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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遗之窗】丝情画意的糖塑艺术(8.15)

甜蜜的记忆


吹糖人,真稀奇,

两块模子夹糖稀,

全在空膛膨胀力,

好似人前吹牛皮。


       小小的糖人牵动无数人的童年回忆,每当挑着扁担,担着糖和炉具的糖人艺人出现在乡间或是街头巷尾时,总有一大群孩子围上前来,争相要糖人师傅为自己吹个心仪的小玩意儿,既有趣又香甜的糖人成为孩子们快乐的源泉。在物质匮乏的时代,糖人更是成为一种令人向往的奢侈品。香甜的滋味在一代代人的心间萦绕,沉淀为人们有关童年往事的甜蜜记忆。

      人们关于糖塑的认识,多以稀奇有趣、味道香甜的糖人记忆为主,而真正关于这门民间艺术的了解却很少。糖塑是中国民间传统的手工艺术,以糖为原料,将糖熬化,再通过吹、挑、拉、揪、捏、画等技巧制成人、物、鸟、兽等小玩意儿。造型精美、栩栩如生的糖人,充分体现了人们对于日常生活的艺术描摹和创作,凝结着手工艺劳动人民的智慧结晶。

糖塑小史


       糖塑艺术传承至今,已有悠久的历史。据《本草纲目》载:“以白糖煎化模印成人、物、狮、象之形者,为飨糖。《后汉书注》所谓猊糖是也。”唐代时,“糖狮”成为糖塑艺术的代表。至宋代时,人们开始以模型来制作乳糖狮子,《梦梁录》中描绘了当时的热闹场景:“湖中南北搬载小船甚多,如撑船卖糖狮儿、糖小儿。”又如“小儿戏耍家事儿,如戏剧糖果之类:行娇惜、宜娘子、秋千稠糖葫芦、火斋郎果子、吹糖麻婆子。”可见此时已出现吹糖人的技法。

       至明代时,人们将糖塑用于宴席或祭祀礼仪之中,称为“享糖”或“兽糖”等。《本草纲目》中记载:“紫糖亦可煎化,印成鸟兽果物之状,以充席献。”《天工开物·甘嗜》中亦有兽糖宴席之用的记载:“凡造兽糖者,每巨釜一口受糖五十斤……模冷糖烧,自有糖一膜靠模凝结,名曰享糖,华筵用之。”

       清代时,糖人已较为普遍,据《汉口竹枝词》中描绘:“放学归来日未曛,滚钱抛鞬闹成群。阿娘膝下频需索,吹了糖人捏面人。”吹糖人已成为街头巷尾常见的风俗活动。因糖的甜味,人们以糖寓意甜蜜,也因糖人灵活生动、形象喜人的造型成为人们寄托美好希望的象征。糖人艺术传承至今,人们以糖人表达孝道、祈求美好生活等寓意也在现今的婚礼庆典、寿诞和丧葬等活动中得以流传。

糖塑制作工艺


        糖塑的制作很有讲究,蕴藏着无穷的智慧。

        在制作工具上,最初走街串巷的糖塑艺人用扁担挑着制糖工具。扁担的一头挑着插糖人的木质架子和其他小工具,另一头挑着用于熬糖的炉具。炉具极有讲究,因糖塑艺人往往挑着扁担走街串巷,所以炉一定要小巧,便于携带。熬糖的火候也有微妙的区分,以往用于吹糖人和捏糖人的糖,多用锯末作燃料熬制,因为微燃的锯末既能保持恒温使糖较软且不至于凝固,又能防止糖被熬糊;而用于画糖人的糖稀,多用煤油、木柴或煤等易购买同时又轻便的燃料,便于掌握火苗大小,保障熬糖的火候;到现代,熬糖多以便携又方便使用的电炉具为主。画糖人还需要一柄盛糖的勺子、一块案板以及将糖人与案板分离开的糖起子,作画的案板多为天然的大理石板或者汉白玉石板面。除此之外,吹糖人还需要准备各类模具以便吹出造型各异的糖人。最后,塑造好的糖人要用木棍或竹签粘上,以便把玩。

        糖塑艺人经过长期的练习,谙熟糖塑的技法,通过吹、拉、扯、剪、画等技巧,极短时间内便塑造出栩栩如生的糖人。

       李氏糖人传承人李凤艳老师,多年与糖塑艺术相伴,糖塑已融入其生活之中,一席话语巧妙的将糖塑技艺娓娓道来:

       常见的糖塑主要有三种,捏糖人、吹糖人和画糖人,虽都由糖塑造而成,但在技艺上却有所不同。

       提前熬糖是制作糖人的重要步骤,熬糖时要用勺子不断搅拌,火候不宜过大,将糖熬制成合适的粘稠程度,因糖温较高,捏糖人时手要耐得住高温灼烫,吹糖人的糖温较之降低,而画糖人时不易烫伤双手。

       捏糖人也称为塑糖人,捏糖人需会运用色彩搭配以及塑型的技巧,因此要求糖塑艺人具备一定的美术基础。捏糖时,双手要快速地将温度很高的糖一片片捏塑成型,并将其搭配组合,才能捏塑出一尊精美的糖塑。

       吹糖人是用麦芽糖与冰糖融化为糖稀,经过反复拉扯,再用麦秸秆插入糖稀向内吹气,伴随糖稀逐渐膨胀,双手同时灵活地捏塑着糖稀,不一会儿,一个灵动活泼的糖人便呈现出来。

       画糖人也称为糖画,画糖人的技法较多,如勾线、提拉、抹片、组装等,其中勾线是最基本的技法,李氏糖人在绘制糖人时就巧妙地结合了多种技法。在画糖人前要将糖熬到可以拉丝的程度,然后用勺子盛少许糖,作糖画时拿勺子的手要稳,随着手腕的抖动将糖稀缓缓淋在光滑的石面上,极短时间内一幅栩栩如生的糖画就描绘好了。

糖塑艺术的当代发展


       现代社会的糖果、玩具种类繁多日益挤占了传统民间玩艺的生存空间,日常生活的街头巷尾难以见到糖塑的身影,在当今孩童的记忆中也逐渐消逝,糖塑艺术在发展中日趋走向暗淡。但随着传统文化的复兴,传统民间艺术得以重燃希望,2008年糖塑艺术被认定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使得绵绵细糖犹如涓涓细流穿越历史的长河流淌至今仍能重现光彩。

       这一举措也促使这些民间艺术的手艺人获得生存的空间,得以继续以手艺营生,才能将这一门传统技艺传承发扬下去。糖塑不光是以糖为原料制成的小玩意儿本身,也注入了糖塑艺人的灵魂,烙印着生活文化的背景。保护传统民间艺术的核心在于保护技艺的传承者和活态的文化空间,“见物”的同时要“见人”、“见生活”,传统的民间技艺才能“如鱼得水”,得以活态传承,不断生长。

参考文献:
1. 孟爽,中华糖艺[M],北京:中国林业出版社,2004.
2. 闫亚楠,糖塑的民俗文化内涵与造型特征研究[D],郑州大学,2015年.
3. 陈日红,中国民间糖塑艺术源流略说[J],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04).

(未注明图片来源于网络)

撰       稿:祝何彦
图文编辑:祝何彦
原文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do70gt7IXBA8ulTCLkwBtw

[ 本帖最后由 想要飞的猫 于 2018-9-4 17:01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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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四节气】白露:寒蝉鸣,凉风至(9.8)

      “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白露是二十四节气中的第十五个节气,每年9月7日到9日,太阳到达黄经165度。《月令七十二候集解》中说:“八月节。秋属金,金色白,白者露之色,而气始寒也”。古人以四时配五行,秋属金,金色白,故以白形容秋露。白露实际上是表征天气已经转凉。古人在《孝纬经》中也说:“……处暑后十五日为白露,阴气渐重,露凝而白也。”处暑十五天之后就是白露,此时天气渐渐转凉,清晨时会发现地面和叶子上有许多露珠,这是因夜晚水汽凝结在上面,经早晨太阳光照射,看上去更加晶莹剔透、洁白无瑕,煞是惹人喜爱,因而有了“白露”美名。

       白露对中国人来说是诗意的,两千多年前《诗经》名篇《蒹葭》中描写了白露,“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后世的诗人们更在白露时节驻足沉思,白居易说:“八月白露降,湖中水方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

      “白露秋分夜,一夜冷一夜。”这时多吹偏北风,冷空气南下逐渐频繁,加上太阳直射地面的位置南移,北半球日照时间变短,故温度下降速度也逐渐加快。

      “日照窗前竹,露湿后园薇。夜蛩扶砌响,轻蛾绕竹飞”。此时天高云淡、气爽风凉,可谓是一年之中最可人的时节。但此时节,地球上的许多有生命的东西,会在萧瑟秋风中随之由荣而衰。

候应:鸿雁来、玄鸟归、群鸟养羞


       白露的第一候是“鸿雁来”。按古人说法,鸿大雁小,是不同的两种。鸿雁二月北飞,八月南飞。鸿雁民间俗称大雁,在中国人的心目中,大雁是禽中之冠,于是秋天也称雁天。大雁象征着爱情、乡愁、书信,李清照诗云:“云中水寄锦书来,雁字回时,月满西楼”。杜甫云:“鸿雁几时到,江湖秋水多”。曹植描绘大雁的体态,“翩若惊鸿,婉若游龙”。

      二候“玄鸟归”。相对应于春分第一候的“元鸟至”,春分时北飞的燕子,秋天到了要飞回过冬。

      三候“群鸟养羞”。 “羞”在古汉语中同“馐”,《礼记》中说:“羞者,所美之食。” “群鸟养羞”说的是群鸟储存食物过冬。

水 路 菩 萨


       每逢白露节气,江苏太湖地区都要祭祀禹王。祭祀禹王在当地又称为拜祭“水路菩萨”。禹王指的是上古治水英雄大禹,与尧舜并称古圣王。太湖地区的人们称他为“水路菩萨”或“河神”。

       每年正月初八、清明、七月初七和白露时节,都要举行祭禹香会,其中清明、白露的春秋两祭规模最大,春祭6天,秋祭7天。祭祀仪式十分隆重。主持祭祀的人叫做祝司,他负责唱神歌并请神。虽说是祭祀禹王,请来的却不只是禹王,还有其他地方神,比如城隍、土地、花神、蚕花姑娘、宅神、门神、姜太公等等。

      请神仪式后,诸神到来,祝司准备进献。祝司先在各神位前逐一敬酒,并唱:“造酒尔来是杜康,消愁解闷为最高。劝君更尽一杯酒,与我同消万种愁。”

      之后献宝。用一个盘子,盛有大米、小麦、甘蔗、豆、糖果、首饰、茶叶等供品。献宝时对每件供品都要唱颂,如进献小麦时唱:“土府埋根过半年,花开深处晚风前。家家看似三月雪,处处离割四月天。”

       神歌由祝司颂唱,参加祭祀的人也要齐声合唱,仪式氛围严肃而热烈。最后,众人在祝司的带领下,向禹王和诸神叩首,结束仪式。

       祭祀之后,便开始演戏酬神。按照当地习惯,每天都要唱一台戏,每台戏有四出。两出文戏,两出武戏,其中一出必为《打渔杀家》。

       届时,人们还要赶庙会、打锣鼓、跳舞蹈、观看各种民间文艺演出。

醇 香 的 白 露 米 酒


       在湖南资兴的兴宁、三都、寥江一带,历来有白露酿酒习俗。每年白露节一到,家家酿制“土酒”。这种酒温中含热,略带甜味,俗称“白露米酒”。白露米酒中的精品是“程酒”,因取程江水酿制而得名。程酒古为贡酒,盛名久远。《九域志》云:“程水在今郴州兴宁县,其源自程乡来也,此水造酒,自名‘程酒’,与酒别。”程乡就是现在三都、寥江一带。白露米酒的酿制除取水、选定节气颇有讲究外,方法也非常独特。先酿制白酒与糯米糟酒,再按1:3的比例,将白酒倒入糟酒里,装坛待喝。如要制作程酒,必须掺入适量掺子水(掺子加水熬制),然后入坛密封,埋入地下或者窖藏数年至数十年。埋藏几十年的程酒色呈褐红,斟之现丝,易于入口,清香扑鼻,且后劲极强。《水经注》中记载,南朝梁文学家任氏与朋友刘杳闲谈,任氏问刘杳说:酒有千里,当是虚言?刘杳答曰:桂阳程乡有千里酒,饮之至家而醒,亦其例也。

处暑十八盆,白露勿露身


       俗语云:“处暑十八盆,白露勿露身。”这两句话的意思是说,处暑仍热,每天须用一盆水洗澡,过了十八天,到了白露,就不要赤膊裸体了,以免着凉。

       经过一个春夏的辛勤劳作之后,人们迎来了瓜果飘香、作物成熟的收获季节。这时的田野,一眼望去,高粱如火,棉花似云,大豆咧开了嘴,荞麦笑弯了腰。“白露白迷迷,秋分稻秀齐” “白露高粱秋分豆” “白露前后看,莜麦、荞麦收一半”。

(图片来源于网络)

撰       稿:邵凤丽
图文编辑:闫    妍
原文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N7ap_Cd6BkKEkCgVf7qpx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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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党组书记邱运华、故事委员会主任白旭旻到辽宁大学调研

       为了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探索传统文化的现代传承及其转化方式,充分发挥大学生的创造性,支持校园文学和传统文化的再创作,鼓励大学生创作出反映时代变化、校园青春的富有朝气的故事作品,推动中国故事文化的繁荣和发展,为大学生提供展示创造才能的舞台,探索优秀的故事呈现形式,挖掘故事创作和传承的优秀人才,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故事委员会与辽宁大学商定,拟定于2018年9月26日在辽宁大学举办“中国故事节·大学生故事会”启动仪式,此项活动也是辽宁大学70周年校庆活动月主体活动之一。

       9月10日下午,辽宁大学校长潘一山在机关楼贵宾室接待了前来我校调研的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党组书记邱运华、故事委员会主任白旭旻一行。潘一山校长感谢中国民协将大学生故事会的承办工作交给辽宁大学,并表示将全力做好筹备工作。邱运华书记充分肯定了辽宁大学在民间文学传承创新方面所做的探索,认为辽宁大学具有深厚的学科积淀,在全国具有一定的影响力,一定能发挥优势,办好大学生故事会。文学院领导班子及部分教师参与了见面会。

