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史，为后人留下西藏和平解放的全貌
□ 宋月红
来源：中国民族报 2011年12月23日
迄今关于西藏和平解放的历史研究中，亲历者的回忆、纪念性文章等口述性史料占有很大比重，口述史研究的发展趋势也越来越明显，不仅为广泛而深入地研究西藏和平解放提供了越来越丰富的可信史料，而且记载下亲历者对西藏和平解放的内心感受和认识。没有这些口述性史料及其研究，不可能比较完整地再现西藏和平解放的历史全貌。从一定意义上说，一部西藏和平解放史，大半是西藏和平解放口述史。
经由口述勾勒出的西藏和平解放谈判细节
决策者是谁？
中央人民政府方面，主要是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等。大量的历史事实表明，毛泽东是和平解放西藏的总设计师和领导核心。周恩来和刘少奇在中央协助毛泽东指导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的谈判工作，处理谈判中出现的重大问题，是谈判工作的组织者。当时，为不耽误和谈的进程，中央规定有关和谈的报告可以直接报送书记处和刘少奇。据时任李维汉政治秘书的赵范回忆说，中央还规定，若有特别紧急的重要情况，他可以不经过中央统战部和中央办公厅，直接报送刘少奇。其间，刘少奇曾多次召见中央统战部领导，听取汇报，共同讨论有关问题，并亲自查看有关文件。据时任中央统战部副部长的刘格平回忆，他自己就曾向刘少奇汇报过几次工作。
西藏地方，主要是第十四世和西藏地方政府。他们不仅在中央人民政府的民族政策的感召下，派出了西藏地方政府和谈代表团到北京与中央人民政府谈判和平解放西藏的办法，而且在谈判期间，西藏地方政府和谈代表团与第十四世和西藏地方政府之间保持着请示报告的工作关系。
全权代表都有谁？
中央人民政府和谈代表团于1951年4月28日宣布成立时，当日新华社并没有对外报道此项内容。1951年5月23日和28日，“十七条协议”正式签订和对外公布时，中央人民政府全权代表名单才被外界所了解，这就是首席代表李维汉，代表张经武、张国华和孙志远。李维汉时任中央统战部部长和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主持中央人民政府和谈代表团的工作；张经武时任中央军委办公厅主任，协议签订后被派赴西藏，任中央人民政府驻西藏代表；张国华时任担负进军西藏主要责任的十八军军长，谈判开始后的5月15日赶到北京参加谈判；孙志远时任西南军政委员会秘书长，在将第十世班禅额尔德尼问题写入协议遇到困难时，是他在与阿沛·阿旺晋美的商谈中提出维持第十三世与第九世班禅额尔德尼彼此和好相处的地位与职权的。
西藏地方政府全权代表中，阿沛·阿旺晋美为首席代表，然后依次为凯墨·索安旺堆、土丹旦达、土登列门、桑颇·登增顿珠。就他们之间的关系，阿沛·阿旺晋美曾在回忆文章中介绍说：“在5位代表中，有两位同我是亲戚关系，一位跟我合作共事多年，还有一位与我关系也好。桑颇的奶奶同我母亲是亲姊妹，我是他表叔；凯墨的父亲同我祖母是亲姐弟，他是我舅舅。凯墨的夫人和桑颇的母亲又是亲姊妹。这样，我进行工作很方便，桑颇也好做工作。我和土丹旦达的关系也比较密切，我们俩曾在一起负责给十四世的父亲在拉萨建造住宅。他当时是孜准，我是协邦，我们前后合作共事有4年时间。所以，我和他关系很近，说话也比较方便。我和土登列门关系不亲不疏，通过在昌都一段时间的相处，关系还好，也能谈得来。因此，我同他们之间商谈协议条款，认识比较容易接近。我同凯墨个别谈过必须同意往边境派驻解放军的道理，否则，就无法进行谈判；而要同解放军合作，就要成立军政委员会。这样，凯墨没有什么阻力，其他代表也很顺利地取得一致意见。”西藏地方政府全权代表直接与中央人民政府全权代表友好协商，并经过20多天的谈判历程签订了“十七条协议”，为和平解放西藏作出了贡献。
谁参与了谈判？
谈判事务重要而繁杂。中央人民政府和谈代表团方面，赵范担任代表团秘书,他参加了和谈的全过程，并负责向刘少奇和书记处汇报。据他回忆，和谈期间，就报告工作，中央统战部曾由“一事一报”改为“一天一报”。李维汉和统战部党组把向中央报告的任务交给了他。乐于泓时任十八军联络部部长，受中共西藏工作委员会的指派，陪同阿沛·阿旺晋美一行赴京。据他回忆说：“一到北京，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就告诉我，班禅额尔德尼也将从青海来京，谈判要谈班禅大师与的团结问题，要我向阿沛等代表说清楚，并通过他们说服取道印度来的和谈代表，并请他们在班禅大师到京时派个代表去车站迎接。”协议签订后，中央决定让他以十八军联络部长的名义随同张经武到赴藏。
