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东盈

礼学宗师高堂生（选自《迈莱河畔说新泰文化》）
　　高堂生是西汉初期礼学宗师、中华礼学的传承者。新泰市龙廷镇龙廷村是高堂生的故乡。高堂姓早期活动于山东一带，汉代以来在山东中部形成郡姓望族，以齐郡（今山东淄博临淄城北）为郡望。高堂生，后世或尊称为高堂先生、高堂公。三国时期魏国名臣高堂隆是其后人，《三国志·高堂隆传》称“泰山平阳人，鲁高堂生后也”。高堂生家族在西汉初期播迁于泰山郡平阳县，即后来的新泰县。清乾隆《新泰县志》载：“高堂生，汉兴为博士。以礼书十七篇授瑕丘萧奋，奋授后苍，苍授梁人戴德、戴圣。后世言礼者，咸宗之。龙亭庄有墓。祀（文庙）东庑。”高堂生的具体居住地则是今新泰市东北龙廷镇龙廷村。

　　清代初期，新泰龙廷的“高堂生墓”曾出土“汉礼经博士高堂生”墓砖。清顺治年间，新泰知县卢綋到任之后，拜谒墓前，曾有过调查和讨论。“新泰县治东北龙廷庄西有先儒高堂公之墓在焉”，“余初疑其既失封识，亦莫辨为公茔，而邑庠刘生四聪为余言：数年以前，斯冢适陷，内有石椁，骨骸尽露，状甚奇伟，绝不类今人，椁旁有砖，硃镂其上，云‘汉礼经博士高堂生’……则斯冢之为高堂公，固断断无疑矣”。可见，高堂生之墓在新泰，曾经有过较早的实物证据。

　　高堂生是西汉传授《礼》的开创者，今文礼学的最早传授者。秦始皇焚书后，《礼》已不传，只有高堂生能背诵，并有专门研究。现存《仪礼》17篇就出自他的传授。司马迁在《史记》中说：“诸学者多言《礼》，而鲁高堂生最本。《礼》固自孔子时而其经不具，及至秦焚书，书散亡益多，于今独有《士礼》，高堂生能言之。”有学者指出：“‘今’字说明司马氏写作《史记》时高堂生其人尚在世。可断定高堂生是武帝时期的《礼》博士。”《史记》的文字是高堂生传礼的最早记载。此后，历代正史记述多本于《史记》，十分明确。高堂生传礼“最本”，乃言其礼学之传未失古经原旨。

　　高堂生传礼的贡献为后世所公认。唐代，高堂生配享孔子庙。唐太宗李世民诏令其书“垂于国胄”，其人更被配享于孔庙。贞观二十一年（647），唐太宗李世民下诏：“左丘明、卜子夏、公羊高、榖梁赤、伏胜、高堂生、戴圣、毛苌、孔安国、刘向、郑众、杜子春、马融、卢植、郑玄、服虔、何休、王肃、王弼、杜元凯、范甯等二十一人，并用其书，垂于国胄。既行其道，理合褒崇。自今有事太学，可与颜子俱配享孔子庙堂。”这个21人名单的确定，体现了此一时期唐代最高统治者对儒学的大力推崇。

　　高堂生诸人从祀孔庙，为后世儒家先贤异代同祀开了先例。北宋熙宁七年（1074），晋州州学教授陆长愈请春秋释奠，孟子宜与颜子并配。这一提议引起争论。太常杨杰与少卿叶均及博士盛陶、王古、辛公佐认为：凡配享、从祀，都是孔子同时之人，现在却以孟轲并配，不恰当。礼官反驳说：“唐贞观以汉伏胜、高堂生、晋杜预、范宁之徒与颜子俱配享，至今从祀，岂必同时？……请自今春秋释奠，以孟子配食，荀况、扬雄、韩愈并加封爵，以世次先后，从祀于左丘明二十一贤之间。”这个意见得到了皇帝的支持，诏如礼部所议。

　　宋代，真宗于大中祥符元年（1008）到泰山封禅后，加称孔子为“玄圣文宣王”，追封孔子弟子颜回等10人公爵、曾参等62人侯爵，封先儒左丘明等19人伯爵，并命大臣分撰诸儒赞。户部员外郎周起奉敕撰莱芜伯高堂生像赞。明《永乐大典》载《高堂生像赞》云：“秦历告穷，炎灵启祚。笃生令人，允贞王度。名教斯崇，礼文有素。勒封告成，式昭余裕。”

