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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　池

《 博览群书 》（ 2010年12月07日）


    一种什么样的重新审视

    韩毓海教授的《五百年来谁著史：1500年以来的中国与世界》（以下简称“韩著”，引文只注页码），书名有一种前无古人的气概；然而他在绪言中却说自己在这段历史方面的学术工作“其实完全就是学习的过程”（P1），还说这本书“当然不能算是史学，连历史研究可能也谈不上”（P18）。一本开篇就在剖白著述情怀上自相矛盾的书，却能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多次重印，实在值得人深长思之。

    自民国以来，对明清两朝衰亡原因的探究就是历史学研究的重要课题。从蒋廷黻、钱穆、郑天挺、郭沫若、吴晗到胡绳、商鸿逵、毛佩琦、黄仁宇、徐中约……名家迭出，成果斐然，有的已成学界定论。韩教授既然发出“五百年来谁著史”的宏大疑问，是不是对上述名家公论做过仔细的梳理、提出了有据的疑问、有了全新的看法呢？

    通观韩著我们不难发现，韩教授不仅没有认真去推陈出新，而且对中国现代史学家很是轻蔑甚至不屑，如“晚清和民初就有的议论，它终究要流于一种耳食之谈，沦为与历史和现实实践脱离太远的空洞教条”（P5）；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观点错误，需要重写（上篇第6节）；“钱穆、傅孟真以来的‘民国历史学家们’一直坚持的，也是至今一般教科书上所能够告诉我们的……这种表面化的解释是最无力的”（P135-136）；“当代中国人将鸦片战争的失败，简单地归结为英国的‘船坚炮利’和科技文明之类的说法，就几乎是完全不着边际的……唯一值得参考的中国著作，可能也就是胡绳的《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了”（P207）……

    韩教授说他写此书的目的，是“重新审视世界格局中的明清兴衰”，并将其重新审视的框架概述为三个支点——“基层组织”、“财政金融”和“世界大势”。他的基本结论是：首先“官无封建，吏有封建”造成了基层失控，其次缺乏以国家信用为基础、却以大量进口白银作为基准货币造成金融失控，这是中国在明清两朝由盛而衰、“中国文明的辉煌、中国经济的发展才变得不可持续”的根本原因（P22-23）。韩教授还在“下篇·导语”部分进一步阐述说，中国被西方打败的主要原因是“三个脱节”：一是国家与社会脱节，造成了“文化帝国”的弊端（政治上依赖地方社会自治、经济上依赖社会互助）；二是中央与地方脱节（边疆和藩属国治理主要依靠松散的文化认同，国家不知何为）；三是生产和军事脱节（市场发展的高度平衡反而导致了积累的下降和军饷的缺乏，如此兵制不能对抗英国的军商合一）（P176-177）。

    韩教授的这些“重新审视”，其实不过是从美国的所谓“加州学派”那里转手而来（最多加上一点对钱穆、黄仁宇的生吞活剥）。作为一家之言，大陆史学界对其并不陌生；但像韩教授这样综述趸卖即定为确论，俨然要以新换旧横扫百家者，实在罕见。在存有明显盲区的情况下进行的“重新审视”，就难避空疏笼统、无知无畏之嫌。

    有力印证还是以偏概全

    历史学家回望历史，并不热衷于使用当下的知识体系去评述历史事实，而更倾向于以一种“在场者”的眼光去打量历史的原委。“事后诸葛亮”似的言说，只是茶客的谈资，不是史家的研究。韩教授却似乎更热衷于将这样的言说写进书里。

    用今天的“经济-社会发展”观来揣度中国传统社会、并以此衡量政权的“强势”与“弱势”，绝不合理。在宋明两代出现的早期市场经济中，“国家缺位”确有踪迹，但其根本原因并非“市场发展的高度平衡”，而是政权性质本性使然。因为“天下太平”（也就是皇家统治的稳定）与否，才是其命脉所系、心思所在。至于其与现代国家相比在工商运营和税收征管方面的相对粗疏，那是因为自汉代“盐铁专卖”形成以来，统治者早已热衷于通过垄断的方式“与民争利”，或通过巧立名目的加赋添捐来压榨民间财富；对肆无忌惮的国家权力来说，“经济生活的数目字管理”，不啻于舍近求远自讨苦吃。以出卖盐业垄断权而换来军事后勤外包的“开中法”，虽然有助长奸商从中渔利的弊端，但是统治者最愿意接受的省心方式。至于明代以来是否已经具有今天意义上的货币金融，海外白银的大量流入，究竟是“货币进口”还是铸币原料（即商品）进口，这些都值得多加斟酌。

