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卿

　　从网络亚文化到共用能指
　　
　　——“屌丝”文化批判
　　
　　林品
　　
　　【专题名称】文化研究
　　
　　【专 题 号】G0
　　
　　【复印期号】2014年01期
　　
　　【原文出处】《文艺研究》(京)2013年10期第37～43页
　　
　　【英文标题】From Internet Subculture to Common Signifier:
　　
　　　Cultural Critique of the Self-contempted People
　　
　　【作者简介】林品，北京大学中文系
　　
　　【内容提要】 以“屌丝”为核心词的符号体系和叙事类型，夸张地再现了中国社会发生的“断裂”和“阶层关系再生产”，表达了特定虚拟社区的亚文化群体对于既得利益者主导的新主流文化叙事的犬儒式抵抗，但它的想象性解决方案最终只能生产出既有权力结构的封闭循环。“屌丝”在网络空间的播散，使自身成为一种共用能指：亚文化群体、主流消费者、资本力量甚至官方宣传机器争相借重这个能指，合力推动了它的流行。但“屌丝”符号体系对“穷”“富”对立的凸显，并不意味着对阶级议题的强调，反而是“屌丝”能指的超量衍生异化并遮蔽了阶级议题，排斥和放逐了中国当下受到压迫与剥夺的大多数，使得“屌丝”成为一个主体中空的共用能指。
　　
　　【关 键 词】屌丝/网络亚文化/社会结构/主体中空/共用能指
　　
　　2011年秋，正当大洋彼岸的年轻人“占领华尔街”时，一个新词和由这个新词衍生出的词汇群开始在中国大陆互联网上以惊人的传播效力迅速流行开来。“屌丝”，这个看似不雅的词汇，充斥了各大网站的版面，并且通过Web2.0①时代融合了信息网络和社会网络的新型网络渗透到网众②的即时通讯聊天和日常生活对话中。词语不仅仅是表情达意的符号，在某种意义上，它也是社会现实的浓缩、历史变动的定位，正如雷蒙·威廉斯所提示的，某些“关键词”的某些用法与了解文化、社会的方法息息相关③。在笔者看来，“屌丝”的传播也不只是一场可以简单评估的网络风潮，而是一个乃至一组与中国社会转型及文化变动有着深刻关联的流行词汇以至习惯用语的发生和形成过程。记录、探讨、质询这个或可称之为中国当下网络文化“关键词”的词义问题、形塑过程及其社会文化意涵，不失为触碰、审视、思考转型期中国社会某些重要问题的一条研究路径。“屌丝”的流行是一个当下的、大众的文化过程，笔者以为，若要将这一研究对象作为整体加以有效的把握和全面的解析，必须以跨学科的文化研究为研究范式，由基于生产、基于文本、基于接受这三条路径对“屌丝文化”展开综合研究。
　　
　　一、“屌丝”的词源：自我降格的网络亚文化
　　
　　“屌丝”一词起源于百度贴吧中的李毅吧。百度贴吧是粉丝文化的催化剂和重要阵地，而“屌丝”的前身“毅丝”/“D丝”，则是百度贴吧的部分媒介使用者在对于粉丝编码采取对抗式解码策略的基础上盗猎而来的身份标签。集结于李毅吧的绝大多数用户，实际上并非足球明星李毅的球迷或曰“粉丝”，他们的媒介使用行为主要是利用多媒体手段，以“粉丝”的姿态反话正说，对“李毅大帝”这一媒介形象进行集中的、持续的“恶搞”，并由此引申出各种各样的对于中国足球、中国社会诸多现象的嘲谑。他们将李毅吧/帝吧这个虚拟社区作为聚集地，以“毅丝”或“D丝”作为自我指认的身份标签，以出自各种网络典故、谐音、缩写的黑话作为区分圈内人和圈外人的标志，进而寻求一种身份认同；他们以被概称为“高级黑”的明褒暗贬、反话正说式的修辞，表达对于粉丝文化等大众传媒主流话语的对抗式解码，以及对于假面化的公共生活的某种戏仿式的讽刺；他们以被概称为“内涵”的戏仿、隐喻、反讽等手法，影射那些他们认为在相关法律规定和互联网管理办法下难以直言却又不吐不快的公共事件评论、社会现实感知或淫秽暴力信息，进而疏导、宣泄在现实生活中积郁的不满情绪与过剩荷尔蒙。由此，他们建设了自诩为“百度最内涵贴吧”的帝吧。