       会谈结束后,邱运华书记、白旭旻主任来到文华楼223会议室,与文学院、广播影视学院、艺术学院师生进行座谈,听取大家对“中国故事节·大学生故事会”启动仪式筹备工作进展情况的汇报。座谈会由辽宁大学文学院党委书记庞艳华主持。

       座谈会上,与会的教师汇报了大学生故事会的筹备情况,并观看了学生的现场表演和剧组彩排。中国民协党组书记邱运华表示,以民间故事作为戏剧创作的文本,这样的思想是中宣部在推动文化工程建设特别强调的,看到辽宁大学集全校之力做这样一件有意义的事深受感动,辽宁大学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故事委员会主任白旭旻指出,辽宁大学民间文学传播久享盛名,此次活动最可贵之处就是在老师的带动下发动学生,学生们对民间文学审美意趣的把握、地域特色的把握使人深受启发。

       最后,文学院庞艳华书记表示中国民协领导能够对此项活动给予高度评价是对我们的激励,我们一定能合力做好这件事,同时也感谢各位老师和同学的积极参与和奉献。


撰       稿:王鹤铮
图文编辑:王鹤铮
原文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hgfu7KQJUB6kwqVw6Fme0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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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讲座】白旭旻 | 民间文学的现代性(9.14)

       9月12日下午,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故事委员会主任、《民间文学》杂志社社长白旭旻在辽宁大学机关楼113会议室,为文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本科生和民俗学专业的研究生做了题为《民间文学的现代性》的讲座。辽宁省民协秘书长刘蕾,文学院副教授隋丽、邵凤丽一同聆听了讲座。

讲座详情


       白旭旻主任首先从民间文学的概念出发,结合历史全景中的民间文学存在形态,强调口头性对于传统民间文学形式的决定性影响,进而谈到传播介质的变化对民间文学体裁的影响。他指出,以传播介质的变化为轴线,从口耳相传、纸媒体、多媒体到移动互联网的变化中,我们能够清晰看到我国民间文学传承、发展的变化轨迹。只有从这条轴线上看,才能准确理解我国传统民间文学的断流和重新发展、新故事的时代化兴衰以及现代性民间文学崛起等前沿话题。他指出,应该从对民间文学的本体存在的认知出发,重新理解民间文学的主体的表现的诸多形式,发现、研究、探索民间文学的时代化及现代性。他认为,对民间文学的现代性研究,有助于准确理解老一辈先师对民间文学概念的原始涵义的界定。

       他认为,我国民间文学的独立性长期以来被忽视,与古典文学、现当代文学相仿的民间文学发展史观没有得到充分认定。另一方面,用西式的方法,用经典化、精英化的文学理念对待民间文学往往使人们进入认知误区,影响对民间文学真相的理解。

       随着口耳传播形式向其他大众传播介质的变化,民间文学的群众性、传承性、变异性、表演性等概念构成要素也应该发生变化。谈到民间文学概念更新的问题,他指出,民间文学的变化取决于主流传播形式和文化生活形态的变化,传统民间文学形式边界的不确定性,当下民间文学形式多元的恒动性都是民间文学存在的基本现实。

       他对同学们说,人们的认知中有一个民间文学的乌托邦,在学习过程中要进得去,也要出得来,要关注在现实生活中正在发生、发展、变化了的民间文学,他反对用机械主义理论对民间文学的简单图解和阐释,他认为应该反思用机械主义的方法进行传承、保护的做法的利弊。

       白旭旻主任认为,目前我国的民间文学或者说民间的文学,正处在发生巨大变化的时期,即民间文学的3.0,现代性的民间文学将进入全行为模式、全媒体类型的传播时代。他以中国故事节·大学生故事会的各个项目为例,充分阐述了民间文学现代性的具体表现,并对“故事创作、故事表演、故事音频、故事舞台剧、故事音画、故事短片”六种故事形态进行了讲解,他还向同学们介绍了中国故事节·大学生故事会的具体实施方案,鼓励、号召同学们积极参与到大学生故事会的各项活动中去,让新时代的大学生成为推动现代性民间文学发展的重要力量。

       近两个小时的讲座结束后,白旭旻主任、隋丽副教授与与会同学进行了互动,回答了同学们提出的问题。老师和同学们纷纷表示,白旭旻主任对民间文学现代性的独特视角和学术见解让大家受益匪浅,收获颇丰。

主讲人简介 :   

白旭旻,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故事委员会主任,《民间文学》杂志社社长、主编、编审,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出版专业高级职称评审委员会委员,第八至十二届中国民间文艺山花奖·民间文学作品奖评委。自2007年起,负责组织“中国故事节”系列故事会并参与相关故事创作比赛、故事表演比赛、规则、细则的制定。出版、播出各种作品千余种,字数达上千万字,参与、策划多项国家级大型文化活动。

(图片来源:刘蕾  刘佳鑫)

撰       稿:隋    丽  杨乐乐
图文编辑:杨乐乐
原文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Q1r8gswQcVdZWNxaFx89f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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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野实践】歌鼟——来自大山深处的苗寨余响(9.15)

       2018年7月,我报名参加了由吉首大学历史与文化学院举办的为期十五天的“生态•文化与乡村振兴”暑期学校。抱着多看、多听、多学习的心态,我想走入陌生的文化圈,带着陌生人的视角,了解迥异于白山黑水和三晋大地的潇湘文化。

       坐着火车一路南下,首先被湖南的高温湿热天气感化,其次要适应当地偏辣的饮食习惯,最重要的是,作为一名研究者,应该学会尽快融入当地的文化圈。

       经过一周的理论学习之后,学员被分成4组,分别进入各自的田野点。我们的田野点在湖南省怀化市靖州县三锹乡地笋苗寨,是《爸爸去哪儿第二季》第三期的拍摄地,大家都对田野点满怀期待。

      下田野前,老师打趣说,地笋的狗都是训练有素的狗,不会咬人,地笋的鸡都是见过世面的鸡,见到大家会非常淡定,不过晚上常常有蛇出没,大家要注意安全。地笋迎接我们的除了那些训练有素的狗和见过世面的鸡,还有苗寨特有的吊脚楼、竹背篓、随处可见的红辣椒,以及《爸爸去哪儿》留下的拍摄痕迹——指示牌指示黄磊的家,悬挂在村子里的拍摄剧照,等等。

        村中的说明牌上写着“春回大地,竹笋冒尖,寨中的小山就像一颗春雨过后刚刚探出头的竹笋,所以这群山之中的苗寨被称之为地笋苗寨。”地笋苗寨因此得名。

        夜幕降临的时候,稻花香里,蛙声一片,身临其间,异域风情扑面而来。

       在搜集资料的过程中,了解到地笋苗寨有一项重要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歌鼟(teng)。歌鼟被誉为“原生态多声部民族音乐活化石”,苗族先民们模拟大自然中鸟鸣、蝉唱、流水、林涛的“和声”编成多声部演唱的歌鼟,鼟是敲鼓发出的声音,也有多声部合唱中,音调阶阶上升之意。歌鼟用当地的酸汤话(当地苗族土语)演唱,不懂苗语的人听不懂演唱内容,只有翻译成汉语才能解其意。苗族没有文字,所以他们以口传的方式记录本民族的文化,以歌传情、以歌达意,歌鼟的歌本由汉语记录。

       我对音乐并没有太大的兴趣,却隐约觉得,歌鼟在当地并不只是唱歌那么简单,一定有其特定的社会文化功能,所以我暂且将研究主题定为歌鼟的社会文化功能研究,这样的想法指引着我继续向前探索。

       村中的凉亭是老年人茶余饭后的聚集地,我们在那里遇到了很多老人,他们说,村里有一半的人都会唱歌鼟,喝酒的时候唱,吃饭的时候唱,喝茶的时候唱,做农活的时候也唱......听起来,歌鼟的范围十分宽泛,但我对酒歌、饭歌、茶歌这些内容并不能完全领会,对歌鼟的分类也不条理清晰,模模糊糊。

       当问及会不会唱歌鼟时,他们会互相推辞,“我不会,他会。”对此,我很困惑,误以为他们并不喜欢唱歌鼟,不想配合我的调查,或者村子里大部分人都不会唱歌鼟,歌鼟已经濒临衰亡。房东老板娘花姐解答了我的困惑,她说,“很多人说自己不会唱只是谦虚,村里大部分人都会唱歌鼟,只不过有人唱的好,有人唱的不好罢了。”我恍然大悟,十分感激花姐点醒了我,所以在后面的访谈中,当他们说自己不会唱时,我便不免要夸奖加吹捧几句,让大伯大爷们开开心心地唱歌。可见访谈技巧的重要性。

        随着访谈不断深入,我渐渐知道了当地在打三朝、婚礼、节日等场合都会唱歌鼟,“有酒就要唱歌,吃宴席就要唱歌”,当地人“以饭养身、以歌养心、以酒养神”,于是我开始了解歌鼟在什么场合唱,怎么唱,但我总觉得这些并不是我想了解的内容,我并不想泛泛而谈所谓的娱乐功能、教化功能、巩固情感的功能等等。但我想做的到底是什么呢?我始终在想做的核心内容周围来回徘徊,问题无法聚焦,这让我十分苦恼。

        直到房东吴哥无意间提到“六亲客”,学术的敏感性让我迅速捕捉到这个词,我的调查因此有了突破性的进展。地笋村的人举行婚礼时,郎家要请“六亲客”提前一天到娘家吃酒唱歌。六亲客是六个娶亲客的简称,要选择“命好的”(即在当地人看来的有福之人,儿女双全、家庭圆满的人)、能说会唱、能喝能玩的六个50-60岁的男子,六亲客身着长衫衣,戴着娶亲帽,娶亲帽是黑色的大包头,四周围缝制着象征少数民族古老文字的花纹。歌鼟演唱技能高超的六亲客在婚礼仪式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可以看出掌握歌鼟技巧的人在婚礼仪式中具有权威性的作用。

       经吴哥引荐,我们找到了他的三叔——歌师吴才贵,常常作为“六亲客”娶亲。吴大伯善于表达,给我讲了关于六亲客、歌师及婚礼中的歌鼟。但是由于访谈时间过长,我们担心大伯太累,而且怕耽误大伯做工,带着很多尚未解答的疑问,访谈结束。

       在地笋调查期间,乡里的另一个寨子金山寨有人去世,举行丧礼,带队老师要带着几位同学去了解丧葬礼仪,我想看看少数民族的丧葬仪式,所以也跟着一同去了。金山寨的杨老师今年68岁,是小学退休教师,懂得婚丧礼仪。教过书的杨老师表达能力强,说话条理清晰,听同行的同学问杨老师关于丧葬礼仪的过程中,我突然明白了我想做的其实是歌鼟在仪礼中的文化功能。所以在同学问完丧葬礼仪后,我向杨老师请教了当地的婚礼仪式和打三朝,醉翁之意不在酒,在杨老师讲的过程中,我会着重询问,这一仪式环节会唱歌鼟吗?这样,我便详细了解到婚礼和打三朝中哪些环节需要唱歌鼟。

      打三朝指小孩出生后满月前的这段时间内,家人会择吉日为新生儿庆生,宴请宾客。在我们结束调查的第二天,村子里有一家举行打三朝仪式,可惜我们无法亲临现场,深入调查。

       在婚礼中,歌鼟串联仪式过程,控制仪式节奏。通过某一段歌鼟的唱时长短,可以看出该仪式环节在婚礼仪式中的重要作用。在婚礼第二天,早宴过后,新娘、伴娘要选择两个男青年穿上伴娘送的衣服男扮女装,陪新娘伴娘去担水,并唱担水歌。新娘和伴娘在亲朋好友的簇拥下,挑着水桶,唱着“担水歌”,缓缓而行,一路上触景生情,随编随唱。尽管水井近在咫尺,一唱一和至少要二至三个小时才能结束这一活动。担水歌要唱两三个小时,可见这一仪式环节的重要性。


娘担水,

扁担两头动忙忙。

打落郎乡是郎伴,

放开心来多耐烦。

行了一弯又一弯,

跟娘行路心不甘。

娘担一担耐烦走,

倒把郎心挂肚肠。

担对花桶逗人爱,

逗了几多人思量。

江边有个磨刀岩,

井边担水有龙王。

脚踏郎乡花岩板,

问姣思量不思量?


