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时节日里的中国》 第二部分
寒食与清明
作者：常建华
出版社：中华书局
作为节日的寒食与清明，其日期是冬至后一百零五日及其以后第二天。
寒食的起源及其演变
说到寒食的起源，和介子推被烧死的故事与乞雨之俗有重要关系。
汉代蔡邕《琴操》说，春秋时代，晋国的介子推追随亡命的文公重耳19年，曾割自己大腿的肉给重耳充饥，重耳归国后论功行赏，不及介子推。子推于是隐居山西介休山中。后悔的文公呼喊不出子推，不得不放火焚山想逼出他来。但子推宁可抱木烧死。文公哀悼子推，为其断火吃冷饭，以后相沿成俗，令人五月五日不得举火。三国时曹操《明罚令》、晋朝人陆翙《邺中记》也都说寒食断火，起于介子推。
隋朝杜公瞻《荆楚岁时记》注怀疑这一说法，他说“据《左传》及《史记》，并无介子推被焚之事”。今人研究，介子推的事情最初见于《左传•僖公二十四年》、《吕氏春秋•介立篇》、《史记•晋世家》等，无焚死之说。焚死的记载见于《庄子•盗跖篇》、《韩诗外传》卷七、刘向《新序•节士篇》等。除《庄子》外，都是汉代的书，而《庄子•盗跖篇》成于秦汉之际，似乎焚死说在这时成立。而由于介子推焚死文公断火的说法，在东汉末蔡邕《琴操•龙蛇歌》才出现。
日本学者守屋美都雄在《寒食考》（《和田博士还历记念•东洋史论丛》，讲谈社1951年版）中提出，介子推是以报恩教训和对君主消极反抗精神为要素构成的架空的人物，不是实在的人物。但是不仅仅为思维所产生，而有着实际的一些因素。介子推在《左传》中的记载是：“遂隐而死。晋侯求之不获，以绵上为之田。”《楚辞•思美人》说：“介子忠而立枯兮，文君悟而追求，封介山而为之禁兮，报大德之优游。”《史记•晋世家》中的介子推：“使人召之，则亡。遂求所在，闻其入绵上山中，于是文公环绵上山中而封之，以为介推田，号曰介山。”据这些记载，介子推在隐居之后或死后，被封绵上的介山。介山（或作绵山）是太原南百公里外介休县南部的山，介子推难道不正是本来的介山的信仰对象吗？介山之神吸收了文公的说法，被封于介山的介子推的传说也就成立了。由介山信仰演成的介子推故事，后来扩大到太原地区。
守屋美都雄进一步指出，一说介子推死于五月五日，五月五日关于乞雨的事很多，介子推也是和乞雨有关系的人。在说明基于火星出现前的火的禁忌和火星出现之际为乞雨的火的禁忌两个理由方面，引入具有焚死的传说和把乞雨日期五月五日作为命日的介子推，是非常合适的。他关于寒食和乞雨、介子推和乞雨观点富有启发性。
事实上，改火、分野与参星信仰也是寒食节形成的重要原因。
杜公瞻注释《荆楚岁时记》说：“《周礼•司烜（xuān）氏》：‘仲春以木铎循火禁于国中。’注云：‘为季春将出火也。’今寒食准节气是仲春之末。清明是三月之初，然则禁火盖周之旧制。”把《周礼》反映的禁火作为寒食的起源原因。基于此，日本学者重泽侍郎在《介子推》（《青木正儿博士还历纪念•中华六十名家言行录》）中指出，乞雨是火禁忌的要素。他就《后汉书•周举传》寒食之事中的“龙忌之禁”指出，此“龙”指二十八宿中的东方苍龙，此星与乞雨的云祭关系很深，具有和火不相容的性质。关于改火的季节，和司火的苍龙七宿的心星（火星）的隐现对应，寒食的季节与此大体一致。此外，前面已介绍了守屋美都雄关于断火和雩祭关系的论述。他们关于改火与乞雨关系的论述也给人以很大的启发。
