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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晓春 乞巧拜仙 金针度人:宋以来广州地区的“七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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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晓春 乞巧拜仙 金针度人:宋以来广州地区的“七娘会”

乞巧拜仙 金针度人:宋以来广州地区的“七娘会”



近十年来,每年的七夕期间,广州地区的天河、黄埔、番禺等地妇女的乞巧传统,经媒体宣传,其影响越来越大。期间虽然多有政府主导的各种宣传展示活动,但与七夕有关的习俗却一直在民间鲜活地传承,该传统其来有自。旧时,农历七月初七日,广州地区未婚女子为七娘会,陈花果作供,于庭中拜仙,对月穿针乞巧。是夜,鸡初鸣时分,担江水或井水储存起来,此为天孙水,亦谓之圣水,沐浴可治疗热病。



  早在宋代,广东即已盛行七夕乞巧,宋代诗人刘克庄即有“粤人重巧夕,灯火到天明”[1]诗句。明清时期,岭南地区七夕拜会乞巧习俗依然繁盛。地方志及文人笔记多有记载。

  七月初七为七娘会,乞巧。沐浴天孙圣水,以素馨、茉莉结高尾艇,翠羽为篷,游泛沉香之浦,以象星槎。——屈大均《广东新语》[2]

  七夕,汲华水贮之,以备酒浆,曰圣水。儿女陈瓜果乞巧,有喜蛛网则为得巧。——(乾隆)《番禺县志》[3]

  七夕,女儿乞巧。名媛刘兰雪诗云:堪笑东邻各女儿,声喧檐外斗蛛丝。经年未识回文锦,试问天孙巧与谁?又名媛孙蕙兰诗曰:乞巧楼前雨乍晴,弯弯新月伴双星。邻家有女都相学,闹取金盘看五生。七夕遇雨,余五娘诗曰:乞巧传杯不暂停,人间天上两关情。西风吹断牛郎泪,洒落檐前作雨声。是夕鸡初鸣,汲江水或井水,净器贮之,味久不变,且益甘香,谓之圣水,专疗百般热病。此夕水独重于他夕,若鸡二唱汲之,即不然矣。——(清)范端昂《粤中见闻》[4]

  明清时期的文人诗歌也多有描述。

  银河鹊尚未成桥,花果陈筵迓碧霄。儿女心忙先乞巧,分明七夕是来宵。七月初六夜,为七娘会,儿女以花果作供乞巧。(《乞巧》)

  七日良宵鹊驾成,空庭拜罢夜三更。劝君欲汲天孙水,莫待鸡啼第二声。(《天河水》)——(清)陈坤:《岭南杂事诗钞》[5]

  清代学者汪瑔(1828—1891)更以十首《羊城七夕竹枝词》,详尽描述清中晚期广州地区的七夕盛况,设长筵陈设瓜果,香奁器具俱备;直径数尺的梳妆盘,盛满女儿们梳妆打扮的各色衣服、镜子之类;在翠绿的稻苗、豆荚掩映中的玻璃灯,翠色冷光相照,澄明透彻;各种巧艺制作,精巧绝伦;新嫁娘们则忙着“谢仙”,从此告别乞巧;是夜姑娘们盛水于盆,第二日早上起来,观看浮在水面的落叶等所成影像,占验所得之巧。

  越王台畔雨初停,几处秋光到画屏。好是罗云弦月夜,家家儿女說双星。

  绣闼瑶扉取次开,花为屏障玉为台。青谿小妹蓝桥姊,有约今宵乞巧來。

  十丈长筵五色光,香奁金翠竞铺张。可应天上神仙侣,也学人间时世妆。

  乞巧设长筵,用方几数十。其所陈设,自瓜果灯烛而外,香奁缕箱中器具,几于无一不备。又有织女梳妆盘,圆径数尺,中盛镜匣衣扇之属,皆用杂彩及砑金五色等笺制成。或出自闺中,或购诸市上,虽巨费不吝也。广州诸邑皆有此风,而会城为最。