    诚如韩教授所言，“基层失控”的确是传统社会的特征，但历史上的基层失控绝非仅仅因为“官群体”和“吏群体”的管理技术差异，而是由中国封建社会的社会属性和权力机制决定的——皇家要天下太平，官吏要上司垂青，凡与之无关的，都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参见任恒俊《晚清官场规则研究》第2章“做官与做事”）。再说，在封建王朝的制度层面（对秦朝以后的中国是否应视为“封建社会”，史学界现有讨论，本文仍沿用旧说），吏与官的关系本是一种“幕僚关系”，权力行使是由官向吏的单向制约；而吏属对官员的对抗，却只能是技巧层面或心智方面的“隐形对抗”，属于“庶人用暗器”的范畴（参见吴思先生《血酬定律》一书“正编”第7章）。如果仅仅从今天的国家职能上去衡量封建官吏，并且武断地认为是官员群体缺乏基本的经世治国之才，才导致从事技术性工作的“吏”隔绝了国家与民众，这显然是舍本逐末。如果明清的衰亡仅仅源于社会治理的技术性问题，我们还需要改良立宪、辛亥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吗？

    我们不妨看看最切近的实例：如果说是“官无封建，吏有封建”而导致了基层失控，那么民国时期基层政权的建设，已经深入到了对保、甲长等基层公务员的任命，而事实上“基层失控”的问题没有得到任何改进。众所周知，中国共产党完成的高度基层动员，所依靠的绝非是简单的统治权力向下延伸，而是建立在“土地革命”这种深刻的社会变革基础上的。韩教授自己也说是“社会革命与民族革命之密切结合……才谈得上今天的‘伟大复兴’”（P3）。这和他自己的“货币体系-基层控制决定论”，怎么统一呢？如果说我们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其实质不过是“货币财政”和“基层组织”的改变，请问哪一位革命者会同意？

    一家之言还是一孔之见

    韩教授在绪言中说：

    知道了西洋怎么样，就照猫画虎，开口即说中国怎么样，看了明代初期怎么样，就说明代如何如何，那么历史研究就变得索然无趣，好像几个公式就能解决问题似的。（P10）

    但韩教授对近500年世界史的归纳显然有流于公式化的倾向：他对明清衰亡的解释都是“其核心取决于国家能力”；他所谓“下看基层组织，上看货币财政，同时看到世界大势”，不过是简单地“货币金融体系决定论”：为了寻找该体系失败的原因，才探讨中国封建社会的基层建设，再与该体系成功建立的西方作一对比。而这样的论述还可以进一步简化，归结成两个字——“白银”。仿佛只要解决了白银作为基准货币的问题，中国的衰落就可以避免。这当然是违背常识的。

    中国近代的衰亡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多年来，历史学家们的研究虽各有侧重，但其实是多种问题的陆续提出，而不是以一个问题代替所有问题。越来越多的研究者认识到衰落不是一个因素（例如闭关锁国、军事技术落后或者统治阶级腐败）所决定的。历史的复杂性，就在于它受制于“多种力量的合力”（恩格斯语），有时甚至是大量模糊性和偶发性事件的聚合，才呈现出某种历史的因果关系；而辨析、确认、分析这些因素各自的态势和作用，正是历史学家的基本课题。以历史发展规律说为特征的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其基本观点也只是历史呈阶段性的向前发展的态势，而决不是某种单一因素的决定论。但在韩教授的研究中，明清以降的中国史，显然是由经济因素和基层控制技术两个原因所决定的。他甚至将鸦片战争的中方战败归咎于缺饷，又将缺饷归咎于国贫，再将国贫归咎于缺乏独立货币金融体系——这种一语定乾坤的方式，明显是将历史研究泛文学化了。

    中华文明在近代的衰落，民国以来的中国历史学者多坚持外患与内乱的“双重作用说”。如徐中约先生在《中国近代史》中认为是“中国内部的腐败和外来帝国主义的羞辱性掠夺，如同一对孪生恶魔，给中国带来了长时期的衰落”；郭廷以先生在《近代中国史纲》中提到：18世纪后期至19世纪前期，中国内部秩序已不易维持。即令无外来的冲击，清的治权已不易保，对于虎视眈眈的西方强敌，又焉能抵御？钱穆先生在《国史大纲》中则追溯到中唐，认为近世中国的“病态”其实是长期以来积聚的痼疾，而清政府对知识分子的严酷政策，使士大夫“趋利避祸”，“故使世运益败坏于冥冥漠漠之中……而中国政治、社会之百病，遂全部暴露。”1949年以后，秉持马克思主义史观的研究者多认为是“封建王朝的腐朽”和“帝国主义的侵略”导致了中国的衰落，有幸被韩教授认可的胡绳先生的《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就是这种理论的代表。对这些观点，韩教授竟然一概视而不见。