陈久金也从天文出发解释寒食的起源。认为禁火、出火之“火”是指大火星，即商星，参星和商星是相对的，三月参伏，则意味着火见，也就是火出。自八月至来年二月，黄昏时都见不到大火星，故后人推广而统称为内火。所谓三月火出即是指大火星皆出东方。二十八宿的龙神位于农业生产中最关键的季节，受到人们对大火星的崇拜，便形成民间禁火、出火习俗。然而，正如中村乔所说，由春季论述寒食起源之说，基于魏晋以后的寒食是冬至之后一百零五日进行，这和《周礼》的《秋官•司烜氏》“中春以木铎修火禁于国中”、《夏官•司爟（ɡuàn）氏》“季春出火民咸从之”的时期大略一致。但是，所见寒食风俗最古老的事例是后汉桓谭的《新论》和《后汉书•周举传》，因其在冬季进行，所以应该把寒食的古制在冬季进行作为其起源。
中村乔还指出，后世的寒食是由山西的地方风俗扩展的，故寒食的起源也应当由此中探讨。认为《后汉书•周举传》所说“旧俗以介子推焚骸，有龙忌之禁”的龙忌是忌鬼神，指介子推的神灵。并引守屋美都雄的观点：战国末以来分野说流行，使天界的星座和地上的区域对应，山西地区相当参星的分野。因为参星和火星不相容，所以认为参星是守护神的山西地区的人们，对于应该是火星在地上显现的火，有其他地方所无的禁忌观念。进一步明确指出，山西有把参星作为守护神的参星信仰，因此在参星出现的冬季，为了参星而禁忌是火星在地上显现的火。
基于参星信仰和介子推信仰，中村乔将两者结合，特从禁火和乞雨两方面更为全面地阐述了寒食节的起源。《左传•昭公元年》有一段关于火星和参星关系的传说，接着讲：“山川之神，则水旱疠疫之灾于是乎崇之；日月星辰之神，则雪霜风雨之不时，于是乎崇之。”不时的雪霜风雨系星辰所司。这样一来，暴风大雨大雹属于参星。大约因为参星信仰，禁火以祈丰穰，如果犯此，由于异变田地就要被伤。另一方面，介子推原本被认为是介山之神，关系到水旱。卜辞中山岳是祈雨的对象，介子推的祈雨属性形成焚死的说法。商代有将巫烧死以请雨的习俗。已知寒食的重要因素是为乞雨的火的禁忌，汉董仲舒《春秋繁露》的求雨法有：“开神山、神渊、积薪、夜击鼓噪而燔之。”是燔积薪以祈雨。可见旱魃（bá）时，属于把巫投其中焚杀以请雨的古俗。介子推焚死的故事反映了这一古老的乞雨习俗，即本来是介山地方镇守神的介子推，随着作为介子推信仰扩大到其他地域，作为乞雨对象的属性被扩大了，同时结合着作为焚巫的习俗传承。另外，到了唐代，段成式《酉阳杂俎》卷一四说：太原“郡东有崖山，天旱土人常烧此山，以求雨。俗传崖山神娶河伯之女，故河伯见火，必降雨救之”。俗传暂且不论，烧山乞雨之俗自古以来见于太原地方，把文公烧山故事的要素求之于古俗是可以的。焚巫、烧山的古俗，无论如何是事关祈雨出现的，由此形成的焚死故事，在此具有了接近火的禁忌的条件，其结合是由于参星信仰衰退。和战国末汉代分野说的流行相反，焚火的风习经过时间的流逝，参星寒食的原意被忘却了。如此之事在民间习俗是常有的，这个空疏化的禁火寒食有必要注入新的动力，在具有介子推信仰的太原郡一带，其信仰与此结合。
