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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享] 中外著名的人类学民族学家肖像及简介(来源于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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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刘易斯•亨利•摩尔根
Lewis Henry Morgan
(1818-1881)


  
     美国民族学家、原始社会史学家。生于美国纽约州奥罗拉,卒于罗切斯特。1840年毕业于罗切斯特联合学院。1844年起在罗切斯特开设律师事务所,终生以律师为职业。早年对研究印第安人社会产生浓厚的兴趣,与志同道合的青年们一起,组织了“大易洛魁社”,其宗旨是促进同印第安人的感情,获得有关印第安人的知识,协助他们解决自身的问题。在易洛魁人塞内卡部落为夺回被诱骗出卖的土地、争取生存权利而进行的斗争中,摩尔根和同伴们为他们多方奔走,动员舆论界为印第安人的利益呼吁,筹款给塞内卡部落的子弟上学。摩尔根与塞内卡部落的青年艾利·帕克结下了深厚的友谊。这个后来成为将军、被易洛魁人尊奉为英雄的印第安人,对摩尔根的科学研究给予了很大帮助。


  1846年,摩尔根被塞内卡部落鹰氏族接纳为养子。他详细地调查了易洛魁人氏族、胞族、部落、部落联盟的结构、经济和社会生活。养子的身份使他得以了解那些从不向外人透露的秘密习俗和仪式。1851年,他发表了《易洛魁联盟》一书。该书以联盟的组织结构为主题,全面地描述了易洛魁人的氏族社会,包括历史、语言、经济生活、社会组织、家庭婚姻、习俗和宗教。这本书被誉为世界上关于印第安人的第一部科学著作。


  摩尔根是对亲属制度进行科学研究的开创者。他发现易洛魁人的亲属制度同实际存在的家庭关系相矛盾,这种现象也存在于其他印第安部落中。1859~1862年,每年夏季,他都去美国中西部印第安人地区作实地调查,着重研究印第安人的亲属制度和社会结构,并广泛考察其经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这是他日后许多卓越发现的事实依据。他还把精心设计的调查表格寄到世界各地,通过驻外使节、传教士等,调查当地的民族,这项活动历时10年之久。通过广泛调查,使他掌握了世界大多数民族近 200种亲属制度的资料。1871年他发表了《人类家族的血亲和姻亲制度》。他根据亲属制度和社会组织的研究,系统地提出了家庭进化的理论,概述了人类家庭的发展的历史。他认为,人类从杂交状态经过血缘家庭、普那路亚家庭、对偶家庭和父权家庭而达到一夫一妻制家庭。这就彻底推翻了先前的历史家们认为一夫一妻制家庭自古就有、并且始终是人类社会的基本单位的理论。


  进化生物学奠基人C.R.达尔文在1859年发表了《物种起源》之后,在科学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人们试图用进化论来解释社会的发展。摩尔根起初倾向于物种不变的观点,在对原始社会进行了长期、深入的研究之后,改变了原来的看法。1871年他与达尔文会面后,彻底地接受了进化论,并进一步提出了人类社会进化的学说。为了研究社会进化,他在密歇根半岛的森林沼泽地带观察海狸怎样协力筑堰造巢,对其活动进行研究,于1868年撰写了《美洲海狸及其活动》一书。他在书中把海狸筑堰造巢的活动与人类最原始的发明相比,提出人类从动物分化出来,同动物既有区别又有联系,人类沿着上升的阶梯攀登进入文明社会的观点。1877年,摩尔根发表了他的主要著作《古代社会》,在先前研究的基础上,全面地提出了社会进化的理论,阐述了人类从蒙昧时代经过野蛮时代到文明时代的发展过程,说明人类社会从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发展,从原始社会发展到阶级社会,并将随着资本主义制度的灭亡而揭开社会的下一个更高的阶段。他通过研究印第安人和世界其他地区的部落及希腊、罗马等古代民族史,揭示了氏族的本质和氏族制度存在的普遍性,证明母系制先于父系制,说明氏族制度发展的结果必然产生它本身的对立物──政治社会即国家。


  1878年摩尔根60岁时,又去美国西南部印第安部落作调查。1881年撰写了《美洲土著居民的住房和居住生活》,把房屋建筑的发展与社会的发展相联系,说明人类早期房屋建筑形式的发展也是原始共产主义存在的证据。


  摩尔根在原始社会史领域所作的研究,证实和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受到K.马克思和F.恩格斯的高度评价。马克思读过《古代社会》后,写了详细摘要和批语(见《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恩格斯写了《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1884),称赞摩尔根“以他自己的方式,重新发现了40年前马克思所发现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在原始历史的研究方面开辟了一个新时代”。


  摩尔根从事民族学研究,取得了杰出的成就。1875年他当选为美国国家科学学会成员,1879年当选为美国科学促进会主席。这是美国科学界给予一个民族学家的最高荣誉。 但是长期以来,他的理论迭遭褒贬。 近二、三十年来西方民族学者重新评价他的著作和成就,逐步恢复了他应有的地位和名誉。 摩尔根的名著《古代社会》在中国翻译出版后,广为流传,他的学术观点对中国民族学界有较广泛的影响。同时,学者们根据中国少数民族大量调查资料,对摩尔根的一些具体观点提出了补充和修改意见。


  摩尔根的著作除以上所述外,还发表过许多论文。他逝世后,由L.A.怀特编辑出版的还有:《摩尔根的印第安人日记(1859~1862)》(1959),《摩尔根欧洲旅行日记选》(1937),《摩尔根的西南科罗拉多和新墨西哥旅行,1878年6月21日至8月7日》(1943)等。

[ 本帖最后由 代启福 于 2009-3-31 19:07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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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爱德华•B•泰勒Edward Burnett Tylor(1832-1917)



[英]爱德华•B•泰勒
Edward Burnett Tylor
(1832-1917)




        泰勒(Edward Burnett Tylor,1832-1917),英国最杰出的人类学家,英国文化人类学的创始人。他出身于伦敦坎伯韦尔一个富有的家庭,父亲是铸铜厂主。因其家庭是公谊会的教友成员,泰勒一直在公谊会的学校读书,一直没有进入大学学习。年轻时泰勒本来准备从事工商业活动,后因身体不好,家人建议他去一个温暖的地方休养。1855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在古巴结识了英国的考古学家和人种学家克里斯蒂。1856年,他们一起赴墨西哥,考察托尔特克文化遗址。在克氏指导下,泰勒掌握了考古学和人类学实地调查的大量知识,并激发对学问的巨大兴趣。泰勒返回英国后又曾多次外出旅行,收集人类学资料,进行研究。1858年,泰勒婚后漫游欧洲,并出版了在墨西哥探险时的第一部著作《墨西哥和墨西哥人的过去与现在》(1861)。此后又出版了3部主要著作,其《人类早期历史和文明发展研究》(1865)又译为《人类古代史研究》的出版,为他确立了权威人类学家的地位。

       泰勒最为有名的代表作是《原始文化》(1871),这部著作受达尔文生物进化论的影响,在书中追溯了人类从野蛮状态到文明状态的进化过程,描述了原始人如何运用理性去解释他们尚不能了解的自然和人类事物。全书展示了泰勒关于原始生活与现代生活关系的中心思想,即“野蛮和文明作为一种类型的低级和高级阶段是互相联系的”。该书完成后,获得广泛社会影响,被译成多种文字出版。泰勒本人也于1871年被选为英国皇家学会会员。泰勒的最后著作《人类学:人类和文明研究导论》(1881),则较为完整概括了当时这一学科的全部知识和思想,而且在许多方面对《原始文化》作了补充,成为作者进行人类学研究的总结。这部《人类学》在20世纪中叶以前,曾为英美高等学校有关科系长期使用的教材。以上两书在我国有连树声翻译的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中译本。

        泰勒的进化理论可分为蒙昧、野蛮和文明三个阶段。每一阶段是前一阶段的产物,又对未来阶段的形成起着巨大的影响作用。泰勒通过收集大量资料,分析全世界数百个不同社会的情况,最后得出结论,即人类社会的进化与体质的进化相似,经历了由简单到复杂的过程。泰勒的思想对后世影响较大的有以下几点:万物有灵论。在各种文化现象中,他主要注意的是精神文化,特别是宗教信仰的产生与发展;文化残存说。即旧有的文化既可以保留在较新的文化中,同时又是过去的见证;提倡文化科学。以丰富的民族志资料,运用文化比较作为研究的基础;统计研究法。在民族学的调查上,他是最先主张使用统计方法的,并使这一研究趋向科学的手段。

       泰勒非常勤奋,一生写了250多种著作,涉及人类学各个领域。他于1875年在牛津大学获得法学博士学位,1880年泰勒负责组建牛津大学民族学博物馆,并任该馆第一任馆长。1881年以后,泰勒主要进行教学活动,他培养了很多民族学者,包括后来写出世界名著《金枝》的弗雷泽等。1896年牛津大学组建人类学系,泰勒成为该系第一位人类学教授。泰勒于1909年退休,1912年受封为爵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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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续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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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姆斯.G.弗雷泽





英国人类学家,民族学家,宗教史学家。曾任利物浦大学剑桥大学教授。早年以研究古代文化史为主,因受泰勒《原始文化》一书的影响而转向人类学和民俗学研究,尤其重视从民俗学角度来搜集、整理涉及各地土著民族和远古原始民族的宗教资料,以对法术禁忌图腾等原始宗教现象的研究而享誉宗教学术界。受英国唯理论进化论的影响 ,他在学术上持宗教进化观,但认为人类在形成其宗教之前已曾处于一种“法术”阶段,人类的理智即经历了从法术到宗教、由宗教到科学的发展。他指出这种法术揭示了一种原始理性,是原始社会曾经流行的“准科学”,此后法术活动在其认识自然的发展过程中或因求诸超自然的神灵力量而走向宗教、或因依靠人的经验观察而走向科学。他强调从文化整合上来看待远古灵性领域、从人类思维进化上来分析宗教的诞生。其基本观点虽然受到某些批评或否定,但多数学者承认他在汇集宗教史资料上贡献突出。著有《金枝,对法术与宗教的研究》、《图腾与族外婚》、《对永生的信仰与对死者的崇拜》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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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朗兹•博厄斯

生平简介


  弗朗兹•博厄斯,1858年出生于普鲁士威斯特伐利亚州明登市一个富有的犹太商人的家庭。从5岁起就对自然科学有浓厚兴趣,分别在几所大学学习数学和物理。在明登读大学预科时,又深深地爱上了文化史。他先后在海德堡、波恩和基尔大学求学,毕业后获得博士学位。受到德国民族学家拉采尔地理环境论的影响,于1883-1884年25岁时,参加了到加拿大巴芬岛的考察。自此人生的轨迹发生的决定性的转变。


  在巴芬岛,博厄斯对当地土著居民爱斯基摩人的生活方式及文化产生了浓厚兴趣。当时的爱斯基摩人社会整体处于一种与世隔绝的状态,但部族内部高度平等,所有家庭的生活物资标准几乎完全一致。博厄斯还将关注的焦点放在了当地人的工具使用方面——对枪械的熟练使用、对新鲜事物的迅速接受等等。这些观察成为他日后建立人类学理论的最初材料。


  1886年对不列颠哥伦比亚的夸扣特尔人和其他部落进行研究,归途中决定定居纽约,在那里担任《科学》周刊编辑。1889年在克拉克大学任教,次年赴芝加哥,筹备1893年哥伦比亚博览会人类学展览。1892年加入美国国籍。1896年任哥伦比亚大学体质人类学讲师,1899年任人类学教授。1901-1905年任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民族学馆馆长,他是美国人类学协会创始人之一,1907-1908年任美国人类学协会主席,1910年任纽约科学院主席,1931年任美国科学促进协会主席。1942年12月31日,博厄斯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的教员俱乐部为迎接列维•斯特劳斯的拜访举行午宴。博厄斯的女儿,扬博尔斯基夫人,以及本尼迪克特,莱查德及林顿等几位人类学家均出席。席间,博厄斯去世。引用列维•斯特劳斯的话:“博厄斯去世之后的美国,百科全书式的人物没有了。每个人都在博厄斯开垦的土地上各捡一小块耕耘”。


  博厄斯作为博厄斯学派的创始人,作为美国人类学之父,一生最重要的思想观点就是历史特殊论和文化相对论——平等、自由理念在人类学领域内的理论形态。正是这种尊重异文化,认真、客观、不盲从的博大学术精神,为他赢得了享誉全世界,万古流芳的盛名。他的学术理念和思想贡献,不仅为现代人类学的奠基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更成为了全世界有理性、有素养的知识分子在理解异文化时所通行的基本理念。


  博厄斯是富于创见而且著作宏富的学者,对体质人类学、描述与理论语言学、美洲印第安人种学以及民俗和艺术研究,都有巨大贡献。其研究成果奠定了他在人类学史上的地位,成为极有影响的教授。博氏创办了《国际美洲语言学杂志》。他在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任职期间,计划并参加了美、俄两国合作的杰塞普北太平洋探险,以解决对亚洲北部文化和美洲西北部文化之间关系问题的认识,他主编了该探险队的报告。他的早期著作有《孩子的成长》、《中部爱斯基摩人》、《夸扣特尔印第安人的社会组织与秘密结社》、《美国印第安人手册》等,1911年他出版了《原始人的心灵》一书,此书遭纳粹德国毁禁,并取消了他的博士学位,1937年博厄斯对该书增订再版,与纳粹进行了斗争。其他重要著作还有《潜山神话学》、《人类学通讯》、《文化和种族》、《原始艺术》、《人类学与现代生活》、《普通人类学》、《种族,语言和文化》等。在他的倡导下,学者们对美洲各部落的民族文化进行了广泛调查。


