,哪一张才是真实的?

  笔者曾经在日本生活近10年,在大学又从事相关教学工作,如果允许从我个人的亲身经历来说,日本的面孔不限于上述两种,还要更为复杂。1991年我到日本富山大学留学,认识了一个名字叫高松尚之的日本人。高松尚之经营一家小小的电镀厂。他知道中国留学生经济上不富裕,发起成立起一个“中国留学生激励会”,每年组织一次旅游,免费招待富山大学的中国留学生到日本各地观光游览。1996年,听我谈到中国有些贫困孩子上大学存在经济困难,他又定下支援计划,每年拿出150万日元支援清华大学、浙江大学、东北师范大学在学的贫困大学生。七十几岁的老高松做这些活动没向中国要过任何名誉。他说过自己为什么这样做,因为他希望中国强大,中日友好;因为黄种人中将来能够代表亚洲和欧、美对垒的只有中国。日本物价贵,居之不易。开始时富山大学留学生很少,只有8、9个人,后来有上百人,一次旅行要租两台大巴,加上食宿,是很大一笔钱,但这项活动他一做就是19年。支援贫困大学生的活动也坚持9年多了。对于我,小个子的没有受过大学教育却从心中热爱中国的高松,代表着日本人的另一个面孔。

  让我记忆犹新的是我考入京都大学博士课程后的一件事。从富山搬家到京都,事先一位日本朋友帮助我联系了一处住所。可是,车子开到门口,当房主知道要住进来的是中国人时,马上改了主意。那一刻,我站在门外心中充满了屈辱感。一年后,我所居住的京都北区若草庄的房主桥本精治,新年前特地热情邀请很多留学生到他家中做年糕。他准备了很多啤酒和点心招待大家。谈话中说到我初来京都被人拒绝的事情,他仰起微微泛红的面孔说,那个人心眼太小了,看不到即将到来的新时代。对于我,前一位房主冰冷拒绝的面孔和若草庄主因喝了啤酒微微泛红的面孔,都是日本人的面孔。

  日本人是复杂的。本尼?迪克特在她1946年出版的《菊与刀》中就对日本人优雅而尚武、尚礼而好斗、开放而顽固、服从而又不驯服的矛盾性做过描述。日本社会同样是复杂的,充满内部矛盾的。举一个例子。小泉执意参拜靖国神社是导致今天中日关系紧张的一个直接因素。历史上,中曾根康弘最初以日本首相身份参拜供有战犯牌位的靖国神社。就是这位日本前首相在2005年4月19日《读卖新闻》上批判小泉没有中长期的战略眼光。他回忆起当年日本投降后中国政府对日本军人和平民加以保护和送还的往事,认为这与数万名日军战俘死于苏联西伯利亚成为对比。表示东亚诸国即便文化和发展阶段达不到欧盟一样的同一性,但至少应当在自由贸易协定的框架中创建东亚经济机构,增强两国政治家、知识人、商界人的对话。他主张中日睦邻友好。日本政界有像石原慎太郎那样骨头里就反对中国的声音,同样,即便在自民党中,也有这样寻求和中国建立睦邻友好关系的声音。

  2005年3月底,我们请86岁的加藤周一来北京做了二场演讲。在日本,加藤周一是一个象征性的存在。加藤周一50年代即发表“杂种文化论”,强调吸收外国先进的文化因子来改造日本,推动日本社会进步。这和他主张和平、反对战争的观点一样,贯穿于他的学术生涯之始终。上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政界和日本社会要求改宪的呼声一天高过一天。为了维护日本的和平宪法,加藤周一与大江健三郎等人组成了“九条会”。这个九位平均年龄76岁的老人组成的护宪组合,今天在日本已经发展了二万多成员,成为日本社会维护和平宪法的重要力量。更为可贵的是,即便社会氛围变得非常恶化,他也不惮于公开阐释自己的观点。他引用鲁迅的诗“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儒子牛”以明志。加藤周一在北京期间,我一直陪着他,我钦敬他这份毅然决然的精神。对于我,他也是代表着日本知识界光明一面的面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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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人的面孔(2)


        我想,在今天的世界格局中,在实际力量对比没有出现根本变化的前提下,我们今后可能长期面对的,将一直是两种甚至是多种日本人的面孔,这正是现实复杂的一面。理解了这一点,当听到个别的日本人于某种私人场合道歉,不要以为就是日本在道歉。即或今天小泉不参加靖国神社的春祭活动,也要清楚,很难期待他明天不去或不会有另一个小泉会去参拜,很难期待日本在教科书问题上会完全“自肃”如仪。但即便存在教科书问题、靖国神社问题、历史问题等等,也并不等于日本明天就会军国主义化。2005年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60周年。60年间,日本社会发生了一系列变化。曾经是强行加给日本社会的西方民主和法制,已经成了日本人生活的一部分。在这个社会中,有一部分人放开嗓门呼喊过去的那场战争不是侵略战争,也有一部分人站出来自费帮助中国劳工、细菌战受害者和日本政府打官司。当代的日本社会就是这样一个多层面的有各种变量的存在。问题的关键在于什么样的力量推动它向哪一个方向发展。

  那么,我们能够推动中日关系向良性方向发展的力量何在?

  根本的答案是中国的发展和进步。回顾历史,日本的外交一直是寻求与最强者结盟以求最大利益的事大外交。一战前后英国最强,所以日本人最为重视日英同盟。二战期间判断德国最强,所以追随德国。战后美国强大,加上被美军占领,所以日美同盟被放在最为核心的位置。冷战后国际政治格局出现的是美国超强独大的局面,日本外交更把日美关系放到重中之重的位置。最有代表性的事件是冷战结束后,作为日美共同假想敌的苏联已经解体,来自北方的威胁已不存在。但90年代以来,以苏联为假想敌的日美安保条约不仅没有被废弃,相反却得到补强。这就是“有事法案”。与此相对,日本的亚洲政策一直是从属性的,第二位的。虽然伴随20世纪后半亚洲经济迅猛的发展,日本国内也出现过重视亚洲,回到亚洲的声音,但借美国的力量与中国抗衡,仍然是日本外交的主线。这是因为一个日渐强大的中国开始拥有越来越大的影响力。事实上,中国有世界上最大的市场,有大量低佣金人力资源,日本有丰富的资金和高度发达的科学技术,两者的经济是互补的,和则两利。但从美国的立场看,却是中日对抗于自己更为有利,而一个合作与和平的东亚会成为一个巨大的力量。

  讨论中日关系背后美国因素的作用,多少离开了本文主旨,这里不展开,但这却是一个需要我们认真思考和研究的重要问题。记得90年代初我刚到日本,大百货店只有最低档的货柜上才能看到中国的服装或工业制品,价格便宜得很。但今年去看,中高档的货柜上已经不乏中国制品,价格也非常可观。不仅服装、百货,大大小小的家用电器、彩电、微波炉、照相机,林林总总,拿一件看一看,后面大多印着“中国制造”。而这里原本摆着的都是日本或其他先进国家的商品啊!现在在我们的国家里,几个游行者、爱国者当众砸坏一台日本相机,其实所砸的是中国人自己的财产,砸一千台,对日本也构不成任何影响。但是,我们只要做出一台高质量的足以和日本产品相匹敌的数码相机,那效果就大不相同。在四月份的《青年参考》上我读到了一个令人开心的消息:一个荷兰小伙子开始在荷兰卖中国的汽车,而且已经销出了500辆。这消息令我兴奋了好几天。我在想,尽管我们的汽车工业刚刚起步,刚刚走出外销的第一步,但再有二三十年的成长,质优价廉的中国汽车开向全世界的日子一定会到来。那将是“我们一天天好起来”的另一个台阶。说到底,最重要的是我们要在自己脚下的这片土地上强大起来。



  前边说到日本律师自费帮助中国劳工打官司,让我想到子《尊严——中国民间对日索赔纪实》中写的一件往事。1945年6月,被抓到日本秋田县花冈矿区的中国战俘和劳工不堪忍受非人的虐待举行了暴动,这就是有名的“花冈事件”。暴动直接的导火索是日本监工用“牛阳鞭”抽打劳工。这种不把人当人的举动超过了中国劳工忍耐的极限。但是,当暴动的领导人确定暴动时间时,他们考虑到石川忠助和越后古义勇比较友好,没有打骂过劳工,特地把暴动的日期推后几天,定在他们两位休息的6月30日。要知道,在那个年代,一旦定下来暴动,拖延一天就会多一份走漏消息的危险。我想,“花冈事件”的中国劳工在那个残酷的敌对环境里,不丧失理智,还能区别出日本人善和恶的面孔,实在是值得我们后代子孙效仿。

  富士、天皇与其他

  是恐怖?是卑劣?

  人类啊,你这猿猴的近亲!

  听我最后的质问:

  历史是什么?

  1949年,日本出版了一本特殊的书。一本汇集了75名死于战场的学生的日记、手记、书简的合集——《听啊,海之灵的声音》。收入合集中的这段话,给很多人留下极深的印象。也许是在学校多次被教诲,历史认识才是认识的终极,这位年轻的日本人才会在直面生死之际,最后发出“历史是什么?”这样的疑问。

  历史是什么?每一个民族都反反复复地阐释着自己的历史。每一次阐释都与过去有所不同。分析这每一次不同的阐释,你可以发现其中总是包含着那个民族对于自己重新的认识。也许正是看到这一层面,克罗齐才说,一切的历史都是当代史。




【回头再续传。。。鉴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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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值得一看,总体而言还是有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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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续──

富士 天皇与其他(1)



  有一个很有趣的问题:日本地理的中心在哪里?我们知道,日本是一个岛国,由北到南,上千个岛屿从北纬20度排到46度,南北跨越26个纬度。这些岛屿像穿在一条线上的玛瑙,点嵌于欧亚大陆板块的东方。因此,要在地理上给日本找到一个中心,谈何容易。

  但是在日本学习一段时间,走过一些地方后,我知道了这个问题的答案:日本地理的中心,就是富士山。

  1991年我刚到日本不久,富山县的日本朋友开车带我们去爬立山。立山在日本北陆地区,与富士山、白山一起并称为日本三大名山。那天由于车出了点儿故障耽搁了时间,开始爬山时已经是下午。快爬到积雪的山顶时,远处的西天已经飘起红色的霞彩。风卷着一大团一大团的云过来,飘在脚下,云蒸霞蔚。这风光真是得用旖美来形容。我沉迷不已,但开车的藤城先生却在那里抱歉不已。他指着一架专门设在观景台上的投币风光望远镜说:上来得太晚了,要不然,用这个可以看到富士山的。那时我觉得这个日本人很古怪。我觉得我们是来看立山的,而且借汽车小故障的“光”,我们才看到了如此秀美的风光,所以他大可不必再为不能用望远镜看到另一座山而抱歉。

  第二年春天去山梨,那是武田信玄的故乡。印象非常深的是晚上第一次在日本遇到了地震。我独自跑到外边,却发现周围住的日本人浑然不觉似的,没见有一个人跑出来。第二天,山梨的居停主人开车带我们参观游览。放着信玄的神社不先去看,却把我拉到附近的一个有缺凹的山口:“你看,那就是富士山。”他说着,把那架投币的风光望远镜推给我。被称为富士山的山顶像一朵很小的云朵,和周围成团的白云混在一起,需要很大的努力才看得分明。听我说看到了,并看我伸出的手指的方向正确,居停主人才拐过车来带我们走向甲斐盆地。两次的经验加到一起,让我对日本人于富士山特有的这份执著有了很深的印象。



