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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华:《无主体熟人社会与乡村巨变》

杨华:《无主体熟人社会与乡村巨变》



  吴重庆在其新著《无主体熟人社会及社会建设》(以下简称“吴著”)中,提出了“无主体熟人社会”的概念,对“空心化”背景下农村社会结构及其性质做出了新判断,对当前农民行为逻辑和农村基本社会秩序给予了新概括。“无主体熟人社会”既是作者农村调研中的顿悟,也是学术传承与对话的结果,它与“熟人社会”、“半熟人社会”有很密切的渊源。
  熟人社会是对传统中国农村的经典表述。费孝通将熟人社会定义为:“乡土社会在地方性的限制下,成了生于斯死于斯的社会……这是一个熟悉的社会,没有陌生人的社会。”从“信息”层面来讲,熟人社会表明农民之间相互知根知底,每天低头不见抬头见,甚至听到咳嗽声、脚步声和敲门声就能判断对方是谁。人们的信息是透明和对称的,谁都无法保留多少秘密、无法蒙混过关。人们在社会交往中清楚对方怎么行为,会出什么样的牌、说什么样的话。熟人社会压根儿就没有私事,没有隐私,其权力和利益结构也是明确且固定的。
  熟人社会的基本结构是“差序格局”,即以己为中心建构的具有差等序列的关系网络。它是以血缘为基本连接纽带建立起来的等级结构,讲究长幼尊卑、男女秩序。它既有内外之别,也有亲疏远近。前者是指血缘内部与外部的分别,同一血缘内部所有人都是“自己人”,而血缘之外则是外人或是“熟悉的陌生人”。后者意味着即便在一个“自己人”认同单位内部,相互之间的关系也是有差别的,血缘关系越近,关系越紧密。反之则关系疏离。
  在交往规则上,熟人社会也有其独特性,最突出的是“伦理本位”,其次是讲究血亲情谊和人情面子,最后是追求“做人”与“相处”的关系法则。这些规则皆与陌生人社会交往的“法治”相差甚远,它们使熟人社会被凝结成紧密的生活与伦理共同体。
  随着革命和市场对农村的改造,传统农村社会结构逐渐解体,农民的行为逻辑逐步改变,学界出现了对熟人社会及其行为逻辑的不同描述和阐释。其中包括贺雪峰提出的“半熟人社会”。“半熟人社会”概念表达的是在非传统熟人社会的行政村一级,农民由于交往的非密集性、非高频度性而导致相识却不熟悉的状态。它是对农民间熟悉程度的差异的描述,是对信息不对称的刻画。农民除了空间的扩大导致信息的不熟悉以外,由于社会流动、职业分化、阶层变动、血缘地缘淡化等缘故,农民间的交往频度减少,交往时空缩小,交往深度降低,以及农民隐私权逐渐兴起,即便在自然村、小组内部,农民之间的熟悉程度也大大降低,相互之间的信息越来越不对称。从这一角度来讲,农村的“半熟人社会化”是熟人社会的量变。吴重庆看到了熟人社会的变迁,也意识到量变意义上的“半熟人社会”无法囊括熟人社会的所有变化,尤其是社会结构、行为逻辑等质变层面。他开始寻找再概念化的着力点。