  后人评价博厄斯贡献的一个十分重要之处,在于他从根本上改变了很多人类学家的观点。在当时的美国人类学界,本族中心主义盛行,“文明”、“进化”、“普世价值”、“欧洲中心说”、“白人种族优越论”等思想居主导地位。欧美学界普遍习惯“居高临下”地以本民族的道德标准去看待、评判所有异文化。但自20世纪以来,由于亚非及其他大陆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欧洲中心论及其类似的理论受到了毁灭性打击,于是对各民族文化“价值”的评价就成了现实而无法解决的问题。在此历史条件下,博厄斯所倡导的历史特殊论及文化相对论经赫斯科维茨等人的极力宣扬,遂得以流行,并逐渐为学界所广泛接受。


  历史特殊论文化观


  博厄斯的文化观的最大特点就是将某一文化的历史研究放在首位,而不是研究全人类普遍文化的历史。其全部理论的核心就是“历史特殊论”。历史特殊论强调不同民族文化之间的差异,他坚决反对将世界文化的多样性纳入到进化论简单的“单一进化模式中”,他认为:“文明世界的各种经济大多相似,以至于如果不依附于建立在个体化和历史之上的文化,我们就有可能陷入一种文化需求和水平一致性的境地。这会使我们丧失从不同文化形式的互动中得到的有价值的促进因素”。文化发展的理论在假定单一原因的决定性影响的基础上建立起来。这些理论中最重要的是地理决定论和经济决定论。很容易指出两种理论夸大了确在人类生活中起重大作用的两个因素,它们只是诸多决定因素之一。


  同时他认为:每一种生活方式,都是过去许多历史因素作用下的产物;每个民族都有他们自己特殊的历史,因此每一种生活方式都是独特的。任何文化特质或元素,都必须首先依据它在某一独特的文化结构中所处的地位,以及它与所属文化的价值系统等的关系加以解释和判断。“甚至在我们自己的文化中,要获得相同的环境是极其困难的。每一户人家、每一条街道、每个家族集团和学校,都有自己的特性,是不易估定其价值的”。“忽视社会环境的影响似乎是没有理由的。我们知道环境是独特的,并剧烈地改变着人类的行为”。“只要我们突破现代文明的局限,去看看别的文明,就会发现争取最大利益的困难大大加强了。中非黑人、澳大利亚人、爱斯基摩人和中国人的社会理想与我们的非常不同,他们赋予人类行为的价值观是不可比较的,如一个民族认为好的常常被另一个认作是坏的”。


  博厄斯一再强调,不存在人类文化发展的普遍法则,因为每一个文化都有其存在的价值,每一个民族都有其值得尊重的价值观,不同的文化背景有着不同的价值和功能。这种观点实际上暗示寻求人类社会文化系统发展变化的普遍规律的努力,可能是徒劳无益的。“除了最规范化形式的法则,发展的一般法则都不能被建立,也不能预测发展的详细过程。所有我们所能做的是天天观察和判断我们在做什么,在已知知识的亮光中去理解,并相应地形成适合我们的步骤”。要求人类学家从自身文化中解放出来,这并不容易做到,因为我们容易把自幼习得的行为当做对全人类都自然的、在各处都应有的。因此,人类学者的基本目标之一是分清哪些行为,如果有的话,是机体决定,也因而是人类的共性,哪些行为是受我们所处的文化决定。“由于这些原因,每个文化只能作为一个历史发展物来理解。它在很大程度上由外界事件决定,这些事件不产生于人们的内部生活”。


  这个观点也有不足之处。尽管每一种社会文化都是独特的,但也不能否认人类生活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具有某些共同之处。忽视和拒绝对这些共同性的原因和要素进行研究,显然是不正确的。这种观点优点是着重横向联系,但完全排斥和否定历史的一般纵向性进化,从而得出的历史特殊论,则只能是反历史主义的,因而决不是对历史研究的认真的客观态度,而是对进化论极端仇视所表现出的另一种极端。


  实际上,博厄斯如此强调各民族文化史的研究,是与他反对种族主义观点和提倡文化相对主义分不开的。他拒绝承认传统的权威,文化相对论正是在他反对“欧洲中心主义”、“白人种族优越论”的基础上产生的,他也因此成为反种族主义者。


  文化相对论文化观


  博厄斯文化相对论的观点十分有特色。其历史特殊论观点实际上就已在提醒我们在研究另一种文化时,必须努力摆脱我们自己的文化道德标准,排除根源于我们自身文化的种种前提和预设,保持一种相对的观点(relativistic perspective)。既然认为每一个民族都拥有自己的文化,并且都是各个社会和民族独特的产物,因而文化相对论(culture relativism)就成为这种观点发展的必然结果。“因此,对普遍化社会形态的科学研究要求调查者从建立于自身文化之上的种种价值标准中解脱出来。只有在每种文化自身的基础上深入每种文化,深入每个民族的思想,并把在人类各个部分发现的文化价值列入我们总的客观研究的范围,客观的、严格科学的研究才有可能”。


  博厄斯认为人类对生活方式和文化的选择并非基于理性的考虑,而是基于情绪(emotion)。情绪的生成与对传统的遵循密切相关。对情绪的放任是形成自我中心的关键,对传统的依赖则是产生民族隔阂的重要原因。文化相对论也可以说是建立在对情绪的分析之上。“我们倾向于跟随我们同胞的习惯做事而不仔细研究它们产生的思想基础。行动上的一致造成思想上的一致性。对于我们大多数人来说,解放思想,在科学界和在日常生活中是同样困难的”。“种族意识和种族憎恶的基础是一种教条的信仰。在存在的有明确解释的种族内,所有成员拥有相同的基本的体质和心理特征”[9]“第一次看到一种完全陌生的类型可能给我们留下对立意识的印象,这可能完全是憎恶的形式。它们不是由种族决定,而是由某种决定我们好恶的伦理标准所决定的”。


  文化相对主义思想有它先进的一面,即放弃了传统的欧洲中心主义观点,能平等地看待各民族的文化,但其缺点也是明显的,即它否认历史进步的客观标准。“如果我们能确信,生物决定行为论产生后,对不同文化形式的研究将最终使我们发现约束社会生活历史发展的一定法则,那么我们会有希望找到约束社会生活历史发展的一定法则。我们也能希望找出解决生活问题的合情合理的体系。但是,能否达到这样一个理想目标还是令人怀疑的”。“我并不是宣称不存在与现存文化发展有关的通则,无论它们是什么,都在每一个特殊例子中被大量的偶然事件所掩盖。这些偶然事件更有可能潜在于实际发生的事件中,而不是通则中”。“我们不能预见能够发展的准确的文化形式。因为它们是由文化决定的,而不是由生物性决定的”。尽管这种对其他文化进行公允评价的态度值得赞赏,但在实践中却是很难做到的,因为人们无法绝对避免自身的价值标准与文化取向在所研究的问题中产生折射或留有痕迹。不过,文化相对论的观点也确实是进行田野调查与文化分析的先决条件之一。


  博厄斯的历史成就


  博厄斯一生尤为值得称道的是他始终坚持反对种族主义、沙文主义和殖民主义。在当时美国整个社会充斥着“欧洲中心论”、“白人种族优越论”等种族主义思想的情况下,他本着一个正直的知识分子的良知与勇气写了许多论文和专著,从理论上系统地驳斥了种族主义。“如果我们要选择最聪明、最富有想象力、最有活力和感情最稳定的三分之一的人类,应该包括所有的种族”。民族主义的特点是认为自己的社会标准是整个人类的正确理念。“人类学家更注重这种意见,并相信:在多数情况下,体形的差异可能是取决于不同功能的适应。他们相信不同形态的人类都能达到同等的文明,从有良好的养育条件中,都能保证不同形态的人的良好健康”。“研究近期民族学现象的民族学家的一般经验指明了:无论种族间的机体差异多大,在考虑到它们对文化生活的影响时,它们是微不足道的。不论从何种观点研究文化、文化形态是不依赖种族的”。


  博厄斯的思想观点即使在今天仍然具有进步意义。毋庸讳言,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尽管没有表现出十分强烈的种族中心主义色彩,但我们却无法否认文化中心主义传统在我国历史悠久、根深蒂固这一事实。在现实生活中,也不难找到这种传统的遗痕。例如,目前人们往往自觉或不自觉地将国内各民族排列在一个由低到高的发展序列中,在各民族之间努力划分出先进和落后,将从语言文字到衣食住行的各个方面都构拟出一个以自我想象的进步阶梯”。这不仅在政治上不利于民族团结、民族平等的政策思想,在文化上也容易滋生与助长民族与文化中心主义。这无论从短期的国家现实还是长期的民族发展来看,都是有百害而无一利的。更为艰难的工作是在人们的思想深处克服民族与文化中心主义。这个问题说到底是对传统文化与民族精神进行改造与重建的问题。如果不从文化思想的层面上入手,而仅仅在制度层面上努力,这个问题将永远不会得到根本解决。正如博厄斯所言:“通常,社会新思想的诞生并不自由,而是要受到它所处文化的指引。只有当文化受到外来思想的冲突,或受到因骚乱产生文化巨变而动摇时,个人才有可能获得确立新思想系统的机会,从而给文化变化指明方向。当社会上只有一种主导态度存在时,批判态度要兴起必具备强健、有创造性的头脑。对于目前日益严重的各种宗教信仰、民族种族、文化之间的冲突,博厄斯早有精辟的论述,指出了解决问题的思路:“与异种族的不断接触会改变我们的标准,对立意识甚至会变得微不足道”。“文化差异的抑制和不同群体的孤立不是指导人类进步的聪明的努力的目标”。


  博厄斯的学术传承


  20世纪20年代,博厄斯学派处于鼎盛时期,阿尔弗雷德•克罗伯(Alfred L. Kroeber),罗维(R. H. Lowie),威斯勒(C. Wissler),拉尔夫•林顿(Ralph Linton),露斯•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米德(M. Mead),赫斯科维茨(Melville J. Herskovits)这些名噪一时的著名人类学家都是博厄斯的弟子。当时的美国人类学界正在寻找研究文化的更令人满意的方法。由于文化分布问题的研究已达到顶峰,博厄斯的学生们开始探求新的领域,正是通过这些学者的努力,人类学才得以长足发展。


  阿尔弗雷德•克罗伯,德裔美国人,学术视野宽广,跋涉于人了学的田野工作并以整个世界、整个历史的各种文化为研究对象,是用比较研究民族志的办法分析复杂的现代文明社会高级文化的首批人类学家之一。他揭示文化现象中不同的课题模式或规律性;罗维,德裔美国人,对各种广泛的历史民族学理论,尤其是进化主义理论抱有极端的怀疑主义态度,反进化主义是他学术观点的根本特征。他的主要观点是文化发展非规律论;威斯勒,美国人,从心理学转入人类学,认为文化是社会集团或部落所表现的文化特质复合的总体,提倡研究这种文化特质复合的分布,并将文化区域和年代区域研究上升为一种研究方法;拉尔夫•林顿,领导了一场名为“文化与个性”的运动,从心理学和个性研究的角度研究文化人类学问题;露斯•本尼迪克特,美国第一位持名国内外的女人类学家,从文学转人类学,对文化人类学尤其是文化与个性领域的研究有着深刻的影响,提出文化模式理论,并因1940年出版的研究日本国民性的专著《菊与刀》而在世界范围内声名远播;米德,另一位蜚声世界的女人类学家,对文化心理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其研究非常具有现实意义和创新精神,认为心理因素和文化因素对人格的形成起决定性作用;赫斯科维茨,主张文化相对论的主要及最著名代表,文化相对论的主要传播者,某种程度上来讲是博厄斯学说最有力的继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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迪尔凯姆

迪尔凯姆,Emile Durkheim (1858-1917)又名涂尔干。法国社会学家,社会学的学科奠基人之一。 


  生平和著作 1858年 4月15日出生于法国孚日省埃皮纳尔一个小城镇的犹太教教士家庭。幼年曾学习希伯莱文、旧约和犹太教法典。青年时代放弃了宗教信仰,走上实证科学的道路。1879年,就学于巴黎高等师范学校,1882年毕业。1882~1887年,在省立中学教书。其间赴德国一年,学习教育学、哲学、伦理学,深受W.冯特实验心理学的影响。1887~1902年,在波尔多大学教书,并在那里创建了法国第一个教育学和社会学系。1891年,被任命为法国第一位社会学教授。1898年,创建了法国《社会学年鉴》。围绕这一刊物形成了一批年轻社会学家的团体──法国社会学年鉴派。1902年后执教于巴黎大学。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断了这位反战学者的学术研究,他的儿子和许多学生死于战场,他受到极大的刺激。1917年11月15日在巴黎去世。主要著作有:《社会分工论》(1893)、《社会学方法的规则》(1895)、《自杀论》(1897)、《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1912)等。