  稻苗豆荚绿成丛,费尽滋培一月功。嫩绿几层红一点,羊镫光在翠秧中。

  一月前,以水浸谷豆之属,俟其发芽,约高数寸,即移置磁盎,至七夕陈于筵际。中燃玻璃镫,空明四照。宋人词所谓“翠色冷光相射”者,庶几近之。

  小品华蕤制最精,胡麻胶液巧经营。不知翠袖红窗下,几许功夫作得成。

  用胡麻小粒及碎剪镫心草黏砌盘盏镫檠之属,又或作小队仪仗,如旗伞牌扇之类,大仅数寸,精巧绝伦。曩皆制自闺中。近年市肆亦有制就出售者矣。

  排当真成锦一窝,妙偷鸯杼胜鸾梭。何须更向天孙乞,只觉闺中巧更多。

  约伴烧香历五更,褰裙几度下阶行。相看莫讶腰支倦,街鼓遥传第四声。

  姊妹追随上下肩,个侬新试嫁衣鲜。娇痴小妹工嘲谑,明岁何人又谢仙。

  乞巧皆女郎。其新嫁者预于会,则谓之“谢仙”。

  几盏清泉汲深夜,铜盘承取置庭心。今年得巧知多少,水影明朝验绣针。

  是夜以盘水置庭中,俾受风露。次日浮小花针或豆叶于水面,观水中影所成物象。为得巧之验。

  升平旧事记从前,动费豪家百万钱。昔日繁华今日梦,有人闲说道光年。

  道光中乞巧之风最盛,豪门盛族一夕之费或数百金。往往重门洞开,外人入而纵观,无呵止者。咸丰甲寅以后,此风顿衰。近十余年,乃渐复旧观。然多闭门以拒游人,非相识者,无由阑入矣。[6]

  汪瑔记述乞巧之盛,尤以道光年间的广州城区为最,豪门巨族有些竟然为家中女儿“摆七夕”花费百万钱,也许是夸大之词。那些平日重门关锁的高墙大院,此时皆重门洞开,任由外人入内品鉴家中女儿的巧艺。只可惜咸丰甲寅年间(1854年)广东天地会“洪兵”之乱后,此风顿时衰落。此后虽旧观渐有恢复,但豪门巨族皆闭门谢客,不再供外人欣赏了。

  1934年8月15日《越华报》发表作者蒲剑的文章,回忆光绪年间广州乞巧之盛况,大户人家,争相竞奇斗丽。

七夕节巧琐谈

蒲剑

  吾粤女郎,每年七月初六七两夕联合诸姐妹在厅堂之上。陈列纸通芝麻制成之各种故事扎作,刺绣丝织手工品及灯色瓜果等类。各出心裁,争奇斗巧。或唱女伶八音以助庆。名曰拜仙。到夜诸女郎傅粉涂脂,列座厅前。惹得一般狂蜂浪蝶,铸立门外,评头品足。在富有之家,每次所耗之金钱,多则数千,少亦数百。其贫乏者则瓜果香烛,虽少亦花费一元数角。……曩昔乞巧,不过陈设瓜果针线之类而已,乃后则有诸种女儿制品出焉。向忆光绪年间,周某以库书起家,给数千元与其女拜仙。其时物价甚平,布置得穷奢极侈。一般人街谈巷议周家拜仙如何奢华,如何声势。闻者皆以得一睹为快。故初六、七两晚,把一条宝华坊挤拥得水泄不通。是时富豪之家,与官宦小姐们,不甘落后。效尤竞奋斗富。投机者每届七月初一日,即赁铺擢列乞巧品物,供人采买。有用纸通芝麻等砌成各种戏本故事一座。内藏机器,上錬即能行动者,每座价值百数十元。其余砌成各种器皿用具,五光十色,奇形怪状,美不胜收。业此者多获厚利。其市以上下九甫,宝华路,高第路,河南洪德路等处为最繁盛。因其地点适中,且多殷户,其余则零星小贩,不足与论。近年因世界不景气所影响,已不若尔时热闹矣。


