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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学泰]从“不怕鬼”到“不怕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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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学泰]从“不怕鬼”到“不怕兔”

从“不怕鬼”到“不怕兔”

王学泰

东方早报 2009-3-8 2:13:23





  《不怕鬼的故事》的出版速度在当时是大跃进的速度,其推出方式,也极富声势,
这是非常符合现代的商业出版原则的;不同的是,现在出版商是为了钱,那时主持者是为了政治。


  



《不怕鬼的故事》  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编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9年8月第一版  255页,15.80元




  收拾房间时发现了1999年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重新编定的《不怕鬼的故事》。这本书是文学所的骄傲,系奉毛主席、党中央之命而编选。1959 年春季,中央下达任务,主编为当时的所长何其芳先生,许多老先生参与指导,如钱锺书、俞平伯、余冠英、孙楷第先生等(这些老一代名流都已归道山),负责具体编写的是当时称之为“中青年同志”的乔象钟、胡念贻、曹道衡、邓绍基等先生(现在有的谢世,有的早已退休)等。从这些列名人士来看,用当下流行的广告语来说是“阵容极其豪华”了。1959年夏天,《不怕鬼的故事》编写基本完成,毛在中央会议上印发了其中的一些篇章,供与会人员参考。嗣后,又指示在初编的稿子的基础上,加以精选和补充,由何其芳撰写序文,公开出版。序文写好后,毛两度召见何其芳,当面指导,亲自修改序文(何曾满怀激情著文记其事),修改原件一度收藏在文学所,这是文学所的珍藏。

  《不怕鬼的故事》于1961年1月24日完成,毛主席又作批示,要求2月份出书,“何序”要在《人民日报》、《红旗》上发表,序文的英文稿要在《北京周报》上发表。这种出版速度在当时是大跃进的速度;其推出方式,也极富声势,这是非常符合现代的商业出版原则的;不同的是,现在出版商是为了钱,那时主持者是为了政治。

  有趣的是,当年那么重要,经由伟大领袖修改的“何序”,在1999年重版《不怕鬼的故事》时被删去了,为什么?我想原序太政治化了,过度强调编选的政治目的了(当时不强调可不行),现在有些不合时宜了。序文有一半以上的文字是谈如何“在战略上藐视敌人,在战术上重视敌人”和号召读者与“国际帝国主义及其在各国的走狗、现代修正主义,严重的天灾、一部分没有改造好的地主阶级分子资产阶级分子”作斗争的。语言枯燥,质木无文,真不能想象这是一度被视为“唯美主义”的何其芳写的。文中所说的道理现今肯定也是不适宜了,可是在1960年代初,这本书是跨政治、历史、文学诸多领域的最重要的出版物之一。凡是与此书宗旨不合、或径唱对台戏者,绝对不会有好下场的。最可悲的是那些并无意与其违拗,竟被认为是违拗,甚至被视为挑战或进攻的,酿成泼天大祸,造成千古奇冤的,也不乏其例,孟超的《李慧娘》就是最突出、最冤枉的一个。  

  从传统来看,谈鬼说狐,本是文人雅事。苏东坡贬到黄州,成了“犯官”,靠边站了,没事干,一肚皮的牢骚,他就请人谈鬼,主客各得其乐。清代诗人王士禛为蒲松龄题《聊斋志异》也有“姑妄言之姑听之,豆棚瓜架雨如丝。料应厌作人间语,爱听秋坟鬼唱时”的诗句。这里不仅表彰蒲松龄爱说“鬼话”,也有“ 夫子自道” 之意。其中不能说没有牢骚,但大都无关宏旨,无非是文人困境的一种自我纾解罢了,自古统治者一般不管这等闲事。

  然而,自《不怕鬼的故事》出来不久,宣传部门的管理范围扩大到“鬼”。例如《李慧娘》是写南宋末年奸臣贾似道私生活淫乱,在西湖残害了想争取爱情自由的宠姬李慧娘,结果李慧娘化作厉鬼向贾复了仇。按说这套程式非常符合建国以来所倡导的压迫、反抗、复仇一套斗争理论的。不知道为什么它首先受到怀疑和打压。最初孟超的老朋友廖沫沙还化名“繁星”写了一篇杂文《有鬼无害论》,发在《北京晚报》上,为《李慧娘》辩护,并对鬼戏表示支持。于是,廖就成了孟超的共犯,“文革”哄起后,廖沫沙青出于蓝,又名列“三家村”“黑店”之中,几乎人人皆知,孟超则瞠乎其后了。

  现在仍然记得,初读这篇文章时的情景。当时我正读中文系大二,尚属不知斗争内幕的大学生,心想“戏中有鬼,不是很经常的事情吗?怎么也要做个问题来辩解呢?”北京京剧团演的包公戏《探阴山》;中国京剧院演的《伐子都》;北昆演的关汉卿的《窦娥冤》、《钟馗嫁妹》,正在热播的洋鬼戏《王子复仇记》、《鬼魂西行》不都受到广大观众欢迎么?不都是非“鬼”不成戏吗?我觉得戏中有鬼神出场不仅是个正常现象,而且是个不可或缺的戏剧程式。过去梨园行中就有“戏不够,神来凑”的谚语。其中的“神”是包括“鬼”的。有鬼算什么问题?还要写篇文章为之辩护!这只是熟悉戏剧的一般观众的看法,当然不会有政治家们的深谋远虑。