　　咸淳三年（1267），高堂生被追封为莱芜伯：“咸淳三年（1267），诏封曾参郕国公，孔伋沂国公，配享先圣……东庑，金乡侯澹台灭明、任城侯原宪……莱芜伯高堂生……凡五十二人，并西向。”

　　明嘉靖十年（1529），国子监建启圣公祠成，尚书李时提出：启圣公祠春秋祭祀，与文庙同日。这一提议得到认可。高堂生位列两庑，从祀先儒之中。其具体仪节是：“笾豆牲帛视四配，东西配位视十哲，从祀先儒程晌、朱松、蔡元定视两庑。辅臣代祭文庙，则祭酒祭启圣祠。南京祭酒于文庙，司业于启圣祠。遂定制，殿中先师南向，四配东西向。稍后十哲……两庑从祀：先贤澹台灭明……先儒左丘明、公羊高、榖梁赤、伏胜、高堂生、孔安国、毛苌、董仲舒……许衡凡九十一人。”

　　清顺治二年（1645），“定称大成至圣文宣先师孔子，春秋上丁，遣大学士一人行祭，翰林官二人分献，祭酒祭启圣祠，以先贤、先儒配飨从祀。有故，改用次丁或下丁……西庑从祀：先贤澹台灭明……凡六十九人；先儒公羊高、榖梁赤、伏胜、孔安国、毛苌、后苍、高堂生、董仲舒……凡二十八人。”高堂生列西庑从祀先儒。

　　同治二年（1863），更订增祀位次，各按时代为序，高堂生列西庑，并绘图颁各省。《清史稿》卷八十四《志五十九·礼三（吉礼三）：“同治二年……是岁鲁人毛亨，明吕棻、方孝孺并侑飨。于是更订增祀位次，各按时代为序。乃定公羊……列东庑，榖梁赤、高堂生、董仲舒、毛苌……列西庑，并绘图颁各省。”

　　作为西汉礼学宗师，高堂生为中华文化的传承作出了巨大贡献，他的声名也传诵华夏，而其遗芳也在故里代代传承。高堂生去世后，葬于故乡龙廷。这一抔故园丘垄寄托了乡人无尽的追怀。清代顺治时期，新泰知县卢綋在崔公后人的支持下，刻石为公墓表。乾隆时期，高堂公墓得到了故乡人再次重修。清乾隆《新泰县志》记载：“刘昆，居龙亭庄，西有汉高堂生墓，复有二十余冢，昆朝夕培土皆隆起。”刘昆在修墓的同时，“又约举人纪元复、生员陈有伦、刘儒范等建修高堂生祠堂”。同治八年（1869），任城孝廉陈其赐秉铎兹土，在时任知县李溱支持下重修祠宇，以妥先儒之灵。此次重修之役，还重镌了卢綋《高堂生墓表》，并附以卢綋及江乾达谒墓之诗。此碑目前仍存于高氏宅中。清末光绪年间，高堂公墓再次重修。新泰县儒学教谕艾象丰沐手撰文，庠生崔受和沐手书丹。

　　高堂生之后高堂隆（?～237），字升平，三国时期魏国泰山平阳人，也是有名的礼学思想家。高堂隆黄初年间为堂阳长。精通天文，曾参与修订汉历。明帝即位后，官散骑常侍，任内多次上疏言事，尤善以“天象示警”来劝诫明帝。《三国志·高堂隆传》称其“学业修明，志在匡君，因变陈戒，发于恳诚，忠矣哉”。高堂隆著有《集》10卷，惜已散佚，今存文章数十篇。高堂隆疏奏中曾经指出：“天下乃天下之天下，非独陛下之天下也。”应该说这是十分可贵的。高堂隆在历法、机械工程方面也有自己的见解，英国的中国科学史家李约瑟曾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一书中两次提到过他。

　　高堂氏后来多被简化为高氏。而今，在高堂生故里新泰仍然聚居着高堂生后人。今立于新泰市翟镇棠棣沟的《高氏族谱》序碑明确记载了其家族之由来。翟镇九顶皇山旅游区新建的“新泰九贤台”为高堂生树立雕像。宫里镇和圣旅游区复建的“和圣庙”，配殿奉祀新泰乡贤，其中便有高堂隆的铜像。一代礼学宗师的风教德业至今仍然不绝如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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