  社会学的对象和方法 迪尔凯姆为社会学确立了有别于哲学、生理学、心理学的独立研究对象,即社会事实。社会事实具有不同于自然现象、生理现象的特征和特殊的决定因素。它先于个体的生命而存在,比个体生命更持久。它的存在不取决于个人,是先行的社会事实造成的。社会事实以外在的形式“强制”和作用于人们,塑造了人们的意识。这种“强制”既指人们无法摆脱其熏陶和影响,又指对于某些社会规则拒不遵从将受到惩罚。迪尔凯姆认为,一切社会的观念都具有这种强制力;人类大多数的意向不是个人自己生成的,而是在外界的引导、熏陶和压迫下形成的。社会高于个人,社会事实无法用生理学、个体心理学以及其他研究个体的方法来解释,而必须用社会学的方法、观点解释。他说,宗教、道德、法律、社团、协会、语言,以及服装样式均属社会现象,都是社会学特定的研究对象。他还把社会事实分为“运动的状态”和“存在的状态”,前者指与思想意识相关的现象,亦称“团体意识”;后者是社会上一切组织和有形设置。迪尔凯姆注重研究前者。


  劳动分工论 社会秩序是迪尔凯姆一生学术研究的主题。19世纪后半叶,法国社会动荡不安。他一心要以社会学家的身份回答现实问题,帮助社会维系整合,达到安定。他的 3部主要著作《社会分工论》、《自杀论》、《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都紧密围绕着秩序和整合的主题,分别回答社会团结和整合靠什么达到,社会整合与个人是什么关系,团体意识对社会和个人起什么作用3个问题。


  迪尔凯姆认为,传统力量统治的社会靠“机械的团结”来维系。特别是在文明程度较低的社会中,同一团体的成员们采取同样的谋生手段,保持同样的习俗,信奉同一图腾,这种共同性使他们意识到大家同属一个集体,而不会离心。这种团体基本上是从“相似性”中生成的社会,即所谓“同质”的社会。该团体的首要任务是使成员们尊重团体的信仰和各种传统,即维护共同意识,维持一致性。在近代社会中,由于社会分工的发展,人们在意识、信仰上的差异也日益增大。但是社会没有瓦解,人们也没有分离,这是因为古代维系团体的共同意识逐渐被分工制取代,社会分工使每个人在消费上依赖于其他人。分工使社会像有机体一样,每个成员都为社会整体服务,同时又不能脱离整体。分工就像社会的纽带,故谓之“有机团结”。迪尔凯姆认为,民族越进化,其成员间的差异越大。这种趋势甚至反映在体质上。从大脑容量上看,同一种动物的脑量相互差别小,而人与人的脑量差别大;就人类而言,土人与土人相比,其脑量较之文明人更为接近。文明人在其他方面(如服装、思想)的内部差异也很显著。因此,近代社会是差异的社会,又是有机团结的社会。


  迪尔凯姆否认社会分工的产生是为了创造更多财富的观点。他强调,一个事物的功能,并不是产生出这一事物的原因,原因在功能之前。分工可以提高效率,增加财富,但这要在分工出现后与分工前的对比中才能显示出来。他认为造成分工制的原因是人口密度过大。人口的增加最初迫使一些人迁徙到其他地方,当无路可退时,他们被迫改换行业,分工制也就随之出现。他重视研究社会事实的功能,是功能理论的先驱之一。同时在方法论上,强调区分功能与原因,这对功能理论的完善具有重要意义。


  迪尔凯姆在早期著作《社会分工论》中还批判了传统社会中的共同意识,认为这种共同的信念接近于宗教,带有强制性,并渗入到一切社会生活中。他预言,共同意识和宗教维系社会的功能将逐渐被分工制取代。成熟期的迪尔凯姆在继续研究人类社会的整合问题时,放弃了《社会分工论》中贬低共同意识的思想,转向强调共同意识和宗教的社会作用。


  自杀论 在《自杀论》一书中,迪尔凯姆试图从社会与个人的关系上解释自杀的原因。他把自杀划分为 4种类型,即利己型自、利他型自杀、失范型自杀和宿命型自杀。认为利己型自杀产生于极度的个人主义。社会的人必须以他为之服务的社会作为生活前提,他需要一种高于自我的生活目标和意义。如教徒的生活目标是宗教信仰。西方近代个人主义的发展使个人与家庭、宗教和社会相脱离,从而使一些人感到生活空虚并失去目标。迪尔凯姆指出,利己型自杀多发生在基督教教徒、自由职业者、未婚者、离婚者中间。利己型自杀与社会的整合程度成反比。犹太教、天主教、英国公教都有更强的整合力量,而基督新教在规定教徒生活目标上缺乏强制力;独身者、离婚者比有家室的人较少地负有义务;从这些脱离了社会义务和束缚的人们中产生出更多的自杀者。


  利他型自杀产生于过分地屈从于一种社会目标和意义,过密地结合在社会中,以致个人失去了自主。迪尔凯姆以欧洲军队为例说明利他型自杀。在军队里,士兵被训练得不看重自己的价值,使他们感到被一种“社会价值”所扼杀,失去了自我,失去了生活的乐趣,因而军人的自杀率高于普通百姓。


  失范型自杀由社会混乱所导致,在混乱中社会成员的行为失去了规范,增添了痛苦。迪尔凯姆认为,欲望与满足欲望的手段之间的不平衡是一切生物痛苦的根源。动物的生理机制为其欲望划定了界限,而人的欲望却是无止境的。他占有的越多,欲求的就越多,所获得的未能满足需求反而刺激了新的欲望。欲望有界限,人们才会感到满足和快乐,而欲望的限定只能来自社会。社会形成了一套等级秩序。不管这个秩序是基于世袭还是个人成就,正常社会中的秩序总是被大多数成员接受的。当社会成员认为这种等级原则合理,自己应处在某一特定阶层中,他就欣然地接受该阶层给予他的限定,欲望与手段也就有了平衡的可能。当社会发生动乱、变迁时,人们失去了种种秩序和规范,欲望与手段不协调,行为混乱而无节制,遂造成种种痛苦,导致自杀率升高。迪尔凯姆把工商业者在经济危机中的自杀现象视为此种类型的例证。


  宿命型自杀是由于社会控制过度造成的,个人失去了任何希望。迪尔凯姆认为这种类型的自杀在现代社会并不常见,他没有对此作详细的讨论。迪尔凯姆总结其自杀研究,提出了3个命题:社会的人需要一个高于个人的社会目标;对这个目标所负的义务不至于使他失去自主;他的欲望应受到社会秩序给予的一定程度的限定。在自杀原因上,迪尔凯姆并不完全否定个人生理上的因素,但认为那是次要的,社会原因才是主要的。他认为,当一个社会不能提供上述3项条件时,一些心理上脆弱的个人就可能会自杀。


  宗教和知识社会学 迪尔凯姆宗教研究的对象是澳大利亚原始部落中的图腾崇拜,他的研究目的却是为了“理解现今的人”,为了说明宗教的社会功能,说明一种共同意识对于社会秩序建立的必要性。


  迪尔凯姆批判了早期人类学家对宗教起源的两种解释:万物有灵论和自然崇拜论。他说,这种解释说明不了为什么在对于自然、生理现象的误解露出破绽后,宗教还能持续下去,直到今天。他认为,宗教不是要给人们一种对于物质世界的描述,而是服务于社会。图腾是民族的标志、旗帜,图腾原则就是民族本身。人们崇拜图腾实际上是崇拜他们所属的那个团体,图腾是团体的象征,犹如国旗之于近代国家。“神圣性”历来是解释宗教的关键。迪尔凯姆认为宗教的神圣来自社会,它不过是被实体化、人格化了的团体力量,即道德力量。他认为,社会力量以一种心理方式作用于个人,迫使人们服从它,甚至违背人们的自然倾向。人们感到了身外存在的这种力量既是强制的,又是需要依赖的。他们对之敬畏,又不能充分理解其性质和来源,便萌发了某些观念来象征这些力量,这些观念就是宗教。这些神圣象征物(即宗教)的功能不仅在于帮助人们感到社会实体的存在,更在于维系社会,促进其整合。迪尔凯姆认为,澳大利亚民族的团结不是来自共同的血统和习俗,而是来自共同的名称、标志、仪式,即共同的图腾崇拜。取消了民族的象征物──图腾,民族就不能存在。他认为,宗教象征以其突出的神圣色彩加强个人对社会的隶属关系。社会对于个人,就像神对于其崇拜者一样,没有了这种


  至高的神圣性,便不可能有社会生活。迪尔凯姆分析了原始宗教中的多种仪式,认为它们起着维系社会、使之一体化的功能。他指出,不仅原始社会需要宗教的这种功能,“社会生活在其每一方面,在其每一个历史时期,都要靠一个大的象征体系才成为可能”。这一点是他晚年思想中的最大转变。 


  在解释宗教起源时,迪尔凯姆同时建立起他的知识社会学的思想。“团体意识”和“团体表象”既是他解释宗教起源的钥匙,也是他的知识社会学的核心概念。他认为,一切感受来自个体经验,一切理性并非与生俱来的、超验的,而是属于“团体表象”,来自“团体意识”,产生于团体生活之中。理性又分思维中的概念、范畴,伦理中的道德、宗教。这些均产生于团体生活,不是源于个人的心理机制。在完全孤独的个人生存中,为了生理需要的满足,凭感觉就足够了,并不形成时间、空间等概念。在动物式的个体生活中,客观的时空并未消失,但它们不可能把握作为一种思维范畴的时空概念。只有团体生活才需要形成概念、范畴和类别。迪尔凯姆并不否认“范畴”、“概念”所反映的客观实在,只是强调没有团体生活就不可能也不需要认识这些实在。因此他认为,一种道德思想不可以简化为一种功利目的,理性不可以简化为个人经验。


  学术贡献 迪尔凯姆提出了社会事实作为社会学研究对象,阐述了社会事实之间存在的结构、功能和因果的关系,制定了一系列社会学研究的实证规则,充实了由A.孔德开启的实证主义社会学的构想,使社会学方法论具有实质性的内容。他运用统计方法对自杀现象的研究,用人类学资料对澳大利亚土著居民的宗教研究,是社会学理论和经验研究相结合的范例,从而结束了西方社会学理论研究和经验研究长期脱节的状况。迪尔凯姆丰富、精深的社会学思想,对社会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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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斯

莫斯,M.


  Marcel Mauss (1872~1950)


  法国社会学家、民族学家,É.迪尔凯姆的学术继承人。曾在巴黎大学和波尔多大学学习哲学。1898年迪尔凯姆创办《社会学年鉴》,莫斯负责该刊物宗教方面的研究与编辑。他曾对宗教实践发生兴趣,以后转向比较社会人类学的研究,被尊为法国实地民族学派的创始人。1925年创办巴黎大学民族学研究所。1931~1939年在法兰西学院任教。主要论著有:《早期的几种分类形式:对于集体表象的研究》(1903)、《关于爱斯基摩社会季节性变化的研究》(1910)、《关于原始交换形式──赠予的研究》(1925)等。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莫斯的学术成就主要在于对原始宗教和祭祀的研究,他在《早期的几种分类形式:对于集体表象的研究》和《关于爱斯基摩社会季节性变化的研究》中,提出了在以后著作中加以发展的关于社会物质条件和集体表象之间在功能上相互联系的观点。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他承担了捍卫迪尔凯姆学派的传统和继续自己专业研究的双重任务,并将注意力转移到对古代社会的社会内聚力问题的研究。在《关于原始交换形式──赠予的研究》中,他分析了礼物交换这种带有经济、宗教和道德意义的社会现象究竟是功利的还是符号的,认为交换系统保证了邻里之间的和睦,维护了社会结构的稳定和社会等级的合法性。这一时期他的重要著作包括两方面的内容,即民族学研究和社会科学方法论。莫斯的思想对英国的A.R.拉德克利夫-布朗、B.K.马林诺夫斯基和美国的R.雷德菲尔德等人类学家影响较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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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伯特•赫尔兹

[] 罗伯特•赫尔兹(Robert Hertz,18821915
20世纪初,法国人类学家赫尔兹(RobertHertz18821915)开创了象征人类学的研究,这主要反映在其代表作《右手的优越》一书中。该书被认为是第一本系统地研究象征问题的人类学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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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尔福雷德•拉德克利夫•布朗

英国社会人类学家,功能学派创始人之一。生于英格兰沃里克郡的伯明翰,卒于伦敦。1901年入剑桥大学师从W.H.里弗斯,后成为该校三一学院研究员。1906~1908和1910~1912年先后在印度安达曼岛、澳大利亚西部从事人类学实地考察。1920~1946年先后在开普敦大学、悉尼大学、芝加哥大学及牛津大学任社会人类学教授。在此期间他还对澳大利亚、南非、大洋洲及东南亚等地做过多次考察与访问。1935年应燕京大学社会学教授吴文藻的邀请来华讲学,对中国社会学界有重要影响。主要著作有:《安达曼岛人》(1922)、《澳大利亚各部落的社会组织》(1931)、《原始社会的结构与功能》(1952)、《社会人类学方法》(1958),以及与他人合编的《非洲的亲属制度和婚姻制度》(1950)。在学术思想上,拉德克利夫-布朗没有追随里弗斯对社会现象做心理学的解释,而是深受法国社会学家É.迪尔凯姆功能思想的影响,把社会(文化)看成是由各个部分在功能上整合的系统。其结构—功能理论重在分析社会结构的各个部分,以及这些部分在维持社会平衡和社会秩序方面的功能,对于社会和文化的变迁则缺乏恰当的评估。与功能学派另一代表人物B.K.马林诺夫斯基不同的是,他认为文化是在社会层次上而不是在个人需求层次上发挥功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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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罗尼斯拉夫•马林诺斯基

马林诺夫斯基(1884~1942)


