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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览群书　日期： 2008年10月7日   



西塞罗和他的《论演说家》

王双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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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演说家》，(古罗马)西塞罗著，王焕生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48.00元

　　你要想让孩子跟神们生活在一起，就教他哲学；要想让他跟人们生活在一起，就教他修辞术。


　　——安提斯蒂尼

　　在当代语境下谈论有关演说家的话题，似乎不合时宜，因为我们这个时代，侃侃而谈、雄辩滔滔的有竞选者，有新闻发言人，有脱口秀，有律师，但这些人中没有哪个堪称演说家，或者说人们已经不再习惯用演说家来形容具备某种特殊才能的人。然而，如果将时间追溯到西方历史的重要时期古罗马，却又是另外一种情形——罗马共和国时期，演说在国家公共生活、政治生活中的位置可谓举足轻重。面对政治上生死攸关的纷争、几欲撕裂共和国的冲突和内战，演说作为一种政治修辞术迎接了诸多挑战。

　　西塞罗（Cicero公元前106-公元前43）是古罗马乃至整个西方历史上著名的演说家，他之于古罗马就像苏格拉底、柏拉图之于古希腊，是他们生活时代的标志性人物。罗马帝国时期的修辞学家昆体良（Quintilianus，约35—约95年）称，在修辞学领域，西塞罗是唯一可以和希腊人比肩的罗马人。西赛罗一生中涉及演说理论的著作很多，《论演说家》写于公元前55年，篇幅最长。当时他年届五十，正处于人生低谷。

　　西塞罗自幼受过良好教育，二十几岁时开始政治生涯，中间曾因政治风波到希腊旅居两年，在洛得岛师从著名的修辞学家摩隆学习修辞与演说，从希腊回到罗马后，于公元前75年任财务官，公元前63年，升迁至罗马最高官阶——执政官。他在政治上一直站在贵族元老派一边，执政期间镇压了喀提林纳（Catiline）为首的企图篡夺国家权力的暴乱，被视为共和国的拯救者，人们称他为国父。在政坛升迁至最高点之后，政治情势急促转折，西塞罗的政治生涯开始跌入低谷。“前三巨头”恺撒、庞培、克拉苏联手瓜分国家权力，反对元老派。西塞罗坚守自己的共和派立场，谨慎地与前三巨头保持着距离。在此期间他的政敌克洛狄乌斯（Clodius）获得支持，公元前58年任保民官后，颁布了放逐西塞罗法案，西塞罗多方求助无果，最终流亡马其顿。翌年，政局转变，西塞罗被招回罗马。是时，罗马共和国的命运风雨飘摇，岌岌可危。西塞罗倍感焦虑，依然想竭力恢复传统的共和制度，但他已经无力在政治上发挥重要影响。《论演说家》就是在此期间写成。

　　《论演说家》是西塞罗以对话形式写作的第一部作品。为什么要采用对话体写作？除了要效仿他所崇拜的“希腊最聪明、最有学问”（《论法律》）的哲人柏拉图之外，他在后来的《图斯库卢姆谈话录》中还解释过，使用对话的写作方式是想“隐藏自己的观点，使其他人免于错误，并且在每次谈话中寻求最可能的答案”（《论法律》）。西塞罗深谙对话作品的奥妙，《论演说家》中时间、地点和人物都经过精心设计和安排，暗示并深化了他的写作意图和主题。

　　西塞罗将对话发生的时间设置在公元前91年9月，当时罗马的政治局面开始滑向危机。西塞罗在第三卷的引言中介绍，这次谈话后不久，意大利同盟战争爆发，参加这次谈话的人也相继死去，这暗示出西塞罗写作对话时罗马共和国所处的危机。西塞罗提到，当时的保民官德鲁苏斯难以在政治上发挥作用，对政治局面无能无力，这个细节对于谈话时间的说明看似无关紧要，但它却暗指西塞罗本人写作《论演说家》时的境遇——西塞罗流放归来不久，欲救共和国于危难却无力左右政局。对话发生的时间背景与西塞罗所处政治形势如此相似，西塞罗本人肯定想不到，更为巧合的是，主要对话人物安托尼乌斯的死竟然成为他本人命运的谶语，演说家、政治家安托尼乌斯在政治冲突中被杀，头颅摆上了昔日的演讲台上。几乎同样，西塞罗最终被列入“后三巨头”的公敌名单后遭到追杀，头和手也悬挂在昔日慷慨陈词的罗马广场演讲台，他以自己的生命为罗马共和国的理想做出了残酷的献祭。