  后来去东京,登上新宿的最高层的建筑。那天我要了一罐啤酒,一边喝一边看下面的房子。东京虽然是现代化都市,但实际上连绵成片的更多的还是黑屋檐的“一户建”。很多“一户建”连成片来,从新宿的高楼顶望下去像是小孩子的积木。想到这么多的屋顶,却没有属于自己的一个,那时心中油然升起羁旅异乡的飘零感,此刻仍记忆犹新。那时节有一些人在顶楼的另一面向远处指指点点,凑上前去细端详,原来还是富士山。那天天气好,远处的富士山仿佛梦幻之山,飘渺、圣洁、灵气十足。留神一左一右,果然又发现了专看风光的投币望远镜,像一门小炮支在那里。

  这样的投币望远镜后来我看到过很多,最奇的是离开了本州也仍然看得到,比如在九州。我想,如果沿着这些望远镜所指的方向拉出线来,你会看到由立在成千上万个制高点上的望远镜,长长短短的线组成了一个圈,这圈环绕着富士山,如光芒。富士山则正像我小学一年级时学画的红太阳,高居中心,光彩四射。

  不小心就写出了“红太阳”这几个字。头脑中马上就涌出“千万颗红心向着北京,千万张笑脸向着红太阳”这首从小就唱熟了的歌曲。少年时代的教育对人是怎样一种刻骨铭心的记忆啊!东亚的文化自有其内在的近似性。我曾在一篇文章中回忆过小时不小心打碎了毛主席的石膏像后一家人怎样地惶恐。二战前的日本小学都挂有天皇的画像。万一遇到火灾,这“神圣”的画像不幸被火烧掉可就万死莫赎了。日本战前,为此剖腹自杀谢罪的校长和教员都有过。检翻一下日本的旧书报,不难找到这样的记载。至少在二战结束,日本人宣布无条件投降之前,日本人头脑里的“红太阳”,就是日本天皇。天皇不是人,是“现人神”。和这尊神共同存在的,还有日本是神国,是由神之子孙统治,是受神福佑、不可侵犯的神国观念。

  对于日本人,天皇曾经就是富士山一样的存在。无数条无形的线从四面八方引向他,信仰、忠诚、挚爱,以及绝对无私的奉献。这种宗教式的情感曾为日本近代发展史提供了独特的巨大精神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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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士 天皇与其他(2)





  但是,富士山并不是一开始就拥有这至高无上的地位。

  纪元713年,日本各地仿照中国的地志体例开始编写各地的“风土记”。今天保存比较完整的《常陆国风土记》(今日本茨城县)中记载了这样一段故事:传说祖神在新尝祭前后巡游各地,先来到了福慈(富士的假借字)山。但富士山神因为“新栗初尝家内忌讳”,没有答应祖神进家里借宿一夜的要求。祖神接着来到常陆境内的筑波山。这里虽然也在“新栗初尝的家内忌讳”时期,筑波山神却仍然热情地接待了祖神。为此,祖神罚富士山终年积雪,人迹罕至;嘉奖筑波山“人民集贺,饮食富丰”。

  从这一故事我们可以知道,被罚终年积雪的富士山,在常陆人看来远不如自己境内的筑波山那么可亲、可敬、可爱。日本上古盛行山岳崇拜。大概在这段故事形成的年代,居住在各地的日本人大都有自己的山、自己的神。我想和《常陆国风土记》中这个故事类似的故事一定还有,只是因为没有文字记载而遗失在口耳相传的年代,今天已经无从考索而已。

  战前日本史称日本天皇“万世一系”,今天很多日本人也对此津津乐道。但这些无非只是后人对历史的“当代式”的阐释,是编造创作的神话。

  明治5年日本人确定神武天皇即位之年是公元前660年,日本的“皇纪”于是从纪元前660年排起,这远比西洋纪元要早得多,大大地满足了很多日本人的自尊心。而依照皇国史观讲下来,日本的统一应该早得很。说来日本和中国来往极早,《后汉书》记载:“倭在韩东南大海中,依山岛为居,凡百余国。自武帝灭朝鲜,使驿通于汉者三十许国。国皆称王,世世传统。其大倭王居邪马台国......”汉桓灵间,倭国大乱,巫女卑弥呼“事鬼道,能惑众”,被立为王。三国时曹魏封卑弥呼为“亲魏倭王”,金印后来在九州被挖出来。和中国往来的“邪马台国”在本州还是九州,今天的日本史学界仍然聚讼纷纷。南北朝宋顺帝升明二年,倭国遣使上表,称“封国偏远,作藩于外。自昔祖祢,躬擐甲胄,跋涉山川,不遑宁处。东征毛人五十五国,西服众夷六十六国,渡平海北九十五国,王道融泰,廊土遐畿,累叶朝宗,不愆于岁。”这样综合两段史料记载看,日本在三世纪前后还是为数众多的“国”与“国”遍布之地,统而一之明显是很后来的事情。



  说到日本天皇,很多人会想到“三种神器”。神器是神圣权力的象征,直到今天,在日本天皇承继皇位之际,接受三种神器仍是重大的仪式之一。在八世纪成书的《日本书纪》记载的日本神话中,天孙降临之前,确有天照大神把八尺镜、草剑、八坂琼曲玉三种宝物赐给皇孙的记载。但说天照大神命其奉此神器,君临万姓,建立皇统,治理人间,则已经是后来的引申义。《日本书纪》有关皇位继承的记载中,确实可以看到有关以神器作为皇权象征的文字。如继体天皇继位时,大伴金村大连跪上剑镜玺符,宣化天皇继位时,群臣“上剑镜”等。有关剑镜象征天皇神圣权力的记载还可见于持统天皇四年正月条。但正如我们看到的,神器有时是“剑镜玺符”,有时是“剑镜”。不仅神器为何物并不十分明确,而且数字也不一定为三。实际上把三种神器明确确定为剑镜玉的,是《神皇正统记》的作者、活跃于日本南北朝时期的北龟亲房(1293-1354)。他同时还为这三种神器分别赋予了“决断”、“慈悲”、“正直”等象征意义,并认为这和儒家的智仁勇三德一样象征天皇的三种品德。撰作《神皇正统记》时的北龟亲房正困守常陆的小田城,1339年他把《神皇正统记》和同期先后撰作的《二十一社记》、《职原抄》等同时献给远在关西的、刚刚继承南朝皇位的后村上天皇,不外是希望这位继任的天皇能拥有这三种德行。至于把天皇践祚时接受三种神器作为日本皇室的正式典范规定下来,已经是明治初年的事情了。可见体系化、规范化总是后来的事情。



  古代天皇制国家成立后编纂的《古事经》、《日本书记》中,记载了日本古代的神话。这是一套混合了高天原系统、出云系统、日向系统等古代日本不同文化体系的原始神话。就是这套神话为日本天皇的统治提供了“神圣”的依据。依照神话故事,日本天皇一族是天照大神的子孙,他们从开天辟地就是日本的主人,便受命统治日本。

  然而神话不等于历史,神话也不能取代现实。从摄关政治大权旁落于藤原氏到平家专政,再到镰仓开幕府,到室町幕府经安土桃山时代以至于江户为止,实际掌握政权的不是权门就是武士。历史上只有后醍醐天皇可以算是一个异数。他是真的想恢复“天皇之治世”少有的人物,但他所主持的南朝政权流落于外,他本人最后也客死于吉野山中。这是非常具有象征性的。明治以后的造神运动大肆宣扬的“万世一系”的皇权,细数其实际支配日本的时间,从比例上说实在少得可怜。

  “万世一系”统治日本的故事不仅没出现在日本历史中,即或是在神的世界、在精神的领域也仍然是一段说不清的公案。因为文化上来自大陆的挑战是巨大的,而来源于佛教的挑战更直接压迫着古代天皇头上神圣的光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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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士 天皇与其他(3)



6世纪开始,佛教思想传到日本,并且影响越来越大。要说明这影响大到何种程度,只要想一下当年鉴真东渡后在日本活动的一个镜头:作为现人神的天皇跪在佛前受戒——圣武天皇和光明子皇后等四百多人跪下来从鉴真那里受戒——就很明白了。面对佛教这一奔腾翻滚、呼啸而来的巨大的思想体系,日本旧有神道的朴素神话和简单仪式显然无法正面抵挡,何况和佛教一道传来的还有大陆先进的文化。但是,在佛教和大陆文化的双重优势构成的强大压力面前,日本文化出人意料地展示了它极为柔软的一面。忽如一夜春风来,本土的神祗纷纷皈依或变身成为了佛教的一部分。据说最初是气比神宫的气比神托梦给武智麻吕,请他在神宫中建起佛寺,神要皈依于佛,以修福业。于是神社内的“神宫寺”出现了一个又一个。事情不久又向前进了一步,日本各地的神干脆就变身成为佛教的西方诸佛垂迹日本的“权现”。这变化当时叫“神佛习合”。“神佛习合”很快成了一道时代的风景线。平安初期,为日本人尊信的神大都有了菩萨佛祖的称号。阿弥陀如来在日本本地垂迹成了有名的战神八幡大神,大日如来在日本本地垂迹成了伊势的大神。既然差不多的神社的神都变成了相应的垂迹的佛与菩萨,神道存在由是和佛教有了休戚与共的关系。这种局面一直维持到江户时代。随着日本国学开始兴盛,才开始有人主张神道高于佛教。而神道和佛教最后分手,要到19世纪后期明治维新时代的“神佛分离”运动。几年前日本报纸报道,发现了大正天皇继位时接受佛教密宗醍醐灌顶仪式的史料。这让我们看到即便在明治的“神佛分离”运动之后,在日本的国学家们对神道的至高无上饶舌不已的大正时代,天皇御所的阴影里,佛教镇护国家的法力仍被“现人神”所信仰。混合了佛教信仰的神的秩序当然和神话中诸神的秩序有相当的不同。虑及篇幅我们不细讨论,但那秩序是与主张“天皇万世一系”统治日本的秩序有很大差别的,这是确定的事实。

   三

  以奈良、京都、大阪为中心的关西地区和以东京为中心的关东地区在日本历史上是两个核心地域。关西地区很早就是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关东古称“东国”,开发得比关西晚,但东国武士团特有的蛮勇在日本史上独树一帜,一直就是日本政治舞台上一个重要的角色。自源赖朝开幕府于镰仓,到德川开幕府于江户,日本史上多次见得到东国武士南下的场景。这与历史上北中国兴起的力量尽管远不如南中国文明程度高,最后却常常是由北方统一南方非常相似。



  连接关东和关西的,是日本最重要的交通路线——东海道。富士山就横亘在这条连接东西的要路上。地理上这一特殊的位置,为富士山成为日本第一名山提供了最重要的条件。从古至今,从关东到关西,从关西到关东,来来往往的人们,旅途中都要行经这座终年积满白雪的名山:战争岁月,关东武士们跃马挥刀奔向关西,看的是富士山;和平岁月,来往于关东、关西这两个重要的地区的商人、旅人、僧侣、飞脚传书者,看到的是富士山。富士山装点了他们的征程,也走进了他们的回忆和故事。富士山在日本名声越来越响,岂偶然哉。

  有关富士山的传说,也渐渐丰富。传说的核心,是浅间神社。浅间神社今天在日本各地仍然有1300个分社。从这个数字上可以看出它的影响力非同一般。我们在前面讲到的“神佛习合”的时代,浅间神也摇身一变成了浅间大菩萨。在中世的日本,富士山在佛教信仰中占有重要的位置。1930年,在富士山顶发现了1149年埋藏的佛经5296卷,写经者包括鸟羽上皇这样重要的角色。富士山还是修验道重要的道场。今天仍存留的富士曼荼罗,是那段历史的遗物。17世纪,在富士山修行的长谷川角行把浅间大菩萨的相关传说加以改造,创造了仙元大菩萨信仰。他在教义中掺杂治病、安产等内容,并利用日本固有的“讲”这种形式来普及富士信仰,富士信仰由是也开始慢慢地在日本流行。

