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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曼老师对我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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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曼老师对我的影响

山曼老师对我的影响



        [ 山曼(1935-2007):本名单丕艮,山东黄县(今龙口市)人,民俗学家,散文家。1960年毕业于山东大学历史系,曾任烟台师范学院教授、《烟台师范学院学报》主编、山东省民俗学会副会长。著有《山东民俗》、《流逝的传统》、《驿路万里——钟敬文》、《中国民俗通志·生产民俗卷》、《山东剪纸民俗》、《山东民间玩具》、《山东黄河民俗》、《山东根据地民俗》、《山东民间童谣》、《山曼散文选》、《中国民俗起源传说辞典》等,主编“齐鲁民俗丛书”、“百岁童谣”等。]




        山曼老师过世一年多了,他的音容笑貌依旧不时地闪现在我的面前,与山曼老师相交二十多年来的一幕幕情景也时常浮现在脑海里。
        那是2003年的深秋季节,山曼老师因为拍摄系列民俗片《齐鲁民俗》的事被请来济南,我逮住机会请他为我的研究生做了一个讲座,让我的学生、他的徒孙们领略一下他的风采。从济南回去以后,他就病倒了,先是在春节前腿部因疮不能愈合而住院(根源还在他的糖尿病),出院后因腿部肌肉萎缩又为了行走而坚强地活动。
        2004年秋天,单老师给了大家一个惊喜,他出现在于聊城大学召开的山东省民俗学会第四次代表大会上,而且他和大家一起去乡下考察葫芦,去郎庄看面塑,他很兴奋,大家也很高兴。多年来,他偏居烟台,虽然他不说,但大家能够感觉到他的寂寞。每次他到济南,每次有机会和民俗学界的朋友相聚,他就兴奋,他就高兴,他有讲不完的故事,他有一个又一个的写作计划。
        此后两年多,他辗转于烟台-济南、医院-家庭之间。我也因家庭的缘故,奔波在济南和北京之间,错过了一次次去烟台看望他的机会。在多次的电话交谈中,他谈的还是他所挚爱的民俗,还是他尚未完成的著述,他为学生们的进步而高兴,为外孙女表现出的对民间文化的热爱而内心狂喜。谈起外孙女,他有一种后继有人的兴奋,甚至说到要把他的那些宝贝书交付给外孙女。去烟台看过单老师的朋友回来,总是有些伤感,也总是有些欣慰——因为单老师情绪很好,他的精神头让见到他的人佩服。
        和单老师相交已经二十多年了,他几乎伴随着我从事民俗学以来的整个岁月。
        1984年我从山东大学中文系毕业后,留校参加筹建山大社会学系,本来喜欢戏曲的我从此走上了民俗学的道路。从那时起,首先是由于李万鹏老师的缘故,山曼这个名字便时常出现在耳边。
        单老师与李老师都是黄县人(今龙口市),而且是从小的同学,大学又都是在山大上的,万鹏老师学的是中文系,单老师学的是历史系。1960年毕业后(本应1959年毕业,其间他因病休学一年),他分配到青岛教大学,没多久,为了照顾年迈的父母,他要求调回老家黄县,先任教于中学,后曾出任黄县县委宣传部副部长,在黄县一呆就是二十年,直到把两位老人养老送终之后,八十年代中期才离开黄县。他曾在《民俗研究》的一篇短文中,讲他的笔名山曼的来历,文中谈到他对母亲的感激。山曼是他的笔名,他的本名叫单丕艮(有人戏称他为“单[dan]不良”),“山”是他母亲的姓,“曼”则来自胶东地区对女孩的称呼“嫚儿”。单老师在家中是独子,他的母亲曾被算命先生断定为命中无子。母亲在生了四个女孩之后,又生了他,为了好养活他,母亲为此煞费苦心,从小就把他当作女孩子看待,穿花衣,叫小嫚,连嫂子们都称呼他为“小姑子”,他十多岁时曾为此反抗母亲,在母亲哀求的目光中,终于理解了母亲的一片苦心。成年后,单老师对父母的孝顺,在黄县被称作“第二十五孝”。
