族际互动模式：自发合作、契约合作与指导合作
——以辽宁对口支援新疆塔城地区为例
孙岿/何晓芳/金海燕
【专题名称】民族问题研究
【专 题 号】D5
【复印期号】2013年04期
【原文出处】《满族研究》(沈阳)2012年4期第7～12页
【英文标题】The Ethnic Interaction Modes: Spontaneous Cooperation, Contractual Cooperation and Guidance Cooperation
【作者简介】孙岿，大连民族学院东北少数民族研究院，辽宁 大连 116600；何晓芳，金海燕，辽宁省民族宗教研究中心 辽宁 沈阳 110033
【内容提要】 民族之间互助合作是我国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的必由之路。新疆塔城地区各民族杂居分布、经济互补、文化频繁交流，构成了族际互动结构性特征，族际合作的主要类型是自发合作。伴随以定居为核心的经济生产与生活方式转型，牧民生产生活从传统社区向公共领域转变，传统自发合作也向现代社会契约合作类型演变。辽宁对口支援塔城地区，既是一种扶助政策，更是在政府引导下的族际合作过程。
【关 键 词】族际合作/对口支援/民族关系EE16UU8880617
中图分类号：D6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365X(2012)04－0007－06
人与人之间的合作，是人类文明社会的基础，族际间合作也不例外。西方相关人类合作研究成果可分为三类：一是霍布斯(Thomas Hobbes)的“利维坦”。他认为，没有一个利维坦(大致理解为“作为国家政府机构”)，人类合作将是不可能产生的。二是卢梭的(Jean－Jaeques Rousseau)的“社会契约理论”，在“公意”存在的情况下，通过“社会契约”，可以达致并维持人类社会或社群之间的某种合作。三是阿克塞尔罗德(Robert Axelrod)的“自发合作理论”。他认为，“合作的基础不是真正的信任，而是关系的持续性。当条件具备了，对策者能够通过双方有力的可能性的试错学习，通过对其他成功者的模仿或通过选择成功的策略剔除不成功的策略的盲目过程来达到相互的合作。”①
从这些研究我们可以发现：合作是指人们或群体的一种互动形式，由于有些共同利益或目标对于单独的个人或全体来说很难或不可能达到，于是人们或群体就联合起来一致行动。合作产生的条件：一是个体有足够大的机会相遇，并使双方相互作用更持久和使相互作用更频繁；二是回报原则，互惠是交换关系的基本原则，每次让渡都包含着获得相应回报的预期；三是建立合作的规范，防止其他不太合作的侵入，合作就能够产生、成长并保持稳定②。
依照上述理论的视野和方法，本文以新疆塔城地区为例，分析了塔城历史上族际合作形成的原因，现代化情景下族际合作生成的方式及存在的问题，认为“游牧民定居”已使牧区从传统社区狭小的族际互动空间扩大到公共领域。辽宁对口支援塔城地区，是推动族际互动合作从自发合作向政府引导合作的转变过程，这顺应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中族际合作类型演变的规律。
一、合作的生成：族际互动与利益关联
本文考察的塔城地区是新疆北疆多民族、多元文化并存的一个地区，位于新疆的西北部，与伊犁、博尔塔拉、昌吉、克拉玛依、阿勒泰等地(州、市)毗邻，外与哈萨克斯坦共和国接壤，边境线524公里。辖塔城市、额敏县、托里县、乌苏市、沙弯县、和布克赛尔蒙古自治县，有汉、哈萨克、维吾尔、回、蒙古、俄罗斯、达斡尔、锡伯等29个民族，地方人口94.3万人，少数民族人口占45.4％。塔城不是新疆发展速度最快、发展条件最好的地区，但其人文优势确十分明显，即多民族、多元文化和睦相处、相融共生、社会安全稳定。2010年，塔城地委、行署将“各民族团结和睦、社会和谐稳定、文化相融共生”与“得天独厚的大农业资源、富集的能源矿产资源、良好的口岸地缘”并列为塔城的“四大比较优势”。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这一地区多民族、多元文化和睦相处呢？
