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锦清先生的《黄河边的中国》是谈中国农村问题的名作，调查的时间为1996年，范围以河南开封地区为主，兼顾信阳、洛阳、安阳地区的个别市县，此书2000年出版，但我今天才读到，时间已经过去了近20年。从书中看，上世纪九十年代的内地农村，问题是触目惊心的，但今天的情况如何？是不是有所进步呢？由于不知近年有无类似的新书，无法比较，而2013年曾去豫省一游，虽多经乡镇，但浮光掠影，也无从置啄，因此，评论此书是困难的，弄不好就成为评论“历史”。不过，以我观察近年社会的变化，此书反映的问题，如政治体制，非但无改进之相，反而有恶化之忧，体制的“皮”之不善，农民“毛”附亦可知。其实农民的生活水平，只要不打仗、不“跃进”，提高是历史的必然，但公平正义不伸，腐败足以抵消这些进步，此老生常谈，姑且放下。而作为中国文明的发源地——河南，其落后的程度让人吃惊，最近正好去了一趟温州，结合书中作者的观点，正好可以谈一谈感想。
河南乃至内地其它农业大省的落后，乃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其原因为两大条：自然条件与人文环境。关于前者，人尽皆知，其位置远海而不利于开展海外贸易，但更大的问题是缺水，对于以灌溉农业为主的中原人，缺水是致命的打击，由于不了解相关的气象史资料，无法判断此现象与气候变迁的关系，但人类繁衍过盛，导致土地的透支使用，这是重要的因素之一。书中屡次提到，河南农村打水井常深达数百米的地下，这既是几千年来反复耕作的结果，也是近百年来人口剧增的必然。然而可悲的是，面对如此严重恶化的自然条件，当地人依然没有节育观念，不断制造新的人口，倾家荡产在所不惜，这虽可咎于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缺失，但落后的传统观念（非生男孩）也不可忽视。由于不能正确对待人口与资源的关系，造成地区落后的恶性循环，但归根到底，还是人口素质的问题，这就涉及到第二点——人文环境。中州是华夏文明的发源地，长期是核心地区，但天下之中，四战之地，历史上发生了太多的战乱，“五胡乱华”后即走下坡路，唐代安史之乱后，其颓势不可逆转，北宋时，算是回光返照，但经济早落后于江南，只不过还出些人物，而金代以后，则彻底沦落。论战乱之害，应以蒙古入侵与元末暴动为甚，整个河南地区的人口几乎经历了全部“洗牌”。当初蒙古人有将北方变成草原放牧的想法，此绝非心血来潮，肯定是鉴于当时中原“千里赤地”的现状；而元末大乱的后果，似为史家所轻，实际上，本书作者调查河南农村的历史，当地人皆言是明初自山西洪洞移民而来，可见这种“山西填河南”的现象，与明末张献忠屠蜀后“湖广填四川”大同小异。此外，宋代以后黄河的灾害亦不可忽视，由于黄河经过泥沙的不断沉淀，终于在宋代以后“爆发“了，成为“害河”，它的频繁改道与泛滥，导致河南黄泛区内的村庄变迁太大，几乎形不成太久的历史。
一般而言，地域文化的优劣取决于人文的积累，这需要两个条件，一是相对稳定的政治环境，二是有知识阶层能主导当地的风气。在古代中国，知识阶层与乡村的关系并不是割裂的，在乡村建立以知识阶层为核心的社会组织，是产生文化的关键。宋代以前有士族门阀，虽有垄断的缺点，但文化的传承不成问题。及至宋代，门阀解体，科举繁荣，经济模式与社会关系皆发生重大变革，于是，知识精英们摸索并实践出一种新的乡村组织，即宗法制下的宗族。所谓中国的宗族，即以共同祖先所维系的人群集合，宋人发展出三个要素：宗谱、乡约与义田。宗谱用来确定族群范围，乡约规范道德伦理，义田保障社会救济。这是一种新型的“乡村自治”的组织机构，其真实操作，远非今人对“大宅门”、“大院”、“封建大家庭”的想象。宗族固然重视血缘关系，但较之“家族”，其对祖先的追认要远久得多，宗族成员之间的血缘联系并不亲密，有点像春秋后期诸侯国对周天子的认定；乡约的首创者是理学家张载的弟子吕大钧，具体的规则先不说，而制定者的身份为学者几乎是必须的，提倡读书也是固定的内容；所谓义田，即留出一部分土地公用，救济族内生活困难的人，具有社会福利保障的作用。值得一提的是，宗族的首领并非想当然的固定继承，而是全族各房家长的选举，非德高望重者不能任。