  然而真正把富士信仰普及到全日本的,是江户时代一个叫伊藤伊兵卫的卖油郎。

  伊兵卫出生于伊势(今三重县),13岁来到江户,最初在经营和服与杂货的店中学习做买卖,后来独立开了油店,是一个成功的商人。其时源于角行的富士信仰已经传播了五代。第五代传人烟草商月行刽仲慧眼独具,选定了伊兵卫作为六代传人。

  成了富士信仰第六代传人的伊藤伊兵卫更名为食行身禄。身禄1730年登上了富士山,对仙元大菩萨发愿今后要苦行八年,然后回到富士山入灭。下山后的身禄毁店散财,担起油桶抄起秤,开始一边买油一边布道的生涯。第二年六月,行商归来的身禄在自家门前立起了一块牌子,上写“从今以后是身禄的御世”。身禄日语音读同弥勒,这话是说弥勒佛降临的时代就要来临。立这样的牌子不是普通百姓敢做的事情,可见这位卖油郎的信仰之心已经深刻到无视一切世间束缚的程度。

  18世纪40年代,正是日本史上有名的“享保大饥馑”,社会上充满不安和动荡。没有谁比卖油也传道的食行身禄对这不安和动荡感受得更直接了。1733年6月10日,食行身禄比原来想定的时间早五年开始了重登富士山的旅程。13日,他登上富士山七合五勺的乌帽子岩处,决意绝食入灭。伴随他的只有一位叫做田边十郎右卫门的信者。每天他只饮用右卫门为他预备的融化了的富士山顶的雪水。这个痛苦的绝食过程持续了一个多月。食行身禄最后入灭是7月17日。右卫门一笔一画地记下了身禄绝食期间的一言一行。这些记录和身禄的故事合在一起,后来成了富士信仰最生动的讲义。

  右卫门记录下的身禄的许多话,今天看也是意味深长的。比如他说,就算你有一千张榻榻米的地方,你置身之所不过一张,就算你家藏满万贯,亦不外一个食字而已。这和庄子的堰鼠饮河,不过满腹;鹪鹩栖树,不过一枝,说的是同一个道理。再比如,他认为士农工商四民的分工是神的安排,四民各司其职,以调万物之本。所以四民其所职掌不同,但高官厚禄者和无官无位者“本一体也”。这很有几分世人平等的味道。他还认为,仙元大菩萨置体于扶桑,是为了宜使众生得道。“……东西南北之中、东为日月之所本,是日本也。一切万物,一本万枝。唐与天竺枝干叶也”,所以日本万事无须外求,只内索即可。从这样的想法出发,他提出“不二(日语音同“富士”)乃三国之根元也”。这份念头,对于在文化上一直处于下风口的日本,无异非常醒耳。说来身禄只是江户时代的一介商人,最多他也只是一个民间宗教的殉道者,可这样一个人竟说出日本是日月之所出,唐与天竺是枝干叶,这是很值得玩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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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士 天皇与其他(4)




  “大日本者,神国也。”

  在《神皇正统记》起首,北龟亲房这样写道。

  日本是神国,是由神裔的天皇统治之国,是为神所保佑之国。北龟亲房鼓吹的这种观念,能够得以在日本获得普及,一个重要契机就是蒙古对于日本发动的两次侵略战争的失败。


  元代两次侵略日本的战争,对于日本人的自我认识影响非常巨大。对这两次战争,日本文献《野守镜》中记载了如下的传说:

  据说第一次蒙古兵在九州和日本武士交手,蒙古兵已经获得了很大的优势。可正在日本武士们陷于绝望的时刻,有人夜里看见莒崎神宫出现了三十多位白衣人,这些人对准蒙古兵一齐放起箭来。天亮后,本来已经绝望的日本武士们发现,如云的敌舰已经覆灭于汪洋。

  到第二次蒙古兵来进攻的时候,京都的神官们来了个总动员,齐集在石清水八幡宫(日本神道信仰中的战神)祈祷打败蒙古兵。据说当夜深大祈祷进入最高潮的时候,神前的幡儿啪嗒啪嗒翻动起来。大家正觉得不可思议之时,从九州那边快马传来了博多湾起大风把蒙古战船吹翻到海底的消息。两次巧遇的暴风,后来被称为“神风”。日本人想象是神鼓动这阵强大的风,把凶悍的蒙古骑士们埋葬到大海里。

  这当然不是信史,是故事,但广泛传播的故事有时比历史事实更能对人心的变化发生作用。

  尽管已经有了变化的契机,但神国思想并不能取代天皇家在现实政治中软弱的地位。武士之间你争我斗、割地称雄,实力才是说话的最重要的依据。战乱不已的年代皇室仅仅能维持生活,经济力量弱到有时连继位大典都无力举办。后柏原天皇1500年继位,1521年才靠从幕府那里得到的米一万石和寺院贡献的金一万两终于举办了继位大典,37岁继承皇位的天皇,这时已经是58岁的人了。天皇家如此,依附于天皇家的公卿们的日子更为艰难。为了维持生活,公卿们有的以医为生、有的以卜为生,有的以教音乐教文学为生。《言继卿记》对这份世相记录得很充分。到了江户幕府,情况虽然好转,但皇室根本上还是寄生于幕府。1615年江户幕府为皇室和公卿们规定了《禁中并公家诸法度》,第一条规定“天子”该关心的是“诸学问”。边缘化不仅仅在政治领域,包括在宗教上的威权,都很难真正地维持。1613年,德川幕府规定天皇赐给大德寺、妙心寺等寺庙僧侣紫衣须先知会幕府。可是后水尾天皇为了多得些经济收入没打招呼就颁赐了几十个紫衣上人。后来才了解到实情的德川幕府1627年宣布天皇赐予大德寺、妙心寺等寺庙僧侣的紫衣敕许无效,御赐的紫衣没收,上人的称号取消。据载,被宣布无效的敕许有七、八十件之多,大丢面子的后水尾天皇由此也不得不退位。可以说,天皇家的权限已经被限制到了极低的程度。

  天皇家真正掌握到权力的契机,来自于幕末。面临打倒幕府、建立新国家这一课题,日本政治舞台上出现的新势力开始有意识地利用天皇为神之子孙,日本为神灵福佑之国的神国观念。1868年,16岁的日本明治天皇利用各派倒幕的政治力量成功地实行了宫廷政变,成立了新的中央政府。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明治维新”。新政府的成立被说成“王政复古、挽回国威,诸事回复神武创业之始”。而天皇一族也顺势获得了日本的最高统治权和军事统帅的权力。依照国家神道的意识形态,天皇是日本最高的、最神圣的“现人神”,是神国日本至高无上的代表 ;1882年颁发的“军人敕谕”中的明确规定,天皇拥有陆海军最高统帅权。

  新兴的明治政府几乎是最大限度地利用了日本是“神国”、“天皇为现人神”这些思想资源,并竭尽所能为之做了重新包装。从这个时代开始,日本国民被教育说日本是由“现人神”所直接统领的。日本兵被教育说:他们是直接从属于“现人神”的天皇,是“万世一系”的天皇一族的兵士,是 “皇军”。我们在《地道战》、《地雷战》中早已听得耳熟的“皇军”这一称号的背后,其时蕴含着日本帝国独特的精神体系——它把最上面的天皇和最下面的士兵联在一起,形成了一种特殊的从属关系。

  明治维新以后完成了向现代国家军队转型的日本军队,和以往的日本武士团不同,他们不再是从属于哪一位将军、哪一个藩或哪一个武士的私兵,而是天皇的兵。每一个士兵手中的村田铳上都铭着菊花纹,那是皇家的象征。在讲究等级、习惯于从属的日本,没有比天皇更高的等级,没有比从属于天皇更高的从属。对于一个普通的日本人来说,能够直接从属于神圣的天皇,是无上的体面和荣光。我曾读过一部日本老兵写的回忆录。这位被派遣到南海诸岛一路转战的日本兵回忆说,投降缴械的前夜,他对着自己的枪非常难过,因为那是天皇赐给自己的武器。那一夜他找到了一块小石头,一晚上费尽力气终于磨掉了自己枪上的那朵菊花纹。这样,第二天缴枪的时候,他才觉得多少对得起天皇一些,心情轻松了很多。50年后回想起来,这老兵还觉得那是自己做的一件漂亮事。明治维新以后完成了向现代国家军队转型的日本军队,是一支特殊的军队。他们和欧美的现代军人相同的是,操作着的都是已经很现代化的装备,不同的是头脑中充满的却是以“现人神”为代表的神国信仰,相信自己,并且只有自己才是“神”的神圣的选民。研究二战时期日本兵的心理,这份特殊的从属意识和精神状态是不应忽略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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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士 天皇与其他(5)




  大学时代的旧友老张,本黑龙江鹤立人氏。上个月相见,十五年契阔,听说我放弃文学研究起日本,深觉意外。杯觥交错之际,他突然意外地冒出了一问:

  “日本子是该研究研究。有件事你琢磨琢磨,日本人为什么崇拜坟圈子?”

  “?”

  “这事儿我打小儿听说的。村里老人讲古说,我们村边那儿的大坟,听说是伪满时日本子开拓团留下的。村里老人说,伪满那阵子,每天鬼子起床,老老少少都朝那坟行礼。可文革时红卫兵把坟挖开,里边连骨头都没有。这小鬼子,邪了门了。”

  “那坟快到坟头上的地方,是不有块石头?”

  “有有有,你见过?我们小时玩藏猫儿,没少在那坟上跑上跑下,是伸出一块石头。这鬼子就是邪性,坟上还压块石头,大概是怕死人跑了。”

  “那是富士信仰啊。”

  我脱口说出这句话,自己都有些觉得怪怪的。

  死人的力量是巨大的。

  身禄以自己为牺牲,换来了富士信仰的大繁荣。特别是在关东一带,到处是身禄的弟子们活跃的身影。“富士讲”发展得规模越来越大。史称“江户八百八讲”。“八百八讲”是多少有些夸张的数字。有日本学者考证说,真正存在过的大约有三百多讲。参加“讲”的日本人共同集资,每年资助部分成员登富士山,拜仙元大菩萨,拜食行身禄的墓。也许这“富士讲”发展的速度和规模太快太大,让江户幕府感到非常不放心。从1742年开始,幕府一次又一次发出禁令。但已经点起的火不会那么快就熄灭。“富士讲”不仅屡禁不止,而且在江户城内,热心的信者们也堆起小小的富士山顶,那山顶接近的地方,还专门埋上一块乌帽子岩,起了个名字,叫“富士冢”。

  想来被我的老同学称为坟圈子的大坟包,应该就是一座“富士冢”。坟上压的那块石头,应该就是乌帽子岩。查一下史料,鹤立的日本开拓团大多来自茨城县,那么堆这座“富士冢”的应该是日本古代常陆国那一地区“富士讲”的信者们。回想当年这地方的人尊崇筑波山且大不以富士山为意的往事,感慨系之。

  在另一个时空,死人的力量同样被转化为了精神的动力。

  1862年,倒幕运动志士相羽美静等人在京都灵山招魂场为死于倒幕运动的志士们举行了一场祭祀活动。这场祭祀被认为是后来招魂社的起源。明治天皇举行宫廷政变后,幕府军曾和倒幕的明治政府的军队在鸟羽、伏见激战过四天,三千多名政府军的官兵死于此役。明治天皇为此在京都东山建立了招魂社,祭祀那些为天皇政权而死的“皇军”的灵魂。1869年,政权由京都移向东京,京都东山的招魂社也迁到东京九段坂。10年后,明治天皇正式把招魂社命名为“靖国神社”。

