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启福

藏彝走廊：一个独具价值的民族区域

——论费孝通先生提出的“藏彝走廊”概念

石 硕（四川大学藏学研究中心副主任）

   
“藏彝走廊”是费孝通先生1980年前后提出的一个历史-民族区域概念，主要指今川、滇、藏三省区毗邻地区由一系列南北走向的山系、河流所构成的高山峡谷区域。我们知道，中国的总体地形构造是西高东低，这一基本地形趋势使得中国境内大多数河流、山脉都主要呈东-西走向。但在我国西部青藏高原东南缘的西藏东部和四川、云南西部一带，却存在一个非常独特的山脉、河流均呈南-北走向的地理单元，这就是闻名于世的横断山高山峡谷地带，也地理学上通常所称的“横断山脉地区”[①]。“藏彝走廊”所指的正是这样一个独特区域。该区域因有怒江、澜沧江、金沙江、雅砻江、大渡河、岷江六条大江分别自北向南从这里穿流而过，在峰峦叠嶂的高山峻岭中开辟出一条条南北走向的天然河谷通道，所以自古以来即成为众多民族或族群南来北往、频繁迁徙流动的场所，也是历史上西北与西南各民族之间进行沟通往来的重要孔道。为此，费先生将其称为“藏彝走廊”。“藏彝走廊”一词，可以说比较准确、简约地概括了这一特殊区域的人文特点。不过，需要指出，“藏彝走廊”概念自提出以来，虽在一定程度得到学术界的响应与认同——一些研究西南民族的学者已在其论文中正式使用这一概念并对其作过某些阐述[②]，近年在一些介绍该区域的普及读物中也开始使用“藏彝走廊”一词——但总体看，目前学术界对此概念的使用还不是十分广泛，对它的认识也存在一些歧异和模糊性。目前此概念还更多是在具体从事该区域研究的学者中被知晓和使用，尚未成为我国民族学界乃至其它相关领域普遍知晓和约定俗成的概念。其原因除了人们对“藏彝走廊”所指称的这一具体区域的民族及历史文化特点缺乏了解外，还缘于人们对费先生提出的“藏彝走廊”这一历史-民族区域概念的科学价值与学术意义缺乏必要认识。那么，费先生是在什么背景和思路下提出“藏彝走廊”概念的？“藏彝走廊”所指称的这个区域有哪些突出的历史文化特点？它在我国整个民族区域研究中有何特殊地位与价值？显然，这不只是一个概念问题，同时也关涉如何从具体的“历史-民族区域”角度来建立中国民族格局整体视野的问题。此问题颇具深意，对我国当前的民族研究有重要启示作用。本文将围绕费先生所提出的“藏彝走廊”概念，试就上述问题作一讨论。

一、“藏彝走廊”的提出与“历史-民族区域”

