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尔沁

9．18国耻日和作为文化武器的满洲国电影





［关键词］      满铁    关东军   李香兰    株式会社    国策电影    口述影像











这里所谓口述影像的提出，启源对于曾经的“满洲映画协会株式会社”[ii]当时演员和当际工作者的后来访问。比如：主演著名国产故事影片《甲午风云》《英雄儿女》的浦克[iii]。比如主配故事影片《刘三姐》长春电影制片厂著名演员贺汝瑜。比如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俳句专家李氓。又比如满映的摄影王启民等等电影业前贤。王启民1937年考入满洲映画株式会社，在他近70年的电影生涯中涉及到电影艺术的三个领域：作为演员王启民是满映第一部影片男主角并且被誉为影星改行学摄影。他还是满映的第一个独立拍片的中国摄影师。


随着1932年3月1日“满洲国”的建立，傅仪的心灵变为双重。因为“满映”的目标也因之是双重的。伴随日本武力侵略战争同时，傅仪复辟政权也利用了日本[iv]。“满洲国”建立五年，“满映”1937年成立。“满洲国”委成六年之后的1938年，“满映国”的第一部故事片《壮志烛天》由日本人坪井与导演拍摄，并由伪满洲国治安部委托摄制。“满映”第一部画面作品《壮志烛天》讲述的是农村模范青年刘得功常遭土匪侵袭投奔了伪满洲国军决心讨伐匪首马得堂。


故事当中刘得功这个行动受到年迈的父母和叔父的反对,但却得到未婚妻瑞坤支持。刘参军后很快晋升为伍长,在一次讨匪中同匪首马得堂遭遇,刘负伤经国防妇人会的妇女热心看护,伤愈出院回乡同老母恋人团聚,受到全村人的欢迎。影片极力美化了伪满国军的生活,带有强烈的宣传色彩。影片制作目的就是宣传伪满国军而且影片是由治安部委托摄制的,强烈说明了电影是为政治服务的,是政治需要的产物。电影导演坪井与导演也承认“这是一部强烈宣传国军为内容的影片。






所谓“满映”拍摄的主题基本环绕于所谓的“娱民映画”和“启民映画”两大“时政映画”。进而刻意美化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扩张政策，刻意奴化乃至毒化中国人民。“满映”作为战时国家实体8年，“满映”是不可复制和无可取替的。“满映”的全称是“满洲映画协会株式会社”。“满映”是日本侵华期间在东北长春经营的远东最大的电影制片厂。“满映”的多数电影技术人员和画影设备常常来自日本。


除了文化武器的双重“国策”，“满映”更是一记象征符号。为了强力扩大“满映”影片传播区域，更好地发挥影片的宣传效果，同时配合日伪的“大陆政策”，“满映”也开始实践它“大陆梦”构想，先后参与了华北、上海沦陷区电影机构的建立，并且还将“满映”的影片成功地输入到了华北和上海电影市场。与此同时，傅仪政权也渴望自已清朝王室进步根生。发生属于自已的本土“国策”。


于是，“满映”成为一记格外独特的文化现象。成为属于它自已的独立电影或者文化身份。也就是说，“满映”几乎不属大陆也不属日本。“满映”只属于“满洲国”。九一八事变又称沈阳事变。因为中国东北被日本称作满洲。日本人称为满洲事变。满洲电影与满洲事变一带形连。九一八事变指1931年9月18日在中国东北爆发的一次军事冲突和政治事件。冲突双方是中国东北军和日本关东军。九一八事件爆发后日本与中国之间的矛盾进一步激化，在日本国内主战日本军部地位上升，导致日本走上全面侵华的道路。这次事件爆发后的几年时间内，东北三省全部被日本关东军占领，因此被中国民众视为国耻，直至今日9月18日在中国许多非正式场合都被称为国耻日。






九一八事变之后的上一个世纪的1933年5月，日本关东军参谋小林隆首先最早提出了建立伪满洲国电影机构的初步设想。小林隆的意见得到了关东军司令部和伪满警察机构的权力支持。1937年8月“株式会社满洲映画协会”正式成立。简称“满映”。所谓“满映”是伪满洲国管理电影摄制，发行和放映的专门机构。


1939年曾经身任伪民政部警务司长的甘粕正彦被任命为满映的理事长。甘粕正彦上任之后，对于满映机构做了几番调整，将原有的“娱民映画部”，“启民映画部”和“作业管理所”三个部门合并起来成为映画制作部，并在制作部下设“娱民映画”，“启民映画”，“时事映画”和“技术映画”四个专门处。与这几个部门相对应，满映生产的影片分为“娱民”、“启民”和“时事”三种类型影片。