  吴重庆身处广州人口流入之地,却看到了人口的大规模流动带来的广大农村的“空心化”,这源于他对华南农村和广大中西部农村的长期调研。“无主体熟人社会”正是从农村的“空心化”里生长出来的。在村庄“空心化”与“无主体熟人社会”之间,吴重庆找了个中间变量将二者勾连起来,它是社会结构中的“行动者”角色。社会学家帕森斯认为,具备足够数量的行动主体作为系统的组成部分,是系统内部整合及社会系统和文化模式之间整合的必要条件之一。依据该理论,一个正常社会源于一定数量的行动主体在其中交互作用,维持社会系统的均衡。如果缺少了足够的行动主体,社会系统就无法运转,就会出现病态现象。
  中国广大中西部农村在二零零零年以后出现了大规模的人口流动,而流动出去的是青壮年劳动力,他们是农村活跃的主体。这些人流出后,村庄就出现了“主体”不在场的状况,导致村庄的“病态”。吴重庆总结了这种变态的几种表现:“舆论失灵”、“面子贬值”和“社会资本流失”。舆论、面子和社会资本是传统熟人社会的特征,它们的流失意味着熟人社会的转向和变迁。这里的逻辑是,无论是舆论发挥作用,还是面子机制运转,抑或是社会关系起作用,都有赖于村庄中青壮年的高频度、长时段的交往活动,有赖于由于人多形成“人多势众”、“唾沫星子淹死人”的集群效应,以及形成“面对面”的生活不得不在乎对方的存在、不得不相互提供和利用资源的“给人情”、“买面子”的机制。而大部分青壮年农民长时间不在村庄里生活,他们可以轻易逃脱村庄的惩罚,那么就无法形成相互之间的压力,无法相互利用对方的资源,无法生发深厚的交往和友谊。一言以蔽之,人都不在村了,舆论自然就失灵了,人们就不在乎人情面子了,相互之间的支持网络也就越来越松散了。叙述到此,熟人社会似乎已然解体。若是这样,那就不是“无主体熟人社会”,连熟人社会都没了。
  但是,吴重庆又杀了个回马枪,他笔锋一转,认为熟人社会还是存在的,因为常年流出的那些青壮年总会间歇性地回到村庄,尤其是在重要节庆的时候,此时,熟人社会原有的特征又会周期性地呈现。这确实没有脱离他的理论逻辑—主体回来了,他们又开始了密集的交互作用,村庄原有的结构又开始运转,村庄舆论又可起作用了,人情面子还是要讲的嘛,宗亲关系又重了起来,熟人社会不就又有了吗?吴重庆重点讲述了熟人社会特征周期性呈现的几个方面,诸如农村纠纷年终算总账、通过“夸富”寻求认同,及参与重要节庆的宗族活动寻求宗族认同。
  分析到此,“无主体熟人社会”也就呼之欲出了,它对当前农村社会性质做出了新判断。与“半熟人社会”强调信息不对称不同,它强调的是作为行动主体的农民的在场与不在场,强调行动主体的角色与交互作用。当行动主体的行动是完整的时候,就会形成健全的社会系统,熟人社会就是个运转良好的结构;当行动主体缺席时,系统就会出现问题,原有的结构就会崩溃,或者不起作用。“无主体熟人社会”既是行动主体长时间缺失的社会,问题不断,也是个行动主体短时期内聚集的社会,熟人社会特征周期性凸显,也是问题。
  “无主体熟人社会”首先是个描述性概念,它清晰地勾勒了农村社会流动带来的与传统熟人社会不同的症候。根据笔者的农村调研经验,“无主体熟人社会”能够囊括农村的“空心化”、民工潮、“三留守”、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农民工返乡、村庄凋敝、村庄治理瘫痪、恶人治村、“城乡二元结构”、新生代农民工、抛荒等现象。这些现象与问题都与农村青壮年流出或返乡有密切关系,“无主体熟人社会”完全可以将之纳入自己的描述范畴。即,当人们看到“无主体熟人社会”这个概念时,就会自然而然地想到农村社会的这些现象和问题。反之,当人们遇到这些现象时,就会联想到“无主体熟人社会”这个概念。

    更重要的是,“无主体熟人社会”还是个解释性的概念,它在中观层面建构了对农村诸多问题的解释体系。作为中层概念,“无主体熟人社会”至少包含了“革命运动”、“革命后的市场经济”、“农民流动”、“村庄空心化”、“舆论缺失”、“面子贬值”、“社会资本流失”、“农民返乡”等理论构件,以及由这些要素可以直接推导出的“血缘地缘关系淡化”、“社会关系原子化”、“阶层分化与竞争”、“个体化”、“无根基化”、“交往规则变化”等概念要素。通过选取这些要素,对它们进行有机组合排列,形成具有逻辑关系的推理链条,最终推导出被解释的政治社会现象。因此,“无主体熟人社会”是包含诸多现象和解释链条的理论框架。作为例举,运用该理论对以下三则农村社会现象进行解释:
  (一)混混进村。混混进村在中部农村较为凸显,首先与该地区青壮年流出村庄有关,它使得村庄没有抵抗外来混混的力量。青壮年流出后,村庄出现了舆论失灵,引混混进村的人感受不到村庄舆论的压力,因而他敢于这么做。同时人情面子等传统行为规则失效,人们不在乎村庄的人际关系网络,就会很自然地援引混混等力量进村博弈。
  (二)传统复兴。在沿海地区,出现了这样的悖论现象,一方面村民的个体意识高涨,另一方面宗族复兴迹象明显。为什么?首先,个体意识高涨与农民主体外出闯荡有关,务工经商和资本主义市场形塑了农民个体,所谓成功者皆在于个人,而非宗族。其次,外出务工经商的农民虽然身体在路上,但他们却得给灵魂找到一个归属,既成的归属是村庄和宗族。最后,外出农民不可能在外出时经营自己的归属,而必须在返乡后,因此重要的节庆回家也就成了他们经营归属、参与村庄竞争和获得认可的重要途径。因此他们对参与宗族活动,参与传统信仰活动有着极大的热情,于是传统复兴势在必然。
  (三)伦理失序。据调查,农村伦理失序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对老年人的不赡养及对老年人自杀的正面化;二是一些农村地区对失足女性持正面态度。这也可以从“无主体熟人社会”中得到解释。首先是农民外出务工经商是为了在村庄竞争中胜出。其次,农民外出后,村庄的伦理道德减弱,舆论压力减少,这就为通过不正当的手段获得财富参与竞争提供了可能。最后,农民只要能够在村庄竞争中胜出,直至最后搬出村庄,就更不在乎村庄的舆论压力了,于是竞争的手段就会无所不用其极。村庄伦理也就逐渐淡出村庄竞争和村庄生活。
  除了对“无主体熟人社会”的理论建构以外,吴著还强调了实践的一面。这是其理论基础的自然推演。“无主体熟人社会”的概念隐含着行动主体与结构的交互关系性,行动主体在结构中行动,又重塑和强化结构。结构规范行动主体的行动,又依赖行动主体的行动而存在。当行动主体缺失的时候,结构也就散架了,由结构支撑的系列社会功能也不再存在。所以,吴重庆主张通过社会建设,以重建行动主体与结构的关系,达到重建熟人社会的目的。