  Malinowski,Bronislaw Kaspar


  英国人类学家。功能学派创始人之一。生于波兰,卒于美国。1908年以全奥地利最优等成绩获得物理学和数学博士学位。后到莱比锡奥斯特瓦尔德理化实验室从事研究,受到德国心理学家W.冯特的影响。他在英国人类学家J.G.弗雷泽的《金枝》启发下,开始对人类学发生兴趣。1914 年,在英国博物馆和伦敦经济政治学院工作。同年,他跟随到新几内亚和美拉尼西亚去的蒙德人类学考察队进行实地调查。1924年,任伦敦大学社会人类学讲师。1927 年任伦敦经济政治学院教授。1928年任波兰科学院院士。1932年担任研究人口问题的意大利委员会通讯委员。1933年任荷兰科学研究皇家学院的院士。1936年任新西兰皇家学会的荣誉会员。1936年代表伦敦大学和波兰学院去美国参加哈佛大学一百周年纪念,被授予荣誉科学博士学位。1939年在美国耶鲁大学任教。1922年,发表了民族学调查专刊《西太平洋的探险队》。他的《科学的文化理论》(中译本名为 《文化论》)一书是他的功能主义理论的比较全面和系统的总结 。他的学术思想,尤其是关于实地调查的方法论,对西方人类学和民族学产生了重大影响,他和另一位英国人类学家A.R.拉德克利夫-布朗一起创立了英国功能学派。他去世后,美国人类学、民族学界专门设立了以他的名字命名的马林诺夫斯基奖。


  马林诺夫斯基在学术观点上对进化学派、传播学派和历史学派都持反对态度。他认为,物质器具和社会思想只有在具有满足人类的生物需要和社会需要时 ,才能存留和传播,若失去这种功能,便会在历史上消失。原始文化,例如宗教和巫术,对原始居民具有心理的和社会的需要,原始的氏族和部落机构,适应原始居民生活实际。因此他建议英国殖民当局采取保持原始居民机构的政策,通过原始居民的首领对原始居民实行长期统治。其著作还有《野蛮社会的犯罪和习俗》、《西北美拉尼西亚的野蛮人性生活》、《自由和文明》等。


  生平


  马林诺夫斯基生于波兰克拉科夫,父亲卢克杨·马林诺夫斯基(Lucjan Malinowski)是杰格隆尼大学(Uniwersytet Jagielloński)的语言学教授,同时是波兰语在内的斯拉夫语言研究先驱;母亲约瑟华·马林诺夫斯基(Lucjan Malinowski)则是贵族之後,同时也受过良好的教育。由于他们住在于该大学任教的教授社群内,而该大学的教授多是自视甚高的学术精英,自小马林诺夫斯基便受到贵族式的教养。


  1898年遭逢丧父,当时14岁的马林诺夫斯基生活全由母亲照料。隔年,他罹患严重的眼睛疾病,医生警告他有失明的危险,比较好的治疗方式就是待在黑暗的房间里。因此年少的马林诺夫斯基从学校休学,由母亲在暗房中教导他拉丁文、数学等学校科目。眼疾治好後,马林诺夫斯基与母亲开始到热带地区旅行,其中包含非洲地中海沿岸和大西洋上的岛群等地。而年少的马林诺夫斯基除了游历四方外,也受到当时的青年波兰运动(Young Poland movement)影响,开时投入剧本和诗的创作,并结交了两位知己:日後成为波兰前卫画家、文学评论家、哲学家和数学家的雷奥·屈斯克特(Leon Chwistek),以及史班尼斯劳·维科伟奇(Stanislaw Ignacy Witkiewice)。其中後者又与他格外亲暱,马林诺夫斯基在日记和平日书信中往往称他作“史塔胥”(Sta's)。两人不但住在一块(上课期间维科伟奇住在马林诺夫斯基家,假期时两人到维科伟奇在乡下的家度假),在彼此的创作作品中也常借用对方的性格进行描述。


  早期学术生涯


  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时期的马林诺夫斯基虽然大半的教育都在家中完成,马林诺夫斯基於1902年依然顺利进入波兰著名学府杰格隆尼大学哲学系就读。而在哲学之外,他又修了波兰文学、数学、物理学、植物学、微生物学、心理学、教育学的课程,并且受到其父亲的好友法学教授达根(L.Da-rgun)、艾斯特莱赫(S.Estreicher)以及历史学家波特康斯基(K.Portksnski)等人的影响,逐渐对家庭、社会和民族学产生兴趣。1908年在哲学史教授帕夫斯基(S.Pawlicki)指导下开始写作论文《思想的经济原理》(英文作On the Principle of the Economy Thought),内容是讨论奥地利哲学家兼物理学家恩斯特·马赫(Ernst Mach)的思想:他以实证主义的方式,论述如何计算人思考和精神活动是花费与释放出来能量的经济原理。写作论文期间,马林诺夫斯基又因健康情形不佳,与母亲再度到热带地区旅行,并一直到1908年才提交论文,正式从大学毕业。由于无法获得就读教师资格的奖学金,他又到莱比锡大学(Leipzigi Ülikool)进修,学的是心理学和经济史。


  根据马林诺夫斯基自身的说法,他在养病期间阅读了詹姆斯·乔治·弗雷泽(James George Frazer)的《金枝》(The Golden Bough)後,才对人类学产生兴趣,决心投入人类学的研究,而多数也接受这种说法。然而有些人根据马林诺夫斯基的成长背景分析,认为他投入人类学研究的根基其实建立在他的成长与求学过程之中,而他在杰格隆尼大学时学到的教育,也处处影响到其日後的理论与研究对象。


  1910年马林诺夫斯基拿到奖学金,顺利以硕士後研究生的身份到伦敦政治经济学院(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就读一年。这期间他接受以研究婚姻史闻名的社会学家艾德华·魏斯特马克(Edward Westermarck)指导,并於隔年回国後发表文章批评佛雷泽对婚姻的论述。1913年,马林诺夫斯基以讲师的身份回到政治经济学院,同年发表第一本英文著作《澳大利亚土著家庭》(The Family among the Australia Aborgines),以大量澳洲原住民(当时被认为最原始的民族)文献与材料批评魏斯特马克的论点,进而主张最早的家庭乃为核心家庭。此书不但受到阿弗烈·芮克里夫布朗(Alfred Reginal Radcliffe-Brown)等英国人类学家赞扬,还为他取得正式的博士学位。


  大洋洲田野调查


  1918年马林诺夫斯基在超卜连群岛上与土著访谈的情形。1914年在大洋洲民族学专家查尔斯·塞利格曼(Charles Seligman)引介下,马林诺夫斯基取得奖助金得以完成到澳洲研究图腾制度的梦想。然而在7月抵达澳洲,辗转於雪梨、墨尔本之际,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了。由於当时的澳洲仍属于英国,而马林诺夫斯基的国籍却是其敌国奥地利(当时波兰被德国、奥地利和俄国瓜分),为了避免遭到遣返(其他研究团员多选择此方式),马林诺夫斯基选择与澳洲政府斡旋,最终获得研究的许可,而走上自身一人进行田野调查的路(当时多数的田野调查是由研究团队合作,在各地进行的短暂的访问与考察)。于是从1917年9月1日到1915年5月,马林诺夫斯基独自在新几内亚(当时由澳洲政府管辖)南部的迈鲁(Mailu)岛上从事研究,并率先学习土著语言以方便调查。1915年5月,在偶然机缘下他决定到东北方的超卜连群岛(Trobriand Islands)进行下一步研究。


  马林诺夫斯基参与超卜连生活的景象。在超卜连,马林诺夫斯基整理了之前碰到的问题,以及自身奉守的实证主义,逐渐创立一套新的田野调查方法论:他认为作为科学的人类学,其依据的民族志材料应该根据具体的证据书写,因此首要工作便是写作统计图、族谱等图表以理解澄清研究对象的状态和彼此之间的关系,而这些图表又包含得自於土著的意见以及自身的观察;然而,这些图表的书写不是漫无目的的工作,而是具备对研究问题的关怀与学科上的考量。基于前述的原则,他提出了参与观察法的研究方式,即让自己真正参与部落之间的活动,并适当的与自身的文化(特别是当地的传教士与殖民官员)保持距离,使自身真正观察到土著生活中琐碎却又关键的习俗与规范。此外,他认为许多实际的规范仍难找到真正的答案,因此土著的传说、口语中的词汇以及其自身的观点也该是民族志纪录的对象。而最後完成的民族志应该呈现土著的想法与世界观,而让读者理解不同文化(自身与当地)之间的差异,进而认识自身的本性。


  虽然马林诺夫斯基在超卜连群岛的田野调查十分成功,并持续到1918年才返回墨尔本,但他的日记与其他纪录显示其生活充满了矛盾:当地官员当他是怪人,而土著觉得对他的行为愚蠢可笑。而他自己在当地没有朋友,成天面对乡愁与对工作的厌倦(他十分痛恨土著的现实与无知)。即使接获母亲去世的噩耗,也必须强忍哀痛,继续自己的研究工作...。


  1918年他终於完成了田野调查,暂时回到墨尔本,随後与仰慕已久的艾丝·马森(Elsie R. Masson)结婚,但不久却生场大病,于是在回欧洲前又到加那利群岛(Islas Canarias)疗养一年,并著手撰写《南海舡人》(Argonauts of the Western Pacific)。


  返回英国


  1920年,马林诺夫斯基与妻子带著田野工作的成果回到英国,随即於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担任民族学暑期课程的兼任讲师。1922年正式出版第一本田野调查成果《南海舡人》(Argonauts of the Western Pacific),不久被任命为伦敦大学学院首位社会人类学课程教授,从此开始了他在英国人类学界的重要影响力。1927年马林诺夫斯基升任该学系系主任,担任该职直到1938年他离开英国为止。


  在伦敦大学期间,马林诺夫斯基精彩的授课吸引了各地学生加入,其中包括艾德华·伊凡普理查(Edward E. Evans-Pritchard)、艾德蒙·李区(Edmund Leach)、梅耶·弗提斯(Meyer Fortes)以及中国的费孝通,另外社会学家如塔尔科特·帕森斯(Talcott Parsons)、吴文藻等人也会参与他的讨论课。课堂上的马林诺夫斯基充满了精力,但也滔滔不绝下却要求学生必需接受他的功能论论述。而课堂之外,他致力於与反对者论战,并且到处讲学以推广自己的学说。除此之外,这十多年间出版了许多著作,其中包含民族志资料的整理发表,以及文化理论的专门论述。另外,马林诺夫斯基也致力将自己的学生送到世界各地作研究,希望使自己的学说真正做到放诸四海皆准的境界。


  晚年


  晚年的马林诺夫斯基。历经1930年代在英国人类学界的全盛期後,马林诺夫斯基於1938年离开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前往美国耶鲁大学任教。对於这突如其来的改变,一般认为乃基於他对亲手栽培的学生施所致,尤其这些学生的研究成果反而威胁到他的理论,有些则直接放弃,改采阿弗烈·芮克里夫布朗的说法,这些都在在伤了马林诺夫斯基自负的心。


  在耶鲁,马林诺夫斯基选择从头再来,并改以墨西哥中部的查波特克人(Zapotec)聚落作为调查地点,於1940年与1941年的暑假期间展开短期的田野调查。可惜才刚作出初步成果,他却於1942年5月1日心脏病发去世,享年58岁。


  理论研究


  马林诺夫斯基根据他从超卜连群岛得到的资料,以及自身所学的心理学、社会学等知识,提出一套被後人称为功能论的理论。他认为,一个社会的所有文化其实只是一组工具,其存在目的在满足人类自身的种种生理和心理需求。而各文化要素之间是环环相扣,且不断变动以保持有效的运作。也因此,我们可以在各文化中找到一套自己的运作原则,而这些原则也和社会中的实质功能保持紧密的关联。


  而印证功能论最好的例子便是库拉圈(Kula ring)。这个存在於新几内亚东边的跨岛群交易圈同时以顺时钟和逆时钟方向进行两种物品的交换,可是这两种物品却不具备实质上的功用,但土著却愿意冒著相当的风险进行这这种无限循环的交换。在多数外人眼中,这种行为看似不可思议,但马林诺夫斯基却认为这种交换过程倚赖於彼此间的信任,而这信任的原动力其实是为了其他民生物资的交换:由於各岛之间物资有限,彼此间依赖度颇深,库拉圈的交易过程得以建立彼此的相互信赖感,使其他顺带的交易成为可能之事。


  马林诺夫斯基手绘的库拉圈分布图。从库拉圈向外推展,所有的文化项目像家庭、巫术等,都是为了满足社会上的个别需求如果腹、性欲、嬉戏、信仰等。因为如此,所有文化项目彼此互相整合,也不相互违背,所以整体文化应为平和而稳定。


  由此衍伸,马林诺夫斯基以为多数稳定的“野蛮人”文化正快速被西方文化取代。身为人类学家,必须尽快以田野调查将这些文化纪录在民族志之中,才能“抢救”这些“未受污染”的文化身影。因此他强调“抢救人类学”的重要性,并成为他积极送学生到世界各地研究的理由之一。


  影响


  虽然在马林诺夫斯基之前,法兰兹·鲍亚士与他的学生已经提出历史特殊论驳斥演化论与种族歧视观点,但直到马林诺夫斯基提出自己的论述,才真正有完整的理论解释文化相对论的观点,也从他开始,19世纪发展到鼎盛的欧美种族中心论论述开始没落,逐渐被前者取代。