——摘自《靖州苗族歌鼟选∙担水歌》


(岳麓书社,吴恒冰 主编)


      “唱歌就像写作文,有的人写的辞藻华美,有的人就不会写,真正的歌师没有歌本,歌都装在他们的肚子里,信手拈来,写歌本的都是蠢秀才。”房东吴哥的大伯这样说。一位优秀的歌师可以根据不同的场合即兴创作歌词的内容,引经据典,旁征博引。每个唱歌的场合都是一场斗歌的比赛,输者便要喝酒。醉能同其乐,醒能作其歌者,歌师也。

       歌鼟是锹里苗民族群生息纪事、人际情感交流、本族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随着当地旅游业的发展,歌鼟的功能也逐渐发生转变,比如村子里组建了歌鼟表演队,旅行团进寨门的时候,表演队的队员会进行文化展演,请游客喝拦门酒,唱拦门酒歌。

        地笋苗寨像极了世外桃源,外面的喧嚣,完全听不到。我们住在民宿的吊脚楼里,吃着不打农药的稻米、蔬菜、水果,喝着从山涧潺潺流出的山泉水,纯天然,无污染。老乡都很淳朴,尤其是年长的爷爷奶奶们,热情地帮助我们,积极配合我们的田野调查。

       常年生活在这里,生活也许会单调,但这种淳朴的乡野生活,是现代化的大城市无法企及的美好。

撰       稿:冯姝婷
图文编辑:冯姝婷
原文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Q8q4zEYkQoLicb-20Qnzag


[ 本帖最后由 想要飞的猫 于 2018-9-16 21:35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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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质生活】家的味道(9.22)

       秋分在农业生产上是一个重要的节气,秋分以后各地的秋作物将陆续收获。玉米作为中国第一大粮食作物,亦属其列!据《纲目》载:“玉蜀黍种出西土,种者亦罕。其苗叶俱似蜀黍而肥矮,亦似薏苡。苗高三四尺。六、七月开花,成穗,如秕麦状。苗心别出一苞,如棕鱼形,苞上出白须垂垂。久则苞拆子出,颗颗攒簇。子亦大如棕子,黄白色。可炸炒食之。炒拆白花,如炒拆糯谷之状。”《植物名实图考》也云:“玉蜀黍,《纲目》始入谷部,川、陕、两湖,凡山田皆种之。俗呼包谷。山农之粮,视其丰歉,酿酒磨粉,用均米麦;瓤煮以饲豕,秆杆干以供炊,无弃物。”

       据学者研究认为,发源于墨西哥及中美洲的玉米传入中国的途径分为海路和陆路。陆路又分为两条:一条由印度、缅甸入云南的西南路线,另一条经波斯、中亚到甘肃的西北线。海路则经东南沿海省份再传入到内地。就这样,食物随着人们的脚步不停地迁徙、流变。在中国,黄河、淮河、海河流域中下游的山东、河南的全部,河北的大部,山西中南部、陕西关中和江苏省徐淮地区不仅是黄淮海平原夏播玉米区,也是全国最大的玉米集中产区之一。在家乡豫西北,玉米在人们的日常饮食实践中,同样占据着大壁江山。

       食材的获得需要超常的辛苦和耐心的等待。太平洋吹来的夏季暖湿风,植物正在疯长,又到了人们一年中最忙碌的季节。六月初旬,麦子熟透,随着麦浪,人们手持镰刀一起一伏割麦的图景早已被机械一茬一茬收割殆尽。轰隆隆的机械声追赶着时间的步伐,一刻也不敢停歇。玉米和小麦是家乡人主要的粮食作物,等小麦收尽之后,六月初至九月中下旬,便是豫北地区夏玉米的生育周期,具体可分为苗期、穗期、花粒期三个时期,再经过芒种、夏至、小暑、大暑、立秋、处暑、白露、秋分这八个节气,最终达到完熟。人们依据各个时期不同的自然节律,进行田间劳作与管理。

       清晨六至七点的家乡,是从一碗“糊涂”开始的,简单的食物为人们提供了温饱之需。相对于现在所流行的“早上吃的像皇帝”一说,“糊涂”配上家常小菜——腌黄瓜,醋溜南瓜丝等,却显得极其寡淡,可这却是大多数家庭的早餐,亦是晚餐。“糊涂”的做法简单易行——玉米面兑上凉水冲成糊状,将其倒入烧满开水的锅内,不停地搅拌,防止玉米糊在锅内结成大大小小的疙瘩,之后用大火煮、小火再熬上几分钟即可出锅。若想吃到新鲜的玉米面做成的“糊涂”,那就必须得等到秋收了。自机械代替人工之后,农民们再也不用手撕玉米皮了。机器虽省事儿,若遇到被风刮倒的玉米,它也同样手足无措。而精于计算的农民唯恐机器吞吃或遗漏了自己的血汗,于是还不如靠双手来的踏实些。家里的男人全都出去收玉米后,妇女、老人则动用平日里积攒的人情去借车子以便将成袋成袋的玉米运回来。装在编织袋里的玉米运回来之后还要赶紧地晾晒出来,以免捂坏发芽。等晒得干透的玉米剥成粒儿,便可以拉到坊里磨成面了。可吃到新玉米面的第一口,还未必是自己。家里的主妇有条不紊地将其分成若干份,挨个给亲戚姐妹送过去,顺便再拉拉家常。若说“中国人善于用食物来缩短他乡与故乡的距离”,那么将食物视为维系人与人之间情分的链条也不为过。

       在自然地理变化多样的中国,生活于不同地域的人们关于主食的故事各有千秋。老家河南——响当当的“河南烩面”自不必多说,但它只是对外代表而已。在普通农村,将玉米面和细粮搭配起来制作而成的清调玉米面片儿、糊涂汤面条可比烩面出现的次数还多、更讨人喜爱。玉米面本身没有粘性,所以必须加入适量的白面,巧妇一手持水瓢儿往池盆里注水,另一只手不停地搓揉面粉直至成团儿。最后,将面团掷到案板上,只见擀面杖在巧妇手里玩出了花样儿,不一会儿功夫,一张又圆又大的玉米面皮儿就成形了。同陕西人一样,家乡的人也习惯将面皮切成3厘米宽的形状,只有这样才能彰显出筋道的牙感。

       除却日常的“糊涂”稀饭、面条,家乡人对玉米的认识与处理,还另有一番图景,并体现出典型的时代特征。1958年的“大跃进”饥荒时代,人们将玉米穗脱粒后连玉米棒芯、玉米叶也被粉碎成粉状用来充饥,“玉米叶摁到坑里面,弄石灰撒一层又一层,一泼水,石灰一化,玉米叶都烧化了,弄出来老软软,水一洗,一磨一磨,磨成疙瘩,就吃了,你们都没有受过”,生于上世纪40年代的奶奶如是说道。“历史对于旁观者是一段故事,对于亲历者是切身的喜悦与感伤”,事实证明脱粒后的玉米棒芯、玉米叶对人类没有任何营养价值,但人们仍在极端恶劣的环境下,发展出一套生存智慧,以保证自己生活下来。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一饮一啄饱蘸苦辣酸甜,76岁的奶奶与爷爷两人独自生活,天气逐渐转凉,老人用碳做引子,将火生起,再添上煤球作为底火,为自己的儿孙做起闲食来。将水烧热,倒入玉米面中,使其充分与玉米面融合,变成玉米糊糊,沁人的面香伴随着热气扑面而来,往其中撒上自家种的芝麻与小香葱,放入少许盐巴均匀搅拌即可。这种闲食它有个俏皮的名字,叫“焦个嘣”,“焦”是因为在小凹上经过油烙从而变得焦香可口,“嘣”是因为吃进嘴里,经过牙齿的咀嚼,嘎嘣嘎嘣作响,若是个牙口不好的人,还没有福气吃不动它呢!等小凹烤的炙热,抹上油,用铲子将拌好的玉米面糊平铺其上,只听“呲啦”一声,油与面糊再也难断分离,亦如我与家乡那可爱的人儿!所以,这种闲食外表看上去虽平常无奇,里面却盛满了中国式的人生,更折射出中国式的伦理。

       过去,农村人基本用旱烟袋抽烟,烟草多是在自家田里种的,市场上也有卖,五毛钱一包。由于烟草和玉米须极为相似,趁大人不备,偷偷将玉米须捏碎塞入烟袋嘴里,大人吸上两口,便知上了小孩的当。和烟草相比,玉米须自然不能让人解乏。可是,说起它的另一个作用,却不容小觑。中医认为,玉米须味甘性平,可治疗多种疾病,有利尿消肿、降血压、止血、利胆等作用,诸如《本草汇言》载:“禹余粮,养肺金,固大肠之药也。凡属水土不和,清浊混乱诸疾,用之奏效。”《岭南采药录》又载:“玉米须和猪肉煎汤治糖尿病,又治小便淋沥砂石,苦痛不可忍,煎汤频服。”因此以该品为主药所组成之验方颇多,治病也非常广泛。在家乡人眼里看来,不只是玉米须具有治病功效,玉米虫同样有重要价值。玉米虫也叫玉米螟,是蛀食性害虫,除青藏高原外,我国其他各玉米产区均有发生。据奶奶介绍,将玉米虫烤至焦黄,掐头去尾,能治小孩积食,此种治疗方法虽无据可考,但在家乡却普遍流行。除此之外,玉米身上长成的一种瘤子,俗称“黑蛋蛋”,用热水焯过之后,与大蒜一起经过翻炒,也是一道美味的下饭菜。

       黄金万两不过一日三餐,家乡人对玉米这一农作物的开发与处理,凝聚着几代人的智慧,每一年每一天都在重复着同样的故事。而对于最重视家庭观念的中国人来说,顺应自然,亲手做合适的食物,更意味着对传统生活方式的某种延续。

撰       稿:李文娟
图文编辑:李文娟
原文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EjOjVWH3uKi_bAbEEc65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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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外:大学生故事节精彩抢先看!(9.24)

大学生故事节精彩抢先看


       还记得儿时窝在枕边,翘首以待地听长辈们讲述那古老却又充满童趣的故事吗?故事中的人物或是拯救苍生的英雄,又或是一些令我们恨得牙根痒痒的小人物,那些曲折离奇、一波三折的情节,伴着昏黄的灯晕在我们稚嫩的心中留下深刻的印象。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们总会看着墙上的影子在脑海中浮想联翩。听说各位演员正在热火朝天的彩排中,小编迫不及待的来到“前线”排练地,为各位小伙伴们带来第一手新鲜资讯,快跟着小编一睹为快吧,保你重拾儿时记忆!

开场鼓、木偶《盘“鼓”开天》《女娲补天》


       盘古为化天地万物而生—气成风云,声为雷霆,眼化日月,血变江海,四肢五体即四极五岳。女娲炼石补青天以传统又新颖的木偶戏方式与大家见面。还是熟悉的原料,但是添加了独特的配方哦!

场外采访


小哥哥,你觉得咱们的开场有何不凡之处?


这是秘密哦,总之信我的,绝对视听盛宴。


        独特的配方会不会如抹茶巧克力一样清新?视听盛宴?一起去看?

故事音频剧《路遥知马力》片段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故事都听过,舞台剧也看过,可是音频剧是怎么回事?配音秀?娓娓道来? 跌宕起伏?小编一睹为快,绞尽脑汁给大家形容一下:身临其境,声临其境。

      动不动心,激不激动?

故事舞台剧《秃尾巴老李》


歌舞《愚公移山》


       什么?这么多年了愚公还在移山?到底能不能行啊?情节会不会太老套?毕竟我们是三岁就背《三字经》,五岁就讲《愚公移山》的“四有”青年。小编拍着胸脯保证:我们这次是要用战鼓演奏《愚公移山》啦,绝对激情澎湃,振奋人心。

老套的情节?不存在的!

昏昏欲睡?不存在的!


别问小编战鼓是啥?硬性知识不普及~


战鼓与《愚公移山》的碰撞?


去看,去看,拉上室友一起去看!


戏剧节照片展


大学生故事节



9月26日 上午9:00--10:30


辽宁大学蒲河校区大学生活动中心


金秋时节,叠翠流金,大好的时光,莫辜负!


我们不见不散!






撰       稿:张馨匀  王静文
图文编辑:杨乐乐
原文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Dc856hn8MKn2o3JnhTFieQ

[ 本帖最后由 想要飞的猫 于 2018-9-25 20:47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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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故事节·大学生故事会启动仪式暨汇报展演(9.28)

中国故事节·大学生故事会启动仪式暨汇报展演


        为了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探索传统文化的现代传承及其转化方式,充分发挥大学生的创造性,鼓励大学生创作出反映时代变化、校园生活的富有朝气的故事作品,为大学生提供展示创造才能的舞台,探索优秀的故事呈现形式,挖掘故事创作和传承的优秀人才,推动新时代中国故事文化的繁荣和发展,9月26日上午,“中国故事节·大学生故事会启动仪式暨汇报展演”在辽宁大学蒲河校区大学生活动中心举行。


        本次活动由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故事委员会主办,由辽宁省民间文艺家协会、沈阳市民间文艺家协会、辽宁大学承办。辽宁大学党委书记周浩波、副校长孙士国接见了前来出席启动仪式的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副秘书长、温州大学博士生导师黄涛教授和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故事委员会主任、《民间文学》杂志社社长白旭旻,感谢他们对辽宁大学承办此次全国大学生故事会活动的信任与支持。出席启动仪式的还有,辽宁省民间文艺家协会秘书长刘蕾,沈阳市文联、沈阳市民间文艺家协会、锦州市民间文艺家协会、铁岭市民间文艺家协会、沈阳市和平区民间文艺家协会、皇姑区文体局、新民市文化馆等相关部门的同志。辽宁大学文学院、广播影视学院、艺术学院的师生近300人参加了启动仪式。


        辽宁大学文学院院长韩春虎首先致辞。他充分肯定了大学生故事会在弘扬传统文化、推动中国故事文化发展方面所起到的积极作用,也必将带动辽宁大学在人才培养模式等方面进行更多的积极的探索。


       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副秘书长黄涛教授致辞,他高度评价了辽宁大学为促进民间文学发展做出的突出贡献,充分肯定了辽宁大学在民间故事收集方面的强大的学科优势,鼓励同学们继续发挥创造才能,讲好中国故事。


       会上,还举行了“大学生故事基地”揭牌仪式。由辽宁省民间文艺家协会秘书长刘蕾和辽宁大学文学院党委副书记李海波共同为“大学生故事基地”揭牌。

       以“故事创世纪”为主题的汇报展演在启动仪式之后隆重举行。由文学院、广播影视学院和艺术学院师生共同表演的开场鼓《盘“鼓”开天》,木偶戏《女娲补天》、故事音频剧《路遥知马力》、故事舞台剧《秃尾巴老李》、歌舞《愚公移山》等节目,精彩纷呈,赢得了观众的阵阵的热烈掌声。

《盘“鼓”开天》


      开场鼓《盘“鼓”开天》,以高低起伏,慷慨激昂的鼓乐奏响了人类开天辟地的乐章,大学生在助演嘉宾的带领下,用中国鼓讲述中国神话,气势恢宏的鼓乐拉开了“故事创世纪”的大幕。

《女娲补天》


      木偶戏《女娲补天》以画外音讲述女娲补天的神话,精美的画面与灵巧的木偶完美结合,将女娲补天的壮举通过木偶的一举一动,生动地展现了出来。清新质朴的表演,将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如清泉般注入观众的心田。

《路遥知马力》


       故事音频剧《路遥知马力》是对故事新的表现形式的实验性探索。以传统民间故事为底本,进行了剧本的再加工与艺术创作,通过音效与舞台的结合,突出了故事声音的表现力,是民间文学传承上的一次新尝试。