  此俗一直延续到民国时期。1923年,上海广益书局出版的胡朴安所辑《中华全国风俗志》,其中有《广州岁时纪》《广州之七夕》,皆详细描写民国初期广州地区七夕习俗,为今天的七夕民俗传承留下了宝贵的参考资料。
  七月初七日,俗传为牛女相会期,一般待字女郎,联集为乞巧会。先期备办种种奇巧玩品,并用通草、色纸、芝麻、米粒等,制成各种花果、仕女、器物、宫室等等,极钩心斗角之妙,初六日陈之庭内,杂以针黹、脂粉、古董、珍玩及生花时果等,罗列满桌,甚有罗列至数十方桌者。邀集亲友,唤招瞽姬(俗称盲妹),作终夜之乐。贫家小户亦必勉力为之,以应时节。初六夜初更时,焚香燃烛,向空礼叩,曰迎仙。自三鼓以至五鼓,凡礼拜七次,因仙女凡七也,曰拜仙。礼拜后,于暗陬中持绸丝穿针孔,多有能渡过者,盖取“金针度人”之意。并焚一纸制之圆盆,盆内有纸制衣服、巾履、脂粉、镜台、梳篦等物,每物凡七份,名梳装盆。初七日,陈设之物仍然不移动,至夜仍礼神如昨夕,曰拜牛郎。此则童子为主祭,而女子不与焉。礼神后,食品玩具馈赠亲友。拜仙之举,已嫁之女子不与会,唯新嫁之初年或明年必行辞仙礼一次,即于初六夜间,礼神时加具牲醴、红蛋、酸姜等,取得子之兆,又具沙梨、雪梨汁果品,取离别之义。惟此为辞仙者所具。他女子礼神时,则必撤去。又初七日午间,人家只有幼小子女者,咸礼神于檐前。礼毕,燃一小梳妆盆,曰拜檐前,祈其子女不生疮疥。俗以檐前之神为龌蹉神也。复有一事,即于是日汲清水贮于坛内密封之,尝久贮不变臭味,曰七月七水调药,治热性疮疥,极有特效。
  广州风俗,綦重七夕,实则初六夜也。诸女士每逢是夕,于广庭设鹊桥,陈瓜果,焚檀楠,爇巨烛,锦屏绣椅,靓妆列座,任人入观不禁,至三更而罢,极一时之盛。其陈设之品,又能聚米粘成龙眼、荔枝、莲藕之属,极精致,然皆艺事,巧者能之。惟家家皆具有秧针一盂,陈于几,植以薄土,蓄以清泉,青葱可爱,乃女伴兼旬浸谷,昕夕量水,屏炎热天时酝酿而成者。睹此觉中土“谷雨浸种,芒种莳秧”之说,犹滞古谚,拘于地、囿于时也。广州盛暑时,昼皆衣单稀衣,夜较凉,可衣复稀衣。其天时如此。粤稻岁两熟,七月莳秧,十一月刈稻,以为常。[7]
  从上述描述可知,民国期间广州一带七夕会,实际上初六日即在庭中陈设各种用通草、米粒、芝麻等日常用品制作的奇巧玩品,以及女儿缝纫用的针线工具、化妆用品等,初六夜初更迎仙,三更、五更时分,拜七仙,然后“金针度人”,并焚梳妆盆,是夜,新嫁女辞仙。初七日童子拜牛郎,家中有幼小子女者焚小梳妆盘,祈求小孩不生疮疥。另外,贮清水,密封,以备调药之用。综合宋至民国的文献记载,可知七夕是广州一带非常重要的节日。
  1929年3月,时任广州特别市党部委员的蒲良柱发起组织成立“广州市风俗改革委员会”,当年7月11日正式成立,翌年2月份仓促结束。该委员会以“改良风俗,破除迷信”为宗旨,成立之时适逢临近一年一度的七夕拜仙烧衣习俗时日,连日在《广州民国日报》以记者名义,刊发文章痛陈妇女之“伤风败俗”。足见民国时期某些官员对于民俗的态度,其观念还是非常陈腐。文中对于当时七夕拜仙举市若狂的描述,虽不乏种种贬义,倒可一窥民国时期广州一带七夕的盛况。
  改革风声中举市若狂之妇女拜仙运动
  民众视法令如牟髦丑态百出恬不为怪
  满坑满谷都是凡夫牛郎织女并未光临
  登徒子大显神通妇女们扬眉吐气
  这才是伤风败俗此之谓冶容诲淫
  夏历七月七日即八月十日。俗传双星渡河佳节,一般妇女多陈列鲜果、饼饵、生花暨各种刺绣小工装作品,到坛迎仙,藉以邀□。千百年之习惯,牢不可破。本市风俗改革委员会□□此怪诞不经之事,特规定消极积极两种禁止办法。消极的,则派员劝导。积极的,则请公安局严禁售卖拜仙用品。惟记者昨晚细视十二甫等富户聚居之街道,但觉禁者自禁,迎者自迎。妇女之迎仙兴趣,不减昔年,在将所见情形,略述于后。
  粉市。是晚十一甫暨十二甫之三凤、美丽、丹凤、金玉、泰生各粉庄,妇女之往购粉者,络绎不绝,门限为穿,各粉庄大有应接不暇之势。而各粉庄亦善于营业,更于是晚预以香水嗔地,香沁心脾,一般登徒狂且之流,徘徊于粉庄之间,藉以饱其眼福,其至上下其手,丑态百出。妇女因购粉拜仙之事,被狂且所夺者,大不乏人。故呼哀之声,时随香气送入耳鼓。
  花果。市内花王以此日为发财机会,尽力搜罗各种生花发售。凡花俗卉,亦细大不捐,陈列于观音大巷等处,高声眩售。一般迎仙妇女趋之若惊。是晚七时,各生花摊均有售罄,大有求过于供之势。十八甫及十五甫马路之生果摊,亦将价格抬高数倍,各妇女之购生果者,携篮挽袋,取价争益,声振遐迩。种种怪状,非记者之秃笔所能形容。
  细工。十一甫、十二甫、十八甫、高第街、务洋货店以及纸料纸扎店,均预仙桥暨巧小器具售卖。投机小贩,更待兴顾,妇女之往购者,摩肩擦背,马路上妇女手挽肩托此种仙桥纸扎物品者,触目皆是。尤可怪者,身穿漂亮西装,胸悬襟章之少年,拖其爱人往购迎仙用品,代其爱人双手捧着仙桥,高视阔步,一路软语温声,回家迎仙者,为数不少。此中情形,又非记者秃笔能形容也。
  迎仙。西关之富户,仍于是晚,于大厅内以台数张或十余张八仙木,陈列迎仙物品,应有尽有。姨太太、小姐、少奶辈,髻辫光滑,面涂粉脂,坐于厅事,以候牛郎织女之降临。一般浪子阔少,则逡巡门前,评头品足,冀以一亲香泽。而粉白黛绿之少奶、小姐、太太等一早预备以色相示人,不以为忤,且有得意色。她如小家碧玉,平日结其同心若干人,每月预蓄金若干,尽行购置生果饼饵等物,更制备新衣,靓装艳服,集合一堂,以迎仙子者,情形亦与往年无异云。[8]
  1934年七夕节,番禺鹿步司茅岗乡(今广州黄埔区茅岗社区)循例备办慕仙会,村中自梳女带领小家碧玉、富家小姐置办各种七夕手工,除千篇一律、陈陈相因的七夕故事之外,还有中山纪念堂、1932年淞沪抗战等反映社会现实的手工作品。

