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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土司遗产”通过审议,成为中国第48处世界遗产

“中国土司遗产”通过审议,成为中国第48处世界遗产

2015年7月4日下午,由湖南永顺老司城遗址、湖北唐崖土司城遗址和贵州播州海龙屯遗址联合代表的中国土司遗产,作为中国2015年申报项目,通过正在德国波恩举行的第39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世界遗产大会)的审议表决,成为中国第48处世界遗产。

第39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世界遗产大会)正在德国波恩举行,由湖南永顺老司城遗址、湖北唐崖土司城遗址和贵州播州海龙屯遗址联合代表的中国土司遗产,作为中国2015年申报项目,于北京时间今天(2015年7月4日)下午通过世界遗产大会的审议表决,成为中国第48处世界遗产。

“中国土司遗产”申报世界文化遗产项目由曾经成功申报杭州西湖、内蒙古元上都遗址、高句丽王城、丝绸之路等项目的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建筑历史研究所(梁思成先生创建)的傅晶、王敏团队领衔。

本届世界遗产大会自6月28日开始,为期10天,对包括中国土司遗产在内的36个世界自然和文化遗产候选项目进行最后评定,其中自然遗产4项、文化遗产31项、自然与文化双遗产1项。去年3月,中国土司遗产正式向世界遗产中心提交申遗文本,国家文物局确定,贵州、湖南和湖北三省现存的土司遗址最具代表性。三处遗址分布于多民族聚居的湘鄂黔交界地区,是现存具有大型规模、完整格局、丰富遗存的土司城遗址。现存遗产类型包括土司城遗址、土司军事城址、土司官寨、土司衙署建筑群、土司庄园、土司家族墓葬群等。据世界申遗网上介绍,这三处遗址是始建年代较早、沿用时间较长、保存较完整,属土司制度完备和鼎盛时期典型的综合性城址遗存,较为完整地体现了土司制度的系统性、发展历程以及土司机构的管理和运行模式。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世界遗产委员会规定,进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的标准有10条,提名项目至少要符合10条标准中的一条。中国土司建筑群符合列入标准第3、4条,即“能为现存或已消逝的文明或文化传统提供独特的或至少是特殊的见证”,“是一种建筑、建筑整体、技术整体及景观的杰出范例,展示人类历史上一个或几个重要阶段”。国际业内专家进行现场考察后认为,土司遗产的系列遗存有历史时空、社会背景、文化内涵、物质遗存属性,完全符合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标准。

世界遗产分为自然遗产、文化遗产、自然与文化复合遗产和文化景观。世界遗产具有明确的定义和供会员国提名及遗产委员会审批遵循的标准。每年举行一次的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将对申请列入名单的遗产项目进行审批,其主要依据是该委员会此前委托有关专家对各国提名的遗产遗址进行实地考察而提出的评价报告。据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专家在早些时候曾对中国提名的遗产遗址进行过实地考察,专家给出的结论是,建议将中国土司遗产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此次申遗的地区以亚洲、欧洲和北美国家为最多。在欧洲,东道主德国推选了港口城市汉堡有上百年历史的仓库城,30万平方米完整保留的哥特式建筑群至今还延续着魅力。法国以美酒文化申报了两个文化遗产项目,英国的申遗项目是横跨苏格兰北福斯河的福斯铁路桥。在亚洲,除中国外,泰国、新加坡和日本等国都有申遗项目,泰国有最大的自然生态保护区岗卡章森林公园,新加坡有亚热带奇花异木的植物园。

最受争议的是,日本此次将23处包含钢铁冶炼、造船、煤炭等行业设施打包为“明治工业革命遗产”申遗,遭到一些亚洲国家的反对。日本明治工业革命期间曾从韩国强征大量劳工,因此韩国政府一直在通过外交手段阻止相关设施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截至目前为止,除“中国土司遗产”,本届世界遗产大会另有6个获得通过的项目,包括3个新增的文化遗产:意大利的阿拉伯-诺曼巴勒莫和切法卢蒙雷阿莱大教堂、沙特Hail地区的岩画艺术、约旦的耶稣受洗处——约旦河外伯大尼。1个混合遗产:牙买加的蓝山和约翰克洛山。2个拓展项目:越南峰牙-己榜国家公园、南非开普植物保护区。