　　参加谈话的人都是当时的政治精英，主要对话者克拉苏斯和安托尼乌斯担任过执政官和监察官，并且都是当时著名的演说家，西塞罗曾求学于他们的门下。还有一位对话者是年老的占卜官斯凯沃拉，他的年龄（74岁）和威望足以增加这场谈话的分量，但因为年龄和体力，斯凯沃拉中途退出谈话。另外两个从头至尾参加谈话的是青年人科塔和苏尔皮基乌斯，他们演说才能出众，是当时罗马同龄人中的精英，并且都在追求自己的政治前程。在人物的设置上，西塞罗的《论演说家》和柏拉图的《理想国》极为相似，同样是年长者与青年之间的谈话，同样是老年人中途退场。不同的是，《理想国》中是哲人苏格拉底对雅典杰出青年的教育和引导，而《论演说家》中，担任教育和引导之职的是演说家兼政治家。

　　这篇对话历时三天，第一天议论时事和国家状况，他们预见到了国家后来发生的灾难，书中并未提及谈话的详细内容。关于演说家的讨论从第二天开始，气氛比第一天轻松得多，几个人坐在梧桐树下的草地上，梧桐树让斯凯沃拉想起了要模仿柏拉图《斐德若》中的苏格拉底。（见柏拉图的《斐德若》，苏格拉底和斐德若也是在一棵梧桐树下的草地上开始谈论修辞和爱欲）为什么是《斐德若》而不是其他对话，看似不经意细节，其实是西塞罗的用心之处。在柏拉图的许多对话中，苏格拉底一贯厌恶修辞术，瞧不起以传授修辞术为业的智术师，因为他们摇唇弄舌，奉迎取悦，蛊惑人心，并不关心真实和智慧。但在《斐德若》中，苏格拉底对待修辞术的态度却例外，他认为修辞术是靠言谈来引导灵魂的技艺，不仅在法庭和群众集会上，在私人场合也是如此，真正的修辞术应该能够把握灵魂的本质，理解人的天性。而在柏拉图那里，最善于发现和利用事物本性、了解事物真相的知识是哲学。所以，《斐德若》中的言辞与智慧、修辞术与哲学并不分离。这也许正是《论演说家》这篇对话要模仿《斐德若》的原因。演说家需要具备什么样的知识，演说术与哲学结合还是分离，也是西塞罗在这篇对话中处理的关键问题。

　　卷一的引言也可以看作全书的引言，作者称这本书是写给胞弟昆图斯的，西塞罗回忆了优秀的演说家们关于演说理论的这场谈话，他想让弟弟知道，“那些非常富有演说才能、非常富有威望的人是怎样看待整个演说理论的”（《论演说家》，王焕生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5页。以下引文只注页码）这也是本书展开的主线。富有演说才能、极有威望的人何尝不是西塞罗的夫子自道。西塞罗声称，自己和昆图斯关于演说理论存在分歧，他认为“要掌握演说术须得具有那些富有学识的人的知识”（第7页），而昆图斯则认为，演说家并不一定熟谙学识，演说术只不过是一定禀赋和实践的产物。西塞罗和昆图斯之间的分歧，也是本书两个主要对话者克拉苏斯和安托尼乌斯观点之间的分歧。

　　第一卷一开始，克拉苏斯便赋予演说家极其重要的职能：“真正的演说家以自己的威望不仅能够为自己赢得巨大的尊荣，而且能够给许多普通市民以及整个国家带来巨大的幸福与安宁”（第25页）。克拉苏斯所谓的真正的演说家更像是我们所说的政治家。他认为，除了掌握演说术之外，演说家需要具备各个方面的知识，其中包括哲学。由此可见，克拉苏斯谈话的重心是演说家的职责、才能及其培养。他以法学为例说明了演说家熟悉其他学科知识的必要性。为什么要以法学为例，法学为什么如此重要？在对十二铜表法的评价中克拉苏斯道出了原因——法律可以教化民众。法律中不仅包含什么是应该争取的尊严、美德和荣誉，它的权威还能抑制人们的欲望。演说家要感动、说服民众，按照自己的意图塑造并改变民众。而政治家若要对民众施行教化，法律乃重要依据，法律可以塑造公民的性格。古往今来的立法者都是杰出的政治家。在这里，西赛罗借克拉苏斯之口表明，优秀的演说家即杰出的政治家。

