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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学位30年”专题报道：学位三十年
中国教育在线考研频道　　2011-01-21

学位十年

摘自《中国学位二十年画册》（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 编）

      十年来，我国已建立了包括文、理、工、农、医及军事学各学科门类比较齐全的学科授予体系。截止1990年底，全国有权授予学士学位的高等学校有580所，有权授予硕士学位的单位有586个，其中高等学校421所，有权授予硕士学位的学科、专业点有7000多个，其中高等学校6000多个；有权授予博士学位的单位有248个，其中高等学校199所，有权授予博士学位的学科、专业点有2100多个，其中高等学校1700多个。

      十年来，我国已初步建成一批既是教学中心、又是研究中心的高级专门人才培养基地，奠定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研究生教育制度和体系的基础，为国家培养了大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社会发展所需要的各类专门人才。截止1990年底，已培养学士200多万人，硕士约18万人，博士约7000人。他们在走上工作岗位后，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我国绝大多数学科的硕士生的培养已经做到立足于国内，相当数量学科的博士生的培养也具有了立足于国内的条件。

学位二十年

摘自《中国学位二十年画册》（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 编）

      二十年来，我国已建立了包括文、理、工、农、医及军事学各学科门类比较齐全的学科授予体系。截止1999年8月，全国有权授予学士学位的高等学校有665所(含军队院校81所)；截止到2000年6月底，全国有权授予硕士学位的单位655个，其中高等学校420所，有权授予硕士学位二级学科、专业点有8361个，其中高等学校6971个；有权授予博士学位的单位有303个，其中高等学校216所，有权授予博士学位的二级学科、专业点有1769多个，其中高等学校1393个；有权授予博士、硕士学位一级学科、专业点388个，其中高等学校334个。

      二十年来，我国已初步建成一批既是教学中心又是科研中心的高层次人才培养基地，设有研究生院的高等院校已达53所，为建设中国的研究生教育制度和体系奠定了基础，同时也为国家培养了大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的各类专门人才。截止1999年8月30日，已培养学士500多万人，硕士48万多人，博士5万多人。他们在走上工作岗位后，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发挥了重大作用。我国绝大多数学科的硕士生的培养已经做到立足于国内，相当数量学科的博士生的培养也具有了立足国内培养的条件。

学位三十年

摘自《中国学位二十年画册》（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 编）

      三十年来，在党中央、国务院坚强领导和广大师生员工的努力下，我国已基本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学位制度，基本实现立足国内自主培养高层次人才的战略目标，学位与高等教育的国际影响力不断提高，学位管理体制和培养模式改革不断深入。建立起学科与类型相对齐全、结构与布局相对合理的学位授权与授予体系，形成中央政府主导，发挥省级统筹、充分调动学位授予单位积极性的三级管理体制；共授予各类博士33万人、硕士273万人和学士1827万人，他们中的大多数已经成为各领域、各行业的领军人物和骨干力量，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质量得到基本保障；我国与37个国家签署了高等教育学位和学历文凭互认协议，接收了来自19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学生来华攻读各级学位，中外教育合作与交流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

      学位制度的建立，从根本上推动了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学位授予单位学科建设的整体实力，提高了学位授予单位承担国家重大任务和服务区域发展的能力。三十年学位工作的实践，我们始终坚持立足中国国情，贯彻落实党和国家教育方针、政策，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坚持与时俱进、改革创新，始终保持勃勃生机和动力；坚持以人为本、求真务实，不断破解发展中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坚持树立质量核心观念，保障学位授予质量，努力实现规模、结构、质量和效益相协调；坚持持续推进法治化、科学化、民主化，把加强党的领导与发扬学术民主、依靠和发挥专家作用有机地结合起来；坚持不断地学习和借鉴国外的先进经验和文明理念，利用国外优质资源，争创国际先进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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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平原：北大首批文学博士

