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的厄运与幸运（三）
作者：顾颉刚
邹宇欣录入 转引自民俗学刊
《中庸》的作者是引这句诗去讲慎独的功夫的。我们看这诗的原文：
鱼在于沼，亦匪克乐：潜虽伏矣，亦孔之炤。忧心惨惨，念国之为虐！（《小雅＆#8226;正月》）
这是一片愁苦之音，意思是说：像鱼的隐伏在水底，也会给敌人看清楚，没法逃遁，甚言国家苛政的受不了。《中庸》的作者把它节取去了，这句诗也就变作“莫见乎隐，莫显乎微”的意义，成为有哲学意味的词句了。这样的用诗到言语中，虽是比春秋时的人深了一层，走的依然是春秋时人的原路。
总之，孔子对于诗，也只是一个自己享用的态度。他看诗的作用，对于自己是修养品性，对于社会是会得周旋上下，推论事物。
那时的音乐世界可就大改变了！在《论语》上，可以看出孔子时音乐界有三个趋向，孔子对它们各有反动。
第一个趋向是僭越。僭越是春秋时很普通的事情，如晋侯享穆伯便用了天子享元侯的乐，似乎由来已久，不值得注意。但《论语》中有孔子极生气的话：
孔子谓“季氏八佾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八佾篇》）
三家者以《雍》彻。子曰：“‘相维辟公，天子穆穆。’奚取于三家之堂！”（《八佾篇》）
看孔子说话的态度真是气愤极了。或者诸侯用天子的礼乐是由来已久，而陪臣僭用天子的礼乐还是在孔子时刚才发端，亦未可知。他对于这个趋向的反动是主张正名，主张从先进，主张礼宁俭。
第二个趋向是新声的流行。三百篇的乐谱如何，我们固是无从晓得，但只看句子的短，篇幅的少，可以猜想它的乐谱一定是极简单，极质直的，奏乐的时候又一定是很迟缓的。大概总是四拍子，每一个字合一个或数个音符；即使有唱有和，恐怕只是重复，不是繁复。唐开元时，因为要行乡饮酒礼，所以替已经亡了的乐谱《鹿鸣》《四牡》……十二首诗重新制了乐谱。现在把《鹿鸣》首章抄在下面：
呦清黄呦南鹿蕤鸣姑 食南野姑之太苹黄
我蕤有林嘉应宾南 鼓林瑟南吹清黄笙林
吹蕤笙林鼓南簧姑 承应筐清黄是姑将南
人林之南好黄我姑 示林我南周清太行清黄
（朱熹 《礼仪经传通解》卷十四引）
这虽不知真合于古乐与否，但想来差不甚远，因为照《诗经》的句法必不会有复杂的音调，这是可以推知的。到春秋末叶，音乐界上起乐一种新声。这种的新声究竟如何虽不可知，然变简单为复杂，变质直为细致，是从批评它的说话里可以推见的。《国语》上说：
晋平公说新声，师旷曰：“公室其将卑乎！君之明兆于衰矣！夫乐，以开山山川之风，以耀德于广远也。风德以广大；风山川以远之；风物以听之；佾诗以咏之；佾礼以节之。夫德广远而有时节，是以远服而逊不迁。”（《晋语》八）
师旷说旧乐“佾诗以咏之，佾礼以节之。”可见新声是不合于诗，不合于礼，可以专当音乐听，不做别德应用的。又说旧乐“有时节，”当谓旧乐依于礼，有节制，不能伸缩，可见新乐因为不依于礼，没有节制，声调可以伸缩随意，不立一定的规矩的。正如现在的音乐，《老六板》是很平正的；《花六板》就轻巧靡漫得多了。《老六板》的工尺是有一定的；《花六板》的工尺就没有一定，只要不走板，便可随着奏乐的人的能力，能加进多少就加多少。奏《老六板》时，觉得调子太简单了，非有歌词跟着唱不好听；《花六板》固然也可以做歌谱，但因为它本身好听，就容易使人专听乐而不唱了。
孔子与晋平公同时。《晋语》里的“新声”是否即《论语》里的“郑声”，或郑声还是另外一种乐调，这种问题现在虽未能解决，总之，新声与郑声都不是为了歌奏三百篇而做的音乐，时可以断言的。孔子对于郑声最为深恶痛绝。《论语》上说：
