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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二十世纪中国史学进程

回顾二十世纪中国史学进程

《 中华读书报 》( 2012年10月10日   10 版)

    毛佩琦(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我平时读的书比较杂,涉及很多学科,不过最近读的这本《世变中的史学》(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出版)和我的专业有关。书的内容是在香港浸会大学召开的一次学术会议的论文集,参加会议的人包括来自中国大陆、台湾、香港和美国的学者。文集所收的论文论及的时间范围跨度很大,涉及20世纪新史学发生以来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可以说勾勒了一部近百年的史学史。新史学不同于旧史学,在中国旧史学中,早一点的史书就进入了“六经”,后来有《二十四史》,有历朝实录,有各种官私史书,也有各种志书、碑传等等。新史学是在西方文化的冲击和中西文化交流之下产生的,它最核心的特征是离开了传统的帝王将相的叙述主脉,用新的理论、新的方法重新阐述、解释中国历史,更关注社会发展和国家的命运,同时具有了世界史的眼界。

    史学在很大意义上是和政治紧密联系的,是关乎国运、民生的。近代中国国运的兴衰、社会的变迁没有一次不在史学领域有明显的反映。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在与列强的抗争中遭到惨败,迫使国人思考中国向何处去,中国人为什么弱到这个地步,应当要怎么办?这些思考往往是从历史入手的,重新诠释中国历史发展的规律,以历史的观念分析中国发展的现阶段,在世界历史的观照下,认识中国的地位。一些论文对20世纪新史学的许多现象做出了新的解读,给我们以启发和思考。比如,曾经在晚清鼓吹革命的“国粹学派”,他们接受严复等人宣传的“社会进化论”,要解决中国发展“始骤而终迟”状况,提出要效仿欧洲15世纪的“古学复兴”(今译文艺复兴),总结西周时代的学问,抛弃帝王时期的君臣观念,建立一个维护公民权益的“民族国家”。其代表人物黄节说:“吹秦灰之已死,扬祖国之耿光。亚洲古学复兴,非是时耶?”他坚信先秦时代的古制已给中国进入现代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因此中国“从屈折转变为自由”会比其他国家容易,用先秦“君民共治”的“东方伦理”对抗白种人的全球霸权。这一评论,扭转了把“国粹学派”仅仅视为守旧派的传统看法。

    又如,当年以胡适科学史观和顾颉刚为代表的疑古派,通过古史辨掀起了史坛的轩然大波,当年很多学人都参加了这场讨论。古史辨派最核心的观点是对中国上古史的怀疑,这种怀疑从根本上动摇了中国传统文化根基,是与五四以来胡适提出的“打倒孔家店”,与学界否定中国传统文化的潮流相一致的。疑古派颠覆中国的古代历史,认为中国古代历史是虚无的,根本没有三皇五帝,这样一来,就把传统的经书都置于空中楼阁了。这样,用西方文明来改造中华文明就是必然的、合理的了。

    与此同时,出于爱国情怀,章太炎也对古史辨的疑古提出质疑。他认定古史辨思潮是承袭日本人拆毁中国古史的余续,因此要“救史保国”。他看似保守的言论,有其产生的合理原因。他认为疑古的负面效应是将使国人“暴弃学术,酿成束书不观之弊”。他说:“无史之国,每易沦亡”,因此他慨叹:“国家未亡,而历史先亡,可哀也已”。论者说:“在他看来,争论古史真伪,在求知求是方面的意义本来不大,而在现实的致用层面也不及近现代史研究,然由疑古运动形成的毁亡国史的效果,将对民族的历史文化带来沉重的打击。”章太炎大力提倡近代史研究,认为史学应当使人知道“自己是什么时候的人,现在的中国是处在什么时期,自己对国家负有什么责任”,应当使人知道“何地系我国固有,何地系我国尚存者,何地已被异族占领”。“这些正是治学之人当下最切要之学”。

    这期间还产生了一个跟他立场相近的学术群体学衡派。学衡派的成员大多有长期留洋的背景,毕业于欧美名校,既有深厚的传统文化基础,又有广阔的世界视野,但他们既不主张全盘西化,也反对顽固守旧,其宗旨是既要保留中国传统文化,又要向外国学习,以此来改造中国现状。然而,由于长期以来激进文化占主流,学衡派被看作是保守派。其实他们从一开始就有“为新文化运动思想纠谬的良性动机”。学衡派的重要贡献,是“沿着国际学术的趋势,为中国文化史建立具体的框架,将国学研究融为世界学术的枢要部分”。“它的思想内涵和凝聚力量不止于西学抑旧学的派别取向,俨然肩负着国家、民族和文化的重构使命。”现在我们回过头来看一看章太炎和学衡派的论点,有些东西不幸被他们言中,有的论述具有更为长远的价值。

    经过几十年革命和运动下来,我们对传统文化和历史抛弃得太多,没有认真地保护传承中国历史和文化的精华,对外国文化的精华也缺乏更理性更准确的判断,而盲目地输入,造成了近百年来一个又一个悲剧。历史总是这样,当需要推动革命的时候,激进主义占上风,可是当摧毁了旧秩序以后,回过头来看,很多传统文化中的精华也一起被摧毁了。因此,学衡派和章太炎的一些观点还有意义,还可以给我们以思考和启迪。

    除了新史学外,这本书还涉及海外史学发展史和后现代的史学等内容。关于后现代史学,书中有一些非常尖锐的批评文章,指出中国一些学者追随所谓后现代史学,实际上还是以西方中心论为指导,再一次否定传统文化。这也是应该引起我们思考的。

    我觉得这本书非常有益,不仅仅是学史学的人,其他领域的人们也都应该了解一点20世纪中国史学的进程,这将有利于理解中国近百年的历史走向,有利于总结我们近百年来的得失,更好的面对未来、面对世界。

    (本报记者陈菁霞采访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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