    北京大学研究生院 供稿


    陈平原，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现代文学教研室主任，中国俗文学学会会长。

　　1954年，陈平原生于广东潮州。1969年秋冬之际，年仅15岁的陈平原赶上了全国上山下乡运动，回到潮州老家，扛起了锄头，后来成了一名乡村教师。

　　8年后，恢复高考，迫切渴望走出山沟的陈平原接到了中山大学中文系的录取通知书。

　　1982年1月和1984年6月陈平原在中山大学获得文学学士、硕士学位，1987年6月在北京大学获得文学博士学位，是北大首批毕业的两位文学博士之一。

　　在北大，陈平原师从中国新文学史研究学科的奠基人王瑶，其师兄是著名学者钱理群。

　　从文学史到学术史，从学术史到教育史，再从教育史到文化史，十多年来，陈平原的跨越很受学界注目。

　　上世纪八十年代，陈平原主要从事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研究，此后将研究领域扩展到中国古代小说与中国散文。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他开始关注中国学术史，近年来关注目光涉及到现代中国教育史，主要著作有《北大精神及其他》，《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以及《在东西方文化的碰撞中》等。

　　一向温润儒雅的陈平原，有“平原君”的美誉，他身上的学者气质也仿佛与生俱来。1991年撰写的《学者的人间情怀》体现了他对学者独立人格的守护，和现代知识分子对道义的承担。“政学分途”、“学术独立”，不仅阐释了他严谨求实的学术态度，也申明了他对自己学术人生的定位。

　　这种学人角色定位是新时期学者的一种价值苏醒。陈平原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

　　问：文革改变了很多人的命运，对您来说，文革产生了哪些影响？

　　答：我祖父教过私塾，父母曾在汕头农业学校教语文，那是一个中专，原来是华南农业学院的分校。名义上我是城里人，其实是在山里长大的。我1969年初中毕业，不能继续读书了，必须上山下乡。我们潮汕的传统就是走南洋赚了钱，一定要回家盖房子，于是，我就回乡插队去了。要不，就得去海南。我爸爸跟村里的父老乡亲关系不错，所以，他们对我挺好，务农半年后，就让我当民办教师。

　　1971年秋天，邓小平回潮，我又去读了两年高中。我不当民办教师，重新回去读书，大家都很惊讶。因为，当时在农村教书是很好的工作。那时我根本没想到以后还会恢复高考制度，只是觉得有书读就好，没想别的。

　　其实现在想想，文革对我的学业影响不是特别大。我家里有好多书，主要是文学方面的，除了历年的中学语文课本、中外文学名著，还有北大王瑶、林庚、吴祖缃等先生的文学史著述。所以，我和北大还是有缘分的。

　　恢复高考的时候，有人劝我报考理科，我不敢。在乡下，可以猴子称大王，真讲实力，我知道自己不行。至于外语，只学过一学期，学的是“毛主席万岁”。上大学后，才重新从ABC学起。很可怜吧？但学文史的，人生阅历，还有苦难什么的，有时候也是一种“资本”。所以说，我的损失没那么大。

　　就这样，我从山村里的“孩子王”，走到了今天的北大教授，平生最得意的，是从小学一年级到博士班，我都教过。

　　问：您当时中山大学历史系硕士毕业，那时候已经可以直接工作了，为什么还要选择来北大读博士呢？

　　答：我是中山大学77级的学生，念完本科再念研究生。我进入北大之前，中文系没有招过博士，我算是北大第一届文学博士。其实数学系、哲学系都比我们早，但当时中文系的教授们，对招博士不是特别积极。

　　我们77级本科毕业时，大部分同学选择了工作，可我还想继续念书，所以念了硕士。读完研究生，当时并不觉念博士有什么必要，就准备找工作。跑去中国社科院文学所联系，差不多定了。但又去北大看黄子平，认识了钱理群，就变卦了。老钱觉得，我应该来北大。中文系也同意接收，可到了学校层面，就不干了，说北大对外来的人不是特别信任。我后来的导师王瑶先生说，那好，我今年就开始招博士生，等读完了再留校，就名正言顺了。就这样，我成了王瑶先生的第一个，也是北大中文系第一个博士研究生。如果当时硕士毕业北大要我，我很可能就没有念博士了。