为什么说“藏彝走廊”是一个历史-民族区域概念？这不得不涉及费先生提出此概念的基本思路和背景。

费先生是在1978、1981和1982年有关民族问题的三次发言中逐步提出和完善“藏彝走廊”概念的[③]。仔细研读费先生的这三次发言，我们可发现在1980年前后费先生一直在思考这样一个宏观问题：我国的民族研究如何继往开来？如何在总结以往经验和失误的基础上开拓我国民族研究的新局面？费先生在1981年的发言中曾谈道：“总的说来，我们这一代确是走了很大一步。首先应该肯定这点。我们可以说是从无到有，从很局部很局部，零零星星的，一直到全面的、全国性的调查。这在全世界是少有的，值得自豪的事情。可是我们今后的三十年应该怎么走？我们要为后辈开点路子。”[④]次年，费先生在武汉的民族问题座谈会上又再次谈道：“总之，过去三十年的民族调查工作，我们国家花了钱花了力，各个民族都出了力。我们搞了不少资料，数量很大。可是，……下一步怎么走，我考虑了这个问题，我们不能停留在以前的水平上。”[⑤]正是在这种“继往开来”的宏观思考中，费先生开始认识到过去我国民族研究的一个重要局限：“过去的民族研究是按民族的单位孤立起来，分别一个一个研究，在方法上固然有其长处，但是也有它的局限性。”[⑥]这个局限性就是：“一个民族一个民族地研究，写它的历史，不是从一个整体，从中华民族这个整体来看各民族间的往来变动，怎样影响它们的形成、合并和分化。”[⑦]正是在总结并针对以往民族研究之局限的基础上，费先生提出了我国民族研究“下一步怎么走”的基本思路：“过去我们一个省一个省地搞，一个民族一个民族地搞。而中国少数民族有它的特点，就是相互关系深得很，分都分不开。……而民族与民族之间分开来研究，很难把情况真正了解清楚。我主张最好是按历史形成的民族地区来进行研究。”[⑧]这里，费先生提出了一个重要概念——“历史形成的民族地区”。那么，什么是“历史形成的民族地区”？怎样具体认识和划分我国“历史形成的民族地区”？费先生在1981年就此提出了一个总体架构：“从宏观的研究说来，中华民族所在的地域至少可以大体分成北部草原地区，东北角的高山森林区，西南角的青藏高原，藏彝走廊，然后云贵高原，南岭走廊，沿海地区和中原地区。这是全国这个棋盘的格局。我们必须从这个棋盘上的演变来看各个民族的过去和现在的情况，进行微型的调查。”[⑨]以上提到的各个区域，显然正是费先生所说的“历史形成的民族地区”[⑩]。可见，费先生正是将藏彝走廊作为我国一个单独的“历史形成的民族地区”提出和看待的。所谓“历史形成的民族地区”，据费先生提到的以上各区域的情况看，我们大致可将其理解为是指历史上由于处于一个相同的地理环境而形成的有着大体相似的民族面貌、文化传统与社会类型并且各民族之间存在密切渊源联系的民族区域。不过，我们可注意到，费先生划分的上述“历史形成的民族地区”实际上包含了两种类型：一种是“板块”类型，如“北方草原”、“东北高山森林区”“青藏高原”、“云贵高原”等；另一种则是“走廊”类型，费先生特别提到了其中的“藏彝走廊”和“南岭走廊”。1982年，费先生又对“历史形成的民族地区”中的“走廊地区”作了特别论述：“西北地区还有一条走廊，从甘肃沿丝绸之路到新疆。……上述几个复杂地区：一条西北走廊，一条藏彝走廊，一条南岭走廊，还有一个地区包括东北几省。倘若这样来看，中华民族差不多就有一个全面的概念了。所以，我在一篇文章中提出来，我们需要一个宏观的、全面的、整体的观念，看中国民族大家庭里的各个成分在历史上是怎样运动的。”[11]可见，藏彝走廊不但是一个“历史形成的民族地区”，而且是属于其中的“历史-民族走廊”类型。

由以上引述，我们可以看到，“藏彝走廊”是一个有着深刻学术寓意的概念。它并不是孤立和偶然提出的，而是费先生在全面总结过去民族研究的经验教训并针对其局限性的基础上，在主张确立民族研究的宏观整体视野，构建中国民族格局（即“全国这个棋盘的格局”）这一总体思路和背景下提出来的。这一总体思路和背景事实上也是后来费先生提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的一个重要基础。不过，“藏彝走廊”的提出显然有两个更具体、更基本的着眼点，一是“历史形成的民族地区”；二是“各个民族在历史上是怎样运动的”。“藏彝走廊”概念同时兼有这两个层面的含义。所以，对于“藏彝走廊”概念及其所指称的独特区域我们不仅需要将其放在“全国这个棋盘的格局”来认识，而且需要从“历史形成的民族地区” （或简称“历史-民族区域”）和各民族“在历史上是怎样运动的“这两个特殊视角来理解，方能把握其独特的内涵与价值。