调查发现,行动主体的在场与不在场固然重要,但农村的变化绝不止于行动主体的是否在场,农村行动主体本身的特征和性质也在发生巨变。在某些区域农村,即便大部分青壮年在场,由于农民行为逻辑的改变,村庄也与传统熟人社会有了质的区别。譬如,吴著中提到的无主体导致舆论失灵,但在许多中西部村庄,即使主体在村,舆论也失效,面子也不值钱,子代对父代仍不孝顺,老年人自杀还在加剧,笑贫不笑娼大行其道,等等。这便是说行动主体不在场对某些现象能够做出解释,却不能解释农村社会的一些基础变迁。所以,吴著意义上的“无主体”依然属于熟人社会的量变范畴,构不成质变。
  然而,“无主体熟人社会”却是能够表达熟人社会的某些重要质变的。根据笔者对中国农村的观察,农村社会的巨变主要包括三个方面:村庄主体性缺失、公共性缺失和归属感缺失。村庄的“无主体性”会带来村庄公共性的缺失,二者共同作用会导致村庄缺乏归属感。三者缺失的农村就构成了质变的“无主体熟人社会”。
  (一)主体性缺失。主体性是指在实践过程中表现出来的能力、作用、地位,即人的自主、主动、能动、自由、有目地活动的地位与特征。村庄的主体性,是农民对自己在村庄里的角色、地位、作用、能力的自觉地体认与感受,把村庄当作自己的村庄、把自己当作村庄的主体来体验的一种精神状态。在实践中,农民会清晰地区分“我们村”与“他们村”,会对“我们村”、“我是村里人”有种自豪感和荣耀感,会时时刻刻注意自己的言行,维护“我们村”的名誉,会为建设村庄及在与其他村的竞争中主动贡献力量,而不是逃避责任,搭他人便车。对有损“我们村”形象和声誉的人或行为予以谴责或惩罚。在有主体性的村庄调查时,农民在说到村里那些不雅的人或事情时,会很气愤地说“我都觉得脸上无光”、“连我都感到耻辱”等。这种村庄主体性使得每个人都主动参与村庄建设、维护村庄声誉、践行村庄规则、恪守村庄信仰等。破坏村庄基本道德、情感和规则的人,则会被边缘化,甚至遭致“社区性死亡”。
  所谓村庄主体性缺失,就是农民丧失了“村庄是我的村庄”、“我是村庄里的人”的主体体验和感受。如此,农民只为自己、为私利着想,行事不讲感情、不讲人情面子,只讲利益、只讲公事公办;不再遵守村庄规则和道德,不再为村庄贡献力量,而是普遍持有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态度。一句话,没有了农民对村庄的主体性,熟人社会就解体了。所以,村庄主体性缺失,即便没有人流出村庄,也会出现吴重庆所列的几大问题。这是很多村庄的普遍遭遇。
  (二)公共性缺失。村庄的公共性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农民行为具有公共性。不管是个体农民的行为,还是农民群体的行为,都是受村庄公共规则规训和约束的,只有在公共规则范围内的行为才会受到认可。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的行为考究,不是依据个人的喜好、情感、友情、知识、偏好等,而是援引公共的规则。譬如,在南方宗族型村庄,在上人情礼金时,会依据亲疏远近有一定的标准,关系相近的一般会上相同数目的礼金,不会因为私人交情而上更多的礼金。酒席上菜的数量、分量、内容也是有规定的,不会因为贫富差距而有区分。

