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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忘记的儿童文学经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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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忘记的儿童文学经典

《 光明日报 》( 2012年05月28日   12 版)





《金河王》



《鲁宾逊漂流记》



《爱丽丝梦游仙境》



《水孩子》

  

《丘克和盖克》

  

中文版《红蜡烛与美人鱼》

[ 本帖最后由 Robot 于 2012-5-28 18:17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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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

儿童文学:读书立国之始

《 光明日报 》( 2012年05月28日   12 版)

    与产生了格林童话的德国、产生了安徒生童话的丹麦等欧美国家相比,日本儿童文学的诞生可谓晚矣。大概自明治维新之后,随着全民教育制度的施行而培育的儿童文学读者层的诞生,以及出版业的技术革命,儿童得以确认,儿童文学孕育而生。

    说起来,中国“五四”思想启蒙运动中声势浩大的“儿童文学运动”就直接受到日本的影响;而中国儿童文学从本体观念到语言表达,又何尝不浸淫于日本儿童文学的传统呢。

    说到近代以来的日本文学传统,有人将其归结为未明传统。那是因为日本近代出现过一位叫小川未明的童话作家,他创作的《野蔷薇》、《红蜡烛与美人鱼》等杰作幻想性丰富,充溢着日本民族特有的物哀美学,那暧昧柔变的叙事风格和悲天悯人的情怀,长久以来成了日本儿童文学的规范和理想。上世纪60年代之后的日本儿童文学,以长篇少男少女小说和长篇幻想小说为主轴,从社会现实变革出发,借助否定未明童话得以确立。然而小川未明的文学精神——“将对人类的爱情与正义感传给下一代”,却转化为“小川未明文学奖”和“小川未明文学馆”的形式,被延绵,被追寻。

    日本在历经大正时代儿童文学的春天和昭和时代儿童文学的成熟之后,在电视、电玩等声像产品的冲击之下,不可避免地进入衰退期。儿童在轻而易举地获得漫画、电玩等娱乐手段时,无心从书本中寻找乐趣;孩子们疲于应付学校的繁重课业,阅读课外读物的时间遭到挤压;日本儿童文学创作无论是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无法满足儿童阅读需求:一线作家创作枯竭,而二线作家的创作尚未形成气候;儿童文学研究者在减少,对创作界和阅读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儿童文学研究专家和评论家不能给予积极应对。儿童文学衰退的后果是,孩子们沉湎于漫画和电玩光怪陆离的世界中,一味追求“快乐”和“好玩”,除了想象力的丧失、思考能力的弱化,就是儿童不再对未来抱有梦想和希望。于是,忧患意识强烈的日本,从政府到教育官员、作家、一线教师和家长,都开始积极推进儿童阅读活动和儿童文学创作。

    设立“儿童读书日”

    日本政府于2001年12月颁布《儿童读书活动推进法》,将每年的4月23日定为“儿童读书日”,后来又扩展到“儿童读书周”,国家和地方政府定期制定并公布推进儿童读书活动计划,并对落实情况进行监督考核。读书日当天,优秀实践团体将得到政府表彰。今年日本的“儿童读书周”活动于4月23日至5月12日举行,主题是“连接你与未来的书”。围绕“如何推进家庭读书”的课题,日本读书推进运动协会制定系列方案,建立家庭儿童文库,鼓励父母陪同孩子读书,对如何营造家庭读书氛围提出具体建议,比如让孩子感受到父母爱读书的心情;在孩子触手可及之处都放置书本,即便每日读一页也会受到表扬;父母与孩子一起阅读,通过共同话题来敦促孩子的阅读兴趣,增进代际之间的交流。借由“儿童读书运动”倡导全民读书,显示了在全球也罕见的“读书立国”的独特性。

    鼓励人人创作儿童文学

    据悉,日本政府和民间组织设立各种儿童文学奖项约五十余种。大多儿童文学募集活动不分国籍、职业、年龄、性别,募集机构也五花八门,有政府机构、儿童文学协会、公司等,这些征文在社区看板、公交车或地铁等公共场所不经意间就映入眼帘。出版机构也绞尽脑汁地鼓励人人创作童话,给作者不菲的稿费(一般千字能达15万日元),出版的书籍装帧精美,并且花大价钱购买外国优秀作品的版权。那些能够给予孩子们优秀儿童读物的创作者不仅囊中丰盈,还会赢得全民尊重。