本届世界遗产大会除了评选新的世界遗产外,一个重要任务是对现有遗产项目和《濒危世界遗产名录》的保护状况进行评估和更新。7月2日,濒危世界遗产名录更新完成。由于受到地区动荡威胁和极端组织“伊斯兰国”的破坏,拥有2000多年历史的伊拉克哈特拉古城进入了濒危遗产名录。此外,也门的萨那老城和希巴姆古城因受战乱损害或威胁,也被列为濒危世界遗产。保护世界遗产免受极端组织破坏也是本次大会的一个重点话题。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博科娃在大会开幕式上曾表示,对世界遗产的破坏是人道主义危机和安全危机的一部分,保护世界遗产与保护人类的生命安全密不可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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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永顺老司城遗址

老司城位于永顺县城东19公里处的灵溪镇司城村。这座古城,本名福石城,因是土司王朝八百年统治的古都,亦称司城、老司城。土司时期,福石城是古溪州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十分繁华。百姓流传,老司城分内罗城、外罗城,有纵横交错的八街十巷,人户稠密,市店兴隆,史书有“城内三千户,城外八百家”,“五溪之巨镇,万里之边城”的记载。清贡生彭施铎作《竹枝词》赞“福石城中锦作窝,土王宫畔水生波,红灯万点人千叠,一片缠绵摆手歌”。

老司城为溪州土司的故都,溪州土司从自五代后梁开平四年(910年)彭瑊成为溪州刺史开始,历经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而至宋、元、明、清,历时818年,世袭27代,共35位土司王,鼎盛时期辖二十州,范围涉及湘、鄂、川、黔、渝、滇等省市边区,而且从未中断过,这种统治历史之久,在国内其他少数民族中是少有的。

老司城遗址位于永顺县城以东19.5公里的灵溪河畔,地属灵溪镇司城村,为永顺彭氏土司政权的司治所在。彭氏司治始于梁开平四年(公元910年),后晋天福四年(公元939年)溪州之战后,溪州刺史彭士愁与楚王马希范达成和平协议,并立盟约于铜柱,清雍正六年(公元1728年)接受朝廷改土归流政策,土司政权和平移交,形成了长达800余年的区域自治制度,经历9个朝代,世袭28代35位土司。鼎盛时期辖二十州,范围涉及湘、鄂、川、黔、渝、滇等省市边区。老司城是土司统治时期中国西南地区土家族经济、政治、军事及文化的中心。

2001年6月,老司城遗址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五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10年10月,老司城遗址被列入全国第一批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立项名单。2011年1月,老司城遗址被中国社科院入选为“2010年度中国六大考古新发现”;同年3月,被国家文物局评为“2010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老司城——中心城址与灵溪河



老司城遗址总面积25平方公里,城区面积25万平方米,地表上保留了体积庞大的城墙和建筑废墟。1995年至今,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会同湘西自治州文物工作队、永顺县文物局,先后5次对老司城及外围遗址进行了考古调查、勘探与发掘,基本上探明了城内宫殿、衙署、宗教、宛墅、街巷、土司墓区及外围其他遗址的分布情况。现遗址区内保存有祖师殿、玉皇阁、皇经台、土王祠、摆手堂、古墓群、古街道、古城墙、地下甬道、烽火台、“子孙永享”牌坊、碧花山庄、钓鱼台、观猎台、德政碑等历史遗迹;考古发掘也进一步揭示了老司城的文化内涵。


湖北唐崖土司城遗址
唐崖土司城遗址位于咸丰县尖山乡现改名(唐崖镇)唐崖河畔,背靠玄武山,距县城30公里。

唐崖土司系著名“九溪十八峒”土司之一,咸丰县四大土司之最。唐崖土司为覃姓,世代居宦,相沿一十八代,历位460余年。元时建制,功授宣慰使司;明洪武四年(1371年)因过降为长官司,永乐二年升授安抚司,并颁授活龙、苍蒲二副司。天启年间,覃鼎奉命征讨,战功卓著,蒙四川右布政使朱燮元提奏,授宣慰使职,清康熙十八年又降为长官司,直至雍正十三年改土归流为止。