        离开黄县后,他先是在烟台《胶东文学》编辑部,从事他热爱的文学工作,不料没几年,文学也染上了铜臭气,文学刊物也要向市场靠拢,用他自己的话说,“不是做不来这些,是不屑去做”。于是,他又调入烟台师范学院中文系,走上了教授民间文学、民俗学和写作、现代文学的讲台。在烟师,单老师过得也不是很愉快。他曾给我讲过这样一件事情。单老师是山大历史系毕业的,在烟师他却是在中文系任教,这可能引起过某些人的议论,对此,单老师这样对他们说:“不错,我是学历史的,现在可以做中文系的教授,这就是山东大学的学生。不行,咱们换换,你们也试一试。”他虽是笑谈,但还是掩饰不住些许的落寞。在中文系教了几年书后,他又调到烟师学报担任主编。那几年,他的学报经常是一期中有半数以上的文章被转载,这与他严格把关、力主多用校外作者的稿件大有关系,但也因此得罪了校内的一些领导和教师。最后,他在烟师学报因不到年龄而以调研员身份离职,过了两年,大概是换了领导,重新发现了他的价值,又给已经离职的他评了教授。
        二十多年了,第一次和单老师见面是什么时候已经记不清了,应该是在1985年,或者是1986年,大概是在李万鹏老师的家中。那时候,他的秃顶还没有后来这么厉害,但也给人留下很深的印象。自从1987年和他一起开始酝酿《山东民俗》的写作、同年冬天成立山东省民俗学会以后,就有了数不清的见面次数。
        1988年端午节,我和后来成为我妻子的刘瑞琳一起与单老师去长岛采风。为了让我们这一对第一次去海岛的青年人能够品尝到真正的海味(我想,他也是为了让我在刘瑞琳面前多挣些面子),他动用了过去从不动用的政界人士——长岛县委的领导,使我们受到高规格的接待。单老师在黄县二十多年,最后做到县委宣传部副部长的高位(在县城里,这绝对是高干了),他负责县里的新闻工作,黄县自六十年代后期至八十年代初期的所有重要的新闻报道,几乎都留下了单老师的笔迹。他有一批过去从政时的朋友,后来也有不少人做到相当的高位,但他几乎很少和他们联系。他骨子里有着深深的知识分子的清高,或者说,他曾经看惯了官场的是是非非,因此更加珍惜知识分子的操守。
        二十多年来,和单老师一起去过很多地方、一起做过很多事情。
        曾记得,那是1999年,他经过一番办手续的磨难(当时烟师的有些领导,不理解山曼凭什么会受到国外的邀请,为什么没有外国人邀请他们),我们终于一起去到韩国的济州岛,出席了国际民俗学大会。这是他第一次出国,也可能是他唯一的一次出国。济州岛的风景很美,会议也开的很成功,但韩国给他留下的印象或许不太好,因为韩国的美食让他总是吃不饱。
        曾记得,1994年,我爱人当时所在的山东画报出版社策划了一套“名人照相薄”丛书,这实际上就是一套文化名人画传。当筹划第一批传主时,钟老便名列其中,但由谁来给钟老执笔却犯了难。钟老是学者,同时他还是散文家,谁的文笔能入他的眼呢?最后,我们想到了山曼。果然,钟老对山曼也非常满意。于是,由60岁的老汉写作(当时山曼虚岁60)、30岁的妇人编辑(我爱人当时虚岁30)的90岁的老人的画传,在短短的三四个月的时间里就面世了。这是钟老的第一本传记。
        最让我难忘的还是1991年的春天,我与单老师在黄河入海口的那次调查。单老师对黄河情有独钟,他一直有个宏愿,就是要把黄河从源头到入海口跑一遍。我1991年那次陪他去垦利县黄河入海口的调查,就是他整个计划的一部分。那次,我们俩住在孤东(垦利县的地名)2元钱一夜的路边小店中,冒着一望无际的盐碱滩上春天凌冽的寒风,去寻找黄河入海口最后的一个村庄,去追寻跑趟户春来秋去劳碌的足迹。疲惫了,学着毛驴的样子在滩地上打一个滚儿;饥饿了,找一个小店要碗热水就着自带的干粮充饥。那次调查,我从单老师的言谈话语中和他的一举一动中,学到了许多书本上无法学到的知识,第一次领略到做田野的乐趣。单老师对黄河的考察持续了十多年,他后来自己一个人又把黄河中游走了一遍。对于黄河上游,他说过多少次,也计划过多少次,但一直没能成行,这只能成为他永远的遗憾了。