  但马林诺夫斯基最大的贡献在於他提出了新的民族志写作方法。在他之前,人类学家往往以传教士或探险家的著作或纪录作为研究材料,但是这些纪录的内容却充满了文化偏见或不够周延的描述,因而造成研究时的困难。19世纪末期开始,路易斯·亨利·摩尔根(Lewis Henry Morgan)等人开始进行最早的田野调查,并试著书写自己的民族志,然而他们的调查期间仅有几个月或几个星期,且多数人甚至不懂当地语言,仅能透过第三人或简单的问句得知被访问者的意见,加上他们仍然摆脱不了对当地白人的依赖,因此研究成果充满了歧视与矛盾。


  从马林诺夫斯基起,几乎所有的人类学家都必需到自己研究的文化部落住上一年半载,并实地参与聚落的生活,使用当地的语言甚至和土著建立友谊。为了完成客观的民族志,他们必须绘制土著的族谱,纪录当地的传说,并参观他们的仪式。每位研究者没有翻译,只能靠著一至数位的报导人协助自己的研究工作。而这些,都为了完成一份马林诺夫斯基式的民族志纪录。


  除此之外,马林诺夫斯基在超卜连群岛作的田野调查也被视为典范:他的研究影响了马瑟·牟斯的著作《礼物》,使交换理论成为日後社会学与人类学关注的焦点,并率先以实际例子反驳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的伊底帕斯情结(Oedipus Complex)。而这些震撼性的纪录也让当时的欧洲人重新思考文化的主客观点,学习以当地人的观点理解个别文化的价值,并重新思考自己的文化特性。


  著作书籍


  1913年:《澳大利亚土著家庭》(The Family among the Australia Aborgines)


  1915年:The Trobriand Islands


  1922年:《西太平洋的航海者》(Argonauts of the Western Pacific)


  1926年:《原始社会的犯罪与习俗》(Crime and custom in savage society)


  1927年:《两性社会学:母系社会与父系社会底比较》(Sex and reperssion in savage society )


  1929年:The sexual life of savages in North-western Melanesia : an ethnographic account of courtship, marria


  1935年:Coral gardens and their magic.


  1944年:Freedom and civilization


  1944年:《文化论》(A Scientific Theory of Culture)


  1945年:The Dynamics of Culture Change


  1948年:《巫术、科学与宗教》(Magic, Science, and Religion)


  1967年:A Diary In the Strict Sense of the Te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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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现璠--中国现代民族学奠基人之一

1899年11月13日1982年1月18日),中国现代著名历史学家,教育家,民族学家社会活动家。原名甘锦英,壮族,祖籍广西扶绥县。1926年就读于北京师范大学,师从陈垣、钱玄同,在学九年,后留学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现东京大学)大学院(研究院)深造。归国后,历任广西大学、中山大学、国立桂林师范学院广西师范大学等校史学教授,为我国壮族第一位大学教授。曾兼任广西教育研究所研究员、广西大学训导长、中文系主任、图书馆馆长、漓江业余大学校长等职,相继当选为第一届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协会理事(注1)、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委员(注2)、中央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委员、“广西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副组长兼壮族组组长、百越民族史研究会副会长、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一届中国民族学学会顾问(注3)、《中国大百科全书-民族》编辑委员会委员、第一届中国西南民族研究学会顾问、先后被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任命为广西省桂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委员、广西省人民委员会委员。他一生著述丰硕,共编著译有《中国通史纲要》三卷(合著)、《高中外国史》两卷、《元代农民之生活》、《唐代社会概略》、《宋代太学生救国运动》、《中国通史讲稿》、《秦代通史》、《魏晋南北朝通史》、《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史讲稿》、《日本汉化史稿》、《中国文化史讲稿》、 《旧民主主义革命史稿》两卷、《新民主主义革命史讲稿》、《中国殷代社会史》、《 中国封建社会史》、《中国历史名著选读讲稿》、《广西僮族简史》、《古书解读入门 》、《汉族的形成》(合著)、《韦拔群评传》三卷、《中国生活学——古代食衣住行研究》三卷、《中国历史没有奴隶社会》(合著)、侬智高、《壮族通史》(合著,荣获 1987~1990年度广西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等书以及发表过《周代无井田制》、《我国坐俗古今之变》、《吸烟风俗传播考》、《我国服装演变之研究》、《黔桂边区教育散记》、《殷周社会初考》、《土司制度在桂西》、《壮族女将瓦氏领兵抗倭》、《我国民族历史没有奴隶社会的探讨》、《铜鼓及其花纹的新探索》、《试论“中国生活学”的构 建》、《民族调查与研究近40年的回顾与思考》、《铜鼓及其花纹的新探索》等大量史学论文。1999年 11月“黄现璠教授诞辰一百年纪念座谈会”在广西师范大学隆重举行,会后广西师大编印《黄现璠教授诞辰百年纪念文集》一册和出版了《古书解读初探——黄现璠学术论文选》一书。世有“壮学宗师”、“20世纪中国学术事业奠基人之一”、“中国现代民族学奠基人之一”、“桂海学术泰斗”等誉称。(注4)现在广西师范大学和桂林中学分别设立了“黄现璠少数民族奖学金”和“黄现璠奖学金”。
马寅初、黄现璠、茅盾、禺、老舍夏衍、田汉、丁西林、贺绿汀 、马思聪 、梅兰芳、焦菊隐、阳翰生、周扬、胡俞之、范长江、竺可桢、钱端升、钱伟长、华罗庚等等。
注2:1958年2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开幕前一天(1月31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向大会提出了《关于罢免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民族委员会法案委员会和国防委员会中的右派分子黄绍竑等十人的职务的建议》,请大会予以

以审议。建议如下:“关于右派分子章乃器、潘大逵、曾庶凡、黄绍竑陈铭枢、黄现璠、费振东、乔传珏、马哲民、章伯钧、叶笃义、程士范、潘锷鏱、罗隆基费孝通储安平、钱伟长、钱孙卿、欧百川、王天锡、韩兆鹗、丁玲、张东木、谢雪红、杨子恒、郑立齐、黄琪翔、李伯球、徐铸成黄药眠、王毅齐、张轸、张云川、朱君允、毕鸣岐、谭志清、龙云、李琢菴38人的代表资格问题。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已经向大会提出建议,认为他们已经丧失继续执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职务的合法根据,不应当出席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因此,常务委员会决定建议大会罢免黄绍竑、龙云、陈铭枢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的职务,罢免费孝通、黄现璠、欧百川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民族委员会委员的职务,罢免张云川、陈铭枢、黄绍竑、黄琪翔、谢雪红、罗隆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法案委员会委员的职务,罢免龙云国防委员会副主席的职务,罢免黄琪翔国防委员会委员的职务。”2月1日,全国人大一届五次会议作出了“罢免费孝通、黄现璠、欧百川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民族委员会委员职务”的决议,结果,黄现璠被错划为中国少数民族头号大右派。(引自陈吉生撰:《为学贵自辟一一忆桂海学术泰斗黄现璠》,载《肝胆相照》232~271页,桂林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印,2007年12月第1版。)