  从中日甲午战争到二战,成千上万的日本人怀着“神国”的信仰走向战场。他们自以为是“神”特殊的子民,相信一己之躯即使“玉碎”,灵魂却可以走向“靖国神社”。十几岁二十几岁的神风特攻队员们最后握别时,大都说一句“靖国见”。靖国神社的“英灵”不断在增加,明治天皇一代达到近12万,到大正天皇一代,增为13万,到1941年,增至22万,到二战结束,这个数字增加到246万。神国信仰成了把日本人推向战场最有力的动员武器之一。

  到1945年为止,靖国神社祭祀的都是那些相信天皇是神、日本是神国、是神灵福佑之国、并为天皇“八肱一宇”的“大业”捐躯者的灵魂。靖国神社的存在,和天皇信仰、和天皇制有着至深密的关系。

  今后的靖国神社“英灵”数字大概还将不断增加。1993年,派往柬埔寨的高田晴行警部补受到当地武装分子袭击丧命异国,成了战后死于日本自卫队海外派兵活动的第一人。进入21世纪后,随着日本自卫队加速向海外派兵的步伐,像高田晴行这样的牺牲者今后会越来越多。这些人将被与1945年为止死于战争的“英灵”们“合祀”在一起。在这一层面上,参拜靖国神社的问题,是与今天日本再军备和海外派兵的既定国策相互贯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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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士 天皇与其他(6)


“战败使日本人的生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那之前,我们孩子,还有大人,所接受的一直是相信我们国家中最强大最有力量的天皇是‘神’的教育。然而战后我们明白了,其实天皇也是人。”

  战争结束时还是一个孩子的大江健三郎,50多年后在自己的文章中这样写道。

  把这种变化最直接地传达给日本人的,是昭和天皇和麦克阿瑟那张有名的合影。照片拍摄的时间是1945年8月27日。27日这天,日本昭和天皇访问了驻跸于东京赤坂区美国大使馆的联合国军最高司令官麦克阿瑟。照片上,身着燕尾服、长得矮矮的昭和天皇身边,站着人高马大、身着开襟军便服、双手掐腰悠然而立的麦克阿瑟。这照片仿佛清楚地告诉日本人,谁是日本战后真正的支配者。过于强烈的对比让很多依旧崇拜日本天皇的人难以接受。日本歌人斋藤茂吉在看到这张照片当天就在日记中恨恨地写道:“这东西!麦克阿瑟这狗杂种!”内务大臣山崎看到发表这张照片的报纸后,马上命令收回这份报纸。但很快他就接到占领军司令部发行报纸的命令,不得不收回的,是这位内务大臣的禁令。



  一个新的时代到来了。作为新时代的标记,在1946年初,昭和天皇颁布了“人间宣言”。在这篇全称为《年始国运振兴之诏》中,昭和天皇不得不承认,有关天皇的“神话和传说”、“以天皇为现人神”、认为“日本国民优于其他民族,并负有支配世界之使命”等思想,实为“架空之观念”。

  战败后的日本人,就这样由“神”的臣民变成了自由自主的“人”。

  但是,总有一些东西存续下来。战败已经使日本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那之后日本社会在民主体制下发展了50多年,50多年发生的变化更大,大到很难简单地说清楚。尽管如此,有些东西并没有变。比如在战后日本社会的暗部,有着一条没有明文规定的规定。它像是一条无形的线,越过这条线的人,要准备付出血的代价。

  1960年10月12日,在东京日比谷公会堂召开的自民、社会、民社三党党首演说会上,社会党的浅沼稻次郎委员长被用短刀当胸刺死。刺客山口二矢11月2日于东京练马少年鉴别所上吊自杀,墙上有他用监狱发放的牙粉写下的“七生报国,天皇陛下万岁!”

  1961年,《中央公论》登载的“风流禁谈”被认为侮辱了天皇家。2月1日,中央公论社社长家受到右翼党员小森一孝的袭击,保姆被刺死,夫人重伤。

  1990年1月18日,在曾被扔过原子弹的长崎市,市长本岛等因为说了一句“天皇有战争责任”,在市政府门前被人用手枪行刺,重伤住院一个月。

  ……

  曾任新加坡驻日大使的李炯才回忆说:一个日本人无论地位多低,对于天皇都有一种亲情,天皇是所有人的父亲。他看到“日本人对天皇一般都很忠诚,不允许天皇的形象遭到玷污”,但这“亲情”后面的世界,他没有注意到。

  而旧的国家意识形态虽然表面上退出了政治舞台,但并没有真正地完全崩溃,它在日本人“暧昧”的阴影下隐伏下来。这一套承继了古代神话传说、中世信仰并在明治以来被重新组合和包装过的思想观念,蛰伏在社会内部,日益有隐然坐大之势。随着日本社会的发展,这一套思想观念也正衍化出新的枝蔓。从完成高度经济成长后的日本出现的种种“日本文化特殊论”、“日本民族优秀论”中,从“新编历史教科书”中,我们不难看出与昭和天皇“人间宣言”中明确定位为“架空之观念”的“日本国民优于其他民族”相重合的思想倾向。而这些问题是我们观察和研究日本者无法回避的课题。

  历史是什么?

  让我们重新回到这篇文章出发的地方来思考。因为在我们追问历史是什么的时刻,我们同时也在追问——未来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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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琉球1875

  2004年6月,清华东亚文化讲座开讲。第一讲由我讲,题目就是“中国/冲绳/日本”。当时炳月兄在宣传海报上,写了一个饶有意味的词:“冲绳——亚洲的肚脐”。某种意义上说,“亚洲的肚脐”的说法是非常引人深思的。它形象而又准确地表现了近代东亚政治秩序转换的关口所在,为如何审视近代日本的“琉球处分”提供了一个思路。如果沿着这一思路具体地思考近代东亚政治秩序的历史转换,1875年实际上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

       一

  130年前,亦即公元1875年,日本明治政府派遣松田道之赴琉球,强令琉球国王停止向清王朝朝贡。

  松田道之带来的日本明治政府的命令包括:使用日本年号,废止琉球对清朝朝贡和庆贺清帝即位而派遣使者的惯例,同时也废除琉球国王更迭之际接受清朝册封的惯例,以及琉球今后与清朝的交涉概由日本外务省管辖处分,撤销在福州的琉球馆,贸易业务由日本领事馆管辖等。日本政府还命令琉球“藩王”入朝,研究政治厘革及兴建之法。一句话,就是在把琉球纳入日本版图后,强制琉球和中国断绝关系。

  松田道之是明治政府的内务大丞。派遣他到琉球,是因为此时明治政府已经将琉球划归内务府管理。

  1875年的这份命令,直接背景是大久保利通向明治政府提出的关于琉球的建议。1874年在北京签订完《北京专条》的大久保利通,回日本后便向明治政府提出“今通过与清国之谈判,彼承认我征藩地为义举,并出银两抚恤受害难民,虽似足以表明琉球属于我国版图之实迹,但仍难说两国分界业已判然”,为将来计,期望明治政府借机断绝琉球“与中国之关系,在那霸设置镇台分营”。而更远一点说,1871年,明治政府废藩置县,完成了新的中央集权国家体制后,第二年即宣布废除琉球王国,设置琉球藩,改琉球国王尚泰为藩王。发展到1875年,强迫琉球国王停止向清王朝朝贡,可以说是日本政府吞并琉球这一既定国策的一个必然环节。

  琉球王国被迫停止了对大清国的朝贡。

  1876年,记载琉球王国历史的《中山世谱》、《球阳》的编撰也被迫停止。

  从1372年开始加入以明朝为中心的朝贡式册封体制算起,长达五百多年的中国与琉球王国的藩属朝贡关系走向了结束。

  近代东亚的政治秩序,从此开始了真正的再编和组合。

  二

  琉球国者,南海胜地也。钟三韩之秀,以大明为辅车,以日域为唇齿,在此二中间涌出之蓬莱岛也。以舟楫为万国津梁,异产至宝,充满十方刹,地灵人物,远扇和夏仁风……

  这是琉球“万国津梁钟”上的一段铭文。保存在日本冲绳县立博物馆的“万国津梁钟”铸造于1458年,据说原本是悬挂在琉球王国首里城正殿门前的。琉球群岛南连台湾,东北与日本九州相望,呈弓形分布于东海海域。大航海时代开始之前的十四世纪,琉球商船已经冒波涛之险来往东亚各地。早在1372年,琉球已经成为以明朝为中心的朝贡贸易体系中的正式成员。1429年,尚巴志统一琉球后,琉球商船更成为活跃于东亚海域的“万国津梁”。比较一下《明史》记载的亚洲诸国朝贡次数,日本19次,朝鲜30次,爪洼37次,安南89次,而琉球一国即171次,几乎近于各国的总和。除了对明的朝贡贸易,琉球还开展与日本、朝鲜以及东南亚诸国间的中继贸易,琉球船出没于中国福州、朝鲜釜山以及泰国、越南、马六甲、苏门答腊、爪洼各国港口,贩卖香料、象牙、丝织品、瓷器、刀剑。《历代宝案》所载驰往东南亚的贸易船有104艘之多,其中泰国最多,有58艘。

  “以舟楫为万国津梁”,很说明琉球人当年的境界和抱负。在15世纪上半叶已经开始的琉球船队贸易活动,足以使当时的琉球人自豪地自称为万国之津梁。正因如此,当葡萄牙势力伸展到马六甲,琉球人的存在立即进入了他们的视线。佩雷斯《东方诸国记》曾经这样描述琉球人:“正如我们(欧洲)列国谈论米兰那样,中国人和其他所有国家的人都谈论琉球人。他们为人正直,不贩卖奴隶,即便用全世界来交换也不肯出卖自己的同胞,他们宁死也不肯。”

然而,活跃在东南亚海上的琉球人很快不得不面对灾难性的新局面。1511年,葡萄牙舰队进攻并消灭了马六甲王国,此后又在爪洼、苏门答腊等地兴建商馆与要塞。在欧洲势力伸展的同时,16世纪初,明王朝的对外政策发生了转换。1522年,麦哲伦完成了环绕地球一周的探险之旅,证明地球是圆的。就在这前后,东南亚海域消失了琉球船队的帆影。琉球在东南亚的贸易活动结束了。

  更为灾难性的打击则来自东北方。1609年3月,日本萨摩藩派遣桦山久高为大将入侵琉球。说来萨摩藩入侵琉球的“大义名分”,乃是因为琉球国既不肯致聘于江户幕府,对江户幕府通过萨摩藩送还漂流岛民也未派遣使者致谢,对江户幕府期望琉球能在日本与明朝的关系修复中做一些工作的愿望也没有积极的回应。萨摩军先后占领了奄美、喜界、德之岛、冲永良部等岛屿后,在冲绳北部上陆,攻陷今归仁城。守城的山北监守向克祉战死。4月1日,萨摩军分海陆两路攻向那霸和首里。尚宁王派遣三司官谢名和丰见城守卫那霸。萨摩军沿途烧掠并摆出直攻首里的态势,谢名和丰见城回师援救首里,萨摩军乘势攻下那霸。眼见守土无望的琉球国王尚宁只好以王弟尚宏和三司官为人质,向萨摩求和。4月4日,尚宁被押向名户,5日,萨摩军进占首里城。日本式集体劫掠开始了(这种集团劫掠很不同于欧美的个人式抢劫,其间的差别,在1900年八国联军在北京抢劫时表现得也非常明显)。依据《琉球渡海日日记》的记载,光是打包琉球的奇货珍宝就用了十几天。