　　问：可以说，您来北大，得益于您的导师王瑶先生的慧眼识英才，他对您有什么影响？

　　答：中文系跟其它系不太一样。化学、物理系的导师们是在国外拿到博士回来的，而中文系的老师基本上都是在国内训练的，所以他们没有受过完整的像国外研究院那样的教育。

　　王瑶先生的导师是朱自清，我妻子夏晓虹的导师季镇淮先生，他的导师是闻一多。他们当时在西南联大时，受过的国内文学方面训练和教育算是最完整的。即使这样，还是跟在国外念过博士的不太一样，所以他们对研究院的理解，包括对研究生的教育理念，跟日后的研究生教育制度不一样，跟理工科的教授们也不一样。

　　那时候我念博士的情形，在今天看来有点像天方夜谭，但确实是这么念的。我进入北大以后，除了外语课，专业课基本跟导师聊天。老师告诉我：你有空就请教老师。所以我一有空就去拜访季镇淮先生、林庚先生。每个星期有一到两个下午还要到我导师王瑶先生家里聊天。坐在那里海阔天空地闲聊，谈政治，谈思想，谈文化，谈人生。

　　我曾写文章说，因为我的导师爱抽烟、喝茶，每次聊天都处在“水深火热”之中。王瑶先生也总说自己经过几十年“水深火热”、“颠倒黑白”的煎熬，就是抽烟喝茶、牙齿变黑，头发变白，才成了这样一个学者。所以我也是在烟雾缭绕中被熏陶了三年。确实如此，记得先生的烟斗跟闻一多先生的烟斗一样。先生谈话的时候基本上有大致的思路，但没有确定的议题。我们只静静地听，偶尔插几句话，更多的时间里是随着先生沉思。

　　问：如果专业课都去聊天了，那你们当时博士生的成绩都如何考核呢？

　　答：我们当时没有学分，等到我博士快毕业了，论文都做完了，教育部才发现我们没有考试，所以赶紧补了个考试。当然作为北大的第一届文学博士，我们当年整个培训跟现在相比很不正规。但这样的不正规有一个好处，可以让老师和学生之间不断的对话。

　　问：那时候您跟导师王瑶先生是一对一交流的，现在您在培养学生也传承了这种方法吗？

　　答：在老师和学生的面对面交谈中学生更容易得到激发，灵感的激发则更容易传承老师的为人为学。我没办法做到像我的导师那样，因为今天培养的学生量更大了。我们中文系现在每年大概一个老师招一个，最多是招两个博士生，但好多大学一届招四个六个，那三年四年就二十几个怎么办？

　　我尽量加强跟学生的沟通。每星期我跟学生吃一顿饭，学生们拿着饭盆跟我一起打饭，然后在研究室里面一起谈，谈专业，也谈日常生活，有什么事情我们来沟通，一星期坚持一次，坚持好多年了。这也是我针对目前对博士生作为本科生培养的毛病，提出来的一个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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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魏万磊；摘自《中国研究生》2007年第7期

　　我的中学我出生在一个家境贫寒的农村家庭，小学成绩平平，最好的时候是班里的第五名。在初中一年级，因为调皮捣蛋，学业一塌糊涂。在学校还常常和别人打架，欺负女孩，最后终于发展到不可饶恕的地步，学校决定开除我。这个时候哥哥已经辍学，家里也正好缺少劳动力，所以我就面临一个选择，是在家里务农，还是从此洗心革面，老老实实，求学校留下我。说实在的，当时学校里的老师和同学都看不起我，家里人也不把我当家庭成员，认为我真的是不可救药了。

