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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简”:整理与研究

清华大学古文字学家:秦人始源从中国东部而来

2011年08月26日 19:46 来源:中国新闻网

  中新网兰州8月26日电 (记者 丁思)“甘肃省第二届简牍学国际学术研讨会”26日于此间落幕。期间,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主任,著名古文字学家李学勤作题为《秦人在周的居地》的学术报告。他认为,秦人始源从中国东部地区而来。  

  秦人在中国古代历史上曾起有重要作用。西周覆亡,秦人雄起西方,兼并列国,建立秦朝,完成统一全国的大业。但秦人从哪里来,原来居住在什么地方,其历史文化有何特点?多数意见是秦人本在中国西部地区,甚至以为秦为戎族,但也有学者主张秦人和其他嬴姓族人一样,是从中国东部地区而来。

  李学勤报告说,清华简的整理研究在秦人始源问题上有新的重大突破。清华简是2008年清华大学入藏的一批战国时期的珍贵竹简,其中新整理出一部记载周代史事的书,叫《系年》。书里叙述周武王伐纣后逝世,商纣的残余势力企图复辟,新继位的周成王和周公发兵平叛得胜,原来纣的大臣飞廉(秦国国君的祖先)东逃到同属嬴姓的商奄,“成王伐商奄,杀飞廉,西迁商奄之民于邾(虍壬),以御奴虘又(徂)之戎,是秦先人”,即秦人祖先。

  李学勤说,《系年》竹简讲,被流放的商奄之民居住在西方的“邾(虍壬)”,“(虍壬)”是竹简用的楚文字,常读为“吾”,所以“邾 (虍壬)”即是在今天甘肃甘谷县西南的朱圉(或作“圄”)山地区。朱圉山一带,正是当时周朝与西部戎族互相对峙、往复争夺的关口,这正是周初秦人的居住地。

  据悉,1982至1983年,甘肃文物工作队和北大考古学系在甘谷毛家坪进行发掘,证明遗址中有的居址可早到西周前期,而其文化面貌与后来的秦文化有关。

  李学勤说,周初的秦人确应居住在渭水上游这一地区,相信今后的考古工作会进一步证明这一点。

  在为期两天的会议中,来自日本、韩国、美国、加拿大、中国等多个国家的180余名专家学者,围绕西北汉简、秦汉简帛、楚简及古字研究等内容展开研讨。(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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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简《系年》与吴人入郢新探

中新网 2011年11月29日 16:15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清华简《系年》是目前可见的最早史书实物,由138支简构成的历史长编,全书分为23章,各章自为起讫,其中有4章都言及吴人入郢这场战争。

  第一,景平王即世,昭王即位。伍员为吴大宰,是教吴人反楚邦之诸侯,以败楚师于柏举,遂入郢,昭王归随,与吴人战于析。吴王子辰将起祸于吴,吴王阖庐乃归,昭王乃复邦。

  第二,景平王即世,昭王即位。许人乱,许公佗出奔晋,晋人罗城汝阳,居许公佗于容城。晋与吴会为一,以伐楚,门方城。遂盟诸侯于卲陵,伐中山。

  第三,景平王即世,昭王即位。陈、蔡、胡反楚,与吴人伐楚。秦异公命子蒲、子虎率师救楚,与楚会伐唐,县之。昭王既复邦, 乃克胡围蔡。  

  第四,晋柬公立五年,与吴王阖庐伐楚。

  阖庐入郢,是先秦史中的大事,《春秋》经传有比较详细的记载。清华简《系年》所说与古书多有不同。综合起来看,《系年》与《左传》之间的主要不同大致可以概括为如下几点。

  第一,这场战争是晋与吴联合伐楚,虽然吴国是主谋,晋国更是蓄谋已久,是利用许、吴对抗楚,自己坐收渔翁之利战略的延续。晋人在汝水流域筑城,把许自析(今河南西峡)迁至容(一说在今河南鲁山县东南),已经把其势力范围深入扩张到汝水流域的楚国地盘,显然都是对抗楚的战略布局。简文记载晋人迁许在卲陵之会的前面。许本是楚的与国,曾被楚迁至析成为楚北方的屏障,许公佗投靠晋以后,晋人将许迁至方城之外的容以对抗楚,在晋人迁许之后,“晋与吴会为一,以伐楚”。这样既符合晋国多年的经营目的,也可以很好地解释阖庐破楚的力量来自何方。

  第二,晋、吴联军是从方城外攻入。方城位于楚长城上,是楚国与中原之间的交通要道,可以代称长城。石泉先生曾经对吴师入郢的进军路线作过精辟的分析,认为吴人自方城攻入,简文证明完全正确。《左传》中荀寅所说的“吾自方城以来,楚未可以得志”,旧注以为是襄公十六年的晋败楚,侵方城,自此,晋未可以得楚志。据简文所记的情况分析,实际是方城以内的楚地,即使攻破,晋也无法占有,只是徒劳,所以范献子听从此劝,改变策略,退出了伐楚,在方城外会盟诸侯,北伐中山。

  第三,卲陵之会在攻破方城之后。晋、吴联军破方城之后,与楚作战的主力是吴国,此时的晋国有机会在方城之外的楚国境内大会诸侯,为北伐中山做准备,这就使我们明白了晋率诸侯入楚境,楚何以不加抵抗,也明白了盟会的真正目的。

  第四,《左传》说的秦兵救至,“大败夫概王于沂”,“沂”地自来不明,多异说,皆有不安。据简文可知是“析”。析本是楚人安置许的地方,许迁至容后,析就成了楚地。晋、吴破方城,吴入楚,析当被吴军占领。秦从西路出兵救楚,析是其所经过之地,在此处大败吴军,然后乘势南下,继而灭唐,合情合理。

  第五,方城外与吴结盟伐楚的除了蔡,还有陈、胡。江淮小国,挣扎在晋、楚争霸之间,哪方力量强大就归附哪方。上述小国由于地近楚,多数时候为楚的与国。吴国强大后,又从吴叛楚。攻破方城后,楚国力量已经很大程度地被削弱,吴国忙于继续追击楚国,晋国有机会在卲陵大会诸侯。这次盟会没有吴、唐,他们正忙于征战。蔡、陈、胡国君参加了,可能是三国在协吴攻破方城后,其国君也随着晋的退出而停步了,但不排除派兵援吴在方城内作战,其国君则与晋在方城外盟会。

  第六,所谓的“昭王复邦”,并不是过去所理解的昭王回到了原来所居的郢,而是指收复邦土。楚昭王逃亡前所居之郢,据清华简《楚居》可知是“为郢”,阖庐入郢之后,曾居秦溪之上和媺郢,终其位没有再回到为郢。

  根据《系年》提供的材料,这场战争的经过大概是这样。

  弭兵以来,晋、楚没有直接交锋。但晋扶持、指使吴不断侵扰楚国,晋与吴在对付楚方面,一直是同盟。随着晋、吴势力的不断壮大,方城内外的许、唐及蔡、胡、陈等纷纷叛楚,或归晋,或附吴。晋国借机向南扩展势力,筑城迁许,为侵夺楚地做准备。吴国外有晋国及陈、蔡、唐、胡等国援助,内有伍子胥、伯嚭复仇的士气和谋猷,大举进攻楚国的时机已经成熟。吴率蔡、陈、胡等联军在方城外与晋、许等会合,一同攻破楚长城。方城一带是春秋时期楚抵御中原外敌的最重要关口,方城攻破,就打开了入郢的通道。应当就是在这个时候,晋的内部发生了变化。《左传》记荀寅反对伐楚应该就是联军破楚之后,所说的“水潦方降,疾虐方起,中山不服”当是实情,类似的情况在清华简中也有记载。晋因为这些顾忌,破方城之后不久就退出了伐楚的战争,联军分裂,吴人乘胜追击,直捣郢都。晋则经营方城之外,在卲陵、皋鼬举行会盟,北上对付中山国的鲜虞人。据《系年》记载,在这场战争结束,昭王复国后,曾率师侵伊、洛,以报复晋的攻破方城之战。

  由于晋人没有参与方城之内的战争,没有入郢,所以《左传》等史书就忽略了晋国在这场战争中的重要作用,把晋人写得没头没脑,为伐楚浩浩荡荡而来,举行十九国隆重会盟却无所作为,无一所获。实际上这场战争的前前后后,晋都是赢家。战争前就把势力扩展到了汝水上游一带,攻破方城,由吴国去消耗楚国的主力,自己却反身吞食方城外的胜利果实,携带诸侯,打击中山,扩展北方势力范围。而吴国表面上大胜,实际上所攻占楚地不能长期占有,国力大耗,终至引起国内的动乱。吴、楚两败俱伤,晋国解除了南方强国的危险,就可以专心扩展其周边的土地了。

  清华简《系年》所依据的史料与《左传》显然有很大的不同。就这场入郢之战而言,《系年》显然比《左传》更可信。《系年》将在今年底出版,相信会对先秦史的研究产生重大影响。

  李守奎(作者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清华简《系年》与古史新探”首席专家、清华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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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学勤情系清华简 坦对诸多质疑和诘难

2011年10月27日 13:43 来源:人民日报

  陈 洁

  上海中西书局的编辑们正在紧张地忙碌着,《清华大学藏战国楚简第二辑》即将付梓。与此同时,李学勤带领的团队已经投入到第三辑的整理工作中,“我们保持每年年底出版一辑的进度,每一次都有很多新发现。”李学勤语带兴奋。

  情系清华简

  在荷清苑一间普通的起居室里,李学勤坐在单人沙发上,很少有表情和肢体动作,说话也毫无枝蔓,一副有话则长无话则短的样子。只有说到清华大学所藏战国竹简,他的脸上才会焕发出神采和光亮,言语也生动起来。


  自2008年7月入藏之后,这批竹简的内容和性质已经获得共识:它们是一批经史类书,包括《尚书》及同《尚书》类似的文献。去年底整理出版的第一辑收的是其中的《楚居》,而即将面世的第二辑是《系年》。

  《系年》简长44.6—45厘米,共138支,原没有篇题,《系年》是清华整理者给拟的题。这些简保存基本良好,只有个别残损。全篇分为23章,每章自为起讫,是编年体史书,所记史事上起西周之初,下到战国前期。篇中讲到几个重要诸侯国的兴起,如秦、卫、郑、晋等,至于楚国,则自楚文王始见。文字通为墨笔书写的楚文字,全篇虽多次提到楚但不为楚人掩丑,有时措词甚至颇为严厉,所以作者到底是不是楚人,站在什么立场,还有待研究。

  人生的磨难和幸运

  在清华简的“小型专场报告会”结束后,李学勤乘兴说起自己进入古史研究和考古鉴定的缘起。他从小就对神秘事物感兴趣,喜欢不懂的东西,比如符号,觉得它们充满了秘密和诱惑。

  1950年前后,17岁的李学勤接触到一种全新的符号:甲骨文。从1928年开始,殷墟一共进行了15次发掘工作,出土大量甲骨文,整理为《殷墟文字甲编》和《乙编》的一部分,中国科学院内部有售,其中乙编的上、中两辑标价50万(即50元),对于家境一般的李学勤来说,不啻天文数字,但他还是买了自学,有空就骑自行车去北海旁边的北京图书馆看相关的书。

  1951年,李学勤考入清华大学哲学系,在金岳霖等教授家里上课的日子,让他印象深刻。可惜一年后,国内高校院系大调整,清华从一所综合性大学被调整为工科院校。与北大哲学系相比,李学勤更想去北大刚成立的考古系,却未能如愿。与此同时,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有一项整理殷墟甲骨文的工作,邀他参加,李学勤便从此走上工作岗位,再也没有校园求学经历——所以,在古史、古文字和文物研究方面,李学勤自始至终都是自学出来的。

  整理殷墟甲骨文的任务完成后,李学勤需要确定他的工作岗位。适逢中国科学院成立历史所一、二、三所,李学勤去了二所,后担任副所长侯外庐的助手,做了多年思想史研究,并开始研究金文和青铜器。经历了反右、“文革”历次风波,下放中的李学勤幸运地借着参与郭沫若修改《中国史稿》这一学术项目的机缘,回到北京。不久,长沙马王堆发现巨大的古汉墓群,轰动世界。李学勤再次幸运地被国家文物局借调去参与帛书医学部分的整理和考释。

