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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昌平(上海古籍出版社总编辑)
《 中华读书报 》（ 2013年01月16日   09 版）

    寻访编纂先后十七年，编辑出版又三年余，经过数代学人、出版人二十年的沉潜摩挲，辛勤努力，著录中国古籍177107种的《中国古籍总目》五部57类，凡26巨册终于面世了。《总目》出版学术上的意义大家已多有论述，这里仅就学术研究的传承与创新谈一点看法。

    文献目录学，作为一切学术研究的根本，在近代以来，尤其是最近二十年的学术研究中，得到了越来越充分的体现。新文献的发掘与清理、编目，百年来，由历史学的“两重研究法”起，不断地发挥着扩大学术视野，丰富甚至转变学术视角，调整学术向度的重要作用。可以说，没有文献目录学的开拓创新为依托，所谓视角的转变，就会变成无根之木。海外汉学的引人，常常会使我们眼前一亮，然而仔细辨析那些优秀的海外汉学著作，便会发现，无论是日本的，还是欧美的，其观点的创新都是以大量的新资料或者被轻忽的旧资料之重新发掘作为研究起点的。因此为学界提供具有国际性视域的文献资料，乃至各类资料的集成、编目，是当前学术繁荣不可或缺的前提。目前全国古籍整理规划领导小组主持的古籍整理规划充分注意到这一问题，这是出版界与学界的福音；然而轻视文献目录学的现象还广泛存在。最不可思议的是很多高校不将文献整理作为学术成果，殊不知一部高水平古籍整理或文献目录学著作往往包含着十来篇乃至数十篇专题论文。因此，我们呼吁，要在整个学术界出版界建立起高度重视文献目录学的共识，并制定出相应的考评制度作为保证。

    文献目录学之所以能成为一切学术研究的基础，在于它不仅仅是简单的书目著录，而且具备“辩章学术，考镜源流”的功能。一部好的文献目录学著作就是一部学术史纲要，而这种学术性，主要体现于它的编录视域与内在逻辑上。

    《总目》在大构架上，弃用通行的二十二类中图分类法，而坚持采用在传统的四部分类法基础上形成的五部分类法，是一个明智而且科学的选择，因为唯有四部或五部分类法，才能确切反映中国古代图书学的学术观念与各部的内在学理联系。然而延用了千百年的四部分类法又非一成不变的，历代文献目录学家，对部下类属设置的调整增删，其实反映了各个时期对文献资料的视域拓展与学理深化。这是一种在传承中发展的过程。而《总目》在这方面做了极其有意义的拓展。细研《总目》各部的类属设置，可以见出它是以《四库全书》与《丛书综录》的设计为主，广取诸学之长，并有所创新的。比如经部将《尔雅》类由“小学类”析出，独自成类，以与易、书、诗、礼等并列，这不仅合理地还原了《尔雅》作为十三经之一的历史地位，而且对于小学作为经部的有机分支，给出了溯源性的梳理。又如史部不列正史类，初看似乎过于大胆，然而细研会发现，在丛编之属中录有二十四史，而在通代之属、断代之属中有又分列有二十四史中相关书目。也许看不到正史类，会有些不习惯，然而细思，这种编录法，是一种打破官修私修畛域，而以史法为断的更合理的方法。又如子部增设新学类，史部将方志类从地理类中析出，将原属集部的“咏史之属”纳入史部的史评类，且广汇收录新发掘而已成书的简帛金石资料；在总体架构上更将丛部与前四部的丛编相区分，都反映了对近三百年来学术观念发展的深思熟虑。

    《总目》电子资料库的建立是又一项值得称道的收获。这不仅极大地便利了规范著录体例，尽可能地避免了前后重出、歧异，而且标志着古籍整理这一最为传统的出版样式，已开始与电子数位化的新潮流接轨。在我看来，大中型资料、工具书，其纸质载体为电子载体取代或大部分取代，不仅是不可逆转的趋势，而且将是首当其冲者。据知，境外图书馆已开始少购甚至不购大型资料，而境外出版社如新加坡圣智图书公司、英国世哲图书公司等在大型资料的数字化方面已取得惊人成就，并形成了一套卓有成效的经营模式。国家古籍规划整理领导小组已充分注意到这一趋势，在“十一五”规划中设立专项，大力支持。然而有关出版社的应对准备显然不足，因此立项甚少，已立项的进展缓慢。因此，《总目》电子数据库的建立弥足珍贵。建议应尽快在此资料库的基础上，完成《总目》的电子版、网络版，并总结经验，逐步推广，使古籍整理这一最传统的出版产业经受新科技的洗礼而愈益壮大，流传久远。

    共同承担《中国古籍总目》出版任务的中华书局与上海古籍出版社，历史上有过良好的合作关系，在此，我代表上古向我们业界的老大哥再次表示敬意，并祈愿我们两家在共同的事业中有进一步的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