所辖范围方圆近二百里,城址内随处可见残缺砖瓦,以及残陶、瓷器碎片,文化层最厚处可达1米左右,现城址中还保存着土司时代的重要文物遗迹,如石牌坊、石人石马、土王坟以及城墙、街巷等。1992年被省人民政府列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土司城始建于元至正六年(公元1346年),明天启初年(公元1621年)进行扩建,辟3街18巷36院,内有帅府、官言堂、书院、存钱库、左右营房、跑马场,花园和万兽园等,共占地1500余亩。在土司城内外还修建有大寺堂、桓候庙、玄武庙等寺院。 清雍正十三年改土归流,废唐崖司。现在土司城遗城保存最为完整的石牌坊,是明天启三年(公元1623年)修建的,正面刻着“荆南雄镇”,反面刻着“楚蜀屏翰”,两面镌有“土王出巡”、“渔南耕读”、“云吞雨雾”、“哪咤闹海”、“槐荫送子”等浮雕图案。牌楼正面的唐崖河畔,存有石棺、石马各两尊,石人仪态庄重肃穆。


唐崖——荆南雄镇牌坊



400余年雨蚀风化,木质建筑于20世纪70年代失去最后轮廓,但条石铺设的街苍、土石垒砌的城墙仍清晰可见。现存的遗址东西长770米,南北宽750米,总面积57.75平方米。整体建筑分政治、宗教、军事、文化、经济、综合、娱乐和墓葬八大组成部分。


贵州播州海龙屯遗址
海龙屯遗址位于贵州遵义老城北约30里的龙岩山东麓、湘江上游,是研究土司制度的完整遗址 。据现有文献,海龙屯始建于1257年,由南宋朝廷与播州的土司杨氏共同营建,后来毁于1600年对抗明朝廷的战争。据贵州省考古研究所副所长李飞介绍,如今周长约6公里的环屯城墙尚存,屯内面积达1.59平方公里,“老王宫”和“新王宫”是屯内两组最大的建筑群,面积均在2万平方米左右,大体为“横三纵三”的布局,是集军事屯堡、衙署与“行宫”为一体的“土司”遗存。

海龙屯遗址是贵州境内目前仅见的一处大型军事建筑与宫殿建筑合二为一的遗址,也是当今中国乃至亚洲保存完好的中世纪城堡遗址。 海龙屯居群山之巅,山顶上建阁楼、兵营、仓库、水牢、绣花楼;屯前设铜柱、铁柱、飞龙、飞凤、朝天、万安等九关,各关之间有护墙相连,凭险设关,关关相联,以石块垒砌的高大城墙关隘,形成三层防御体系,令整个城堡十分坚固。随山势绵延十余里,别有一番气象。


海龙屯——新王宫遗址



原文刊载于:澎湃新闻
文字版转载于:中国考古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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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去过,有机会一定要去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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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哈……

土司思维是这个遗产的核心:
除了我,大家都不是人!!! --混账的霸道。
干嘛要签名,又不是真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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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世遗达48处 专家称更应关注世遗背后人文历史价值

发布时间: 2015-07-07 16:33:50 | 来源: 中国网 | 作者: 张艳玲 | 责任编辑: 尚阳

中国网7月7日讯(记者 张艳玲)随着土司遗址申遗成功,中国世界遗产数达48处,稳居全球第二,仅次于意大利的51处。对此,中国民俗学会荣誉会长,文化部非物质文化遗产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刘魁立接受中国网记者专访时表示,对待世界遗产,我们不能狭隘地仅看其旅游价值,还要看其背后的历史文化价值。对其保护,不能仅保护建筑本身,还要关注其背后的设计理念、人的智慧和人文情感等非物质因素。

申遗意义

土司遗址是人类史上的文化式样和文化创造

此次联合申遗的“中国土司遗址”,包括湖南永顺老司城遗址、湖北唐崖土司城遗址和贵州播州海龙屯遗址。其中,老司城遗址是国内目前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历史最悠久的古代土司城市遗址。

湖南湘西州副州长李平介绍,老司城具有十分重要的见证价值,完整地体现了迄今已消亡的土司文化传统,并完整反映了土司及土司制度的产生、发展和消亡全过程,填补了中国土司制度考古学的空白,为研究土司制度提供了物化载体。

“它展现了中央政权与地方族群在民族文化传承和国家认同方面的人类价值观交流,是中国西南地区土司管理制度的特殊见证。”世界遗产委员会这样评价中国土司遗址。

刘魁立曾经去过永顺老司城遗址,对于有着800多年历史的老司城遗址印象深刻。他说,土司遗址申遗成功意义重大。通过申遗,世人能认识到这个民族的发展历程,进而关注其发展历史。土司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边防安定、文化建设和经济发展中都发挥过重要作用。