注3:“中国民族学学会”第一届理事会成立于1980年10月26日,顾问有吴泽霖、黄现璠、李安宅、杨堃、吴文藻、刘咸、杨成志、方国瑜、江应梁、费孝通、李有义——按出生年序排名。
注4:见《广西民族研究》本刊编辑部撰《开拓壮学 真诚奉献——纪念壮族著名教授黄现璠诞辰100周年》,载《广西民族研究》1999年第4期;莫君撰:《壮学宗师黄现璠》,载《广西日报》,2002年9月3日;黄现璠著《古书解读初探——黄现璠学术论文选》韦纯束撰“序一”,冢田诚之撰“序二”、“马克·本德尔撰“序三”,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7月;陈吉生撰《试论壮族著名史学家黄现璠对20世纪中国“新史学”实践与建设的贡献》,载《广西民族研究》2007年第1期。
《中国通史纲要》被公认为20世纪冠名《中国通史》的第一部通史巨著,达百万馀言,开拓意义斐然。
2. 《唐宋时代之转运使及发运使》“现代关于转运使的研究较多,最早涉及这一问题的是黄现璠,他对唐代的转运使进行了初步研究,并讨论了其与发运使的区别。”(引自胡戟、张弓等主编:《二十世纪唐研究》第787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1月第1版)
3. 《唐代社会概略》被公认为20世纪学者所着的第一部关于唐代社会史研究专著。
4. 《宋代太学生救国运动》被公认为20世纪学者所着的第一部关于青年学生运动史的专著。
5.20世纪40年代发表了《吸烟风俗传播考》等大量社会生活史研究论文,故被史学界称为中国社会生活史研究先驱之一。
6.《广西僮族简史》被公认为20世纪学者所着的第一部关于壮族历史的专著,故被民族学界称为壮族史研究开拓者和奠基人。
7.《侬智高》被公认为20世纪学者所着的第一部关于壮族人物的专著。
8.《壮族通史》被公认为中华民族第一部有关壮族的通史,故被民族学界尊称为“壮学宗师”。
9.《中国历史没有奴隶社会》被公认为20世纪学者所着的第一部论证中国历史没有经历过奴隶社会的专著。
10.《试论“中国生活学”的构建》 编者按:构建“中国生活学”是黄现璠先生在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即已提出的构想,目前在中国史学界仍属首倡,具有极大的现实意义。在深入研究中国古代食衣住行生活后,受当时倡议“史界改革”的新思维意识的影响和“日本生活学”相关方面研究的启示,黄现璠先生对“中国生活学”的研究对象、定义、学科设置以及研究方法或手段都进行了一定的探索,提出了框架构想。黄现璠先生学林耕耘、辛劳艰苦,拳拳之心令人景仰,切切之意发人深思。本刊刊发此文,既是为了让世人了解黄现璠先生的“中国生活学”研究历程与相关成果,又是为了引起学界对构建“中国生活学”的关注、探讨和研究。。”(引自《广西社会科学》[特稿],2007年第3期。)
邓之诚“中国通史”课、陶希圣“中国社会史”课、陆懋德“中国上古史”课、肖一山“清史”课。
1929年 30岁,9月,听课之余,在私立“平中中学”兼教历史、国文,持续三年。
1930年 31岁,7月,与同学刘镛着手编著《中国通史纲要》。
1932年 33岁,4月,发表论文《元代之农民生活》;5月,发表论文《元代代之奴隶生活》;8月,北师大史学系本科毕业,获“教育学士学位;9月,出版《中国通史纲要》合著)上册;10月,因学业优异,并有所成,免试升入北师大研究所历史科学门当研究生,师从陈垣治考据学、钱玄同治音韵学。张我军研习日文,兼北师大研究所纂辑处纂辑及北师大教育研究会助理干事等职;11月,发表论文《东北之历史考察》。
1932年 34岁,7月,发表论文《最遍三十年中等学校中国历史教科书之调查及批评》;出版《高中外国史》两册;12月,发表论文《唐宋时代之转运史及发运史》。35岁 1月,出版日文译著《元代农民之生活》;4月,出版《中国通史纲要》中册;7月,出版《中国通史纲要》下册,全书上、中、下三册,独自完成上、中册,同窗刘镛完成下册,共达百余万宇;8月,发表论文《唐代之贱民阶级》。
1935年 36岁,11月,赴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研究院留学,师从日本汉学权威和田清、加藤繁两导师治中国史,听池内宏、原田淑人辻善之助、中村孝也诸师课;常访日本学者白鸟库吉、津田左右吉、羽仁五郎、服部之总、有高岩;互受切磋之益;与日本学者后藤朝太郎、榎一雄等人结为学友。
1936年 37岁,2月,发表论文《南宋末年河北山东之义军》、《北宋亡后北方的义军》(与陶希圣合撰);3月,出版专著《唐代社会概略》(陶希圣作序);8月,获广西省官费留学资格,攻硕士学位;10月,出版专著《宋代大学生救国运动》(邓之诚作序)。
1937年 38岁,2月,商务印书馆再版其专著《唐代社会概略》;7月,发表论文《中国发装考略》。留日期间,始着手研究中国古代社会性质问题,常访在日学者郭沫若,相互探讨中国古代社会问题,受切磋之益。因七七事变起,抗日军兴,11月归国。
1938年 39岁,1月,任南宁高中教员;8月,应广西大学校长白鹏飞之邀,入广西大学文史地专修科任助教;10月,编成《中国通史讲稿》;11月,井任广西大学文史地专修科讲师,授“中国通史”课。
1939年 40岁,11月,与前妻登报离婚,与西大附小教员刘丽华结婚。12月,编成《秦代通史》书稿一卷。
1940年 41岁,8月,升任西大文史地专修科副教授,授“中国上古史”课;12月,撰成《魏晋南北朝通史》书槁一卷。
1941年 42岁,治学一变,重点转向社会生活史和文化史研究。2月,发表论文《我国礼节之形态与变迁》。《再论礼节之演变》:3月,发表论文《战国时代农奴解放与人之发现》、《周代无井田制》;4月,发表论文《我国坐俗古今之变》;5月,应邀担任《国防周报》编撰委员,辟《汉族对外抗战史》专栏,相继发表抗日论文《明代剿倭之广西女将》,《汉族对外抗战史》、《汉武力争汉族之生存而战》,《五胡乱华北方民众之抗战》;6月.发表论文《日本人之坐法》;编成《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史肿稿》一书;7月,发表论文《印度佛教坐俗之研究》;8月,因反对国民党CC派分子出掌西大,参与学潮,受迫害,愤离西大,应罗香林教授之邀,转赴中山大学师范学院任史学教授(成为壮族第一位教授),授“断代史”课;发表论文《元代服饰之奇异》;着手编著《中国起居衣食礼节史》;9月,发表论文《政治革命之汉代道教》;11月,发表论文《汉代学术思想之三变》;11月,发表论文《秦始皇第二之隋文帝》。《战国时代采邑经济之发达》;12月,发表论文《吸烟风俗传播考》。中大任教期间,常与杨成志教授往来论学,相互探讨民族史问题,引为知己。
1942年 43岁,2月,发表论文《饮酒礼俗与女招待的缘起》;3月,发表论文《饮茶风俗之起源及其传播》、《番薯传来考》;4月,发表论文《春秋五伯无一尊周》;6月,发表论文《男女鞋袜古今之变》;7月,发表论文《我国服装演变之研究》;8月;应曾作忠院长、雷沛鸿所长之邀,转国立桂林师范学院史地系任教授,授“历史文献”课,兼广西教育研究所研究员;11月,撰成《日本汉化史稿》一卷。
1943年 44岁,1月,发表论文《中国男女服装之研究》;4月,发表论文《食器与食礼之研究》;6月,编成《中国文化史讲稿》一卷;8月,带领中山大学学生赴龙胜、三江等县考察黔桂边区少数民族社会历史状况,收集史料;11月,应西大校长李运华之邀,转回西大文史地专修科任教授,主授“中国上古史”课,兼授“中国文化史”选修课。
1945年 46岁,4月,在西大组织“黔桂边民考察团”,任团长,带团深入贵州榕江大有乡一带考察苗民社会历史现状,收集史料:9月,带领助手深入融县苗族山区作学术考察,收集史料。
1946年 47岁,9月,当选为广西石刻展览会评议委员。
1947年 48岁,1月,发表考察报告《黔桂边区教育散记》、《黔桂边民社会组织的民主政治》。
1948年 49岁,1月,撰成《隋唐五代史》书稿一卷;4月,发表论文《春秋战国人之平等与人之发现》;5月,撰成《中国起居饮食礼节史》书稿一卷,寄送上海正中书局,得预支稿费法币2000万元,稿已制版印刷成样书,后因上海临近解放,书局解散,而未能出版发行。9月,撰成《民国史断片》书稿一卷。
1949年 50岁,1月,撰成《旧民主主义革命史稿》两卷;6月,兼任西大训导长;8月,编成《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讲稿》;12月:兼任西大中文系主任,授“历史唯物论”课。
1950年 51岁,4月,撰成《殷代社会史》书稿一卷;10月,兼任广西大学图书馆馆长。
1951年 52岁, 6月,任中央民族访问团广西分团副团长,与团长费孝通等人一行深入广西少数民族地区访问调查,此时与费孝通教授结识,相交终身;此后,治学再变,重心转入少数民族社会历史田野调查及研究。
1952年 53岁,12月,撰成《中国封建社会史》书稿一卷,确立了其“中国民族历史没有经历过奴隶社会”的基本史观。
1953年 54岁,6月,在西大组织“广西历史文物工作组”,任组长,带组深入广西罗城:河池等瑶区县作学术考察,收集史料;8月,编成《中国历史名著选读》讲稿一卷;10月,高等院校调整,西大撤销建制,转任新建广西师范学院史地系教授,兼院图书馆馆长,授“史部名著选读”课。
1954年 55岁,5月,作为广西文化教育界代表,当选为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协会理事;9月,赴京出席第一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当选为人大民族委员会委员;会议期间,结识张云逸谢扶民谢鹤筹等人,了解到不少有关壮族革命英雄韦拔群的光辉事迹,着手收集有关史料,开始编著《韦拔群传》一书;会后,应邀出席国家教育部主持召开的教育界人大代表座谈会,会议期间,就其所持“中国民族历史没有经历过奴隶社会”史观与王亚南教授切磋,深获王氏赞同。
1956年 57岁,1月,台湾台北文星书店再版其前著《宋代大学生救国运动》;2月,完成前著《中国起居饮食礼节史》修改补充,成二卷,送北京人民出版社审;5月,发表论文《太平天国革命中的壮族子弟》;6月,赴京出席全国人大第一届第三次会议;会后出席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会上,受全国人大民委之托,参与组建“广西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工作;在京出席全国人大民委主持召开的“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专题科学讨论会”,作“壮族族源初探”专题学术报告;7月,在周恩来先生的鼓励下,着手撰著《广西僮族简史》;同月,撰成《广西右江壮族人民建立苏维埃政权之革命》初稿,由广西师院教材课印行;8月,“广西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成立,任副组长兼壮族组组长,负责全组学术调查工作,带组赴广西境内各少数民族地区展开大规模学术调查;12月,撰成《广西壮族史略》初稿》(油印本),送有关部门和学界人士征求意见。
1957年 58岁,1月,主编《广西壮族反抗压迫史》;2月,发表论文《谈壮歌》;3月,撰成《右江苏维埃政权之建立》初稿(油印本),送有关部门和学界人士征求意见;4月;与北京的人民出版社签订《中国起居饮食礼节史》出版合同,得预支稿费700元;发表论文《壮族在广西的历史分布情况》;完成《广西壮族史略》修改补充,更名《广西僮族简史》出版;7月,赴京出席全国人大第一届第四次会议;会后,出席全国人大民委在青岛召开的“全国民族工作座谈会”;11月,被错划为中国少数民族头号大右派;人民出版社被迫取消其《中国起居饮食礼节史)一书出版,收回预支稿费;2月,下放到师院图书馆当资料员。
1960年 61岁,12月,编成《中国历史文选》讲稿一卷。
1961年 62岁,10月,脱右派帽;12月,重返史地系任教,授“中国历史文选”课。
1962年 63岁,2月,撰成《古书解读入门》初稿,作为其教学辅导教材,自费印行;4月,发表论文《侬智高起兵反宋是正义的战争》,再次公开表明其民族史观;7月,赴南宁出席“壮族瑶族历史科学讨论会”,发表论文《土司制度在桂西》。
1963年 64岁,3月,赴南宁出席“广西壮族自治区历史学会成立大会”,发表论文《壮族女将瓦氏领兵抗倭》;6月,发表论文《广西最早的城堡》。
1965年 66岁,5月,台湾台北文星书局再版其前著《宋代太学生救国运动》。
1966年 67岁,“文革”爆发,再遭迫害,此后不问世事,潜心著述十年。
1976年 77岁,12月,与邓瑞合著成《汉族的形成》(广西师范学院油印本)。
1977年 78岁,9月,完成前著《古书解读入门》修改补充,后更名为《古书解读基础知识》,成一卷。
1978年 79岁,6月,中央民族慰问团到桂,旧友费孝通、吴西专程到其家拜访畅谈;7月,带领助手赴广西龙州、凭祥、宁明、崇左等县作学术调查考察;出席在南宁召开的《壮族简史》修改稿会议;会上,提出“壮族文化艺术应归纳为一章”的修改意见,获采纳;12月,完成前著《右江苏维埃政权之建立》修改补充,成三卷,后更名力《广西右江革命风暴》,副题为“韦拔群同志光辉战斗的一生”(后改名《韦拔群评传》)。
1979年 80岁,2月,发表论文《中国民族历史没有奴隶社会之探讨》,文中阐明了“我国民族历史没有经历过奴隶社会”的基本史观,提出了“中国历史应重新分期”的新主张;4月,赴昆明出席“全国民族工作规划会议”,当选为“铜鼓文化研究会筹备小组”召集人;会后,访旧友方国瑜教授,相互切磋少数民族史,交谈甚欢:8月,其右派冤案得以平反昭雪,复任广西师范学院历史系教授,迄至去世;11月,带领助手赴广西百色、田阳、田东、巴马等县调查“百色起义”,应邀担任田阳县志《田阳今昔》主编。
1980年 81岁,1月,完成《中国起居饮食礼节史》修改补充,成三卷.更名为《我国人民起居衣食生活之演变》(后改名《中国生活学--古代食衣住行研究》);3月,赴南宁出席第一届“中国古代铜鼓学术讨论会”,当选为第一届“中国古代铜鼓研究会”理事;5月,参与筹建全国性“百越民族史研究会”;6月,第一届”百越民族史研讨会”全国年会在厦门大学召开,会上当选力第一届“百越民族史研究会”副会长:8月,作为特邀代表,赴京出席全国政协第五届第三次会议,会上被增补为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会议期间,在小组座谈会议上发言,提出“中国民族历史没有经历过奴隶社会”史观讨论,深获同组委员罗章龙赞同,互引为同道,并接受罗章龙先生委托,帮忙整理修改其《周代不是奴隶社会》存稿,为罗氏撰《中国国民经济史》书稿作序、跋;会后,拜会学界旧友费孝通、梁漱溟杨成志陈述翁独健等,还探访了顾颉刚先生,与之商讨百越民族史,受切磋之益;10月(26日),当选为第一届“中国民族学学会”顾问(同届顾问有吴泽霖、黄现璠、李安宅、杨堃、吴文藻、刘咸、杨成志、方国瑜、江应梁、费孝通、李有义——按出生年序排名。1984年10月更名为“中国民族学会”).
1981年 82岁,1月,赴京出席“中国大百科全书编辑筹委会”;2月,发表论文《内蒙古自秦汉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合撰);3月,撰成《侬智高》书稿一卷,送广西人民出版社审;赴四川出席第一届“中国悬棺葬学术讨论会”;会后,受宜宾地区教育局之邀,作学术报告;并顺道走访四川大学徐中舒教授,与之切磋少数民族古代社会性质问题,观点相近,互引为同道。5月,带领助手周作明赴京出席“中国民族关系史学术讨论会”;随后在京出席“中国历史辞典编写会”;同月,《中国社会科学》杂志摘介其文《中国民族历史没有奴隶社会之探讨》;6月,赶南宁出席“瑶族历史暨自治地方概括学术讨论会”;8月,美国学者马克·本德尔专程登门求教壮族又化;9月,在全国政协副主席刘澜涛的支持下,创办“漓江业余大学”,任校长,先后开设历史、语文,工业会计管理、商业管理、中医、土木建设、新闻、法律等大专培训班以及英语.地方志短期学习班,且不顾年高,亲临授课;10月,撰成《中国历史没有奴隶社会》(合著,油印本)。上册,由广西师院教材课印行;11月(16日~22日),在桂林主持召开“百越民族史研究会”第二届年会暨学术讨论会;同月底,赴京出席全国政协第五届第四次会议,就大学教育机构问题在第44组讨论全上发言:“机构臃肿,人浮于事,工作效率低,是中国危难大症,已到了病入膏肓的程度,希望中央下决心解决这个问题。”并于当年先后向全国政协呈交提案:“广西宜有一所重点大学或学院案”(提案第481号)、“招收大学走读生或自费走读生案”(提案第482号)、“请恢复教育部1978年关于把广西师范学院改为广西师范大学的决定案”(提案第913号)。同月,聘为第一届“中国西南民族研究学会”顾问;12月(28日),赴市委副书记韩秉文家商谈“漓江业余大学”有关事宜,返途中遭寒风,脑血管破裂,被迫入院治疗。
1982年 83岁,1月18日下午四时四十分,因患脑溢血医治无效,不幸逝世;同月,遗作《试论百越和百濮的异同》(合撰)发表;2月3日,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作出决议,将其骨灰盒安放于南宁“广西壮族自治区革命陵园”第一室。
1983年 6月,遗作《广西宁明花山壁画与岩洞葬》(合撰)发表遗著《侬智高》出版。
1985年 5月,遗作《铜鼓及其花纹的新探索》发表。
1988年 11月,遗著《壮族通史》(合著,覃应机序)出版。
1999年 11月(12日),广西师范大学和学校历史与信息系联合举办“黄现璠教授诞辰一百周年纪念座谈会”,出席者200余人;会后,广西师范大学编印了《黄现璠教授诞辰百年纪念又集》。
2000年 3月,遗作《壮族族源与花山崖壁画之关系》(合撰)发表。
2004年 7月《古书解读初探——黄现璠学术论文选》(韦纯束序)。
本年表除参考1999年11月广西师范大学编印的《黄现璠教授诞辰百年纪念文集》后附《黄现璠先生年谱》及其参考文献外,还参考了以下资料:
1.《千里之行——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五届第三次会议感受》(油印本),作者自序,1981年5月修订。
2.《提案办理情况汇编》第十七、十八辑及《提案和提案审查意见》第八分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五届全国委员会办公厅印,1981年5月9、21日,9月19日。
3.《中国历史没有奴隶社会》(油印本)上册,作者自序及第十五节,1981年10月。
4.《传记文学》第七十二卷第一期,中国台湾传记文学杂志社,1998年1月。
杂志》第四卷第二期,1932年5月
中国通史纲要(合著)(上、中、下册)
北平文化学社,1932年9月(上册),1934年4月(中册),1934年7月(下册)
东北之历史考察
《进展月刊》第一卷第八期,1932年11月。
最近三十年中等学校中国历史教科书之调查及批评
《师大月刊》(即北京师范大学月刊,简称为师大月刊,下同)第五期,1933年7月
高中外国史(两册)
北平立达书局,1933年8月
唐宋时代之转运使发运使《进展月刊》第二卷第十三期 1933年12月
元代农民之生活——附奴隶考(有高岩著、黄现璠译)
北平蓓蕾学社 1934年1月30日
唐代之贱民阶级
《师大月刊》第十三期 1934年8月
宋代太学生之政治活动
《师大月刊》第二十一期 1935年9月
北宋亡后北方的义军
《食货月刊》第三卷第五期 1936年2月
南宋末年河北山东义军
《文化建设月刊》第二卷第五期1936年2月
元代被压迫阶级之汉南人
《文化建设月刊》第二卷第六期1936年3月
《唐代社会概略》
商务印书馆1936年3月初版1937年2月再版
宋代太学生之救国运动
商务印书馆1936年10月初版
台湾台北文星书局1956年1月、1965年5月再版
元代佃户之生活
《师大月刊》第三十期 1936年10月
中国发装考略
《经世半月刊}第一卷第十二期 1937年7月
我国礼节之形态与变迁
《扫荡报·文史地周刊》第三期1941年2月5日
再论礼节之演变
《扫荡报·文史地周刊》第五期1941年2月26日
周代无井田制
《扫荡报·文史地周刊》第八期1941年3月19日
战国时代农奴解放与人之发现
《扫荡报·文史地周刊》第九期 1941年3月26日
我国坐俗古今之变(一、二、三、四.五)
《扫荡报·文史地周刊》第十二期 1941年4月16日(一)
《扫荡报·文史地周刊》第十六期 1941年5月14日(二)
《扫荡报·文史地周刊》第十八期 1941年5月28日(三)
《扫荡报·文史地周刊》第十九期 1941年6月4日(四)
《扫荡报·文史地周刊》第二十期 1941年6月11日(五)
日本人之坐法(上,下)
《扫荡报‘文史地周刊》第二十二期 1941年6月25日(上)
《扫荡报·文史地周刊》第二十三期 1941年7月2日(下)
印度[佛教坐俗之研究(上、下)
《扫荡报·文史地周刊》第二十六期1941年7月23日(上)
《扫荡报·文史地周刊》第二十七期1941年7月30日(下)
元代蒙古人之奇异婚姻(上、下)
《扫荡报·文史地周刊》第二十九期1941年8月13日(上)
《扫荡报·文史地周刊》第三十期 1941年8月20日(下)
元代服饰之奇异(上,中、下)
《扫荡报·文史地周刊]》第三十期1941年8月20日(上)
《扫荡报·文史地周刊》第三十一期1941年8月28日(中)
《扫荡报·文史地周刊》第三十二期1941年9月3日(下)
政治革命之汉代道教
《扫荡报,文史地周刊》第三十四期1941年9月17日
汉代学术思想之三变
《扫荡报·文史地周刊》第三十七期1941年10月8日
秦始皇第二之隋文帝(上、下)
扫荡报·文史地周刊》第四十期1941年10月29日(上)
《扫荡报·文史地周刊》第四十一期1941年11月5日(下)
战国时代采邑经济之发达
《扫荡报·文史地周刊》第四十二期1941年11月12日
吸烟风俗传播考(一、二、三、四上下、五)
《扫荡报·文史地周刊》第四十三期 1941年11月19日(一)
《扫荡报·文史地周刊》第四十四期 1941年11月26日(二)
《扫荡报·文史地周刊》第四十六期 1941年12月10日(三)
《扫荡报·文史地周刊》第四十八期 1941年12月24日(四)上
《扫荡报·文史地周刊》第四十九期 1941年12月31日(四)下
《扫荡报·文史地周刊》第五十一期1942年1月14日(五)
饮酒礼俗与女招待的缘起(上、下)
扫荡报·文史地周刊》第五十四期1942年2月4日(上)
《扫荡报·文史地周刊》第五十五期1942年2月11日(下)
饮茶风俗之起源及其传播(上、下)
《扫荡报·文史地周刊》第五十九期1942年3月11日(上)
《扫荡报·文史地周刊》第六十期1942年3月18日(下)
番薯传来考(上、下)
《扫荡报·文史地周刊》第六十期1942年3月18日(上)
《扫荡报·文史地周刊》第六十一期1942年3月25日(下)
春秋五伯无一为尊周(上、中、下)
《扫荡报·文史地周刊》第六十二期1942年4月10日(上)
《扫荡报·文史地周刊》第六十三期1942年4月16日(中)
《扫荡报·文史地周刊》第六十五期1942年4月29日(下)
男女鞋袜古今之变
《扫荡报·文史地周刊》第六十八期1942年6月10日
《扫荡报·文史地周刊》第七十期1942年6月30日
《扫荡报·文史地周刊》第七十一期1942年7月10日
我国服装演变之研究
《扫荡报·文史地周刊》第七十一期1942年7月10日
《扫荡报·文史地周刊》第七十三期1942年8月20日
《扫荡报·文史地周刊》第七十四期1942年8月31日
明代剿倭之广西女将
《国防周报》第二卷第四期
汉族对外抗战史(上、下)
《国防周报》第四卷第七期(上)
《国防周报》第四卷第九期(下)
汉武为争汉族之生存而战
《国防周报》第四卷第八期
五胡乱华北方民众之抗战(上、中.下)
《国防周报》第五卷第二期(上)
《国防周报》第五卷第四期(中)
《国防周报》第五卷第五期(下)
中国男女服装之研究
《中师季刊》第一卷第一期中山大学季刊 1943年1月
食器与食礼之研究
《中师季刊》第一卷第二期中山大学季刊 1943年4月
黔桂边区教育散记
《广西日报》桂林版《新教育》专刊 1946年12月29日、1947年1月11日、1月25日连载
黔桂边民社会组织的民主政治
广西日报》桂林版1947年1月连载
春秋战国人之发现与人之平等
《西大学报》第一卷第一期 1948年4月
太平天国革命中的壮族子弟
光明日报》1956年5月10日
《太平天国史研究文选》(广西1951~1980年),广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
广西壮族反抗压迫史(主编)
广西社会历史调查组编印1957年1月
谈壮歌
《广西日报》1957年2月10日
壮族在广西的历史分布情况
《广西日报》1957年4月19日
广西僮族简史
广西人民出版社1957年6月
古书解读入门(油印本)
广西师范学院教材1962年2月
侬智高起兵反宋是正义的战争
《广西日报》1962年4月2日
《岭外壮族汇考》广西民族出版社1989年12月
土司制度在桂西
《壮瑶族史科学讨论会论文集(壮)》第一集 1962年7月
壮族女将瓦氏领兵抗倭
《广西壮族自治区历史学会成立大会论文集》1963年3月
广西最早的城堡
《广西日报》1963年6月4日
汉族的形成(合著,油印本)
广西师范学院1976年12月
我国民族历史没有奴隶社会之探讨
《广西师范学院学报》1979年2月、3月第二、三期连载
《中国社会科学》1981年第三期(总第九期)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1年5月
远古的广西人(合撰)
(《桂林日报》,1980年8月10日)
壮族名称的演变(合撰)
《桂林日报》1980年8月27日
内蒙古自秦汉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合撰)
《广西师范学院学报》1981年2月第二期
壮族别称乌浒人之探讨
《广西民族研究参考资料》第一辑1981年9月
《岭外壮族汇考》广西民族出版社1989年12月
中国历史没有奴隶社会(合著,油印本)
广西师范学院1981年10月
试论百越和百濮的异同(合撰,遗作)
《思想战线》(双月刊)云南大学1982年第一期(总第四十三期) 1982年2月20日
广西宁明花山壁画与岩洞葬(合撰,遗作)
《西南民族研究》四川民族出版社1983年6月
侬智高(遗作)
广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10月
铜鼓及其花纹的新探索(遗作)
《广西民族研究参考资料》第五辑1985年5月
壮族通史(合著,遗作)
广西民族出版社1988年11月
壮族族源与花山崖壁画之关系(合撰,遗作)
《南宁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第十七卷第一期2000年1月
古书解读初探——黄现璠学术论文选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7月
试论“中国生活学”的构建(遗作)
《广西社会科学》[特稿]2007年第3期
民族调查与研究40年的回顾与思考(上)(下)(遗作)
广西民族研究2007年第3、4期 2007年9、12月
遗存稿
《中国通史》讲稿一卷,未刊。
《秦代通史》书稿一卷,未刊。
《魏晋南北朝通史》书稿一卷,未刊。
《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史》讲稿一卷
《日本吸收中国文化史》书稿一卷,未刊:
《中国文化史》讲稿一卷,未刊、
《隋唐五代史》书稿一卷,未刊:
《我国人民起居衣食生活之演变》书稿上、中,下三卷,未刊。(据作者于本书稿《总论》记:书稿开始写于1941年作者任教于中山大学期间,1947年成书稿—卷,初名《中国起居饮食礼节史》,寄送上海正中书局审阅,双方签订了出版合同,作者获预支稿费法币2000万元,即50%,中正书局出了样书,后因上海解放,书局解散,未能出版。经逐年增补,作者于1956撰成两卷,寄送北京人民出版社,该出版社审查一年,1957年“反右运动”开始前,作者赴京出席全国人大代表会议期间,与人民出版社签订了出版合同,获预支稿费700元,后因“反右运动”中作者被错划为右派,人民出版社单方终止了出版合同,作者退回稿费。1979年,作者右派冤案子反昭雪后赴北京开会,人民出版社派人接洽,有意出版。作者于1981年撰成初稿三卷,改名《中国生活学——古代食衣住行研究》,尚未校定寄出,作者即告病故。)
《民国史断片》文稿一卷,未刊,
《旧民主主义革命史》书稿上、下两卷,未刊:
《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讲稿一卷,未刊。
《中国殷代社会史》书稿一卷,未刊。
《中国封建社会史》书稿一卷,未刊。
《中国历史名著选读》讲稿一卷,未刊。
《中国历史文选》讲稿一卷,未刊。
《古书解读基础知识》书稿一卷,未刊。(本稿是在油印本《古书解读入门》的基础上增补编成。)
《广西右江革命风暴——韦拔群同志光辉战斗的一生》书稿三卷,未刊。
《千里之行》——参加全国政协第五届第三次会议感受文稿一篇》,未刊。
《古代少数民族乐舞考》文稿一篇,未刊。
《黄鼎凤反抗清政府之起义》文稿一篇,未刊。
《试论广东临高县村人的民族成分》文稿一篇
《广西各县县志重修意见》文稿一篇,未刊。
《广西各县瑶族人口及其过山榜》文稿一篇。
《历史文物考释》书稿提纲一篇。
《学术文摘》、《论文杂摘》各一卷。
《少数民族习俗杂录》三卷。
《读书笔记》六册。
《少数民族调查笔记资料》9册。
资料来源:http://liyuan321.blog.163.com/blog/static/490227520084201581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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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寿彝简介