后汉初桓谭《新论》说：“太原之民，以隆冬不火食五日，虽有疾病缓急，犹不敢犯。”这里的“ 不火食五日”在《周举传》中所见的后汉中叶的寒食，变成一个月。即便是有夸张，禁火时间延长当是事实，这一变化是由介子推信仰推动的。据曹操《明罚令》，太原一郡的这个风俗，是汉末扩大到上党郡、西河郡、雁门郡等山西一带。直到以后的东晋末出了山西之外。引人注目的是，《明罚令》的寒食时期变成了冬至后一百零五日的二三日之交，相当于二十四节气的清明，属于春季。此后晋朝孙楚的《祭介子推文》说：“太原，咸奉介君之灵，至三月清明断火寒食。”（《北堂书钞》卷一四三）从冬季向春季的移动是一大变化，其原因不详，有一点可以肯定，是由于完全脱离了参星信仰。在冬季进行就无必然性了，此时选择了清明节。
直至东晋时限于山西地区的寒食风俗，此后次第扩展到其他地方。南朝梁时，在荆楚地区已能看到它的流行，变成了中国的一般风俗。而且在隋代，久绝的改火仪式复活，作为寒食终了清明日出火的改火仪式，使寒食更盛，在唐代遂成为宫中的活动，原本兴起于太原地区一个民间鄙俗，由于和经义结合，成为国家的节日。宋代承袭唐风寒食亦甚，但是到了元代后次第衰落，明代虽存寒食之语，禁火习俗几乎绝迹。
从节气到节日的清明
清明作为节气，在汉代完备的二十四节气中已经出现，它位于冬至后一百零五日的第八个节气。由于是节气，所以有农时方面的活动。东汉崔寔《四民月令》说：“清明节，命蚕妾治蚕室，涂隙穴，具槌、持箔、笼。”唐末五代韩鄂《四时纂要》也记载：“清明之日，修蚕具蚕室，宜蚕。”可见汉以来人们认为清明是预祝蚕室的吉时。直到明清时期，“暖蚕种”、“祀蚕姑”仍是清明的农桑习俗。崇祯浙江《乌程县志》就说：“其日农夫浸谷种，晚则育蚕之家设祭以禳白虎，门前用石灰画弯弓之状，盖却蚕祟也。”嘉靖安徽《石埭县志》则有“妇女制米茧祀蚕姑以祈蚕”之俗。
不过，清明作为节日广泛进行，并不是因为农时，而是改火观念的结果。前引晋孙楚《祭介子推文》说“三月清明断火寒食”，可知晋时寒食在距冬至一百零五日的清明。由于汉末寒食从冬季移到春天并选择了二十四节气的清明，所以到了南北朝末便将寒食后两天的一百零七日作为清明，一直沿袭到隋唐宋时代。明清时代的清明节既有继承一百零七日传说的地区，也有一百零六日和本来是清明节气的一百零五日的地方。清明错后在寒食终了，从清明节名称上便会给人一种开放的感觉。不仅如此，如中村乔所说，作为再点火日的一百零七天，清明是随着寒食的特别日子的意识开始了，名其日是必要的。决定作为再点火的一百零七日是隋初王劭的建议，复活了古代的改火仪礼。古代改火之意复活，其钻火日相当于寒食终了的出火，不仅表示这一出火，而且具有奉火的重要意义。这里，清明离开寒食，在岁时节日中占有独立的位置。