颜渊问为邦，子曰：“行夏之时；乘殷之佫；服周之冕；乐则《韶舞》。放郑声；远妄人：郑声淫；妄人殆。”（《卫灵公》）
子曰：“恶紫之夺朱也！恶郑声之乱雅乐也！恶利口之覆邦家者！（《阳货》）
孔子始终把郑声与“妄人利口“并举，可见这种声调复杂乐，细致了，使得人家欢喜听，如妄人利口的引得人家留恋一样。孔子说它乱雅乐，或者那时人把郑乐与雅乐一起奏，如今戏院里昆曲，京调，秦腔杂然间作；或者那时人把三百篇的歌词改合郑声的乐调，如今把昆戏翻做京戏：这种情形可惜现在也无从知道乐。但我们可以说，新声的起是音乐界的进步；因为雅乐是不能独立的。只作得歌舞得帮助，而新声就可以脱离了歌舞而独立了。孔子一面说出应该提倡的音乐：
颜渊问为邦，子曰：“……乐则《韶舞》。“（《卫灵公》）
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八佾》）
“师挚之始，关雎之乱，洋洋乎盈耳哉！“（《秦伯》）
“《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八佾》）
一面说出应该禁绝的音乐——郑声。他的宗旨很明白，便是：雅乐中正和平，可以到“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程度，所以应该提倡；郑声富于刺激性，使人听了神魂颠倒，像被妄人缠住一般，一定要到“乐而淫，哀而伤”的程度，所以应该禁绝。这是他的中庸主义的实施。
第三个趋向是雅乐的败坏。僭越既成了风气，小贵族各各要充做大贵族，原有的乐工一定不敷应用，不得不拉杂充数。拉杂充数得多了，自然要失掉原有的本相了。正如从前人家出丧，凡是功名大一点的，可到督抚衙门里去请辕门执事——军事的仪仗——做诰命亭的先驱，所以六冲，八标等各种东西都是衙门里公役拿着。自从光复以来，大出丧成为普遍的风俗，不是功名人也要充做功名人，辕门执事势所必有，但督抚衙门却早已不存在，所以有专管丧仪的“六局”出来包办，谁家要有就立刻可用。辕门执事固是行用得广了，但治军得威仪从此变成了铺张人家丧事场面的东西，它的原意义已经丧失了。加以一般人的心理都欢喜锦上添花，再要使得仪仗热闹一点，势必出于装点，于是辕门执事的人打扮的像做戏一般，它的真实面目又失掉了。春秋末年的僭越情形，现在固不得而知，但因了要热闹而失掉真相，自是可以有的结果。何况郑声流行，大家为它颠倒，雅乐给它弄乱，明见于孔子的说话，当时雅乐的败坏自在情理之内。孔子对于这个趋势的反动是“正乐“。《论语》上说：
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子罕》）
孔子秉着好古的宗旨，又有乐律的知识，所以能把雅乐在郑声搀乱之中重新整理一番，回复了它的真相。但可惜古乐到底喜欢的人太少，所以孔子合弟子随便说的诗义还有得流传下来，而用了全副精神所正的乐调，到战国时已经不听见有人说起了。
《微子篇》又有一段记载鲁国乐官四散的事：
太师挚适齐；亚饭干适楚；三饭缭适蔡；四饭缺适秦；鼓方叔入于河；播武入于汉；少师阳，击磬襄入于海。
这一段话觉得很不可靠，因为一个班子分散开来，各人到一国或一处大水里去，是不会有的事情。况且当时新声的流行决不会独盛于鲁，而齐楚河汉的人一点没有收到影响，可以容得下师挚一班人去行道的道理。若说齐楚河汉等地方新声的盛也和出国差不多，这一班人又何必去。想记者的意思，也不过要形容出雅乐败坏的样子；或是听得有乐官离散的事，从而加以装点，亦未可知。要知，雅乐到了孔子时，决不能维持它的原来的地位了。