    儿童文学与电影、漫画积极互动

    将儿童文学名著改编成电影,引起儿童重新阅读名著的兴趣,在这方面成就最为斐然的,无疑是宫崎骏。他对人性异化和迷失有清醒的批判,但又是个理想主义者,他以顽强的意志使人在强烈的共鸣中重温童年梦想,来增添抗拒物质诱惑的勇气。最近,宫泽贤治的名著《古斯柯布多力传记》再次被拍成动画电影,原作的问题意识与日本三·一一大震灾之后面临的环境保护问题有一定程度的重叠,制片人试图将此片拍成超越时代、鼓励人们勇战困难之作。诸如此类的儿童巨著被拍成动画片、制作成绘本、纸戏剧、朗读CD,为人类创造出一块温馨纯净的精神家园。(陈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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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

那些写给童年的故事

《 光明日报 》( 2012年05月28日   12 版)


一名儿童在伦敦公园里骑滑板车 戴军摄

    每个人的成长,多少都伴随着痛楚。然而,当我们回望童年时,总会想起搂着大人的小腿转圈、在成熟世界的缝隙间发现的快乐。就这些形形色色的小快乐而言,我们很容易与法国作家普鲁斯特产生共鸣。他说:“我们在童年时代过得最充实的日子,莫过于那些我们以为还没有过就已经溜走的时光,那就是我们同一本喜爱的书一起度过的日子。”是啊,捧着一本心爱的书,废寝忘食地读,谁没有过这样的经历呢?今天,童书出版业如此兴盛发达,谁都会认为,鼓励孩子们在精美的书页间驰骋想象、收获自由的快乐是理所应当的。只是,人们可能想不到,童年并非天生如此,快乐成为童年的主题,是人类文明在19世纪中后期才实现的成就。那些写给童年的故事,在历史上有它们自己的曲折故事。

    在英国,专门写给儿童看的书,最早出现于17世纪。在此之前,印刷费用昂贵,加上社会识字率低,书是成年人尤其是上层绅士的专属品。17世纪,因宗教改革获得新生的新教国家,如德国、英国,鼓励信教者独立阅读理解圣经,将教义应用于生活,这才使识字人口大大增加。读书首先为了确立巩固宗教信仰,因此,早期的儿童读物与信仰教导密切相关。

    当时,对儿童最现实最迫切的教导,现在的人可能难以想象,是清教徒的需求:指导孩子面对死亡。那个时代,儿童夭折率很高;在清教徒看来,如果不让孩子们及早在思想上做好准备,他们死后,灵魂会坠入地狱受苦。信仰从孩子抓起,其结果是孩子们的识字课本上全是干巴巴的主祷文和圣经教条。除此以外,专为孩子撰写的宗教小册子,也是用虔信的儿童苦难故事包装的说教。究其实,这一切缘于一个统治英国儿童文学数百年的宗教观念——人生而有罪,包括儿童在内。人性有痼疾,儿童自然也具有堕落和犯罪的天性,大人有责任教导孩子洗净罪孽、获得拯救,亚当的子孙必须在严格的养育中获得救赎。

    阅读是对儿童进行宗教和道德教育的手段,宗教册子由此构成17世纪到19世纪上半叶英国童书的主流。儿童读者的快乐并非不在考虑之列,相反,在正统的儿童教育家看来,体会上帝的意志就是他们应得的最高快乐。然而,孩子寻求快乐的天性并不受成年人的摆布。他们或者津津有味地阅读大人的小说,如班扬的《天路历程》、笛福的《鲁宾逊漂流记》、斯威夫特的《格列佛游记》,或者寄情于18世纪兴起的廉价故事书。18世纪初,由于印刷术的发展,一种没有封皮、八开本、印制粗糙的廉价故事书流行开来,上面登载的内容五花八门,有童话、民间故事、恐怖侦探故事,甚至著名小说的删节本。因为价钱便宜,由街头小贩兜售,劳工阶层的孩子读得如饥似渴,特权阶层对其深感厌恶,他们的孩子却背着大人偷偷阅读。