茅岗慕仙会之盛况


老骨


  番禺县茅岗乡,乃范黄董李四姓聚族而居。人丁约三千余以范姓为最多,已占全村十分之六。其男子多数出外谋生,年中寄归之欸极多。族中女子又能勤于纺织,日中所醵亦不菲。故其族之殷富,殊非别姓所可及也。该族妇女习于勤俭,因其愚守旧道德,头脑未免陈腐,迷信色彩因而颇深。举凡一切神诞莫不作热烈之庆祝。犹以每年二月十九日之观音诞,及七月七夕之女儿节,为最高庆。乞巧节时,妇女向有慕仙会之设。会之组织,每份基金壹元,按月各供两角,会份无限制,多多益善。入会者不拘何姓,亦无乡界之别也。惟男性与已嫁者不许参加。会务由一二富有积蓄自梳不嫁之老姑婆主持,办理颇臻完善。附近各乡之小家碧玉及富户之小姐多有加入,每年会份多至数百。份金既多,则其开销,当可尽情挥霍矣。各家女儿,每于纺织之余,必独运匠心,以纸通芝藤等物,砌成各种器具,或砌出剧本故事。近年能利用干电池及各色小电泡。所制成之洋楼大厦,其中电炬齐明,模型贱小,能与真者无异。所砌之人物,暗配钟练于内,使其自能行动。惟妙惟肖,栩栩若生。其手艺之织巧,见者无不称赞。
  该会之陈设,向在祠中,公开展览,任人参观,愿得与众共乐之旨趣。是届余承友约得一饱眼福。今年所摆之方桌共一百十二张,陈列之品,除各众所藏之古董外,手工品占十之七八。即供仙之斋菜鲜果,亦皆染纸制成。骤然观之,多不虞其为赝品。所列之纸制建筑物,以广州市之中山纪念堂为最出色。其外观既酷肖,而内部亦完备。即一砖一木之微,其间格与髹色亦无异于真者。其所制之人物故事,则以淞沪抗敌一座为最脱俗套。所制成之我国官兵,皆奕奕精神,杀敌致果,且有机簧暗藏其中,各能挥刀向敌。见者之心,多为兴奋。于娱乐中不忘救国,制此者其亦庶几乎。余外所列者多七夕故事,手工虽巧,惟陈陈相因,千篇一律,殊不觉其精彩也。是夕观者人多如鲫,红男绿女,白叟黄童,挤逼祠中,肩摩臀并。幸各人皆能谨守秩序,尚无揽窃非礼之事发生。会友数百人,或招待戚友,或欢迎来宾,或监视品物,或指挥香烛,各司其职,忙个不了。而观众之赞许声,谈论声,泯成一片。亦足与祠外唱八音之弦歌声,互相响应也。时至三鼓,更在祠外旷地,大放烟花,金蛇吐焰,光耀数里。热烈情形,堪称一时之盛。闻是届所耗之资,数在三千金以上。在此世界不宁,农村破产之当中,得此点缀,殊足稍破吾人愁闷。然以有用之资,作无为之举,余固不敢赞同也。[9]
  1934年8月19日广州《越华报》曾记当年禺南石壁(今广州市番禺区钟村镇辖区)乡民环请乡长准予筹备七夕并请梨园演戏一事,乡长因怕担责而不愿呈准告官,不料有人却曲径通幽,获得当局批准。乡人遂以乡长不具担当之名而罢其职,七夕之日乡民极尽狂欢之能事,尽情释放。

