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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化进程现"副产品":留守妇女赌瘾越来越大

城镇化进程现"副产品":留守妇女赌瘾越来越大

来源:半月谈

组织者每次选出两条“细狗”分别由两人牵住,另有1人在100米开外放开一只兔子,然后同时放开这两条狗,赌哪条狗先抓到这只兔子。
随着各地城镇化进程加快,越来越多的农民因拆迁补偿“一夜致富”,有少数农民禁不住诱惑,攥着大把“闲钱”深陷赌博,有的为此倾家荡产,甚至走上犯罪道路。最近,半月谈记者在天津、吉林、贵州等地农村采访发现,一些地区赌博活动出现“游击化”,手法频频翻新,参赌人员逐渐向留守老人、妇女、儿童集中。
贵州凯里市委政法委书记、市公安局长巫贵生和吉林公主岭市公安局刑警大队中队长宋鸿鹏等认为,随着各地公安机关加大打击力度,部分地区农村赌博活动改头换面、分散隐蔽。有的转移场所隐藏窝点,专车辗转接送人员;有的配备对讲机、360度监控探头等先进工具,层层设岗监视执法行动。一些农村赌博团伙甚至具有一定的反侦查能力。
赌博的具体形式不断翻新。据一些干部民众透露,继赛马、斗鸡、赌羊和斗蟋蟀之后,一些农村赌狗开始活跃。
今年4月,记者在天津静海县与河北交界的一个乡村发现,4辆小型货车上拴着约30条又细又长、擅长奔跑的“细狗”,现场聚集着上百人参赌。组织者每次选出两条“细狗”分别由两人牵住,另有1人在100米开外放开一只兔子,然后同时放开这两条狗,赌哪条狗先抓到这只兔子。一名组织者说,每条狗身上下注超过5000元才能开赌,而参赌人员每次下注的赌资最低几百元、最高达几千元。
涉赌人员结构多元化,这也是个新现象。
一是年龄由中青年为主开始向两端延伸。天津市宝坻区警方在2013年底抓获一起29人的赌博案件,其中年纪最大的78岁,最小的10多岁。
二是妇女比例逐年增加。随着青壮年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妇女涉赌在一些农村已占到涉赌人数的40%。
三是群体结构多元,一些“致富能人”和中小学生也深涉其中。
聚赌地点更趋隐蔽,大多“打一枪换一个地方”开展“游击战”。一些农村的生产生活场所成为赌博“主战场”,空置老屋、闲弃厂房频频被用来聚赌,而且最多不超过3天就换地方。此外,县市区域交界处成聚赌高发地。
深山老林、荒地河边等偏僻地也逐渐成为聚赌的“新兴地”。贵州凯里一些干部民众告诉半月谈记者,当地赌博活动大多选择在荒山或深山中,聚赌分子找一块平地、搭几块木板或简易帐篷,就成为一个赌博窝点。
据一些基层执法人员介绍,当前农村地区组织赌局需要内外两方面人员勾结:
——内部由庄家负责提供场地、召集人员,并从赌局中“抽红”,即牌桌上赌资满200元抽10元的“红钱”,一场三四个小时的赌局可抽几万元;放贷人员一般是“九五利”,即现场借款1万元,3天的利息为500元。贵州安顺农村一位老“赌徒”告诉记者,他曾亲眼看到一个青年农民在输光后,靠着现场借来的1万元高利贷当即赢回40万元。
——外围人员则各有分工,形成利益链条。从公安局、派出所门口到村屯路口,再到山田道口,一般设有三四道岗哨;负责接送参赌人员的司机,一天收入200元;还有专人负责送饭,费用全由庄家支付。
在西部山区一个拆迁地的农村,专为赌博窝点拉客的“油子”告诉记者,当地聚众赌博,已渐成产业链。
每天结算输赢在一二十万元之间的叫“小堂子”,地点不固定,家里、旅馆都可以,多半是用扑克牌玩“推小九”。“推小九”每局只有1分多钟:10张扑克牌,每人两张,相加后比个位数的大小,9最大、0最小。具体是参赌人员与庄家比,比庄家小的,输给庄家这一局下的赌注;比庄家大的,就从庄家手里赢得与下注相同的钱;如果两张牌是一对就是大牌,输赢都要翻倍。
每天输赢上百万元的叫“大堂子”,通常在人烟稀少的深山、坟场中,抬个发电机上山,砍下几根树干搭一个简易棚子,盖上塑料布就成了,“大堂子”大多是用麻将玩“挖豹子”。这种深山赌窝必须在山脚要能通公路,这样既能避开警方视线,又方便参赌人员逃散。
不论大小堂子,都有放高利贷的人现场提供赌资,他们被称为“放弹人”。在当地,1万元高利贷的日息往往在300元以上。
除了专门有人“攒局”和“放弹”,还有人负责拉客、守路、做饭送饭,每个环节都有钱赚。“拉客”一般是参赌人员、摩的司机,以及附近游手好闲的人,往往拉一个人参赌可得数百元酬谢。守路人主要是在一些交通要道、进山必经路口“站岗放哨”,每天可得100元至300元的“辛苦费”,这些人都会配备对讲机、摩托车。为赌场做饭送饭、送烟送水的人每天也有庄家提供的收入。
“赌博在我国农村地区有上千年历史,许多农民对赌博违法性质认识不清,认为‘大家你情我愿,赌一赌也是正常的休闲娱乐’。有的甚至说执法人员‘狗拿耗子多管闲事’,让人哭笑不得!”吉林省人民检察院公诉一处助理检察员贾云鹏告诉半月谈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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