　　
　　2010年，一些李毅吧的会员因与吧主发生矛盾而退出该贴吧，转而成立雷霆三巨头吧；此后，这两个贴吧之间发生了多次纠纷争吵，在争吵过程中，雷霆三巨头吧的会员将“D丝”中的“D”用读音相近的“屌”字替换，创造出“屌丝”一词，以这个容易令人联想到男性阴毛(“屌”是男子阴茎的俗称)的词语作为一种侮辱性称谓来指称李毅吧的会员。但是，李毅吧的大量会员却以某种或可称为“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的姿态领受了这个称谓，并从此以“屌丝”自称；不仅如此，他们还以“屌丝”为核心词汇，提出了一系列与之具有密切语义关联的合成词如“矮丑穷”(“矮矬穷”)、“土肥圆”、“女屌丝”、“高帅富”、“白富美”、“黑木耳”、“粉木耳”，或为一些原本就在互联网络空间具有一定流传度的词语如“女神”、“失足”、“喜当爹”、“逆袭”赋予新的含义，从而编织了一套风格化的符号体系。
　　
　　这套符号系统作为那些自称“屌丝”者的共同创造和约定俗成，建构出了某种虚拟共同体的身份认同；它还成为了一种通过特定的意义结构生产出来的特定隐喻，承载了这个群体关于社会的集体想象和价值观念。在这个意义上，“屌丝”在其原初语境下是一种亚文化群体。他们将“矮丑穷”作为自己的属性标签，将“给跪求别说”、“吓尿了”、“跪舔”作为口头禅，其“屌丝亚文化”以一种自我降格、自我矮化、主动认输、自动缴械的话语姿态，表达和应对中国当下社会文化存在的一种结构性矛盾——发展主义现代化语境下的中产阶级意识形态询唤与阶层分化乃至阶层固化的社会现实之间的尖锐矛盾。
　　
　　二、“屌丝”的叙事：权力结构的封闭循环
　　
　　以“屌丝”及其衍生词为表意实践的生发点，在互联网络上出现了许多被称作“屌丝文”的帖子，形成了一种风格化、程式化的叙事类型。
　　
　　在“屌丝叙事”的意义结构当中，“屌丝”/“矮丑穷”的“穷”与“高帅富”的“富”构成了直接而凸显的矛盾。作为一种表征实践和社会象征行为，“屌丝叙事”凸显的这一矛盾是特定亚文化群体对于他们感受到的中国社会发生的“断裂”④——整个社会分裂为相互隔绝、差异鲜明的两个部分，即上层社会/强势群体和下层社会/弱势群体——的夸张化再现。而作为“社会断裂”的某种定型化，中国社会的“阶层关系再生产”⑤也以种种夸张变异的形式显影于“屌丝叙事”之中。
　　
　　“屌丝叙事”同时也是一种“力比多的寓言”。“屌丝”符号体系将经济意义上的阶层属性与生理意义上的身体特性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而“屌丝叙事”的意义深层结构也正是围绕着“穷”与“美”这一组核心二项对立式建构而成的，在其情节内部，属下阶层的经济失败集中显影为情感上的自我压抑和被淘汰感，情节推进的基本且重要的驱动力在于主人公如何摆脱做“女神”/“黑木耳”之“备胎”(可有可无的候补伴侣)的悲哀境况。社会经济上的阶层分化被“屌丝叙事”转喻为身体和情感的阶层分化，折射着消费社会中无所不在的视觉符号与话语实践透过人们的身体和情感进行的阶层身份建构。颇具症候性的是，在“屌丝叙事”当中，男性人物往往是面目模糊的，除了身份标签中那两个最笼统的形容词(“矮丑”、“高帅”)之外少有更具体的相貌描绘，而叙事中彰显彼此落差的外在标识是各自拥有的商品品牌，如服饰、手机、交通工具等，这也正是“穷”与“非美”/“矮丑”、“美”/“帅”与“非穷”/“富”形成互补性关系的原因。而作为经济、情感的双重失败者(loser/“撸sir”)，“屌丝”只得通过网络拟像文化提供的宣泄出口，以手淫自慰(“屌丝”称之为“撸管”)的方式实现自我满足和自爱体验。