        单老师作为民俗学家,他对民俗学田野作业的重要性有着深刻的认识。他的几乎所有的著作都是建立在扎实的田野作业基础之上的。以他为主要写作者于1988年出版的《山东民俗》,书中浓浓的胶东味就与单老师、李万鹏老师的生活实践密不可分。他的黄河民俗考察、运河民俗考察、泰山考察、海洋民俗考察等,都在他的著述中得到充分体现。他也以自己的亲身体会,要求青年人一定要重视田野作业,一定要有扎实的田野作业的功夫。
        单老师不只是民俗学家,他还是一位在文学界有一定影响的散文家。尤其是在八十年代中期之前,他是以散文的写作而享誉山东文坛的。有意思的是,自从他开始进入民俗学圈以后,他就从文学圈中淡出了,这还曾成为一些人的议论话题。正因为如此,单老师对文字的要求颇为严格,他经常毫不掩饰地对我们这些人的文字工夫之差表示失望,也经常以一些大家的文字工夫如何好来勉励我们。他曾经写过系列散文“冰心在烟台”(后来出了单行本)、“作家的故乡”等。早就有出版社想出版他的散文集,可是只要有任何附加条件(如包销或赞助),他就免谈。去年,明天出版社终于出版了《山曼散文集》,为散文家的山曼画了一个句号。读他的散文,其中有着浓浓的民俗味道,重重的乡土情怀,散文家的山曼和民俗学家的山曼融为了一体。
        单老师对我的工作一直十分支持。《民俗研究》杂志1985年开始创办,当时就得到他的积极鼓励,除亲自撰写稿件外,还协助联系作者,开设专栏(“民间剪纸能手”),并经常对杂志编辑方面的问题提出意见。尤其是他对于青年作者的扶持,可以说是不遗余力,许多在基层从事民俗调查的同志的稿件,都是经过单老师之手修改后才发表在《民俗研究》上的,许多稿件都是作者的第一篇正式发表的作品。我业余服务于山东省民俗学会19年(从1987年学会成立担任副秘书长到2006年辞去秘书长职务),单老师从学会成立之初就对学会工作给予了无私的支持, 2004年以前,他几乎参加了所有的山东省民俗学会每年一次的年会,如果哪一次年会他不参加,大家就会觉得整个会议少了点什么。我自1999年开始招收民俗学专业硕士研究生,最高兴的是单老师和李万鹏老师,这种高兴他们溢于言表。他们看到民俗学后继有人,看到了学科的蓬勃发展。对于我的学生,他们比我还关心,学生们也愿意和他们交流,有事愿意去找师爷探讨。前些年单老师身体好的时候,他还曾带着我的第一届研究生刁统菊和张勃在胶东考察,和头两届研究生一起去泰山考察王母池庙会。考察中,对学生们言传身教,使他们受益匪浅。我的学生李凡硕士毕业分到烟师工作,在教学和科研工作中、以及为人处世等方面,更是经常得到他的直接指教。
        曾经有一段时间,单老师对我是不太满意的。虽然他没有直接说出来,但我感觉到了。他主要嫌我揽的事情太多,业务上一直没有专长,东一榔头西一棒槌。他曾经旁敲侧击地讲一些成功的事例,以诱导我和其他一些与我同龄的青年人。实际上,当时的我自己也深深地陷入到困惑迷茫之中。虽然当时已经在高校工作十多年,副教授也当了好几年了,但是整日里冗事缠身:学生要培养,杂志要编辑,学会要活动,可是时间就这么多,那么自己的学术应该怎么办呢?思来想去,最后终于决定暂且抛下这些事情(实际上也没能完全抛下),到北师大跟随钟老去读书。当我走出山大步入钟老门下、当我在泰山民间信仰研究方面小有收获时,虽然单老师从来没有在我面前说过什么,但他对我的赞许已经传到我的耳中。对于我的博士论文——《泰山香社研究》,他一直嘱咐我不要急于出手,要好好修改,要做成精品。这就是单老师,一个对后学真正关心的老学人!