二、“藏彝走廊”概念的学术意义与科学价值

那么，“藏彝走廊”概念的提出对于其所指称的川、滇、藏相交接的川、滇西部及藏东这个独特区域有何，至少有以下三个方面的学术意义：

第一，“藏彝走廊”概念首次从整体上准确、简约地概括了该区域的人文特点。

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不少从事该地区民族、历史、语言研究的学者已对这个地区的特殊地理环境有所认识，并认识到该区域对于历史上的民族活动来说，具有交通和联结之性质。陶云逵先生在1939年写成的《碧罗雪山之栗粟族》一文中即谈到了该地区在交通上的特点：“怒江，澜沧江，对于东往西，或西往东的交通上是一种阻碍，但是自北往南，或自南往北，未尝不是一条天成的大道，因为虽然不能行舟，但是沿河而行的便利是很引诱人的。设如我们很笼统地叙述夹着这两条河的山脉形式和方向，则高黎贡山，碧罗雪山以及云嶺雪山三者山脉，也多是自北而南的。这种形式，在交通方向上的便利与阻碍，和前述的河流是一样，就是便于南北，而碍于东西。”[12]此外，章太炎、方国瑜、陶云逵、任乃强等前辈学者也均注意到了该区域中历史上发生的民族迁徙和流动现象[13]。英国人H.R.戴维斯还曾将云南西部形象地称作“印度与扬子江之间的锁链”[14]。“锁链”一词显然已有“地域纽带”的含义。在费先生正式提出“藏彝走廊”这一概念以前，学术界尽管常以“横断山脉区域”或“六江流域”来称谓这一区域，但却始终未形成一个从整体上准确反映该区域之人文特点的称谓与概念。所以从这一意义说，费先生是第一个将该区域之人文特点总结和概括为“藏彝走廊”的学者。费先生最早提出“藏彝走廊”概念，是1978年9月在政协全国委员会民族组会议上的一次发言。该发言后经整理，以《关于我国民族识别问题》为题发表于《中国社会科学》1980年第1期。费先生在该文中指出：“我们以康定为中心向北和向南大体划出一条走廊，把这条走廊中一向存在着的语言和历史上的疑难问题，一旦串联起来，有点像下围棋，一子相联，全盘皆活。这条走廊正处于彝藏之间，沉积着许多现在还活着的历史遗留。”接着，他又指出：“这条夹在在藏彝之间的走廊，其南端可能一直绕到察隅和珞瑜。……我们应当进一步搞清楚这整个走廊的民族演变过程。”很显然，费先生在此文中还并未直接使用“藏彝走廊”一词，仅用了“这条走廊正处于彝藏之间”、“这条夹在在藏彝之间的走廊”等表述。直到1981年费先生先生才明确使用了“藏彝走廊”的提法[15]。这说明费先生先生对“藏彝走廊”概念的表述是逐步清晰和明确的，并明显经历了一个从酝酿思考到渐臻成熟的过程。

笔者以为，对“藏彝走廊”这一概念我们至少可以作如下诠释和理解。首先，“走廊”一词这里应包括两层含义：其一，是地理含义，指该区域在地理上呈“走廊”的形态，是一个地理通道；其二是“人文”即“历史-民族”的含义，反映该区域是一条“历史民族走廊”这一特点。至于“藏彝”二字，则概括了该“走廊”的基本民族面貌：藏族与彝族是今天此走廊中分布地域最广和人口数量最多的两个民族，其基本分布大体呈现了“北藏南彝”的格局：即川西高原、藏东和滇西北高原亦即藏彝走廊北部主要为藏族分布地区；而其以南地区即藏彝走廊南部则主要为彝族或彝语支民族的分布地区。以笔者之愚见，对“藏彝”二字我们还可作一种更宽泛的理解：即与其将“藏彝走廊”的“藏彝”二字理解为藏、彝两个具体民族，不如将其理解为“藏语支”和“彝语支”两个语支系统的民族更为妥贴和全面，更能准确体现藏彝走廊的民族内涵。事实上，我们不难发现，除一些个别语支未确定的民族如羌、普米、独龙、珞巴、怒等之外，今天居住于该走廊中的民族，按其语言系属划分主要有三个语支：藏语支、彝语支和景颇语支。其中除景颇族是属景颇语支外，其余均属于藏语支和彝语支这两个语支的民族。属于藏语支的有藏族、门巴族，属于彝语支的则有彝族、哈尼族、纳西族、傈僳族、拉祜族、白族、基诺族等[16]，他们均为该走廊中的世居民族。因此，从这一意义上说，将“藏彝走廊”中的“藏彝”二字理解为藏、彝两个语支系统的民族显然比理解为藏、彝两个具体民族要更全面，其背景和含义也更为扩展和丰富。我们说“藏彝走廊”这一概念准确而简约地概括了该区域的人文特点，其理由正在于此。“藏彝走廊”显然不是一个单纯的地理区域概念，而主要是一个人文地理概念，它不仅是指称一个特殊和具体的民族区域，同时还包含了对这一区域之人文特点的提炼、概括与认识。

2．“藏彝走廊”概念的提出意味着首次将该地区作为一个单独的“历史-民族区域”来看待。

这一点有着特殊的意义。费先生既然是立足“全国这个棋盘的格局”，并着眼于“历史形成的民族地区”来提出“藏彝走廊”概念的，那么藏彝走廊就理应是中国整体历史-民族格局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所以将“藏彝走廊”作为我国一个单独的“历史-民族区域”来提出，不仅有助于我们对中国整体历史民族格局的认识和理解，也对我们全面、准确地认识和界定该区域在我国民族区域研究中的特殊地位与价值提供了更开阔的思路和视野。