　　
　　“屌丝叙事”表征着不平等的阶级关系，同时也表征着不平等的性别关系，在其想象中，女性一旦社会化便意味着被物化为某种可以用一般等价物换取的商品。作为阶级权力关系中的受压迫者，“屌丝”同时又参与强化着性别权力关系中的压迫：“屌丝”叙事是一种显而易见的男权话语，女性满足于男权的视觉形象被加以数字化的分级，“屌丝”的欲望客体“女神”只可能是达到一定分数的女性(最为流行的一个称谓是“七分黑木耳”)；而当“屌丝”的欲望因女性的拜金而无法实现时，“女神”旋即被污名化为淫荡且有着不可补救之缺陷(“屌丝终有逆袭日，木耳再无还粉时”)的“黑木耳”——以黑色木耳为喻体、以处女膜破裂的女性生殖器为本体的隐喻性词汇，指代的是不再为处女的女性(与之相对的是“粉木耳”/处女)。这样的物化修辞无疑投射出根深蒂固的男权意识和处女情结。当然，在“屌丝”的男性中心主义叙述当中也同时伴随着不言自明的异性恋中心主义。
　　
　　如前所述，“屌丝”与“高帅富”的二元对立是中国社会贫富分化矛盾的表征，而“逆袭”成为了“屌丝叙事”所展现的结构性矛盾的想象性解决方案。“逆袭”一词是网络游戏的常用语，原先指称的是战斗力相对较弱的部队在逆境中反击成功；这个词语被引借到“屌丝叙事”中，通常指称的是“屌丝”终于摆脱了叙事所给定的初始情境当中的经济与情感的双重困境，“上位高帅富，泡得白富美”，在许多“屌丝文”中还伴随着对曾经将“屌丝”作为“备胎”而冷眼相待的“黑木耳”的某种报复。然而，在“屌丝叙事”的动素模型中集发出者、接受者与主体于一身的主人公，他的“逆袭”不可能来自阶级意识觉醒下的集体政治行为，而只能是个人主义意识形态的支撑和驱动；更具有症候性的是，在“屌丝叙事”当中，虽然“屌丝”的敌手是“高帅富”，“屌丝”实现“逆袭”的帮手往往亦是(另一位)“高帅富”，“逆袭”的可能来自于认同和利用既定的为“高帅富”服务的社会规则。所谓“屌丝的逆袭”最终只能生产出既有权力结构的封闭循环，而无法开启另类选择的可能性。这也正是从以“打怪升级”为故事主线的所谓“男性向”的网络小说及网络游戏(“升级攻略！1—30级屌丝华丽的逆袭”)到“升职记”(“不做女屌丝！升职加薪的三大秘诀”)、“宫斗”(“从《甄嬛传》看职场！女屌丝如何变身权倾后宫的白富美”)等所谓“女性向”的大众文化文本的共同贫乏：不可能、也拒绝想象不同的出路，不可能、也拒绝对封闭的权力秩序进行批判和反思。
　　
　　尽管“屌丝叙事”在具体文本中对问题解决方案的种种夸张演绎和弥漫在“屌丝叙事”字里行间的草根式黑色幽默，常常对“逆袭”的想象性解决构成了某种反讽，甚至很多“屌丝文”在意淫“逆袭”之后又添上一个被“醒工砖”(“醒醒，工头叫起床搬砖了”的缩写)吵醒的尾声，以此消解“成功学”、“中国梦”式的新主流文化叙事，但它们的抵抗能量也仅仅局限在如此犬儒主义的限度内。“屌丝”对于社会和个人出路的想象力依然为既得利益集团所主导的既定社会规则所牢牢限定，他们的情感结构也并不能真正逃离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掌控和形构，反而以对于“逆袭”欲迎还拒、欲拒还迎的暧昧纠结态度标示了当下中国的权力结构。这正是今日意识形态的犬儒主义病症，人们感受到了富人对穷人的压迫，感受到了只有极少数人能成为“高帅富”而绝大多数人只能是“屌丝”的事实，人们知道“逆袭”叙事的致幻性，“人们很清楚那个虚假性，知道意识形态下面掩藏着特定的利益，但他拒不与之断绝关系”。由象征着上层社会精英统治者的“高帅富”所设定和主导的社会游戏规则成了“屌丝”阳违阴奉的想象问题解决方案的唯一模式，但“保证规则畅通无阻的并不是它的真理价值(truth－value)，而是简单的超意识形态的(extra－ideological)暴力和对好处的承诺”⑥。
