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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台录音机和一个新领域 | 语言学午餐

一台录音机和一个新领域 | 语言学午餐

  文/向北
  
  “文革”后期,陈建民在京棉二厂劳动兼教工人业校语文。有一次碰到一个说不清道不明的问题。几个工人围着他问:“陈老师,为什么有的人会说不会写,有的人却会写不会说?你是研究语言学的,给我们解释一下吧。”陈建民想了半天,答不出来,只好支支吾吾地说:“这个,我还没有研究过……”
  
  回家的路上,他一直思考着:这不是口语的研究对象吗?要是有台录音机,把别人的话录下来,再同他当场写的同样内容的文字对比,不就可以摸到规律了吗?啊,所里不是有一台日本人送的小录音机吗?现在正躺在保险柜里睡大觉呢,我何不把它借出来。想到这里,他把自行车一掉头,吕叔湘家里去了。
  
  吕叔湘听了他反映的情况后,很感兴趣地说:“语言有两方面,一是书面语,一是口语。眼下前者受重视,后者被忽略。你想做口语的调查研究,很有意义。可以用录音机把人们说的各种风格的话录下来,包括受到教育的和没受过教育的,有准备的和没有准备的。录下来了,再把它一个字一个字地整理出来,再跟写的比较。”停了一会儿,又说;“至于录音机嘛,你马上写个借条,我批准你去所里借。”
  
  陈建民拿到了录音机,从1975年春天起走上了从录音入手研究口语的道路。他马不停蹄地工作着,在工厂农村里弄到一部分讲话,还搞到一部分书面对比材料。他兴高采烈地去找吕叔湘,把录音带放给吕先生听。吕先生不满意这些录音,他说:“你录的都是政治口号嘛,这不叫口语。你应该录点日常生活的口语才有意义呢。”吕叔湘马上找出一份前天的《北京日报》说:“这家报纸登了一条母女失散36年喜团圆的事。你要是找到失散的母女,录下他们的对话,再拿来跟报纸上的报道比较,那才有意义呢。”
  
  吕叔湘的几句话,让陈建民开了窍。他下工厂,到农村,串街道,访亲友,找线索,跑了北京许多地方,辛辛苦苦地录下了50多篇口语录音材料。吕叔湘眼看他的工作有了长进,又把他找了去了,说:“你现在可以整理材料了。在这个基础上,你可以写一本书。我已经帮你拟了个提纲,你拿回去再研究一下。”
  
  1978年11月,陈建民写成了书稿,吕先生用三天时间审读它,认为颇有特色,亲自写信,把书稿推荐给广东人民出版社。半年后,陈建民的第一本著作《说和写》问世,后来一版再版,发行了三十多万册。这本书出版不久,吕叔湘又给他写了一封信,恳切地说:“你的第一本书出版,这对于一个人的一生来说是个大事。希望出版这本书以后,千万不要骄傲,要看到自己的不足的地方。”
  
  不久,陈建民在北京中小学蹲了两三年,实验口语教学,出版了《小学口语教学》;又研究汉语口语结构,出版了《汉语口语》《现代汉语句型论》;又研究口语表达,出版了《说话的艺术》,陈建民把口语研究的范围和内容扩展丰富了。十年中,他在吕叔湘先生的指导下,从录音入手开拓了一个研究口语的新领域,他的研究工作比较贴近社会、贴近大众、贴近应用。
  
  参考文献:徐红燕. 《语言学家的故事》. 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 2005:232-234.
  
  责任编辑:刘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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