　　为了让我体验一下做农活的辛苦，感受一下学堂里与太阳下的强烈差异，哥哥决定用劳动来改造我的灵魂。我在家里的几天，每到中午，他就让我从邻居家里借出来小毛驴，牵着和他一起去地里干活。烈日当空，从中午11点一直到下午4点，一刻也不休息，把一大块地全部耘（土语，给地里除草）完。看我累得精疲力竭，他就问我：“上学好，还是种庄稼好？”我不吭声，因为当时我的逆反心理很严重，不就是干活吗，有什么了不起，上学被人看不起，还不如这样累死算了。见我没反应，哥哥第二天就用同样的方法，结果家里十几亩地全部耘了一遍。见我还没有悔改之意，就请求把我大伯家里的地也耘一遍，这可把大伯高兴坏了。最后，还是因为邻居太心疼自己家的毛驴，说这叫什么事儿，老是中午到我家借驴，一回来小毛驴一天都不叫唤，连吃草都懒得吃了。哥哥现在看到我的成就，很得意他当年对我实施的改造行为。

　　而实际上是，我当时懵懵懂懂地觉得，如果一辈子这样从事机械劳动，娶个五大三粗的老婆，一连过上几十年实在没什么意思。自己如果在这个时候不上学了，显得有些早，还是在学校里呆吧，能混几天算几天。于是，我给家里人说，托人给说说吧，我还上一年级，兴许能跟得上。家里人还是比较高兴的，就让我姐姐当天给我辅导，她让我学英语，一年级上完了，我连26个字母都记不住，更别说单词了。记得有一天晚上，她让我背诵两个英语单词，一个是“bee”，一个是“face”，结果我背了整整3个小时，她提问时，我还是不会，气得她差点自杀。

　　等叔叔把我带到了校长面前认错，吴校长问我留级以后计划在班里排第几名？当时一个班大约是80人，我说应该能排个中等吧。他说：“你如果能排第79名，我吴字倒着写，最后一名的位置永远都是你的。”也许照当时的情况，我能让人称得上小混混就是对我智力的高度赞许，我的成绩在老师看来比白痴强不了多少。地理一律没超过6分，英语大体维持了10分左右。数学老师总是说，他最喜欢批改我的卷子，因为总共没几个字，随便写个个位数绝对不会冤枉我。只有语文好一点，语文老师也总是说我的字写得像是在纸上积肥，画屎壳郎。

　　最后，我终于在一纸检讨中得以留级。当时，别人都已经上课了，我搬着凳子走到一个班的教室最后面，这个班的班主任是新来的教师，教英语，姓王，他不太认识我，以为是从外地转学过来的，说，坐到前面来吧，把我安排到前面靠墙角的位置上，旁边是一个女生，后来我才知道她是班里的学习尖子。那堂课是我老老实实听的第一堂课，天啊，我全听懂了，10多个单词老师讲过以后我全记住了，当然还包括我姐姐教给我的那两个。从那时起，我对英语开始有了兴趣，老师每一堂课，我都恨不得多长几只耳朵，把老师说的都记住了。接下来的课程，我都认真听老师讲，居然也都听懂了，那个高兴劲儿，真是前所未有啊！一个学期后，期末考试，我拿了全年级第一名，吴校长亲自给我发奖，他说：“浪子回头金不换，我提议，全校以魏万磊同学的个人转变为题写作文。”那一天，我把奖状拿到家里，哥哥对右下角的那个红印章看了很久，生怕我是自己伪造的。

　　接下来，我到镇里参加英语比赛，得了全镇第二名。回到家里，我让哥哥教我练字，因为哥哥写字写得非常好，后来还成为县书法协会的会员，我每天把他写的字当字帖来练，这成就了我书法方面的启蒙教育。后来我还跟县书法协会主席尚先生进一步系统学习书法，知道了很多书法和做人的道理。

　　但是，到了三年级，我已经有些骄傲了，从二年级起，我开始担任班长、纪律委员、学习委员、学生会主席等职务，每天就知道检查卫生，整某个不听话的同学。后来我自己分析，大约是自己受过剥夺，所以现在很想剥夺人。这种剥夺感就像是百年媳妇熬成婆，就像是一个暴发户，当地位突然发生转变时，我的痞子心态并没有褪尽，堕入到另一个恶性循环当中了。所以，当镇里一个中学的老师调过来教我们几何时，她改我的卷子，说：“这就是你们所说的学习尖子？我最多只能给他32分。”她第二天上课，说魏万磊的名字应该改一改了，改成魏一石吧，原来的“万”现在只剩下“一”了，磊字三个石头，现在剩一个就不错了。我真的很感激这位老师，我后来发表文艺类的作品，笔名就叫一石，它提醒我，任何时候都需要自我警醒。

