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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俗探幽”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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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俗探幽”专栏

【探幽南昌年俗】
【年俗篇】中国的岁时节庆习俗,充分体现了一种“团圆”的精神内核。过大年,家家户户围在圆桌边,吃个团圆饭,讲究的是岁岁平安;元宵节本身就是团圆的节日;端午节体现了一种气节,凝聚着一种民族精神;七夕节则表现中国人的情人情结;中秋佳节,千家万户围坐在一起,人们以“花好、月圆、人长寿”来寄托幸福美好的愿望。在这些众多的传统节日中,反映了中华民族长期形成的风尚与习俗。
过了二十四,天天都是年
在南昌有“过了二十四,天天都是年”的说法,家人都盼外出的亲人回家过年。也就是说南昌人从腊月二十四开始过年,一直到正月十五元宵结束。
祭灶
过年时家家户户都有一种习俗是不可少的,那就是祭灶。每年腊月二十三之前,家家户户都要准备好祭灶的用品,祭灶很有讲究,民间有“官三民四船家五”的说法。也就是说当官的人家在二十三日,一般的百姓家在二十四日,水上人家则是二十五日举行祭灶。据传,起源于古人对火的崇拜。周代的天子“七祀”中,就有祀灶一项。当时允许平民百姓也立一祀,“或立户(门神),或立灶(灶神)”。可见很久远,灶神就是人们崇拜的偶像。人们称这尊神为“司命菩萨”或“灶君司命”,传说他是玉皇大帝封的“九天东厨司命灶王府君”,负责管百姓家的灶火,被称为一家的保护神。
灶王爷自上一年的除夕以来就一直留在家中,以保护和监察这家子人,到了腊月二十三日晚,灶王爷便要升天,去向天上的玉皇大帝禀报这一家人的善行或恶行。送灶神的仪式称为“送灶”或“辞灶”。送灶多在黄昏入夜之时举行。一家人先到灶房,摆上桌子,向设在灶壁神龛中的灶王爷敬香,并供上用饴糖和面做成的糖、糯米团等。在灶神的嘴上涂一层蜜,并在灶神的嘴上塞一团糯米团,再把灶神像撕下来,用一把火烧掉,意为嘴巴甜甜的,肚子饱饱的,上天后就不要说人间的坏话。
年夜饭  
南昌人大年三十的年夜饭,既简单又讲究,吃的是一种“民俗文化大餐”,通称“四盘二碗”,这四盘是:红烧鱼(这条鱼一定要有头有尾,完完整整,且元宵之后才可吃,象征着年年有余)、豆腐条烧鸡(条:取意黄金条、人参,鸡:为凤凰,取意吉祥、富贵)、炒节节高(即炒冬笋,因“笋”谐“损”音,不能说“炒冬笋”,“节节高”喻意来年步步高)、炒青菜(指青青吉吉、平平安安);那二碗是:牛肉炒米粉(牛象征力量,米粉同白须,喻意老人延年益寿)、炒年糕(求来年官运亨通、升官发财)。
守岁
吃罢年夜饭,全家老小在熊熊火盆四周围坐笑谈(南昌人有“三十晚上的火,元宵夜里的灯”之说),合家围火团坐守岁,火是越烧越旺,直至深夜,闲话家常和家史,或博戏玩耍,坐以待旦,深夜,还要吃糊羹(由薯粉、鸡杂、肉丁、荠丁、花生丁、豆干丁煮制而成),儿女晚辈给父母叩头辞岁,长辈则给小孩压岁钱,最后鸣鞭炮封门,谓之“封财门”,关了财门则不能进出,以免跑掉“财气”。初一起床后,又要燃放鞭炮,迎财接福,谓之“开财门”。财门中间,旧时还贴有一张写有“开门大吉”的红纸,其意是“开门迎财,新年吉庆”。