    “国家能力”是由多种因素复合而成的社会历史现象，其中包括了“传统文化和文化传统”（李慎之先生语）、政治体制或统治方式、经济形态和生产效率、财富的积累方式和消费模式、军事制度及军工技术……国家实力的强弱对比，实际上是上述诸因素的综合较量。也许对某些读者来说，所谓“近500年来世界史的消长，其核心取决于‘国家能力’”（韩著封面勒口）的观点，不乏新鲜感。恕我直言：一个历史学者说某个国家战败是因为“国家能力不足”，而不从上述诸方面探讨“国家能力”的成因，那就好比医生说一个人病死是因为“肌体不健康”，而不去确认病症和病因，那是令病家哭笑不得的。

    缺了些基本功

    历史学家的研究是以史料为基础的，即胡适所说的“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但韩著的一些观点并没有建立在确凿的史料基础之上。例如这本书最基础的观点——明朝以来中国白银的大量进口——书中仅使用了一条史料：明崇祯十年福建晋江景教堂刊刻、意大利籍传教士艾儒略撰写的《西方问答》中一段对话。这个对话，让韩教授认为“非常关键”，并且说明了“明代中期以降，中国的大部分白银供应依赖向西方进口”（P117）。仅仅以一个普通外国传教士的谈话记录（还没有说明与他对话的中国人是何身份、发生在什么场合），就断定中国白银大量进口——这样的论证方法很值得商榷。

    任何经济史的研究，都需要对详细的经济数据加以分析。而通观《五百年来谁著史》全书，竟找不到几处对原始经济数据的引用，全文所使用的几乎都是“大量”、“丰富”、“缺乏”这一类模糊性词汇，或者直接就下了论断，这就造成了论证的无力。如韩教授既然认为中国的货币金融体系因为白银而与世界挂钩，那就应当详细说明世界银价的波动对中国的财税、物价等问题带来的具体变化，或者直接指明中国的哪些经济领域必须遵循西方货币规则进行结算，等等。很遗憾，韩著通篇没有与之有关的论述，这种“全无新料弄新知”的方式，绝不应该是学人论史的理路。——也许他认为国外的学者已经把这些都说清楚了，他只需沿用他们的结论就行？

    对于清朝的衰亡，韩教授的论述更为苍白。由于没有数据的引用，我们也只能知道“清朝大量进口白银”这样大而化之的“史实”，却并不能明白白银流入与清朝经济间的确凿联系。韩著的论述甚至给人一种错觉，似乎白银流入中国好似现在的人民币伪钞进入大陆，这完全有违学界公认的常识，即正是中国在早期的中英贸易中收益丰厚，英国为了平衡巨额逆差，又没有可资交易的对华大宗出口，这才开始鸦片贸易的。还有学者将中英贸易顺差的收益解读为成瘾性消费品的出口，也说明鸦片战争之前的贸易顺差对中国是有益无害的（参见仲伟民：《茶叶和鸦片在早期经济全球化中的作用——观察19世纪中国危机的一个视角》，《中国经济史研究》2009年第1期）。

    除了缺乏史料作为论证基础，韩教授对引用的史料还存在许多误读。例如他认为元代将漕运改走海道，是“将海洋与中国内陆联系起来，这是中国面向海洋的一次革命”（P55），事实上这不过是一种交通手段的运用，与面向海洋的文明扩张行为性质完全不同。再如韩教授认为英、俄两国没有参与的《威斯特伐利亚条约》不具备处理“世界事务”的意义，而《尼布楚条约》不仅涉及中俄，还有法国传教士张诚的参与，并引入蒙古地方法，所以成为国际法的鼻祖（P108）——不考虑《尼布楚条约》的影响范围，将或然的联系解释为必然的联系，这样的论述也缺乏科学精神。