四 战国时的诗乐
孔子对于郑声，已经有了“淫”的批评了；到战国时，又有比郑声更淫的乐调起来。《礼记＆#8226;乐记篇》说：
郑卫之音，乱世之音也。……桑间濮上之音，亡国之音也。……
如何唤做“乱世之音”，“亡国之音”呢？《乐记》又说：
乱世之音怨以怒；……亡国之音哀以思。
可见郑卫之音是“怨以怒”的，桑间濮上之音是“哀以思”的。照我们的猜想：“怨以怒”当是悲怨中带着粗厉；用现在的声调来比，觉得郑卫之音似乎是秦腔一流。“哀以思”当时很沈下，很靡漫，要表现出缠绵悱恻的意思而不免于鄙俗；用现在的声调来比，觉得桑间濮上之音似乎是申曲淮调一流。对于这个假定，有《韩非子》一则可证：
卫灵公将之晋，至濮水之上，税车而放马，设舍以宿。夜分而闻鼓新声者而说之。使人问左右，尽报弗闻，其状似鬼神；子为听而写之！“师涓曰：”诺，“因静坐抚琴而写之。……
遂去之晋。晋平公觞之于施夷之台，酒酣，灵公起，公曰：“有新声，愿请以示。”平公曰：“善。”乃召师涓，令坐师旷之旁，抚琴鼓之。未终，师旷抚止之，曰：“此亡国之声，不可遂也！”平公曰：“此道奚出？”师旷曰：“此师延之所作，与纣为靡靡之乐也。及武王伐纣，师延东走，至于濮水而自投，故闻此声者必出于濮水之上。先闻此声者其国必削，不可遂。……”（《十过篇》）
这一段固是神话，固是战国时人依附了“晋平公说新声，师旷谏“的故事而造出来的，但很可判定濮上之音实是一种”靡靡之乐“。因为这种音乐太靡靡了，弄的听的人流连忘返，丧了志气，所以骂它是”亡国之音“。《乐记》上形容的好：
世乱则礼匿而乐淫，是故其声哀而不庄，乐而不安，慢易以犯节，流湎以忘本，广则容奸，狭而思欲，感条畅之气，灭平和之德。是以君子贱之也。
这种德音乐风靡了一时，中正和平的雅乐如何再会得存在！
再看战国时期的乐器，也和春秋时大不同了。除了琴，瑟，钟，鼓之外，春秋时的主要乐器，是磬，木石的乐器是很多的；战国时的主要乐器，是竽，筝，偏于丝竹的方面了。春秋时乐的主要的用，是做歌诗的辅佐，战国时的音乐就脱离了歌诗而独立存在。试看战国时声乐的故事：
赵王……与秦王会渑池。秦王饮酒酣，曰：“寡人窃闻赵王好音，请奏瑟。”赵王鼓瑟。……蔺相如前曰：“赵王窃闻秦王善为秦声，请奏盆口，……以相娱乐。”……秦王不肯击口，相如曰：“五步之内，相如请以颈血溅大王矣！”……于是秦王不怿，为一击口。（《史记＆#8226;廉颇蔺相如列传》）
高渐离击筑，荆轲和而歌，为变征之声；士皆垂泪涕泣。又前而为歌曰：“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复为羽声慷慨；士皆嗔目，发尽上指冠。（《史记＆#8226;刺客列传》 《战国策 秦策》卷三同，惟“羽声慷慨”作“慷慨羽声”）
“夫击口，扣击，弹琴，搏髀而歌呼呜呜，快耳目者，真秦之声也。郑，卫，桑间，昭，虞，武，象者，异国之乐也。今弃击口而就郑卫，退弹筝而取昭虞，若是者何也？快意当前适观而已矣！”（《史记 李斯列传》及《谏逐客书》）
“临淄甚富而实，其民无不吹竽，鼓瑟，击筑，弹琴。”（《战国策 齐策》苏秦说齐宣王语）
齐宣王使人吹竽，必三百人。（《韩非子 内储说上》）