    18世纪在英国畅销的童话故事,主要是法国和德国的舶来品。它们受到了英国本土的儿童文学批评家和上层社会的双重抵制。前者抗议这些外国童话以文学的形式反道德。例如,法国作家夏尔·佩罗的《鹅妈妈故事集》甫一引进,《教育卫士》杂志便刊文谴责它描绘了人类最坏的激情和冲动,如羡慕、嫉妒、虚荣、喜欢漂亮衣服、对继母和同父异母姐妹的排斥等等,而这些完全是小孩子不应该知道的。上层社会反对,则是因为这些故事忽略了社会秩序。在英国,不同阶级之间直到18世纪末都是壁垒森严的;外国童话不管这一套,故事里,扫烟囱的小伙子、在厨房劳作的灰姑娘不仅可以打入中产阶级,甚至还能跻身贵族。相比起这些无法无天的幻想,英国上流阶层更赞许那些描写上层人士无私帮助穷人、穷人谦卑安分知恩图报的故事

    快乐重要还是教化重要?廉价故事书和宗教道德小册子各执己见。在这场旷日持久的战局中,英国诗人威廉·布莱克和威廉·华兹华斯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布莱克的诗集《天真之歌》描写儿童的快乐、纯洁、充满灵性,华兹华斯在《颂诗:忆幼年而悟永生》中赞美孩子的天真无邪和自由烂漫的想象力,他们笔下的儿童形象,与道德家笔下背负原罪、敬畏上帝的童年形象形成鲜明对照。浪漫主义诗人把纯真和快乐还给儿童,也就颠倒了宗教道德家以磨难行劝诫的儿童故事,童年的概念从此发生了潜移默化的改变。19世纪,我们可以看到安徒生、格林兄弟的童话在英译中被删改或加上道德宣教以适应英国读者口味;与此同时,我们也可以发现识字课本添上了插图和更有趣的句子,宗教训导变得轻松快乐起来。一方面,玛丽亚·埃奇沃思的《道德故事》、玛丽·玛莎·舍伍德的《婴儿历程:从毁灭之谷到永生的荣耀》、《菲尔柴尔德一家》等严肃教育作品畅销一时,标志着有关无私、自我改进之类的美德教导仍大有市场;另一方面,爱德华·李尔写的以滑稽打油诗、押韵歌谣为主的《一本荒唐书》面世,说明儿童文学正向欢乐进发。最有意味的景象出现在这样一组对比中:1804年,英译本《灰姑娘》重印16版仍供不应求;1817年,《青少年评论》杂志却还在警告幻想文学的危害;但与此同时,英国的道德家正悄悄转型,英国作家开始写作自己的童话和幻想作品。

    不同文学价值观的碰撞汇合,酿造了英国儿童文学的黄金时代,催生了一批流传至今的童书经典:约翰·罗斯金的《金河王》(1851)、查尔斯·金斯利的《水孩子》(1863)、路易斯·卡罗尔的《爱丽丝梦游仙境》(1865)、乔治·麦克唐纳的《北风背后》(1871)和《公主与妖魔》(1872)。有人断言,这是快乐对于严肃、童话对于道德家的胜利。其实,仔细想来,并不尽然。快乐固然宝贵,它背后有一个重要问题:什么是儿童的利益所在?这个问题永远是严肃的,值得用开放的态度讨论的。正如人们说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人“发明”了童年,这所谓的发明,决不仅仅意味着从此孩子们有了欢快的故事书可读。事实上,童年之始,首先始于维多利亚时代的童工制终结和义务教育制获得立法。而最早为劳工阶层的儿童教育和福利操心奔走的,许多正是萨拉·特里默这样奋力抨击《鹅妈妈故事集》之危害的道德家、慈善家。金斯利、卡罗尔和麦克唐纳这三位儿童作家的职业均为牧师,也似乎并非偶然。

    20世纪到21世纪,英语文学世界又多了一些孩子们的好伙伴,如彼得·潘、维尼熊、哈利·波特。但是,严肃批评的声音也一直没断过。维尼熊大受欢迎之际,就有人忧心故事里出自小笨熊手笔的错误单词拼写会误导小孩。哈利·波特一集一集如火如荼出版,著名批评家哈罗德·布鲁姆忍不住表态:无论是语言、情节还是观念,此书对年轻读者毫无营养。他们是新一代爱说教的老古板吗?也许。可也不一定。小说家切斯特顿说,童话世界的所有快乐其实悬在一根线上,那根线就是一切快乐皆有条件。如果说,在儿童文学领域,有一根线从灰色沉重的过去贯穿到轻快五彩斑斓的今天,那根线一定叫做儿童教育的责任感。(萧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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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