唐代清明由朝廷赐新火。谢观《清明日恩赐百官新火赋》说：“国有禁火，应当清明，万室而寒灰寂灭……桐花始发，赐新火于公卿…… 于时宰执俱瞻，高卑毕赐。”新火仍是平明而钻燧献入。钻火是在宫中进行，《辇下岁时记》记载的具体情形：“至清明，尚食（内膳习）内园官小儿（供奉禁苑者）于殿前钻火，先得火者进上，赐绢三匹、金碗一口。”唐诗中咏清明出火的作品很多，表现出寒食终了的喜悦心情。把出火作为改火的奉新火之义已经巩固。
宋朝宫中也有钻火之仪。宋敏求《春明退朝录》卷中说：唐时惟清明取榆柳之火，以赐近臣戚里。宋朝因袭了这一做法。南宋的《梦粱录》卷二也记载：“寒食第三日，即清明节，每岁禁中命小内侍于阁门用榆木钻火，先进者赐金碗、绢三匹。宣赐臣僚巨烛，正所谓‘钻燧改火’者，即此时也。” 宋朝钻火之仪完全承袭唐代。
元以后见不到钻火之仪了。
墓祭
根据清代著名学者赵翼《陔（ɡāi）余丛考•墓祭》的研究，可知墓祭祖先起于春秋战国之际。最初祭墓只是在宗子出国的时候，庶子因无爵不能到宗庙祭祀，而临时采用的补救办法，是“望墓为坛而时祭”。战国时代，《孟子》讲齐人到国都临淄的东郭以外墓祭区讨酒肉的故事，反映出时人在冢墓间用酒肉致祭是经常的事情，祭墓已成习俗。
至少从秦汉之际开始，墓祭被称为“上冢”或“上墓”，且在岁时节日进行。《史记•留侯世家》说，张良在夏季的伏日和冬季的腊日墓祭传授他兵书的黄石公。《汉书•萧望之传》也说墓祭萧望之的时间是“岁时”。
墓祭至迟至唐代与寒食结合。唐高宗在《禁止临丧嫁娶及上墓欢乐诏》中说，当时“或寒食上墓，复为欢乐”（《全唐文》卷十二）。墓祭自古不合礼制，至玄宗开元二十年（732年）正式编入五礼，永为常式，受到国家的承认。玄宗增颁《许士庶寒食上墓诏》：“寒食上墓，礼经无文，近代相传，浸以成俗。士庶有不合庙享，何以用展孝思，宜许上墓拜扫申礼。”（《全唐文》卷三○）唐穆宗时公布《定寒食假诏》，规定“其茔域在京畿者，自今任寒食假内往来，不限日数，若在外州，任准式年限请假”（《全唐文》卷六五）。进一步完善了寒食上墓制度。文中的“准式”，依《唐六典》规定，是五百里五年给一次拜扫假十五天，并除去往来路程所占天数。
唐代寒食墓祭风俗在唐诗中有所反映。中唐时期，杜甫《寒食行》：“寒食家家出古城，老人看屋少年行。丘垅年年无旧道，车徒散行入衰草。牧儿驱牛下冢头，畏有家人来洒扫。远人无坟水头祭，还引妇姑望乡拜。三日无火烧纸钱，纸钱那得到黄泉！但看垅土无新土，此中白骨应无主。”诗中反映出寒食到坟墓“洒扫”已是“家家”的行为，上坟时要使用纸钱，因不用火，据后世风俗可知撒掉或挂起来，还要为陇墓培新土。对于那些远行在外的人来说，要在水边“望乡拜”，即进行望祭。事实上，上述唐诗中描写的风俗一直流传到后世。另外，白居易《清明日登老君阁望洛城赠韩道士》诗中说“冢墓累累人扰扰”，反映出唐代已有清明上墓之俗。而李绰《辇下岁时记》讲长安清明时“都人并在延兴门，看内人出城洒扫，车马喧闹”，说明唐末宫人在清明上墓。在唐代，上墓已是寒食至清明间的活动了。
唐代墓祭风俗传至宋元时期。《东京梦华录》说从寒食到清明此三日，人们皆出城上坟，尤以一百零五日最盛。反映出墓祭仍主要在寒食进行。元末费著《岁华纪丽谱》说寒食时节成都官府祭祀孤魂，民间有上冢风俗。看来宋元时期墓祭是寒食节的内容。