石壁乡乞巧节之易长潮


  番禺石壁乡,交通四达,人烟稠密。乡中富户,尤以区姓为一乡大族,平日乡事,多归其主持。历届乡长多能护慎从公,故乡中甚少风潮发生。近日乡人以七夕已届,乡中不演戏已久,际此乘平时候,欲趁兹机会大演梨园,铺陈七夕物品,以与乡人共乐。当此消息传出后,乡中妇女尤为兴高采烈,一致赞成。事先即联会姐妹辈就本姓祠堂砌作乞巧品物,以备届时陈列。好事之徒,又议盖搭戏棚,出省雇请梨园,以备回乡开演。惟近日乡村演剧须有负责者出而担负责任,呈准官听,始能开演。于是众乃环请乡长区柏江出面办理,区以此种有抄家无封诰之事,意殊不欲。乃向众诸多留难,使将此举打消。众人于是当堂鼓噪,谓乡长自私太重,弗顾舆情,一时议论纷起。然卒以无人负责,势将中辍矣。其中有一部分人,以各专已整备,事如不成,未免扫兴。乃转而之省,丐得留省之有面子者,向当局呈准人情。遂不动声色,雇妥演寿年戏班,并联合留省乡人之有势力者,水陆浩浩荡荡,回去开演。当戏班未抵步之前,乡人中尚有故意向该乡长再三求情,愿允其所示条件,不意议商既竣。而红船已扬帆入口,留省之有面子者亦尽归来,一时乡人欢呼震天,妇孺亦雀跃而出。该乡长登即愕然,知自己弄糟其事,不敢见人,乃伏匿不出。惟时乡人见其身为乡长,而不能负责守法为乡人造事,乃一唱百和,要将其撤换。立即聚祠堂集议,卒议决以区天任暂代其职,盖代期尚有一月,区以众怒难犯,亦愿早日卸事得身轻矣。乡人见目的已达成,为增加热闹起见,更发起赛龙船之举,又有某坊将其祖遗古玩古画等古物尽数检出陈列,任人参观,而妇女之筵戚接友以尽此一夕以欢,尤为忙个不了,是兴七夕节乡村中少有之闹热矣。[10]
  以上三则民国时期报纸所记七夕拜仙之消息,今天读来颇为有趣。由此可知,民俗的惯性并非一纸行政命令即可禁止,与其压制禁行,不如疏导放行,尊重其传承规律。