  “文革”后,他回到历史所,面临两个选择:回思想史研究室,或出任先秦史研究室主任,李学勤选择了后者。后来,他作为首席科学家之一承担并完成国家重大项目“夏商周断代工程”,给出了年代有根据的“夏商周年表”,接着出任清华大学国际汉学研究所所长、思想文化研究所所长,在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主持清华简的整理工作。

  学者的幸福和遗憾

  无论是历次政治运动中的学术争议,还是断代工程的评价和认可,李学勤一直处于风口浪尖,面对诸多质疑和诘难。但他对此都很坦然,将更多的精力放在踏实的工作上。主要因为他的原因,大禹治水的传说得到了文物证实,“司母戊大方鼎”改成了“后母戊大方鼎”,他认为“后”指王后,“母戊”是商王祖庚母亲妇妌的庙号,后母戊大方鼎是祖庚为了纪念母亲而铸造的。

  圈内人对李学勤的评价不一,但有一点是有共识的,他名如其人,确实是“学勤”之人。如今,年逾古稀的李学勤,工作和研究的步伐从未停止过。现在对他来说,最重要的不是荣辱褒贬,而是清华楚简的下一步整理,他最遗憾的是,一直想做的一项研究:古代文明(中国古代文明和其他三大古文明:埃及、美索不达米亚和印度文明)的比较,很可能因为年龄和外语能力不能如愿了……李学勤正在叹息的时候,他的夫人已经从房里出来,远远地站在门口,无声地提醒我采访时间到了。她不是不想听他的学术计划和展望,只是更担心他的身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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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简《系年》或有助填补周代研究空白

2011年12月22日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第249期 作者:张春海

  12月19日,《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贰)》成果发布暨学术座谈会在京举行,来自教育部、国家文物局、高校和科研单位的70余位专家学者参加本次发布会。

  会上,发布了在清华大学所藏战国竹简(以下简称“清华简”)中新发现的一部秦以前的古代史书,命名为《系年》。全书为一篇,共有138支竹简,字迹清晰,保存良好,只有个别残损之处。全篇共分为23章,概要记述了从西周初年一直到战国前期的历史,其中有许多事件不见于传世文献,或对《左传》、《国语》、《史记》等典籍有重大的订正作用。特别是关于战国前期历史的各章,填补了古史的空白,十分珍贵,将对古史研究产生深远影响。

  推动先秦历史研究  

  《系年》可以看做是一部记载周代历史的断代史,以其史料价值和文献价值等引起了先秦史、简帛学等学科学者的关注,为学术研究提供了新的史料,将对先秦史、史学史等领域产生推动作用。

  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主任李学勤介绍,《系年》的发现是近现代以来前所未有对古代史书的一项发现。《系年》中篇幅最大的部分是第5—19章,内容为春秋时期;第20—23章,主体为战国早期的内容,下限为战国中期楚肃王时期。书中记述了周朝的建立,晋、郑、楚、秦等国的兴起。该书的目的是讲述当时列国形势的由来与发展。书中记载的内容补充和纠正了传世文献的记载,可以解决历史学、经学长期讨论的一些疑问,如书中记载秦人起源于东方,因反周而流放到今甘肃大堡子等地,与考古发现吻合。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宋镇豪指出,清华简提供的材料填补了先秦史的空白。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朱凤瀚指出,《系年》记载了诸多周代重大问题,如周代设立“三监”、“共和执政”的确切含义、周平王东迁、秦人的源流等。

  文献性质仍是未知数

  《系年》是自西晋发现《竹书纪年》1700多年之后发现的秦代以前的完整史书。西晋咸宁五年(279),在今河南省汲县的一座战国墓中出土了一部由魏国人撰写的通史《纪年》(又名《竹书纪年》)。但是,该书早已散佚,只有零碎佚文收入辑本。由《系年》记载的史事看,约作于楚肃王时代(前380—前370),成书时间早于《纪年》。

  对于该篇的文献性质,学者存在猜测和争议,目前尚无定论。定名为“系年”也是暂名。宋镇豪认为,《系年》是楚国史官所作具有纪年大事意义的史书。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夏含夷认为,中国上古时期主要有两种纪年形式的史书,一种是单国的历史编年;一种是多个国家综合、比较的编年体,《系年》属于后者。

  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研究员胡平生认为,《系年》可能是一部相关史料的摘抄本,可能是楚国史官从周王室史官或从其他有纪年记录的史官记录中将有关楚国或者楚、晋关系的材料整理、编纂而成的,并非独立成篇的古书。

  清华简整理按部就班

  《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贰)》收入了《系年》的图版、释文和注释,它的出版为学者研究提供了新材料。学者们认为,对《系年》的讨论刚刚开始,在文字学、文献学、史学史等方面都有诸多有待探讨的问题。

  李学勤指出,对《系年》的整理、考释只是研究的第一步。其与传世文献结合,与考古材料特别是金文的结合研究,需要学者们深入讨论。

  会上,一些学者指出,将《系年》的文字与先前出土的金文等文字加以参照,有助于破解一些长期存在的疑难文字,纠正过去释读中出现的问题。另外,《系年》中的一些释字也需要进一步商榷和思考。安徽大学汉语言文字研究所所长徐在国也表示,以《系年》为代表的清华简提供了新材料,过去可能将金文等一些字释错了,需要加以纠正。

  据悉,全部清华简预计出15册,大体上每年一册。

  转载请注明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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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第一部断代史《系年》成果发布

《 中华读书报 》( 2011年12月21日   01 版)

    本报讯(记者 陈洁) 今天的中学生学历史的时候都要背:中国的第一部编年体断代史是《春秋》,但也许不久之后,这个“标准答案”就要改了,改成中国第一部断代史《系年》。日前,清华大学出土文献中心召开学术会,向学界发布了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的最新成果:珍贵史书《系年》。

    《系年》是我国历史上第二次发现秦以前的竹简史书。第一次是在西晋咸宁五年(279年),今河南汲县的一座战国墓葬中出土了一部魏国人撰写的史书,也就是著名的《竹书纪年》(简称《纪年》),可惜后来散佚了,只有零碎轶文以辑本的形式传世。即使如此,《纪年》在中国的古史研究中还是起到了重要作用。而清华简的《系年》,无论在体例还是若干内容文句上,都与《纪年》接近,无疑将对古史研究产生深远的影响。主持清华简工作的李学勤教授介绍说,全书由138支简组成,简长44.6—45厘米,原没有篇题,《系年》是整理者给拟的题。这些简字迹清晰,保存基本良好,只有个别残损。全书分为23章,每章自为起讫,是编年体史书,从书中叙述的史事判断,《系年》应该是公元前380-370年间的楚国人所作,写作当在楚肃王时(或许再晚一些,在楚宣王世),也就是战国中期。《系年》与传世史籍《春秋》经传、《史记》等比较,有很多新的内容,十分珍贵重要。

    据悉,自2008年7月入藏之后,清华简的内容和性质已经获得共识,它们是一批经史类书。去年底整理出版的第一辑收的是其中的《楚居》,这一次公布的《系年》是第二辑,其成果《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贰)》已经由中西书局出版。目前,第三辑的整理工作已经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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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简”证实:古文《尚书》确系“伪书”

中新网 2012年01月06日 08:18 来源:北京日报

  清华大学图书馆实验室内,专家正在观摩一批尚待研究的战国竹简。这批竹简被浸泡在特殊的药水里,独立绑在薄玻璃片上,都做了详细的标记。工作人员介绍,这些文物很“脆弱”,怕见光和细菌,专家们短暂观察后,竹简马上又被送回保存箱。

  本报记者 戴冰摄(资料照片)

  “清华简”上字迹清晰可辨。

  专家展示部分清华大学珍藏战国竹简的研究成果。 清木摄(资料照片)

  “清华简”打开了认识古代面貌的新视野。


  作为我国最古老的历史文献,《尚书》是我国历代统治者治理国家的“政治课本”和理论依据。然而,由于真正的《尚书》命运多舛,两千多年来,我国学术界一直对传世的古文《尚书》存在真伪之争。
  在清华大学入藏的一批战国竹简中,专家们激动地看到了失传两千多年的《尚书》真正原貌。事实证明,现今传世两千多年的古文《尚书》确系“伪书”。

  真正的古文《尚书》命运多舛
  据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刘国忠教授介绍,《尚书》相传为孔子编定。孔子晚年集中精力整理古代典籍,将上古时期的尧舜一直到春秋时期的秦穆公时期的各种重要文献资料汇集在一起,经过认真编选,挑选出100篇,这就是百篇《尚书》的由来。相传孔子编成《尚书》后,曾把它用作教育学生的教材。在儒家思想中,《尚书》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颁布《挟书令》,禁止民间收藏图书,凡是民间收藏的《诗》、《书》及诸子百家的著作,全都要送交官府,集中烧毁。秦代的焚书给《尚书》的流传带来毁灭性打击,原有的《尚书》抄本几乎全部被焚毁。汉代重新重视儒学,由秦博士伏生口授、用汉代通行文字隶书写的《尚书》,共28篇,人们称之为今文《尚书》。
  西汉时期,相传鲁恭王在拆除孔子故宅一段墙壁时,发现了另一部《尚书》,是用先秦六国时的字体书写的,人们称之为古文《尚书》。古文《尚书》经过孔子后人孔安国的整理,篇目比今文《尚书》多16篇。
  然而,在西晋永嘉年间的战乱中,今、古文《尚书》全都散失了。东晋初年,豫章内史梅赜给朝廷献上了一部《尚书》。这部《尚书》共有58篇,包括今文《尚书》33篇、古文《尚书》25篇。现今流传两千多年的《尚书》,全都是根据梅赜所献的这个本子编修。
  我国宋、元、明、清的许多学者,都对梅赜所献的这本来历蹊跷的《尚书》产生疑问。一些学者认为“《尚书》唯今文传自伏生口诵者为真,古文出自孔壁中者尽为后儒伪作”,清代学者阎若璩还专门写了一本《古文尚书疏证》,系统论证古文《尚书》为伪作。但也有一些学者坚信东晋以来的古文《尚书》不伪,认为现存的古文《尚书》可能是根据秦火以后所传的零星断简增补而成。

  传世《尚书》与“清华简”不符
  在上海文艺出版集团中西书局出版的“清华简”第一辑整理报告《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壹)》中,收录了《尹至》《尹诰》《程寤》《保训》《耆夜》《金縢》《皇门》《祭公》和《楚居》共9篇简文。
  其中,属于古文《尚书》一类的文献有《尹诰》篇,专家将其与传世的古文《尚书》中《咸有一德》篇进行比对后发现,“清华简”《尹诰》属于秦始皇焚书之前真正的《尹诰》写本,而传世的古文《尚书》中《咸有一德》篇与之没有任何共同之处。
  相同的例子还见于《说命》篇。传世的古文《尚书》中的《说命》篇共由3篇组成,记载了商王武丁与其大臣傅说之间的相关事迹。“清华简”中也有《说命》篇,题为《傅说之命》,也是由3篇组成,其中部分内容与《国语·楚语》的引文完全一致,证明是先秦时期《说命》篇的原貌。
  然而,同《尹诰》篇一样,传世的古文《尚书》中《说命》篇与“清华简”《傅说之命》也完全不同,证明也是后人编造的。
  “从‘清华简’提供的这些证据来看,传世两千多年的古文《尚书》确实是一部伪书,自北宋以来,许多学者对它的怀疑和否定是完全正确的。”刘国忠说,“通过‘清华简’,我们不仅真正看到了古文《尚书》的原貌,还可以为长久以来的古文《尚书》真伪之争画上一个圆满句号,这怎能不令人欣喜异常呢!”

  “清华简”还发现《尚书》新篇目
  据刘国忠介绍,“清华简”中《尚书》一类文献中,还有一些从来不为后人所知的篇目,如已收录在《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壹)》中的《尹至》篇和《保训》篇。
  《尹至》篇共有4支竹简,简长45厘米,原无标题,简背有次序编号。简的长度与字体风格均与《尹诰》篇相同,内容也密切相关,篇中所述的是伊尹见商汤时的对话。
  在简文中,伊尹说到夏的民众怨恨其后(即桀)。关于夏后(桀)的罪恶,伊尹特别举出“龙(宠)二玉”,即宠爱琬、琰两位妃子。简文中还提到了夏民发生疾病。夏末疾病流行、民众困苦不堪,这在很大程度上加剧了民众与统治者之间的矛盾。
  “《尹至》的面世,使我们对夏朝末年的政治和社会状况有了更深的理解和把握,同时也使我们意识到,先秦《尚书》一类的文献确实是很多,除了百篇《尚书》之外,还有许多重要的篇目。”刘国忠说,“而我们居然能在几千年后的今天,重新读到百篇《尚书》之外的《尚书》类文献,真是太有眼福了!”