当代儿童文学的变化

《 光明日报 》( 2012年05月28日   12 版)

    在世界儿童文学的百花园里,俄苏文学曾经有过绚烂多姿的美丽和沁人心脾的芬芳。尤其是对于今天五六十岁的中国读者来说,俄苏儿童文学在他们精神成长的过程中所产生的深远影响,恐怕是任何一个其他国家所无法比拟的。那大自然的美妙与神秘(如比安基的《森林报》)、那幸福而传奇般的儿童生活(如阿尔卡季·盖达尔的《丘克和盖克》)曾经是多少中国儿童的向往。而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至今,伴随着国家政治经济体制的巨大变迁,俄罗斯儿童文学发生急剧变化,表现出与苏联儿童文学的诸多不同之处,可以说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苏联时期,文学创作接受党的领导,儿童文学也不例外,而当代儿童文学作家不再进行指令性创作,开始面临市场的检阅。这一方面促进了创作体裁、题材和方法的极大丰富,另一方面又因鱼龙混杂而特别考验起父母和儿童的审美能力来。不过真正受欢迎的依然是那些能够经受得住时间考验、打动人们心灵的作品。

    苏联时期强调儿童文学的教育功能,作家们担负着培养共产主义新人、塑造新世界建设者的使命,创作出了大量可以代代相传的优秀作品,却因为美化生活和道德说教而为人所诟病。与这种情况相反,今天的俄罗斯儿童文学强调顺应孩子的自然与天性,在轻松与幽默中教你面对生活中遇到的种种问题,有时甚至会在表面上与严肃的道德说教唱反调。如儿童诗作家奥斯杰尔在《不好的建议》这本书中给孩子出了很多诸如和父母打架、背叛朋友这样的荒唐主意,认为这不是让孩子感受父母忍耐力的极限,而是让他体验社会行为准则的张力。请看:“如果你们带着帽子出去玩,却把帽子弄丢了,不要着急,回家去对妈妈撒个谎。但是这谎一定要编得圆满,要让妈妈屏住呼吸,眼里满是赞赏,久久地听着你的谎话。”他在前言中说“这是写给那些不听话的孩子看的书”,实际上他是在用另一种方式告诉孩子们什么是正确与错误。

    在创作题材上,过去一直对儿童比较禁忌的主题,如流浪、性、吸毒、网络、专制、黑手党等都出现在当代儿童文学作品中。这使儿童文学与成人文学的界限变得模糊起来。与此同时,儿童文学与大众文学的结合也成为一个新的现象。儿童侦探小说、女孩爱情小说、“恐怖小说”、“幻想小说”大量涌现。其中,“恐怖小说”大多是建立在儿童民间文学的基础上,通过一种超自然的力量(怪物、魔鬼、吸血鬼等)达到恐怖效果。这种小说情节大多发生在远离成人世界的隐秘角落里,没有前后的因果关系和逻辑性。“幻想小说”的情节常常在现实世界与几个魔幻世界中穿插进行,最受读者的欢迎。有评论家认为,这类文学作品的广为流传恰恰是苏联解体在人们心中所产生的荒诞感的反映。

    在创作方法上,苏联时期要求坚持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道路,以真实的艺术魅力打动儿童,帮助儿童树立正确的人生观。而当代俄罗斯儿童文学作家则运用反讽、怪诞、对外国儿童作品的仿写等多种艺术手法进行创作。有的年轻作家还通过自己的博客、微博、电子邮件等与读者直接交流。

    另外,由于音像业、网络业的发展,传统的儿童画书受到极大挑战。以前那些杰出插画家的作品已经很少出现,取代它们的是与音像制品、网络文本配套出版的动漫图书。这样既减少了商家的金钱与时间成本,又具有良好的市场前景。这种画书颜色鲜艳,装帧精美,不仅吸引孩子,而且对一些30岁至60岁的女性也极具诱惑力。商家清楚地知道:书是给孩子读,但买书的是他们的父母。

    俄罗斯文学的精髓是人道主义,具体到儿童文学上,就是对儿童的尊重,对儿童语言和心理的准确揣摩与把握,希望今天的俄罗斯儿童文学能够在坚持自己民族特色的同时博采众长,为世界贡献出更多的精品。(侯玮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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