1.“大杂居、小聚居”的民族分布特点，形成族际日常交往机制
历史上，塔城是一个多民族居住的地区，形成了交错杂居的分布状况。小社区比在大城市容易形成合作原因之一是人们接触更加频繁。塔城主要部分是由巴尔鲁克山、乌尔嘎萨尔山、塔尔巴哈台山围成的相对封闭的塔额盆地。任何一种文化单元都远离中心城市，不能独自发展，所以，不同文化单元相互依存，相互吸纳，形成内聚型共生态的混合文化类型。在一个村、镇、市中，邻里、同事、同学、亲戚、朋友等构成了熟人社会，经常性地与近邻个体打交道。对塔城7个社区民族分布与居住格局的抽样调查显示，7个城镇社区都是民族杂居社区，最多的民族有9个，最少的民族有5个，民族之间混合居住比例近60％。8个乡镇场民族之间混居比例为44％，没有出现单一民族乡镇场。城镇和农牧区二者平均在52％左右，相当于一半居民在日常生活中与其他民族为邻。③在共同生活中，清真饮食已成为塔城居民的主要日常食品，如哈族的手抓肉，维吾尔族的馕、拌面、抓饭，回族的汤面、凉粉，沙湾还发明了各民族都喜欢的大盘鸡；在语言方面，有63％的群众会使用2种和2种以上的语言，如哈萨克族会哈、汉、维等语言，蒙古族会蒙、汉、哈等语言，达斡尔族会汉、哈、达等语言，一些汉族老户会哈语。在社会交往方面，在一个民族的婚礼上，都有十几个民族的人参加。某一个民族的节日，往往成为各民族共同参与的集体民俗活动、纪念活动、文体活动和经济活动。在宗教信仰方面，伊斯兰教、藏传佛教、汉传佛教、基督教、天主教、东正教都能和睦相处。如裕民县哈拉布拉村同一个清真寺有哈、回两个伊麻目，每周一、三、日为哈萨克族、维吾尔族信教群众活动日，每周二、四、六为回族、东乡族群众活动日，周五为四个民族信教民众的交替活动日。塔城地区民族之间的文化认同，没有刻意造作的痕迹，而是发自内心的真实认同，为自发合作创造了条件。
2.农牧两种经济互补，构成族际天然的利益合作机制
塔城地广人稀，拥有可耕地1236万亩，天然草场1.1亿亩，其中库鲁斯台草原面积达390万亩，为各民族提供了充分施展能力的自然条件。在这块盆地上，哈萨克族、蒙古族的畜牧经济类型东西斜贯塔城中间位置，集中在托里、裕民、和布克赛尔三县。汉族、回族、维吾尔族等农业经济类型位于南北两侧，分布在乌苏、沙湾、塔城、额敏四县市，形成了互相延伸、互相渗透状况。畜牧经济类型在高山、盆地戈壁、丘陵草原，而农业主要在山下冲积平原、盆地平原，两种经济类型互不矛盾且存在一定互补性。由于畜牧经济产品单一，也不耐储存，在清代和民国初期，当地哈萨克族、蒙古族日常所用的茶叶、粮食、布料、白糖等生活用品，主要来源于中原内地和俄罗斯的马帮、商队，出现“一块砖茶换牧民两只羊、一袋小麦换十只羊、一匹布换五头牛”的现象，汉、回等农耕民族在盆地平原从事粮食种植、织布、手工制作，解决了游牧民日常生活的需求困难问题，受到游牧民族的欢迎，同时农耕民族也需要游牧民族的牲畜、皮革和奶制品。在交往中，哈萨克族、蒙古族学会了开荒种地、修渠浇水等农事经验，逐步转向定居。一部分汉族、回族、达斡尔族跟哈萨克族学会放牧、制作奶制品、做风干肉、灌马肠等，在牧区居住。俄罗斯、塔塔尔、乌孜别克等民族主要从事商业贸易活动，不同民族成员合伙贩卖牛羊等经济活动，使得塔城地区的城镇、街道、牧场商业贸易呈现为族际自发的合作关系。
3.爱国戍边的集体意志超越了狭隘的民族意识，维护合作关系的持久性