过去，学术界对藏彝走廊这个特殊区域的认识所以存在很大模糊性和局限性，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从未将该区域作来一个单独的“历史-民族区域”提出和看待。尽管有不少学者对该区域的特殊性和在历史上民族活动中所起的交通和联结作用已有所认识，但由于种种原因，却始终未形成将该区域作为一个单独的“历史-民族区域”的认识。在此背景下，人们长期以来不得不将这一区域放在“西南民族地区”的概念之下并通常以“西南民族地区”来统称这个区域。而事实上，“西南民族地区”是一个非常庞大、笼统的民族区域概念，它所指称乃是广西、贵州、四川、云南、西藏五省区的少数民族地区。将这样一个独具特点的区域放在一个如此大而笼统的民族区域概念的框架中来加以认识和看待，不仅忽视和淡化了其特殊性，也给人们对这个区域的整体性认识带来很大局限。所以，从这一点说，费先生以“藏彝走廊”概念首次将这个区域作为一个单独的“历史-民族区域”提出，对这个区域的认识与研究无疑具有里程碑意义，它不仅意味着从“全国这个棋盘的格局”对该区域特殊地位的认定，将其与周邻其它地区严格区分开来，同时也意味着对该区域历史、民族内涵之特殊价值的肯定。因此，笔者以为，用“藏彝走廊”这一“历史-民族区域”概念将该区域从“西南民族地区”的框架中剥离出来有非常重要的学术意义，它不仅会有效力推进学术界对该区域特殊的历史及民族文化价值的认识和研究，同时也会将西南民族地区的研究进一步引向深入。

3．“藏彝走廊”概念较好地解决了对该区域的统一称谓问题。

事实上，长期以来人们之所以不得不将该“藏彝走廊”放在“西南民族地区”概念下并以“西南民族地区”来指称这一区域，部分和潜在原因也在于学术界始终未形成对该区域的一个明确而统一的称谓。解放前，人们虽曾以“川边”、“滇边”、“西康”甚至“锁链”等词来指称这一区域，但这些称谓只是指称该区域的某一地段或某一部分，均未能涵盖藏彝走廊区域的全部。建国后，对该区域最常见的称谓是“横断山脉地区”。这个称谓虽在地理范围上大体能够反映这个区域，并有较好的通识性，但却存在两个缺陷：

其一，它是一个地理学概念，它所反映的主要是该区域山脉河流的走向及特点，并未反映其人文特点。

其二，地理学上“横断山脉地区”的范围，东部是以位于大渡河以东的邛崃山脉为界，这样位于邛崃山脉以东的岷江上游地区显然并不在包括在“横断山脉地区”的范围之内。所以，严格地说，“横断山脉地区”的称谓仍不能完整、准确地表达这一区域。或许是鉴于“横断山脉地区”概念的局限性，从上世纪80年代起，学术界也开始使用“六江流域”一词来指称这一区域[17]。“六江流域”的称谓虽避免了“横断山脉地区”概念的缺陷，在地理范围上较完整地概括了这一区域，但“六江”一词因本身缺乏通识性，使用时常需作解释；其次，“六江流域”仍然是一个地理概念，未能反映该区域的人文特点。第三，“流域”一词的起止区域较长，如岷江一直延伸到四川乐江、宜宾一带，金沙江也同样延伸至宜宾一带，若以“流域”相称，则乐山、宜宾等地也应在“六江流域”范围内，这显然与“六江流域”实际所指不符。所以“流域”一词缺乏必要的规定性，易生歧异。或许是鉴于上述几种称谓各有缺点、局限性和不明确性，故有学者干脆从行政区角度将其称作“川、滇西部及藏东”[18]。此称谓虽具有较好的通识性，范围也较明确，但其缺点却一是累赘，二是没有特点和缺乏内涵。

相对于人们在指称这一区域上的窘困和混乱局面，“藏彝走廊”一词可以说较好地解决了对该区域的统一称谓问题。理由是：一、“藏彝走廊”概念首次从整体上准确概括了该区域的人文特点；二、“藏彝走廊”这一概念本身意味着首次将该区域作为我国一个单独的“历史-民族区域”来看待，这不仅可清楚地将其与周邻其它区域区分开来，而且包含了对该区域的基本定位与定性；三、“藏彝走廊”称谓具有简约、上口，易于普及和传播的特点，同时具有很好的通识性。因此，同以往所有对这一区域的称谓相比，“藏彝走廊”无疑是人文内涵最丰富、最简约的一个称谓。