    韩教授这种粗枝大叶的引证，在关于鸦片战争中的技术差距问题上酿成了一个大错：韩教授转引罗志田等学者的研究，强调“即使在鸦片战争的时代，火车、电报、铁甲军舰等现代科技手段，对于中英双方而言也还都是未知之物，换言之，近代以来象征西方‘先进’、‘优越’的‘船坚炮利’，在鸦片战争时代基本上还不存在”，“所以当时中英双方科技实力大致相当，所谓中英之间先进/落后的二元对立根本不能成立”（P191）。对这一大违历史常识的观点，我甚为奇怪，查看韩教授转引的出处——罗志田教授著《后现代主义与中国研究：〈怀柔远人〉的史学启示》，发现原文乃是：

    应该提请注意的是,马戛尔尼访华时英国的工业革命不过刚刚起步,鸦片战争后中国人了解到的（对时人特别是后来的史家越来越具有象征意义的）先进西方工艺产品如轮船、火车、电报及快速连发枪等,对乾隆帝和马戛尔尼同样都是未知事物。换言之,近代象征西方“先进”或“优越”的“船坚炮利”,那时基本不存在。

    结  语

    谈史与著史，不是一回事。韩教授知识的广博和思维的活跃都令人佩服；但韩教授一会儿用技术性分析取代历史现象的定性分析，一会儿又用简单论断来代替必需的数据分析，用这样的“学术工作努力”来横扫一个学术领域，就难避 “无实事求是之心，有哗众取宠之意”的嫌疑。韩教授在绪言里说“这当然不能算是史学，连历史研究也可能谈不上”，大概是为了谦虚，却不失为自知之明。

    中国的近代史是屈辱的，从情感上讲，我们都不愿意接受中国近代的衰落是一种必然过程的观点，而宁愿相信是出自某种技术性失误的偶然，甚至宁愿选择许多“排除消极面”的假设：假设明朝高度的商品化生产带来了国家的近代化；假设皇家的财富转化成为科技进步的源泉；假设慈禧太后没有挪用海军费用修建颐和园……但这一切假设除了带来阿Q式的精神胜利，别无他用。韩教授将历史归于简单因素的努力，无疑为类似的想法提供了土壤，这或许是韩著畅销热卖的深层原因。这种共鸣中透露出的今天某些国人的历史诉求，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倒真是值得社会学和历史学界认真关注、仔细思考、深入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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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　弘

《 博览群书 》（ 2010年12月07日）

    《五百年来谁著史：1500年以来的中国与世界》对500年来的中国历史作出了自己的解释。这本书自出版以后数次加印，包括本刊在内的很多报刊专访了作者韩毓海先生。然而，也有一些读者对于韩毓海先生书中的观点、论据、写作方法等提出了严厉质疑。本刊刊发这样的两篇文章，只是为了呈现读者不同的意见，以促进作者与读者之间的沟通和交流。文中观点并不代表本刊立场。

    久闻北大教授韩毓海在学术界颇有影响，其作《五百年来谁著史：1500年以来的中国与世界》自出版以后，今年加印数次。鉴于对韩教授了解不多，我仔细阅读了作者简介。这本书勒口上的文字是：韩毓海，北京大学教授，曾任纽约大学东亚系教授，东京大学教养学部特任教授，著有《锁链上的环：启蒙主义文学在中国》、《摩登者说》、《从“红玫瑰”到“红旗”》、《知识的战术研究：当代社会关键词》、《天下：江山走笔》等。多年来，韩毓海以其大气磅礴的思想气度、汪洋恣肆的文字风格、慷慨恢弘的人文抱负，成为“士”的精神传统在当代的有力接续。

    而这本书的内容介绍是：本书以“基层组织”、“财政金融”、“世界大势”，重新审视世界格局中的明清兴衰，有力印证了：近500年来世界史的消长，其核心取决于“国家能力”的强弱。这一结论为当下中国提供了深刻的启示。

    同样是今年，著名宋史专家王曾瑜在河北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其古史论文集，书名《点滴编》。《点滴编》的说明是：这是个人的一部中国古史研究论文集。从内容看，虽然大部分是宋代的，只有小量涉及前朝后代；但个人近年努力于贯通中国古今，故其中的不少论述，并非仅适用于宋史。点滴者，在知识海洋中个人学术成果微小之谓也，与另三部《锱铢编》、《涓埃编》、《丝毫编》为姐妹编。

    按常理推测，术有专攻的作者，在其本学科领域内的研究更为可靠。王曾瑜先生研究古史的论文集，取名为《点滴编》，其谦逊之心让人敬佩甚至觉得有过谦之感。而搞文学研究出身的韩毓海先生，却要对近500年来的历史提出新说，并无比自信的将书取名为《五百年来谁著史》。按常理推想，此书必有创建。然而，读过之后的“惊人发现”却为我始料不及。