拜年  
对于拜年,南昌人也是很有讲究的,民谚:“初一的崽,初二的郎,初三初四老姑丈。”初一儿子给父母拜年,初二女儿女婿给丈母娘拜年,初二女儿回来了,娘家要给邻居们分糖饼,不需要分很多,三四块就行,只是表现出一种邻里关系融洽。初三初四一般不去别人家里拜年,初三南昌人是给已故的人祭年,只有中年女婿可给岳父、岳母拜年。亲戚之间不论亲疏远近,过年的时候一定要有一人前往庆贺,否则,那便是:“新春不拜年,素日无来往。”
换茶
到亲戚家拜年,一般都带糕点果品,以示尊重。受拜的亲戚家中,要烧汤煮面条,每人一碗,每碗配3个鸡蛋,还要摆腊盘、斟酒、盛饭招待客人,客人回家时回赠糖果礼品,俗称“换茶”、“换菜”。是“换财”的意思,就是大家都发财。糕点是用厚毛纸外加一层白纸包裹,上贴一片红纸,送来送去。只需一件,只图形式,不重内容(有贪吃好玩者,把里面的糕点吃掉,换上石块或沙粒),也无人问津。
送穷
正月初三是“送穷”的日子,反映出百姓希望在辞旧迎新之际,送走贫穷、辛酸和苦难,迎来幸福美好的前景。同时还要祭祖先,一般是在祖宗牌位前供奉猪头、鸡、鱼、肉、年糕、茶等祭品,焚香燃烛,磕头祭祀。有的乡村还要到宗庙祠堂去拜祖像,行跪拜大礼。
上七大似年  
南昌人在过年期间,初七还是很重要的日子,俗称“上七大似年”,传说女娲造人就是在初七这天,一日鸡,二日犬,三日猪,四日羊,五日牛,六日马,七日人,八日谷,各有所属。因此初七这天,南昌人有吃糊羹的习俗,象征步步高。糊羹是用七种带叶子的蔬菜做成的,据说吃了糊羹来年老人会身体健康,小孩会很聪明。这天还要举行隆重的敬神活动。

元宵节
南昌民间有“正月十五大于年”的说法,以至把元宵节也算在过年内,人们相互问候、拜年也通常到元宵节才告结束。元宵夜晚人们团圆、看灯、张灯、赏灯、耍龙灯突出一个“闹”字,各种舞龙队伍走上街头,从南昌洗马池、中正街、府学前、瓦子角、万寿宫到西大街一带,人山人海,挤得水泄不通,到处鼓乐喧天。
南昌的灯市十分热闹,花灯品种繁多,有彩色玻璃、白玉、瓷器、彩纸、绢丝、绸缎制作的各式宫灯、吊灯、挂灯、手提灯,还有茶灯、鲤鱼灯、兔子灯、西瓜灯。放灯时,还有舞龙、舞狮、舞蚌。许多大街小巷搭起台子唱起连本大戏。入夜之后家家户户灯火通明,门前都要挂起彩灯,各种灯笼大显身手。户户院内燃放烟花,灯笼通宵高照,烟花、鞭炮彻夜不停。市民喜欢用糯米粉作坯,花生仁、黑芝麻、白糖、冬瓜糖作馅,洁白浑圆,皮嫩味美,全家围坐一起吃元宵圆,象征着合家团圆、幸福。(南昌话)“过了元宵罢了灯”,过了元宵,年事活动就基本结束了。

【采访篇】
王明美(江西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不变的是亲情
年是门柱上的喜庆春联,年是屋檐下的大红灯笼,年是热烘烘、暖洋洋的丰盛宴席,年是乐呵呵、美滋滋的亲人团聚。
由于市场经济的深入,不仅城市里“年”味越来越体现在商家门口巨幅的打折广告和单位的诸多福利之中,连农村空气中往昔弥漫的浓重“年”味,也似乎在逐渐变淡。但“年”的精髓——“亲情”依然永恒……
以前,全家人围坐在火炉边,尽情享用着一年中最丰盛的团年饭,一直是过年必不可少的程序之一。而现在,都市人纷纷走出家门,把团年饭搬进了酒店。王明美告诉记者,虽然人们过年的形式变了,但过年的精髓没有也永远不会变,这精髓就是亲情、团聚。