塔城地处边陲，7个县有5个县(市)与哈萨克斯坦接壤。清朝后期，为了抵御俄国侵略扩张，达斡尔族的“西征”、锡伯族的“西迁”、土尔扈特蒙古部落回归祖国、回族和汉族矿工火烧沙俄在塔尔巴哈台的贸易圈、哈萨克族反抗沙俄“人随地归”东迁、塔城军民收回被沙俄强行租借10年的巴尔鲁克山。抗日战争期间，塔城地区捐献飞机14架。抗美援朝时，时任塔城专署专员的巴什拜，捐马100匹、牛100头、羊4000只、黄金100两，认购飞机1架。1960年代，苏联在塔城边境地区蓄意制造了“伊塔事件”、“161团畜群转场事件”、“164团龙口扒水事件”、“塔斯提事件”、“铁列克提事件”等中外震惊的恶性事件，各民族在共同守卫祖国西北门户中，形成了爱国戍边的传统。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制定了民族平等、民族团结和各民族共同发展的政策，如培养少数民族干部，发展少数民族教育，尊重少数民族风俗习惯，保护少数民族文化等一系列政策，为不同民族群体和个人之间的交往提供了国家制度性保障。所以，境外挑拨的恶性事件(如“伊塔事件”、新疆“7·5”事件)没有影响到民族关系，塔城地区和睦民族关系延续至今，培育了民族之间互助合作传统，每个民族保持自己文化边界的同时又通过跨越文化“边界”的交往实践了解、认识和吸收其他民族的文化，使塔城和睦、融洽的民族关系保持长久不衰的动力与活力。
二、合作的进化：从私人关系到公共交往场域
最古老和最具普遍意义的合作形式是自发合作或相互援助。民族分界大多是由于自然屏障(如山脉、河流、湖泊、海洋等)阻碍了人们之间的交往，从而产生了以民族、宗教、语言、意识形态、心理、习俗等社会因素作为依据划分的“人为边界”。④在杂散居地区，一部分民族群体成员为了生计需要，跨越地理、文化边界自发生成了族际合作形式，并逐渐变为稳定的社会习惯，这种合作属于传统合作。
至上世纪80年代，新疆开始了大规模牧民定居活动，极大地改变了少数民族游牧民的生产生活方式。2010年，塔城地区1.78万户牧民已经实现定居，占定居安置总任务量的72％。“十二五”期间，全地区计划完成剩余7039户牧民安居任务。牧民定居采取了“大分散、小集中”、“沿交通干线”、“插花式”、“村落式”、“社区化”、“异地搬迁定居”和“进城定居”等安置方式，打破了农牧之间、城乡之间、地区之间的壁垒，促成广泛的族际合作关系，如劳动与社会分工、专业化、市场交易，合伙和共同经营企业以及相互协作等，使得族际合作模式从传统自发合作类型向现代契约合作类型转变。
1.合作范围的扩大
传统自发合作，如同费孝通先生把中国传统社会的人际关系形容为“差序格局”那样，“社会关系是逐渐从一个一个人推出去的，是私人联系的增加，社会范围是一根根私人联系所构成的网络”。“好像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⑤。哈萨克族传统社会是以部落为单位，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阿吾勒”为组织形式的。1950年以来，国家建立的垂直社会管理组织结构，导致“阿吾勒”逐渐地丧失了它们原有的权威和功能。1984年以来，草场承包责任制使游牧民部落的功能在某些方面得到了强化，特别是在组织游牧活动和亲戚之间的生产互助方面更是如此⑥。
游牧民定居后，牧民生产生活空间发生了巨大变化。塔城牧民定居模式，可归纳为三大类：一是以塔城市齐巴尔吉迭为代表，“大集中、齐统一”的“新农村社区”定居模式，打破乡镇场、村队行政区域界线，在全疆首创对牧民进行社区化管理的新模式。二是以裕民县哈拉赛村和托里县胡吉尔台村为代表，沿乡村道路干线“大分散、小集中”的农村“分散插花”定居模式。这种模式在塔城地区较为普遍。三是以和布克赛尔县幸福花园和阳光花园小区为代表，“享受和城里人一样待遇”的“牧民进城”定居模式。