  “清华简”解密
  一套深蓝色、超规格、线装六开本的《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贰)》近日正式出版。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将这部珍贵历史著作命名为《系年》。《系年》共有138支竹简,字迹清晰,保存较好,只有个别残损之处。全篇共分为23章,概要记述了从西周初年一直到战国前期的历史。

  秦人最早居住地在今甘肃甘谷县西南
  在我国历朝历代中,秦朝存在的时间虽然短促,但对后世的影响却相当深远。秦人从哪里来,秦文化有怎样的历史背景,学术界历来有种种看法,争论已久。这部被命名为《系年》的历史著作,或可为这些学术争论画上圆满句号。
  《系年》第三章中记载:“飞廉东逃于商盍(奄)氏。成王伐商盍,杀飞廉,西迁商盍之民于邾 以御奴之戎,是秦先人。”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主任李学勤教授认为,秦的先人是原在东方的“商奄之民”,秦人最早的居住地在“邾 ”,在今甘肃甘谷县西南。
  司马迁在《史记·秦本纪》及《赵世家》中曾经详述秦的先世,商朝晚期有戎胥轩,娶郦山之女,生中谲,“在西戎,保西垂”。中谲的儿子是飞(或作蜚)廉,飞廉的儿子是恶来,父子三代都是商朝末年的著名人物。《秦本纪》曾记载:“恶来有力,蜚廉善走,父子俱以材力事殷纣。”
  “由《系年》简文知道,商朝覆灭之后,飞廉由商都向东,逃奔商奄。奄是东方大国,是商王朝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传统上认为奄国即在今山东曲阜,但当时奄的国境范围肯定要大得多。”李学勤介绍说。
  “奄国等嬴姓东方国族的反周,飞廉肯定起了促动的作用。乱事失败以后,周朝将周公长子伯禽封到原来奄国的地方,建立鲁国,统治‘商奄之民’。”李学勤说,“但在《系年》发现以前,从没有人知道,还有‘商奄之民’被周人强迫西迁一事,而这些‘商奄之民’正是秦的先人,这真是令人惊异的事。”
  “在《系年》的记载中,明确指出周成王把商奄之民西迁到‘邾 ’这个地点,这也就是秦人最早居住的地方。”李学勤说,“‘ ’在战国楚文字中常通读为‘吾’。因此,‘邾 ’即是《尚书·禹贡》雍州的‘朱圉’,《汉书·地理志》天水郡冀县的‘朱圄’,在冀县南梧中聚,可确定在今甘肃甘谷县西南。”
  近年来的考古已证实,甘肃甘谷西南,即今甘肃礼县西北,正是早期秦文化可能的发源地。

  对《史记》等典籍或有重大订正作用
  《系年》或可对传世的《左传》、《国语》、《史记》等典籍有重大订正作用。
  据李学勤教授介绍,“清华简”《系年》是自西晋发现《竹书纪年》之后,历经1700多年,我国又一次重新发现的秦代以前的完整史书。根据简文所叙述的史实,《系年》约作于公元前380年至公元前370年的楚肃王时代,其中有许多事件不见于传世文献,或可对我国传世的《左传》、《国语》、《史记》等典籍有重大的订正作用。
  《系年》简文还是一部周朝的断代史。其中第一至四章综述西周史事,从武王伐纣、周公东征讲到周王室衰落,晋、郑、楚、秦、卫等诸侯国兴起,特别是西周的覆亡、周平王东迁的历程等,许多地方足以补充和纠正传世史籍的记载。 “《系年》简文中关于战国前期历史的各章,所记重大事迹多为传世文献所缺载,真正填补了古史的空白,十分珍贵,必将对我国古史研究产生深远影响。”李学勤说。
  据介绍,“清华简”总数量约为2500枚,整理研究工程浩大,预计整个整理出版工程将耗时十年以上。《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每辑均收录竹简的原大与放大图版、释文与注释、竹简字形表等,将对我国考古学、文字学、历史学、文献学等领域的研究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

  首次披露周文王临终遗言
  三千多年前,周文王临终前对他的儿子太子发交代些什么?我国古史书籍中从未见过。“清华简”在我国历史上首次披露了周文王的临终遗言,专家们认为遗言里“中”的思想对后世影响深远。
  据李学勤介绍,这篇简文共有11支简,每支22至24个字,其中第2支简上半残失,还没有找到,不过篇文大体已经齐全。这些简的长度只有28.5厘米,是“清华简”中最早编排起来的一篇简书,并被命名为《保训》,现已收录于上海文艺出版集团中西书局出版的《清华大学藏战国书简(壹)》一书中。
  据清华大学出土文献与保护中心刘国忠教授介绍,经过专家们反复讨论,《保训》简的释文大致内容是:周文王在位五十年的时候得了重病,他预感到自己将要离开人世,担心没有时间向其继承人传授宝训,戊子这一天,他自己洗了脸,第二天他把太子发(即后来的周武王)找来,对太子发说:
  “我的病已经很严重了,担心没有时间对你加以训告。过去人们传承‘宝训’,一定要把它背诵下来。现在我病得这么重,你一定要把我说的话记下来。要恭敬做事,不要放纵自己。”
  “以前舜出身于民间,亲自参加劳动,舜就去求取‘中’,能够自我省察,将事情做好。舜获得了‘中’后,更加努力,毫不懈怠。舜的行为得到了尧的赞赏,尧就把自己的君位传给了舜。”
  李学勤认为,《保训》里所含的“中”的观念,或称中道,是《保训》全篇的中心,它与儒家后来所说的“中庸之道”有着内在的联系。
  中国文字学会会长、安徽大学中文系黄德宽教授认为,《保训》蕴含的思想关涉到中国传统文化的“中道”和“阴阳和谐”观念,这些观念都是长期影响中国主流文化的核心元素。

  延伸阅读
  “第三次重大发现”
  2008年7月,一位校友向清华大学捐赠了2388枚战国竹简(简称“清华简”),竹简上记录的经史类书,大多数前所未见。曾任夏商周断代工程首席科学家、专家组组长的李学勤教授评价说,“这将极大地改变中国古史研究的面貌,价值难以估计”。
  同年7月15日,装载着竹简的塑料箱通过海关抵达清华大学,一开箱,大家就闻到一股刺鼻的化学药品气味。据介绍,竹简在流转海外的过程中,持有者大概为了卖个好价钱,就用竹片把竹简托起来,但是他们用的竹片没有经过消毒处理,搞得竹简上全是霉点。其后,专家们用最小最软的画笔洗掉霉点,把竹简泡入无菌蒸馏水里。在校方的支持下,还为竹简建起了恒温恒湿的保藏室。
  简的形制多种多样,最长的46厘米,最短的10厘米左右。简上的墨书文字出于不同书手,风格不尽一致,大多精整清晰。少数简上还有红色的格线,即所谓“朱丝栏”。
  受清华大学委托,北京大学加速器质谱实验室、第四纪年代测定实验室对清华简无字残片样品做了AMS碳14年代测定,经树轮校正的数据是:公元前305±30年,即相当战国中期偏晚,与由古文字学观察的结果一致。专家还请清华大学分析中心对竹简残片的含水率做了测定,结果是400%,这是曾经在水中浸泡千年才有的结果,现代人不可能做到这一点。李学勤说:“我们大胆猜测一下,如果这批竹简出自湖北,它的制成年代是在白起伐楚(公元前278年)之前。”
  拍照后,专家们将简的数码照片投影于墙壁上,一枚一枚地依次试读。这样的读法有两个不能回避的问题,一个是这批竹简久已散乱,大多数失去了原来的次序,折断的也没有拼合起来;另一个是竹简上的战国文字久已失传,解读起来有很多障碍。
  不过,专家们就像玩拼图一般,根据竹简长短、编绳位置、版式、字体和字符间距、竹简内容等对各种信息进行了综合分析,终于在竹简中找到了至少63篇书。
  “清华简”让我们发现了成批的先秦“秦王焚书”以前传统文化的典籍,这些都属于经史类典籍,包括古文《尚书》。此前,我们成批出土的都是诸子百家的,经史类的还属于第一次。当年王国维曾提到“自汉以来中国学问上之最大发现”有两次,“一为孔子壁中书,二为汲冢书”。而此次“清华简”的发现意义不亚于这两次,可以称为“第三次重大发现”。
  从内容上来看,“清华简”中不光有《尚书》,《诗》、《礼》、《乐》的材料都有。“诗书礼乐”是流传了两千多年的经典。此外,还有与周代有关的历史,包括楚国历史。这些内容过去有些书中有记载,但语焉不详。新发现的内容则可以纠正传统误解、对周代历史的重新审视、建立都有极大意义。由此,这批“清华简”的发现研究,不仅是对文献本身具有重大意义,还为我们打开了认识古代面貌的新视野。
  (本报综合新华社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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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友质疑“清华简”来历不明 有出版炒作之嫌

中新网 2012年01月06日 09:42 来源:广州日报


资料来源:《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贰)研读札记


  儒家经典文献——《尚书》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史书,而对《尚书》现存版本《古文尚书》的真伪一直存在争议。在清华大学收藏的一批“清华简”中,专家们通过研究失传多年的《尚书》原貌发现,传世两千多年的古文《尚书》是“伪书”。

  昨日,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刘国忠教授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清华简”给古文《尚书》真伪之争一个明确的结论。但网友质疑“伪书”之说早有定论,作为证据的“清华简”来历不明,有出版炒作之嫌。

  文/本报驻北京记者于梦江

  争议史

  古文《尚书》真伪无实证

  刘国忠教授告诉记者,《尚书》相传为孔子编定,孔子晚年集中精力整理古代典籍,将上古时期的尧舜一直到春秋时期的秦穆公时期的各种重要文献资料汇集在一起,经过认真编选,挑选出100篇,按时代先后,分为《虞书》、《夏书》、《商书》、《周书》四个部分,这就是《尚书》的由来,相传孔子编成《尚书》后,曾把它用作教育学生的教材。“现在流传的《尚书》分为古文《尚书》和今文《尚书》。”

  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把《尚书》列为禁书,规定民间所藏的《尚书》均需烧毁,原有的《尚书》抄本几乎全部被焚毁,这也给《尚书》带来了“灭顶之灾”。西汉时,有个名叫胜的博士伏生把《尚书》秘密藏在宅中的墙壁间,等取出来时,书已散乱不堪,只有28篇。刘国忠介绍,由于这些篇章是用当时的隶书写成的,故称为今文《尚书》。这部书被汉朝政府列入学官,据多数学者的考证,认为它是真的。

  汉武帝时,相传鲁恭王刘余为了扩大自己的宫殿范围,拆毁了孔子的旧宅,并从孔宅墙壁中发现了许多用蝌蚪文字写成的竹简,由于汉以前多用大篆或籀文,所以这些被称为古文《尚书》。当时的学者也是孔子的后代孔安国把它和通行的今文《尚书》互相校读了一遍,发现多出了16篇。

  在而后的战乱之中,古文、今文《尚书》都失散,不存在了。到了东晋时期,豫章内史梅赜给朝廷献上一部《尚书》。这部《尚书》共有58篇,包括今文《尚书》33篇、古文《尚书》25篇,朝廷将其颁行天下,现今流传两千多年的《尚书》就是根据梅赜所献版本编修。刘国忠教授介绍,从宋朝开始至今,许多学者都在质疑这部书的真实性,其中包括朱熹等学者,但大多从文字以及内容上来考证,没有实质性的证据,于是古文《尚书》的真伪之争便一直延续下来。

  “清华简”

  2008年捐赠成证伪主证据

  对古文《尚书》真伪争议给出证据的是“清华简”。

  据介绍,“清华简”中收录了《尹至》、《尹诰》、《程寤》、《保训》、《耆夜》、《金縢》、《皇门》、《祭公》和《楚居》共9篇简文,其中,属于古文《尚书》一类的文献有《尹诰》篇,专家将其与传世的古文《尚书》中《咸有一德》篇进行比对后发现,“清华简”《尹诰》属于秦始皇焚书之前真正的《尹诰》写本,而传世的古文《尚书》中《咸有一德》篇与之没有任何共同之处。

  此外,在《说命》篇中,传世的古文《尚书》中的《说命》篇共由3篇组成,记载了商王武丁与其大臣傅说之间的相关事迹。“清华简”中也有《说命》篇,题为《傅说之命》,也是由3篇组成。其中部分内容与《国语·楚语》的引文完全一致,证明是先秦时期《说命》篇的原貌。然而,同《尹诰》篇一样,传世的古文《尚书》中《说命》篇与“清华简”《傅说之命》也完全不同,证明是后人编造。

  刘国忠说,经过研究对比,证实了现行流传的古文《尚书》与战国时期的《尚书》没有任何共同之处,证实确系“伪书”,这给两千多年的古文《尚书》真伪之争一个明确的结论。

  广州日报:有网友提出,清华简2008年就入藏清华大学,为什么直到现在才得出古文《尚书》伪书的结论?