《秃尾巴老李》


       故事舞台剧《秃尾巴老李》是此次展演中另一个带有实验性的剧目。在辽宁大学文学院、艺术学院、广播影视学院指导教师指导下,大学生们用精湛的表演表现了故事舞台剧独特的叙事方式与表达技巧。故事以闯关东移民文化为背景,讲述了山东移民在东北黑土地的奋斗与拼搏,为在场的观众带来了独特的视听盛宴,激发了观众的历史记忆和文化认同。


《愚公移山》


        歌舞《愚公移山》以气势磅礴的高跷舞蹈和中国鼓乐向我们展示了中华民族坚忍不拔的优良品质。

       整场汇报展演充分展示了传统文化以及中国传统民间故事在现代传承与艺术创新方面的探索,彰显了辽宁大学师生的深厚的文学底蕴与艺术造诣,也表现了大学生们在讲好民间故事等方面的创造力。学生们表示这些新颖的艺术形式,让他们对传统文化和中国民间故事有了更多的理解与感悟。

        演出结束后,辽宁大学党委书记周浩波、副校长孙士国接见了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副秘书长黄涛和故事委员会主任白旭旻,感谢他们对辽宁大学承办此次全国大学生故事会活动的支持和指导。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副秘书长黄涛和故事委员会主任白旭旻介绍了中国故事节·大学生故事会活动的背景和意义,对辽宁大学的故事传承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

       下午,以“讲好中国故事——中国民间文艺的现代传承与艺术创新”为主题的学术研讨会在蒲河校区文华楼223会议室举办。此外,以“基于多媒介形态的民间文学当代传承与探索”的主题展览也在会场外同步进行,主要展出了辽宁大学首届民间文学戏剧节的精彩剧照以及艺术设计与中文专业学生的故事音画作品。

      “中国故事节·大学生故事会启动仪式暨汇报展演”的成功举办,为新时代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播提供了良好的机遇和平台,为充分发挥大学生的创造力和想象力提供了可贵的机遇,为民间故事的传播与发展注入了新鲜的活力,探索了新的路径。

撰       稿: 隋丽  王静文
图文编辑:王静文
摄       影: 金丹妮
原文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SoddtWHT2FyGZWBZUnfk8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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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好中国故事——中国民间文艺的现代传承与艺术创新”研讨会实录

       中国故事节·大学生故事会启动仪式暨汇报展演在上午顺利举行后,2018年9月26日下午,以“讲好中国故事——中国民间文艺的现代传承与艺术创新”为主题的学术研讨会在蒲河校区文华楼223会议室举行。

       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副秘书长、温州大学博士生导师黄涛教授,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故事委员会主任、《民间文学》杂志社社长白旭旻,辽宁省民间文艺家协会秘书长刘蕾,新民文化馆馆长宋长新,沈阳文邦民俗博物馆馆长赵文邦、高淑华,锦州市民协主席张巨涛,辽宁大学文学院江帆教授、周福岩教授、刘巍教授、隋丽副教授、胡哲老师、孙枭婷老师,艺术学院回宝昆教授、刘明月老师、王群一老师、曹佳睿老师,广播影视学院赵春林教授、马岂停副教授,谢明博老师等以及文学院的研究生和本科生同学参加了研讨会。研讨会由文学院民俗学教研室主任周福岩教授主持。

       研讨会上,与会专家和老师们围绕民间文学的现代性问题、振兴传统文化与民俗学的社会担当、民间故事剧的创新与坚守、民间艺术传承的创新方法与路径、民间文艺教学改革与方法等议题展开热烈讨论。

       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副秘书长、温州大学博士生导师黄涛教授就民俗文化是否应该创新,由政府主导创新是否会影响民众主体性创新以及与精英文化的分界等问题做了发言。

        黄涛教授首先从会议主题“传承”与“创新”出发,以“刘伯温新故事”征集活动为例,谈到如何看待民间文学的认定问题。他指出,新故事是个人创作的,不同于过去的口头的传统模式,和传统民间文学的概念不一样。征集上来的新故事和那些传统的刘伯温传说在风格、形象、内容、趣味上几乎没有什么差别,讲述的语言以及美学风格也符合传说的规律。不同的是这些故事更曲折,更生动,更好看,更吸引人。不管是给新故事一个什么样的界定,这些新故事都非常好,为当地进行现代文化建设增加了新的资源。用保守的观点来说,这是民间文学民间推广的一次成功尝试,说它是创造性转化,或者创新型发展都可以。这些东西用那种非常保守的、成型的观念和理论来限制确实是没必要的,不必拘泥于原来的那些概念。传统民间文学的概念和理论,是适合于传统社会讲述的那个时代的。

         黄涛教授指出,在这个时代,如果再用那些旧的方法来限制我们的现代传承,就会使我们失去了研究对象,或者说是失去了研究对象中的一大部分,也使我们跟不上时代和社会生活的发展。我们应该调整传统的概念和理论,来适应新的时代,适应新的生活,也使我们民俗文化在现代社会能够传下去,而不是使我们民间文艺仅仅成为过去的资料,只能成为一种回忆。在这方面可以做一些文章,包括中央提出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的发展。我们民俗文化也应该适合这两个转化,但是我们这两个转化,有我们自己的特点,规律,跟精英文化的转化发展有很大的不同,也可能会有本质的不同,我们应该用我们的话语去解释。

        黄涛教授强调,创新应该是民众自然的、自发的创新,而不是外部强加的。是以民众为主的创新,而不是政府或者专家来强调,比如说大学生这个学生群体,也是民众的一部分,如果他们来传承民间文艺的话,应该是符合他们自身的方式和特点,他们自己喜欢的方向。如果是我们专家的看法和风格,让他们去做什么,他可能自己不喜欢,觉得不好玩,这就不是真正的传承,那是一个僵化的东西。这些大学生喜欢什么,有他们的方式,讲述风格,他们觉得好玩就会自发的,有兴趣的去做,以他们的方式来表达,这就是一种自然的传承,一种创新性的传承。创新应该是民众自主、自发、自然的创新。

       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故事委员会主任、《民间文学》杂志社社长白旭旻以数年坚守一线民间文学工作的实践经验谈到对民间文学概念解释、民间文学的时代化、民间文学的现代性等问题的看法。

        白旭旻主任首先分享了在江西淄川县民间故事调研的经历,他在调研中发现当地百姓对源于本地的一个高水平民间文学作品(获十二届民间文学山花奖)完全陌生化,不会读不会讲,这种实际状况与民间文学理论体系完全相悖,即民间文学的本体和民间文学的主体之间发生了分离和分裂。本体指创造、享受、改变民间文学,抛弃一些民间文学的程式,重新创造民间文学形态的那批人、那方土地、那批大众。主体指他们所创造的民间文学的诸形态,比如说在漫长历史过程当中,神话、传说、故事、歌谣、谚语等。

        白旭旻主任结合民间文学的发展史,梳理了民间文学主体的变化过程,指出农耕文明以口头形式为主,工业文明以纸媒介、以文字为主,当代以屏幕为主的传播,应该从中发现不同时代民间文学形态发展的脉络,以及这种发展变化的必然性和关联性。白旭旻主任提出,可以将基于农耕文明时代所产生的各种各样的民间文学体裁,以口头的传播叙述为支撑的,称为民间文学的1.0时代。纸质媒体曾经是大众消费的一种重要形式,它实质上和口头传播是一种东西。比如,故事期刊在30年左右的时间段内,有150多家故事期刊,每个月的出版总量在1000万册,传阅率在3000万,持续时间30年,大约差不多产生了162万篇新故事,高达40亿字,这是一种故事文化现象或文化景观。以写作、文字、纸媒体为传播介质的这种形态的新故事,即民间文学的2.0。现在纸媒体衰落,屏幕崛起,尤其小屏幕的崛起之后,下一种民间文学的形态,就是中国人喜欢的、民间喜欢的以屏幕为主要形式传播的民间文学的新的形态,就是民间文学的3.0时代。

        白旭旻主任认为,要抓住民间文学发展的脉络,这样才能真正把握当下在民间所传播的具有民间文学形态的文学形式和生活现象。

        白旭旻主任指出,民间文学的主体从口头到文字,到如今小屏幕的高阅读和高点击量,可能意味着已经过渡到以小屏幕为主要形式的民间文学形态,如果一味只注重传统农耕文明下的民间文学,就会与当下新时代传承脱轨。

        谈到此次在辽宁大学举办的“中国故事节·大学生故事会”启动仪式,白旭旻主任说,辽宁大学故事节活动创意既保留了传统民间文学的审美趣味和基本信息,同时试图用最新的传播形式传播新的民间文化,调动大学生的积极性,发动大学生群体参与创作新时代故事类型,以娱乐和表达自我为动机的故事创作,表达了他们的审美情趣,从而将最优良的民间文学基因库利用现代化传播媒介传承下去,重建和重构新民间文学。

       会上,辽宁大学文学院民俗学专业江帆教授做了发言。她表示,中国故事节·大学生故事会在辽宁大学启动并非偶然,而是必然。东北地区在口头艺术方面占据得天独厚的优势,民间文学界有名的故事大家许多出自东北,比如新民三老:谭振山、杨久清、王树铮。此外,乌丙安教授扎根多年,奠定了辽宁大学民俗学专业的根基。因此,隋丽老师利用课堂进行大学生故事展演,整合艺术学院和广播电视学院资源,在说书讲古的东北文化土壤中最终呈现多样态的民间文学有其必然性。

        在谈到当下的民间文学时,江帆教授认为,这是当代民间叙事的新景观,民间叙事在当代不仅通过口头传承,而且手机已成为传播主力。人们在小屏幕中表达着普通人的审美情趣和喜怒哀乐,这种大量的日常空间中的叙事活动长期存在,在真实的生活中每天都上演着,都在发生着变化。民俗学是以民众日常生活为己任的,如果我们仍然对当下视而不见,刻舟求剑,暴露我们自己的所缺,岂不知轻舟已过万重山。民俗学者应该保持开疆拓土的情怀,为民间文学的传承、发展与坚守不断努力。新故事的创作沿用了传统的叙事风格和模式,换一个角度看,难道不是民间故事在生长吗?如果只允许民间故事在传统社会里面疯长,怎么长都行,现在不让它长,现在长的一概不承认,民间故事的生命在当代就彻底终结了。江帆教授认为,这种新的变化和生长就是民间叙事的新景观,即进入全媒体的时代、全球化的时代,每个人都有这样一种自由和条件来创作,来传承民间的一些生活和行动,还有充满了故事性的这种生活的演绎,这是民俗学需要应对的问题。传统意义上的农耕群体在当代几乎已经都解体了,现在叫农民工,要注意到现代社会的这种分化和重构,这种新的变化我们不能视而不见,我们一定要有一个积极的应对,否则就是自断生路。

       江帆教授还就上午的演出,谈了自己的感想。教育应该让学生建立起民间的情怀。在教书育人的过程中,把一粒美好的种子,一个民间情怀的种子种到学生的心里。这粒种子在日后遇到适合的时机就会生根发芽,成为新时代民间文化的积极传承者。这次活动给学生提供了这样的契机。她认为,情怀培养比简单的知识传授还重要。把情怀树立起来,大家才知道路怎么走,才知道眼光向下,要永远关注普通人的日常生活。

       在谈到民间文艺的创新时,江帆教授指出,传承是现代的传承,创新是历史的创新。在传承和创新的过程中,要注意边界问题。中国民间文学是来自民间的东西,要传承的是民间的叙事,应该抓住民间故事最精髓的一些东西,包括属性、模式、叙事套路,守住它的边界。去年隋老师组织的十个故事剧,其中有七个是谭振山的故事,表演都很简单,完全由学生自编自导自演,但是那种质朴同样也很有力量,很有感染力。这也可能是我们的方向。

       随后,参与指导的各位老师,从创作的角度也发表了看法。辽宁大学广播电视学院赵春林教授表示,正因为与文学院有此次合作,广播剧的题材内容才涉及到民间文学方面。在创作过程中,创新性地进行艺术加工处理。《女娲补天》用现代化视觉形式“木偶”和音频声音呈现故事。《路遥知马力》将传统故事几千字的内容变成两万七千字,利用目前“标题党”受众的喜好分为借种、洞房等几幕。在这基础上也融入了新的讲法,“还情”中除了原有故事中给予房子等物质财富之外,还增添了知识的“还情”情节,融入现代“知识改变命运”的新元素。这就将原有故事中的糟粕文化与现代文化结合,利于让年轻人接受故事观念。《秃尾巴老李》加入闯关东元素后使整个故事更加厚重感人。最后,他强调,老故事新讲法,最重要的是故事内容年轻人是否爱听,形式是其次。

        辽宁大学艺术学院回宝昆教授在发言中表示,故事节活动成功举办正是横向联合了各院所长,合作过程中充实愉悦。在创作《秃尾巴老李》这一过程中,发现两点问题:一是文本跳跃性大,因果关系不明显的问题,二是如何连接两个时空的问题。戏剧通过对话、行动来叙事,要具备真实性、合理性,更要感人。限于时间长度,原故事中小白龙横霸一方的动机和背景表现得不是很明确。解决连接两个时空问题,主要是通过设定讲故事的人这一中介来连接两个时空。他表示,民间叙事传承和表达一种是将故事精品化,一种是大众化,可以效仿波兰戏剧理论家格洛托夫斯基导演所说的,即不要导演,不要编辑,只是观众和演员的关系,做极大的减法,它的场地都不受限制,教室或者走廊都可以演,充分发挥东北地区草根大众文化的优势。

        辽宁大学广播影视学院马岂停副教授在发言中指出,民间故事是每一个中国人潜藏的文化认同,相较于精英文化,民间文化不是那么完美,但它是鲜活的、有民间的生命力和生存空间,腾讯为快手注资也印证了民众的需求。此外,移动互联时代用何种方式传承迫在眉睫,这一次展演实践忽视了短视频领域,四五分钟内如何达到既讲到故事又能击中现代人的“痛点”的双重效果,其中整体的文化认同、道德理念必不可少。最后,她结合指导学生做广播剧《孙太生感化山神》的剧本感受指出,应年轻人的道德预设和审美情趣,故事结局是否可以突破原故事,故事主题是否可以加入人性探讨,这是创作中很困惑的问题。