明代地方志保留不少寒食和清明二节的记载。一些地方志只记载寒食而无清明，寒食节的内容是扫墓，有的地方还保留了古代断火的传统，如嘉靖山东《夏津县志》说：“寒食断火祭墓，为秋千戏。”寒食的日期，嘉靖江苏《昆山县志》说“清明前三日为寒食”，崇祯浙江《嘉兴县志》则记载以“清明前二日有疾风甚雨曰寒食节”。
很多地方志记载寒食和清明两个分立的节日，尤以北方为最。这种情况下，寒食节最主要的内容是祭墓。而清明节的主要内容则是折柳插门或戴首。
有的方志将寒食清明一起叙述，表示二节相混。如嘉靖河南《真阳县志》：“寒食，清明：墓祭、插柳、看花。”万历浙江《黄岩县志》：“清明，户插柳采蒿为寒食，扫墓而祭。”可知寒食节并于清明，寒食节以扫墓为主的性质也显而易见。
绝大多数明代方志只记清明一节，反映了寒食节逐渐消亡，并入清明节的现实，二节已融为一体。所以清明节表现出的主要风俗事项之一便是扫墓。全面反映扫墓风俗的地方志有嘉靖安徽《池州府志》：“清明扫墓：季春朔日，士女诣墓所墓扫，祭毕加土于冢，挂楮（chǔ）标其上，馂（jùn）余而返。”
依据清代地方志的记载，可知扫墓已成为清明节最主要的内容。人们届时为祖先的坟墓除草添土，或在树枝上挂些纸条，或在坟上插一木棍，上挂纸条，带着祭品，焚烧纸钱，举行祭祀仪式，以寄托对死者的哀思。如果是新葬者，都在社前祭扫，当时流传着“新坟不过社”的谚语。
春游与娱乐
《荆楚岁时记》首次记载了寒食节有斗鸡、雕画鸡蛋和“斗鸡卵”的习俗，以及打球、打秋千和施钩的游戏。
先看《荆楚岁时记》对施钩所做说明。这种游戏是用吸水绳子做成轻巧相连的缆索，长达几里，鸣鼓为号，两端紧绷。春秋时，公输班游历楚国，曾发明过一种舟战的器械，船往后退就用它钩住，船往前进就用它抵住，因此能够及时超越对方。用钩作为游戏，料想是从这里来的。看来施钩之戏即拔河活动，兴起于楚地，寒食节传入楚地后成为该节游戏。
施钩之戏的意义是什么呢？《隋书•地理志下》说，南阳、襄阳有牵钩戏，俗言以此厌胜，用致丰穰。而唐玄宗《观拔河俗戏》诗序也讲：此戏必致年丰，故命北军以求岁稔。可知施钩之戏是祈求丰收的活动。唐代的拔河也在清明进行，武平一《景龙文馆记》记载了中宗于景龙四年清明幸梨园以臣下拔河为笑乐之事，当时在大麻绳两头系十余个小索，每索数人挽之。寒食拔河在唐以后很少见到，拔河脱离了寒食、清明。
再谈秋千之戏。《荆楚岁时记》注引《古今艺术图》说：“秋千是北方山戎族的游戏，用来训练机灵轻捷的本领。”《事物纪原》记载另外一种说法：秋千是汉武帝后庭之戏，本为千秋，是祝寿之词，后倒语为“秋千”。关于打秋千的原始含义，中村乔认为，竞胜负的性质不明显，也许是竞高升，或是以跃动的动作鼓舞万物的繁殖。
寒食作秋千之戏在唐代盛行。《开元天宝遗事》记载：每到寒食、清明之时，宫中树起千架，妃嫔宫女坐之凌空悠荡，裙衣飘扬，若仙女自天而降，唐玄宗高兴地称之为“半仙之戏”，长安市民纷纷仿效，风靡一时。唐代寒食、清明的诗中有不少打秋千的句子。如韦庄《丙辰幸鄜州遇寒食城外醉吟》诗曰：“满街杨柳绿丝烟，画出清明三月天。好是隔帘花树动，女郎撩乱送秋千。”可谓诗中有画，栩栩如生。