  刘国忠:2008年,清华大学收藏“清华简”之后,立刻开展了对“清华简”的整理研究工作,到2009年和2010年,已经研究出对《尚书》真伪的成果,我们还出了一本书,名叫《走近清华简》,里面也有对古文《尚书》真伪问题的研究结果,只是这两天被媒体广泛报道出来。

  广州日报:“清华简”是判定古文《尚书》是“伪书”的证据,有网友质疑“清华简”的来历,一直都说是一位清华校友捐赠的,那么捐赠之前“清华简”有什么身世之谜?

  刘国忠:“清华简”是被人从墓葬中盗出来的,辗转到了香港,后经过一位清华的校友捐赠给了清华大学,至于是谁从哪个墓葬中盗出来的,现在还不清楚。2008年,我们对清华简进行了严格的鉴定,一是专家鉴定。清华大学邀请了11位全国研究竹简领域的权威专家进行鉴定,得出的结论是:竹简的年代为战国中晚期,内容大多为前所未见的“经”、“史”类书。二是清华大学委托北京大学加速器质谱实验室、第四纪年代测定实验室对清华简无字残片样品做了AMS碳14年代测定,经树轮校正的数据是:公元前305±30年,即相当战国中期偏晚,与由古文字学观察的结果一致。通过测定含水率等物理、化学方面的鉴定,证实了清华简的真实性和价值。

  广州日报:现存古文《尚书》是伪书,它是否具有价值?

  刘国忠:有很大的价值,我们说古文《尚书》是伪书,只是说它不能作为研究先秦的依据。但该书流传2000多年,且流传范围很广,是我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并对传统文化起到了深远影响。比如对理学思想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古文《尚书》中有一篇《大禹谟》对朱熹的理学思想影响很大。

  网友评论:

  《尚书》是伪书又怎么了?  

  质疑1:

  已有定论为何再炒作?

  @孤心俱乐部:就说怎么又把“梅传《古文尚书》乃伪作”的新闻捣腾出来,敢情是《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系列的第贰卷出炉了。去年也是在这个时候,第壹卷由中西书局问世时,还是小有卖点的——只是现在再拿出来,对于有一定基础的人而言就毫无疑问是碗冷饭了。

  质疑2:

  “清华简”来历不明

  @檀作文:汉伏生所传二十九篇乃今文尚书。五经正义本尚书五十八篇,即古文尚书,被考定为伪古文尚书。近人考订系委托西汉孔安国所传,实晋梅颐所伪。“清华简”未多关注,不知到底是什么年代的东西。言有易,说无难。证今文尚书传承有自,不难。然亦恐清华简尚书与今文尚书同源,不足证古文尚书之真伪。

  @wanghuahui:古文《尚书》证伪明清之际早已尘埃落定,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清华简”说不定也是删减簒改过的阉割本?

  质疑3:

  是伪书又怎样?

  @洋风汉魂:古文《尚书》本身也是一门学问,因为可以根据其中的文字和论点研究伪造者当时的学术思想。所以,伪书不伪书的对于今人来说其实并不如阎若璩的时代那么重要。

  名词解释:“清华简”

  2008年7月,一位校友向清华大学捐赠了2388枚战国竹简(简称“清华简”),竹简上记录的“经、史”类书,大多数前所未见,曾任夏商周断代工程首席科学家、专家组组长的李学勤教授评价说,“这将极大地改变中国古史研究的面貌,价值难以估计”。

  这批竹简于2008年7月15日被运到清华大学。校方立即组织专家,用3个月时间对它们进行了清理保护。据清理,清华简中整简的比例很大,而且简上一般都有文字。简的形制多种多样,最长的46厘米,最短的10厘米左右。简上的墨书文字出于不同书手,风格不尽一致,大多精整清晰。有少数简上还有红色的格线,即所谓“朱丝栏”。受清华大学委托,北京大学加速器质谱实验室、第四纪年代测定实验室对清华简无字残片样品做了AMS碳14年代测定,经树轮校正的数据是:公元前305±30年,即相当战国中期偏晚,与由古文字学观察的结果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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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简”《系年》出版 或将订正《史记》等

中新网 2012年01月05日 07:46 来源:人民日报海外版


    (记者张建松)一套深蓝色、超规格、线装六开本的《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贰)》近日由上海文艺出版集团中西书局正式出版。这标志着一部已经失传2300多年、或可对传世的《左传》、《国语》和《史记》等典籍有重大订正作用的珍贵历史著作重新面世。
  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将这部珍贵历史著作命名为《系年》。《系年》共有138支竹简,字迹清晰,保存较好,只有个别残损之处。全篇共分为23章,概要记述了从西周初年一直到战国前期的历史。
  据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主任李学勤教授介绍,“清华简”《系年》约作于公元前380年至公元前370年的楚肃王时代,其中有许多事件不见于传世文献,或可对中国传世的《左传》《国语》《史记》等典籍有重大订正作用。
  《系年》简文还是一部周朝的断代史。其中第一至四章综述西周史事,从武王伐纣、周公东征,讲到周王室衰落,晋、郑、楚、秦、卫等诸侯国兴起,特别是西周的覆亡、周平王东迁的历程等,许多地方足以补充和纠正传世史籍的记载。第五章以下叙述了春秋战国史事,内容更为详细,多能与《左传》《国语》《史记》等有关文献参照印证。
  解读“清华简”,专家们认为,自西周以来被贬斥为蛮夷的楚国,当时已经深受中原华夏文化的影响,而且对这一文化传统作出了自己的贡献,这是当时中国各个民族互相融合、文化彼此交流的大趋势造成的。
  “‘清华简’进一步证明,中国自古是多民族、多地区的统一国家,灿烂辉煌的中华文明是由各民族、各地区的人民共同缔造的。”李学勤表示,《系年》简文中关于战国前期历史的各章,所记重大事迹多为传世文献所缺载,真正填补了古史的空白,十分珍贵,必将对中国古史研究产生深远影响。

  · 链接 ·
  2008年8月,一批流散境外的战国竹简入藏清华大学,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随即开展相关保护与研究工作。在教育部、科技部等支持下,“清华简”的整理研究报告陆续推出,并由上海文艺出版集团中西书局正式出版。《系年》是第二批整理研究成果。
  “清华简”总数量约为2500枚,整理研究工程浩大,预计整个整理出版工程将耗时10年以上。《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每辑均收录竹简的原大与放大图版、释文与注释、竹简字形表等,将对中国考古学、文字学、历史学、文献学等领域的研究起到巨大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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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简《系年》或是相关史料的摘抄本

中新网 2011年12月30日 09:28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12月19日,《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贰)》成果发布暨学术座谈会在京举行,来自教育部、国家文物局、高校和科研单位的70余位专家学者参加本次发布会。

  会上,发布了在清华大学所藏战国竹简(以下简称“清华简”)中新发现的一部秦以前的古代史书,命名为《系年》。全书为一篇,共有138支竹简,字迹清晰,保存良好,只有个别残损之处。全篇共分为23章,概要记述了从西周初年一直到战国前期的历史,其中有许多事件不见于传世文献,或对《左传》、《国语》、《史记》等典籍有重大的订正作用。特别是关于战国前期历史的各章,填补了古史的空白,十分珍贵,将对古史研究产生深远影响。

  推动先秦历史研究  

  《系年》可以看做是一部记载周代历史的断代史,以其史料价值和文献价值等引起了先秦史、简帛学等学科学者的关注,为学术研究提供了新的史料,将对先秦史、史学史等领域产生推动作用。


  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主任李学勤介绍,《系年》的发现是近现代以来前所未有对古代史书的一项发现。《系年》中篇幅最大的部分是第5—19章,内容为春秋时期;第20—23章,主体为战国早期的内容,下限为战国中期楚肃王时期。书中记述了周朝的建立,晋、郑、楚、秦等国的兴起。该书的目的是讲述当时列国形势的由来与发展。书中记载的内容补充和纠正了传世文献的记载,可以解决历史学、经学长期讨论的一些疑问,如书中记载秦人起源于东方,因反周而流放到今甘肃大堡子等地,与考古发现吻合。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宋镇豪指出,清华简提供的材料填补了先秦史的空白。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朱凤瀚指出,《系年》记载了诸多周代重大问题,如周代设立“三监”、“共和执政”的确切含义、周平王东迁、秦人的源流等。

  文献性质仍是未知数

  《系年》是自西晋发现《竹书纪年》1700多年之后发现的秦代以前的完整史书。西晋咸宁五年(279),在今河南省汲县的一座战国墓中出土了一部由魏国人撰写的通史《纪年》(又名《竹书纪年》)。但是,该书早已散佚,只有零碎佚文收入辑本。由《系年》记载的史事看,约作于楚肃王时代(前380—前370),成书时间早于《纪年》。

  对于该篇的文献性质,学者存在猜测和争议,目前尚无定论。定名为“系年”也是暂名。宋镇豪认为,《系年》是楚国史官所作具有纪年大事意义的史书。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夏含夷认为,中国上古时期主要有两种纪年形式的史书,一种是单国的历史编年;一种是多个国家综合、比较的编年体,《系年》属于后者。

  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研究员胡平生认为,《系年》可能是一部相关史料的摘抄本,可能是楚国史官从周王室史官或从其他有纪年记录的史官记录中将有关楚国或者楚、晋关系的材料整理、编纂而成的,并非独立成篇的古书。

  清华简整理按部就班

  《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贰)》收入了《系年》的图版、释文和注释,它的出版为学者研究提供了新材料。学者们认为,对《系年》的讨论刚刚开始,在文字学、文献学、史学史等方面都有诸多有待探讨的问题。

  李学勤指出,对《系年》的整理、考释只是研究的第一步。其与传世文献结合,与考古材料特别是金文的结合研究,需要学者们深入讨论。

  会上,一些学者指出,将《系年》的文字与先前出土的金文等文字加以参照,有助于破解一些长期存在的疑难文字,纠正过去释读中出现的问题。另外,《系年》中的一些释字也需要进一步商榷和思考。安徽大学汉语言文字研究所所长徐在国也表示,以《系年》为代表的清华简提供了新材料,过去可能将金文等一些字释错了,需要加以纠正。

  据悉,全部清华简预计出15册,大体上每年一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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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称传世两千多年古文《尚书》确系“伪书”