在满映存在的8年里，一共拍摄了故事片108部，教育片和纪录片189部。这些七十余年前的资料胶片，后来流失到前苏联一部分，日本人发现后出高价买回胶片，编辑成了30集的录像带，并且在日本有限发售，它们当时的启动价格30万日圆一套。比如“满映”还与东宝合作推出了所谓“大陆三部曲”进行电影国策宣传。所谓“大陆三部曲”就是指李香兰和东宝名演员长谷川一夫共同主演的《白兰之歌》《支那之夜》《热砂的誓言》。






许多“满映”电影不幸失踪了。后来的后来，中国大陆方面在日本友好人士的帮助下面不断发现“满映”电影幸存画面之后，正式面向日本文化部门交涉，并于1995年5月日本同意向中国政府赠送部分资料，一共带来了两套录像带资料，其中包括3部故事片，比如电影《晚香玉》《皆大欢喜》等等。同时还有一些纪录影片。现在这两套录像带资料一套保存在中国电影资料馆，另一套保存在长春电影制片厂


今天人民面前，不论是哪一个年代的9月18日，对于东北民众而言是无法挥去的“梦魇”，“九一八”这一天将他们带入了长达十四年的异族统治，使他们脱离了日常的生活轨道从此家国分离。与此同时沦陷区也就成为东北的另一种“身份”，也正是这种“失节”的身份，使它曾经的“图景”被有意无意地遮蔽。。“满映”在国策宣传上起到了非常重要作用,那就是在对中国人民进行殖民奴化的过程中,成为赤裸裸的宣传和奴化人民百姓的教科书。成为了对于中国人民大众心灵摧残的地狱弹药。


伪满洲国“满映”时期的电影有阶段出台“国策电影”是想通过电影宣传殖民地思想达到宣教的目的。由于“满映”对于当时中国东北地区电影发行放映实行独家垄断，严禁其他影片放映使“满映”独家包揽东北三省各地电影院的票房，不仅仅使中国人思想精神受到严重损害，而且还由此让“满映”赚足了腰包。比如“满映”拍摄的《“满映”通讯》《“满映”时报》《满洲儿童》等等新闻片主要纪录日本关东军及伪满洲国的一些所谓的重大政治活动都是为日本关东军扶植伪满洲国涂脂抹粉的，并且专门提供给在校中小学生“进行日本国策教育”和“思想奴化教育”，要求东北各地的中小学生必须定期观看，中国学生看电影费用须连同学杂费一并缴纳。让中国人交着钱去接受日本人的亡国奴教育。


“满映”为宣传侵华日军和伪满洲国鼓吹“日满协和”美化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扩张政策，奴化毒化中国人民等等方面进行了大量罪恶活动，成为了二战时期日本在国外设置的最大的文化侵略渗透机构。对于当时的中国人民来说，“满映”几乎就是最大的一个贩毒机构，所贩卖的都是充满毒害罪孽深重的精神鸦片。自从1945年日本投降，满映理事长甘粕正彦自杀。满映随之全面解体。幸而，近年来研究者们以不同的角度“重回历史”去触摸那些记忆。但略有遗憾的是今天，仍有一些微弱的声音比如从来未见天日的满映画面，一直还尚未进入我们的跳远视野。












[ 本帖最后由 乌尔沁 于 2011-9-20 21:22 编辑 ]

乌尔沁

于是，“满映”成为一记格外独特的文化现象。成为属于它自已的独立电影或者文化身份。也就是说，“满映”几乎不属大陆也不属日本。“满映”只属于“满洲国”。九一八事变又称沈阳事变。因为中国东北被日本称作满洲。日本人称为满洲事变。满洲电影与满洲事变一带形连。九一八事变指1931年9月18日在中国东北爆发的一次军事冲突和政治事件。冲突双方是中国东北军和日本关东军。九一八事件爆发后日本与中国之间的矛盾进一步激化，在日本国内主战日本军部地位上升，导致日本走上全面侵华的道路。这次事件爆发后的几年时间内，东北三省全部被日本关东军占领，因此被中国民众视为国耻，直至今日9月18日在中国许多非正式场合都被称为国耻日。