白寿彝(1909年~2000年),回族,河南省开封市人。我国著名的史学家、教育家、思想家和社会活动家。

  1925年至1927年,就读于上海文治大学和中州大学(今河南大学);1929年考入燕京大学国学研究所读研究生,学习中国哲学史;1932年毕业后,陆续创办了《晨星》、《伊斯兰》、《边疆》等刊物;1938年至1949年,先后执教于广西桂林成达师范学校、云南大学、重庆中央大学、南京中央大学;1949年7月,同郭沫若、范文澜等创办了新中国史学会;新中国成立后,被聘为中国科学院专门委员,与侯外庐等筹建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二所并兼任研究员,同时创办了《光明日报》的《历史教学》半月刊,与刘大年等发起创办了《历史研究》杂志;1971年起,开始主持《二十四史》的点校工作。改革开放后,创建了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研究所和古籍研究所,并担任了两所的首任所长以及其他多种学术团体和社会组织的重要职务。
  白寿彝是第一届全国政协代表,第三、四、五、六届全国人大代表,第四、五、六届全国人大常委,曾任全国人大民委副主任、法制委员会委员和国家民委委员,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列席代表、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特邀代表。
  白寿彝的学术研究领域十分广泛,在中国交通史、中国伊斯兰教史、回族史、中国民族关系史、中国思想史、中国史学史、中国通史和史学理论方面都作出了突出的成绩。1999年出版的由白寿彝任总主编的《中国通史》,是20世纪中国史学的代表性成果,得到社会各界的高度评价。江泽民曾写信祝贺,认为“《中国通史》的出版,是我国史学界的一大喜事”,称赞白寿彝“耄耋之年,仍笔耕不辍,勤于研究,可谓老骥伏枥,壮心未已”。
文章图片来源:中国民族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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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绍明】冯汉骥:西南考古学和民族学的奠基人

冯汉骥(1899年~1977年)先生是我国著名的考古学家和民族学家,也是我国西南考古学和民族学奠基人之一。先生于1923年毕业于武昌文化大学,1931年赴美国哈佛大学研究院人类学系深造,1933年转入宾夕法尼亚大学人类学系继续学习并获得博士学位。