定居后，除了一个大家庭内仍然有游牧或从事种植业的分工外，牧民与邻居之间或与外来土地承包者之间的合作多了起来。笔者在阿勒腾也木勒乡白布谢村、江阿布拉克村的调查发现，牧民定居点民族之间已形成了契约合作形式。哈萨克族有春季、夏季牧场，汉族等没有牧场，汉族农民将自家的羊包给哈萨克族“代牧”(羊6元/只·月、牛30元/头·月)。哈萨克族牧民不会种地，70％的牧民把土地出租给外来的或本村的汉族农户(水浇地租金40元/亩，旱地20元/亩)，然后，他们去汉族承包的农场打零工(摘红花)每天可以挣100元。汉族农机专业户为哈萨克族耕地，牧民把牧草卖给汉族农户。在裕民县，一些乡镇企业的进入，已初步形成了“龙头企业＋农户”的专业合作社，如新疆红花缘科技、新疆宏展中药材科技等。一位哈萨克族牧民讲：“一个人的力量根本不行，人帮人才能富起来”。族际自发生成的契约合作关系提高了游牧民定居的稳定性。
2.合作性质发生了变化
传统自发合作或相互援助是为了生计需要自然形成的互助共济，一般建立在个人的亲友、伙伴、熟人关系基础上的，并以感情为主要纽带关系，受着种种血缘与地缘性的联系纽带的束缚。伴随着生产生活需求的扩大，牧民与外界社会的交往增多，他们的交往范围扩大到与彼此不认识的合作，陌生人之间的合作更依赖于契约合作：一是雇佣关系。牧区普遍建立起了类似农区的定居点，种植业和圈养牧业要求家庭的劳动分工更加细化，而牧民无法兼顾农业和牧业，所以，无论种植业还是放牧，都采取雇佣劳动力的方式。二是商业关系。过去哈萨克族很少从事商业，并以经商为耻，现在一些牧民开商店、饭馆、缝纫店、经营旅游等都成为一种时尚，商品经济以及结算方式的货币化使社区具有明显的商业色彩。农业机械专业户、牧业专业户、运输专业户与牧民之间的生产合作都属于商业运作范畴。三是职业关系。牧民认识到学校教育的重要性，家长陪子女在县市中学附近租房读书，还有一些牧民送子女去城镇学技术，希望孩子毕业后在城镇工作。一部分牧民开始离开牧区外出务工。当今，市场经济已经深深介入公共领域，互助共济受到商品经济的全面冲击在逐渐减弱，契约合作成为牧区主要合作形式，自发合作在公共领域中被压缩成极小的一部分。
3.合作中的社会结构差异
每一个民族在其形成和发展过程中，都与其他民族发生联系，或合作共处，或冲突对抗，或同化融合，这种复杂的社会关系就构成了族际社会。在市场竞争与合作中，绝大多数契约合作也反映出社会结构的差异性：一是社会分层。哈萨克族牧民从传统牧业生产向半农半牧经济转型，他们原先的放牧经验、手工技艺逐渐丧失实用功能，普遍面临农业技术、汉语、资本、信息等要素缺乏问题。例如，牧民不会种地，只能靠出租土地生活，他们的收入只有汉族农户的一半。汉族农户掌握了滴灌技术，哈萨克族搞得很少。牛羊肉涨价的利润被二道贩子赚取，牧民只得到较少的实惠；牧民不会汉语，且缺少水暖电等技术，很难出外打工，变为牧区剩余劳动力；牧民家庭一般有2－3个孩子，教育负担重。这些困难都可能导致牧民在现代化进程中被边缘化。二是信誉问题。农业信用社为牧民发放了小额贷款，由于种种原因牧民到期不能按时还款，信用社不再给一些牧民发放贷款，由于牧民普遍缺少资本，即使有创业的愿望，也没有资金投入现代农牧业，导致牧区发展机会只能让外来承包户做。三是文化差异。牧民生产和劳作的目的不是为了扩大再生产，而是为了满足日常生活需要以及人际交往的需要，这种人生观念不符合市场经济的运作机制，给一些人造成“牧业落后、牧业村懒散、人口素质低”等成见，妨碍了合作关系的维系。可见，契约合作不能改变牧区出现的“雇佣化、贫困化、弱势化”现象。在不对等合作双方中，如果一方靠剥削对方的弱点来获得利益，还会造成弱势一方的不满。
总之，民族边界是在族际互动中产生的，又在族际互动中根据社会境况、机遇、需要等被强调或淡化。如果说现代契约合作形式是基于社会分工而产生的，那么，它也会因为社会结构的分化而产生民族问题。所以，政府主导下的族际合作十分必要，基本出发点是民族与民族之间的平等互惠合作，推动各民族共同发展，共享现代化成果。