第十世班禅额尔德尼受邀赴京协助中央人民政府同西藏地方政府的和谈，由西北军政委员会驻班禅行辕代表范明陪同。据范明回忆，中央人民政府指派西北军政委员会秘书长常黎夫和他本人参加了谈判小组的内部工作。
谈判会务工作是一项具体工作。中央人民政府和谈代表团秘书是赵范；胡钧当时在中央统战部民族组工作，在谈判期间与新华社的高向明被分配担任会议记录员，每次谈判结束后，他们都要核对记录笔记，然后再整理上报；平措旺阶担任藏语翻译。在将近一个月的时间里，赵范、胡钧和李维汉的警卫员刘新来，每天随李维汉同车行动。
班禅行辕方面，计晋美“为谈判的成功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他曾任班禅行辕驻（南）京办事处处长，在他的努力争取下，国民政府批准认定了第十世班禅额尔德尼，并派专使主持了坐床典礼。这一工作在促使西藏地方政府和谈代表团承认第十世班禅额尔德尼合法地位问题上发挥了重要作用。1951年4月27日，他作为主要陪同人员随第十世班禅额尔德尼抵京。西藏地方政府和谈代表团方面，金中·坚赞平措是代表团的重要随员，尧西·彭措扎西（达赖的姐夫）为藏文翻译，桑都仁青为英文翻译。
“十七条协议”的签订是中央人民政府和原西藏地方政府及其双方和谈代表团共同努力的结果。其中，中央人民政府全权代表和西藏地方政府全权代表是面对面的直接谈判者，同时有一大批参与、配合和谈的各界人士和承担具体事务的工作人员。
“慎重稳进”方针是如何确
立的？
就西藏工作“慎重稳进”方针来说，长期以来，关于这一方针的确立问题，一般依据的是毛泽东在1951年5月23日“十七条协议”正式签订的当晚与承担进军西藏的十八军军长张国华的一次谈话。在谈话记录档案没有公布前，这次谈话的内容来自张国华发表在《人民日报》1962年10月25日的《西藏，回到了祖国的怀抱》的回忆文章中。他在文章中说：“签字的当天下午，我们向毛主席汇报工作时，主席高兴地说：‘好哇，办了一件大事，这是一个胜利，但这只是第一步，下一步要实现协议，要靠我们的努力。’主席详细询问了部队的思想生活情况，要我们很快进军拉萨，为全部实现十七条而努力。毛主席又指示我们说：‘你们在西藏考虑任何问题，首先要想到民族和宗教问题这两件事，一切工作必须慎重稳进。’”根据现有文献资料，这是毛泽东第一次在西藏工作中提出“慎重稳进”的方针，将民族工作的基本方针运用到了西藏工作中去。
“慎重稳进”作为西藏工作的基本方针，是毛泽东的西藏工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由于目前没有文献档案的依据，而只是张国华的回忆性材料，中央文献研究室和中国藏学研究中心所编的《毛泽东西藏工作文选》并没有将之收入，这无疑是一个缺憾。
构建现代西藏口述史很有必要
“类口述史”是西藏和平解放历史研究中口述史的主要类型，由中国口传历史学传统和西藏地方口述传统延续和发展而来，有着深厚的民族文化基础，在当代也有着广阔的发展空间，而且随着时间的流逝，这项工作也越来越紧迫，已经到了亟待“抢救”的地步。
在今年纪念西藏和平解放60年中，百年西藏口述史、妇女口述史成为亮点，但它们的价值更多地表现在对口述性史料的挖掘和整理以及与文献档案形成互补、互证的“二重证据”的史料研究格局。但是，这些口述性史料只是具有了口述史丰富史料、核实文献的一般功能，并不构成现代意义上的西藏和平解放口述史，暂可称之为“类口述史”。 “类口述史”在西藏和平解放的研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比如，根据现有公开的口述性史料，可以大致勾勒出西藏和平解放谈判工作的人物图谱。
西藏和平解放的现代口述史是当代中国史学从西方史学中引进来的一种史学理念与方法及其在当代西藏历史研究中的应用。总体看来，现代口述史在西藏和平解放研究中目前大多存在于一些历史人物的口述回忆中，尚没有形成完整独立的现代口述史类型。
因此，从现代史学发展来说，深入开展西藏和平解放历史的研究，不仅需要加强“类口述史”的搜集、整理与挖掘，而且需要着力构建以西藏和平解放的历史为基础、充分体现西藏历史发展特点的现代西藏口述史。这就是，根据西藏和平解放的历史进程，在主要研究文献档案的同时，运用现代技术手段，集中专业化的研究力量，由西藏扩及全国，开展西藏和平解放亲历者、参与者的普查，进行西藏和平解放的社会历史调查和地理研究以及日记、回忆、实物等的收集与整理，有计划地针对重点对象和重点人群开展口述史研究，以进一步推动西藏和平解放的历史研究繁荣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