    以论带史  观点先行

    在阅读之初，我很难把《五百年来谁著史》定位为一种什么样的书。这本书第10页宣称：“我们不能没有马克思主义的史学传统。”“无论如何，用社会生产方式的变革来解释历史、观察历史，这是我们必须坚持的正确方向。”“治史者最难得的是有三重视野：下看基层组织、上看财政金融、外看世界大势。”作者在第11页接着批评说：

    今天历史研究的一些毛病，其中之一是：分析有余，概括不足，不能自拔于史实。因为没有社会生产方式的分析，没有思想史、社会史和经济史的纲领，没有社会各阶级分析的观点，也就不能解释历史的发展和变化，这样就变成了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只见事实，不见发展、变化、运动的逻辑。历史的实质全在变化，而这样的历史研究，却非但不关心历史变化之所以然，而且更不理会现实变化之所以然，只是用了几本中国古书和外国新书的知识，乃至名人轶事，去批评、点缀和套用现实的变化，而这种对于变化的拒绝，其实也正是对于历史本身的拒绝。

    根据作者的表白不难看出，在开始论述之前，作者已经表明了自己“观点先行”，“以论带史”的做派。众所周知，纯粹地以论带史和观点先行被视为宣传配合而非学术研究，已成学术大忌。更多的历史学家早已抛弃了“观点先行”、“以论带史”的方法，更为注重“论从史出”或“史论结合”。

    《五百年来谁著史》的抱负不可谓不宏大。按照韩毓海的说法，是要以社会生产方式的分析，思想史、社会史和经济史的纲领，社会各阶级分析的观点解释历史。遗憾的是，这本书倒是显示出，作者对于中国和西方的思想史、社会史和经济史都极其陌生甚至可以说是无知，其主要引用的著作仅限于弗兰克《白银资本》和彭慕兰《大分流》，以及布罗代尔等人总计百本左右的著作。在国外著作方面，诺斯饮誉全球的经济史著作《经济史上的结构与变迁》，以及希克斯《经济史理论》，《剑桥欧洲经济史》等在这本书中全无踪影；在国内著作方面，中国经济史名家全汉升的《明清经济史研究》，侯家驹先生的《中国经济史》等与这本书密切相关的必读性著作，中国经济史学科的奠基人之一汤象龙，社会经济史大家梁方仲等人的著述，同样没有进入作者视野。由此可见，作者自称“读书不多”，并非自谦而是事实。纵观全书，作者极少使用一手材料和历史文献。

    这本书第18页，作者又和前说自相矛盾：“本书准备的材料原本是写三卷，与编辑者商量，目前出版的是第一卷。”“这当然不能算是史学，连历史研究可能也谈不上。但是，不局限于西方人的结论同时又把中国史与西方历史打通来看，把世界史理解为世界交流史、地域和文化互动史，对我这个读书不多的人来说，这可能是需要点勇气的。”

    前面刚刚强调了自己著史的与众不同并批判了“今天的历史研究”，后面又改口称“不能算是史学”。如果说“把世界史理解为世界交流史、地域和文化互动史”是作者“别开生面”的“韩式著史”方法，有极大的“创造性”，那么，《五百年来谁著史》在学术体例上同样让人很为难：说是一本思想随笔吧，书中加了一些脚注，而且着重强调了自己解释这500年来的历史观点；说是一本学术著作吧，作者又没有逻辑严密的观点、论证，和建立在大量史料上的实证分析和研究。作者大量采用了弗兰克《白银资本》和彭慕兰《大分流》，以及布罗代尔著作中的观点，全无在学术上站得住脚、属于自己的创见。

    这本书的结构极其可笑：前一部分“漫长的16世纪”是作者去山西给基层干部讲“科学发展观”的讲稿，在成书时拿来即用，充满了政工干部的说教意味；这一部分叙述的是，500年来，在“世界经济”向“现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转化的过程中，中国由“世界经济”的火车头和“创生者”，逐步走向衰落的过程。（P21）后一部分“漫长的19世纪”中的部分内容，来自作者给北大文科研究生所开的“现代西洋理论阅读”课。作者描述的是从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世界史。而对于中国来说，这大致就是从明亡到清亡的历史。（P175）作者得出的三个结论是：第一，“漫长的19世纪”是“未完成的世纪”；其次，“漫长的19世纪”还是一个“颠倒”的世纪。第三，“漫长的19世纪”总体上看来又是欧美列强的军事暴力和金融垄断支配世界的世纪，但是，这个靠“军事实力”和“金融财力”说话的时代，却是一个没有合理性与合法性的时代，因而也不能说是一个“文明”的时代。（P175、176）两者合在一起，就成了一本书。