* 本文是教育部基地重大项目“藏族族源与川滇西部及藏东古文明”的阶段性成果之一，获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基金资助。

[①] 中国科学院《中国自然地理》编辑委员会：《中国自然地理》（总论），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42页，第403-405页。

[②] 据笔者检索，目前讨论或涉及“藏彝走廊”的论文主要有：刘达成：《关于“藏彝走廊”研究的几个问题》，载《云南社会科学》1993年第6期。李绍明：《西南丝绸之路与民族走廊》，载《中国西南的古代交通与文化》，四川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35-48页。申旭：《藏彝民族走廊与茶马古道》，载《西藏研究》1999年第1期。李星星：《藏彝走廊的历史文化特点》，载《中华文化论坛》2002年第1期。

[③] 1978年9月在政协全国委员会民族组会议上的发言；1981年月12月在中央民族学院民族研究所座谈会上的发言；1982年5月在武汉同社会学研究班及中南民族学院部分少数民族同志座谈会上的发言。这三次发言内容均经整理后发表，分别形成以下三篇论文：《关于我国的民族识别问题》，载《中国社会科学》1980年第1期；《民族社会学调查的尝试》，载费孝通：《从事社会学五十年》，天津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谈深入开展民族调查问题》，载《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82年第3期。

[④] 费孝通：《民族社会学调查的尝试》，载费孝通：《从事社会学五十年》，天津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82页。

[⑤] 费孝通：《谈深入开展民族调查问题》，载《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82年第3期。

[⑥] 费孝通：《民族社会学调查的尝试》，载费孝通：《从事社会学五十年》，天津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90-91页。

[⑦] 费孝通：《谈深入开展民族调查问题》，载《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82年第3期。

[⑧] 费孝通：《谈深入开展民族调查问题》，载《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82年第3期。

[⑨] 费孝通：《民族社会学调查的尝试》，载费孝通：《从事社会学五十年》，天津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91页。

[⑩] 苏维埃民族学派中曾有“历史民族区”的概念，是指：“一个由于共同的社会经济发展和人们长期交往和相互影响而在居民中形成类似文化生活（民族的）特点的人们居住区。”见尼·尼·切博克萨罗夫、伊·切博克萨罗娃：《民族·种族·文化》，赵俊智、金天明译，北京东方出版社1989年版，第250页。虽不排除费先生所说的“历史形成的民族地区”可能受到苏维埃民族学派“历史民族区”理论的影响，但很显然，费先生主要是在从宏观格局上分析中国境内各民族形成的特点和具体情形时借用这一概念，而不是用此概念的理论简单套用中国之实际。

[11] 费孝通：《谈深入开展民族调查问题》，载《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82年第3期。

[12] 陶云逵：《碧罗雪山之栗粟族》

[13] 见章太炎：《西南属夷小记》，方国瑜：《麽些民族考》，陶云逵：《关于麽些之名称分布与迁移》，均载李绍明、陈贤敏编：《西南民族研究论文选》，四川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任乃强：《羌族源流探索》，重庆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14] (英)H·R 戴维斯：《云南:联结印度和扬子江的锁链 ——19 世纪一个英国人眼中的云南社会状况及民族风情》（Yunnan:the link between the India and Yangtze river），李安泰等译，云南教育出版社2000年。

[15] 费孝通：《民族社会学调查的尝试》，载费孝通：《从事社会学五十年》，天津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16] 《中国大百科全书·民族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5年版，第557页。

[17] 1982年由中国西南民族学会组织的对该区域的考察即命名为“六江流域民族综合科学考察”。见李绍明、童恩正主编：《六江流域民族综合科学考察报告之一：雅砻江下游考察报告》，中国西南民族学会1983年铅印本，前言部分。

[18] 如罗开玉的《川滇西部及藏东石棺墓研究》（载《考古学报》1992年第4期）即采用这一称谓。笔者在《藏族族源与藏东古文明》（四川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一书中也主要使用这一称谓。
文章来源：内蒙古大学蒙古学研究中心
http://search.cn.yahoo.com/snap/webcache.php?

[ 本帖最后由 代启福 于 2009-2-26 23:52 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