        辽宁大学文学院民俗学专业隋丽副教授在发言中就民间文学的创新边界问题做了具体的分析。她表示,在创新过程中,应该坚守边界,探讨故事独特的艺术表现形式。比如,在创作中应保留故事中的核心符号、基本母题和主题。如果这些要素改变了,那么故事可能就失去了本来的样子和韵味了。一些标志性的名字符号,如果改变了,有时也会使故事的韵味发生改变。比如《路遥知马力》中人物名字从路遥、马力变为张德贤和胡应栓感觉值得商榷。友情的主题以及核心母题“洞房误会”“借种生子”保留了,使这个故事尽管在篇幅上扩充了数倍,内容更加丰富,但是依然维持了故事原有的质地。《秃尾巴老李》舞台剧中对闯关东文化主题的强化也非常符合故事原来的精神内核。故事传承和创新中一定要把握好“度”,不能越过故事的“边界”。

        江帆教授补充道,有些俗语故事的基本模式是依托于传统,既节约文化成本,在传播过程中也富有感染力,改编过程中要遵从这种规律。故事改编成戏剧,一定要将最闪光和精髓的点抓住,比如《孙太生感化山神》,它也不是一个简单的轮回故事,它实际上是说人被逼到绝境的时候,才能与自己高贵的人性相遇。

        赵春林教授做了回应,改名字是出于听众在第一时间可以突破故事常规,使情节具备悬念,只要是故事的核心、主题没变,其他改动会更利于人物鲜活。此外,故事改编成戏剧或广播剧时,人物对话和动作的因果关系必须确立。

       黄涛教授补充道,故事的核心是否有变是我们判断它合理传承的标准。但是,大学生故事会创作主体应该是大学生,而非囿于我们。大学生有自己的传承方式、趣味、想象和表达方式。

        隋丽副教授回应表示,此次启动展演过程中的确指导老师参与成分比较大,主要是想做成示范性的精品,是特定的需要,今后的活动中会注意学生主体参与的问题,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希望后续可以摸索出一套模式。

         白旭旻主任最后表示,中国人要有自我的文化感知,文化内核的传承比故事的传承更为重要。

         研讨会在热烈的氛围中结束。关于民间文学、民间文艺现代传承与艺术创新的理论话题却刚刚开始,随着中国故事节·大学生故事会活动的开展和不断探索,这些理论的思考也必将更加深入。

撰       稿:隋丽  闫晓娇
图文编辑:闫晓娇
摄       影:金丹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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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仪礼】浅析婚礼拜堂仪式的起源和流变(10.15)

       如今在翻拍的各种宫斗大戏里必然有关于“选秀成婚”的桥段,就是身为一国之君的皇帝也不例外,况且是在那样讲究礼仪的时代,成婚必定要讲究必要的礼数,“结发之妻”的礼数更是少不得。古往今来人们对婚礼尤其重视,并视为“人生大事”之一。那么,古代人是怎样看待婚礼的呢?婚礼拜堂仪式起源于何时?随着时间的推移又出现了哪些流变呢?

一、古人对婚礼的认知及践行


      《礼记》中有关于古代婚姻“六礼”(纳彩、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的记载,婚礼即古代“六礼”中的“亲迎”。在伏羲和女娲的神话中已有对婚礼的描写,《世本》言:“太昊制以俪皮为嫁娶之礼”。《礼记·郊特牲》曰:“天地合,而后万物兴焉。夫昏礼,万世之始也。……昏礼不用乐,幽阴之乐也,乐,阳气也。昏礼不贺,人之序也。”即从周代时候起人们就开始将人类的起源首先归结于男女二人缔结婚姻的结果,且在这一时期已有明确的婚礼制度,规定人们的言行。婚姻对于人类的繁衍极为重要,如果没有男女的结合,人类就无从而来。《礼记·昏议》曰:“昏礼者,将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庙,而下以继后世也,故君子重之。”即是说婚礼,是将结合两姓间的欢好,上祭祀宗庙,而下继续后嗣的事,因此君子重视婚礼;又言曰:“敬慎、重正,而后亲之,礼之大体,而所以成男女之别而立夫妇之义也。……故曰‘婚礼者礼之本也’。”婚礼之所以受到重视的原因,对建立和端正夫妇、父子和君臣关系起着关键的作用。

二、拜堂仪式的起源和流变


(一)先秦时期“亲迎”重在“礼”

       先秦文献中关于拜堂仪式的记述还不像后世那样详尽。《礼记·昏议》中在亲迎的仪式中,也有类似于后世拜堂仪式的描写,书中这样记载:“妇至,婿揖妇以入。合卺而酳,所以合体同尊卑,以亲之也。”古代因为婚礼举行的时间是在黄昏或者夜里,所以称为“昏礼”,从这段记载来看,“合卺”在春秋时代是作为男女结合的一种仪式存在,从此合为一体之意,后世美称“交杯酒”或“合欢酒”。宋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五《娶妇》:“然后用两盏以彩结连之,互饮一盏,谓之‘交杯酒’。饮讫掷盏,并花冠子于床下,盏一仰一合,俗云‘大吉’。”唐宋以后直到现代,交杯酒还是婚礼上的重要项目。由此看来,婚礼行“交杯酒”是拜堂仪式的最初表现。 虽然这一时期还没有具体的像后世那样完备的一拜三叩,三拜九叩的拜堂仪式,但从礼制方面可谓是后来拜堂仪式的源起。此外,《仪礼·士昏礼》中也有婚礼礼拜仪式的记载,“妇至,主人揖妇以入。……坐祭,卒爵,拜。皆答拜。”亲迎之后,新娘来到新郎家里的礼拜仪式,讲的更多的是“食礼”,三次送酒漱口的规矩以及赞者的酌酒自酢之礼,这应是后世的“夫妻对拜”以及“拜族人”的最初形式。《仪礼》中也有讲到在亲迎时,婿至女家接走新娘时的“拜庙堂之礼”以及婚礼第二天的拜舅姑之礼,这应是后世的婚礼当天“拜宗庙”、“拜高堂”的源起。

(二)秦汉至元代拜堂仪式的形成及流变

       汉魏和唐宋时期,政治、经济、文化高度繁荣,无论是国家的“礼制下行”,还是下层民众自发形成的民间规约都得到了较大发展。且经过前代的孕育,拜堂仪式中的“三拜”(拜天地、拜高堂、夫妻对拜)至唐代已经合成。这一时期,新郎新娘是在新婚后的第二天拜见舅姑,俗名叫作“拜堂”,这与后世的拜天地有所不同,与上述《仪礼》的新婚第二天拜见舅姑之礼相同。在唐代以前北方地区称之为“交拜礼”,唐时“拜堂”一词正式出现。“夫妻对拜”早在晋代文献中已有记载,在南北朝时期,夫妻对拜固定为一项婚姻礼仪。汉族婚姻习俗中,婚礼的一系列拜堂仪式得以执行约起源于北宋时期,后在全国各地流传,北宋时期一般是婚礼当天先拜家庙,次日五更再夫妻展拜。在南宋时期,这一系列程序则改在了当天,在举办婚礼的时候,新婚夫妇要参拜天地,再拜夫婿的父母和尊长以及祖先,也有的将拜天地、拜祖先和父母以及夫妻对拜合称为“拜堂”,当然这也存在不同地域差异的情况。至辽代、金代和元代时期除一些少数民族外,基本没有太大变化,大多承袭唐宋时期的婚礼拜堂仪式制度。

(1)“拜天地”

       亲迎之日,新郎和新娘举行隆重的拜堂仪式。“拜堂”又称为“拜天地”,拜堂的地方一般在专门搭设的喜堂中进行,设有一张天地桌,上面供奉着天地君亲师的牌位,供桌后方悬挂祖宗神幔,新郎新娘在这里行三拜九叩礼。参拜的时辰以及方位等,要由算命先生根据喜神的方位等占卜吉时举行。

       关于“拜天地”的由来,有这样一个传说故事:相传女娲造人的时候,开始只造了一个俊俏的后生,这后生虽说有吃有穿,逍遥自在,但孤孤单单一人,总觉得很闷。所以常唉声叹气。一天晚上,月亮圆了,明光光地挂在天上,小伙子触景生情,更感寂寞,就对月亮说:“月老月老你细听,给我找个知心人,我世世代代领你的情!”刚说完,月亮一忽闪,一个白眉长须的老人拄着一根龙头拐棍来到小伙子的面前,说:“后生不要愁,我给你找个小帮手”。说完后,一阵清风,长须老人不见了。小伙子感到很纳闷。过了一个时辰,就见长须老人领着一个姑娘飘悠悠地落到小伙子面前,对小伙子说:“我到女娲那里,让她又造了一个女人,给你领来了。 你们先认识一下,一会儿我给你们办喜事。”一忽闪,老人不见了。小伙子见姑娘脸腮绯红,像月季花一般,于是喜上眉梢;姑娘见小伙子眼睛明亮,诚实坦白,也觉得情投意合。两人四目一对,一见钟情。小伙子结巴着说 : “你愿意和我一块生活吗?” 姑娘听了,脸上飞起两朵红云,说:“ 愿意。”正在这时,传来一阵笑声,长须老人领着两个白发白须的老人站在小伙子和姑娘面前,指着两个老人说:“这是天公和土地,你们以后的生活全都离不开他俩。现在我们给你们办喜事,首先,给养育你们的天公、土地拜三拜。”随着月下老人的喊话声,小伙子和姑娘对天、地拜了三拜。随后,月下老人笑着说:“我给你们牵红线,你们还得给我拜拜。”小伙子和姑娘又对着月下老人拜了三拜。刚拜完,三位老人全不见了。从这以后,两人过起了你耕田来我织布的幸福生活。为了感激天地的养育之恩,为了感激月下老人牵线搭桥的恩惠,从此以后在结婚时必须:一拜天地;二拜月下老人;三拜父母。便形成了结婚“拜天地”的习俗 。

(2)“拜高堂”

       婚礼拜父母称之为“拜高堂”,为什么叫作“高堂”呢?《说文解字》里讲“堂,殿也。”而唐代把皇帝居住的地方称为“殿”,为了与其区分,便将百姓居住之地称为“堂”。关于“高堂”有不同的解释,一说古代每天都要到父母的内堂行礼,所以称为“高堂”;二说“高”字体现出对父母的敬重之意。不管怎样理解表达的都是对父母的尊重之情。唐代段成式《酉阳杂俎》卷一《礼异》篇记载:“北朝婚礼,青布幔为屋,……近代婚礼,当迎妇……妇入门,舅姑以下悉从便门出,更从门入……娶妇。夫妇并拜,或共结镜纽。又娶妇之家,弄新妇,腊月娶妇,不见姑。”说明在唐代已有拜见男方父母的习俗,只是存在在腊月时候结婚不拜见的习俗;在北宋孟元老《东京梦华录》中《娶妇》篇的记载,“散后。次日五更,用一卓,盛镜台镜子于其上,望上展拜,谓之‘新妇拜堂’。次拜尊长亲戚……谓之‘答贺’。”也可得出北宋“拜高堂”虽在婚礼次日,但这一风俗已经十分盛行,并发展完备;在南宋吴自牧《梦华录》二十卷《嫁娶》中“女挂于手,面相向而行,谓之‘牵巾’,并利于堂前,遂请男家双全女亲,以秤或用机杼挑盖头,方露华容,参拜堂次诸家神及家庙……及参谒外舅姑已毕……以终其仪。”也提到了参拜家长宗庙的礼仪。

(3)“夫妻对拜”

       从现有史料的记载,未见汉代之前有夫妻拜堂的记载,但是在《世说新语》中有个故事,可证明拜堂风俗始于晋代的徐州。当时有个叫王浑的徐州刺史,元配老婆死了,又娶了一个。续娶之妻为颜氏,是个平民百姓,地位比较低。他们拜堂时,颜氏先拜王浑,然后王浑准备答拜。这时,有人对王浑说:“你是一个州级高官,怎么可以拜她?”王浑就没有答拜。为此颜氏非常恼怒。尽管这对夫妻的对拜没有最后完成,但说明当时的徐州的确存在夫妻对拜的风俗。据《隋书·礼仪志》记载,北齐皇帝举行婚姻大典时,夫妻也要互拜的。从唐代开始,上至皇家下至平民百姓,婚礼时全部要行夫妻对拜之礼。宋代以后,全国普遍流行起来,要拜天地、祖宗、舅姑(公婆),并夫妻对拜,这对于外姓女子从此成为男方中的一员具有重大意义,因此“夫妻对拜”成为婚礼交拜仪式中最重要的大礼。

(三)明清至民国时期的拜堂仪式


       明清时期,大部分地区依然沿袭古代“六礼”之制,并将交拜于庭,称之为“周堂”。《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西南卷》中《叙州府志》四十三卷清光绪二十二年记载:“至,则婿家妇一人扶新妇升堂,婿左妇右,拜天地、祖宗。交拜毕,入室行合卺礼。逾时,遂遍拜舅姑及诸尊长,受拜者皆有拜礼,亦有次日始拜舅姑及尊长者。完婚后一二日,婿偕新妇往拜外舅姑,女士先以柬邀之,谓之‘接回门’。”由于地区的差异,在拜见舅姑和尊长上有婚礼当日和次日的差别,清代时舅姑还依然指的是新郎新娘的父母,只不过在婚礼当日新娘的父母也是不必拜见的,完婚后一两日,新郎领着新娘回门时再拜见,将新娘的父母称为“外舅姑”;《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西北卷》中《同官县志》三十卷民国三十三年记载:“又一人向新妇撒以谷草节、黄表纸(谓如有祟拦路,贪拾钱不顾也),于是夫妇并立,跪拜天地、五祀、月老,曰‘拜天地’(礼为四兴四拜)。拜毕,入洞房。”可看出民国时期,在拜堂仪式上地区的差异,在仪式上有防鬼祟图吉利的习俗,像是向新妇撒谷草节、黄表纸,出现了“四兴四拜”的仪式。此外,明清到民国时期的变化除了上述所举事例由“一拜三叩”、“三拜九叩”到“四兴四拜”等多种参拜对象以及婚礼当日和次日参拜的不同外,在不同地区还出现了新郎新娘并拜、一人拜的现象。

       婚礼仪式象征着男女二人的真正结合,拜过堂之后,两人就开始脱离父母独立生活。因此拜堂仪式象征着遵照天地的指示而结合,并担负起孝顺父母、长辈和繁衍后代的职责,因此人们历来重视婚礼,并将此仪式代代传沿下来。

参考文献:
杨天宇.《礼记译注》[M].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7).
(宋)孟元老著,邓之诚注.《东京梦华录注》[M].中华书局,1982.
(宋)吴自牧.《梦粱录》[M].中国商业出版社,1982 .
(宋)李昉著.《太平广记》[M].中华书局,1961 .
丁世良、赵放主编.《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西南卷》[M].书目文献出版社,1989.
何跃青主编.《中国婚俗文化》[M].外文出版社,2013.
张亮采著.《中国风俗史》[M].湖南大学出版社,2014.