    这本书洋洋洒洒近30万字，作者只有观点和意见的提出，被其用来作为理论支持的，只是一些综合性著作中的部分观点和作者经过过滤和挑选之后的“史实”。即便如此，这些材料也并没有经过作者的消化吸收后重组为一个有机的整体，而是充满了“韩式著史”的臆想和推断，其立论和观点都十分可疑。可以说，韩毓海缺乏做学问最基本的研究素养和方法。如此“著史”，并且敢于以如此的书名招摇过市，作者有的不仅仅是“一点”勇气，而是“勇气”膨胀到了极点，迹近王朔所称的“无知者无畏”。

    沙滩上面建高楼

    韩毓海在《五百年来谁著史》中，自认找到中国五百年来积贫积弱的病根——国家能力差、白银货币权丧失。就后者而言，韩毓海以弗兰克《白银资本》作为证据就极其可疑。在韩毓海的论述中有一个“既定”的说法，即1567年前后，大规模引进白银来解决内部的货币短缺之前，存在着一个“中国主导的世界”。

    对此，经济学博士、湖南工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教授易棉阳在《从〈白银资本〉硬伤看经济史学》中指出：

    弗兰克在《白银资本》中用大量历史资料和大量篇幅说明了一个只要读过中学历史的人就知道的常识——中国在1400年到1800年间的对外贸易大量出超，使大量白银作为贸易顺差流入中国。不过，作者的用意并不在此，而是以此为依据推出了一个独创性的新颖见解，即在1400-1800年间，中国是世界经济体系的中心，而在此之前谁也没有想到据此来证明中国是全球经济中心而西方只是中国的边缘地带这么一个结论。弗兰克的这一独创推论既没有实证基础也没有逻辑依据。因为，从历史视角看，秦汉帝国毫无疑问是当时世界经济体系的中心，但秦汉时期恰恰却是大量白银外流的时期；从现实视角看，当今美国是世界上头号外贸逆差国，而美国却是不容争议的世界经济中心。弗兰克用外贸盈余来证明中国是世界经济体系的中心的结论是难以令人信服的，这是《白银资本》的第一处硬伤。

    不消说，弗兰克的硬伤，被韩毓海不假思索地全部拿了过来，将“中国是世界经济体系的中心”并作为“韩式著史”重要的立论基础，无异于沙滩上面建高楼。无论是中国学者马克■主编的《世界文明史》，袁行霈、严文明主编的《中华文明史》，还是美国历史学家爱德华·伯恩斯主编的《世界文明史》，马克思·韦伯的《世界经济史纲》，以及《剑桥中国明代史》等著作，均无“1400-1800年间中国是世界经济体系的中心”或这一时间段是“中国主导的世界”的说法。更不必说，弗兰克的观点并未被学术界普遍接受并成为共识。弗兰克1957年获芝加哥大学经济学博士，1978年获巴黎第八大学政治经济学国家博士，研究领域涉及经济学理论、当代国际政治、经济和社会运动、世界体系史。《白银资本》产生的争论，相当一部分并非其学术价值，而是其反对“欧洲中心论”的立场所致。非专业经济史学者的弗兰克本人承认，他“既不是历史学家，也不是汉学家，更不是中国史研究者”。这几乎也意味着，弗兰克的研究必然有很多局限、不足和偏差。对中国读者而言，大抵希望能够从韩毓海所描述这一时间段的中国历史中重享昔日的光荣。遗憾的是，慷慨激昂的“韩式著史”并不足信，无法给予读者心灵安慰。刻意夸大和自欺欺人的说法非但无助于认清历史，反而容易误导现实。

    在第二部分“漫长的19世纪”的论述中，他大量使用了美国加州大学尔湾分校历史系主任彭慕兰的观点，并往前走得更远。韩毓海如是写道：

    彭慕兰也指出，与中国的“勤劳革命”不同，与其说工业革命创造了新的财富，不如说新的财富的发现，导致并推动了工业革命，因为工业革命的发生来源于两个方向的驱动：“向下”（挖煤）和“向外”（殖民地市场）。……其次是“朝下”。正如为我们所耳熟能详的，工业革命在全世界的象征都是黑暗的矿坑——恰恰是“黑暗的矿坑”形象地表明了“底层”这个社会学的范畴是怎样产生的：如果没有煤的大量采用，没有煤的热能对于太阳能的替代，工业革命其实就根本谈不上是一场真正的革命。1800年，英国的煤炭产量占当时世界的90％，这是英国在人类历史上的第一次产品领先。（P288）