从这几则坎，战国的音乐重在“器乐”而不重在“歌乐”很是明白。若依春秋时的习惯，赵王与秦王在渑池相会，彼此一定是赋诗了；但他们只有奏乐。我们读完一部《战国策》，看不到有一次的赋诗，可见此种老法子已经完全废止了。至于司马熹说赵国“天下善为音”而不说“天下善为歌”，齐宣王聚了三百人专吹竽而不再使人唱歌，也可见战国时对于乐器的注重。器乐为什么会比歌乐注重？也无非单是音乐已经极可听了，不必再有歌词了。
战国时也有诗，但这时的诗和春秋时的诗不同：有可以合乐的，有不必合乐的；文体也改变了。试看《战国策》所引：
范雎曰：“……臣闻善为国者内固其戚而外重其权。襄候使者操王之重，决裂诸侯，剖符于天下，征敌伐国，莫敢不听；战胜攻取则利归于陶；国弊御于诸侯；战败则怨结于百姓而祸归社稷。诗曰：”木实繁者披其枝，披其枝者伤其心。大其都者危其国；尊其臣者卑其主。’……臣今见王独立于庙朝也！”（《战国策 秦策》）
王立周绍为傅，曰：“……寡人以子之知虑，为辨足以道人，危足以持难，忠可以写意，信可以远期。诗云：‘服难以勇，治乱以知，事之计也。立傅以行，教少以学，义之经也。’循计之，事失而累访，议之，行穷而不忧；故寡人欲子之胡服以傅王乎？”（《战国策 赵策》）
我们看这两处引的诗，觉得与《诗经》文体相差甚远：第一首是整整的七言，不必说是《诗经》里没有的；第二首虽是四言，然而完全像说话，并不像诗。但一看《楚辞》，七言的诗就来了：
若有人兮山之阿，被口荔兮带女萝。既含涕兮又宜笑，子慕予兮善窈窕。乘赤豹兮从文口；辛夷车兮结桂旗！被石兰兮带杜衡，折芳馨兮遗所思。（《山鬼》）
又一看荀子的《栀诗》，像说话般的诗也来了。
道德纯备，馋口将将；仁人绌约，敖暴擅强。……昭昭乎其知之明也，郁郁乎其遇时之不祥也！拂乎其欲礼义之大行也，暗乎天下之晦盲也！皓天不复，忧无疆也。千秋必反，古之常也。弟子勉学，天不忘也。圣人共手，时几将也。（《赋篇》）
《楚辞》是合乐的，尤其是《九歌＆#8226;招魂》等一类巫觋的歌诗；荀子的诗似乎是只读不唱了。这一类只读不唱的诗，可以说和“赋”没有分别。
从这许多的例，可见战国时三百篇的乐诗既不通行，（不能说绝迹，因为汉初窦公制士还会奏雅乐，或者宗庙中还有得用；不过决没有人睬它，民众也没有听到得机会。）诗体也很自由，和春秋时大不相同。春秋时人一举一动都可以与《诗经》发生关系，战国时人便可以与《诗经》断绝关系了。
战国时一般人与《诗经》断绝了关系，把春秋时的音乐唤做“古乐”丢在一旁，不愿听了。惟有儒家因为秉承孔子的遗训，仍旧是鼓吹风雅。《乐记》上说：
魏文侯问于子夏曰：“吾端冕而听古乐，则唯恐卧；听郑卫之音则不知倦。敢问古乐之如彼，何也？新乐之如彼，何也？”子夏对曰：“今夫古乐：进旅退旅；和正以广；弦口笙簧，会守拊鼓；始奏以文，复乱以武；治乱以相；讯疾以雅。君子于是语，于是道古；修身及家。平均天下。
此古乐之发也。今夫新乐：进拊退拊；奸声以滥，溺而不止；及优侏儒犹杂子女，不知父子。乐终不可以语，不可以道古。此新乐之发也。……”
《孟子》上也说：
庄暴见孟子曰：“暴见于王（齐宣王），王语暴以好乐，暴未有以对也。”曰：“好曰何如？”孟子曰：“王之好乐甚，则齐国其庶几乎？”他日，见于王曰：“王尝语庄子以好乐，有诸？”王变乎色，曰：“寡人非能好先王之乐也，直好世俗之乐耳！”（《梁惠王下篇》）