2012年01月05日 07:38 来源:人民日报海外版 


部分“清华简”。 资料照片


  古老历史文献——《尚书》是中国历代统治者治理国家的“政治课本”和理论依据。然而,两千多年来,中国学术界一直对传世古文《尚书》存在真伪之争。
  在清华大学入藏的一批战国竹简中,专家们看到了失传多年《尚书》的真正原貌,现今传世两千多年的古文《尚书》确系“伪书”。
  据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刘国忠教授介绍,《尚书》相传为孔子编定,孔子晚年集中精力整理古代典籍,将上古时期的尧舜一直到春秋时期的秦穆公时期的各种重要文献资料汇集在一起,经过认真编选,挑选出100篇,这就是《尚书》的由来。相传孔子编成《尚书》后,曾把它用作教育学生的教材。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颁布《挟书令》,禁止民间收藏图书,凡是民间收藏的《诗》《书》及诸子百家的著作,全都要送交官府,集中烧毁。秦代的焚书给《尚书》的流传带来毁灭性打击,原有的《尚书》抄本几乎全部被焚毁。汉代重新重视儒学,由秦博士伏生口授、用汉代通行文字隶书写的《尚书》,共28篇,被称为今文《尚书》。
  西汉时期,相传鲁恭王在拆除孔子故宅一段墙壁时,发现了另一部《尚书》,是用先秦六国时的字体书写的,人们称之为古文《尚书》。古文《尚书》经过孔子后人孔安国的整理,篇目比今文《尚书》多16篇。
  然而,在西晋永嘉年间的战乱中,今、古文《尚书》全都散失。东晋初年,豫章内史梅赜给朝廷献上一部《尚书》。这部《尚书》共有58篇,包括今文《尚书》33篇、古文《尚书》25篇。现今流传两千多年的《尚书》就是根据梅赜所献版本编修。
  中国宋、元、明、清的许多学者,都对梅赜所献的这本来历蹊跷的《尚书》产生疑问。
  在上海文艺出版集团中西书局出版的“清华简”第一辑整理报告《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壹)》中,收录了《尹至》、《尹诰》、《程寤》、《保训》、《耆夜》、《金縢》、《皇门》、《祭公》和《楚居》共9篇简文。
  其中,属于古文《尚书》一类的文献有《尹诰》篇,专家将其与传世的古文《尚书》中《咸有一德》篇进行比对后发现,“清华简”《尹诰》属于秦始皇焚书之前真正的《尹诰》写本,而传世的古文《尚书》中《咸有一德》篇与之没有任何共同之处。
  相同的例子还见于《说命》篇。传世的古文《尚书》中的《说命》篇共由3篇组成,记载了商王武丁与其大臣傅说之间的相关事迹。“清华简”中也有《说命》篇,题为《傅说之命》,也是由3篇组成。其中部分内容与《国语·楚语》的引文完全一致,证明是先秦时期《说命》篇的原貌。
  然而,同《尹诰》篇一样,传世的古文《尚书》中《说命》篇与“清华简”《傅说之命》也完全不同,证明是后人编造。
  “从‘清华简’提供的这些证据来看,传世两千多年的古文《尚书》确实是一部伪书,自北宋以来,许多学者对它的怀疑和否定是完全正确的。”刘国忠说,“通过‘清华简’,我们不仅看到了真正古文《尚书》的原貌,还可为多年来古文《尚书》真伪之争画上圆满句号。”
  (记者张建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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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简"证实古文《尚书》造假 被戏称最强盗版

中新网 2012年01月07日 12:31 来源:四川新闻网

  随着《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贰)》一书近日正式出版,其对大量古代典籍的重大订正作用受人关注,而由此“《尚书》系伪书”的消息也在网上热传。不少网友惊呼之前所学《尚书》竟是错的,而一些网友和媒体质疑清华大学所鉴定“清华简”的来历及其出版炒作嫌疑。昨日,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刘国忠教授接受成都商报记者采访表示,网友误会了研究成果,《尚书》分为今文《尚书》和古文《尚书》,古文《尚书》是伪书,但今文《尚书》没有问题,对于涉嫌炒作的质疑,刘国忠表示,书籍在去年已经出版,并且“没有必要炒作”。

专家:网友误会了,标题也没对

  近日,一条“传世两千多年,《尚书》确系‘伪书’”的新闻在网站和微博上被疯狂转发,文中介绍了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相关专家通过对“清华简”的研究,对比失传多年的《尚书》原貌发现,传世两千多年的古文《尚书》是“伪书”。不少网友惊呼自己所学的相关古文知识竟是“伪造”的,还有网友称《尚书》是“史上最强盗版书”。

  对于这个问题,刘国忠表示,《尚书》分为今文《尚书》和古文《尚书》,今文《尚书》是可靠的,而古文《尚书》是假的,两者的流传不同。对于一些新闻标题里直接提《尚书》而不是“古文《尚书》”,他表示这有问题,并且对于一些新闻里所称“传世两千多年的古文《尚书》”,他解释到,“其实古文《尚书》的流传也没有2000年,只能说将近2000年,东晋时出现的东西。”

“清华简”证明古文《尚书》系伪

  对于这批被称为“清华简”的竹简的来历,刘国忠介绍,“清华简”是2008年清华大学收藏的,这些简的具体出土地点已经不知道了,大概是在湖南湖北一带,当时被盗掘,然后被走私流散到了香港。这个消息流传回来后,清华的校友听说这批竹简有重大的学术价值,就把它买下来,无偿地捐给了清华大学。对于如何通过竹简鉴定古文《尚书》真伪,他说,“我们根据我们掌握的清华简的篇目来说,有很多篇目和古文《尚书》是一样的,但内容却完全不一样,而竹简是战国时的,所以古文《尚书》的来历是很可疑的,不可靠。”

  而除此之外,“清华简”中《尚书》一类文献中,还有一些从来不为后人所知的篇目,如已收录在《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壹)》中的《尹至》篇和《保训》篇。

古文《尚书》依然有学术价值

  既然竹简证实了古文《尚书》是伪书,那么会不会对整个学术研究造成重大影响,之前对其的研究会不会都是“误入歧途”?刘国忠解释,学术发展历程中,有些东西虽然说是“以讹传讹”,但流传下来的东西也会有独特的价值,不能说古文《尚书》因为是伪的就没有任何价值,实际上它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是非常深远的,已是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如果我们不把它当做先秦时期的书籍,当做汉晋时期的书籍来看的话,它依然有重要的内涵和价值。

  记者就此事致电中华书局,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尚书》真伪属于学术界的讨论,《尚书》相关书籍的出版内容是否会因此改变,要看有没有人引用“清华简”的内容放在自己的书里面。 成都商报记者 曾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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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尚书》是中国现存最早的史书,是儒家五经之一,又称《书经》,相传为孔子编定。秦始皇时《尚书》抄本几乎全部被焚毁,西汉时,有人把《尚书》秘密藏在宅中的墙壁间,因其以汉隶书写,故称今文《尚书》。

  汉武帝时,相传从孔子旧宅墙壁中发现了许多用蝌蚪文字写成的竹简,由于汉以前多用大篆或籀文,所以这些被称为古文《尚书》。

  在而后的战乱之中,古文、今文《尚书》都失散。东晋豫章内史梅赜给朝廷献上一部《尚书》,包括今文《尚书》和古文《尚书》。现今流传的《尚书》就是根据梅赜所献版本编修。宋朝至今,朱熹等学者都在质疑这部书的真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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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书》真伪之争引思考 该如何走出“疑古”

陈慧  
中新网 2012年01月10日 11:44 来源:深圳商报  

  近日,伴随“清华简”第二批研究成果的发布,一则名为《传世两千多年古文<尚书>被证实确系伪书》的新闻在微博广泛流传,引发热议。其实,对于关注“清华简”的人来说,这算是“旧闻”了。只不过文中“确系伪书”及“为多年来古文《尚书》真伪之争画上圆满句号”的说法,比较此前的谨慎推断,相当于给传世古文《尚书》的真伪之公案下了最终判决书。

  有人质疑此判,认为二《尚书》可能分属不同传承统绪,有人怀疑“清华简”之真伪,但当前尚未有足够有力的反驳。笔者无意纠缠其结论的“真伪”,而更关注此判对学术走向的影响。毕竟近年来,许多学者正积极思考并试图解决由古文《尚书》之真伪引申出来的一个重要问题:我们能否走出“疑古”?如何走出“疑古”?

  “清华简”虽来历不明,但基本可以确定竹简年代为战国中期偏晚,其《尚书》内容代表秦“焚书”以前的写本遗存。而被怀疑证伪的“传世两千多年的古文《尚书》”,所依据的版本是东晋元帝时豫章内史梅赜所献58篇《尚书》(题孔安国传),是比伏生所传今文《尚书》多出的25篇古文《尚书》。

  对于这25篇的真伪问题,自北宋以来就存在讨论。清初阎若璩作《尚书古文疏证》八卷囊括前说,在朱熹以迄梅赜等人的辨伪方法和考证成果之基础上,共举128条证据以证古文《尚书》是魏晋间某人的作伪。该著发表以来,有黄宗羲与之作序、钱大昕给他作传,又有两朝皇帝予以盛赞、纪晓岚为其定案,还有姚际恒、惠栋、程延祚、崔述等人继此补证……,这在“疑古”史上是极为重要的一个事件。

  一方面,学界自此几乎认定古文《尚书》为伪书(即便存在诸如毛奇龄《古文尚书冤词》之类的异声);另一方面,阎氏藉此奠定了清代考证学的治学路数。他不仅被江藩列为清代汉学家之第一人,还被梁启超誉为“近三百年学术解放之第一功臣”,更影响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古史辨派”的治学命运:正如周予同所说的“继承今文学的思想体系,采用古文学的治学方法,接受宋学的怀疑精神,而使中国的史学完全脱离经学而独立”,他们对清人的考证方法和辨伪结论多有取鉴、发挥,开创了全面怀疑古文经学的新时代,改变了传统古典学的面貌。

  当时余嘉锡、刘咸炘等人即已针对这股全面疑古之风进行了反驳,介绍先秦古书的著述与传播通例,强调辨明宗旨、体例为先,时事、词气之考次之,警惕考证太密、诬真为伪。七十年代以来出土、入购的大量竹简、帛书,为人们研究古书体例及流传规律提供了珍贵证据,也往往验证了余、刘等人的观点。不仅如此,与古文《尚书》一样自宋以来就被质疑为伪,并在20世纪初几被断定为伪的儒家古籍如《孔子家语》,在七十年代出土的西汉文献、九十年代上博入购的战国楚竹书中,都找到了可相对应的文字。类似情况的还有子书《孙子兵法》、《文子》、《鶡冠子》等,证明“疑古”思潮中的许多“证伪”是不正确的。这些都鼓舞了当今学者积极反思“疑古”,基于古书通例重新构建考察的方法论。

  “清华简”虽确认古文《尚书》为伪,但证伪者也强调这并不否认伪古文《尚书》的历史价值。史学大家陈寅恪曾说:“真伪者,不过相对问题,而最要在能审定伪材料之时代及作者,而利用之。盖伪材料亦有时与真材料同一可贵。……能考出其作伪时代及作者,即据以说明此时代及作者之思想,则变为一真材料矣。中国古代史之材料,如儒家及诸子等经典,皆非一时代一作者之产物。……今人能知其非一人一时之所作,而不知以纵贯之眼光,视为一种学术之丛书,或一宗传灯之语录,而龂龂致辩于其横切方面。此亦缺乏史学之通识所致。”

  陈寅恪是从史学通识的角度,来提醒学者勿纠结于“真伪”这一相对问题,以更好地运用史料。这实际上也是古人对待疑似伪书的理性态度,《四库全书总目》论《孔子家语》说:“其书流传已久,且遗文轶事,往往多见于其中。故自唐以来,知其伪而不能废也。”他们跳出“真伪”的框框,更注重其文之所据,学之所本。

  有人说,“学术的目的是求真,它反对并会最终揭露任何意图、任何形式的造假作伪。”然而,证伪乃是作为一种为学功夫而不可视为为学依归;辨别古书真伪的目的,应是为了获取至于善、美的真学问。

  韩愈在《答李翊书》中说,要在抱存“圣人之志”,坚持阅读三代两汉之书数年之后,达到“识古书之正伪,与虽正而不至焉者,昭昭然白黑分矣,而务去之,乃徐有得也”的境界。辨伪非为证古书之伪而证之,乃是为了能通达古人之文、古人之思、古人之志,必须区分黑白,务去陈言。真伪本身亦非止境,因古书尚有“正而不至焉者”。也就是说,即便古书为真,其中未尽善尽美处,仍当疑而辨之,别而去之。这种“疑古”,于信古好学之徒而言,是极有必要的。

  《尚书》乃是儒家《六经》之一。它记载王言,通于政事,是礼乐立制所须观摩参照的成事。“疑古”撕下了它的经典外衣,将它当作有真有伪的史料来看待,以至于“知史而不知礼”、“知史而不知经”。有的学者认为:“古代的故事,名字可以编,情节可以编,但制度不能编,也编不出来。”这是肯定“伪书”于记载当时典章制度方面的价值。但典章制度或有更张,而孔子之教,“天不变,道亦不变者”。无论真伪《尚书》,其流传千年必有儒家思想中“不变”的永恒价值,这是我们需要怀抱“信古”之心着重关注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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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简第三册有望年内发布 收入西周两种重要诗篇

中新网 2012年07月30日 14:23 来源:文汇报

  如今,广受各方瞩目的清华简已经公布了第一、第二册整理报告,第三册整理报告也有望在年内向学界发布。清华简对现有学术观点提出了哪些新说?不断出土的大量地下简帛文献将对学术史产生怎样的影响?作为中国古代文史学术领域的一大“显学”,它与社会大众有着怎样千丝万缕的关联?围绕这些话题,本报记者对古文字学家、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主任李学勤教授做了专访。

  记者王乐

  简帛材料为今世学人提供“新发现”

  文汇报:整个20世纪,简帛的发现与研究似乎进入到了一个崭新的阶段。自20世纪以来,国内各地有关简帛的发现累计有100多次,出土的地点涉及17个省区,出土简帛更是达到了30多万枚,内容极其丰富;最近这些年来,全国各地仍陆续有大量简帛材料出土,同时与出土简帛相关的研究成果也渐次公布。您是学术界公认的简帛研究领域权威学者,简帛研究领域的哪些工作给您留下了深刻印象?