　　看到这种情况，作教师的叔叔就提议让我转学，说还是到镇里的中学吧，咱们村里的学校出一个人才太难了。于是，我就到了父亲开诊所的小镇，在镇上的中学读书，当时我在班里排名是倒数第十九名。没过几个月，就开始了中招考试，我离县一中的分数线差30多分，落榜了，就在这个学校复读。复读期间，父亲没有误过我一次上课，每次放学，父亲就已经做好饭菜等我了，有一次因为下雨父亲就到学校接我，看到我父亲老态龙钟的样子，同学都笑我，我的虚荣心还一度占了上风，告诫父亲以后不要去学校。每次晚自习回来，父亲都要陪我再学习一会儿，父亲年龄大了，常常是拿一本医书，看上几行字就睡着了，让他去睡觉，但他总是非要陪我到最后。经过一年的复习，我以全县第十九名，全校第一名的高分被县一中录取。接到通知书的那天，我笑了，父亲哭了。

　　高中一年级的时候，奶奶生病，花了很大一笔医药费，最终没能治好，撒手人寰。父亲又得了重病，家里一贫如洗，我在一年级下半学期就没再吃过菜，家里腌的咸萝卜，我拿几个，每次都是买几个馒头，就了几片咸萝卜吃下，然后喝点水。我知道家里苦，就拼命学习，无论冬天还是夏天，每天早上4点，我都在别人的熟睡中起床，蹑手蹑脚地走进教室，点上蜡烛学习。校园里有几只猫头鹰我都能数清楚，当然我也曾作了好多无用功，曾经试图把简明知识辞典背诵下来，把全世界所有数学题都做完。

　　二年级下半学期，我很想做一个文学青年，就参加了学校文学社的招聘，结果被选为社长，于是想轰轰烈烈地干一番，有时甚至不上课还要联系报纸的打印和排版，和山西、内蒙的文学社团联系，计划召开全县的文学社团联合大会，梦想自己成为文学界的名人。你可以想见那时我是多么无知，其结果是，所有参加文学社的同学，成绩都大幅度滑坡，我更惨。到了三年级上半学期文学社已经是举步维艰，被学校勒令解散，我也开始把心重新放到学习上来，但为时已晚，我高考仅仅过了地方师专的分数线，就计划再复习一年。在复习的一年里，在市里三次统考中，我都在前30名，在我们班一次第一，其余几次都在前三名。可是，到了最后高考，我最敬慕的班主任找我谈话，说他亲戚家的孩子就坐在我身后，我答题快，把选择题做完以后把答案传给她，他说，全部监考老师都已经打点好了，没有任何问题。结果，到了最后一门，刚把选择题做完，传过去就被发现了，老师把我赶出了考场。发成绩单的那一刻，我永远都忘不了，因为当时实行的是标准分，因为这一门成绩的影响，原本计划考中国人民大学的我又一次被这所地方师专录取，命运竟是这么捉弄人。

　　我的大学在师专的第一年里，我简直就不愿意跟任何人说话，总有一种落草为寇的感觉。但冷静下来以后，我追问自己，是不是一生就该这样？我既然自认为比别人强，那怎么证明呢？我如果在这样一个学校都不能证明我比别人高出一截，只能说明自己只配上这样一个学校。当时学校刚刚开设了奖学金，一等奖学金600元，学习优秀奖500元，社会实践奖100元，我连续三年都是第一名，拿全额奖学金1200元，比一年学费多一倍，而且通过了国家英语四、六级考试。毕业那一年，学校推荐我到学校的附属中学工作，好多同学都劝我，这个工作已经非常好了，别人都很羡慕你，不要再参加全省统一的优秀专科生升入本科阶段学习的考试了。我还是心有不甘，因为我觉得我的潜力刚刚被发掘，我还有当年的梦想。几个月后，我参加了全省统一的专升本考试，最后以全省第一名的优异成绩被河南师大录取。