  真是没想到、当时也不知道1963年中共中央批转文化部党组《关于停演“鬼戏”的请示报告》,使鬼戏“永远”告别了舞台。这个文件痛心疾首地说 “‘鬼戏’的演出,加深了人们的迷信观念,助长了迷信活动,戕害了少年儿童的心灵,妨碍了群众社会主义觉悟的提高。而反革命分子和反动会道门也就利用群众的迷信进行活动。这种情况已经引起不少干部和群众的不满,提出了责难和批评”。既然“鬼魂”如此可怕,甚至,事关江山大计,当然不能让它再现于世。那么如何看待《不怕鬼的故事》呢?按说,它不能怀疑,是伟大领袖亲自手定的。然而其中也有“鬼”啊。而且“不怕鬼的故事”这个命题本身,就确定了人间是有鬼的,如果“鬼”不存在、或者被扫荡殆尽了,还有什么怕不怕的问题?还要用这本书教育群众吗?这个道理至为简单,当时就是没有人敢讲,也许就是有人讲了也没有人知道,一切都消弭于无声之中。

  中国的行政力量特别强,果然,自1963年以后,中国舞台上、银幕上,凡是与“鬼”沾亲带故的东西统统不见了,一切为“鬼” 说理辩护的文字也都在批判和清除之列。弄得“三家村”主人灰头土脸,只得偃旗息鼓,悄然收兵。因为这不是讲道说理的时代,对于一切“异端”不仅有“批判的武器”,更多还有赖于“武器的批判”。这种讨伐只是“文化大革命”的前奏,到了“文革”准备期,凡是沾到“鬼”的文艺作品、文化遗存,包括各类庙庵寺观都在彻底扫荡之列,甚至殃及古人、名人的坟墓。胡乔木1964年写的《沁园春·杭州感事》其中有“土偶欺山,妖骸祸水,西子羞污半面妆。谁共我,舞倚天长剑,扫此荒唐”的句子。胡将此词呈毛泽东修改,毛加了旁批:“杭州及别处,行近郊原,处处与鬼为邻,几百年犹难扫尽。今日仅仅挖了几堆朽骨,便以为问题解决,太轻敌了,且与事实不合,故不宜加上那个说明。至于庙,连一个也未动。”胡乔木在致《人民日报》编辑部的信中更进一步阐释说:“但国内至今庙坟如此之多,毒害群众,亦觉须加挞伐……杭州一呼,全国响应的日子,想亦不远。”可以说这是“文革”第一爆,其所针对的,不仅有“鬼”,还涉及“神”。由此开始了对一切有关“鬼神” 的大扫荡,真有犁庭扫穴的力度。其结果,五十岁以上的人们都亲眼见过。最后只剩下了人间的“牛鬼”。“文革”中,有一次看我的老师廖仲安先生,问他怎么不到朋友家走走。他自嘲地说:“不能访友啊!‘访旧半为鬼(牛鬼),沉痛迫中肠’。”这些都可以看作《不怕鬼的故事》的延伸。  

  由于高层的推动,《不怕鬼的故事》一书也受到社会的重视。从1961年起直到八九十年代,中学语文课本中也从该书撷取一些篇章作教材,而且还是指定的课外阅读材料,因此,说起这本书来,大多上过中学的人们都是熟悉的。我是1960年考大学的,语文卷子的一篇文言文翻译就是《艾子杂说》中的“鬼怕恶人”(那时《不怕鬼的故事》虽未出版,但已经编成,在内部流传)。听说1961年高考的作文题是“不怕鬼的故事”(或许是1962年),这是个论说文,那时的高中生还不善于写论说文(我们那届作文考题就是《大跃进中二三事》),因之,这届作文考试就有许多笑话流传。

  要以“不怕鬼的故事”为题论述一个在当时认可的正确观点,对于那时的高中生太难了。不知道是真事、还是学生对这个难题的反感而编造的,那时北京流传了一个故事:师大女附中有个优秀的考生,由于紧张把题目的“鬼”字看成了“兔”。对象一下子由很可怕的,变成很可爱的了。题目上“兔”和“怕”对不上号了。照我们这些凡夫俗子看来,这样的题目怎么做呢?这位考生不愧是“女附中”的学生。她这篇作文从自问自答开始,把“考题疑问”(其实,这只是她一个人的疑问)写入正文了。“兔子在童话和民间故事都是善良软弱的象征,它那通红的眼睛,仿佛受了委屈或被人欺侮才哭过一样。兔子怎么能与‘怕’联系在一起呢?”这个破题多好,有点像以前考“八股”时的“截搭题”,不仅把本来不合逻辑的事情解释清楚了,也为下面的发挥造势。“然而,事情总是有两重性的,好事坏事之间总是可以转换的”,这也是当时流行的“辩证法”语言,运用辩证法分析问题被认为是有思想觉悟的表现。但光是“辩证法”还不够,还要有证据:“本来澳洲没有兔子,当一百多年前一个英国殖民者把一对兔子带上了澳洲岛,由于没有天敌,这对兔子的繁殖了数以亿计后代,破坏了澳洲的牧场、田园,成为澳洲农民、牧民的大敌。兔群过后庄稼、牧草顷刻而尽,不用说以‘怕’形容,就是说谈兔色变也不为过。”这样“怕”也就立起来了。但仅仅形容“怕”还不行,因为这容易使读者丧失信心,这位女高中生深谙此道。她接着笔锋一转:“然而澳大利亚不是正是以出口兔肉罐头闻名于世吗?”于是由“怕”变为“不怕”,不仅不怕了,甚至应该欢迎了。应该说这篇文章从内容(如果例子是中国或社会主义国家的更好)到逻辑都是合格的,但看错了题,也是一分没有,愿它只是一个笑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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