(图片来源于网络)

撰       稿:秦    雪
图文编辑:秦    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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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帖最后由 想要飞的猫 于 2018-10-20 11:39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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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小说的对照模式与蒙古想像 ——以《射雕英雄传》郭靖英雄形象的塑造为例

      【内容提要】金庸在《射雕英雄传》一书中,浓墨重彩地描绘了“蒙古人生性质朴,敬重英雄好汉”的理想品质,但是,这些蒙古想像并不出自金庸对于蒙古文化以及蒙古生活的现实了解。金庸的蒙古想像更多地是出于郭靖的英雄形象塑造之需要。因为需要塑造英雄形象,所以需要有各种陪衬形象来完成这一塑造,于是,有了各种对照人物的出现。同样,因为需要塑造英雄,所以需要有适合英雄品质生长的土壤。金庸选择了蒙古作为英雄生成的土壤,自然也就只能按照英雄的生长条件对于这一土壤的要求来对蒙古进行艺术想像。可见,《射雕英雄传》中的蒙古想像,主要是出于结构的需要,而不是对于现实的临摹。

      【关键词】小说创作;英雄形象;民间文学;对照模式

     【作者简介】施爱东,1968年生,文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金庸小说深受民间文学的影响。以小说中的人物配置而言,金庸往往使用对照(对立)模式,成对成双地构建人物谱系,然后再把对立双方从不同的方向调往同一活动场面,使他们相遇并展开矛盾冲突。这种对照模式下的人物形象,往往个性鲜明,相映成趣。

       在《射雕英雄传》中,围绕小说的英雄主人公郭靖,金庸配置了一系列对照(对立)的人物形象。这种人物设置的对照模式,可能体现在人物的内在品性方面,也可能体现在人物的外部体貌方面,或者体现在其它许多方面,其鲜明的对照(对立)特征总是会在读者的阅读中留下深刻的印象。如郭靖/杨康(憨厚的少年/奸诈的少年)、郭靖/黄蓉(傻女婿/巧媳妇)、黄蓉/华筝(机敏的南方姑娘/淳朴的北方姑娘)、黄蓉/穆念慈(受追捧的女孩/受侮辱的女孩)、铁木真/完颜洪烈(智勇双全的蒙古首领/工于谋略的金国王爷)、北丐/西毒(玩世不恭的正派武林高手/雄心勃勃的邪派武林高手)等等。
所谓“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来打地洞”。为了突出英雄形象的典型色彩,同时赋予其“合理”的可能性,金庸对典型人物成长环境与成长过程中的诸多要素进行了艺术调配,或者说虚拟设置。本文着重谈论的是,为了塑造郭靖/杨康这对矛盾人物,金庸对他们的成长环境进行了怎样的想像加工?并借此探讨金庸小说对照模式的结构法则。


       少年郭靖与少年杨康,两人的先天条件几乎是一模一样的:

1. 同是将门之后。杨康是杨家将的传人,郭靖是水浒英雄赛仁贵郭盛的后代。
2. 家庭出身几无差别。两家比邻而居,家境相似,其父辈武艺相近、品性相合。
3. 有指腹为亲的兄弟关系。两人差不多同时出生,同是全真道长丘处机给取的名字,两人名字合在一起,意思是“不忘靖康之耻”。

       但是,两人的后天成长环境却因战乱而错开,且形成鲜明对照。

       金庸选择了把少年郭靖培养成为正面形象。于是,为了让郭靖成长为一个正直、淳朴、诚实、守信、坚毅、不畏强权的英雄,金庸首先必须为他选择一个适于此一品性生长的社会环境。金庸选择了蒙古。小说中写到李萍从战乱中存活下来,野地产子,漫无目的地走入了大漠草原。茫茫大漠,风沙如刀,母子俩死生未卜,幸而遇到两位不知名姓的蒙古牧民,从此,金庸把郭靖这颗英雄种子撒在了这样一片土壤之中:

       蒙古人生性好客,怜贫恤孤,见她母子可怜,就邀她到蒙古包去饱餐了一顿,好好睡了一觉。蒙古人以游牧为生,赶了牲口东迁西徙,追逐水草,并无定居,用毛毡搭成帐篷以蔽风雪,就叫做蒙古包。这群牧民离开时留下了四头小羊给她。(金庸,P99)当时的蒙古人尚无文字,风俗粗犷,却是最重信义礼节,尤其尊敬客人。蒙古人自来不说污言秽语,即是对于深仇大寇,或在游戏笑谑之际,也从不咒诅谩骂。客人来到蒙古包里,不论识与不识,必定罄其所有的招待,而做客人的也决不可对主人有丝毫侮慢,如不遵主客之礼,皆以为莫大罪恶。(金庸,P115-116)

       有了好的土壤,还要有好的浇灌者。许多评论家都注意到,作者在《射雕英雄传》中着力塑造的真正英雄是铁木真,而不是郭靖,正如《鹿鼎记》中的真正英雄是康熙而不是韦小宝一样。但由于铁木真是个不可再生、无法模仿的天才人物,他不是郭靖所能学习仿效的人物类型,因而也不是郭靖这颗英雄种子的浇灌者。小说中对郭靖英雄品格影响最大的蒙古英雄,一是哲别,一是拖雷。

       哲别是郭靖的箭术老师。郭靖第一次见到箭无虚发的黑袍将军哲别,就有惺惺相惜的崇敬,后来更是舍命帮助哲别躲避铁木真部众的追捕。哲别为了回报这个一面之交的小朋友,居然在与博尔术的生死决斗中,以饶博尔术一箭为条件,请求“一命换一命”,不惜以牺牲自己的生存希望来保全郭靖的生命。

       这种舍己为人的气概后来也出现在了郭靖的行为中。当成吉思汗攻破撒麻尔罕城,下令屠城之际,郭靖放弃了自己为之努力很久的和黄蓉的爱情与婚姻,请求以自己的破城之功,换取成吉思汗“饶了这数十万百姓的性命”(金庸,P1352)。郭靖身上所表现出的许多阳刚、豪迈气质,都可以从哲别的身上找到其原始影像。

       拖雷是与郭靖共同成长的少年伙伴。英雄的阳刚精神和男性自我意识、英雄气概的培养,往往需要置身于一个同龄的男性团体之中,才能得到最充分的发挥和肯定。在金庸笔下,拖雷充当了这一同龄团体的突出代表。拖雷在小说中的初次出场是与郭靖“结安答”,郭靖给他一块母亲自制的红色汗巾,他回赠了一个黄金项圈。接着,在与都史等人的群殴中,两人从最初的恼怒、害怕,到奋起反击,不屈不挠,再到拖雷单挑群少等等,无疑对郭靖的性格成长形成巨大影响。这一出小儿群殴中拖雷的出色表现,甚至可以视作郭靖与杨康“比武招亲之战”的一次预演。

       小说中哲别和拖雷形象塑造,显然都是为郭靖而设置的。一个是“英雄老师”,一个是“英雄同学”。金庸有意把郭靖种植在这样一块崇尚英雄、盛产英雄的土壤之中,无非是为了把郭靖培养成为一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

       作为郭靖的对照形象杨康,其生长条件却与郭靖的条件截然相反。为了把杨康培养成为一个奸诈的机敏少年,金庸选择了大金王子完颜洪烈的王府作为他的苗圃所在,让他以完颜洪烈养子的身份出场。
杨康的养父完颜洪烈在金庸笔下是一个阴险狡猾、虚伪奸诈的典型。此人每一举手、一投足、一张口,无不透露着阴谋与险恶。他甫一出场就阴谋制造了一桩牛家村血案;一到蒙古就开始挑拨桑昆与铁木真的关系。他处处离间朋友,设局害人。

       完颜洪烈的种种卑劣行径,堪为杨康榜样。小说中写到,完颜洪烈兄弟初入蒙古,就以其轻浮的人品,与铁木真等蒙古英雄形成鲜明的对照。完颜洪烈的哥哥完颜洪熙,在金庸笔下更是轻浮得拙劣:

       完颜洪熙见郭靖等许多蒙古小孩站在远处,睁大了小眼,目不转瞬的瞧着,便哈哈大笑,探手入怀,抓了一把金钱,用力往小孩群中掷去,笑道:“赏给你们!”他把金钱撒得远远地,满拟众小孩定会群起欢呼抢夺,那时既显得自己气派豪阔,且可引为笑乐。(金庸,P115)

       相比之下,淳朴自尊的蒙古儿童,却并未如其所料,“欢呼抢夺”金人抛出的钱币:
这群小孩都是蒙古兵将的儿女,年纪虽小,却是个个自尊,对掷来的金币没人加以理睬。完颜洪熙讨了个老大没趣。(金庸,P115)

        完颜兄弟骄奢淫逸的大金兵将,也与铁木真战无不胜的蒙古军队形成鲜明的对照:

        这时太阳刚从草原远处天地交界线升起,铁木真上了马,五千人队早已整整齐齐排列在草原之上。金国兵将却兀自在帐幕中酣睡未醒。(金庸,P118)

       在金庸的想像中,蒙古人有崇高的荣誉感和极为坚定的处世原则,而与之相对的金人和汉人却总是不择手段。在一次围剿铁木真的战斗中,完颜洪烈麾下的四名汉族武士先后围攻郭靖,却被完颜洪烈的蒙古盟友所耻笑:

       山下蒙古众军突然大声鼓噪,呼喊怒骂。须知蒙古人生性质朴,敬重英雄好汉,眼见这四人用车轮战法斗郭靖已自气愤,再见二人夹击一个空手之人,实非大丈夫的行径,都高声吆喝,要那两人住手。郭靖虽是他们敌人,大家反而为他呐喊助威。(金庸,P230)


      金庸对蒙古形象的描写,寄托着他对质朴人性的呼唤。他笔下的蒙古人是理想化了的英雄群体。尽管金庸也谴责铁木真铁蹄所到之处的血腥与残暴,但这种谴责更多的是道德概念、精英意识的形象化表现,是小说中的插曲,而不是金庸小说的本意和主旋律。洋溢在小说中的更生动、更明快、更拨人心弦的,是金庸对蒙古式淳朴民风和蒙古式豪迈英雄的想像和向往。同时,他把这种想像当成了小说英雄生长的坚实土壤。

       与这种讴歌、向往的态度相对照的,是金庸对“南人”(包括金人)气质的失望与无奈。在《射雕英雄传》中,蒙古人与非蒙古人的品性有着天然的差别:出于对比的需要,非蒙古人被金庸描绘成了说话不算数、人性险恶、机巧难测的“南人”。

       根据小说的安排,郭靖十八岁成年之后,就得离开蒙古,到另一个舞台上去成就他的英雄事业。拖雷在礼送郭靖南归时,金庸让拖雷说出这样的话来:
安答,南人说了话常常不算的,你可得小心,别上了当。(金庸,P238)

        郭靖与杨康比武招亲一战,金庸更是直接以叙事者身份插入议论:

       他(郭靖)天性质朴,自幼又与粗犷诚实之人相处,是以对人性之险恶竟自全然不知。……这时愤怒之下,又是茫然不解,真不相信世间竟有这等事情。(金庸,P268)

        而与华筝的久别重逢,却让郭靖充满着喜悦:

        蒙古人性子直率,心中想到甚么,口里就说了出来。郭靖与南人相处年余,多历机巧,此时重回旧地,听到华筝这般说话口气,不禁深有亲切之感。(金庸,P1304)

        在金庸虚构的宝应之战中,当哲别、拖雷、博尔忽处于弱势的时候,面对强敌围攻,三位蒙古英雄争相要求断后,保护同伴,体现了死生与共的团结精神;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一旦强弱形势逆转,本来如狼似虎的金兵与汉族武士却立即表现得“魂飞魄散,四下里乱逃”,三个首领中,“两人竟然背道而驰”,剩下一个“奔的却又是另一个方向”。(金庸,P590)蒙古英雄的牺牲精神与“南人”的贪生怕死形成鲜明对照。

        在拖雷出使临安的故事中,金庸更把自己对“南人”品性的失望表现得淋漓尽致:

        拖雷奉父王之命出使临安,约宋朝夹击金国。但宋朝君臣苟安东南,畏惧金兵,金兵不来攻打,已是谢天谢地,哪敢去轻捋虎须?因之对拖雷十分冷淡,将他安置在宾馆之中,迁延不理。……及后消息传来,蒙古出兵连捷,连金国的中都燕京也已攻下,宋朝大臣立即转过脸色,对拖雷四王子长、四王子短,奉承个不亦乐乎。至于同盟攻金,变成毫不费力的打落水狗,尚能乘机坐收厚利,又何乐而不为?……拖雷心中鄙夷,但还是与南宋订了同盟攻金之约。(金庸,P932)

       但是,当时的蒙古人与大宋王朝毕竟还是对立的军事集团,当蒙古与大宋兵戎相见的时候,郭靖何去何从?其生命意义就成为“一个问题”。金庸在小说中借郭靖之去留选择,表达了这种难以言说的复杂情感。

       拖雷劝道:“安答,你自小生长蒙古,就与蒙古人一般无异。赵宋贪官勾结金人,害死你父亲,逼得你母亲无家可归。若非父王收留,你焉有今日?你我兄弟情深义重,我不能累你做个不孝之人,盼你回心转意,遵奉大汗令旨。”

       郭靖望着母亲,就欲出口答应,但想起母亲平日的教诲,又想起西域各国为蒙古征服后百姓家破人亡的惨状,实是左右为难。(金庸,P1138-1139)