　　
　　三、“屌丝”的播散：主体中空的共用能指
　　
　　“屌丝叙事”将“屌丝”定位于社会二元结构的下层，但由于“数字鸿沟”(digital divide)⑦的存在，产业工人、农民、农民工等中国社会真正的下层和底层——在陆学艺主持的“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研究”所勾画的社会分层结构当中，占就业人口总数八成之多的商业服务人员阶层，产业工人阶层，农业劳动者阶层和城乡无业、失业、半失业者阶层，作为当代中国社会十大阶层里的倒数四个阶层，位于五种社会地位等级里的中下层和底层⑧——仍然相当缺乏在互联网空间中表述、显影自身的基本条件和能力：购买新式数码设备的经济实力，操作电脑、使用软件和新媒体的技术能力，数字化生存的闲暇时间与文化素质等等。
　　
　　“社会性媒体”(social media)这个术语是对于一些随着Web2.0的发展而飞速崛起的新数字媒体的概称。从内涵看，社会性媒体强调可读可写性、用户生产内容、群体协作任务、深度社会交互等新一代互联网的时代特征；从外延看，社会性媒体包括各种实体平台和产品，常见类型有博客、播客、微博、百科、视频共享、社交网站。以此来表述自身并以“屌丝”为关键词进行种种意指实践的，主要是常被称作“中产阶级/阶层”的白领职业人员群体及其后备军，即正在接受高等教育的大学生，正是他们对于“屌丝”这个能指的接受和挪用，使得缘起于特定虚拟社区亚文化群体的“屌丝亚文化”演变为席卷整个中国大陆互联网空间的流行文化现象。“屌丝叙事”的意义结构，为他们提供了一套进行文艺评论、娱乐评论、时政评论、社会评论、经济评论的概念图式和符号体系，那些以形形色色的方式使用“屌丝”符号体系的评论，遍布在社会性媒体的海量信息流和门户网站(包括资讯内容和留言板/讨论区)的页面当中。
　　
　　蔚为大观的网众群体进而争相将“屌丝”用作自我指称、自我命名的符号。如果说，帝吧生产的“屌丝叙事”中那些以“搬砖”为工作类型之概称的“矮丑穷”，在形象学意义上所再现的，是中国融入全球资本主义体系、成为“世界工厂”的过程中因阶级分化、城乡对立、区域不平衡发展而产生的经典意义上的穷人，那么，在“屌丝亚文化”被新主流文化收编以至于成为互联网的主流文化的传播过程中，那些以“屌丝”自指的主体，则主要是消费主义文化的受众和互联网新媒介的积极使用者，是资本主义经济从工业经济向金融经济、从实物经济向虚拟经济过渡中的产物。在“屌丝叙事”所提供的镜像序列当中，这些网众似乎照见了自己，在与“高帅富”的参照对比之下，确认了自己作为消费社会中“失败的消费者”的角色地位；同时，在与那些“矮丑穷”的反向参照和对于“屌丝”的语词狂欢当中，他们又在一定程度上疏解了自己作为失败者的挫折感。在上升通道狭窄的“断裂”社会语境下，在对于耐用奢华消费品的购物欲望被不断挑逗的消费社会语境下，这些主要从事白领职业的网众所热衷于表达的，并不是成为“中产者”的阶层认同，而是作为“新穷人”(new poor，可参照齐格蒙·鲍曼的界定：“消费社会里的穷人，其社会定义或者说是自我界定，首先且最重要的就是有缺陷、有欠缺、不完美和先天不足的消费者”⑨)的相对剥夺感和相对贫穷感。