这两个国君正遥遥相对，魏文侯很老实的说自己不愿意听古乐，但想不出这缘故，去问子夏。齐宣王看孟子问他好乐，恐怕他又来做古乐的说客乐。所以先把自己的嗜好去罩住他一番话。齐宣王是最喜欢听三百人的吹竽的，所以他厌恶古乐的程度更高了。其实这并不是两个国君没出息，只是社会全部心理的表现。老实说：到了那时，寻常人固然不喜欢古乐，儒家亦何尝懂得古乐？即看上面引的《乐记》，可知古乐是依于礼；新乐是只管娱乐，和礼全没有关系的。依于礼，所以听了乐会有“修身及家，平均天下”的观念；只管娱乐，所以浸在里头，非至“犹杂子女，不知父子”不止。（这并不是说古乐比新乐好，不过说古乐是为礼节而音乐，新乐是为音乐而音乐。这是古乐与新月两条截然不同的路，是何不拢的。孟子一心要行王道，所以听得齐宣王好乐，就不管他好的是什么乐，立刻说“齐国其庶几乎？“等到宣王对他说了所好的是世俗之乐，不是先王之乐，他又说：”今之乐犹古之乐也。“他读了古人的书，只以为好乐可以王，而不去看看世俗之乐的结果到底可以王不可以王，可见他对于古乐与新乐的真相是没有明了的。再看全部《孟子》里，除了讲诗义，没有一回讲到诗的音乐的。恐怕孟子看《诗经》已经和现在人看元曲差不多了。
儒家虽然读先王之诗，却不懂得“先王之乐”，在领会方面已经差一点乐；虽是不懂得先王之乐，但一定要去讲先王之诗，说出的话又不免隔膜了。所以战国时一班儒家讲诗，不得不偏在基本意义一方面，又揣测到历史一方面。诗的基本意义和历史是春秋时人所不讲的；到这时，因为脱离了实用，渐渐的讲了起来。孟子拿它讲古代的王道；高子拿它分别作者的君子小人（见《孟子》《告子下》）。一部《诗经》，除了考古证今以外没有别的应用。他们虽极佩服孔子，然而孔子的恨郑声，正《雅》《颂》，他们不但作不到，也没有这个印象了。
五 孟子说诗
孟子是孔子以后最大的儒者，他又最欢喜讲诗，后人受他的影响不小，所以有提出详论的必要。
孟子是主张王道的人，他说诗的宗旨，就是把诗句牵引到王道上去。《诗经》本不是圣人之作，经他一说，就处处和圣人发生了关系了。如：
孟子见梁惠王，王立于沼上，顾鸿雁麋鹿，曰：“贤者亦乐此乎？”孟子对曰：“贤者而后乐此，不贤者虽有此不乐也。诗云：经始灵台，经之营之，庶民攻 之，不日成之，经始勿亟，庶民子来，王在灵囿，麋鹿攸伏，麋鹿濯濯，白鸟鹤鹤，王在灵沼，于轫鱼跃。文王以民力为台为沼，而民欢乐之，谓其台曰灵 台，谓其沼曰灵沼。乐其有麋鹿鱼鳖。古之人与民偕乐，故能乐也。（《梁惠王上篇》）
王（齐宣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勇。”对曰：“王请无好小勇。夫抚剑疾视曰，‘彼恶敢当我哉’！此匹夫之勇，敌一人者也。王请大之！诗云：‘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遏徂莒，以笃周祜，以对于天下。’此文王之勇也。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民惟恐王之不好勇也！……”（《梁惠王下篇》）
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货。”对曰：“昔者刘公好货，《诗》云：‘乃积乃仓，乃裹糇粮，于橐于囊。思戢用光。弓矢斯张，干戈戚扬，爰方启行。’故居者有积仓，行者有裹粮也，然后可以爰方启行。王如好货，与百姓同之，于王何有！”（《梁惠王下篇》）
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色。”对曰：“昔者大王好色，爱厥妃。诗云：‘古公亶甫，来朝走马，率西水浒，至于岐下。爰及姜女，聿来胥宇。’当是时也，内无怨女，外无旷夫。王如好色，与百姓同之，于王何有？”（《梁惠王下篇》）