　　克拉苏斯自己承认，他所描述并不是现实中存在的某位演说家，换句话说，他所描述的是理想的演说家。此时，安托尼乌斯接过话题，他认为，演说术、政治、哲学是不同的东西，演说家、政治家、哲学家不可等同为一，演说家也不可能掌握所有的知识。既然演说的目的在于说服，那就集中学习演说术。安托尼乌斯言辞激烈，逐一反驳了克拉苏斯的观点：首先，哲学对于演说家而言并不必要，其次，演说家并不一定掌握法律知识。总之，演说家不必事必躬亲，学习掌握所有知识，他只要具备一般的文化修养就够了。但是到了第二卷，安托尼乌斯陡转话锋，又开始盛赞理想的演说家，他仿佛在重复克拉苏斯的说法，“没有什么比完美的演说家更美好”（第237页）。他对演说家职责的描述与克拉苏斯观点基本一致。对于观点的前后不一，安托尼乌斯解释，先前反驳克拉苏斯，为的是论辩获胜，吸引在场的有为青年跟随自己，而之后的观点才是他真正想说的。安托尼乌斯指出，演说家应该懂得如何在演说的不同阶段说服、吸引和感动听众，因为演说家的主要舞台是民众大会（第477页），演说家需要面对意见不一的民众，需要具备吸引动摇者、动摇坚定者和俘获反抗者的力量。安托尼乌斯谈论的同样是理想的演说家。

　　这场对话由克拉苏斯和安托尼乌斯的两种矛盾观点开始，以其相互接近和融合结束。两人的言谈中，克拉苏斯倾向阐述理论，安托尼乌斯则侧重从实践出发总结道理，他们的观点最终走向融合，才真正完成了对理想演说家描述。《论演说家》本身就是行动与言辞，哲学与修辞结合的典范。

　　西塞罗的这部书之所以名为《论演说家》而非《论演说术》，也正因为他关注的不是演说中的技术性问题，而是演说家的教育和养成。西塞罗心目中理想的演说家和理想的国家管理者几乎是等同的，可以说，这部书就是西塞罗对理想政治家的思考。演说家是具备政治美德之人，他要将演说与哲学等知识以及罗马的政治实践经验结合在一起。

　　西塞罗崇拜柏拉图，有人认为他的一系列对话作品都是对柏拉图的作品的拙劣模仿，没有任何原创思想。可是，在柏拉图那里，理想的治国者是哲人王——哲人做王或者王者修习哲学；在西塞罗这里，理想的治国者是演说家，是国务活动者。柏拉图曾前往叙拉古，试图以自己的哲学思想影响政治，失败后专注于哲学写作，在他那里，最好的是沉思生活；西塞罗历经政治风波后，不止一次地谈到自己撰写学术著作的原因，他一方面声称，他从事学术研究和写作是被排除在国务活动之外的不得已之举，同时他又强调，这样做不单纯是为了排遣忧愁和空虚，而且还是为了能在另一领域里为国民做些有益之事。在西塞罗这里，最好的生活是政治生活。西塞罗与他的希腊前人有如此差异，恐怕与个人经历、气质及当时的罗马精神品性有关。他本人是政治家，将自己的思想才智投入到了时代的公共生活中，他的学术著作离不开政治的历史和实践。古罗马人是天生具备政治、法律直觉的民族，他们所具备的品质及其树立的理想，是现代公共生活的典范。西塞罗的著述及其政治生涯，又堪称典范中的典范。西塞罗深契罗马的精神气质，正如罗马史家撒路斯特概括的：他们（罗马人）中间最有才能的人们总是从事实际事务，他们总是在身体力行的情况下使用他们的头脑。

　　西塞罗的哲学沉思外化为政治实践，而他所践行的政治原则也内化于他的哲学沉思之中。西塞罗的一生游走于沉思和践行之间，考察西塞罗的思想，不得不兼及他的沉思与实践。

　　我们将《论演说家》视为西塞罗的修辞学著作并没有错，但不止于此，甚至重要之处也不在此，而在于作品中对理想政治家（演说家）的思考，从这个角度而言，《论演说家》是一部重要的政治哲学著作。演说术是民主政治和共和政治的艺术，政治家必须用正确的意见说服他人，使民众的不同意见和观念达成一致或趋向一致。在此意义上，现代语境下重新阅读《论演说家》的意义自不待言。

　　(本文编辑：钱振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