    彭慕兰在《大分流》中关于煤的使用的观点，已经被学者黄宗智有力地质疑和批驳。按照黄宗智的说法，彭慕兰对1800年以后的历史的看法，关于煤炭的论述主要基于瑞格里。但是，彭扭曲了瑞格里的观点：

    我们已经看到瑞格里讨论的是18世纪而不是其后的英国的煤炭生产。而且瑞格里强调的是两种因素的巧合，即煤炭的偶然发展与英格兰非常发达的有机经济这两者的结合，而不是单一的煤炭的偶然发展因素。可是彭慕兰却把瑞格里对英国1700-1800年间的观察，转换成了1800年以后才发生的事情，并由此得出单单机遇就足以解释工业化的结论。如此一来，瑞格里关于英国工业化过程带有机遇因素的相当奥妙的论点，到他手里变成了单一的“煤炭和殖民地”的解释。

    在这本书中，韩毓海还写道：

    英国的地理地貌特征其实就相当于“欧洲的山西”，而且其煤炭储备状态比山西更为特殊：英国存在大量的地表煤。这就是工业革命不产生于法国，不产生于荷兰，更没有产生于中国的根本原因，——恐怕也是最直接的原因。更进一步说，18世纪末，英国的森林覆盖率不足5％，这个国家陷入到燃料严重短缺中，煤是天然的燃料，这也是英国向下发展（掘煤）的根本动力所在，——对比而言，尽管中国经济的核心地带江南地区同样存在燃料短缺的问题，然而非常可惜的是：中国广大的南方并不产煤，而中国经济的核心地区江南和东南沿海更是处在一个严重的“贫煤带”上。——我们所能知道的工业革命发生的道理，其实就这么简单：使得中国、法国、荷兰、美国在19世纪没有发展起大规模的采煤业，恰恰就是经济的考量：成本和代价－代价和收益。（P289、290）

    而黄宗智之前对彭慕兰的批评是：

    彭慕兰关于长江三角洲煤炭供给的论断也不足置信。蒂姆·赖特（Tim Wright）关于中国煤炭工业的详尽研究表明，中国是世界上煤炭储藏最为丰富的国家之一。而且在工业需求到来之时，中国的煤炭工业发展相当迅速，其年产量从1896年的不足50万吨增加到1936年的400万吨。研究近代中国史的专家都会知道位于湘赣边界山区的萍乡县煤矿，这里的煤经由湘江和长江供给张之洞在武汉设立的汉阳铁厂。显然，那些煤矿很容易就可以供给长江三角洲。换句话说，中国（或长江三角洲）工业化的滞后不能以彭慕兰所强调的煤炭资源匮乏来解释；相反，是工业需求的缺乏才能解释中国煤炭工业的滞后。彭慕兰的论述把本末倒置了。

    彭慕兰与黄宗智等学者的争论，当年在学术界曾产生很大影响，两人还曾经当面交流，结果是都未能说服对方。但是，黄宗智等学者对于彭慕兰论据和结论的质疑被学界公认是有力的。令人难以理解的是，韩毓海对于黄宗智的论据视而不见，将彭慕兰的史实硬伤拿来即用。这到底是学术上的懒惰，还是存心的忽视？

    国家能力与国家权力

    在这本书中，韩毓海大量使用了“国家能力”这一概念，但是并未交代这一概念的来源和原始出处，也未对这一概念的内涵和所指进行清晰的描述，让我一度以为这一概念是韩教授自己的发明。让我们看看英国学者迈克尔·曼的描述。

    迈克尔·曼对于国家权力进行了两个层面的区分。其一是国家的专制权力，即国家采取的系列行动不需要与公众社会进行常规化、制度化的沟通。其二是国家的基础性权力，即国家能力。它指的是国家事实上渗透公众社会，在其统治的领域以提供“后勤补给的方式”有效贯彻其政治决策的能力。根据这两种权力强弱的状况，迈克尔·曼对历史上以及现实中的国家作了分类，归纳出四种理想类型：一、两种权力均弱型，如西欧中世纪的封建国家；二、强专制权力弱基础性权力型，如中华帝国、罗马帝国等传统帝国；三、弱专制权力强基础性权力型，如西方近代以来的官僚制国家；四、两种权力均强型，当代的集权主义国家即属于此类。

