帕托契克的……责任观与捷克现象学
李公明
东方早报 2009-3-8 2:12:54
虽然只是出版了几个月，但拿到手里的时候已有了相见恨晚之感，它是徐贲的《人以什么理由来记忆》（吉林出版集团，2008年10月）。这是一本关于记忆的政治伦理学著作，全书分为“政治和存在主义”、“记忆和见证”两辑，共收入二十多篇文章。序言题为“人以什么理由来记忆？”作者开宗明义地说：“走出历史灾难的阴影，实现社会和解，是‘不计’前嫌，不是‘不记”前嫌。……对历史的过错道歉，目的不是追溯施害者的罪行责任，而是以全社会的名义承诺，永远不再犯以前的过错。”（序，第1页）作者认为在宽恕之前，社会必须分享记忆，这是重建社会正义关系、实现社会和谐的坚实基础。
但是，这些似乎是不言而喻的道理实际上无论在政治伦理学、哲学或者是在公共生活中都有着多层的范畴和多元的视角，应该有丰富而深入的、理性思辨与历史个案相融合的分析与之相匹配。第一辑末尾的一篇谈捷克现象学回顾的文章重点介绍了以哲学家帕托契克为代表的独具捷克特色的现象学哲学，放在与现实相映照的语境中阅读会更有深意。这一哲学使“牺牲”与“责任”、“自由” 相联系，并成为人的内在真实性诉求。帕托契克的责任观与现象学不是为书斋冥思而存在，而是一种苏格拉底式的“实践哲学”，其底蕴就是现象学的基本命题——“面对实事本身”。尤为可贵的是，在捷克哲学家这里，现象学的政治伦理性被有意识地强调，从而避免了政治上的歧途。
从政治伦理学—哲学转向历史学、社会学，其间的纽带也是十分明显的：从个体的行为选择、信念到历史认知，所关注的都是当下的社会变迁与发展。
杰拉德·德兰迪和恩靳·伊辛主编的《历史社会学手册》（李霞、李恭忠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1月）以充分细分的专题对历史社会学的发展、问题意识、经典著作等作了全面的评述，是到目前为止的中文出版物中对该领域作出的最全面和最有前沿性的研究导论著作。然而，历史社会学对于我们而言，实际上有着远比在历史学与社会学之间寻找学科身份定位、阐释模式、研究路径等等考虑更为重要的意义，那就是与当下的变迁、发展紧密联系的现实研究。编者在一开头就明确提出，历史社会学的一个鲜明特征就是关注现代性的形成和转型，因此历史社会学的定位是研究现在——它既为过去所塑造，又型塑着过去。（第 1页）从第一章评述马克思对萨维尼的历史法学派的批判、对在新闻自由和政府审查制度等问题上体现出来的普鲁士政治的批判，到最后一章关于“为什么是历史社会学”的评述，都充满了把过去与现实相联的研究视角。有作者认为：“要想厘清一条包含着当下在内的轨迹，理解那些可能的选择、已经关闭的道路和正在运行的力量，把握社会变迁的历史模式是很重要的。”（第694页）也有作者认为今天的历史社会学已进入到了后学科阶段，即在历史学与社会学的双重影响下开辟出更加广阔、更为多元的领域，其中一个重要特征是“它现在提供了一系列灵敏度，并且强烈意识到了关于历史解释的本质的一元论方法的衰亡”。（第9页）因此，历史社会学同时可以成为现实政治批判的前导，就如马克思把对历史法学派的批判作为其资本主义现实批判的前导。
谈到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在近来的金融危机局势中这似乎又受到知识界和社会的关注。据介绍，欧洲有一个国际性的“K计划”，其名字取自德语 “阶级”、“资本”、“斗争”、“共产主义”这四个词的第一个字母都是“K”，其宗旨是“通过重要的文献、研究成果和争论的流通，为批判的马克思主义的国际化作出贡献”。由E．M．伍德和J．B．福斯特主编的《保卫历史：马克思主义与后现代主义》（郝名玮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1月）是对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一次具有很强针对性的反颠覆，所收入的论文均有史学学术思想与社会批判的代表性。不管作者们如何对后现代主义进行了整体上的否定性批判，但其对于像福柯、德里达等思想家的深刻见解并没有简单否定，对于马克思主义史学所必须负有责任的“一统化”和“本质主义”也没有视而不见，因此作为一种学术思潮的对话和对当下问题与史学研究的联系的关注，本书仍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后记中开头所引的福柯的话也会打动我们：“人们甚至想知道做一名历史学家与做一名马克思主义者之间到底会有什么样的区别。”
在前面曾介绍过爱德华·O. 威尔逊写的自传，中译本书名是《大自然的猎人》（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00年6月），当时我有一个疑问：原书名为“Naturalist”，博物学家之意，为何要变为“猎人”？现在读到他的《造物——拯救地球生灵的呼吁》（马涛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 1月），更感到“博物学家”在威尔逊的思想中是很重要的概念，是一个世俗的人文主义者面对自然万物时的身份认同和成为“成人”的培养目标，这绝对不是一个可以被随意置换的概念。威尔逊的这本书以给一位牧师写信的方式论述了人与自然的关系、生命存在的伦理价值以及目前人类与地球的困境，提出了“二十一世纪的最大挑战是在提高各地人民生活水平的同时尽可能地保护其他生物”的重大命题。但是，依我们很多人的理解会感到困惑的是，作者为什么选择一位教会的牧师而不是政府或企业家作为讨论和呼吁的对象呢？威尔逊认为，宗教和科学是当今世界上最强大的两种力量，特别是在美国。而在宗教的社会作用基本缺失的国家，科学应该寻求的联合领域可能就是政治伦理学，但是其象征性的代表人物应该是谁却不易把握。几年前读唐纳德·沃斯特的《自然的经济体系：生态思想史》（侯文蕙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12月）也曾思考过这个问题，通过对上世纪六十年代兴起的现代环境保护运动的了解，我们不难发现就如生态学所涉及的学科、领域是一个极为广泛的知识与社会网络一样，那些对环境和保护生物负有责任的人其实是生活中的每一个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