Robot

　　本文系《中国社会科学报》第 124 期 7 版 “ 历史学 ” 文章之一。

　　作为现代艺术的电影，本来是文化范畴的事，但是在伪满洲国，日本却将电影作为政治教化的传播工具，承担国策宣传之任。株式会社满洲映画协会（以下简称“满映”）的成立及其一系列活动，则充分体现了殖民统治集团愚弄民众、美化侵略、维护殖民统治的根本意图。

　　在伪满洲国，电影机关并非由文化艺术部门酝酿成立，而是由日本关东军和伪满警察部门出于其对民众的思想统治需要成立的。伪满洲国出笼不久，出于对内对外宣传的需要，在关东军的授意下，伪满政府首先成立“电影国策研究会”，以日本电影宣传宗旨为前提，注意研究世界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电影政策。到1933年末，电影国策思想已基本酝酿成熟。为了阻止关内反日电影对东北人民的影响，也为了对东北人民进行思想和文化渗透，把伪满洲国宣扬的“五族协和”、“王道乐土”等“建国精神”传播给人民， 1937年8月，由日本人任社长的株式会社满洲映画协会（满映）正式成立。该协会名义上直属伪国务院，实际由关东军直接操纵和控制。从此，满映全面垄断了伪满的电影制作、发行和放映权。

　　满映的宗旨是：“满洲国的国策会社，根据日满一德一心的正义，本着东亚和平理想的真精神，在平常无事的时候，对于满洲国的精神建国，有重大的责任，对于日本与中国等国家，应当将满洲国的实在情形，充分介绍，使他们充分的认识，而且对于其他满洲国内一般文化的提高供献资料。到了一旦有事的时候，他的责任更大了，就是与日本打成一气，借着电影媒体，实行对内对外的思想战！宣传战！”伪满“国策电影”的根本精神，就是在平时向民众宣传殖民主义思想和殖民主义文化，在战时，使电影成为思想战、宣传战的一种有力武器，是奴化我国人民的一种政治工具。

　　满映成立后，为了完成其肩负的巩固殖民统治、宣传“王道乐土”、“日满同心同德”的使命，通过颁布法令法规，控制电影拍摄的内容，利用电影“形象化、易接受、好普及”的特点，大量拍摄适应殖民统治需要的“国策片”，并且垄断电影的发行，控制整个电影市场。

　　为了满足日本侵略政策的需要，满映把拍摄影片的内容进行调整，分成三种：“启民电影”、“娱民电影”、“时事电影”。“启民电影”又称文化影片，包括宣传片、教育片和纪录片。主要是通过电影形式向日本人民灌输军国主义思想，在中国人民面前制造“跃进满洲”的假象。“娱民电影”即故事片。主要是通过黄色、恐怖的内容来毒害中国人民。如《蜜月快车》、《富贵春梦》、《冤魂复仇》、《铁血慧心》都是满映的国策片，赤裸裸地宣传“日满亲善”、“王道乐土”、“五族协和”的殖民统治思想。“时事电影”，主要记录伪满时期的各类时事，其中心依然是粉饰太平，为日伪政权歌功颂德。其中，“启民电影”是直接体现国策思想的最有力片种。满映利用这个片种迅速、方便的特点，记录日本关东军侵略和屠杀中国人民的所谓“武功”和日本对伪满统治、掠夺、奴化的“新貌”以及反映“日满一体”的精神，以供向国外进行宣传和向国内民众教育之用。

　　随着日本殖民统治的不断深入，特别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满映的“国策”影片更是充满了“决战必胜”的战争气味。由于侵略战争不断扩大，日本侵略者内外交困，渐渐走向穷途末路。作为日本侵略者战争物资供应地的伪满洲国也在做最后的垂死挣扎。因此，他们把电影作为决战的思想武器，利用电影为侵略者打气助威。他们认为：“在决战前夜，狂呼增产的今日，电影在宣传、慰安、告知、启发、指导上所占的地位，要高出任何一个部门。为了使民众彻底了解大东亚战争以及怎样完遂大东亚战争，所以电影制作当局，就该有充分的反省。”因而，这一时期的电影，都是为迎合日本对外侵略而拍摄的。如《兰花特工队》对日本偷袭美国珍珠港赤裸裸地表达了赞颂之情，《大地逢春》、《黄河》、《碧血艳影》、《银翼恋歌》等都是极其反动的“国策片”。《黄河》是1942年满映推出的“国策片”代表作，影片把侵略魔鬼美化成了救人的菩萨。1943年拍摄的惊险影片《碧血艳影》，描写伪满警察打入“土匪”（指东北人民抗日武装力量）集团内部，最后擒拿匪首的故事。影片拍摄了不少惊险场面，因此被鼓吹为是一次成功的创作。

