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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构村落公共性——三门源村水资源利用的过去与现在

浙江省龙游县的三门源村世代居住着叶氏和翁氏两大宗族，他们和睦相处成为一个村落的整体，曾经存在过的在宗族、村落共同体背景下的传统的水利用体系，说明其在私人权益基础上的对保障村落整体利益的义务和责任，有助于我们思考现代社会“公”与“共”的关系模糊以及“公”与“私”的关系对立而引发的一些社会问题。但是，伴随着社会的变化以及生活的改善，传统的水利用共同体解体而消失，并出现了水源枯竭和水质污染等环境问题，村民们希望利用水资源开发旅游的愿望也遭遇了严峻的现实。而同时，在文化遗产保护以及旅游文化开发的背景下，当作为水利资源的“水”被发现也是旅游资源的“水”的时候，呈现出重构水利用共同体和现代村落公共性的可能性。而其中所反映的在新的社会时期村落再生产的过程，或可为环境(生态)民俗学甚至民俗学整体带来新的研究契机。因为在传统村落的基础上进行现代村落再生产以及构建现代城乡关系的时代已经到来。
通过考察三门源村水利用公共性其解体和重构的过程，揭示曾经存在过的宗族、村落共同体背景下的传统水利用之体系，阐明现在因为旅游开发而引起的新的水利用之现状，并以此探讨村落公共性的重构问题，进而提出因为传统村落衰落面临民俗学危机的现在，在今后有必要关注现代村落再生产的过程，在重新审视农村新的意义的基础上，把村落的变化作为民俗学的一种契机来把握。

【作者简介】陈志勤，女，名古屋大学史学地理学硕士、学术博士(Ph．D)，日本学术振兴会博士后并东京大学访问学者(2006-2008)，现为上海大学社会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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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海戏金蟾》图像的文化寓意与民俗功用阐释

“刘海戏金蟾”是民间信仰习俗在艺术中的反映，具有很高的文化艺术价值。作为一种文化符号，“刘海戏金蟾”被赋予了丰富的文化寓意和民俗功用，反映了民众求财祈福等多方面的心理需求和世俗愿望。

【作者简介】程波涛，安徽大学艺术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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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府搭棚艺术

广府搭棚艺术是广府传统建筑技术的分支，它是以竹木为原料，搭建编织精美，几乎瞬间完成的临时性建筑，具有明显的审美和仪式功能。常见的棚架分双行竹棚架、外伸桁架式竹棚架和招牌竹棚架三类。而今被称为搭棚艺术的戏棚、牌楼、神诞醮楼之类的立体棚架就是在上述棚架搭建方式的基础上演变而成的。搭棚相传起源于有巢氏树上筑巢建屋的技术，历史悠久。据广东佛山得名传说，可知佛山早在东晋已经搭棚讲经。搭棚业从搭建遮风挡雨的实用建筑成为一门建筑艺术，大约有四五百年的历史。在清末民国时期，由于风气使然，搭建彩棚的艺术性得到极大彰显，形成搭棚艺术的高峰期。
广府搭棚行会组织分东家行（资方）和西家行（劳方）。劳资双方共同祀奉祖师爷“有巢氏”，各自制定并遵守自己的行规。搭棚业的劳动者大多来自肇庆、高要农村，也有部分来自增城、番禺和江村。搭棚业发达的广州、佛山、顺德、东莞、港澳等地，为周边地区过剩劳动力提供了谋生的机会。由于广府有浓郁的崇神敬巫传统，各种信仰活动此起彼伏，终年不断，这些活动，往往都会搭建宏伟的彩棚。
如果说搭棚在实用的基础上，结合艺术元素的历史有四五百年，那么，搭棚在今天，可能真正开始进入到独立的艺术创作阶段。有一支以艺术家和建筑设计师构成的搭棚者，他们利用传统搭棚工艺，将当代艺术理念融入其中，借以表达当代人对传统的理解，对当代生存环境、生存状态的思考，大大延伸了搭棚艺术的精神性和艺术性。搭棚艺术完成了从传统到当代的延伸，成为具有历史意义、民俗意义和象征意义的多维度的艺术形式。

【作者简介】程宜，女，汉族，佛山市博物馆副研究员，陈列宣教部主任。所学专业为美术设计和美术学，长期从事广东地方民俗、艺术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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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消遣到反思：民俗课程教学改革手记

