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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文献检索:日本南北朝佛教研究新思路

电子文献检索:日本南北朝佛教研究新思路

  《中国社会科学报》2013年10月9日第508期 作者:张文良

 【核心提示】在当今的日本佛教学术界,中国南北朝佛教的研究成为研究热点具有某种必然性。随着新资料的发现和研究方法的创新,南北朝佛教研究也将迎来一个高峰。从近年来的相关研究成果看,对中国南北朝佛教的研究在两个方面有可能取得突破:一是中国的南北朝佛教与印度佛教之间在理论上的断裂性问题。二是南北朝佛教与隋唐宗派佛教的连续性问题。



  日本学界对中国南北朝佛教的研究起步很早,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就曾围绕南北朝时期出现的《大乘起信论》的真伪问题展开过激烈的论争,这一论争甚至影响到中国学术界,成为一直延续至今的理论疑案。今天,对中国南北朝佛教的研究依然是日本佛教学术界研究的重点领域之一,取得了一批新成果,引起世界学术界广泛瞩目。其最新的进展主要体现为:

  一是研究方法论的创新。围绕经典纸质文本进行比较阅读并发现问题,是传统佛教研究的主要方式,但伴随着科技的发展,借助科学技术尤其是计算机技术对整理后的佛教电子文献进行检索式阅读成为时尚。如,日本学者石井公成教授开发了基于电子文献的“NGSM系统”,通过对大量佛教电子文本的检索,对词语、习惯用法在不同文本中出现的频率及其相似度进行精确的分析和比对,从而对文本的著者判定作出定量分析。如关于《大乘起信论》的作者,学界以往认为是真谛三藏及其周边的僧人的著作,但石井公成通过对海量数据的分析,认为《大乘起信论》的用语与真谛三藏所翻译的经典用语没有任何交集,相反与菩提流支所译经典的用语相似度很高。由此他推断,《大乘起信论》很可能是北朝的菩提流支身边的僧人所著,后来传到南朝的真谛三藏那里。通过比对《大乘起信论》与其他典籍用词的相似度来考定其作者,是早期的日本学者也曾运用的方法,但以往的研究只是局限于纸质文献中的个别用词或习惯用法,且费时费力,而石井公成则采用现代科技,实现了对海量数据的检索和比对,将以往的定性分析提升到了定量分析的层面。与《大乘起信论》相关的南北朝时期佛教经论的研究另一个方法论意义上的突破,是京都大学船山彻提出的汉译经论多形态论。以往关于经论真伪的讨论往往建立在该经论是印度的“真经”还是由中国僧人创作的“伪经”的“二分法”基础上。但实际上,有的经论是印度僧人到中国之后讲义的记录,整理者往往是中国僧人,也有的经论是印度僧人先用蹩脚的中文写下来,又由中国僧人加工润色而成。这些经论在严格的意义上既不是“真经”也非“伪经”,而是融合印度佛教和中国佛教的思想而形成的新的经典形态。基于多形态论,船山彻认为,《大乘起信论》就属于后者,是印中文化交流的产物。

  二是新材料的发现。由于文献资料的缺失,以往对中国南北朝时期流行的地论宗的研究一直没有大的进展,而石井公成和青木隆等学者从地论宗文献的特殊用语如“缘集”等入手,从新发现并整理出来的敦煌文献中梳理出大量属于该宗的文献,由此通过对这些文献的研究,对地论宗的南北二道的起源和理论特征等悬而未决的问题提出了新的看法。2011年出版的《地论宗的形成与嬗变》(日本国书出版社)就是相关研究成果的结集。另外,对中国南北朝佛教研究具有重大意义的新材料是2009年由日本武田科学振兴财团陆续刊行的9册本的《敦煌秘笈》。这部分文献以购自李盛铎旧藏敦煌文献(现为杏雨书屋所藏)为核心,同时包括清野谦次、富冈谦藏、高楠顺次郎的藏品,共760余份文献,其中包括《不知题经义记》等中国南北朝时期的重要佛教文献。这些文献的整理和研究,将会为我们呈现一个较为清晰的地论宗“全貌”。

  三是研究的团队化和国际化。在日本,对中国南北朝佛教的研究,逐渐摆脱局限于本国的趋势转而呈现出以问题为中心,邀请不同国家的团队积极介入,分享研究成果,共同推动对重大问题的分析的态势。例如,在对真谛三藏和地论宗的研究中,除了前面提到的京都大学船山彻的“真谛三藏研究”小组和驹泽大学石井公成的“地论宗研究”小组,韩国金刚大学金天鹤牵头的“佛性思想的起源与嬗变研究”小组,中国人民大学张风雷牵头的“《敦煌秘笈》研究”小组,都从不同视角入手展开对魏晋南北朝的研究。这些研究小组通过读书会、研讨会等方式进行共同研究,最后以论文集的方式公布相关研究成果。由于这种团队研究可以整合佛教学、宗教学、历史学、哲学、文学、人类学等不同学科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成果,所以显示出传统的佛教研究方式所没有的优势。此外,虽然中、日、韩三国学者的研究传统不同,关注点也有不同,但通过这种国际交流与合作,交流了学术信息,开阔了研究视野,丰富了研究方法,刺激了思维的活跃,对推动整个东亚的佛教学术研究贡献良多。

  在当今的日本佛教学术界,中国南北朝佛教的研究成为研究热点具有某种必然性。随着新资料的发现和研究方法的创新,南北朝佛教研究也将迎来一个高峰。从近年来的相关研究成果看,对中国南北朝佛教的研究在两个方面有可能取得突破:一是中国的南北朝佛教与印度佛教之间在理论上的断裂性问题。如关于“如来藏”与“阿赖耶识”的关系,印度佛教认为,前者代表的“空性”,是众生成佛的根据,而后者则与“业”联系在一起,是众生轮回的根据,二者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原理。但在中国南北朝佛教中,《大乘起信论》所代表的“如来藏”与“阿赖耶识”的合一论成为中国佛教思想的主流,以致有人称中国佛教就是“起信论宗”。南北朝佛教与印度佛教之间的这种理论上的断裂是如何形成的,如何看待这种断裂性是日本学术界当然也是整个东亚佛教学术界所关心的重要问题。二是南北朝佛教与隋唐宗派佛教的连续性问题。如,日本学者大竹晋在《以唯识学为中心的初期华严思想的研究》(2012年)中提出,真谛和玄奘的唯识学与初期的华严学之间的连续性大于其宗派特征。在通常的观念中,隋唐的“宗派佛教”似乎是与南北朝时期的“学派佛教”完全不同形态的佛教。但现在的研究证明,佛教“宗派”意识的形成与确立是唐代中晚期和宋代的事情。我们现在所理解的禅宗、华严宗等宗派史是后来“宗派”意识确立之后,各自宗派的僧人和学者虚构出来的宗派史。大竹晋所作的工作是,打破传统的宗派意识的局限,对历史上虚构的宗派史加以解构并重构,尽可能地还原思想史的本来面目。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佛教与宗教学理论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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