　　在这里，电影完全用于政治宣传和政治说教，远远抛开了电影的艺术属性，成为日本关东军和伪警察等日伪统治者用来强化法西斯统治的工具。

　　满映从成立到垮台的八年时间里， 所拍摄的新闻片和故事片都是带有明显宣传色彩的“国策片”，它们秉承日伪统治者的旨意，体现“日满亲善”、“王道乐土”，进行所谓的奴化教育。后期的电影内容更加反动，恶意攻击共产党、美化伪满警察，直接反映了日本在南太平洋的侵略活动。在影片输入和发行上，处处体现着国策电影的精神。国策电影以鼓吹“日满协和”、美化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扩张政策、奴化中国人民为目的，成为日本向东北民众宣传殖民主义思想的一种政治工具，对中国人民是一种心灵的摧残。

　　（出处：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郑文云 单位：哈尔滨师范大学社会与历史学院）

Robot

　　本文系《中国社会科学报》第 124 期 7 版 “ 历史学 ” 文章之一。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很快就沦为了日本的殖民地。日本殖民者为了严密地控制东北人民的思想意识，利用多种渠道和途径向东北人民灌输他们的思想观念和意识形态，广播、电影、新闻、出版、会社、教育、宗教乃至文化设施都成为他们殖民宣传的工具。日本对东北的殖民宣传从意识形态入手，攻心为上，强行进行灌输和控制，强迫东北人民对日本的政治、民族与思想文化的认同。

　　在日本殖民宣传的众多手段中，广播成为日伪最为重要的宣传手段之一。日伪之所以非常重视无线电广播的宣传，主要原因有二：一是无线电广播当时是人们最常见的“耳闻”的娱乐形式之一。无线电广播不仅具有传播快捷、通俗易懂的优点，能够快速地深入到城市和乡村的各个角落，男女老幼皆能收听，还可以在潜移默化中影响人们的思想意识。日本人深知这种宣传形式的重要，他们宣称“满洲放送事业，给慰安、报道、教养固有使命中，更富有宣扬王道，促进协和之特殊使命”。二是对抗中国国民政府的广播与反共宣传的需要。日军占领东北后，中国国民政府也实施了对东北的广播宣传，向东北人民传递政府的声音和关内人民抗日斗争的信息；另外，东北抗日联军是日本维护殖民地统治的最大障碍，所以日本关东军竭尽全力“围剿”抗联部队，每一次“围剿”之后，都会利用广播宣布所谓的“战绩”，以便在心理上瓦解东北人民的反抗意识。凡此种种，广播在日伪的操控下便肩负了特殊的殖民使命，成为了日本控制和诱导东北人民的思想与行为的首要殖民宣传工具。

　　日本殖民东北时期负责宣传的最高机构是伪满总务厅弘报处。弘报处管控所有的宣传机器，而具体负责无线电广播的技术部门是伪满洲电信电话株式会社（以下简称“满洲电电”，日方出资1亿元，伪满出资6000万合组）。满洲电电垄断了东北的电报电话业务，也垄断了东北的广播事业。东北全境共有4座“中央”放送局，即新京（长春）、奉天、大连、哈尔滨。除“中央”放送局之外，各地还有次级放送局，这样就形成了“以长春为中心的四向发射的广播网”。比如吉林省境内就有4座放送局——新京、吉林、延吉“间岛”、通化放送局，其他省份也是如此，东北共有放送局21座。日伪为扩大传播范围，不断提高发射功率和频率。1933年4月，新京放送局开始播音的时候，发射功率只有1千瓦，频率570赫兹，波长529米。为了扩大对东北境内的殖民宣传和对抗中国国民政府的广播，1934年11月，新京放送局的发射功率提高到100千瓦，频率180千赫，波长1666米，形成了一座长波广播电台。1936年11月，新京放送局又增加了一台10千瓦的中波发射机，频率560赫兹，波长536米。从此，新京放送局开始播发两套广播节目，大大增强了放送能力。