  按照前近代征服与被征服的模式,历史的故事从此应当是萨摩藩献俘江户,德川将军赐予萨摩领有琉球,而被攻占的琉球王国,理所当然直接面临着灭顶之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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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但是, 1609年后的琉球历史却是另一种写法。

  转机在1610年5月已经出现。在经历一年牢狱之灾后,5月,萨摩藩主岛津家久受命与琉球君臣踏上了去江户的旅程。出发前,江户大老(幕府最高执政官)本多正纯写信给岛津家久,命其按照接待朝鲜使节的规格将琉球国王带到江户。

  接待朝鲜使节的规格,是何等规格?江户时代,每当江户幕府将军更换以及有特别庆贺之事,朝鲜方面会派遣祝贺使。使节团由正使、副使、从使等400人组成,因为事关幕府的面子,所以接待费用每次达100万两,是对外最高的规格。这与琉球君臣的阶下囚身份很明显是大有距离的。一路行来,1610年8月16日琉球君王在骏府城“晋见”了德川家康。史料记载,在24杆旗帜的簇拥下,琉球国王乘凤辇而入。他身着明朝皮弁冠服,王弟具志头和其余同行者衣冠装束也一如明臣。而那凤辇,上面有镀金的凤凰式样,据说在日本是天皇才能乘坐的。那一天德川家康也身着直衣头戴乌帽子,一副正装。8月25日,琉球君王到江户,28日,登上江户城“晋见”德川幕府将军德川秀忠。琉球君臣的引见仪式成为提高幕府权威的最好的仪式。1610年9月3日,德川秀忠设宴款待琉球国王和岛津家久。席间更表示,琉球今后要上供于萨摩,但琉球代代为中山王之国,不得立他姓为王。琉球国王宜早乘归帆,奉祈祖先。琉球王尚宁闻之欢喜无限,不由得手舞足蹈。

  1603年德川家康开幕府于江户,1605年传将军位置给二代将军德川秀忠,自己迁居于骏府。但真正掌握实权的,当然还是家康。从本多正纯写信到德川将军秀忠当着岛津家久宣布让琉球君臣归国,不难看出深居骏府的德川家康在通盘考虑琉球问题后,早已下了维持琉球王统的决断。他的选择是,既然萨摩藩入侵琉球的“大义名分”,是琉球国不肯致聘于江户幕府,那么,就让事情止于通过萨摩藩武力达到使之致聘的目的。

  问题在于,是在什么力量促使下江户幕府确定了如此政策,把已经吞进口中的琉球重新吐出来?推动历史走向这一刻的必然性何在?

  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海那边琉球的宗主国明王朝的存在。1592年和1597年,为保卫以明王朝为核心的东亚国际政治秩序,在朝鲜半岛明军和日本军刚刚交过手。日本如果灭亡琉球,毫无疑问同样要冒着重启战端的风险。在日本国内,1610年的日本也远不是太平盛世。尽管1598年丰臣秀吉死去后丰臣氏的影响日渐凋敝,但以大阪为中心的丰臣势力仍然存在,他们对于江户幕府有着根本威胁。解决这一威胁,是几年后被称为大阪“冬之阵”和“夏之阵”的两场战役。就江户幕府与强藩萨摩的关系而言,1600年的关原之战,岛津氏最后采取自杀式的中间突破方式撤出战斗,已经足以让德川家康对萨摩藩的战斗能力留下深刻印象。1609年一战如此轻易俘获琉球君臣,更提高了德川家康对萨摩的警惕。如果让萨摩藩吞掉琉球,领地扩大后对萨摩藩无疑是猛虎添翼。冒与明开战倾巢覆卵之险,养萨摩藩坐大贻患他年之力,这是被称为老狐狸的德川家康断不肯为的。

琉球的王统就这样得以存续下来。但1609年发生在琉球的战争,造成了琉球两属的局面。江户幕府论功行赏,给予了萨摩对琉球的支配权。萨摩藩背着江户幕府割掉了奄美列岛作为自己的私领地(直到今天,奄美列岛行政上仍归于鹿儿岛县属下),又规定琉球对中国的朝贡贸易由萨摩管理(根据崎原贡的统计,从1609年到1869年260年间,萨摩藩独占琉球对华贸易达148年,1687年起到1829年这另外142年也仍然是萨摩与琉球双方出资),同时还要求羁押中的琉球君臣承认“琉球自来就是萨州岛津氏之附庸”。拒不在岛津氏这一文件上签字画押的三司官谢名利山被斩首,其他人在人屋檐下,只能低下头。

  历经千难万险,到1611年9月,被俘的琉球君臣终于回到了故国。

  四

  在前近代的东亚,中国的存在是巨大的。

  从江户幕府那里获得了对琉球支配权的萨摩藩,最初一度要求琉球人改日本服色,并规定每年派遣使者巡视执行情况。但当明朝完全无视德川幕府的讲和交涉后,明朝和琉球的外交关系分量变得重要起来,萨摩藩也一变为尊重琉球固有的政体和风俗,不仅归还了人事权、裁判权、祭祀权,而且规定禁止生于琉球的日本人改用日本的发式衣服,违者科罪。琉球人改用日本发式衣服,就更在禁止之例。这期间,琉球和明朝的外交关系也取得了进步。1612年明朝规定,琉球由两年一贡改为十年一贡、船一艘的新制,到1622年改为五年一贡,1633年终于恢复为两年一贡,船两艘。

  1644年,明亡。1646年,出使南明唐王处的琉球使者被清军抓获,并于1647年在北京持琉球国书谒见了顺治皇帝。这么方便就带有写给清朝皇帝的国书,是因为因应大陆政治局势的变化,从1633年起,琉球使者所携带的国书只是印上国王玺印的空白纸。1649年,顺治皇帝派招谕使赴琉球。当时萨摩藩请示江户幕府,如果清朝要求琉球人剃发更衣该如何对应?江户方面的回答是,如果清朝要求琉球人剃发更衣那就剃发更衣。不仅如此,萨摩藩还重新规定常驻琉球的事务官员只有到港、年始、归航这三种情况下可以见琉球国王,重申不许他们干涉琉球的人事、裁判、祭祀。很明显,面对大陆的风云变化,江户幕府与萨摩藩都在竭力避免因为琉球问题与清国冲突。

  琉球1875 0

  …………

  1663年,清朝册封尚质为琉球中山国王。在清朝的册封体制中,琉球仅次于朝鲜,名列第二。

  为了既不与清国冲突,又能得到朝贡贸易的好处,如何掩盖日本与琉球的关系就成了要务。具体到萨摩藩,是如何才能既掩蔽自己的身份,又能身临贸易现场?从17世纪末叶开始,萨摩常驻琉球的官员开始伪称自己是“度佳喇”(宝岛)人,自称“度佳喇”是琉球属岛之一。1683年清朝册封尚贞时,“度佳喇”人与册封使对面并参与礼品的赠答往来。尽管他们自以为得计,但清朝使者却一眼看穿了他们本来的面目。清国册封正使汪辑《使琉球杂录》中记载说,这些名字都带右字的人自称来自琉球属地宝岛,但形容狞劣,和琉球人大为不同。这些夏天穿着木棉粗布衣的人,剔掉头顶的头发只留下中间一绺梳向后面,腰插刀,打赤脚,就是日本人。到了1719年,为了更为彻底隐蔽琉球与萨摩的关系,册封使到来时,“度佳喇”人不再露面,日本船也躲进冲绳北部的运天港。这一年因为没有日本人在场,多出的2000多贯货物自然可以由琉球人自己买下。可琉球所有的只有500贯钱,最后连男女老少的簪子和家中的铜锡物件都凑起来,总算又凑足了100贯。1609年的战争已经过去110年,但在萨摩藩如影随形如蛆附骨的压迫吮啮下,曾经以“万国津梁”自诩的琉球王国,已经困顿如斯。

  1753年,在萨摩藩的指令下,琉球制订了如何应对清国询问的条目,1759年又追加了一系列条目。依照这些条目,琉球拥有北山、中山、南山36岛,宝岛则是贩卖丝与纺织品换回银两的地方。如果派遣去日本的船漂到清国,那么就自称是琉球36岛的巡见官雇用宝岛的船航海途中出事的。若船上装载了运往萨摩的丝与纺织品,就称本年宝岛商船来得少,我们只好雇宝岛的船卖这些商品过去,若装的是银两,那么就说是卖了货物返航途中。1757年,清朝实行海禁。相对应的1762年的《唐漂着船心得》、1866年的《对唐人应答心得》,对如何掩盖琉球与萨摩的关系,作了诸如如果漂流到清国就要把有日本年号、日本人名字的货物扔进海里等具体的规定。

  琉球历史的伤口,曾经就这样被精心遮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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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了上述历史背景,再看松田道之1875年之赴琉球,可以说别有一种符号性意味。

  1875年,只是日本明治政府对外扩张的开始阶段。东亚的大变局也只是刚刚开始。

  1879年,还是由松田道之领队,日本熊本镇台冲绳分遣队300余名、警官160余名被派往琉球。3月27日,宣布废除琉球藩置冲绳县。5月,第一任县令锅岛直彬到任。日本对琉球群岛的直接支配开始了。对日本的直接统治,琉球君臣百姓采取了“不合作运动”与之对抗。琉球各岛相互之间交换血判誓文,“念祖辈所受君恩”,“激于情义”密约“即便面临武力”也决不改变不服从的态度。如果有因此被害者,大家共同出五万贯铜钱来承担其丧葬及抚恤费用。如果署名者背誓,本人处死,父母妻子流罪。宫古岛还发生过处死背叛者的“赞成”事件。但琉球人清楚,仅凭自己的力量最终不可能与明治政府相撷颃。相当多的琉球人逃亡到清国,把希望寄托在清朝身上。

  19世纪末叶,围绕琉球的所属权问题,清朝确曾与日本多次展开过交涉。依照陈在正教授的研究,包括1874年中日《北京专条》在内,清朝从未曾放弃过对琉球拥有宗主权的主张。但是,19世纪末叶的清朝,正像《红楼梦》中的贾府,“外面的架子虽未甚倒,内囊却也尽上来了”。到了1894年甲午战败,连台湾都成了日本人的战利品,已经被日本“处分”的琉球,所属问题就更不可能提到议事日程了。

  从1875年数起,70年后的1945年,在琉球岛上发生了二战中最为惨烈的冲绳之战。残酷的战斗中岛上居民死亡了1/4。这些人有的死于美国人的炮击,有的被看成间谍或叛徒死于日本兵的虐杀,还有很多人是在日本兵强迫下不得不自杀。而能令人追忆起昔日琉球王国的历史遗迹,也在硝烟和炮火中摧毁殆尽。硝烟散去,被烧焦的土地一块块被铁丝网围起,规模巨大的冲绳美军军事基地拔地而起。距1875年后的1972年,美国将冲绳的行政权归还给日本 ;125年后的2000年,日本把八国首脑会议安排到了冲绳。冲绳和平运动活动家宇根悦子说,仅仅一个世纪之间,冲绳人经历了由唐(中国)世界向大和世界、大和世界向美国世界、再由美国世界向大和世界三次朝代的转换。琉球的历史,就这样连续不断地翻开一页又一页。