他们是在中国经济发达地区形成的消费社会的真正“合格”的居民，是消费主义意识形态所询唤的主体；而在这个意义上，消费社会的可怕陷阱正在于，它是一个大批量生产穷人的社会，也是一个将中等收入群体拖入消费之泥沼、将其“下流化”的社会⑩。近年来波及全球的金融海啸更是对中等收入群体构成整体性的剥夺，加剧了这种“下流化”的趋势以及中等收入群体对于“下流化”的焦虑与恐惧。这些“下流化”的中等收入群体绝非经典意义上的“穷人”，却以“屌丝”自指，带着诡异的快感自嘲主要营生为“搬砖”——这种刻意的文化误认和身份扮演，在互联网新媒介为他们提供了种种想象性的自恋空间的同时，以一种防御性认同或曰“精神失败法”，对消费社会“他人导向”特征所导致的自我形象焦虑、自恋主义人格进行释放和疗愈。在这里，他们所使用的“屌丝”，事实上已将其别称或曰属性标签“矮丑穷”中的“矮丑”掏空为空洞的能指，真正具有所指物的只是“穷”。也正因此，才会出现这样的症候性案例：在《泰坦尼克号(3D版)》于2012年春季登陆中国各院线之后，电影中在相貌上可谓风华绝代的男主角杰克，却被许多观众指认为“屌丝”，原因只在于他是一个穷小子，而经济学参数在新主流意识形态中成为了编码与再编码的最基本乃至唯一的依据。
　　
　　上述浸淫于消费主义文化的“新穷人”，事实上正是诸如《甄嬛传》、《泰坦尼克号(3D版)》等文化商品最主要的目标受众人群，并且以他们的文化消费力决定着所谓“大众文化”的生产样貌。而他们对于“屌丝”符号体系的热情接受与挪用及其显示出来的网络传播效应和市场潜力空间，驱使着文化工业的生产者和销售者将“屌丝”及其所携带的意义作为创意资源，作为文化商品制造噱头、吸引眼球的关键指涉点。“屌丝”一词甚至成为了“十二五”战略性新兴产业电子商务的许多创业者们对目标消费者的代称(11)。甚至就连人民网和《环球时报》共同投资设立的环球网所制作的关于2012年国际新闻年度回顾的专题，也将“屌丝”作为了关键词(“这个世界最大的屌丝——中国正在逆袭……”(12))。由此，“屌丝”在Web2.0网络空间的播散使自身成为一种共用能指：特定虚拟社区的亚文化群体、以“大众”为名的主流消费者、在市场机制下运作的资本力量，乃至作为官方宣传机器的中央级新闻媒体，在彼此不同而间或共同的利益驱动下，争相借重这个能指，合力推动了它的广泛流行。
　　
　　另一个常被用作身份标签的能指是“草泥马”。它是从2009年开始流行于中国互联网的新词，以秽语为所指，以杜撰的虚拟性动物为能指，利用谐音这种中国网众在互联网上发表内容时应对“关键词自动过滤”审查机制的常见手法，建构了一套关于“马勒戈壁”共和国的国民“草泥马”抵御“河蟹”入侵的带有奇幻色彩的宏大叙事，象征性地表达了网络用户对于国家机器严厉的互联网审查机制和过滤现状的抵抗，进而引申出一种以“公民权利”针对“公权力”的抵抗和对于中国社会民主化进程的呼唤。
　　
　　“草泥马”与“屌丝”共同构成了大量网众的抵抗性身份认同的一体两面。“草泥马”是对于信息监管和政治威权的抗议，而“屌丝”则是针对贫困感和分配不公的表达，但二者的抵抗能量最终都稀释于泛娱乐化的网络播散中。以“(矮丑)穷屌丝”自我指认的网民是中国当下网络空间不满情绪的重要源头，他们的“逆袭”诉求却又几乎不可能展开真正面向未来的政治想象；他们因消费欲望的永不餍足而心生挫败，却又不断地再生产同消费社会相互匹配的行动逻辑。与大洋彼岸的年轻草根通过“占领华尔街”的活动来发出自己的声音不同，中国的“屌丝”/“草泥马”只是在网络空间中虚拟地“占领苍井空”(的微博评论栏)或“占领奥巴马”(的“Google＋”留言板)。市场化运作的大众媒体，也在吸纳和收编“屌丝”的过程中使之服务于消费主义文化的再生产；而社会精英/成功人士、中央党报/宣传机器对“屌丝”的挪用，更是将“屌丝叙事”修订为契合新主流意识形态或官方意识形态的世俗神话。