        单老师走了,他自己也还有许多没有做完的事情:他为济南出版社主编的“齐鲁民俗丛书”第一辑反映很好,还计划继续出第二辑;他的剪纸能手的栏目还没有编辑成书,还有许多剪纸的资料没有整理;他已经写完了的《中国民俗通志·生产民俗志(北方卷)》,已经在编辑过程中,他还没能等到书的最后出版;他的丰富的民俗收藏品还有待编目,几百个果模还需要拓制、研究……

        (该文写成于2007年3月27日—28日凌晨山曼老师去世的当夜,曾以《单老师,一路走好!》为名,发表在《民俗研究》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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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起刘铁梁先生的一番话,民俗学的调查是包含情感的,绝对不可能以所谓的客位姿态去投入现场。
是啊,我们都在红尘中,都要感受这滚滚红尘中的五味杂陈,这本身就是民俗的红尘,我们都栖身于此,谁也不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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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随前辈老师们的足迹,在民俗领域添上自己的一分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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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俗学调查不仅需要包含情感,而且期待更多的精英学者的在场。因为民俗事项不是平面的,也不是单纯纵向的或单纯横向的,他是立体的,而且是多维的。她不但有丰富多彩的颜色,而且有浓淡纷呈的气味。不去在场,可能能看到走色的颜色,但肯定是品尝不到别致的浓淡纷呈的气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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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叶涛老师的这篇文章,让我们后学找到了山东民俗学界的精神和流动的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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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小马又把这篇旧文提升。
转眼山曼老师已经离开我们三年了。三年前的那个傍晚,听到山曼老师去世的消息时,我呆坐了将近一个小时,然后一口气写完的这些文字。
前不久敬文沙龙缅怀钟老,今天又读了三年前缅怀单老师的文字,想想对我做人做学问产生影响的老师还真不少,除了钟老和单老师外,还有在做人方面一直被我视作楷模的刘魁立先生,最早手把手教导我怎样做学问的山大中文系孟广来教授、为山大民俗学的发展创造良好环境的山大社会学系的创办人徐经泽教授,对于山东民俗的研究李万鹏老师对我影响至深。
许多前贤时俊都曾在我人生的旅途中这样或那样的影响着我,实际上,我们每个人都是这样在别人潜移默化的影响中不断成长、不断走向成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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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
原帖由 叶涛 于 2010-1-25 22:57 发表
谢谢小马又把这篇旧文提升。
转眼山曼老师已经离开我们三年了。三年前的那个傍晚,听到山曼老师去世的消息时,我呆坐了将近一个小时,然后一口气写完的这些文字。
前不久敬文沙龙缅怀钟老,今天又读了三年前缅怀单 ...
叶老师多么幸运啊,你得到了那么多前辈学者无私的指导,现在我们也如此幸运,从你们那里甚至文字里也能获得一种光荣的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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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几张山曼老师的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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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去韩国前,途经北京,我和山曼老师去看望钟老,为山曼老师和钟老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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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园中的山曼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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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民间艺人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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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年出版的《山东民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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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曼老师主编的《齐鲁民俗丛书》之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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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曼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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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
原帖由 叶涛 于 2010-1-26 17:16 发表
校园中的山曼老师
这张照片实在是太传神了。
我印象中的山曼先生就是这样。
像个文艺青年,
又有一种朴实的幽默;
充满智慧,
却又装成糊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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