  李学勤:近年来,简帛材料不断出土,国内的简帛研究有了长足发展。不仅仅每年都有不少相关研究成果面世,很多高校与科研单位还专门成立了简帛研究的学术机构,组织起了专门的课题研究。在近些年的研究工作中,出现了几个极其重要的考古整理发现,按年代排序依次为:1993年出土、1998年发表整理报告的湖北“郭店楚墓竹简”,1994年入藏、2001年开始发表整理报告的“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以及于2008年夏天入藏清华大学的“清华简”.这三批重要的竹简材料得以重见天日的时间不同,所涉及的领域也各有不同,但书写年代却都是在公元前300年左右,内容均为其时重要的典籍,且涵盖了中国古代文明的不同侧面。随着整理研究与讨论的不断深入,很有可能改写中国古代的历史、文化史、学术史与思想史。

  文汇报:近年来,随着“郭店简”“上博简”特别是近来走进人们视野的“清华简”等越来越多地见诸报端,出土文献研究似乎已不再是学术圈里的“智力游戏”,越来越多的公众也对此充满了求知欲。我注意到,您在清华简入藏清华园不久所写的《战国竹简入藏清华》一文中,以“古来新学问起,大都由于新发现”为标题,欣喜之情跃然纸上。能否就此向我们的读者作些解读?

  李学勤:“古来新学问起,大都由于新发现”语出王国维先生1925年7月在清华园的一次演讲。演讲题目为《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国新发现之学问》,这一着名的演讲文稿后发表于《清华周刊》,并收入赵万里先生所辑《静庵文集续编》。

  众所周知,竹简与帛书是中国早期书写的载体。在古代中国,自商代起始一直到魏晋南北朝时期,简帛成了那个没有纸张和纸张的使用尚不普遍的年代里最主要的信息传播载体。简帛作为通用书写材料,使用至少有2000年。古代的简帛,数量是非常多的,但由于其材质容易损毁,埋于地下难以保存,所以迄今为止学术界尚未发现商代简的实物,所能见到的最早的简帛书籍,只能追溯到战国时期。

  王国维先生指出的“古来新学问起,大都由于新发现”,其实是根据他自己在研究甲骨、金文以及简牍等方面的经验体会,敏锐提出的“二重证据法”的研究途径。具体说来,即“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种材料,我辈固得据以补正纸上之材料,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即百家不雅驯之言,亦不无表示一面之事实。此‘二重证据法',惟在今日始得为之。”简言之,就是注重把传世文献与出土材料互相对照和印证,所以“郭店简”“上博简”与“清华简”等出土,无疑为今世学人提供了“新发现”,这恰恰是我感到激动,并以之作为标题的原因。王国维先生首创并大力倡导的这一“二重证据法”,为出土材料的研究指明了方向。

  文汇报:清华简的第一、第二辑整理报告都已经向学术界公布,作为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清华简整理研究团队的领衔科学家,请您介绍一下清华简为“新学问起”带来了哪些新发现。

  李学勤:王国维先生在演讲最初提到“古来新学问起,大都由于新发现”后,列举了“自汉以来中国学问上之最大发现……一为孔子壁中书,二为汲冢书”.孔壁中书,是为西汉前期在山东曲阜孔宅壁中发现的竹简书籍,这些书籍应在秦代焚书时藏匿壁中,内容以《尚书》为主,其中16篇是汉初伏生所传今文《尚书》没有的,系以战国古文书写,称《古文尚书》。有关今古文《尚书》的争辩,自西汉晚年至今仍未定论,孔壁中书影响之深远由此可见。

  汲冢竹书,则是西晋初在河南汲县一座战国时魏国墓葬中发现的竹简书籍,时间约为公元3世纪西晋咸宁五年。竹简上献朝廷,学者束皙、荀勖、和峤等多人受命整理,其中一部史书被定名《纪年》,即着名的《竹书纪年》。惜自唐代后散佚,现已无全书,仅零碎佚文传世。王国维所讲此二项“最大发现”均为战国时期竹简书籍,在学术史上产生了重大影响。但不论《古文尚书》还是《纪年》,今人已见不到原貌,成为学界无法弥补的历史遗憾。

  在清华简整理与释读过程中,我们恰恰看到了竹简中有真正原本的古文《尚书》,可谓是在2000年后首见,此外还有近似《竹书纪年》的史籍,这些都为有关《尚书》与《纪年》中一些长期争辩且悬而未决的问题提供了极具说服力的佐证,仅此一点已经让我和团队中的很多人激动不已了。

  清华简整理报告第三辑将收入西周两种重要诗篇

  文汇报:不久前,您根据第二册整理报告《系年》对秦人始源这一一直以来困扰学术界的问题提出了新观点。您能解释一下其间的来龙去脉吗?

  李学勤:我们都知道,西周覆亡、周室东迁以后,秦人雄起于西方,先是称霸西戎,随后自西渐次往东兼并列国,完成了秦朝统一大业。秦朝存在的时间虽然不长,却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尤其是独具特点的秦人文化,在向全国扩张发展的过程中广被各地。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很多方面必然追溯到秦人,这是一个绕不开的母题。但长久以来,秦人从哪里来、其文化具有怎样的历史背景等,学术界始终莫衷一是。

  对此,主流意见认为秦人出自西方。司马迁在《史记·秦本纪》与《赵世家》中,曾详述秦先世,讲及商朝晚期有戎胥轩,娶郦山之女,生中潏,“在西戎,保西垂”.所以,秦人当时应该已在西方,并与戎人关系密切。蒙文通先生《周秦少数民族研究》也据此认为“秦为戎族”.

  然而,钱穆先生的《国史大纲》主张“秦之先世本在东方,为殷诸侯,及中潏始西迁”.由于《秦本纪》提到:“秦之先为嬴姓,其后分封,以国为姓,有徐氏、郯氏、黄氏、终黎氏、运奄氏、菟裘氏、将梁氏、黄氏、江氏、修鱼氏、白冥氏、蜚廉氏、秦氏”这些国族,凡可考证的均在东方。“东方说”的代表作,最近的有林剑鸣先生《秦史稿》,以为中潏只是“曾率一部分秦人替殷商奴隶主保卫西方的边垂”,秦人并非是戎族。

  《系年》竹简的发现,具体披露了周武王死后发生三监之乱,周成王伐商邑平叛的经过:作为东方大国,奄是商王朝的重要组成部分,又名“商奄”,在今山东曲阜一带。由《系年》的简文可知,作为商纣王大臣,同时也是春秋战国时期秦、赵两国国君先祖的飞廉,在商覆灭后,由商都东逃至商奄。奄属嬴姓,当时嬴姓国族均反周,飞廉投靠同一族姓,且对奄国等嬴姓东方国族反周起到了推动作用。乱事失败后,周朝将周公长子伯禽封至原来奄国之处,建鲁国,又把奄君迁往蒲姑看管起来。

  在《系年》竹简发现之前,可以说没有人知道还有“商奄之民”被周人强迫西迁的史事。这些“商奄之民”正是秦先人的史实,很让人感到惊讶--秦国先人“商奄之民”在周成王时西迁,性质类似谪戍。遣送西方,和飞廉父亲中潏曾“在西戎、保西垂”经历有关。中潏、飞廉一家,本也自东方出身,由此看来,周朝命令“商奄之民”远赴西方御戎,也绝非偶然。既然秦人本是自东方迁来的“商奄之民”,最早的秦文化理应具有东方色彩,且和商文化有密切关联,认识到秦先人是原在东方的“商奄之民”,过去与秦人始源相关的文献、金文、简帛等一系列问题便都可以得到释证。

  文汇报:王国维先生讲到了孔子壁中书、汲冢书这两次自汉以来中国学问上的最大发现。对孔子壁中书来说,清华简中已发现多篇《尚书》,有些篇目具有传世本,文句有差异,篇题亦有不同,更多则是前所未见的《尚书》佚篇。第一册整理报告中《尹诰》真本出土,意味着时隔两千年后,真正的古文《尚书》“重见天日”,具有重大历史与学术价值;那么对进一步认识汲冢书也就是《竹书纪年》而言,第二册《系年》会有多大的学术价值?

  李学勤:《竹书纪年》影响甚大,但整理出的文本至唐代散佚,今人学者只能根据各种书所征引辑录出的零碎段落语句进行研究,这是古本《纪年》;到明代流传着一种与古本多有不同的完整本子,称今本《纪年》。有关《纪年》古本、今本的真伪、价值与彼此关系,学界也持不同意见。

  从目前的研究进展来看,《系年》为认识《纪年》提供了新的角度。《系年》概述了自西周初年到战国前期的历史,包括西周起始到覆亡、春秋时期与战国早期。根据《系年》所叙述的史事,《系年》约作于楚肃王时代(公元前380年至公元前370年),较《竹书纪年》早了几十年。这部战国人所撰写的类似于周朝的断代史,虽然写作者年代、所处地域和《纪年》有异,但却有不少可资对比研究之处。两书若能合观,其在古史研究上的价值就显而易见了。比如,《系年》关于“共和行政”与“平王东迁”史事中,列国到底起到什么作用,远远比现有材料讲述得清晰明了。

  如果今人学者仍怀疑《左传》为后人编撰或伪作的话,《系年》讲述春秋时期史事的内容也可从侧面做出极好的证实。相关内容不仅详尽,有些文句还与《左传》和《国语》记载相当一致,当然也能和《史记》等文献参照印证,补充并纠正传世史籍记载。

  文汇报:目前,由您领衔的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团队正在进行清华简第三辑整理报告的编写。您能否透露一下第三辑整理报告的内容?

  李学勤:清华简整理报告第三辑,即《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三)》,计划在今年年底出版,现在正在紧张编写之中,有些问题目前还不能都说清楚。但可以告诉读者的是,这一辑里又包括不少有很大意义的发现,值得大家深入研究。

  例如,过去我在几次演讲里曾经向大家提到过的,清华简里有古文《尚书·说命》。关心《尚书》研究的人们都知道,《说命》是记述商代名王武丁任用贤臣傅说的史事。《尚书序》说:“高宗梦得说,使百工营求诸野,得诸傅岩,作《说命》三篇”,现在清华简的《说命》确实是三篇,每篇都写有篇题《傅说之命》。先秦古书里引用的《说命》佚文,简文里大部分都有,证明这是《说命》的真本。至于收录在《十三经注疏·尚书正义》里的孔传本《尚书》的三篇《说命》,前人已论定是伪书,如今又得到确切的证明。

  第三辑里还会收入两种非常重要的西周诗篇,都是过去大家不知道的。一种是《周公之琴舞》,是一组由十篇颂诗构成的乐诗,体裁类于《诗经》里面的《周颂》。根据简文,知道这些诗作于周公还政、成王嗣位之时所作,可谓珍贵。另一种则是西周晚期厉王时名臣芮良夫所作,是谏戒厉王和助行虐政的权臣的政治诗,与《诗经·大雅》所收他作的《桑柔》相似,而诗篇更长,内容还对当时周朝内外形势做了详细的描写,兼有文学和历史两方面的重大价值。

  学者通过大众传媒普及传播学术,是值得尊敬的

  文汇报:从目前学界的研究动态以及公众的关注来看,简帛研究已成为中国古代文史研究领域的热点。当前简帛研究有哪些方法和路径?您提出,要把考古学的成果与学术中的研究沟通起来,这是否一项非常艰难的工作?