　　新京是伪满的“首都”，放送能力和宣传能力不断增强，在地方也是如此。如哈尔滨作为特别市，其放送和宣传也紧随其后。1938年，伪哈尔滨市协和会本部决定在哈尔滨市街头建设5座无线电发射塔，其目的就是“使五十万民众，于此非常时局下，认识事变第七年之长期战，巩固枪后（占领满洲以后——作者注）动员起见，特由放送局逐次放送时局讲演，促进国民思想向上运动”。电塔建设由哈尔滨市政府出资建设，5座电塔足以覆盖哈尔滨市的各个角落和周边地区。

　　从广播节目的内容看，日本人把它分为三类，即报道放送、教养放送和慰安放送。报道放送，即包括一切报道性质的广播，如新闻报道、经济行情、各地实况等；教养放送，是所谓有教育意义的广播，如各种讲演、学校放送、儿童时间等；慰安放送，是指一切文娱节目，如京剧、梆子、合唱、相声、音乐等。广播节目并不是固定不变的，它是随着时局和形势的变化而不断进行调整的。1939年8月3日起，日伪为“促进国民认识新情势”，决定“中央”放送局及各地放送局“增设政策放送时间与国民放送时间”，以期“远在千万里以外之满洲僻地乡民，设有无线电收音机者，均可随时随地领略一切国家所行之政策也”。无论是哪一类节目，都遵循日伪的“国策”进行。新闻报道和一些讲演都必须遵循这项原则，即使文娱节目中，同样要夹杂“日满协和”、“王道政治”、“大东亚共荣圈”以及“献纳”、“粮谷出荷”等思想内容。每逢日军占领一地，或某日军高级将领战死，或者他们的特别节日，都要增加“特辑节目”，以宣传日本的“武运长久”、“大和魂”或“武士道”精神。如1939年7月7日，是日军发动七七事变两周年的日子，他们称之为“中国事变两周年纪念日”。为此，“中央”放送局为“纪念此历史意义佳辰”，“特编成兴亚纪念豪华节目”进行放送。其具体安排如下：“当日午后七时三十分起，首由东京转播赖毋木市长之致辞，及管玄乐。八时起，为北京余市长之致辞。并由名伶马连良清唱借东风及甘露寺二出。八时二十分，由张家口转播蒙古军总司令李守信将军讲演，及蒙古音乐。八时四十分，由南京担当。维新政府宣传局长孔宪铿氏之致辞及讲演。九时二十分，则为新京担当之时间。系由协和会首都本部长于静远氏致辞。并有大塚淳氏指挥之交响团之管玄乐云。”从节目的安排来看，这套“豪华节目”覆盖了日本侵占的所有中国领土，从南到北，从东至西，远远超出了东北范围。

　　日伪为了保证广播的“有效性”和接收终端的普及，满洲电电普及课负责收音机的销售，他们积极进行推销。截至1939年5月15日，满洲电电统计各地出售情况是“全满听户，已达十五万六千二百余户，是以预期于本年末，可突破二十万户”，各省销售收音机最好者，为奉天省，该省“至五月上旬，更一跃而突破五万，其增加率为全满之冠”。他们不仅积极推销收音机，而且利用伪满各级政府经常检查收音机的使用情况，即使是学校也是如此。1935年10月，伪满文教部向各省教育厅发出饬令“调查各学校收音机状况”。饬令云：“无线电收音机，为适应新潮流文化设施，不特可使民众得到正当之消遣娱乐之用，并关于国民精神之感化，亦殊非浅鲜。”因此，要求各地文化机关和学校调查收音机的设置状况，“以资促进教育使其发挥效能”。广播已经成为日伪进行殖民教育和宣传的非常重要的工具，而且灌输到每一个人，包括学生。

　　日本的殖民宣传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他们有机构、有政策、有组织、有法律法规；他们宣传广泛，手段多元且多变，广播只是其中之一。由于日本竭力推行殖民主义的奴化宣传，造成了东北地区中华文化的停滞和落后，严重影响了人们的思想和对中华民族的认同感，特别是青少年。因为日本殖民东北14年，整整一代人，以至于使当时的青少年只知道自己是“满洲人”，而不知道自己是中国人，给东北人民的心灵造成了极大的创伤。

　　（出处：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曲广华 单位：哈尔滨师范大学 社会与历史学院）

英古阿格

幸而，近年来研究者们以不同的角度“重回历史”去触摸那些记忆。但略有遗憾的是今天，仍有一些微弱的声音比如从来未见天日的满映画面，一直还尚未进入我们的跳远视野。

深以为然！从电影史、地方史、学术史视角来评判、研究或许比政治评论更有深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