照这样看来，别人无论说到那一方面，他总可以拿诗经上的话做激劝，这自是他的好手段。至于实际上是否如此？官书的话是否可靠？诗上的话与他自己说的历史是否适合？都不在他的意想之内。
他要借《诗经》来推行他的王道，固是他的苦心，但对于《诗经》本身的流弊是多极了。第一，是没有时代观念。孟子也曾说道：
“以友天下之善士为未足，又尚论古之人。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是尚友也。”（《万章下篇》）
这段话真是很好的读书方法。可惜他自己就是最不会论世尚友的人。他看得时代的好坏是截然的，是由几个人做出来的，所以说：
文武兴，则民好善；幽厉兴，则民好暴。“（《告子上篇》）
他因为认定《诗经》是歌咏王道的书，所以又说：
“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离娄下篇》）
这种话到后来便成了诗学的根本大义。他只看见《诗经》与《春秋》是代表前后两种时代的，不看见《诗经》与《春秋》有一部分是在同时代的。他只看见《诗经》是讲王道的，不看见《诗经》里乱离的诗比太平的诗多，东周的诗比西周的诗多。他只看见官撰的诗纪省德，不看见私人德诗写悲伤。后来德诗学家上了他的当，把这句话作为信条，但悲伤乱离的诗是掩饰不没的，讲不过去，只得说“《诗》亡，谓《黍离》降为《国风》而《雅诗》亡也。”（朱熹注《孟子注》。）可见他们已经承认“王者之迹熄而国风不亡”了。然而大小雅中一首一首的看去，悲伤乱离的诗也是很多，又讲不通了，只得说“幽厉无道，酷虐于民，以强暴至于流灭；岂如平王微弱，政在诸侯，威令不加于百姓乎！”（《正义》引《郑志》）可见他们又承认“王者之熄而《雅诗》不亡”了。他们很想替孟子包谎，结果却说成“幽厉酷虐而为雅，平王微弱而为风”，依然遮不住“王者之迹熄而诗亡”一句话的牵强附会的痕迹。但虽然遮不住牵强附会的痕迹，而《诗经》上一首一首的时代就因了这句话而划出界限来了！
孟子硬派定《诗经》都是西周的诗，不但“《诗》亡然后《春秋.》作”一语可证，只看他因《閟宫》一诗也可见。《閟宫》上说：
“周公之孙，庄公之子。”
鲁国没有第二个庄公，则这首诗所颂的人是僖公，很是明白。下面说：
“戍敌是赝，荆舒是惩。则莫我敢承！”
原为僖公跟了齐桓公打过楚国，在召陵驻过一回兵，说的大话。孟子不看上文的“庄公之子”，也不想西周有没有“荆舒是惩”的事，他以为有这样好的武功，当然是王者的功业，这首诗在《鲁颂》里，当然是周公的功业，于是他在驳斥陈相时就引用道：
“今也南蛮□舌之人，非先王之道。……鲁颂曰：‘戌狄是膺荆、舒是惩。’周公方且膺之；子是之学，亦为不善变矣。”（《滕文公上篇》）
这决不是随便说话的过误，因为他在骂杨墨的时候又引了这句诗：
“圣王不作，诸侯放恣。处士横议，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
是无父也；……诗云：‘戌狄是膺，荆、舒是惩，则莫我敢承。’无父无君，是周公所膺也。”
（《滕文公下篇》）
可见他确认这句话是指的周公，是指的“圣王作”的时候。有人说他也是断章取义，并非过误。但春秋时人的断章取义是说的通的，因为他们只取得诗句的意思，并不说作诗的人的历史；孟子就说不通了，他明明指定了周公了，明明派在“圣王不作”的反面了，他已经把颂春秋时人的诗装在西周初年的历史上了！
他的第二项坏处，是没有真确的研究宗旨。《孟子》上有一段话：