  上世纪30年代初期,先生研究的重点在民族学方面,受进化论学派影响较深。先生在美期间,认真研读了摩尔根的《人类家族的血亲和姻亲制度》和《古代社会》等著作,并亲赴印第安人部落考察,对氏族部落的社会组织有了深刻的认识。此后,先生根据进化论学派的观点来研究中国古代的亲属制度,他的博士学位论文就是通过亲属名词来探讨中国古代婚姻制的。此外,先生还用英文发表了《作为中国亲属制构成部分的从子女称》、《玉皇的起源》、《以蛊著称之中国巫术》和《彝族的历史起源》等民族学论文,均有独到的见解。尤其是《彝族的历史起源》一文,是当时关于彝族研究最具代表性的作品,在学术界有很大影响。文章澄清了当时对彝族的许多错误认识,其基本观点不仅在当时、即便是现在看来也是正确的。
  1937年,先生回国后就任四川大学史学系教授。1938年暑期,先生获四川大学西南社会科学研究所资助,只身赴川西北岷江上游藏族、羌族聚居的松潘、理县、茂县和汶川等地,历尽艰辛,完成了为期3个月的民族学和考古学考察。先生此行获得了大量学术资料,并在汶川县雁门乡清理了一座石棺葬。1951年5月,先生发表了《岷江上游的石棺葬文化》一文,首次科学地介绍了此类墓葬,开启了川西北高原民族考古的先河。
  1939年,国民政府教育部组织川康科学考察团,先生担任该团社会科学组组长,遍历康区,搜集民族学资料,并着手对康区民族进行分类研究。
  1943年到1952年,先生一直在四川大学和华西大学两校任教。先生在四川大学讲授的课程偏重于考古学和史学,在华西大学教授的课程则偏重于民族学与社会学。
  1950年,新中国开始招收第一届大学生,笔者进入华西大学社会学系时即受业于冯先生门下。当时先生在华西大学社会学系讲授以《马列名著选读》为题的“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及国家起源》一书选读”课程。恩格斯的这本名著是马列主义经典宝库中一本重要的民族学著作。在书中,恩格斯根据摩尔根在1877年出版的《古代社会》一书及马克思对这本书所作的摘要和批语,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对原始社会的发生、发展和解体的历史过程进行了深刻的揭示与阐述。书中对历史的决定因素——生活资料的生产和人类自身的生产、婚姻家庭的发展阶段、私有制度的产生与发展、原始氏族部落向国家的发展过程等,均作了经典的诠释。作为民族学家,先生讲授这门课程可谓得心应手。先生不仅讲出了恩格斯在这本名著中阐述的主题思想,还引用恩格斯原著的德文本和英文译本乃至《古代社会》一书的原版(英文本),与汉文译本对勘,并以他本人在国内外亲自搜集到的民族学资料为佐证,使学生们眼界大开。
  1955年至1959年,云南省考古工作者在云南晋宁石寨山进行了3次考古发掘。晋宁石寨山出土遗物甚为丰富,代表着云南青铜文化的鼎盛阶段。当时,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云南民族调查组接受了编写《彝族简史》的任务,究竟该如何认定这批出土文物的族属,是一个重要问题。1959年,云南方面特邀先生赴昆明研究这批文物,并对其族属进行探讨,笔者也受派为先生助手。先生采取了比较研究的方法,即根据出土文物的性质、样式、花纹、人物图像等特征,与已知的古代或现代的民族的文化特征对勘,从而确定其族属关系。具体方法是先仔细观察及测绘人物图像,分析出不同形象的人物的主从关系,并从各种场面核对其是否可以构成一种族体,最后再根据民族学资料及古代文献记载进行推理论证。在研究中,先生或首先听取其他同仁的意见,然后再说出自己的看法;或先发表自己的见解,再听取别人的意见。充分发挥各研究者之所长,集思广益。
  先生在完成上述研究工作后,亲手撰成《云南晋宁石寨山出土文物的族属问题试探》和《云南晋宁石寨山出土铜器研究——若干主要人物活动图象试释》两文,油印后供云南民族调查组参考。此后又撰写了《云南晋宁出土铜鼓研究》一文。在《云南晋宁石寨山出土文物的族属问题试探》一文中,先生指出,晋宁文化中的主要民族为滇族,此外滇族所统属的各族至少还有7种。其中,有的可能与彝族先民有关,从而排除了以彝族先民作为当时统治民族的可能性。在《云南晋宁石寨山出土铜器研究——若干主要人物活动图象试释》一文中,先生引用大量民族学资料以诠释铜器上所反映的当时滇池地区的生产活动及社会习俗,如祈年、播种、孕育、报祭、上仓、诅盟等等,重现了古人的活动,使人耳目一新。在《云南晋宁出土铜鼓研究》一文中,先生解释了晋宁出土铜鼓中一些图像的含义,诸如舞人(羽人)、翔鸳、竞渡(船形纹)等,并精辟论述了云南铜鼓的起源问题。这3篇文章在国内正式发表后,引起了国内外学术界的重视。它们不仅是考古学的成果,也是民族学的佳作,不仅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而且在倡导新的综合研究方法上也有重大突破,对学术界有着巨大的影响。
图文来源:中国民族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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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文静】林惠祥:高校创办博物馆第一人

在厦门大学人类博物馆内,陈列着一尊人物青铜雕像。这个由上海知名雕塑家所塑的雕像,是为了纪念厦门大学人类博物馆第一任馆长、著名人类学家林惠祥。林惠祥将一生珍藏无偿捐献给厦大,并为厦大人类博物馆的创立呕心沥血。






  早在1934年,林惠祥就创办了博物馆的筹备处,收集、发掘和整理来自我国东南地区和东南亚的文物、标本等,并且开放供厦门大学师生教学参考,也供校外人士参观。
  抗日战争爆发后,林惠祥携带他收集的珍贵文物,举家逃到南洋避难。林惠祥的女儿林华明曾回忆,林惠祥不为日本人办事,生活无着,有位欧洲学者想乘机收购文物,被林惠祥严辞拒绝。为了避免日本人的纠缠,林惠祥逃至偏僻的乡下,隐姓埋名,以种植为生,甚至连火柴也买不起,靠敲石取火,生活的艰辛到了无法想像的地步。林惠祥经常对他的儿女说,就是用草绳做裤带,勒紧肚子,也不能变卖一件文物。 1945年日寇投降时,林惠祥说:“若再拖半年,恐怕这条命就熬不过去了。”
  1951年,林惠祥将一生辛勤搜罗和积存的文物、图书数千号(每号一件至数十件不等)全部捐献给厦门大学,建议设立人类博物馆。在1949年的一份建议书中,他写道:“提议人因多年教授人类学的经验,深感有这种需要,自十余年前即有志倡办人类博物馆,曾自费搜罗标本。……本人因目见当时私立厦门大学经费困难,乃节省自己的生活费,用来旅行、采集和购买,并拟向南洋募集标本,打算略具规模献与国家。不意因日寇侵略,携带其大部分逃亡南洋,在南洋续有增加,……如厦门大学设立人类博物馆,愿意贡献为基础。”  
  时任厦大校长的王亚南欣然接受了他的建议,并呈报上级有关部门,1951年由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批准成立人类博物馆,中央美术学院院长徐悲鸿亲手题写馆名。这是福建省第一家博物馆,也是中国高校第一家博物馆,后来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收录为中国著名博物馆之一。
  厦大人类博物馆初创时期只有3名工作人员,每月经费才70多元。林惠祥经常用自己的工资为馆里添购文物,他月工资两三百元,因为购置文物,家里到了月底经常没钱买米,买菜有时也要赊欠。后来博物馆的规模不断扩大,拥有两层楼36间陈列室,人员也不断增加。几乎所有博物馆的模型、展柜都由林惠祥亲自设计、监制甚至制作。他常常俯在地上制作立体地理模型。他和一位技术员用粘香末雕塑从猿到人进化的模型,其中爪哇猿人就是林惠祥个人的杰作。在雕塑这尊猿人时,他还充当了一回模特。他对着镜子,脱掉上衣,手持木棒,张大嘴模仿猿人的样子,并不时使劲儿使肌肉凸起。  
  已故的厦大人类博物馆第二任馆长陈国强在一篇文章中回忆说,林惠祥在博物馆亲自为参观者讲解,亲自为人类博物馆写陈列品说明书。林惠祥常对馆内人员说:“我们应当一个钱当两个用,少用钱,多工作。” 
林惠祥简介
林惠祥(1901~1958)


  中国人类学家。福建晋江人。1926年毕业于厦门大学。后考进菲律宾大学研究院,1928年毕业,获人类学硕士学位。1929年任中央研究院特约编辑员,后参加该院民族学组研究工作。1931年任厦门大学历史社会学系主任、教授。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任厦门大学历史系主任、人类博物馆馆长、南洋研究所副所长。他从事东南亚和中国东南地区考古发掘和民族调查研究,是中国对台湾省高山族最早进行调查研究的学者,著有《台湾番族之原始文化》。他对民族文化和中国民族的来源及划分系统等问题,颇多创见。他的《文化人类学》一书确立了中国人类学体系,受到当时学术界的普遍重视与欢迎;另一著作《中国民族史》获得国内外学者好评。他还先后参加调查和发现武平、龙岩、长汀、闽侯等地的新石器,并撰写了有关台湾新石器、福建古民族、中国与东南亚古民族的关系等方面的论文。1929年和1935年他两次冒险只身深入日本侵占下的台湾,调查高山族(当时称番族),获得圆山新石器和高山族文物。1934年,为普及人类学知识,他运用自己搜集、发现的考古和民族文物,创办了厦门市人类博物馆筹备处。抗日战争爆发后,他携带文物避难南洋,继续从事东南亚的考古和民族研究。著有《苏门答腊民族志》、《婆罗洲民族志》、《民俗学》、《世界人种志》、《神话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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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的才开始呵。待续!
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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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楼主提供综合性资料,十分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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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歇尔•萨林斯(Marshall Sahlins)

马歇尔•萨林斯(Marshall Sahlins),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学术委员会创始委员,芝加哥大学荣誉教授、美国科学院院士。
萨林斯先生是当代著名的人类学大师之一。他生于 1930 年12月,于 1954 年获得密执根大学人类学博士学位,毕业后留校任教。1973 年,调任芝加哥大学人类学系教授,后担任芝加哥大学杰出教授之职。萨林斯现为芝加哥大学荣誉教授、美国科学院院士。
萨林斯1960 年代曾为新进化论代表人物。1970 年代初开始,萨林斯开始致力于文化理论的重建工作,结合文化人类学与结构人类学,确立了一种人类学的新风范。其主要代表作也于 1990 年代在得到了系统翻译。北京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相继于 1990 年代末 21 世纪初,出版萨林斯所著《甜蜜的悲哀》 及 《历史与文化论丛》等四种。
Marshall David Sahlins (born December 27, 1930, Chicago, Illinois) is a prominent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He received both a Bachelors and Masters degree at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where he studied with Leslie White, and earned his Ph.D. at Columbia University in 1954 where his main intellectual influences included Karl Polanyi and Julian Steward. He returned to teach at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and in the 1960s and became politically active, protesting against the Vietnam War. In the late 1960s he also spent two years in Paris, where he was exposed to French intellectual life (and particularly the work of Claude Lévi-Strauss) and the student protests of May 1968. In 1973 he moved t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where he is today the Charles F. Grey Distinguished Service Professor of Anthropology Emeritus.
Sahlins' work has focused on demonstrating the power that culture has to shape people's perceptions and actions. He has been particularly interested to demonstrate that culture has a unique power to motivate people that is not derived from biology. His early work focused on debunking the idea of 'economically rational man' and to demonstrate that economic systems adapted to particular circumstances in culturally specific ways. After the publication of Culture and Practical Reason in 1976 his focus shifted to the relation between history and anthropology, and the way different cultures understand and make history. Although his focus has been the entire Pacific, Sahlins has done most of his research in Fiji and Hawaii.
In his Evolution and Culture (1960) he touched the areas of cultural evolution and neoevolutionism. He divided the evolution of societies into 'general' and 'specific'. General evolution is the tendency of cultural and social systems to increase in complexity, organisation and adaptiveness to environment. However, as the various cultures are not isolated, there is interaction and a diffusion of their qualities (like technological inventions). This leads cultures to develop in different ways (specific evolution), as various elements are introduced to them in different combinations and on different stages of evolution.
In the late 1990s Sahlins became embroiled in a heated debate with Gananath Obeyesekere over the details of Captain James Cook's death in the Hawaiian Islands in 1779. At the heart of the debate was how to understand the rationality of indigenous people. Obeyesekere insisted that indigenous people thought in essentially the same way as Westerners and was concerned that any argument otherwise would paint them as 'irrational' and 'uncivilized'. Sahlins, on the other hand, was critical of Western thought and argued that indigenous cultures were distinct and equal to those of the West.
In 2001, Marshall Sahlins became the executive publisher of a small press called Prickly Paradigm.


Publications

Social Stratification in Polynesia (1958)
Moala: Culture and Nature on a Fijian Island (1962)
Evolution and Culture (ed., 1960)
Stone Age Economics (1974: ISBN 0422745308)
Tribesmen (1968)
The Use and Abuse of Biology (1976: ISBN 0472087770)
Culture and Practical Reason (1976: ISBN 0226733599)
Historical Metaphors and Mythical Realities (1981: ISBN 0472027212)
Waiting For Foucault (1999: ISBN 1891754114)
Islands of History (1985: ISBN 0226733572)
Anahulu: The Anthropology of History in the Kingdom of Hawaii (1992: ISBN 0226733637)
How "Natives" Think: About Captain Cook, for Example (1995: ISBN 0-226-73368-8)
Culture in Practice (2000: ISBN 094229937X)
Apologies to Thucydides: Understanding History as Culture and Vice Versa (2004: ISBN 0226734005)

资料来源:http://www.ias.fudan.edu.cn/ResearchPersonnel/Detail.aspx?ID=5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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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看不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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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ha 萨林斯长的好憨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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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歇尔•萨林斯,当代人类学大师。读过他的一些英文原著,很有思想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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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过之后,热血沸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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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读了,此帖好!都是大师,先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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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各位大师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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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各位大师致敬!向各位大师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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