　　
　　因而，“屌丝”符号体系对“穷”“富”对立的凸显，并不意味着对阶级议题的强调，反而是“屌丝”能指的超量衍生异化并遮蔽了阶级议题，使得“屌丝”成了一个主体中空的共用能指。“屌丝”符号体系作为一种编码系统同时成为了一种排斥系统和放逐系统，它在去深度化地挪用“搬砖”意象之后，在编码和再编码的过程中排斥和放逐了在现实生活中辛苦搬砖的农民工。那些因数字鸿沟而无法借助媒介的权力显影自身的农民工、产业工人、农民，才是中国当下的贫富分化过程当中受到压迫与剥夺的大多数，才是中国社会真正占人口多数的主体，他们是“穷人”理所应当的所指，却在以“新穷人”为主力的、对“穷屌丝”的播散与编码过程中彻底缺场，他们与“新穷人”被数字鸿沟分隔在不同的空间，难以相遇，遑论联合。在Web2.0时代的新媒介信息借助数码技术、现代传播通讯工具、移动平台成为唯一可见的事实进而取代真实成为拟像意义上的超真实之后，在新自由主义成为统治性意识形态的资本主义全球化格局之下，在中国的体制转轨、社会转型的过程之中，那些被甩到社会结构之外的弱势群体、底层民众，在跌出经济版图的同时也跌出了文化版图，他们被剥夺了主体身份，几乎不可能进入主体编码系统，他们不仅不被再现，而且也丧失了再现自身的可能性，沦为了被齐泽克称作“实在界”的存在。这是当代中国最为基本、却处于无名或匿名状态的社会事实之一，亦是今日文化实践迫切需要正视并突破的重大困境。
　　
　　注释：
　　
　　①互联网业界和学界对“Web2.0”有各种定义。中国互联网协会的定义是：“互联网2.0是互联网的一次理念和思想体系的升级换代，由原来的自上而下的由少数资源控制者集中控制主导的互联网体系转变为自下而上的由广大用户集体智慧和力量主导的互联网体系。互联网2.0内在的动力来源是将互联网的主导权交还个人，从而充分发掘了个人的积极性并参与到体系中来，广大个人所贡献的影响、智慧与个人联系形成的社群的影响就替代了原来少数人所控制和制造的影响，从而极大解放了个人的创作和贡献的潜能，使得互联网的创造力上升到了新的量级。”(参见中国互联网协会《中国Web2.0发展现状与趋势调查报告》，2006年2月，http://www.douban.com/grouap/topic/1038337/。)
　　
　　②伴随着Web2.0的文化赋权，“大众”或者“受众”这样的概念在分析新兴传播现象时存在着种种不足，因此，何威提出“网众”一词，为描述新数字媒体环境下的传播主体提供了一个可资借鉴的概念。何威对“网众”的基本描述如下：“网众”是“网络化用户”组成的群体。“网络化用户”指的是人们通过积极的媒介使用行为，以跨越各种媒介形态的信息传播技术为中介，与其他媒介使用者相互联结，构成了融合信息网络和社会网络的新型网络。这些积极的媒介使用者就此被“网络化”，成为“网络化用户”。“网众”并不是传统的基于家庭、邻里、学习、工作等关系形成的群体，它是一张融合并超越了传统信息网络与传统社会网络的网，既有高效传递信息的功能，又是无数人际关系的集合(参见何威《网众传播：一种关于数字媒体、网络化用户和中国社会的新范式》，清华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③参见雷蒙·威廉斯《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刘建基译，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7页。