“咸丘蒙曰：‘舜之不臣尧，则吾既得闻命矣。’诗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而舜既为天子矣，敢问瞽瞍之非臣如何？曰：“是诗也，非是之谓也，劳於王事而不得养父母也。曰：‘此莫非王事，我独贤劳也。’故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如以辞而已矣，云汉之诗曰：‘周馀黎民，靡有孑遗。’信斯言也，是周无遗民也！”
（《万章上篇》）
这一番话实在很对。他说诗直要探到诗人的心志里，可以见得他的精细。春秋时人说“赋诗言志”，是主观的态度；他改为“以意逆志”，是客观的态度。有了客观的态度，才可以做学问，所以他这句话是诗学的发端。要是他在诗学发端的时候就立了一个很好的基础，是何等可喜的事情！不幸他虽会立出这个好题目，却不能达到这个好愿望。他虽说用自己的意去“逆”诗人的志，但看得这件事太便当了，做的时候太鲁莽了，到底只会用自己的意志去“乱断”诗人的志。以至《閟宫》的时代还没有弄清楚，周公赝戍敌的志倒轻易的断出来了；《绵》诗上只说公镡父好色的志被他断了出来了，“内无怨女，外无旷夫”的社会情形也看出来了。试问这种事实和心理诗如何的“逆”出来的？他能明白的答复吗？再看他和公孙丑论诗的一节：
公孙丑曰：“诗曰：‘不素餐兮’，君子之不耕而食，何也？”孟子曰：“君子居是国也，其君用之则安富尊荣；其子弟从之则孝弟忠信。‘不素餐兮，’孰大于是！”（《尽心上》）
我们试把《魏风》《伐檀》翻来一证：
坎坎伐檀兮，寘之河之干兮，河水清且漣猗。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廛兮？
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貆兮？彼君子兮，不素餐兮？
这明明就是一首骂君子不劳而食的诗。那诗说“君子”，犹如后世说“大人先生”，只是“贵”的意思，并没有“好”的意思。所说“不素餐”，犹如说“岂不素餐”，——《大雅文王》“世之不显”，即是“世之岂不显”；《左传》襄公二十五年“宁子之观君不如弈棋”，——全没有“其君用之则安富贵荣，其子弟从之则孝弟忠信”的意思，不但没有，并且适在孟子所说的反面。公孙丑的问句并没有错，孟子的回答却大错了。
这种的以意逆志，真觉得危险万分。回想春秋时对人的断章取义，原是说明本于自己的意思，代他们立一个题目，可以说是“以意用诗”。以意用诗，则我可这样用，你可那样用，本来不必统一。至于孟子，他是标榜“以意逆志”的人，诗人的志本只有一个，不能你这样猜，我那样猜。这原是一件很难的事情，然而孟子却轻轻的袭用了。“以意用诗”的方法，去把“以意逆志”的名目冒了。
他一个人胡说乱说不要紧，影响到后来的学者，一一照了他的路走，遗毒可就不小。两千年来，大家学作诗学，遵循的是经典上的诗说；经典上的诗说可分为两种：第一种是春秋时人的“用诗”，第二种是孟子以来的“乱断诗”这一班后学者，不管得用诗与乱断诗，以为载在经典得诗说都是“以意逆志”得先正典型：于是《野有蔓草“不是淫诗了！于是《鹑之奔奔》确是淫诗了！于是《伐檀》得君子是“仕有功乃肯受禄”的了！大家心目中，以为惟委曲解诗才为以意逆志。试引清儒的话来看：
《诗》之学与他经异。他经直而明；诗则曲而婉，言在于此而意属于彼。故必如《庄子》所云“吾虚与之委蛇”而言不尽者见。此孟子所谓“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之说也。（诸锦《《诗口序》》