其次是,农民的交往内容和效果具有公共性。在私人性的交往中,交往的内容一般是与私人事务相关,其结果是加深私人间的理解,拓展私人间的关系,增进私人间的情感。村庄的交往除了有私人性的一面外,还有公共性的一面,其交往所涉事务一般是涉及村庄层面的事情。这一点可以从村民在一起闲聊的话题中窥探一斑。在公共性较强的村庄,农民闲聊谈论的话题一般包括婆媳关系、家庭矛盾、老人赡养、村庄道德、村庄间竞争、村庄道路、宗祠修建、礼仪礼节、感情送礼等,这些话题有私事,也有公事,但都通过援引公共规则进行价值判断,而使它们带有公共性。在这些交往中,其效果是彰显和强化了公共规则,否定了私人性的行为和想法,使村庄的是非、对错、黑白的观念更加明确。公共性的交往不在于人多人少,也不在于时间与场合,即便是两个人在卧室里聊天,也能达到公共溢出的效果。
  最后是,村庄生活具有安全感和可预期性。每个人都按规则行事,按规矩出牌,按惯例思考问题,极少有不在常识之内的事情发生,因此村庄生活就有预期和有安全感。
  村庄公共性产生的前提是农民对村庄有主体性。只有当农民具备村庄主体性时,才会在意村庄,才希望村庄变得更好,因而才会遵循公共规则和主动经营村庄。当村庄主体性缺失时,村庄的公共性就会减弱,人们就不会为了村庄而牺牲自己的利益,不会为了维护村庄规则而得罪他人,相互之间就变成了你好我好大家都好的局面;大家在一起不说村里的事情,只谈国家大事、国际战事,或者专心致志打牌,从头至尾不说一句话。这样,村庄的公共规则就不再起作用,私人的偏好、打算和阴谋就会堂而皇之地介入村庄生活与交往之中,重塑村庄评价体系,农村的交往就纯然变成了消磨时间、加深私人感情、建构私人关系的方式了。
  (三)归属感缺失。归属感是一个人精神和灵魂栖息于某地的体验。在传统熟人社会,宗族与村庄既是农民的生活单元,也是农民的归属,它是世俗化与神圣性的统一体。农民既在其中获得生活所必需的互助与合作,使生活得以展开,也在其中参与社会性竞争,获得面子、荣耀、尊严、承认和成功的体验,同时还在其中获得宗教般的关怀,使生命有意义和价值。对于流动的农民来说,虽然身体在漂泊,但只要有宗族和村庄在,灵魂就不会在路上,就会得到很好的安放。无论漂泊的身体多么孤寂、多么劳累,无论归途多么艰辛、多么漫长,只要有宗族和村庄可以想念、可以回望,心灵总是平静的,苦难总是可以承受的,生活总是有动力的。在这个意义上,家乡是中国农民的宗教。吴著中归乡的农民热衷于在重要节庆中参与大型宗族活动、大办“夸富宴”,也只有在人生归属的意义上才能得到解释。
  农村对宗族和村庄有归属感的条件是熟人社会具有主体性和公共性。也就是说,只有当农民还把村庄当作自己的村庄、把宗族成员当作自己人、把自己视作村庄和宗族的当然成员的时候,当村庄的公共规则还起作用,还能规范人们的行为,村庄还是生活和伦理共同体的时候,宗族与村庄就还具有归属的意义,就还能为农民提供归属,农民也还愿意归属其中。当农民不再对村庄有感情,而村庄本身又乱七八糟的时候,农民就恨不得赶紧脱离村庄,何谈归属之有?如果农民在农村的归属都没有了,村庄无法承载农民的灵魂之后,农民的身体和灵魂就都处于漂泊状态,就真的成了“无根基”的人了。
  总而言之,“无主体熟人社会”可以从两个层面来论述,一个是“无行动主体”层面,一个是“无主体性”层面。前一个是吴重庆展开理论想象的前提和基础,是指农民行动主体的不在场,简称“身体不在村”,后一个是笔者对“无主体熟人社会”的进一步想象,指的是农民主体对村庄熟人社会的情感体验的缺失,简称“人心不在村”。
  “无行动主体”与“无主体性”是一个整体,只有将两个层面有机结合起来,对“无主体熟人社会”的理论建构才是完整的,对农村社会现象和问题的解释才会更全面、更深刻、更有力度。这样,“无主体熟人社会”就不仅囊括了“身体不在村”的理论内涵,还包含了“人心不在村”的理论逻辑,从而既能解释广大中西部“空心村”出现的现象和问题,也能解释人心不在村的“非空心村”现象和问题。进而,在农村社会建设和社区重建上,就不仅是要在留下更多的青壮年劳动力上下功夫,还要在农民“人心”的改造上下功夫,这就需要重建农民的横向联系,以重构不仅有行动主体,而且有主体性、公共性和归属感的熟人社会。
 

(《无主体熟人社会及社会建设》,吴重庆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二零一四年版)




转载自:中国乡村发现网,《读书》2015年第4

[ 本帖最后由 南池子 于 2015-7-26 16:28 编辑 ]
一只从小对虾过敏的虾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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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重庆《无主体熟人社会及社会重建》的详细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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