    在这本书第2页，韩毓海写道：“我认为：最简捷地解释这500年来世界史的消长，其核心实际上就在于‘国家能力’这一点上。”在第22页中称：这一部分对最近500年世界历史运动的研究，能够使读者们看到：500年中国历史所经历的大致是一个“双向的过程”，一方面是生产的发展、市场的扩大，另一方面却是“制度的无为”——即“国家能力的持续下降”，既指皇权直接面对千百万小农的基层无组织能力，又特别是指国家货币制度的混乱、税收体制的混乱，从而最终不得不将货币委之于国外的货币市场，结果逐步丧失了财政金融上的自主性。

    按照韩毓海的描述，“‘国家能力的持续下降’既指皇权直接面对千百万小农的基层无组织能力，又特别是指国家货币制度的混乱、税收体制的混乱”，其范畴并非迈克尔·曼所述的“国家能力”，其权力运行模式从上至下，无疑应当属于“国家权力”的范围。显然，韩毓海在这本书中陷入了概念的误区而不自觉。

    在迈克尔·曼看来，国家能力与国家权力并不同一，国家权力过大极可能造成国家能力下降。近代以来，就国家能力而言，专制的法国并不比民主的英国强大，因为专制权力的后勤基础不如“基础性权力”的后勤基础强大，英国政府能够汲取比法国更多的财政收入，能够更有效地动员社会各阶层，从而更有效地提供内部的统一秩序，维护国家的对外利益。

    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是，明朝是中国历史上最为专制的时代，国家权力对基层的控制极其严格。白钢先生在《中国政治制度史》中的研究显示，为控制人口，保证赋役的征收，朱元璋很重视加强户口户籍管理，1370年实行半印勘合户帖制度，户帖内容包括姓名、年龄、籍贯、人口、男子已、未成丁数、妇女大人与小孩数；产业田亩数、瓦、草房间数，牛畜数等等。由地方官和户部尚书押名，以字号编为勘合，用骑缝印，把半印勘合交由户主收执，而户籍名册则上交户部备查。以后凡人口有增减变动，均得申报。如不申报或隐瞒年龄的，家长要受杖100以下的处分（P639）。1381年，在户帖制的基础上，又建立了更为严密的黄册制度和里甲制度。里甲中各户要了解彼此的丁口、职业，互为担保。逃亡、流徙均属非法，出入邻里要相互告知，离境他往要领取“文凭”、“路引”方能通行，否则要受到杖责并押回原籍。一人犯法，全家受牵连；邻里知情不报便要连坐（P640）。黄仁宇在《剑桥中国明代史》中称，明朝政府不能动员国内财政资源，或许与迈克尔·曼对专制的法国的研究相类似。而黄仁宇也同时指出，在增税实行时，有的边际土地拥有者确实无力缴纳，地方官员就必须抓捕和责打他们。在个别情况下，欠税人可能被责打致死。甚至最残暴的措施也根本不能解决这个问题。

    对于韩毓海关注的问题，即明代统治者没有能力动员国内财政资源的问题，美国学者玛格丽特·利瓦伊在《统治与岁入》中对于“掠夺性统治理论”的研究或许是较好的答案。利瓦伊认为，统治者使岁入增长最大化的目标受到如下因素的约束：相对议价能力，交易费用和贴现率。统治者总是掠夺性的，但不可能总是随心所欲。而专制君主虽然垄断了强制力，但未必拥有完善的监控能力。然而，他们能获得岁入的数量，取决于他们杜绝代理人中饱私囊的能力；他们甚或不得不提供一些抽血代理人的激励机制，从而让代理人尽可能的征收岁入。

    中国的传统的皇权专制社会一直未能从根本上解决吏治腐败的问题，其根本原因还是在于其权力组织形式本身的痼疾。拥有绝对皇权的统治者对于权力的代理人和执行者的官，以及韩毓海反复强调的“吏”，显然不可能“完善监控”。对此，阿克顿早有“权力产生腐败，绝对权力绝对产生腐败”的名言。而明代以降“国家能力的下降”，恰恰是因为国家权力太强导致。当统治者从人民这里予取予夺，剥夺了几乎所有权利，而且不提供基本的公共服务和福利，人民不可能自愿服从或如玛格丽特所说的“准自愿服从”。当人民只是在权力的压迫下被动的充当输血者，或者在过重的税赋以及官吏的盘剥下生存，自然就不会积极响应国家的动员——或许，这才是韩毓海所称“国家能力下降”的根本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