  不过,这已经应该是另一篇文章叙述的故事了。

  河原者:日本的暗部

  2006年《读书》第8期刊登了陶子的文章《樱井大造与帐篷剧场》。陶子对日本小剧场运动素有研究,并且接触过很多当事人。她的生动介绍,令我读后获益良多。不过,陶子讲到帐篷式演出形式时提到了“河源者”,她对“河源者”的解释却有不够准确的地方。

  “河源者”的准确写法应当是“河原者”。从京都车站坐地铁北上去北大路,中间经过一站,名字叫做“河原町”(kawaramati)。和这个名字联系在一起的,就是“河原者”(kawaramono)。这里的“河原町”和“河原者”中的“河”,指的都是京都市东面那条贺茂川(上游汉字写做贺茂川,下游写作鸭川。按,日语中“贺茂”与“鸭”发音同为“kamo”)。“河原”指的是河边河堤与河水之间的河滩地带。今天的贺茂川在河原町东面,河道被拉直,河床梯级下降,河堤也经过彻底整备,不仅具备充分的防洪功能,而且两岸栽种的樱树和枫树,都已经长得很粗大茁壮,春季樱花如云,秋季枫叶胜火,是京都最可观的胜景。但是,古来的贺茂川的河套要比今天的靠西很多,并且河床不像今天这么直。它弯弯曲曲绕着城东,一旦发起大水,立即成灾。《源平盛衰记》记载当年白河上皇称天下有三件不如意的事令他没有办法:一是双陆的骰子,从中国传来的赌具吸引了很多人的热情,民间赌博久禁不止;一是山法师,这说的是延历寺的僧兵。这些脾气暴躁的修行者一不高兴就抬出神轿横置市中。总不能让神为人间些小细事在露天栉风沐雨吧,所以最后总是白河上皇给出妥协条件,求法师们把神轿抬回去;还有一件就是贺茂川发大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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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原者 日本的暗部


贺茂川发大水会带来灾害,同时也有一利——发一次大水就是一次大扫除。因为古代的日本京都,河原就是弃置和埋放死人的地方。

  古代日本天皇家和贵族公卿们讲究清洁,对于他们,有一样千万碰不起的东西就是“秽”。秽即不净,是神圣的天皇和贵族们无论如何都要躲避的。什么是秽呢?记载日本宫廷仪式做法的典籍《延喜式》中有明确的规定:人死、产,六畜死、产,吃肉等,都有秽。在其他书籍的记载中,列于秽中的还有改葬,伤胎(流产),怀妊,月事,失火,埋葬等。不难看出,凡是违背日常生活的非常事件,几乎都被看成是秽恶。在所有的秽中,死秽最重。依《延喜式》的记载,“人死忌三十日(自葬日始——原注),产七日,六畜死五日,产三日(鸡非忌限——原注),其吃肉三日”。此外,改葬及四月以上伤胎(流产)时忌三十日,三月以下忌七日。

  与秽密切关联的另一个观念是触秽,即沾染或传染上秽。当一个人因某种方式接触到了有秽的人或事物,他将同样不同程度地沾染上秽,这就是触秽。秽是无形的存在,但是,它的存在却与时间空间均有相关。时间的长短、空间的广狭,都对秽的强度与存在有很大的影响,因而,由于各种条件的不同,人们对秽的感染程度也不同。《延喜式》规定,甲处有秽,乙入其处着座,乙及同处人同秽。丙再入乙处着座,则只丙一身触秽,同处人不为秽,乙入丙处,人皆为秽,而丁如入丙处着座,丁无秽。就时间而言,距离秽发生的时间越长,则秽的强度越弱。最极端的例子是白骨无秽——尸体已腐烂成白骨,则不再为秽。就空间而言,院墙可以阻秽,而道路、桥梁、河滩、荒野等因为是开放空间,除了秽存在的地方外,其他地方则无秽。

  按照这种划分,凡是死人或死牲畜、或者人和牲畜生产之处都有秽,触秽了要花差银两请神官做祓除。而死人和死掉的动物的身体更是秽的源头,对它们,那时日本人的做法就是尽快往河边这一开放空间扔。如果是有一点身份的,可能还简单用砂土埋一下,立一块木板做塔婆,如果是犯罪受死刑的,很多就是那么一扔了事。如此草率地处理掉尸体,是出于日本人特殊的灵魂观。日本淳和天皇有名的“散骨诏”称:“人殁精魂皈天,而空存冢墓,鬼物凭焉。终以为祟,长遗后患。今宜碎骨为粉,散之山中。”也就是说,人死后灵魂已经和肉体没有关系了。这种情况直到丰臣秀吉时代才有所改变。据《日本刑罚史》记载,当年丰臣秀吉处死自己的养子日本关白丰臣秀次一门妻妾子女几十口。其中一位妾的阴毛特别重,曝尸河原后,很多人专门去看,一时成了庶民街谈巷议的话题。于是有人进言说直接曝尸河原有欠风化。以后才都简单地埋一埋。尽管如此,河边依旧是腥臭之地。只有每年雨季洪水下来,这些尸体才会被洪水冲进淀川,带入大海。

  既然尸体是秽,天皇家和贵族们当然自己不会去抬,老百姓上行下效,也躲之犹恐不及。那么谁来处理这些尸体呢?处理这些尸体,在古代就是“河原者”的工作。

  “河原者”是指古代居住在京都贺茂川河堤与河水之间滩涂地带的特殊群落。他们居住的河边河堤与河水之间的地带,日语叫做“河原”。要理解“河原”这个称谓所包含的意义,就要了解日本人对于“界”的认识。日本人处理人际关系时,“内”和“外”分得非常清楚,直到今天依然保持着这种文化传统。与此相关的一个文化现象,是古代日本人非常发达的界限分隔观念。在日本的神社前,通常都树有两柱横一杆的“鸟居”。这个“鸟居”就是一条界,它标志着由此向内已经是“神域”。过去,在日本的村落入口,经常看得见挂有白色纸条的“注连绳”。“注连绳”的作用也是用来标明村落内外的边界。在日本人的生活中,除了这些用绳子和建筑物表明的界限外,还有存在于观念之中的各种界限,而在古都京都的历史中,贺茂川的河堤就是一条重要的标明人与“非人”的界线。在这条“界”之外生活的“河原者”,他们尽管生活于都市的边缘,但并不被看成是城市的居民,而是被歧视、被从社会排除掉的存在。

  在古代日本,“河原者”是特殊的存在。“河原者”可以不交任何赋税,因为他们已经被排除于社会之外,不被承认是社会的成员,同时,他们又是城市生活不可或缺的角色。他们从事大家认为肮脏污秽不肯做或不能做的活计——比如处理人和动物的尸体——他们是日本社会的暗部。他们所居住的,是河滩上搭建的简易的棚舍,只要发洪水就会被冲没,在他们生活的周边,河摊上扔弃和埋着大量的尸体。1461年日本出现大饥馑,死亡人多。《碧山日录》记载洪水冲来时的情景:“流尸无数,如块石磊落,流水壅塞,其腐鼻不可当也。”想象一下便可以知晓他们生活景况的凄惨。为这些人争取平等的社会地位问题,在日本后来成为“部落问题”。

这个特殊阶层出现很早。按照大山乔平教授的考察,早在7—8世纪秽的观念已经非常成型。有关“河原者”,就文字记载而言,在公元11世纪《左经记》中已经有剥牛皮的“河原者”登场。如果从那时算起,今天日本社会的“部落问题”,已经存在一千多年了。尽管“死人的事情是经常发生的”,但“河原者”仅仅依靠处理死人维持生计还是困难的。因此除了做搬运、掩埋死者的工作外,这些人还从事诸如皮革业、造园业、盘灶凿井、苫房补墙等等活计——他们当中甚至出现帮助看守囚犯甚至执行死刑的角色。当然,河原者中不乏能人高手,日本著名的银阁寺的设计者就是一位“河原者”。更有一些人为了讨饭乞食方便,开始唱起日本的“莲花落”——读祭文、唱净琉璃、弹三弦琴、跳蜘蛛舞,是日本艺术史一个重要的源头。在日本传统的艺能诸如歌舞伎、田乐、猿乐、相扑等领域中,都有“河原者”留下的深深的脚印。江户后半期,称呼那些从事艺能活动的人为“河原者”,根源在此。

  “河原者”在日本还有其他的称谓,诸如“贱民”、“秽多”、“非人”。正如这些称谓字面所示,他们是卑贱的民,是不洁的人,他们不被看成人。在京都之外,很多地方城市也都有这种“贱民”的群落。直到今天,对他们的歧视仍旧存在,日本的部落解放运动也没有完全结束。当年我儿子在日本读小学,班级中有一位小姑娘就是“河原者”的后代,她和她妹妹都曾来我家玩过。刚上学时还没有什么,但大概到了小学四年级后,听儿子说她多次被其他孩子歧视性殴打。动手的那些孩子大都是“氏子”,亦即周围神社的社家的后代。我想,在她今后的生活、工作中,她的出身大概会给她带来很多常人没有的困扰。但是,从歧视中也会产生新的歧视。一次,我看到她的妹妹在河边爬一座桥沿,下面很高,很危险。我喊着把她拉到路面上来。也许玩得正开心却被制止,心中很不爽,那女孩子上来后用眼睛直直的盯着我,小小的口中迸出两个字——外人。这是只有在日语语境中才能体会到的漫骂。“外人”是对外国人歧视性的称谓,这种叫法后面潜含的是,你是一个“外来者”,是被差别对待的对象。这正与日本人的“内外”观念相关。

  日本学者管孝行曾经撰写著作《现代部落制度和天皇制》。按照他的分析,“河原者”们的存在是天皇制的制度性产物。这是非常有启发性的见解。神圣的天皇和满身臭秽的“河原者”,看似毫无关系,但却正构成一个等级制度的两极。从历史上说,等级制度一直是日本社会内在的特点,它的核心是差别化。在明治维新以后的皇族、华族、国民、新国民、非国民的序列中,在日本“脱亚入欧”后对中国、朝鲜等东亚其他民族的蔑视甚至歧视中,我们都能看到同一个差别化逻辑在发生作用。这是理解日本民族性很重要的问题点。

  京都,一座埋藏很多故事的城市。如果您有一天到京都旅游,建议到繁华的河原町那里看上一看,并且希望您能记起,那里曾经是贺茂川洪水肆虐的地带,是日本的暗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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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续──




  汉字背后的东亚史

  
“汉字是目前世界上使用人数最多、历史最悠久的文字。”



  暑假出差回到清华园,发现信箱里有一本阿哲次的《图说汉字的历史》。大32开,封面设计得很洁净。翻开书来,开篇就是这一句话。对于一个研究文字学或语言学的人,这句话很可能只是在陈述一个既存的知识,但作为一个研究日本历史的人,从一位日本学者的著书中读到这句话,一瞬间却勾起许多关于汉字的回忆,由不得不让人感慨万千。

  这本书8年前我就读过。当时读的是日文版。

  1995年,我考入京都大学读博士课程。我立刻就喜欢上这所老大学,因为它有一个图书资料极为丰富的图书馆。长期以来,我学习的坏习惯之一就是乱读书。有时进图书馆时心中只有一个大概的阅读方向,钻进书库后找一本相关的书就开始读,读到某个地方有时又想到另一个问题,于是换个地方找本书接着读。我称这种读书方法为“流浪式”。和流浪式不同的,还有一种“漂泊式”。漫无目的地走进书库,觉得书架上哪一本书有趣,便拿起来读。之所以说上述两种是“乱”读书,是因为缺乏效率观念,只是信马由缰,读一上午有时连一行笔记都不做。乱读间不知不觉忘记了自己远来是客,忘记了这个异国的大学图书馆有一天对自己会是一个遥不可及的存在。那恶果是到今天写论文时,经常一下想起一条资料来,头脑中马上反映出记载这资料的书大概在那个大图书馆的第几层楼第几个书架的哪一个位置上,可头脑中原本伸手可及的那本书,此刻就是踩着梯子拿着竹竿也已经够不着了。