高校民俗类课程应该进行以“面向现实，面向生活，关涉人心”的课程改革，勇于介入生活与现实，以改变以往知识化的照本宣科或者猎奇消遣的课程定位，实现由“消遣”到“反思”的定位转变，并以智识性为追求，构建全新的知识体系框架，改变传统的教学方式，参与体验型课堂，以增进学生对“生活世界”的理解与关注。同时，在现有课程体系中也应进一步加强并提升民俗类课程的地位。
民俗类公选与专业选修课程，乃至公选课事实上多是被学生作为一种“消遣”性质的活动来参加的。因而，针对上述学生实际心态，应首先阐明民俗课程的设置目的及实际功用，以免学生继续固守己见，以讹传讹，自以为是，实现课程与学生由“消遣”到“反思”的转变；再者，按照“反思性”、“生活性”的课程定位，民俗课程内容的选取无论是专业课还是公选课皆不以一味“迎合”学生口味与设想为标准，不以“猎奇”、“媚俗”为取向，而是以紧密结合生活为原则，以智识性为追求，选取并讲授相应内容，积极回应现实，用民俗的力量努力化解各种“科学主义”、“消费主义”等现代性理念对人的困扰，树立起以知识权威为先导，进而引领与带动道德权威进行教书育人；最后，我们还要改变传统教学模式，授人以渔，创设参与体验型课堂。按照“积极动员，深度参与，明确要求，加强指导，答疑解惑，质询探究，及时总结，相互交流，教学相长”的具体要求有序进行。

【作者简介】崔家田（1979—），男（汉族），河南宁陵人，讲师，博士生，现供职于洛阳师范学院历史文化学院，主要从事历史社会学、社会文化史研究，从事民俗文化教学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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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中元节述略

历朝历代中元节普遍以七月十五为期，其活动内容既有与宗教有关者，也有一般人家所行的祭祖之礼，而且通常并行不悖。其中荐新祭祖一直是一般民众的主要活动。明清两朝至民国年间，山东中元节以“祭祖”这一基本内容最为普遍。中元节一直是一个内容丰富多元，流传范围广、具有民族和区域特色的节日。目前来看，南方比北方要隆重。其中山东地区的中元节无论是节期还是名称均延续了明清以来的习惯，在活动内容上也以祭祖（以居家祭祀或上坟祭扫为主要形式）为主。区域分布上，山东中元节习俗活动几乎涉及全省大部分村落，其中以鲁中地区的祭祖活动最为典型。因此中元节在山东节日体系中的地位也存在区域差异。

【作者简介】刁统菊: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民俗学研究所，《民俗研究》、《节日研究》编辑，研究方向为亲属制度、村落民俗。赵容: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民俗学研究所2010级硕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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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头诗学与中国古典文学研究

自口头诗学（Oral Theory）创立起，它便与古典文学研究密切关联。中国学人投入相当多的时间和精力系统地将它引入国内，且在将它本土化与成功实践之后，它逐渐成为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一种理论参照，给传统的古典文学学科研究范式注入了一种新的活力。这里拟就口头诗学在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上的发展作一个初步的介绍与述评，探讨它与中国古典文学的传统研究书面范式的异同，试图对它在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应用前景做出一定的估价。

【作者简介】冯文开，内蒙古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讲师，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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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绳村落的盂兰盆节和祖先们

笔者在日本冲绳做过数年村落调查。其中的调查报告在该村做了调查汇报演讲，而后被该村村史收录。本文通过关注村民盂兰盆节的基本行为流程，尤其重点观察和记述盂兰盆节第一天早晨迎接祖先回家、第三天傍晚家家户户送祖先的接送仪式以及村子青年团在村内各处绕行歌舞等行为表象，捕捉村民意识深层的祖先观念的结构和性质，然后在调查资料的基础上解析该村落的祖先信仰层面的基本要素及特征。
夭折孩子的灵魂、自家祖先之外的亡者灵魂也都可以在盂兰盆节期间享受现世人们提供的祭品。然而接受祭品的形式和时间、地点，在盂兰盆节期间的待遇侧重均不同，这构成了当地盂兰盆节的特色并由此展示出当地人们祖先观、灵魂观的结构特征。

【作者简介】何彬，1993年北京师范大学文学博士，2011年日本神奈川大学历史民俗资料学博士，现任日本首都大学人文社会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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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礼仪的“神”与“形”

传统礼仪作为人类在文明进化中逐步形成并与一定社会制度相适应的行为（事）规则及其意识观念，是人类所创造的整体文化的一个有机部分；它既是人类的一种精神创造，就自然地服务和服从于人类精神文明的进化，因而历史看，它又是不断发展与时俱进的。从礼仪内核来看，其基质与人类积极本质一脉相通，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延续性，是优秀传统文化在人的社会（生活）行为中的具体实现，对历史进步人类发展起着无形而深远的影响。礼仪文明如何，体现着一个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文化素质和文明程度。它不仅内容丰富，所涉及的范围广泛，而且具有浓郁的历史性与鲜明的时代性。传统礼仪在历史发展中累积形成复杂的内涵，就内容而言，既有精华（优秀的）也有糟粕（落后的）。这里所讨论的是指对今天仍有积极、普遍意义值得世代相传的传统礼仪。
今天谈传统礼仪，不是一种静态的知识性的介绍，而是针对我们当下道德滑坡，文明失落的现状，寻求通过传承和创新传统礼仪，更好地推进精神文明建设，召唤民族精神之魂。以成年礼为例提出明了传统礼仪之“形”时，更要理解传统礼仪之“神”，然后由神形结合，推陈出新，构建现代人能够接受的新规则，最终达到创造性传承。