       金庸在写作《射雕英雄传》之前,从未去过蒙古,他的蒙古想像是为了给武林英雄郭靖的品格形成营造一个合乎情理的成长环境。并以此与杨康的成长环境形成鲜明对照。也就是说,即使金庸不选择蒙古来作为郭靖英雄品格的生成土壤,而是选择了别的族群,出于结构的需要,金庸一样会按照自己的审美理想和英雄人物的塑造要求,将这一族群想像并描绘成另一个“蒙古”。

       金庸《射雕英雄传》中的蒙古想像,是在有关蒙古历史传说的基础上,根据金庸自己的审美理想加工改造过的虚拟世界。如果金庸为郭靖选择的生成土壤是另一族群,那么,小说所要更换的只是与这一族群的历史传说相关的具体情节与事例,而金庸自己的审美理想则是不变的。换一种方式来说:具体情节和事例是可更换的,而这些情节和事例所要指向的目标是不变的。

       具体到《射雕英雄传》的情节选择,金庸在该书《后记》中说到,他对于成吉思汗及其身边英雄事迹的想像主要源自于一本叫做《忙豁仑纽察脱必赤颜》的奇书。该书翻译成现代汉语,即《蒙古秘史》,这是一本“蒙古皇室的秘密典籍,绝不外传,保存在元朝皇宫之中。”(金庸,P1493)《蒙古秘史》是一本采自古代蒙古族口头传说的历史记忆,这是一部充满着蒙古人自豪与骄傲的、对于自己民族英雄的历史记忆。它事无巨细地记录了从成吉思汗到窝阔台时期的许多历史与传说。书中突出了成吉思汗的家族历史、成长经历、征战立国等各种传说,记载了蒙古汗国南征并进兵中亚、远征欧洲的部分英雄历史。

      但是,汉族民间文学中的历史记忆,却是基于受压迫民族的痛苦经历。在东南沿海各地以及内陆部分地区,盛传这样一类关于中秋节的传说:
元朝末年,汉人打算起来反抗蒙古人的统治,却苦于无从传递消息。后来刘伯温想出一条计策,到处散布流言,说有冬瘟流行,除非家家户户都在中秋节买月饼来吃,才能避免。人们买了月饼回到家中,发觉里面藏着纸条,上面写着:“中秋夜,杀鞑子,迎义军!” 于是众人纷纷起义反抗统治者,中秋节吃月饼的习俗就是这样留下来的。

       无锡人中秋早晨一般都吃红烧玫瑰糖芋头,据说也与此有关。相传蒙古灭宋之后,民族压迫深重,汉人时刻都想反抗。有一年,大家约好中秋之夜一齐动手。为了厌胜,人们要吃红烧芋头,象征“鞑子”人头落地,这就是现在中秋节吃糖芋头的来历。

       这个传说在潮汕各地则变异为:当时元朝统治者规定,每户潮人家都要住一个蒙古兵,受汉人供养,监视汉人的行动,并且只允许三家共用一把菜刀。老百姓恨极了,便趁着中秋节吃月饼的机会,把相约举事的纸条,放在月饼馅子里。潮人取芋头与“胡头”谐音,且形似人头,因此每至中秋,则以芋头来祭奠祖先,历代相传,至今犹存。

        蒙古人与汉族人的两种不同的历史记忆是一组矛盾的对照(对立)文本。这种矛盾同样反映在了《射雕英雄传》一书中。

        我们透过金庸的蒙古想像所看到的,正是蒙古族的民间记忆与汉民族的民间记忆之间的矛盾统一。一方面,是成吉思汗气呑万里如虎的英雄气慨;一方面,是成吉思铁蹄之下“成千成万座房屋兀自焚烧,遍地都是尸骇,雪满平野,尽染赤血”(金庸,P1353)的残酷。对前者,金庸表达了他由衷的敬仰与向往;对后者,金庸不能不借着郭靖或丘处机之口,予以谴责和劝谏。


       对照模式是民间文学中最常见的结构模式,但是,作为精英文化的作家文学,如果一味照搬民间文学模式,把一种简单的结构形式拿来反复使用,也一定会变得面目可憎。

       为了避免特定模式的简单重复,金庸小说始终在寻求变化。但这种变化并不是刘再复所谓的“性格的二重组合”——呈现为一种渐变的、“复杂”的、或者是模糊的状态。金庸小说的人物配置始终个性鲜明,体现着浓烈的民间色彩。在对照模式的应用上,他采用了“有限变异”的方式,通过在不同层次不同角度上的内外对照,不断变换对照技巧。

       如果我们把整个的金庸武侠小说当作一个整体来看,那么,这种人物设置的对照(对立)模式在金庸的小说中,并不局限于一个层次或角度,而是多层次多角度的。

       以“两兄弟型故事”(民间文学中的两兄弟型故事,一般都将哥哥设为反面角色,将弟弟设为正面角色)的对照模式而言,在郭靖/杨康这一对矛盾之外,还有陈家洛/乾隆皇帝、张无忌/宋青书、石破天/石中玉等许多相似的矛盾关系。

       在这些“两兄弟型”的矛盾体中,作为人物品性的对照(对立)关系是比较稳定的,即“正直善良/邪恶奸诈”;而且,在金庸小说中,这一组矛盾显然可以明确地对应于另一组对照(对立)的成长模式:即“历经磨难的少年/纨绔少年”。

        如果写成公式,可以这样来表达:

       历经磨难的少年:正直善良 / 纨绔少年:邪恶奸诈

      一公式在金庸小说中基本上是稳定的、不变的。它与金庸的主观意志,比如,固有的思想观念、审美理想等文化积淀有必然联系。

       在这一公式的前提之下,若只以反面人物的成长环境而言,杨康的成长环境与宋青书的成长环境又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宋青书的成长环境又与石中玉的成长环境大不相同。杨康生长于污浊的帝王之家,是邪恶之家开出的邪恶之花;而宋青书却是成长于光明正大的武当世家,是名门正派培养出来的遗传变体;石中玉则是游走于玄素庄、雪山派、长乐帮等或正或邪的武林派别之间的天然恶少,看不出其与生长环境之间的必然联系。我们可以用公式表示为:
英雄少年/邪恶之家开出的邪恶之花 // 英雄少年/名门正派培养出来的遗传变体// 英雄少年/游走于正邪武林派别之间的天然恶少
金庸只是改变了其中的一个因子,比如反面形象及其生长环境之间的联系方式,就能生出许多的新的变化。

       当然,这一公式还可以根据变化因子的不同,生成其它更多的组合方式,因而这一公式是不稳定的、可变的。

       由此可见,金庸小说人物配置的这种对照(对立)关系体现为一种既稳定,又可变异的“有限变异”模式。也就是说:
作为人物配置的对照关系是不变的,但其具体的对照方式却是可变的。

       当然,在金庸小说中,除去这种兄弟品性的对立关系之外,更多的是兄弟品性的统一关系,如《书剑恩仇录》中的黑白无常、《笑傲江湖》中的桃谷六仙之类,但即使是这种统一关系,也可能在另一层面上构成另一种对照(对立),如黑白无常一黑一白的相貌就是一组鲜明的视觉对照。金庸小说人物配置的这种对立统一关系是一个极其复杂的、多层次的模型,我们很难在这篇文章中一网打尽,因为它与蒙古文学与比较文学研讨会无关,本文也就不再深入讨论了。

(图片来源于网络)

图文编辑:郭晓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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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帖最后由 想要飞的猫 于 2018-11-9 12:48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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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野实践】2018年静安村颁金节田野调查札记(11.7)

       2018年11月4日清晨,辽宁大学文学院民俗学教研室邵凤丽副教授带领民俗学研究生王舒、郭晓宇驱车前往目的地沈阳市于洪区马三家街道静安村,参加静安村满族同胞欢庆颁金节383周年活动。

       颁金节时间为每年农历十月十三日,是满族人的族庆,也是纪念清太宗皇太极正式确定“女真”为“manz**”的日子。“颁金”为满语音译,有“生”、“生成”、“生机勃勃”之意。因为颁金节不是法定节假日,为了让大家共同参与,所以全国各地的满族同胞会在颁金节正日子前后举办庆祝活动,农历十月也被称为颁金月。

静安神堂

一、村落概况

       静安村是沈阳市的一个满族聚居村落,坐落在于洪区马三家子街道,为“沈阳国际满语文传承保护实验区”。这里还是“沈阳满族联谊会于洪区静安堡分会”,并被沈阳市于洪区民族事务委员会批准为少数民族村。

       一下车,最先入眼的便是古朴简单的静安神堂,这是举行祭祀的场所。清代,东北地区的满族人在祭祀神灵或祖先时都要举行隆重的典礼,而杀猪、吃肉则是典礼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祭祀流程

1、震米

      这次祭祀主要由喜登萨满孙铁峰主持。喜登萨满在神像面前磕三个头,然后跪着将萨满铃系在身上,将神帽戴在头上,开始震米。经过震米之后的小米会被做成打米糕,供奉给祖先。

2、领牲

       村民们将事先选好的猪置于供奉的神位前,猪头的方向需要正对着神位的方向。猪的毛色必须纯黑,无一杂色。

      领牲需要将热酒灌入猪耳。若猪耳动,则视为吉祥;不动,则要重新祷告。待猪耳动过之后,便将猪于神位前宰杀。

3、打米糕

       这时候,小米蒸熟了。把蒸熟的小米放在神位前进行敲打。敲打成粘稠状之后,在小米的表面涂抹一层东北特产油茶面,由未出阁的格格将小米捏成长五厘米宽三厘米左右的长方形米糕。

4、上香

       摆供品之前,总负责人那阳老师在祭台前点燃九根香,分别供奉灶神,天地神等各路神明。

5、上供

      供桌上除了苹果、香瓜、橘子、香蕉、红枣等供品,还有刚刚捏好的米糕和米酒。米糕有八碟,每碟有八个,碟上放着一双红筷子。盛放米酒的酒杯也有八杯。

6、摆件子

      献牲之后的猪被宰杀成八块,包括猪头,脖圈,前后腿等等,按顺序摆放在桌子上。

7、跳肉神

     摆件子完成之后,开始跳肉神。这个也是最隆重的一个环节。萨满除了使用萨满鼓,还使用了法铃。

     跳肉神结束,喜登萨满跪在神像面前,将萨满铃,神帽等一一卸下,再次磕三个头起身。

8、磕头

      跳肉神结束,要撤件子,之后满族族胞磕头,喜登萨满在旁边用满语和普通话进行主持。

9、集体用餐

      最后,参加活动的人一起其乐融融的用餐,在吃饭的时候,他们还跳了满族舞蹈,唱了满族歌曲,在欢声笑语中大家共同回忆民族历史,传承优秀的传统文化。

(图片来源:郭晓宇、王舒)

撰       稿:王    舒  郭晓宇
图文编辑:王    舒  郭晓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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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遗之窗】手中木偶演绎世间情(11.11)

       年幼时,每次跟着大人赶庙会,总能看到一个两三平米的简易台子,一群孩童将简陋的小戏台围得严严实实,叽叽喳喳地翘首以盼。表演开始了,对于戏台上铿锵悦耳的唱腔,即使听不大懂,也不在意,艺人手中的木偶才是我们的最爱,一举一动,惟妙惟肖。

源远流长的木偶戏


       木偶戏是由幕后的演员操纵木制玩偶进行表演的戏剧形式,在古代称之为傀儡戏,集民间戏曲、民间音乐、民间舞蹈于一体,将天下奇事呈现在一方小小的舞台上。关于中国木偶戏的起源,迄今为止没有统一的定论,较为普遍的说法是:“源于汉,兴于唐”。

    《后汉书》中记录:“时京师宾婚嘉会,皆作魁儡,酒酣之后,续以挽歌。”这是对木偶戏最早的文献记载。汉代,木偶戏在婚礼节庆场合中,作为娱乐消遣的表演形式而存在。晋朝王嘉所著的《拾遗记》中:“于掌中备百戏之乐,宛转屈曲于指掌间,人形或长数分,或复数寸,神怪倏忽,玄丽于时。乐府皆传此技,至末代犹学焉。”描绘了木偶戏的表演特色与木偶的形体,同时反映出木偶戏在当时深受乐府追捧。唐朝是古代文学艺术空前发展的时期,木偶戏逐渐成为全国百姓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北梦琐言》记载:“……频于使宅堂前弄傀儡子,军人百姓,穿宅观看,一无禁止。”到了宋朝,木偶戏的表演类型趋向多元化,达到木偶艺术的兴盛时期。耐得翁的《都城记胜》:“弄悬丝傀儡、杖头傀儡、水傀儡、肉傀儡。凡傀儡敷演烟粉灵怪故事、铁骑公案之类,其话本或如杂剧,或如崖词。”可见,宋朝的木偶戏内容十分丰富。此外,当时的演出团体经常出没于各个街市小巷,有时应召到宫廷中演出,上至贵族大臣,下至寻常百姓都为之称赞。明清时,木偶戏同戏曲并驱发展,艺术形式带有地域性,在与当地的戏曲结合中博采众长,木偶的制作工艺也达到了较高的水平。

哇,原来木偶戏已有上千年的历史了。


不仅如此,在2006年,木偶戏就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了呢。


我对木偶戏真是越来越好奇了,再给我讲讲。


小伙伴们,你们知道木偶戏有哪几种吗?