  书归正传。记得有一段时间我对津田左右吉产生了兴趣,开始光顾书库中一本本津田写的和写津田的书来。于是某一天,我在书库一个不经眼的地方看到了几本书,和津田左右吉有了一次意外的接触。那些书用日文的假名写着津田的名字,满是灰尘地立在那里,很明显长时间没人翻动过。打开来看,我发现一个特殊的现象,那就是全书通篇假名,没一个汉字。只用日文平假名和片假名书写的文件此前我也读到过。比如甲午战争时期的日文电报文档。难读是难读,但那些文件和一本书比起来毕竟很短,咬咬牙也就读下去了。正如一条河再宽总看得见彼岸,憋上一口气你有游过去的希望。可如果是一望无际的海,望一眼后你就只有放下书来兴叹的份儿了。津田的书怎么印成这个样子?下一次上课时免不了就此向日本教授请教,于是知道了日本语发展史上有过一段颇想废除汉字的历史。

  原来明治维新后有一个阶段,日本人也像我们近现代一样,开始拼命寻找自己为什么比西洋落后的原因。有些人像福泽谕吉《文明论概略》写的那样,把目光放到洋人吃什么、喝什么上面,还有人则把目光放到了语言上。汉字的命运在日本由是进入了前途多舛的历史时期。在日本对汉字文化产生怀疑,说来可以追溯到德川幕府时代。在德川时代,西洋的文化借助荷兰人经由长崎进入日本,称为“兰学”。兰学家们发现,与荷兰语相比,汉字实在过于复杂。复杂归复杂,他们翻译兰学著作时还是不能不使用汉字。受西洋传教士的影响,幕府末期的1866年,日本邮政事业的创始人前岛密提交过“汉字御废止之议”,要求废除汉字。明治维新后主张废除汉字的人慢慢多起来,在明治初期就成了点气候。1883年,主张只用假名的势力聚合到日本皇族有栖川宫威仁亲王之下,成立了有栖川宫威仁亲王任会长的“假名会”。“假名会”有5000名会员,出版《假名向导》杂志,还编撰了只用假名的字典。及至甲午一战,打败了大清朝,日本人的自我意识一下子上来了。说来,日本假名之“名”者,字也。假名即假字,本与“真字”的汉字相对,是古代日本人从汉字发展出来的表音文字。但此时此刻,日本祖宗发明的假名却一跃成了至宝。回头再看一行行文字中,嵌于假名中那些战败者的祖先发明的汉字反而成了落后的、极不科学的、极不合理的东西,成了很多日本人的眼中钉、肉中刺。一场净化日本语的运动轰轰烈烈展开来,津田左右吉的那几本书,一如文革红卫兵的小报,是运动中的产物。

  在更为聪明一些的日本人看来,“假名革命”是不彻底的,属于想变法却还留着传统尾巴。更聪明的日本人们经过计算,发现西洋字母只有26个,而日本的假名却有50之多。他们觉得已经多出的二十几个假名再加上笔画繁复的汉字,日本语当然只能是笨重之极的语言。使用如此笨重语言的日本人,怎么能不落后于西洋?“汉与洋同,皆为他邦”,既然汉字和西洋罗马字都是外来文字,而前者繁杂,后者简易,何妨去繁就简,干脆使用罗马字,把汉字和日语假名统统废掉。这意见最初由土佐的南部义筹提出,马上得到著名知识人西周、植物学家矢田部良吉等的呼应。1884年,主修哲学的外山正一和矢田部良吉等组成“罗马字会”,推行罗马字标识的日本语。这场运动不温不火持续了很久,连在日本地球物理学和度量衡统一方面贡献极大的田中馆爱橘和弟子田丸卓郎也投身于普及罗马字日语的事业中。1928年1月,日本罗马字社出版了《ROMAZI NO NIPPON》创刊号。只用假名的出版物,已经让大多数日本人头疼不已,全是罗马字的日语出版物,读起来更佶屈聱牙。在日本前后近十年,我读到的书可谓不少,但还没有体验过阅读全是由罗马字标识的日语出版物这份“幸福”,其流传不广,可想而知。

  汉字是历史文化长期积累的产物,每个字都有音、形、义,不仅词义丰富,而且表达精练,书写优美,并且每个汉字都可以独立使用,同音字也可以借助字型加以区别。没有汉字的日本语,假名大占纸面,造成浪费,表意上也损失了准确性,更少了东方文字特有的那份神韵。这场运动的结局不用细表,今天岩波书店重印津田左右吉的书时,不得不重新加进了“笨重”汉字,就是最好的说明。

  一场运动下来,并非毫无斩获,日本语自身最终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书写方面,传统上本是和老中国一样是由上到下,由右到左,这一番运动之后,由左而右的横向书写也出现了(当然,这方面中国也同样发生了变化)。另一个斩获是汉字的简化。明治时期的大思想家福泽谕吉本是主张废除汉字的,但同时认为完全废除为时尚早,所以应当从常用汉字中精选一部分用于教学中。为此他准备了一份文献《文字之教》。从以福泽谕吉的《文字之教》为基础作成的《‘文字之教’新出汉字表》到邮便报知新闻社发行的《三千字字引》(1888年),再到文部省颁布的《关于小学校令施行规则中教授用汉字的规定》(1901年)、临时国语调查委员会颁布的《常用汉字表》(1904年)、一直到国语审定会审定的《标准汉字表》,后来日本政府的汉字教育走的基本是福泽的路数。1946年10月,日本国语审议会推出了《当用汉字表》,汉字被简化,使用的数量被减少。现在日本人使用的《常用汉字表》就是这一路线延伸到今天的产物。

  历史发展到了20世纪80年代,日本经济腾飞,开始尝试向美国说“NO”,亚洲几条小龙也纷纷起飞,中国也进入改革开放的加速时期——东亚形势一片看好。日本经济学家们开始热心地讨论以日本为头雁的“雁行理论”。日本研究思想史的学者们开始重视韦伯的著作,关注起儒教伦理与东亚各国经济发展的关系。这当口汉字同样成了重新审视的话题。1986年5月,日本召开了“汉字文化的历史与未来——在信息化社会中创造汉字新文化”的国际研讨会。具有象征性的是参加这次会议的学者,既有发明汉字的中国人,也有曾经使用过汉字的越南人和韩国人。在我看来,这个80年代的“汉字文化圈”成了关键词的国际研讨盛会,不是在北京而是在东京召开,同样也是具有象征意义的。《图说汉字的历史》这本书的写作缘起,就是这次国际讨论会。

  一路回顾汉字在近代日本的遭遇,头脑中自然时时想起19—20世纪汉字多灾多难的命运。自战国时代起,汉字逐渐传播到境外。历史上朝鲜半岛、日本、越南和东南亚部分地区,曾经普遍使用汉字,据说直到今天,越南语约80%的词汇来源于汉语,韩语词汇约70%来自汉语,但在越南和朝鲜半岛,汉字均已经先后被取代。汉字20世纪在中国的遭遇同样一波三折。当年钱玄同曾有废除汉字的主张,胡适也喊过“汉字不废,中国必亡”的口号。好在汉字福大命大,躲过了彻底被废除的舛运,但是,简化汉字一直是中国文字改革的主流。1935年国民政府公布《第一批简体字表》,次年废除。1955年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公布《简化汉字方案草案》,次年审议通过,两年后发表《简化汉字表》构成了今天大陆书写汉字的基础。1977年文改会又公布了《第二批汉字简化方案》,其时我正读初中,反复练习过那些缺胳膊少腿、难看至极的“简化字”。所幸那批简化字因为字型过于简单,很快就被废除了。到今天,进一步简化汉字的声音已经很弱,舆论中甚至有了恢复繁体字的呼声。

  上世纪90年代起,中国经济起飞已成定局,中国成了牵引世界经济发展的火车头。中韩建交后,两国关系近年来急速进展,大量的韩国学生开始学习汉语,许多韩国学者也开始重新考虑废除汉字的得失,认为抛弃汉字使韩国社会出现了知识、哲学和思想的贫困。1999年《人民日报?海外版》曾报道说韩国政府决定,在公务文件和交通标志等领域,将恢复使用已经取消多年的汉字和汉字标记,以适应世界化的时代潮流。从这则报道中,我们依稀看得见在朝鲜半岛出现韩、汉两种文字同时并用的一线曙光。汉字的命运,似乎又面临了从收缩到扩张的转机。21世纪汉字向何处去?成为一个非常值得思考的问题。

  我第一次读《图说汉字的历史》,大概就缘于和津田意外接触所引起的对汉字的兴趣。同时阅读的,还有沈国威那本《近代日中语汇交流史》。阅读后我第一次了解,我们今天使用的现代汉语中,涵括了那样多来自日本的单词,汉语在近代民族面临危机的形势下,曾经具有如此富有弹性的变化。这本关于现代汉语中收入的日语词汇的著作同样足以引人深思。单就汉字体系的弹性而论,如何面对日文汉字就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今天的世界上,日本是中国之外唯一大量使用汉字的大国。但常用日语中数量不多的日本汉字,却大多仍被拒之于中国汉字体系之外。90年代死于任上的日本前首相小惠三的名字在中国媒体上,一直被误写成“小渊惠三”。前经济企划厅长官屋太一的名字,被误写为“界屋太一”。我注意到商务印书馆新版的《现代汉语词典》收入了“阿哲次”的“”字,释义为“日本汉字,十字路口。多用于日本姓名”。这是很大一个进步。其实,计算机汉字处理功能进步到今天,正式制作一个日本汉字读音表,把日文汉字尽收囊中并不是非常难的工作,因为像“”、“”这样的日文汉字数量并不多。问题只在于,在国际化的21世纪,我们是否考虑过应当打开汉字的大门?我们是否意识到应该让这些来自异域的汉字伙伴入伙,让它们在中国也有一个正式的立足之地?

  令人感动的是早在80年代,很多像阿哲次这样的日本人就非常关注汉字的未来。信息化时代,人们越来越习惯于用微机处理、记录语言,那么,将来汉字怎么办?阿哲次写作《图说汉字的历史》,立意也在于想准确地把握汉字的功过是非,通过回顾汉字走过的历程,预见它的未来。他指出:“汉字在东亚的广大地区使用了数千年,而且直到今天还被使用着。无论是以使用的人口,还是以诞生的时间、覆盖的地域判断,汉字都是世界上首屈一指的庞大的文字体系。”他希望东亚的人们重新认识到汉字是人类共同的宝贵文化遗产,因为“汉字的未来在历史的延长线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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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扶桑故事汉辞章


      一

  “什么创造了日本文化?”