  李学勤:总体而言,简帛研究有两种趋向:一种是考古学和古文字学的途径,以文字、音韵、训诂、校勘等方法,对简帛文献进行研究、考订、校释;另一种是历史学特别是学术史的途径,对简帛文献的思想内涵做出分析,对其史料价值进行发掘,辨章学术,考镜源流。这两种途径彼此补充,交相为用,没有前者则后者失其基础,流于浮泛;而如果没有后者则前者不得引申,简帛佚籍的重要意义也就无法显示出来。

  两种路径和方法表明,简帛研究主流始终未偏离王国维先生所倡导的“二重证据法”,注重把传世文献与出土材料互相对照和印证。与此同时,还需要用多学科相结合的方式开展研究。比如,必须与文献学、语言学、学术史、科技史等领域的研究相结合,在研究过程中互相比较参证,从而得出科学结论。也只有不同学科、不同途径的比较,才能对简帛文献有更加深刻明晰的认识,更好地阐释、厘清出土简帛中的许多疑难问题。

  诚然,“二重证据法”和多学科结合的方式,将会推动简帛文献研究水平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但在我看来,把考古学成果与学术中的研究沟通起来,不啻为一项非常艰难的工作。因为就简帛佚籍而言,不限于利用已有的简帛释文谈论学术史,而是要把考古学、古文字学的研究方法和文献学、历史学真正打成一片--一方面以学术史已有的成果去考察衡量新发现的佚籍,另一方面则以考古学、古文字学的知识和方法来整理研究简帛,与传世文献对比参照,从而推进学术史的研究。

  我们确实处在国内考古黄金时代的起始阶段,不夸张地说,简帛研究不仅是国内文史研究领域的热点,更是具有世界性的前沿课题,已当仁不让地占据了海外汉学研究领域的重要地位。

  文汇报:近年来,了解并关注简帛研究的公众逐渐增多,但专业的简帛文献出土、整理、考释等工作,似乎仍未摘下神秘的面纱。在不少人看来,这些都是囿于象牙塔内的高深学问。在您看来,如何让大众更多地了解中国传统文化与历史,让大众明白圈内的专家学者所做的工作?

  李学勤:千万不要低估了社会大众对历史的认识,社会大众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解有时远比我们想像的深刻得多。这些年,很多普通公众对传统文化表现出了兴趣,这是值得欣慰的现象。当然公众在汲取传统文化精髓的同时,似乎也不由自主地吸收了传统文化中消极的东西。

  我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都花在了研究中国文明的早期历史阶段。中国的历史很长,要了解文明的传承,理解文明的积极与消极方面,必须借助于历史。我们现在的很多观念与想法,无法完全同古代的先人隔裂开来,比如夏商周时代对于正义的张扬、对于虐政的讨伐等等。不得不承认,我们的很多行为逻辑,正是从那个遥远得都有些记不起的年代而来。历史是无法隔断的,历史的根源也是无法切断的。学者不能只是向社会公众提供材料,更应该揭示传统历史文化的根源与来龙去脉。中国历史经历了数千年的绵延,基本的精神却未发生太大的改变,传统文化的精神始终如一。

  现在,我们有一些学者已经开始尝试通过大众传媒向公众做普及传播,这是值得尊敬的。学术本就不应该停留在小小的圈子之中,更应该让大众知晓了解。这些方面的尝试,即便是对圈内的大专家来说,可能也并不容易做到。

  简帛研究已经开始从“冷门”变成了“热点”,相信随着公众关注度的不断提高,人们对传统文化的认识也会更深、更理性,从而更清晰地明白自己作为一个中国人应有的行为和思维方式。对一名学者而言,这一点要比取得了重大的研究进展,更有成就感。

  2500枚竹简,最长46厘米,最短仅10厘米;大部分为整简,且简上一般都有文字;竹简的性质为书籍,大多与历史相关,发现有《尚书》以及类似《竹书纪年》的史书……继湖北“郭店楚墓竹简”“上博藏战国楚竹书”之后,2008年,一批战国竹简从海外几经辗转入藏清华园、并被命名为“清华简”,让身处象牙塔的学术界以及普通公众对近年来方兴未艾的简帛研究的关注与兴趣,再一次被撩拨起来。

  20世纪以降,埋藏于中国大地之下的各种简牍帛书开始大规模地重见天日,累计发现简帛100余次,出土总数达到30多万枚……有专家认为,现在还只是中国考古黄金时代的初级阶段,简帛研究将会在未来中国古代文史学术领域发挥不可估量的作用。

  李学勤,1933年3月生于北京,现为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主任。早自1950年代起,他就参与缀合、整理殷墟发掘所获甲骨,用排谱法研究甲骨文反映的史事和历史地理,并首次鉴定出西周甲骨文。他综合研究战国时期金文、陶文、古玺、货币文字以及简帛,从而大大推动了古文字学领域中的一个分支--战国文字研究的发展。1975年起,他先后参加了马王堆汉墓帛书、定县汉简、云梦秦简、张家山汉简等整理、注释工作,并利用这些新材料,对战国以至汉初的学术史、文化史做出了广泛的探索。

  在同辈学人中间,李学勤以视野开阔、学识渊博、善于利用新发现与海外的考古材料、国外汉学研究成果和多学科结合治学而着称。他在上述简帛以及长沙楚帛书、包山楚简、郭店楚简、上海博物馆藏楚简研究,以及甲骨学、青铜器研究等方面,做出过令人瞩目的贡献,是国内外学界公认的简帛研究和古文字研究、古史研究的权威学者。近年来,李学勤领衔主持多项重大科研项目,其中包括“夏商周断代工程”与“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预研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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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
...第三辑里还会收入两种非常重要的西周诗篇,都是过去大家不知道的。一种是《周公之琴舞》,是一组由十篇颂诗构成的乐诗,体裁类于《诗经》里面的《周颂》。根据简文,知道这些诗作于周公还政、成王嗣位之时所作,可谓珍贵。另一种则是西周晚期厉王时名臣芮良夫所作,是谏戒厉王和助行虐政的权臣的政治诗,与《诗经·大雅》所收他作的《桑柔》相似,而诗篇更长,内容还对当时周朝内外形势做了详细的描写,兼有文学和历史两方面的重大价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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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学勤:我们的很多行为逻辑,正是从那个遥远年代而来

日期:2012-07-30 作者:王乐 来源:文汇报



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主任李学勤: 我们的很多行为逻辑,正是从那个遥远年代而来  图/莫非


  ◆广受瞩目的清华简,其第三册整理报告有望在年内向学界发布。清华简对现有学术观点提出了哪些新说?不断出土的大量地下简帛文献将对学术史产生怎样的影响?它与社会大众有着怎样千丝万缕的关联?围绕这些话题,本报记者对古文字学家、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主任李学勤教授做了专访。 本报驻京记者王乐  

简帛材料为今世学人提供“新发现”

  文汇报:整个20世纪,简帛的发现与研究似乎进入到了一个崭新的阶段。自20世纪以来,国内各地有关简帛的发现累计有100多次,出土的地点涉及17个省区,出土简帛更是达到了30多万枚,内容极其丰富;最近这些年来,全国各地仍陆续有大量简帛材料出土,同时与出土简帛相关的研究成果也渐次公布。您是学术界公认的简帛研究领域权威学者,简帛研究领域的哪些工作给您留下了深刻印象?

  李学勤:近年来,简帛材料不断出土,国内的简帛研究有了长足发展。不仅仅每年都有不少相关研究成果面世,很多高校与科研单位还专门成立了简帛研究的学术机构,组织起了专门的课题研究。在近些年的研究工作中,出现了几个极其重要的考古整理发现,按年代排序依次为:1993年出土、1998年发表整理报告的湖北“郭店楚墓竹简”,1994年入藏、2001年开始发表整理报告的“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以及于2008年夏天入藏清华大学的“清华简”。这三批重要的竹简材料得以重见天日的时间不同,所涉及的领域也各有不同,但书写年代却都是在公元前300年左右,内容均为其时重要的典籍,且涵盖了中国古代文明的不同侧面。随着整理研究与讨论的不断深入,很有可能改写中国古代的历史、文化史、学术史与思想史。

  文汇报:近年来,随着“郭店简”“上博简”特别是近来走进人们视野的“清华简”等越来越多地见诸报端,出土文献研究似乎已不再是学术圈里的“智力游戏”,越来越多的公众也对此充满了求知欲。我注意到,您在清华简入藏清华园不久所写的《战国竹简入藏清华》一文中,以“古来新学问起,大都由于新发现”为标题,欣喜之情跃然纸上。能否就此向我们的读者作些解读?

  李学勤:“古来新学问起,大都由于新发现”语出王国维先生1925年7月在清华园的一次演讲。演讲题目为《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国新发现之学问》,这一著名的演讲文稿后发表于《清华周刊》,并收入赵万里先生所辑《静庵文集续编》。

  众所周知,竹简与帛书是中国早期书写的载体。在古代中国,自商代起始一直到魏晋南北朝时期,简帛成了那个没有纸张和纸张的使用尚不普遍的年代里最主要的信息传播载体。简帛作为通用书写材料,使用至少有2000年。古代的简帛,数量是非常多的,但由于其材质容易损毁,埋于地下难以保存,所以迄今为止学术界尚未发现商代简的实物,所能见到的最早的简帛书籍,只能追溯到战国时期。

  王国维先生指出的“古来新学问起,大都由于新发现”,其实是根据他自己在研究甲骨、金文以及简牍等方面的经验体会,敏锐提出的“二重证据法”的研究途径。具体说来,即“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种材料,我辈固得据以补正纸上之材料,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即百家不雅驯之言,亦不无表示一面之事实。此‘二重证据法’,惟在今日始得为之。”简言之,就是注重把传世文献与出土材料互相对照和印证,所以“郭店简”“上博简”与“清华简”等出土,无疑为今世学人提供了“新发现”,这恰恰是我感到激动,并以之作为标题的原因。王国维先生首创并大力倡导的这一“二重证据法”,为出土材料的研究指明了方向。

  文汇报:清华简的第一、第二辑整理报告都已经向学术界公布,作为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清华简整理研究团队的领衔科学家,请您介绍一下清华简为“新学问起”带来了哪些新发现。

  李学勤:王国维先生在演讲最初提到“古来新学问起,大都由于新发现”后,列举了“自汉以来中国学问上之最大发现……一为孔子壁中书,二为汲冢书”。孔壁中书,是为西汉前期在山东曲阜孔宅壁中发现的竹简书籍,这些书籍应在秦代焚书时藏匿壁中,内容以《尚书》为主,其中16篇是汉初伏生所传今文《尚书》没有的,系以战国古文书写,称《古文尚书》。有关今古文《尚书》的争辩,自西汉晚年至今仍未定论,孔壁中书影响之深远由此可见。

  汲冢竹书,则是西晋初在河南汲县一座战国时魏国墓葬中发现的竹简书籍,时间约为公元3世纪西晋咸宁五年。竹简上献朝廷,学者束皙、荀勖、和峤等多人受命整理,其中一部史书被定名《纪年》,即著名的《竹书纪年》。惜自唐代后散佚,现已无全书,仅零碎佚文传世。王国维所讲此二项“最大发现”均为战国时期竹简书籍,在学术史上产生了重大影响。但不论《古文尚书》还是《纪年》,今人已见不到原貌,成为学界无法弥补的历史遗憾。

  在清华简整理与释读过程中,我们恰恰看到了竹简中有真正原本的古文《尚书》,可谓是在2000年后首见,此外还有近似《竹书纪年》的史籍,这些都为有关《尚书》与《纪年》中一些长期争辩且悬而未决的问题提供了极具说服力的佐证,仅此一点已经让我和团队中的很多人激动不已了。

  

清华简整理报告第三辑将收入西周两种重要诗篇

  文汇报:不久前,您根据第二册整理报告《系年》对秦人始源这一一直以来困扰学术界的问题提出了新观点。您能解释一下其间的来龙去脉吗?