【作者简介】贺学君，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研究员、中国民俗学会副会长、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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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民间叙事的文化幻象——上海都市传说的文学解析

上海都市传说是上海城市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具有地域性、传统性、当代性等特点。延安路高架桥“九龙柱”的传说、太平洋百货的传说、漕宝路地铁站的传说、恒隆广场的传说等都是上海流传广泛、影响较大的都市传说。上海都市传说与欧美广泛流传的消失的搭车客、钩子杀手等传说没有太大的一致性。这些上海当代传说中的人物与中国古代传说有一脉相承之处，情节类型也比较相似，表现的却是当代人对迅速发展变化的城市面貌和城市生活的独特理解，其中有的传说，如风水传说、吸血鬼的传说，也包含了对剧变中的城市的某种隐忧和焦虑。这些当代传说提供了新的故事，依托近年新出现的建筑、道路、车站、校园等标志性公共场地创造了一系列崭新的文学形象，体现了人们试图通过情感和想象把握和理解这座城市的努力。上海都市传说是一种当代民间文学，它为高度物质化的都市建筑群落初始性地创造了一个富有童话色彩的文学世界，并以一种浪漫的、诗意的方式开拓了城市文化的意义空间。

【作者简介】黄景春 男，河南确山县人，现为上海大学中文系副教授。主要研究民间信仰、民间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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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东北地区满族饮食习俗考略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由于地理位置、气候条件、经济发展的差异，形成各地各民族不同特色的饮食文化。居住在东北地区满族由于其特殊地理位置、气候条件，其饮食习俗具有一定的民族特征。这种特征既是不同历史发展阶段社会经济的反映，也是其民俗文化和生活状态的体现。因此对其饮食习俗从饮食源流、食物结构、饮食器具、饮食方式、饮食禁忌等几方面做一全面地考察和研究，这对了解当时的社会经济及生活状况具有重要意义。
有关满族的饮食特点的论文虽然不少，但是大部分是只是介绍其饮食特点，对于其饮食结构、饮食器具、烹饪方式很少涉猎，本文试从一个新的角度对清代东北地区满族饮食习俗进行考略，从本文参考的众多历史学、民俗学及考古学史料中可以看出，满族先世的饮食习俗是一脉相承的，不是因为朝代的更替而其饮食习俗就发生变化，饮食习俗是随着经济的发展生产力的进步循序渐进地改善。
满族的饮食习俗是一个复杂的文化习俗综合体，其形成取决于地理位置、气候条件以及经济的发展和人类的文明程度。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社会的进步，饮食条件也会日益改善，越来越科学。而从满族饮食习俗的演变，使我们更进一步了解满族的民族特点和传统风俗以及满族的历史进程。

【作者简介】黄岚，女，满族。1989年东北师范大学历史系毕业，现任吉林省博物院古代史部副主任，研究馆员。吉林省民俗学会副理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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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俗为民众身体感受的生活事象

生命哲学将民众在历史和现实中的身体展演了出来，从而加深了人们对身体的思考。那么，这一理念对民俗学的研究者有何启示呢？其实，我们从生命哲学的身体概念出发，将生命哲学的理念引入民众的生活，可以推断出这样一个结论：民俗是民众在以他们的身体感受谱写自己的生活经历。因此，对于民俗学的研究者来说，研究民众身体感受之生活事象极为重要，所谓“眼光向下”就是感受民众身体感受之感受。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民俗即为民众身体感受之生活事象。

【作者简介】黄清喜（1976—），男，江西人，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民俗学与文化人类学研究所2010级博士研究生，从事民俗学和中国民间文学方面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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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语境理论角度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作为一种活态文化，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完整样态和生动内容存在于特定语境之中。文化事象与文化语境是水乳交融、密不可分的，被简单化地去掉语境因素的文化事象只是静止僵硬、残缺不全的文本形式。文化语境的构成要素可从两个纬度来把握。从时间维度看，文化语境分为历时的传统规约和共时的环境条件两方面；从空间维度看，文化语境可分为现场情景和社会文化背景两部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相关文件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界定和关于保护工作的阐释就是在关注语境要素的基础上作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语境保护工作有两种：一是对在现代社会仍有存活价值的文化事象应大力扶植，保护其赖以存活的土壤，使之在现代社会传承下去；二是对不适应现代社会环境，因失去存活价值而正在衰亡的文化事象，要完整地记录保存，不仅保存其文化事象，而且保存其文化语境。今后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在语境保护方面应制定细致可行的操作规范。