以上所说的宗族制度，北宋时处于理论创建阶段，南宋则进行具体实践，当时涌现出的儒学大师亦给予它极大指导。但在金人统治的北方地区，没有这种氛围，蒙元的入侵，更是摧毁一切建设的可能。南方虽然也沦陷，但多受歧视而杀戮少，宗族组织固然被破坏，明代又能恢复。只是，由于文化的百年断层，明代宗族无论是在知识还是组织上，都达不到宋代的水平，村落的规划布局每况愈下，一些世俗的娱乐也渗入到严肃的宗祠文化中。而在北方，黄河流域的村落几乎都是新移民，在政府主导的“移民工程”中，所能调动的大多是贫苦的农民，没有文化传承的基因，因此，北方的宗族文化极淡，直至今日，村落历史多为明代以后，有族谱者已是不易，祠堂更是凤毛麟角，仅仅是单姓或数姓的家庭集合，缺乏组织和对集体的认同感，“一盘散沙”的特征极为明显。
然而，无论是南方的宗族还是北方的家庭集合，都是重血缘关系社会的产物，在以契约制为主导的现代社会中，总是格格不入，而且弊病颇多。不同的是，宋代创建的宗族模式，在组织上是突破，效果也不错（至少南宋的农民起义极少见），但由于异族入侵，来不及实行更深层次的实践，此社会模式的探索，实际上是被中断了。我们无法预测：建立在较疏远血亲关系上的宗族组织，通过不断的自我完善，在内部实行有限度的契约的基础上，能否将一个个孤立的乡村彼此连接，最终改变中国社会的结构乃至历史的进程？而元代以后的中国乡村，即便形式还具备宗族模式，但文化层次、审美品位、契约精神皆等而下之，北方更是一地鸡毛，而在现代化大潮的洗礼之下，非但融入有限，反而连自身残存的一点点旧文化都丧失了。
这就是作者眼中的内地农村：农民观念陈旧，无论是从劳动创造力还是技能，都远不如南方沿海，且极度缺乏合作意识，自私自利。面对这一切，即便是笃信“民主是中国的出路”，但“上面不让民主，底下不会民主”的现实，总有让人无从下手的感觉，作者也屡次流露出茫然。二十年过去了，国家经济实力整体提升，农民的生活应该好一些了。政府正在轰轰烈烈地推行“乡村城镇化”，尽管会滋生新的腐败和社会问题，但个人认为，这一方向是进步的。中国农村问题解决之道，首先要减少农民数量——太多的人从事太低效率的农业生产，对人不好，对土地也不好。大量的农村劳动力进入城市，年青一代的知识结构和眼界远非老一代民工可比，而城市尽管也有许多问题，但在规则的约束与人际关系的组合上，仍然胜过农村，对新一代农民素质的陶冶是必定的，很难想象：一个享受到城市生活乐趣——或是承受其压力的农民，仍然会无节制地生育以防老，尽管会有“回不去的故乡”的惆怅，但中国农村规模的缩小甚至部分消失，是历史的必然。
只是，由于社会制度的缺陷，社会成员之间的不平等现象会更加严重。宋代乡村自治所蕴育出的克制与温情，早已不复存在，取代它的，是多年的“弱肉强食”的处世教育。而新一代的进城农民，会用什么方式去消化所接触的现代文明？会如何对待强加于自身的不公？这一切都是未知的。他们就像黄河——那条抚育过、断流过、灾害过我们的“悬河”，仍然悬在大地之上。今天，身处城市中的笔者，如同曹先生当年站在黄河边上，同样茫然……
《黄河边的中国》:令人触目惊心的内地农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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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电子书站内下载链接
曹锦清 著：《黄河边的中国》 - 学科知识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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