三、合作共赢：各民族共同发展，共享现代化成果
塔城地区各民族形成了自发合作的传统。然而，伴随着自发合作向以契约合作为主要特征的现代合作模式转变，由于各民族的发展历史和文化特点不同，特别是区域差距、职业差异和收入差异，已成为影响族际合作的主要障碍，并带来族际合作中的不对等竞争，使少数民族难以融入到现代化建设中。至今，塔城地区7县(市)中有1个国家级扶贫工作重点县、126个扶贫工作重点村，农村贫困人口6万多人，其中，绝大部分贫困村分布在牧区。在这种情况下，没有国家或政府引导下设计和协调族际之间的合作，就不可能使各民族以彼此大致相当的竞争能力，并在公平的竞争条件下参与到整个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中。
合作，既是理论问题，也是现实问题，关系到民族关系和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塔城地区位于北疆地区伊犁、阿勒泰的中间位置，有漫长的边境线，对整个北疆地区边防稳定中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作用。在特殊的历史、地理、人文条件下，塔城地区形成了新疆独具特色的多民族互动结构特征。辽宁支援塔城，把“以人为本”作为核心价值观，逐步缩小民族之间结构性差异，加深彼此在公共生活领域中的交流合作，为族际合作共赢模式创造条件，使塔城成为民族团结示范区。
(一)提供公共物品，保障农牧区合作能力
正如研究者指出的那样，“从游牧到定居的转变，只完成了第一阶段的任务，而本质的阶段任务仍然没有完成。这包括牧区产业结构、人口结构、社会结构、生活方式、生存观念等”。⑦新一轮对口援疆，把北疆的重点放在“定居兴牧”工程上，确保到2020年与全国同步进入小康社会。辽宁对口支援塔城地区，以“保障和改善民生”和“增强受援地自我发展能力”为目标，将70％以上援助资金用于民生改善项目：一是灾后重建。如2010年春天，塔城地区遭遇了60年不遇的融雪型洪水灾害，四县市近8000户农牧民住房被冲毁。在辽宁省重点支持下，7451户农牧民告别了低矮破旧的泥土房，搬进宽敞明亮、安全温暖的新住宅。二是公共服务。辽宁对口援建裕民县第一中学宿舍楼、食堂综合楼、裕民县人民医院综合病房楼及设备购置、额敏县人民医院医疗设备购置、托里县供热项目、塔城市第六中学改扩建项目、塔城市左公路西延工程、塔城市阿不都拉水源城区供水工程等。通过援助，牧民在原地享受现代生活，实现了生产生活上的跨越。如，辽宁省为哈拉赛村实施了整村搬迁，新建住房81套，房内设有厨房、浴室、卫生间，并配套建设了卫生室、培训中心、双语幼儿园、超市，已初步具备中心城镇的基本功能，为下一步推进产业合作、增加牧民收入创造了条件。从“定居”到“兴牧”，关键在于改变牧民一家一户单打独斗、分散经营状况，提高牧民组织合作化程度，做大做强一批畜牧业龙头企业，使牧民参与到现代农牧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中，在合作中学会现代种养技术，形成以地养畜、以牧养农、农牧联动、草畜结合的农牧协调发展局面。
(二)发展非农产业，提升族际合作的深度与广度