  七月初七“摆七夕”民俗活动,在番禺的石碁、石楼、化龙一带,久有流传。特别在石碁的凌边村,只在“文革”期间有短暂中断,民间一直保有“摆七夕”传统。20世纪80年代,化龙镇潭山村的自梳女们也开始自发组织,恢复“摆七夕”。至今,随着当地政府的重视,以及民间的自发组织参与,两地“摆七夕”传统均得到较好传承,并有新的发展。
  凌边村的“摆七夕”,在番禺地区颇负盛名。旧时凌边村的乞巧多由各家各户自办,姐妹们多互访品评观摩,看谁做的“七夕公仔”手艺高。“文革”期间,凌边村乞巧中断。据谢权治介绍,1973年,凌边村即恢复摆七夕活动,以女性为主,采用分散自由组合的方式。[11]1978年之后,凌边村的“摆七夕”,即由家庭转到了小集体,“人多好做作”,容易发挥集体智慧,摆七夕的地点也从家庭转变到祠堂。
  以前呢,摆的范围比较小,没现在规模这么大,现在都好大阵仗。以前就几张台,就在天井头摆三几张。1978年的时候,就已经是以生产队为单位。之前更早的时候,我们村都有拜七姐,整手工。[12]
  到1978年,我们十五六岁那个时候,就撩起队长说,不如重新摆七夕啰。队长说,你们摆啊!我们就开始摆啰。第二日队长就派我和田妹、洪叔去佛山买东西,买石湾公仔返来摆,那个时候没谁知道摆啊!其实都好简单,也就是简单摆摆,又没钱,只好自己整点手工,主要目的是拜拜神。后来才慢慢整大,个个都摆十几二十围(餐)。[13]
  到1992年,凌边村的乞巧活动,从原来在祠堂静态展示,在祠堂静态观赏,借用旧时神诞出会巡游的形式,转向动静结合,即既有祠堂的展示,也有动态的巡游,由各生产队精选一板新作的七夕公仔、装上色柜,用人抬着游行,更有真人扮相的牛郎、织女以及六个仙女,一头真人舞动行走的道具仙牛,还有几十只真人头戴鸟饰的喜鹊,随队游行,每到开阔处就停下来表演《银河会》歌舞。参加巡游的有学生鼓乐队、仪仗队、生花果担队、百足旗、八音锣鼓、彩旗队、醒狮等。整个巡游队伍有500多人,浩浩荡荡沿全村大街主路巡游一周,历时两个钟头,行经四公里,盛况空前。每年凌边村七夕期间,外村到凌边看七夕的人特别多,加上本村的亲戚、外嫁女拖男带女回来,村内大街人潮涌动,川流不息。家家户户当刂鸡杀鸭,喜气洋洋。[14]
  1992年那次游村,那时候还没有环村路,就沿村游行,后来镇政府知道我们有这么大规模的巡游,就要求我们去长隆、去英东体育馆、去石碁镇巡游。“非典”前我们村的摆七夕都好隆重,七月七那天,来我们村参观的人多到人山人海,家家户户都摆几十围,二三十围,请亲朋好友食饭。那个时候小孩还没结婚,他们的同学啊,到了这个时候就来了。人多到有一年我崩(缺)3围,有一年崩(缺)5围,惨啰!我只好随街揾餸(去街上到处找菜式)。以前三月份,这里周边的小食店全部订完,间间都满座。
  “非典”那年,虽然有拜神,但是没有请人食饭,以后就再没有请饭了。不再请饭,不是钱的问题,主要是太辛苦啦,要搞家里那份,又要搞生产队那份,好辛苦![15]?
  凌边村的七夕从初六下午开始,初六晚起一连三夜演大戏,初七各家请客吃饭,初八继续摆一天,初九全部拆除,保存放好,留待下一年添新去旧再摆。
  凌边村的乞巧多取材于古典戏曲故事,旧时多纸通公仔,人物高尺许,多穿着针线刺绣服装,做工精细,仿照舞台造型,似无声大戏。在每一个摆七夕的祠堂里,可欣赏到五百多个不同人物、造型各异、千姿百态的古装公仔,其传统供案有“薛丁山三擒三纵”“穆桂英大战洪州”“梁红玉击鼓退金兵”“天姬送子”“武松打虎”“牛郎织女渡鹊桥”“六国大封相”“拜月记”“杨门女将”“郭子仪拜寿”等。这个传统一直延续到现在。
  我们做的公仔都是大戏当中的人物。我们都中意睇戏,睇古装戏,买碟返来睇,去会堂睇,去到市桥睇,还去广州睇,以前我们到处去睇戏,走路都去。看了之后不就记住了嘛,记住之后想想,不就接着做啰,做一场戏,不是做整出戏。以前我们村有私伙局,那个掌板的去世后就散了,没人玩了。“文革”的时候村里有个剧团,自己会做大戏,属于文娱组。[16]
  此外,还有花灯、蜡制仿真花果等工艺品,其中灯饰就有菱角灯、莲花灯、走马灯、宫灯等。另有一种在瓷砵上以谷秧围成圈状的油灯最具特色,取“五谷丰登”之意。还有不少供奉牛郎织女的手工艺品,如绣花鞋、花衣裳、妆奁、笠帽等纸布制品,再加上五彩灯饰,琳琅满目。[17]
  与旧时文献中记载的乞巧一般由待字闺中的未婚女子参加不同,凌边村现在的乞巧参与主体主要是60岁以上的老年妇女。从她们接触乞巧开始,参与主体都是老年人。
  我们小时候看到的都是我们这些几十岁的人摆七夕。我家姐八十几岁啦,现在在新桥(石碁镇另一条村)那边都还有参加。摆七夕的事情,一路都是老人参加得多,有稍微后生点的,都四五十岁了。[18]
  2015年七夕期间,凌边村再度巡游,有7个生产队参加此次沿环村公路的游行,巡游的仪仗队伍与1992年大体类似,村中各大祠堂也有摆放。尽管巡游很热闹,但拜七姐依然是七夕期间最重要的仪式。
  摆七夕都有装香,就是在祠堂那里,初六晚十一点开始拜,三更拜七姐,初七晚又拜一次。每年的手工主要都是做拜七姐的那些东西,其他都是次要的,主要是每年都要给七姐烧那些衣衫、鹊桥、七娘盘,其他做公仔就一套套戏。[19]