　　
　　④笔者在此使用“断裂”一词，主要参照的是孙立平提出的术语(参见孙立平《断裂：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社会》，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
　　
　　⑤笔者在此使用“阶层再生产”一词，主要参照的是李路路提出的术语(参见李路路《再生产的延续：制度转型与城市社会分层结构》，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郑辉、李路路《中国城市的精英代际转化与阶层再生产》，载《社会学研究》2009年第6期)。
　　
　　⑥参见斯拉沃热·齐泽克《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季广茂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版，第40—42页。
　　
　　⑦这一概念最早由美国政府部门提出，美国商务部的“数字鸿沟网”将其定义为：“在所有的国家，总有一些人拥有社会提供的最好的信息技术。他们有最强大的计算机、最好的电话服务、最快的网络服务，也受到了这方面的最好的教育。另外有一部分人，他们出于各种原因不能接入最新的或最好的计算机、最可靠的电话服务或最快最方便的网络服务。这两部分人之间的差别，就是所谓的‘数字鸿沟’。处于这一鸿沟的不幸一边，就意味着他们很少有机会参与到我们的以信息为基础的新经济当中，也很少有机会参与到在线的教育、培训、购物、娱乐和交往当中。”(见http://digitaldivide.gov/about.htm。)
　　
　　⑧参见陆学艺主编《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陆学艺在2010年曾表示，十年来的实践表明，上述课题组提出的当代中国社会十大阶层的位序“现在还是成立的，只是各个阶层的规模人数变化了”，但根据陆学艺发布的社会各阶层变动情况，农业劳动者阶层、产业工人和商业服务员工阶层(主要是第二、三产业中的蓝领员工，其中农民工占多数)在就业人口总数当中所占的比例仍然超过七成(参见陆学艺《中国社会阶级阶层结构变迁60年》，载《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0年第7期)。
　　
　　⑨参见齐格蒙·鲍曼《工作、消费、新穷人》，仇子明、李兰译，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0年版，第85页。
　　
　　⑩参见刘昕亭《新穷人·新工作·新政治》，载《中国图书评论》2012年第4期。
　　
　　(11)可参见赵蓉《京东吴声：移动电商是从屌丝发展起来的全民经济》，http://www.people.com.cn/GB/n/2012/0820/c123231-18786247.html；谢璞《移动社交——得屌丝者得天下》，http://www.kuailiyu.com/article/1467.html。
　　
　　(12)参见《环球吐槽2012》，http://world.huanqiu.com/special/tucao2012/index.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