异彩纷呈的艺术类别


提线木偶

       古代称为“悬丝傀儡”,艺人用线牵引木偶表演。提线木偶由偶头、笼腹(躯干)、四肢、提线和勾牌(提线板)组成。这种木偶高约两尺,偶头用樟木或柳木雕刻成形,内设机关,以便提线操纵。为了与笼腹结合,木偶的脖子上粗下窄,可以随意扭动头部;笼腹用竹制成,以麻绳与手相连;木偶的手有文、武之分,武手舞刀弄枪,文手挥扇撑伞;脚又可分赤脚、靴脚和旦脚。提线可达6尺,一般为16条,由艺人根据具体动作来取舍。

布袋木偶

       又称“掌中木偶”,这种木偶戏的特点是艺人直接用手指操纵表演。木偶由偶头、中肢和服装构成。表演时,完全依靠艺人灵活的手指,食指掌握头颈,中指和拇指伸到左右衣袖中操纵双手。为了丰富木偶的动作,有时需要借助一根拐杖形竹签辅助表演。这种木偶体积小,操作方便,多是用于上演武戏,凭借艺人精湛的技艺来表演腾空跳窗等高难度动作。布袋木偶动作活泼,深受小孩子们的喜爱。

杖头木偶

      杖头木偶是由艺人同时操作一根命杆和两根手杆的表演形式。命杆,也就是主杆,支撑着木偶的肢架,与偶头相连接。根据手杆放在木偶衣服的内外,可以分为“内操纵杖头木偶”和“外操纵杖头木偶”,中国传统形式是内操纵完成木偶的手部动作。杖头木偶主要表演传统戏剧曲目,木杆在宽大的古代服饰中自由活动,既能够展现甩须抖髯的粗犷动作,也能将女性的婀娜体态表演得栩栩如生。

铁枝木偶

       据说铁枝木偶源自皮影戏,艺人们用绣帘当作幕布,摆上小桌子和道具用于表演,潮汕人称之为“纸戏”。在表演时艺人操纵木偶身上的铁丝完成动作。铁枝木偶身高一尺到一尺五,由彩塑泥头,桐木躯干,纸手木足组成。一场演出,往往需要多个艺人的相互配合,或盘膝而坐,或站于台正中,在木偶背后操纵,形象规整、结构别致。

     “一口道尽千古事,十指操弄百万兵。”舞台上,艺人们用手中的木偶诉说着世间情,演绎着人生百态。你方唱罢我登场,欣赏一场木偶戏,就会被一个个有血有肉的人物吸引,同悲同喜。这份传承千年的手艺,值得我们每个人守护和延续,让指尖呈现大千世界的艺术,在岁月长河中熠熠生辉。

参考文献:
[1]魏爱棠.木偶戏[J].艺术遗产纲目.2018.
[2]骆燕.木偶戏前世今生初探[J].艺术百家.2014.
[3]段杨波.中国木偶戏源流[J].中华文化论坛.2011.

(图片来源于网络)

撰       稿 :闫    妍
图文编辑 :闫    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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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帖最后由 想要飞的猫 于 2018-11-22 21:13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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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野随笔】充满诗意的“辽中满族祭祀”(11.18)

       祭祀是华夏礼典的一部分,是民俗学者重点关注的领域之一。2017年农历五月十三,辽宁省沈阳市辽中县蒲河村举行祭祀关帝仪式,祭拜关帝已经成为蒲河村一年一度的重要民俗活动,此次调研的目的就是通过田野调查发现并梳理蒲河村村落记忆与祭礼的发展历程。

       祭祀活动举行时间为2017年6月7日凌晨三点,我们一行五人于7日凌晨十二点从沈阳出发,驱车两个小时到达目的地。前一天的斜风细雨,给初夏的夜晚带来一丝凉意。

听取蛙声一片


       蒲河村凌晨的景象使我对辛弃疾《西江月·夜行黄沙道中》有了切身的感悟。家庙祠堂在蒲河村西侧水田里,距村子有一公里左右,我们没有地方落脚又不能打扰村民休息,所以选择在家庙前等候。

       凌晨两点的农村水田边,空气中还夹杂着白天雨后的凉意,乌云密布的天低沉的压着,四周空无一人,甚至看不到一点亮光,满眼是空洞的黑。只有青蛙的叫声清脆入耳,寂静的水田让连阵的蛙声显得格外惹人注意。直到三点多,才有窸窸窣窣的村民出现,我们一行人收拾起行囊投身到这次家庙祭祀中。


庭院深深深几许


      家庙建于水田之中,经过两百米左右的“曲径”,红砖青瓦的小庭院出现在我们面前。这是一个小型套院,小院东南角立着汉字与拼音双重标识的“蒲河满族村”红旗,过了小庭院后,再进一个挂有“祭祀祠堂”牌匾的门楼才能看到祭祀关帝的祠堂,门楼两侧贴的对联内容为:“汉室亭候忠义扬善留千古,除邪显正圣贤关羽传万家”。

       据主持祭祀的老人说整座建筑是由关公祠堂始建,起初就仅此一座独祠,后来村民捐款,资金逐步到位,才增添了后来的释迦牟尼佛、观世音大师祠堂、祖宗祠堂与同时供奉送子娘娘、十不全、胡三太爷的祠堂,最后建成的才是外面的这个小院。由于得不到其他资金支持,蒲河村村民只能自己捐款自己建,所以即使这个一百平左右的小祠堂,也是花费了几年的时间才完成。老人讲述这段历史的时候,充满了无奈与无助,但我们作为民俗学专业的学生进入田野只是调查,并不能发表自己的意见与看法,更不能品评对错,只能做一个忠实的听众和观察者,把一件事尽可能客观的描述清楚。
宇内乾坤自逍遥

       一个偏僻的小村子,一个水田里的小祠堂,其实暗藏乾坤。光看横幅“辽中蒲河爱新觉罗家庙落成241年庆典”,一个家庙有241年的历史也算罕见。从1776年即清乾隆四十一年,一直延续到今天,虽然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遭受过破坏,但是能重新生发起来,十分不易。从门口两幅对联我们知道,这应该是关于祭祀关羽的祠堂,但为什么横幅写的是“家庙”呢?

      “家庙”在我们第一印象里会祭祀祖先的地方,或者是家族祠堂,怎么也不会与关羽有何联系,他们是清朝爱新觉罗家族,关羽是东汉末年人,两者少说也差了1400多年,所以不可能是以后裔的身份祭拜。后来听老人说,出于先祖对关帝的崇敬,在这里建了关帝庙,文化大革命破四旧就给毁坏了。文革后,由于这是满族村,所以政府给了优先权,至此,才有了我们今天所能看到的祭祀着关帝的新觉罗家庙。

       辽中满族祭祀别具一格的祭祀对象,祭祀演变过程,和村民对祭祀的态度,是由于先祖对关帝的崇敬,而今村民对关帝的祭祀,也是为情感寻一种寄托,希望保佑家族的幸福平安。五月十三是关帝的生日,是整个中华民族最怀念关公的日子,中华民族以汉族为核心,各个民族把关帝的仁、忠、义传承。


“黑猪”:献给关帝的祭品


        整个祭祀最让我感兴趣的是“无杂毛黑猪”,东北人对黑毛猪可能没有什么兴趣,但对于我这个只见过白猪的人,真是有点少见多怪了。

        领牲的无杂毛黑猪重285斤,是献牲者为这次祭祀特意养了一年之久的。这头猪既不能卖也不能死,因为它是给关圣帝的祭品。凌晨三点十五分,四五个青壮年一起抓黑猪,准备领牲。领牲时,猪头朝东,肚子朝北,背朝南,左前腿系红绳,据村民介绍,左前腿系红绳是祖先留下来的风俗习惯,寓意喜庆吉祥。

        整个祭祀过程,最重要的要属往猪耳朵里灌酒,酒灌入后,猪摇头就代表关帝已经享用过,整个祭祀就算圆满。但也有例外,如果生病的猪作为领牲,灌多少酒它也不摇头,意味着关帝不接受。祭祀中,猪摆头为领,不摆头不算领。当遇到猪“不摇头”怎么办呢?这时就需要在地上先画一个圆圈,里面再画一个十字,画完十字就表示关帝爷已领过牲,因为这是在人为操作下完成的领牲仪式,为的是祭祀顺利完成,而非神圣性的领牲,所以这家村民就必须要“还”,若不“还”,据村民说关帝就会“找你病”。但关键的是,由于村民都会争取每年的献牲资格,这家如果想再次成为献牲者,恐怕要排到几年以后了。领完牲的黑猪完成了它神圣的使命,接下来,就是被参加祭祀的人抬出门外,现场宰杀以供人分食,村民们说这是关帝给我们的恩惠。

       当我问祭祀活动为什么要从三点开始的时候,主持蒲河村祭祀的两位负责人告诉我,这是为了让前来参加祭祀的每一个人都可以早早地吃上正宗的满族八大碗。另外他们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我们要与时俱进”。总结过程,我发现了几个有意思的现象:第一是开始的时间改变了;第二是负责人和萨满对先跳神还是先领牲的讨论;第三是八大碗规格变了,由八碗八盘改为八碗六盘。作出变动的原因都可归为负责人想让参加祭祀的人早点吃上祭祀猪肉,享受关帝的恩泽。

      中午吃饭的时候,由领牲的那头黑猪做的“满族八大碗”被摆上餐桌。东北人为什么喜欢吃猪肉呢?这可能是因为东北冬天寒冷,只有大块吃肉才能有力气干活;另外养猪是农村家庭经济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前东北没有白猪,养的都是黑猪,黑猪肉格外香,尤其是用苞米、糠这些纯粮喂大的黑猪,味道就更香了。

       和一群不相识的人分享这顿“圣餐”,让我体味到了东北农村人的朴实与善良。饭桌上,有一个人自称是孔子的后裔,他是村里主持红事的司仪,他赶了二十多里路来这里,不去捐钱,不去祭拜,只是为了吃饭。主家知道了这个情况,没有半点排斥,而是热情相邀入席。其间还有三五个路过的骑行者过来看热闹,主家也为他们戴上红花,邀请他们前来吃饭。

      在蒲河人眼中,“吃黑猪”蕴含着“功德稀济落难人”和“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的情怀,关圣帝将领牲后的食物分食给大众,不分你我,不分亲疏。

(图片来源:李泽鑫)

撰       稿:李泽鑫
图文编辑:刘    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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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俗学年会开幕式设置特别环节纪念乌丙安先生(11.24)

       中国民俗学会第九届代表大会暨2018年年会于11月23日至27日在广东省广州市召开。为纪念乌丙安先生,中国民俗学会在年会上推出了特别环节——播放乌丙安先生纪念短片。

       我一直有一个动力,我这一生将永远划正号,无论做人做学问,必须这样。在人生道路上确实有正反两方面的选择,但是只要不怕任何艰难困苦、坎坷不平,也要坚持走自己的正路,那才有资格做个有脊梁的中国人。我们对国家、对民族要负责。


——乌丙安


       有人说,他化作了一片云,在他热爱的辽阔大地上,依然深情凝望。

       有人说,他变成了一束光,透着慈爱散发着温暖,照耀着我们的征途。

       有人说,他从未离去,他以另一种方式,在影像上,在文字里,与我们朝夕相伴。

       在我们心里,先生从未远去。

回忆之一  : 可爱的老顽童


       先生之风,如清澈甘泉,纯净炽热,他永葆一颗童心,追寻这个世界最有趣最好玩的未知领域,他与时尚同步,他活跃在微信朋友圈和网络世界里,是可爱的乌爷爷,是笑称自己是八零后、九零后的可爱的老顽童。

回忆之二:可敬的师长


       先生之风,殷切教诲、勉励后辈,如涓涓细流润物无声,却沁人心肺,久难忘怀。“从人生到专业,是交叉的,彼此要互补、互吸收。你要有很高的道德情操,回头你的学问才能在社会上发挥它本身的能量,这个学科才能立住,恰恰是从‘根’上来的。”

回忆之三:用“双脚”走出来的民俗学家


        先生之风,植根田野,他把生命中大部分时光投入于祖国大地,用脚步丈量着中华人文的根脉,山川湖海,古村乡镇,处处都有他跋涉的身影。

       他深入田间地头、走访800多个村子,他说:“做民俗研究,必须到第一线去,整天在老百姓当中,不能当‘大楼学者’。” “我是田野派,第一线的,我肯定是到第一线去考察民俗的。我的民俗事业、民俗学事业是并举的,扭秧歌、耍龙灯,我每到一个地方都到百姓中间,我能大声和他们唱、和他们交流。我到一个地方就尽可能说一个地方的方言。我除了通过资料学,就是到现场考察第一手材料中去学。”“我的民俗学研究是靠双脚走出来的;我这一辈子都把心思放在传统文化上。这是责任和义务,更是本分,我自得其乐,非常开心。

回忆之四:非遗大厦的守门人


      先生之风,高山仰止,胸怀壮志,为非遗呕心尽力。“中国非遗年度人物”颁奖词:一生坚守老而弥坚,在守候文化遗产的战线上他是一名老兵;严把质量不辞劳苦,在守护非遗的大厦口他是一名守门人,他用时光诠释了对祖国文化的爱,用热血抒写了对民族遗产的情。

      乌丙安老师获奖感言:“荣誉应该属于大家,特别是传承人和传承人群,没有他们,就没有我的今天。”“希望国家十几亿人都自觉地保护非遗,这是我一生的想法。”“非遗不是表演,也不能游离于生活外,非遗就是生活,应该回到民间、社区与普通的老百姓息息相关。”

     “我们的历史曲曲折折,总是有一条正确的路在那里往前走。我觉得自己每逢这种情况,选择都是正确的。哪怕选择正确的时候,被逼得几乎到了濒临死亡,我也要坚持。我觉得活路就是这么闯出来的。”  


  ——乌丙安


      是的,先生从未离去。在他挥洒过汗水倾注了热爱的田野上,在他奔走疾呼过的非遗保护路上,他的脚印依然那么清晰。

      是的,他从未离去。在他耕耘一生的校园里,依然回响着他谆谆的教诲,那些声音刻印在每一个学生的脑海里。

      是的,他从未离去。那些他关心过的普通的传承人、那些他鼓励过的后辈,依然记得他亲切的目光和话语。

      是的,他从未离去,为保护传统文化他振臂高呼、躬尽心力,那些振聋发聩的话语,依然言犹在耳。

      可是,我们再也无法握住他温暖的手掌,无法拥抱他瘦弱的肩膀,无法当面向他说一声:我们想念您!

       图片和视频片段来自网络以及师生们的提供,无法一一注明摄影师,感谢所有摄影师为我们留下了乌丙安先生的珍贵影像,特此致谢!视频短片由隋丽文字撰稿,谢明博编辑。

       辽大民俗学公众号也继续向各界朋友征集乌丙安先生的图片、视频等资料,欢迎与我们联络,可在后台留言,或者发送至邮箱suili2052@qq.com

撰       稿:隋丽
图文编辑:王鹤铮
原文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KFutp0eA1-Q7A7wv8KF4LA

[ 本帖最后由 想要飞的猫 于 2018-11-24 15:04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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