宋元时代荡秋千也很盛。王安石《清明》诗：“东城酒散夕阳迟，南陌秋千寂寞垂。”万俟雅言《恋芳春慢》词：“寒食近，蹴鞠（cù jū）秋千，又是无限游人。”都反映出宋代寒食、清明的秋千之戏。元《析津志》记载：二三月间的北京，上自内苑，中至宰执，下至士庶，俱立秋千架，日以嬉游为乐。元代北京的秋千戏非常普及。
明清时代，荡秋千主要流行于北方，以女子从事为多。
至于打球运动，盛于唐代。古人踢球称为蹴鞠，鞠即球，外为皮制，内衬充气的动物尿泡。唐人仲无颇《气球赋》：“寒食景妍，交争竞逐，驰突喧阗，或略地以丸走，乍临空以月圆。”描写了寒食踢足球时的情景。唐代还盛行打马球，称为“击鞠”或“打毬”，据《资治通鉴》记载，唐中宗“好击球，由是风俗相当”。1971年陕西乾陵章怀太子墓中发现一幅打马球的壁画，反映了唐代的情景。妇女则骑驴打球。唐代妇女寒食节还有其他球戏，有一种与骑马打球相区别的“步打”，是徒步持杖打球的游戏，类似现代的曲棍球。王建《宫词》说：“殿前铺设两边楼，寒食宫人步打球。一半走来争跪拜，上棚先谢得头筹。”还有一种“白打”，采用个人独踢或多人互踢的形式，王建《宫词》所说“寒食内人常白打”之句即指此。此外，唐代妇女寒食还流行抛接彩球的游戏。温庭筠《寒食节日寄楚望》记载“彩索拂庭柯，轻球落邻圃”；韦应物《寒食》讲“清明寒食好，春园百卉开。彩绳拂花去，轻球度阁来”的诗句，描写了“轻球”之戏。球戏是唐人寒食节的重要习俗。
宋代还保留了唐代寒食球戏之俗。《岁时杂记》说寒食节，京师少年多以花球棒击鞠为戏。又有儿童玩具，或以木或以泥，皆以华丽为贵。《东京梦华录》“触处则蹴鞠疏狂”的记载反映了京师球戏之盛。该书还记载了宫女击鞠表演，有骑驴“小打”和骑小马“大打”。此活动保留到南宋时代。寒食蹴鞠，中村乔认为同样具有祈求丰穰的含义。
斗鸡之俗起源很早。《庄子•达生》说西周宣王时，纪消子为王养斗鸡。《左传》载有季氏和郈（hòu）氏斗鸡的事。《战国策•齐策》讲临淄之民喜爱斗鸡。《荆楚岁时记》则反映了南朝斗鸡与寒食的结合。至唐代，寒食、清明时节斗鸡盛行。杜淹《咏寒食斗鸡应秦王教》一诗，反映出秦王李世民喜欢斗鸡。陈鸿《东城老父传》说：玄宗属鸡，而好朝服斗鸡，他为王子时，就“乐民间清明节斗鸡戏”。可知当时民间斗鸡之风很盛。而玄宗本人在宫中建鸡坊，选六军小儿百人，专习驯养训练，遇节庆表演皇家的斗鸡比赛。
雕画鸡蛋，依《荆楚岁时记》注中所记，古时富势人家，讲究的吃食是画有图形的鸡蛋。隋代还有在鸡蛋上染上蓝红等颜色，仍像雕刻的一样，辗转相送，也有放在菜盘和祭器里的。又引《管子》之说，雕刻鸡蛋然后染上颜色，是为了开发积藏，扩散万物。而张衡《南都赋》则把春天的鸡蛋列为滋补品。唐代仍保持镂鸡子风俗，《景龙小馆记》说：“寒食，赐镂鸡子。”诗人骆宾王有《镂鸡子》诗传世。
隋代《玉烛宝典》说，斗鸡卵的游戏，特别盛行于城市里。《荆楚岁时记》注引董仲舒看法，认为鸡蛋类似人的心脏，因此斗卵就是斗心、斗智等。
斗鸡、雕画鸡蛋、斗鸡卵，都是竞胜负，中村乔认为，这反映的如同施钩等戏一样，是丰穰祈念的形式。拙见，即使此说成立，其实质是一种生殖崇拜的隐喻。
