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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海英:开展有人类学“温度”的灾害研究

明海英:开展有人类学“温度”的灾害研究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4年2月24日第563期 作者:本报记者 明海英

  【核心提示】“中国的灾害人类学研究既借鉴国外的研究理论、研究方法,同时又有所扩展,重视灾害与社会、文化的相互作用。”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副教授张曦表示,在灾害人类学领域,一批具有丰富田野调查经验的中青年研究者正在走出自己的新路。

  2月12日,新疆发生7.3级地震,国家紧急启动IV级救灾应急响应。近年来,随着自然灾害频发,灾害人类学在我国随之兴起。围绕灾害人类学的产生、特点与未来走向等问题,记者采访了有关学者。  

  灾害人类学迎来研究热潮

  在西方,灾害人类学研究源于20世纪50—70年代。云南省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研究员李永祥表示,灾害人类学因其强烈的现实关怀、整体观、文化多元观和基层田野视角,被誉为人类学“第五分支”,并日益受到重视。

  “20世纪80年代之后,一种新的观点出现了,将灾害看成是自然环境的基本元素和人类系统的结构性特征,而不再如传统观点把灾害看成是极端不可预见的事件。” 李永祥认为,灾害人类学将灾害与社会、文化、政治、经济等紧密联系起来加以考察,大大拓展了研究视野,增强了研究成果的应用价值。

  在我国,2008年汶川地震激发了学界积极应对灾害的社会参与精神。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教授王晓葵说,汶川地震后,灾害人类学迎来了一个研究热潮。西方相关理论成果相继引入,对国内灾害人类学的发展起到推动作用。

  “中国的灾害人类学研究既借鉴国外的研究理论、研究方法,同时又有所扩展,重视灾害与社会、文化的相互作用。”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副教授张曦表示,在灾害人类学领域,一批具有丰富田野调查经验的中青年研究者正在走出自己的新路。  

  为人类学提供多视角平台

  灾害人类学研究有其独到之处。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亚洲研究所研究员彭文斌表示,以人类学具有的“整体观”视角,从文化和社会等层面对灾害进行综合考察,可避免单一的观察视角;运用“多点民族志”方法,从比较的视野为决策部门和救济组织提供具体的地方信息,包括各地和各群体对灾害的差异反应,可避免救助工作脱离实际;通过田野调查和参与观察,将对事件的关注转移到对灾害所引起的相关过程的长时段研究。

  “对灾害进行长期田野调查的方法,是人类学同其他社会学科在灾害研究中的重要区别。”李永祥强调,灾害研究不仅要集中在救灾、物资发放、临时搬迁等应急方式和手段上,还要对灾区的社会和文化所受到的影响进行长时间综合研究。

  在研究方法上,灾害人类学与其他社会科学间也有着密切联系。李永祥说,灾害研究提倡多种方法相结合,从个案研究到跨民族研究,从当代研究到历史研究,从定性研究到定量研究,互为补充;同时,其也提倡比较研究,重视跨地区、跨文化以及不同灾害类型的比较研究。

  “灾害人类学为整个人类学提供了多视角、整体论的平台。”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副院长纳日碧力戈概括道,它既涉及理论,也长于应用;既有益于跨族、跨国、跨文化对话,也有益于增进人类的道德自觉。灾害人类学对社会、文化和族群的“生死拷问”使人类学处于人文探索的前沿。  

  期待跨学科综合研究

  随着灾害人类学的发展,涉及的灾害种类越来越多,探讨的问题亦愈发深刻。李永祥表示,灾害的界定和研究,从原来的自然灾害扩展到了技术和社会灾害,从最初的零散式探讨发展到了长期的系统研究。

  “灾害人类学越来越多元化,除了救灾和重建机制外,也开始注重灾难与文化记忆机制等问题。”彭文斌说,灾难研究的历史性和象征性色彩日渐浓厚。

  关于灾害人类学的未来走向,纳日碧力戈认为其有赖于跨学科研究。他建议引入符号学、哲学、伦理学等学科的研究方法,结合自然、人文、社会等诸学科进行综合研究。李永祥表示,应加强理论研究与应用研究的结合,进行跨学科、跨民族、跨灾害类型的比较研究,并加强与其他国家的学术交流。

  对灾害人类学而言,其关注焦点在于灾后回应。随着研究的深入,回应分析领域逐渐复杂化。王晓葵表示,在日益复杂的现代社会,未来的研究要将受灾对象进行细分,除对社会主流人群的研究外,还要考虑弱势群体的特殊性。他认为,建立完善有效的防灾救灾体系,需要对不同人群的灾害回应方式进行调查研究,针对不同对象制定有效的回应方略。

  此外,“加强正常时期的灾害回应研究也非常重要”,王晓葵认为,灾害人类学要关注对“潜在灾害”的回应,把对灾害的回应纳入到生活文化之中,把所有人当作“未来的受灾者”,将防灾减灾意识输送给社会每个成员。王晓葵说,“中国的地域差异以及灾难的多样性,使中国灾害人类学研究有很多案例,可以对世界灾害人类学理论的创新有所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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