【作者简介】黄涛，温州大学人文学院教授，民俗学学科（浙江省重点学科）负责人，温州大学“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基地”主任。1999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从师于钟敬文教授，获民俗学博士学位。曾在中国人民大学任教20年，2008年2月引进到温州大学。中国民俗学会常务理事、副秘书长，浙江省民俗文化促进会副会长，国际亚细亚民俗学会中国分会副会长。代表著作有《语言民俗与中国文化》《民间语言志》《中国民间文学概论》《流行语与社会时尚文化》《中秋节》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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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日照渔民渔业行规调查

沿海渔家的生产、生活习俗，不仅成为日照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海洋文化不可或缺的一环。它深刻反映了海洋对人们心态、情绪乃至性格的影响，也制约规范着渔家人的道德和行为。
渔家行规是由海上生产的艰难和风险世代相传约定俗成的，这种约定俗成，规范着渔家的生产和生活行为。具体内容主要有：一、父子不同船；二、救人危难；三、绝对服从；四、拣浮水（溜海）；五、安全防护；六、护海养海。

【作者简介】吉良新，男，教授，山东日照职业技术学院旅游学院院长 ,校旅游文化研究所所长；仪孝法，男，山东日照职业技术学院旅游学院教研室主任 ,校旅游文化研究所副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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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调查 没有发言权——再论民俗学的田野调查

田野调查是民俗学人进行专业研究应该身体力行的基础研究方法之一。本文从民俗学田野调查的缘起出发，回顾了毛泽东《寻乌调查》的经验和方法，结合笔者本人参加的广东连南瑶族调查实际，总结了田野调查中容易遇到的语言障碍、天气人力、身体状况、“同乡人”问题及应该注意的事项等等。
田野调查强调实地考察，深入民间社会，直接采集民俗资料，去理解当地民众的生活。我们的调查以什么样的形式，在什么状况下展开，研究因此受到了什么影响，都是田野调查必须考虑的。这样既可以得到忠实可靠的资料，又可以修补前人调查资料的不足，是我们民俗学中较为可靠的研究方法。民俗学的田野调查是对调查对象有发言权的基本前提。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不做正确的调查也没有发言权。

【作者简介】蒋萍，女，瑶族，湖南江永人，中央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民俗学2010级硕士研究生，中国少数民族民俗文化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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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花朝节的复原与重建

苏州花朝节具有悠久的历史传统，活动丰富且形成体系，官府、民众皆要参与其中。明清以降，苏州方志笔记、小说诗文中对花朝节开始有了明确的详细记载。苏州花朝节在时间、场所、习俗等方面的“规范”约在明清时期完全定型和成熟，这些细节设置中都受到苏州传统文化的浸蕴和影响。在时间的选择上，苏州地区风俗不同于唐、宋古制而以农历二月十二日为花朝节。对场地的规定中，过节时不仅要各自在家或郊外游乐，官、民皆要到花神庙中烧香供奉。就节俗活动的设置而言，除延续各地皆有的饮酒赋诗赏花等外，苏州地区还以“扑蝶”、“赏红”来点缀节日，又去虎丘花神庙献供祝寿、吃寿酒、唱堂名、夜游灯会等，另要吃油炸玉兰片应节等。
花朝节在吴地的传承、流行，与苏州地区特有的花文化传统有着密切联系。苏州传统文化在自然地理条件与人文环境基础两方面都与花朝节的文化精神极为契合。在自然条件方面，苏州地处江南，花事滋荣，可谓一个花的城市。在人文基础方面，吴地深厚的人文底蕴奠定了其花文化的基调。虎丘花农种花、护花，宋以后已形成花业雏形；苏州百姓也爱花、惜花，衣食住行生活全方位皆有“花”的影子。
就苏州花朝节的重建，本文从重建花神庙、复原花朝节、恢复节俗活动、打造育花基地、鼓励花俗研究等方面提出建议，为花朝节的文化复归描绘可行的蓝图。

【作者简介】蒋玮，女，江苏丹阳人，文学硕士，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现在苏州博物馆民俗部从事吴文化及民俗研究。沈建东，女，江苏苏州人，史学学士，毕业于江西大学历史系，现为苏州博物馆民俗部研究员，中国民俗学会理事，苏州吴文化学会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