“土司遗址申遗成功会告诉世人,人类历史上曾有过这样一段过程,这对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甚至整个人类来讲,它是一个文化式样,也是一种文化创造。”刘魁立告诉中国网记者。

刘魁立说,土司遗址申遗,让我们对过去的历史有所认识、有所尊重。土司制度下的一些文化成就不仅丰富了人类的文化历史,同时还会激发我们的思考和分析,让大家在建设民族文化过程中提升自信心,增加自豪感,让我们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更奋发图强、步伐更稳。

世遗盘点

中国世遗总数28年来达48处 位列世界第二

记者发现,中国从1987年开始申遗,中国最早的一批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的是北京故宫、山东泰山,秦始皇陵及兵马俑、长城、周口店北京猿人遗址、甘肃敦煌莫高窟。从1987年到2015年,28年来,中国的世界遗产总数已达48处,位列世界第二。分别为:

丝绸之路和大运河,红河哈尼梯田文化景观,新疆天山,澄江化石遗址,元上都遗址,杭州西湖文化景观,中国丹霞,登封“天地之中”历史建筑群,山西五台山,江西三清山,福建土楼,开平碉楼与古村落,中国南方喀斯特,安阳殷墟,四川大熊猫栖息地,中国“澳门历史城区”,高句丽王城、王陵及贵族墓葬,云南“三江并流”,大同云冈石窟,四川青城山与都江堰、河南洛阳龙门石窟、安徽古村落,明清皇家陵寝,重庆大足石刻,福建武夷山,北京颐和园、天坛,云南丽江古城、山西平遥古城、江苏苏州古典园林,江西庐山风景名胜区,四川峨眉山—乐山风景名胜区,西藏布达拉宫,河北承德避暑山庄及周围寺庙,山东曲阜的孔庙、孔府及孔林,湖北武当山古建筑群,四川九寨沟国家级名胜区、湖南武陵源国家级名胜区、四川黄龙国家级名胜区,安徽黄山,山东泰山,秦始皇陵及兵马俑、长城、周口店北京猿人遗址、甘肃敦煌莫高窟,北京故宫和沈阳故宫。

如何对待世遗

既要开发更要保护 不能太任性

世界遗产在商业开发上,大多数地方都不遗余力,但在保护工作上,有些地方的做法却不尽如人意,甚至出现过度开发、保护不够的局面。有专家表示,申报世界遗产,从一开始就要摆正心态,着眼于世界遗产的保护、研究和传承。对于宝贵的世界遗产,既要开发,更要保护。发展旅游业,挖掘世界遗产的商业价值,都不能损害保护这个首要目的。

中国大陆包括世界遗产在内的不少遗迹都存在过度开发问题。一些地方将历史建筑改造成豪华酒店,为收取门票不限游客数量,打着文物保护幌子,实际算的是经济账。那么,中国应如何对待48处世界遗产呢?对此,中国国家文物局副局长童明康明确表示,对于中国,申遗成功不是终点,而是履行保护责任的新起点。他强调,中国申遗是为了保护,对待文化遗产,“中国官员要存有敬畏之心,不能太‘任性’,重申报、轻保护的做法绝不可取。”

专家观点

不能狭隘地看其旅游价值 要保护其背后的人文情感等因素

刘魁立认为,对待世界遗产,一定要关注它的历史真实性和重大的社会意义,不能狭隘孤立地对待它。仅从旅游的角度过度开发文化遗产是一种短视,小看了它真正的内涵。仅照顾游客需求,文化遗产必然出现广告化、商业化、庸俗化倾向,其历史本来面貌必然会遭到破坏。

刘魁立对文化遗产的保护现状有所担忧。他说,比如各地对传统村落虽有关注,但保护力度和保护范围还不够。部分传统村落因资本介入被开发成旅游景点,这是很遗憾的事情。他认为,不但要保护传统村落建筑,更要关注村落中村民的生活状况。

“对于文化遗产,包括世界遗产,我们不能光保护建筑本身,同时也要关注遗产背后的非物质的因素,比如建筑设计、技术、人的智慧和人文背景、情感因素等。”刘魁立反对某些地方政府打着所谓“保护”的旗号,拆除古建筑,改建“仿古一条街”的做法。他说,仿古建筑就像一座有价值的古代建筑的模型,它的文化底蕴及人文情感关怀等因素都被抹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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