  李学勤:我们都知道,西周覆亡、周室东迁以后,秦人雄起于西方,先是称霸西戎,随后自西渐次往东兼并列国,完成了秦朝统一大业。秦朝存在的时间虽然不长,却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尤其是独具特点的秦人文化,在向全国扩张发展的过程中广被各地。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很多方面必然追溯到秦人,这是一个绕不开的母题。但长久以来,秦人从哪里来、其文化具有怎样的历史背景等,学术界始终莫衷一是。

  对此,主流意见认为秦人出自西方。司马迁在《史记·秦本纪》与《赵世家》中,曾详述秦先世,讲及商朝晚期有戎胥轩,娶郦山之女,生中潏,“在西戎,保西垂”。所以,秦人当时应该已在西方,并与戎人关系密切。蒙文通先生《周秦少数民族研究》也据此认为“秦为戎族”。

  然而,钱穆先生的《国史大纲》主张“秦之先世本在东方,为殷诸侯,及中潏始西迁”。由于《秦本纪》提到:“秦之先为嬴姓,其后分封,以国为姓,有徐氏、郯氏、黄氏、终黎氏、运奄氏、菟裘氏、将梁氏、黄氏、江氏、脩鱼氏、白冥氏、蜚廉氏、秦氏”这些国族,凡可考证的均在东方。“东方说”的代表作,最近的有林剑鸣先生《秦史稿》,以为中潏只是“曾率一部分秦人替殷商奴隶主保卫西方的边垂”,秦人并非是戎族。

  《系年》竹简的发现,具体披露了周武王死后发生三监之乱,周成王伐商邑平叛的经过:作为东方大国,奄是商王朝的重要组成部分,又名“商奄”,在今山东曲阜一带。由《系年》的简文可知,作为商纣王大臣,同时也是春秋战国时期秦、赵两国国君先祖的飞廉,在商覆灭后,由商都东逃至商奄。奄属嬴姓,当时嬴姓国族均反周,飞廉投靠同一族姓,且对奄国等嬴姓东方国族反周起到了推动作用。乱事失败后,周朝将周公长子伯禽封至原来奄国之处,建鲁国,又把奄君迁往蒲姑看管起来。

  在《系年》竹简发现之前,可以说没有人知道还有“商奄之民”被周人强迫西迁的史事。这些“商奄之民”正是秦先人的史实,很让人感到惊讶——秦国先人“商奄之民”在周成王时西迁,性质类似谪戍。遣送西方,和飞廉父亲中潏曾“在西戎、保西垂”经历有关。中潏、飞廉一家,本也自东方出身,由此看来,周朝命令“商奄之民”远赴西方御戎,也绝非偶然。既然秦人本是自东方迁来的“商奄之民”,最早的秦文化理应具有东方色彩,且和商文化有密切关联,认识到秦先人是原在东方的“商奄之民”,过去与秦人始源相关的文献、金文、简帛等一系列问题便都可以得到释证。

  文汇报:王国维先生讲到了孔子壁中书、汲冢书这两次自汉以来中国学问上的最大发现。对孔子壁中书来说,清华简中已发现多篇《尚书》,有些篇目具有传世本,文句有差异,篇题亦有不同,更多则是前所未见的《尚书》佚篇。第一册整理报告中《尹诰》真本出土,意味着时隔两千年后,真正的古文《尚书》“重见天日”,具有重大历史与学术价值;那么对进一步认识汲冢书也就是《竹书纪年》而言,第二册《系年》会有多大的学术价值?

  李学勤:《竹书纪年》影响甚大,但整理出的文本至唐代散佚,今人学者只能根据各种书所征引辑录出的零碎段落语句进行研究,这是古本《纪年》;到明代流传着一种与古本多有不同的完整本子,称今本《纪年》。有关《纪年》古本、今本的真伪、价值与彼此关系,学界也持不同意见。

  从目前的研究进展来看,《系年》为认识《纪年》提供了新的角度。《系年》概述了自西周初年到战国前期的历史,包括西周起始到覆亡、春秋时期与战国早期。根据《系年》所叙述的史事,《系年》约作于楚肃王时代(公元前380年至公元前370年),较《竹书纪年》早了几十年。这部战国人所撰写的类似于周朝的断代史,虽然写作者年代、所处地域和《纪年》有异,但却有不少可资对比研究之处。两书若能合观,其在古史研究上的价值就显而易见了。比如,《系年》关于“共和行政”与“平王东迁”史事中,列国到底起到什么作用,远远比现有材料讲述得清晰明了。

  如果今人学者仍怀疑《左传》为后人编撰或伪作的话,《系年》讲述春秋时期史事的内容也可从侧面做出极好的证实。相关内容不仅详尽,有些文句还与《左传》和《国语》记载相当一致,当然也能和《史记》等文献参照印证,补充并纠正传世史籍记载。

  文汇报:目前,由您领衔的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团队正在进行清华简第三辑整理报告的编写。您能否透露一下第三辑整理报告的内容?

  李学勤:清华简整理报告第三辑,即《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三)》,计划在今年年底出版,现在正在紧张编写之中,有些问题目前还不能都说清楚。但可以告诉读者的是,这一辑里又包括不少有很大意义的发现,值得大家深入研究。

  例如,过去我在几次演讲里曾经向大家提到过的,清华简里有古文《尚书·说命》。关心《尚书》研究的人们都知道,《说命》是记述商代名王武丁任用贤臣傅说的史事。《尚书序》说:“高宗梦得说,使百工营求诸野,得诸傅岩,作《说命》三篇”,现在清华简的《说命》确实是三篇,每篇都写有篇题《傅说之命》。先秦古书里引用的《说命》佚文,简文里大部分都有,证明这是《说命》的真本。至于收录在《十三经注疏·尚书正义》里的孔传本《尚书》的三篇《说命》,前人已论定是伪书,如今又得到确切的证明。

  第三辑里还会收入两种非常重要的西周诗篇,都是过去大家不知道的。一种是《周公之琴舞》,是一组由十篇颂诗构成的乐诗,体裁类于《诗经》里面的《周颂》。根据简文,知道这些诗作于周公还政、成王嗣位之时所作,可谓珍贵。另一种则是西周晚期厉王时名臣芮良夫所作,是谏戒厉王和助行虐政的权臣的政治诗,与《诗经·大雅》所收他作的《桑柔》相似,而诗篇更长,内容还对当时周朝内外形势做了详细的描写,兼有文学和历史两方面的重大价值。

  

学者通过大众传媒普及传播学术,是值得尊敬的

  文汇报:从目前学界的研究动态以及公众的关注来看,简帛研究已成为中国古代文史研究领域的热点。当前简帛研究有哪些方法和路径?您提出,要把考古学的成果与学术中的研究沟通起来,这是否一项非常艰难的工作?

  李学勤:总体而言,简帛研究有两种趋向:一种是考古学和古文字学的途径,以文字、音韵、训诂、校勘等方法,对简帛文献进行研究、考订、校释;另一种是历史学特别是学术史的途径,对简帛文献的思想内涵做出分析,对其史料价值进行发掘,辨章学术,考镜源流。这两种途径彼此补充,交相为用,没有前者则后者失其基础,流于浮泛;而如果没有后者则前者不得引申,简帛佚籍的重要意义也就无法显示出来。

  两种路径和方法表明,简帛研究主流始终未偏离王国维先生所倡导的“二重证据法”,注重把传世文献与出土材料互相对照和印证。与此同时,还需要用多学科相结合的方式开展研究。比如,必须与文献学、语言学、学术史、科技史等领域的研究相结合,在研究过程中互相比较参证,从而得出科学结论。也只有不同学科、不同途径的比较,才能对简帛文献有更加深刻明晰的认识,更好地阐释、厘清出土简帛中的许多疑难问题。

  诚然,“二重证据法”和多学科结合的方式,将会推动简帛文献研究水平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但在我看来,把考古学成果与学术中的研究沟通起来,不啻为一项非常艰难的工作。因为就简帛佚籍而言,不限于利用已有的简帛释文谈论学术史,而是要把考古学、古文字学的研究方法和文献学、历史学真正打成一片——一方面以学术史已有的成果去考察衡量新发现的佚籍,另一方面则以考古学、古文字学的知识和方法来整理研究简帛,与传世文献对比参照,从而推进学术史的研究。

  我们确实处在国内考古黄金时代的起始阶段,不夸张地说,简帛研究不仅是国内文史研究领域的热点,更是具有世界性的前沿课题,已当仁不让地占据了海外汉学研究领域的重要地位。

  文汇报:近年来,了解并关注简帛研究的公众逐渐增多,但专业的简帛文献出土、整理、考释等工作,似乎仍未摘下神秘的面纱。在不少人看来,这些都是囿于象牙塔内的高深学问。在您看来,如何让大众更多地了解中国传统文化与历史,让大众明白圈内的专家学者所做的工作?

  李学勤:千万不要低估了社会大众对历史的认识,社会大众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解有时远比我们想像的深刻得多。这些年,很多普通公众对传统文化表现出了兴趣,这是值得欣慰的现象。当然公众在汲取传统文化精髓的同时,似乎也不由自主地吸收了传统文化中消极的东西。

  我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都花在了研究中国文明的早期历史阶段。中国的历史很长,要了解文明的传承,理解文明的积极与消极方面,必须借助于历史。我们现在的很多观念与想法,无法完全同古代的先人隔裂开来,比如夏商周时代对于正义的张扬、对于虐政的讨伐等等。不得不承认,我们的很多行为逻辑,正是从那个遥远得都有些记不起的年代而来。历史是无法隔断的,历史的根源也是无法切断的。学者不能只是向社会公众提供材料,更应该揭示传统历史文化的根源与来龙去脉。中国历史经历了数千年的绵延,基本的精神却未发生太大的改变,传统文化的精神始终如一。

  现在,我们有一些学者已经开始尝试通过大众传媒向公众做普及传播,这是值得尊敬的。学术本就不应该停留在小小的圈子之中,更应该让大众知晓了解。这些方面的尝试,即便是对圈内的大专家来说,可能也并不容易做到。

  简帛研究已经开始从“冷门”变成了“热点”,相信随着公众关注度的不断提高,人们对传统文化的认识也会更深、更理性,从而更清晰地明白自己作为一个中国人应有的行为和思维方式。对一名学者而言,这一点要比取得了重大的研究进展,更有成就感。

  2500枚竹简,最长46厘米,最短仅10厘米;大部分为整简,且简上一般都有文字;竹简的性质为书籍,大多与历史相关,发现有《尚书》以及类似《竹书纪年》的史书……继湖北“郭店楚墓竹简”“上博藏战国楚竹书”之后,2008年,一批战国竹简从海外几经辗转入藏清华园、并被命名为“清华简”,让身处象牙塔的学术界以及普通公众对近年来方兴未艾的简帛研究的关注与兴趣,再一次被撩拨起来。

  20世纪以降,埋藏于中国大地之下的各种简牍帛书开始大规模地重见天日,累计发现简帛100余次,出土总数达到30多万枚……有专家认为,现在还只是中国考古黄金时代的初级阶段,简帛研究将会在未来中国古代文史学术领域发挥不可估量的作用。

  李学勤,1933年3月生于北京,现为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主任。早自1950年代起,他就参与缀合、整理殷墟发掘所获甲骨,用排谱法研究甲骨文反映的史事和历史地理,并首次鉴定出西周甲骨文。他综合研究战国时期金文、陶文、古玺、货币文字以及简帛,从而大大推动了古文字学领域中的一个分支——战国文字研究的发展。1975年起,他先后参加了马王堆汉墓帛书、定县汉简、云梦秦简、张家山汉简等整理、注释工作,并利用这些新材料,对战国以至汉初的学术史、文化史做出了广泛的探索。

  在同辈学人中间,李学勤以视野开阔、学识渊博、善于利用新发现与海外的考古材料、国外汉学研究成果和多学科结合治学而著称。他在上述简帛以及长沙楚帛书、包山楚简、郭店楚简、上海博物馆藏楚简研究,以及甲骨学、青铜器研究等方面,做出过令人瞩目的贡献,是国内外学界公认的简帛研究和古文字研究、古史研究的权威学者。近年来,李学勤领衔主持多项重大科研项目,其中包括“夏商周断代工程”与“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预研究”等。

  如今,广受各方瞩目的清华简已经公布了第一、第二册整理报告,第三册整理报告也有望在年内向学界发布。清华简对现有学术观点提出了哪些新说?不断出土的大量地下简帛文献将对学术史产生怎样的影响?作为中国古代文史学术领域的一大“显学”,它与社会大众有着怎样千丝万缕的关联?围绕这些话题,本报记者对古文字学家、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主任李学勤教授做了专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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