此外，唐宋以后，北方民间于寒食节还有放风筝的活动。
春游、踏青是流传至今的清明节俗。在古代，中村乔引宝颜堂本《荆楚岁时记》中“寒食，挑菜”以隋注“按，如今人春日之生菜”的记载，认为南朝楚地已有寒食春游的行为，是寒食、清明春游的先驱，其含义是迎新。笔者见到明嘉靖《河间府志》有清明日踏青、挑菜的记载，可旁证挑菜是清明春游的内容之一。
唐代寒食春游转盛。唐诗中留下了很多咏寒食诗中记载春游的句子。如元稹《寒食日》咏道：“今年寒食好风流，此日一家同出游。碧水青山无限思，莫将心道是通州。”
从宋代开始，寒食清明的春游更变盛行，这同三月上巳的祓禊在宋代衰落有关。一般来说，上墓和春游一道进行，如嘉靖《六合县志》说，墓祭毕“缘此为踏青游”。但也有专事春游的。万历《扬州府志》记载：“清明前后三五日，郡人士女靓容冶服游集胜地，陆行踏青，舟行游湖。”弘治《温州府志》也记载：“人家皆以此日祭扫祖考坟墓，多邀亲戚朋友乘船，击鼓铿金似以游湖为乐者，思亲人子容或不然。”踏青、春游已成明清时代清明节的主要内容。
插柳与簪柳
前面谈到，唐代有寒食终了在清明出火之俗，朝廷要向大臣赐新火。宋胡仔《苕溪渔隐丛话》说：“唐时唯清明取榆柳之火，以赐近臣戚里。”此后，五代后周时“江淮间，寒食之日家家折柳插门”（宋谢维新《古今合璧事类备要》卷一六引《五代周书序》）。此俗至宋转盛，宋代的《岁时杂记》说：“今之人，寒食节家家折柳插门上。唯江淮间尤盛，无一家不插者，北人之稍辨者，又加以子推。”此子推即子推燕，《东京梦华录》说：“寒食前一日谓之‘ 炊熟’，用面造枣飞燕，柳条串之，插于门楣，谓之‘子推燕’。”南宋时，寒食插柳进一步在南方传播，《武林旧事》卷三说：“清明前三日，为寒食节，都城人家皆插柳满檐。”至明清时代，折柳插门主要是清明的风俗。
宋以后的折柳、插门之俗，一般认为是唐人将传火的柳条插于门前，以炫燿得火被后人仿效相沿成俗。我想至少可说唐代取火促进了插柳之俗普及。值得注意的是，插柳有古代其他民俗基础。北魏《齐民要术》卷五说正月里，取杨柳枝著户上，百鬼不入家。柳枝有避邪鬼的作用，唐中宗时三月三日上巳有赐侍臣细柳圈，带之以避虿毒瘟疫的事例，也是把柳作为避邪之物。明代地方志讲到插柳于门的作用时，一般都说是避邪，看来柳自古以来被认为是避邪之物而置于门的。不过也有其他说法，《梦粱录》说：“以柳条插于门上，曰明眼。”
明清时代，不仅插柳于门，而且簪柳于首。簪柳在不同地区风俗有所不同，或男女皆戴，或妇女戴，或儿童戴，以戴柳为柳毛、柳尖、嫩柳、柳叶等。簪柳的用意有些不同说法。一说是为了保持青春，嘉靖湖南《茶陵州志》：“人皆插柳枝，谓之记年华。”崇祯浙江《乌程县志》载民谚：“清明不戴柳，红颜成皓首。”《清嘉录》卷三说：“妇女结杨柳球戴髻畔，云红颜不老。”另一说是防止变狗，《帝京岁时纪胜》载谚语：“清明不戴柳，来生变黄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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