  每届七夕,外人欣赏的是巧姐们的手工,而对于她们自己而言,这些手工更是一年一度敬献给七姐的礼物。没有亲身参与其中的人们,无法想象这些上了年纪的老人,为何如此热衷于用一些今天看来颇为粗糙的材料,用自己的双手制作一些简单、质朴的衣衫妆奁、亭台楼阁、神佛仙界、戏曲人物、农家生活、田园风光、花草生果等。如果说旧时未婚女子向七姐祈求巧艺与美好姻缘,那么,今天的老人们则更多的是在继承传统拜七姐信仰基础上,出于自己的喜爱,自娱自乐,在自己的辛劳和别人的赞叹中,获得成就感。
  村里的媳妇也不是个个都会摆七夕。谁中意,谁就去摆啰!主要看你中唔中意,有时间同精神,不就出来摆啰?有的人都说,是你们中意的,咁辛苦!我们不怕辛苦,晚晚都开夜工做的。
  以前都是跟着村里的老人家一起做的。接大板的乞巧来做,是第一年参加比赛那个时候,大概是2012年、2013年,我同我老公一齐整。那个时候大队通知说生产队可以做,私人也可以做,我就为生产队做一板,自己做一板。去年我做了三板,村委凌主任说做多少都可以,我就多做点。前年没有比赛,我个人没有做,就帮生产队做,做了一板《春到田间》。
  小的时候不就是看别人摆的吗?读书那时候还不知道摆,后来跟黄家珍学。现在我们队的七娘盘都是我做的,其他人都不会做。以前看摆七夕很开心的,拿张凳就坐在那里看摆七夕,不知道有多高兴![20]
  与广州天河等地的摆七夕相比较,凌边村的乞巧更少受到外界关注,无论其内容还是表现形式,都更为原始、质朴,在某种意义上说甚至是简陋。正因其简陋,而保持了更多质朴的表现手法,比如用材随意,造型不事雕琢,色彩素朴自然,有一种别样的天然拙趣。
  20世纪80年代化龙镇潭山村的姑婆们恢复“摆七夕”活动,至今已从女性为主到男性、女性共同参与,现在,潭山村的“摆七夕”也是由浩明艺社主持,每年在潭山村许氏大宗祠都有大小规模不等的展示。
  1980年,恢复乞巧的时候,我们男人是不参与的,是我们村的一班姑婆搞的,现在我们村还有一两个自梳女。为什么会在80年代恢复乞巧呢?因为“文革”十年所有民间的活动都被禁止。80年代改革开放,我们村的这些姑婆们就商议恢复乞巧,摆了一次七姐,当时在整个番禺县引起轰动。之后一直到1988年,都没再摆过乞巧了。1988年,由祺叔(许冠祺)发起,他说现在国泰民安,恢复这些传统的事情,应该都没什么问题。从这一年开始,就由浩明曲艺社出面筹备,有当时尚健在的十几个姑婆参与,当时不是由村委会出面组织,完全都是由我们曲艺社这帮人负责。我们曲艺社的男人当时只是听讲过、见过,但都不知如何做、如何摆,就请这些姑婆亲自示范、口述,这样足足搞了两年。1990年开始,年年都有乞巧了。乞巧的筹款、召集人手,都是由浩明曲艺社出面,村中那些比较热心、经济条件比较好的村民,我们就会找他多多少少赞助一点。刚开始搞的时候,村里面也不是说不支持,因为那时候村集体也没什么经济收入,不可能有精力关注这件事。当我们民间自己做这些事情有了成绩之后,村政府发现这些传统的文化好有价值,加上村集体经济收入也比较好,也就开始重视起来。
  我们乞巧节期间有拜七姐。我们潭山拜七姐的时候,只是自梳女们做一个简单的祭祀仪式,焚香,向上天祈祷,向七姐乞心灵手巧、风调雨顺。潭山以前有好多自梳女,当时的社会受封建礼教约束,男女接触唔多,好多女仔怕出嫁之后老公对她不好,又吃喝嫖赌,所以唔想嫁。受当时风气潮流影响,好多的女仔都选择唔嫁。[21]
  与潭山飘色一样,因主持者更少受传统约束,潭山“摆七夕”多现代题材,如2015年的“飞夺泸定桥”“人民英雄永垂不朽”等,用材较讲究,造型用心揣摩,色彩艳丽,场景宏大,善于运用现代声光电技术营造亦真亦幻效果,总体呈现精雕细琢的别致风格。
  表面看来,潭山村的飘色和乞巧在浩明艺社的主持下红红火火,屡有创新,发展势头良好,实际上,其传承现状与其他民间艺术一样,也存在着隐忧。
  其实现在的传承都出现好多问题,如果从50年代开始算起,浩明曲艺社到今年已经生存将近60年了,根本上就是一班土生土长的农民,在农闲的时候做的事情。但是到了今时今日,年轻人都在工厂做事,八小时正常上下班,根本就没有农闲的时间安排。我估计20年之后,我们现在搞的乞巧、飘色很可能会销声匿迹了。现在表面上有传承,但实际上爱好的人不多。像舞龙舞狮乞巧扒龙船这些传统,除了扒龙船,村中细佬从小到大一路扒啊扒,应该可以传承下去,但乞巧啊、飘色啊这些好精细的东西,都好难传承噶。比如乞巧的一只公仔,至少要耗时三日,按照现在工厂的工时效益,一只公仔至少应该卖多少钱呢?至少也要六七百蚊吧,但是你做出来哪里有销路呢?仲有,飘色乞巧的各种仪式,大家都没得闲的时间来参加。现在不是农耕社会,有农忙农闲。现在一年四季都要做事,根本就没有农忙农闲的分别。现在珠村之所以还有乞巧,因为还有城中村,如果他们的房子全拆,村民都上楼,我话俾你听,呢样嘢全部都冇晒啦。你走遍广州、番禺,你能够揾到边个小区、边个楼盘整一个乞巧、整一个飘色出来噶?受场地限制,没有生存空间,没有活动场所。[22]
  不同的民俗现象,其传承有其自身的内在逻辑。当下的民俗传承,需要在深入调研的基础上,针对不同的民俗现象,遵循其传承规律,尊重传承人的意愿,设计不同的传承策略。任重道远!