  这是日本学者加藤彻今年2月出版的《汉文的修养》一书的副标题。面对这本书书名中的“汉文”二字如何翻译,我斟酌了足有半小时。“汉文”这个词很难翻译,因为虽然它指的是白话文运动之前的中国文言文,但在我们通常的语境中,一般用来和文言文相对使用的是“白话文”,而不是日本语境中的“和文”。并且在内容上,书中“汉文”二字所涵盖的不仅是文言的形式,同时包蕴着用这些文言文记录的丰富的古代中国的文化和思想。冥思苦想最后的结果,是借着同是汉字的方便,仍旧使用“汉文”二字。

  是什么创造了日本文化?这问题一如此书腰封上所写的问题:当初如果没有汉文会怎样?回顾从古代飞鸟时期到现代日本人教养的变迁,加藤彻对这个问题有一个很明确的回答。这回答写在封二的扉页上:

  汉文曾经是东亚的世界语,是日本人教养的大动脉。

  重阅古代以来日本历史中的“汉字”、“汉文”,会懂得日本人怎样思考、怎样尝试、怎样构建了这个国家。在汉文对日本人还是切近存在的时代,汉文的力量是怎样被用于政治、外交的?对于他们,汉文带来了怎样的知性和思考——通过重新审视成为日本发展原动力的、成为其文化和政治支撑力量的“汉文的修养”,提示日本文化丰富的可能性。

  加藤彻写在这里的这些话,都是有来历的。比如开头的“汉文曾经是东亚的世界语”,让人直接想起的,就是始于17世纪的朝鲜通信使赴日本。

  从1607年到1811年,先后有12次朝鲜通信使出使日本。每次通信使到日本,都和日本知识分子进行过文化交流,其方法,是汉诗唱和。看似小小的浅酌低唱,却关系到一国的国威。最初参与其间的日本人,非常苦恼于自己写出的汉诗水平过低。这种情况后来渐渐得到改善。随着日本人汉诗创作水平日渐提高,据说后来朝鲜派遣通信使,也不得不选择汉文修养和汉诗创作水平比较高的人。就中新井白石是江户幕府知识分子的代表,他曾经就日朝往来之礼与朝鲜通信使有过尖锐的交锋。但在朝鲜学者那里,新井白石的汉诗,得到的评价非常高,而新井白石出版自己的汉诗集时,他也专请朝鲜通信使来为自己的诗集作序。

  这些,都是我们今天已经久违了的汉文旧日的风光。

  二

  再说汉文“是日本人教养的大动脉”这句话。汉文自战国时代起逐渐传到境外。历史上,朝鲜半岛、日本、越南和东南亚部分地区,都曾经普遍使用汉字做基本的表达工具。但在今天的越南和朝鲜半岛,汉字均已经先后被取代。放眼世界,日本是除了中国之外唯一大量使用汉字的大国。直到今天,日本的大学入学考试题中,汉文仍是重要的一部分。这种风景,在曾经使用过汉字的越南和朝鲜半岛已经很多年前就看不见了。

  在加藤看来,汉文并不是自在于日本之外的独立存在,汉文“是日本人教养的大动脉”,它给日文输送营养,带来生机,本身就是日文的组成部分。

  仅以中世日本而论,离开镰仓时代的日莲和尚,是说不清净土宗的。而日莲的代表作《立正安国论》,就全是用的汉文。“旅客来叹曰:自近年至近日,天变地夭,饥馑疫疠,遍满天下,广迸地上。牛马毙巷,骸骨充路。招死之辈,既超大半,不悲之族,敢无一人。”这样的文章,日本人读得懂,我们中国人读来更是明白。有人说那只是和尚的事情,进入幕府时代的武士,可能就没这份修养。话说1331年日本后醍醐天皇决定倒幕,事泄被流放隐岐岛。《太平记》写武士儿岛高德追到岛上,在天皇常经过的庭院樱树上,刻下了两行字——天莫空勾践,时非无范蠡。后醍醐天皇看后微然一笑。刻的人看的人之间,就这么明白传达“卧薪尝胆”的心事。室町时代八代将军足利义政风流一时,但却不管百姓死活,于是后花园天皇写了一首诗谏诫他:“残民争采首阳薇,处处闭炉锁竹扉。诗兴吟酸三月杏,满城红绿为谁肥。”用典立意,都在上乘。江户时代赤穗47位武士为主复仇,最后被将军命令全部剖腹自尽,这段故事被演成《忠臣藏》。日本阳明学者大盐平八郎写诗赞之:“卧薪尝胆几辛酸,一夜剑光映雪寒。四十七碑犹护主,凛然冷杀奸臣肝。”1837年,不忍见民众为饥馑所苦,大盐平八郎带着必死的觉悟率领民众毅然起义。这场起义杀掉了一些黑心的枉法商人,但仅仅一天就被镇压下去了,最后平八郎引爆了自己身上的火药自杀了。平八郎的事迹后来常为江户百姓所追慕,那些黑心的商人们,此后也不得不略有收敛。在加藤彻看来,他的事迹和他的诗是相互辉映的。少了哪一边,都是日本历史的损失。

  日本的历史,如果没有汉文会怎么样?没有汉文,就没有了日莲的《立正救国论》,就没有了《太平记》中的君臣应和,就没有了后花园天皇对足利义政的劝诫,大盐平八郎的心胸气节,也就少了一个观照角度。

  没有了汉文,日本历史就会失去很多闪光的时间和空间。

  三

  《汉文的修养》是加藤彻继《汉文力》之后写出的第二部关于汉文的著作。这两部著作有一个共通的方向,就是反思中国的语言和文化对日本产生的重大影响。

  这里不妨回溯一段关于汉字的插曲。我曾在《汉字背后的东亚史》中讲述过明治以后汉字在日本的坎坷经历。实际上汉字在日本,早在江户时代就面临过一场挑战。江户时代,日本的国学开始兴盛。日本从中国引进汉字,并在汉字的基础上发明了假名,这一事实一直令主张“日本本位”的国学家们头疼不已。很多日本人头脑中有在语言上和中国一较短长的念头。具有“国粹主义”思想倾向的日本国学研究者们为此设想种种办法。办法之一,是设法把日本出现文字的时代提前。江户时代著名神道学者平田笃胤即主张汉字传入之前,日本已经有自己的文字。此后这种神话时代的日本“文字”,还真的被不断“发现”,这就是“神代文字”。神代文字有出云系统、丰国系统等好多种体系。不论从文字种类还是从上古发音角度来研究,这些伪造的古文字都存在明显的漏洞,所以早在明治时期,这种作伪就受到站在客观实证立场上的狩野亨吉等学者严肃的批判。尽管如此,今天到日本的网络上索引一下,认为神代文字是“历史”的,依旧大有人在。

  但另一方面,随着历史的发展,更有一些日本人发现,汉字有比假名更优越的地方。他们主张从小大量学习汉字,认为这对于开发孩子的智力大有好处,特别在今天日本语面临外来语强烈冲击这一现实下,教育孩子早学汉字已经与保卫“纯洁的日本语”挂上了钩。现任日本汉字振兴协会理事长土屋秀宇认为:如果把地球比喻为一个盛开很多美丽花朵的花园,日本语就是其中最美的花朵之一朵。因为汉字和假名掺杂的日本语,具有“世界上其他语言无法类比的丰富的表现力”。

  所谓珍异之器,必有夺目之光。间杂汉字和假名的日本语既然这么好,那么其中的汉字就一定有过人之处。这方面,善于琢磨事情的日本人还真发现了许多门道。早在50年前,日本人已经通过脑科学研究发现,学习汉字最好的时期是幼儿时期。人的记忆能力启动于0-3岁,到7-8岁达到最高峰。0-3岁的儿童教育是机械式记忆,具有把事物整体全部加以记忆的能力,只要能吸引儿童的注意,复杂一些的东西也能简单地被记住。汉字看似复杂,但字形区别方便,因为象形,对视觉影响大。有时儿童读汉字如读绘画,所以对儿童来说,无意义的平假名和片假名远不如汉字容易记忆。人依靠语言理解和思考,语言丰富的孩子智力成长快,情绪稳定,利于感情和情操的培养。所以,通过学习汉字不仅可以提高孩子的学习能力,而且可以训练儿童的意志力、思考能力、想象力,能够唤起儿童的学习欲望,并对于儿童的心灵教育有显著效果。在这派学者看来,“汉字力”丰富与否,是决定一个孩子今后能否成长好的决定性因素之一。而在汉字的教学方面,已故著名教育学家石井勋发明的汉字教学法更是别有特色。比如,他提倡通过耳朵进行汉字教育。因为脑神经学研究证明,大多数人的知识是使用眼睛吸收的。实验表明,两者的比例基本上是源于视觉者83%,源于听觉占11%,其他6%。利用听觉学习的可能性远没有完全开发出来。他还主张,对孩子来说,读和写是完全不同的事情。对于幼儿,写比读要难得多。所以,他设定的汉字教学法,是读写分离的方法,首先教会孩子如何读,如何理解。在他的指导下,很多3-4岁的孩子,具备了7-9岁孩子的阅读能力。

  从伪造神代文字来排除汉字,到主张从小就教汉字,到发明独自的汉字教学方法,越来越多的日本人认识到,汉字汉文已经化入日本人的血液之中,成了日本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日两国的汉字之缘,可谓来日方长。

  四

  那么,对于今天的日本人,汉字汉文究竟是什么?加藤彻的回答是:汉字汉文是米,是酱汤是茶是大萝卜,是“日本文化丰富的可能性”的一部分。

  有的人认为,汉文只不过是外国语,汉字只不过是中国人创造的外来的文字,所以应当加以排斥。对持这种主张的人,加藤彻提问说,大米也只不过是从中国传来的农作物,所以我们提倡不吃大米怎么样?大米之外,从酱汤、茶到大萝卜,这些标准的“日本食品”都是从中国传来的。那么发起一个运动,在日本搞一个不喝酱汤不饮茶不吃大萝卜的运动怎么样?日本人没有可能在自己的生活中排斥掉大米、酱汤,排斥掉茶和大萝卜,也没有必要排斥。汉字和汉文也是一样。排斥汉字汉文的主张,无非是源自种族歧视、差别的一种观念。朝鲜半岛和越南排斥掉了汉字汉文,得到了什么呢?什么也没得到。汉字是“东洋人”共同的财富,汉文是“东洋人”智慧的结晶,对于日本人,汉文就是米,只要它有营养,好吃,吃就是了。

  在古代,中国人、朝鲜人、越南人、日本人、琉球人之间,曾经使用汉字汉文相互沟通。在用嘴说不清楚的时候,他们通常拿出笔和纸来。一笔一画写出来,对方马上就明白了。当年日本僧人然和宋太宗之间是这样,后来的朝鲜通信使和日本知识人之间是这样。当年何如璋出使日本,和日本知识人的沟通也是这样。有名的《大河内文书》,内容就是当年清国大使馆的人们当时和日本人做笔谈的记录。

  加藤彻指出,现在已经没有汉文经典著作,相当于西方的《圣经》那样作为国民教养的基本读物。而在历史上,江户幕府末期的日本,《论语》和赖山阳的《日本外史》就曾经是连农民都阅读的基本书籍。那么,在网络时代到来的今天,汉文的命运会不会有新的变化呢?加藤彻书中提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例子——由日本、韩国、台湾等国家和地区的成员在日本发起建立的“世界汉诗同好会”的网站上,来自东亚世界各国的格律诗爱好者们,早已经跨越国境在进行交流。也许,借网络时代的技术力量,做为“东洋人”共同修养的汉文,能够重新掀起自己的浪潮。加藤教授幻想着,将来会有一家出版社,编撰出一本“理想的汉文教科书”。他想象的这本教科书中,包括以下六个重要部分:

  1.不仅收入文艺作品,还收入一些理科内容(如《梦溪笔谈》);

  2.收入中国、日本、朝鲜半岛、琉球、越南等东亚各地的汉诗代表作;

  3.收入一、二篇现代人写的文言文文章;

  4.教授简单的文言文写作方法;

  5.附带介绍格律诗、文言文写作的网站;

  6.介绍中国、日本、朝鲜、越南等地的文言文的读法。

  加藤彻展望说,在网络时代到来后,在东亚完全可能建立起新的“笔谈”的文化。那时,汉文作为“东洋的世界语”,会老树发新枝,发挥出今天我们意想不到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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