近年来,过年的一些民俗风情在不断地发生着变化,比如年夜饭的外迁、旅游过年等等。对于这些悄然发生的变化,王明美不认为是人们过年意识的淡薄,反倒是人们观念的“与时俱进”。王明美说,中国人“过年”的核心内容就是团聚,所有亲人千里迢迢赶回家“团年”等一切民俗风情,都是这个内核派生出来的形式。
和王明美聊春节风俗,恰是农历腊月二十三,按照以前过年的民俗,这天晚上是灶公上天向玉皇大帝反馈人们这一年生活的日子。但事实上,很多南昌市民并没有举行传统的灶公上天的“欢送仪式”。王明美说:“现在生活水平提高了,城市的家家户户都用着液化气或者煤炉,哪里还找得到那些烧柴用的老灶台?市民们怎么去欢送灶公上天呢?此外,年夜饭的外迁,也是由于城市家庭居住环境趋向小型化,一家十多个人围在一起吃团年饭,因场地的限制而成为难以实现的事情。各大酒店的场地都大,而厨师的厨艺又高超,价格也越来越市民化,在团聚的前提下,将年夜饭搬进酒店去,没有任何值得奇怪的地方。”
由于各种原因,还有很多人没办法赶回家和亲人团聚过年,王明美认为,这也不能说明这部分人就不重视和亲人们团聚。他说:“人们利用现代化的通讯工具,照样和亲人们保持着一种团聚的氛围。”
是的,在春节之际,我和我的朋友们,开始接收到很多远方朋友和亲人发来的明信片和短信息,真切的祝福响在耳边,遥远的朋友近在咫尺,欢聚的情愫在心头油然而生。

【链接篇】
回眸50年 南昌人过春节
春节,是中国最具文化内涵和传统魅力的节日,也是最有凝聚力的一个节日,中国传统的春节给了人们一份浓得难以化开的情,一种经年酿造的淳厚的味。
    随着社会的发展春节的过法也与从前有了很大的变化,在每个一时代,春节都呈现出不同的特点。我们专访了南昌市民俗博物馆馆长梅联华先生,请他给我们谈谈五十年来南昌的春节,和春节的南昌。
20世纪50年代:最美是劳动之余吃点肉
    1953
年的大年初一,正赶上日偏食,除了新疆和西藏,全国大部分地区的人们一大清早起来拜年,都发现与往常有了一点不一样,从7点27分开始,日偏食持续了两个多小时。1955年,南昌人在刚建好的工人文化宫搞活动,敲锣打鼓喜气洋洋。1959年,南昌人过年除了吃年夜饭,也会到人民广场这里来看看,这里,从那时开始,成了南昌的中心……这是我们对50年代春节的记忆。除了过年的喜庆欢乐,还伴随了一系列南昌的变化,讲多快好省、快步跃进。对于普通的南昌百姓来说,那时的生活清苦,但并不因此就缺少快乐。50年代的人们最爱说一句话:“劳动最美”,如果在劳动之余能吃上几片猪肉,那就更美。而过年的时候,大多数人家还是可以吃上几块肉的,所以,人们的脸上都洋溢着笑容,小孩子们追来追去地放几个响炮。
20世纪60年代:集体性的春节
    60
年代,封四修,破四旧,读红宝书,吃完年夜饭,就“上山下乡”。平日里有的父母儿女被隔离,过年了,家人聚在一起吃上一顿团圆饭,哪怕只是萝卜白菜,都是非常幸福的事;平日里家家都是粗粮细做难见荤腥,而到过年了,都拿出攒了一年的各种票证去买肉、买油、买瓜子花生、买烟,门口早早就挂了几串熏肉腊肉,让人感觉,这年关越来越近了;平日里没有零花钱,但过年的时候父母总要给一点压岁钱,小孩们口袋里塞着鼓鼓的盐水花生,喜气洋洋地溜到街角的小摊上,买上一包烟花。
    集体性是60年代春节的特征。单位发票看电影、操办游艺会、团拜,街道统一发票证、购货本,组织打扫卫生。推开不同的门,每张餐桌上的菜肴是相似的,每个房间家具摆设是相似的,人们的穿戴是相似的,对生活的渴望也是相似的。