  本文结合文献材料和田野调查资料,发现广州地区“七娘会”的核心习俗如乞巧拜仙、金针度人等历经千年,一直传承至今,但习俗的传承主体却由未婚女子逐渐演变为中老年妇女,究其原因,与习俗的中断导致代际传承断裂有较大关系。传统时期,广州地区的“七娘会”为民间自发,改革开放复兴之后,初期由民间自发,现逐渐演变成为政府、学者、媒体、民众等不同力量共同参与的公共节日,功能日趋多样复杂。基于“传承母体”的民俗传承,其人际关系基于血缘、地缘、业缘组成的“熟人社会”,而当今由不同力量共同参与的公共节日,却是“熟人社会”与“陌生人社会”的奇异交织。由传统的“熟人”“陌生人”相互观赏品评,“看”与“被看”,“各美其美”,到当下的“熟人”“陌生人”共同参与,广州地区的“七娘会”不是特例,而是当下中国民俗文化传承的共同现象。当下的民俗传承从“传承母体”逐渐转变成为利益多元的“异托邦”,对于当下民俗传承的认识,亟须超越传统的“传承母体”幻象,从众声喧哗的多元诉求中寻求利益各方的“美美与共”。

  注释:
  [1]宋·刘克庄:《即事四首》,清·吴之振:《宋诗钞》卷九十,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屈大均:《广东新语》(上),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62页。
  [3](乾隆)《番禺县志》,卷十七,风俗,清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刻本。
  [4]清·范端昂:《粤中见闻》,清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刻本。
  [5]清·陈坤:《岭南杂事诗钞笺证》,吴永章笺证,广东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309-311页。
  [6]王利器、王慎之、王子今辑:《历代竹枝词》(四),陕西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3420-3421页。
  [7]胡朴安:《中华全国风俗志》(下),河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77页,第382-383页。
  [8]《广州民国日报》,1929年8月12日。
  [9]《越华报》,1934年8月20日第1版。
  [10]《越华报》,1934年8月20日。
  [11]谢权治:《微型工艺“乞巧村”》,番禺区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番禺文史资料》(第17辑),2004年12月。
  [12]口述人:周凤英,女,72岁,凌边村人;调查记录整理:刘晓春、程肖力,2015年8月17日,凌边村委。
  [13]口述人:曾秀妃,女,59岁,凌边村人;调查记录整理:刘晓春、程肖力,2015年8月17日,凌边村委。
  [14]石碁镇文化站编:《岐山拾趣》,自印本,1993年10版,第95页。
  [15]口述人:周凤英,女,72岁,凌边村人;调查记录整理:刘晓春、程肖力,2015年8月17日,凌边村委。
  [16]口述人:曾秀妃,女,59岁,凌边村人;调查记录整理:刘晓春、程肖力,2015年8月17日,凌边村委。
  [17]石碁镇文化站编:《岐山拾趣》,自印本,1993年10版月,第95-96页。
  [18]口述人:周凤英,女,72岁,凌边村人;调查记录整理:刘晓春、程肖力,2015年8月17日,凌边村委。
  [19]口述人:周凤英,女,72岁,凌边村人;调查记录整理:刘晓春、程肖力,2015年8月17日,凌边村委。
  [20]口述人:曾秀妃,女,59岁,凌边村人;调查记录整理:刘晓春、程肖力,2015年8月17日,凌边村委。
  [21]口述人:许锯泉,男,1968年生,潭山村人;访谈记录整理:刘晓春;2015年5月15日,潭山村委。
  [22]口述人:许锯泉,男,1968年生,潭山村人;访谈记录整理:刘晓春;2015年5月15日,潭山村委。

(本文发表于《粤海风》2016年第5期,引用请以刊物原文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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