发展非农产业，标志着塔城地区经济结构出现重大变化。塔城以农牧经济为主，援助产业，意味着将现在单一农牧产业结构调整到二、三产业协调发展的合理结构，并创造出更多制造业和商业服务业就业机会。2011年，塔城地区与辽宁省已签约产业合作项目53个，投资总额240.7亿元，涉及化工、建材生产、矿产资源勘探开发、工业园区建设、物流建设、林果业加工等方面。辽宁省通过同类园区“结对子”的方式推进塔城边境合作区和乌苏石化工业园区承接产业转移、延伸产业链。支援乌苏市营口中小企业创业园、塔城市边境经济合作区附属园区、额敏县工业园区、沙湾县哈拉干德产业园区、裕民县生态园区和农九师巴克图工业园区基础设施建设；鞍山市委、市政府为沙湾县建设重化工循环产业园区——沙湾工业园西区；成立巴克图辽塔新区，设立综合保税区。社会学研究发现，在特定社会，有两个条件容易产生向上的流动：先进工业的发展和大规模的学校教育。⑧辽宁以“百企万岗”为目标，努力引入投资企业超百家，创造就业岗位超万个，能吸纳少数民族牧民参与到经济社会建设中，进而提升族际合作的深度与广度。
(三)理解文化差异，最大程度形成族际合作共识
重视少数民族农牧民的文化、所处的环境、关注的问题、意图及动机，才可能最大程度地形成共识：一是尊重当地群众的生产生活习惯。如果从外面进来的设计理念和牧民之前的东西合不上，就会出现“夹生饭”，给牧民带来不适应性。如漂亮、整洁、密集的住宅区不适合发展牧业，每户棚圈养不下200－300只羊，气味很大，就要考虑建设集中饲养基地；为牧民修建的暖棚没有预留天窗，冬天暖圈温度高，上百只羊挤在一起容易掉毛生病；为牧区安装了远程教育中心卫星接收器，但缺少哈语类的农牧业节目，牧民看不懂汉语节目。二是以现代文化引领，加强双向交流。辽宁省启动对口支援塔城地区“百千万工程”，今后5年，塔城地区将有1250名党政干部、500名教师、500名医疗卫生人才、500名农业专业技术人才、1000名企业高技能人才和初级劳动力赴辽宁省培训，200名优秀党政干部到辽宁挂职。同时，辽宁有关专业和高技能人才来疆调研讲学16批、在疆培训3172人次。辽宁省建筑规划设计院、沈阳市城市规划院等单位分别在受援地设立分院和办事处，为地方发展和规划编制提供智力支持。通过双向交流方式，辽宁更多地了解到塔城地区的实际情况，塔城地区人力资源的基本素质和实际竞争力得到了提高。三是寻找文化结合点。辽宁援助塔城在原来的基础上引进现代因素，例如，在牧民院中搭建毡房，发展家庭旅游等。塔城地区有丰富的文化资源，如蒙古族江格尔文化、俄罗斯居民与建筑艺术、哈萨克族毡房营造技艺及服饰、塔塔尔族撒班节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达斡尔族沃其贝节、俄罗斯族帕斯喀节已列入自治区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还有闻名全国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小白杨”哨所、巴斯拜纪念馆、苏联领事馆等。辽宁大力宣传塔城地方文化，将使其文化价值得到开发和利用。
注释：
①②［美］阿克塞尔罗德：《合作的进化》，吴坚忠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26页。
③孙启军：《西北边疆民族关系和谐模式探究—以新疆塔城地区为例》，中央民族大学博士论文，2012年。
④王恩涌等：《政治地理学》，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92－98页。
⑤费孝通：《乡土中国 生育制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26页。
⑥⑦崔延虎：《游牧民定居的再社会化问题》，《新疆师范大学学报》2002年，第4期第77页。
⑧［美］戴维·波普诺：《社会学(第十版)》，李强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25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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