20世纪70年代:历经坎坷过春节
    70年代是变化最大的一年,也是人们历经坎坷生活开始有重大转折的一年。我变我变我变变变——温瑞安武侠小说中的这个标题最能提示70年代的变化。从生活话语去理解时代变化是贴切的。戴着各种帽子的人摘去帽子,不敢往来的亲友恢复往来,一色的蓝蚂蚁、绿军装到喇叭裤、西服,一色样板戏、革命歌曲到乡恋、流行歌曲,电影从《上甘岭》、《创业》到《追捕》、《巴黎圣母院》,从“上山下乡受教育”到“恢复高考”,从打倒“美帝”到“中美建交”,从“文革”到改革开放。禁锢下的生活形态的改变是顷刻间发生的。70年代末春节的传统色彩加强了,庙会、传统小吃恢复了,人们嗑瓜子、放鞭炮、做汤圆、发压岁钱、互相拜年,而另一方面是一些年轻人穿起喇叭裤、蓄长发、拎着录音机放着流行歌曲招摇过市。70年代最显著的改变之一是人性的复归,人们对亲情、友情、交际的热爱也达到了巅峰,从这个意义上讲,70年代末的中国人可能体会到一种前所未有的幸福感。
20世纪80年代:看着晚会过春节
    80年代的春节,最大的特色就是开始有了春节联欢晚会,从此大年三十全家围着看中央台的春节联欢晚会成了过年的一道最亮的风景。1983年,第一届现场直播的春节晚会一炮打响,收到观众来信16万封。当年给观众留下印象最深的节目当属王景愚绕着桌子“吃鸡”,而李谷一一口气唱了《乡恋》等七首歌曲。1984年是陈佩斯和朱时茂第一次参加春节晚会,“吃面条”的成功使小品成了气候,一曲《我的中国心》全国传唱,《难忘今宵》几乎成了后来每届晚会的结束曲……大年三十儿,一家人团圆,一边围着火盆吃年饭,一边看中央电视台现场直播的春节联欢晚会,与荧屏上的影、视、歌、曲艺明星同喜同乐——80年代,中国百姓渐渐约定俗成了这样一种独特的过节方式,学者称之为“新民俗”。一台晚会,不仅把一家人聚在一块儿,而且也把各个在不同地方的亲友也连结在了一起,大家看着共同的节目,体味着一些共同的故事,笑着共同的笑,感慨着共同的感慨,这也许就是春节联欢晚会的意义——不仅让一家人围坐在一起欢笑,也让没能坐在一起的亲人感受到共同的气氛。以至于到了今天,春节联欢晚会一年一年地受到很多的批评,然而老百姓们届时还是不由自主地会坐在屏幕前。
20世纪90年代后:走出家门过春节
    到了90年代,特别是90年代末,过年的方式就多了起来——看看春节期间商家的广告词就知道百姓过年有多忙了,“打个电话(发个短信)拜个年,欢天喜地大团圆”、“包饺子贴窗花欢乐在农家,看焰火放鞭炮乡村真热闹”、“春节不在家,假日列车游天下”。总之,围在家里吃年夜饭看晚会是老皇历了,过节也要过出个性过出新意来。
    南昌人过春节也开始犯难:平时吃的也已经很丰富,年夜饭吃些啥?儿子建议到饭店吃年夜饭免得老妈太辛苦;在超市购物交款排长队,打保龄球球道爆满。春节的乐事多了,品戏、看电影、听音乐会,连电视频道也“春运”——节目太多,挤破门槛。百姓过节的方式是一天天变了,休闲度假的意识也一天天强了,春节在人们的心目中从一个团圆佳节渐渐变成一个度假的好机会,提高生活品质。从这个最传统的节日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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