诗陈王业，而无一言及后稷公刘之缔造；诗戒成王，而无一语述祖功宗德之艰难；诗作于周公，而其辞宛然红女田父之告语：明乎此三百五篇皆可类推。（范家相《诗口》《豳风》《七月篇》）
这便是说，讲诗非“无中生有”不可。明明是一首红女田父的诗，一点没有说到祖功宗德，但因为以意逆志的结果，就成为“周公陈王业戒成王而作”的诗了。他们认为：惟其没有说到的王业，所以一定是王业；惟其没有圣人气息，所以一定是圣人。照这样讲，他本身就很危险。因为我们若是替他们开玩笑，说：“凡是字面上说得最悲苦得，就是内幕里极悲苦的”，他们有什么方法驳倒我们呢？这并不是我个人的胡闹，试看汉朝人作的《诗序》便很明白。我们上边引《楚茨》，说：
我黍与与，我稷翼翼。我仓既盈，我庾维亿。既醉既饱，大小稽首。神嗜饮食，使君寿考！
这不是说的收获很好，很快乐的祭祀吗？一到汉朝人手里，便同它做一个序道：
《楚茨》，刺幽王也。
为什么要刺幽王呢？他又说：
政烦，赋重田菜多荒；饥馑降丧；民卒流亡；祭祀不飨。
他为什么要这样说？我们也可以套用了诗学家的话去替他解释：
作者刺“田菜多荒”而诗言“我稷翼翼”。作者刺“饥馑降丧”而诗言“既醉既饱”，作者刺“祭祀不飨”而诗言“神嗜酒食”，盖作者言在于此而意属于彼。如必以为丰年祭祀之诗，此“以文害辞”，“以辞害志”之为也。“以意逆志”，则序言为不诬矣！
这并不是我的滑稽，正是历来《诗》学专家保守他们附会的壁垒，抵抗别人理性的攻击的老法子。实在他们太滑稽了！
《孟子》把春秋时人用诗的惯例去说诗，进而乱断诗本事，又另换了一个新题目，结果，闹成了几千年的迷雾，把《诗经》的本来面目蒙蔽的密不透风。这个新题目，我们不但不反对，并且很欢迎。不过孟子实行这个题目的态度就不太对了，使得我们不得不剧烈反对。正如从前人不明白政治法律的原理，以为做官为的是一己的尊容，只要掌到权柄，显出威风，心愿已了。我们虽是鄙薄他，但也觉得他的智识浅得可怜，用不着反对他。若是现在法政学校毕业得人做了官，口里声声说的是拥护人权，看他的行为处处是蹂躏人权；社会上一班糊涂人看了他们，以为蹂躏人权的实施就叫做拥护人权：我们看了就因该剧烈的反对他们，说：你们既标榜了拥护人权，就不应该再做蹂躏人权的事了！你们自己说谎话的罪还小，害了一班糊涂人跟着你们走，这个害处就不浅了！“孟子能够知道“尚友论世”，“以意逆志”，对于古人有了研究历史的需求，确然是比春秋时人进步得多了。但既有了研究历史的需求，便应对于历史做一番深切的研究，然后再去引诗，这才是道理。他竟不然，说是说得好听，作出来得依然和春秋时人随便用诗的一样，甚至于乱说《閟宫》所颂的人，乱说《诗经》忘了的年代，造出春秋时人所未有的附会，下开汉人“信口开河”与“割裂时代”的先声，他对于诗学的流毒，到了这般，我们还能轻易的放过他吗？
以上三章所说的《诗经》的经历，我们可以在此作一结论：
从西周到春秋中叶，诗与乐是合一的，乐与礼是合一的。春秋末叶，新声起了。新声是有独立性的音乐，可以不必附歌词，也脱离了礼节的束缚。因为这种音乐很能悦耳所以在社会上占极大的势力，不久就把雅乐打倒。战国时，音乐上尽管推陈出新；雅乐成为古乐，更加衰微的不成样子。一二儒者极力拥护古乐诗，却只会讲古诗的意义，不会讲古乐的声率。因为古诗离开了实用，大家对它有一点历史的态度。但不幸大家没有历史的知识可以帮着研究，所以结果只造成了许多附会。
1923年1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