　　在师大期间，优良的学习氛围让我更加珍惜这次学习机会，我尽可能地去听名师讲课，一是锻炼自己的口才，二是博采他们的长处，即使每个老师只能给我一点启发，我也会海纳百川。我对哲学尤其感兴趣，开始思考一些社会问题和理论问题。毕业前，我被一所省重点高中录用，还没毕业就到那里去代课，学生都很喜欢听我讲课。但我隐隐约约感觉到，由于自己绝大部分时间都被学生占用，自己的发展空间越来越小，而我自身的潜力显然才刚刚露出头角，所以我就想到了考研。当然，准备是早就有准备的，主要是英语方面。当时我想，自己的优势主要还是在历史方面，而我又不想搞历史，想搞法律和政治，所以我就在网上查阅各个学校的招生目录和专业，最后发现，中国人民大学的政治学专业是从以前的中共党史系分离出来的，这就意味着，它考试的科目肯定会与历史密切相关，而我恰好受过政治学和历史学系统的训练，我认为这是我的优势。而就学习方法来讲，我知道考研的难关在于英语。政治理论我不用怕，我的哲学、政治经济学、邓小平理论和毛泽东思想概论都学得很好，没有必要浪费更多的时间。而要想上公费，就必须把总分提上去，有这样一个思路，我就每天大量作英语习题，清早的时间用来读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编的《大学英语》教材，剩余的时间用来准备专业课。我瞅准了一本指定教材，把这本书系统全面地梳理了三四遍，然后把国内能够找到的同名教材都通读了一遍，在形成一个体系的情况下知道了这个体系可能容纳的所有内容。功夫不负有心人，我终于以本专业总成绩第一名的成绩考入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而我是当年河南师大唯一一位走进北京的公费生。

　　我的研究生阶段我的硕士生导师对我要求很严，在此期间，我发表了80多篇学术论文，对学问产生了浓厚兴趣。等同班同学都开始找工作时，我又在想，以后的路该怎样走。当时有三条路可以选择，一是继续留在人民大学攻读博士，这一点我还是有把握的；二是参加工作；还有一条路是考其他学校的博士。人大比较知名的老师课程我都听过，于是我报名参加了清华大学博士生考试，近几年清华在全国各地挖掘文科方面的人才，绝大多数都是重量级人物，所以其发展前途将不可限量。考试我没有想到那么轻松，最后，我以本方向总分和专业英语第一名的成绩被清华大学公费录取。我人大原宿舍的两名工作的同学，说我真是上学入了迷，已经上了21年，怎么还能再上呢？我说，我走了很多弯路，耽误了至少三年的时间，我必须把这三年的时间补回来，所以我要赶在你们之前拿下博士学位。他们说，你太冒险了，放弃了自己学校公费录取的名额，怎么敢选择清华，万一考不上怎么办？事实证明，清华是我正确的选择，浓郁的学习氛围、丰富的藏书、学识渊博的大师，都是做学问必不可少的环境因素。我每天写论文、读书、翻译，还参加一些社会活动，已经积累了一点学术声望。许多单位邀请我去培训他们的干部和员工，自己的人生价值得到了体现。

　　从我的个人经历中，能够得到哪些启示呢？我很欣赏柳青说的那句话：“人生的道路虽然漫长，但紧要处只有几步，特别是当人年轻的时候。没有一个人的生活道路是笔直的，在婚姻的岔道口、事业的岔道口、人生抉择的岔道口上，哪怕是走错了仅仅一小步，就需要用你人生的一个相当长的时期甚至后半生来弥补。”真是至理名言。当你以后走到人生的岔道口上时，你要依据自己的判断做出选择，选择了就不要后悔，就要一直走下去，你自己对自己的选择负责任。

　　对我们个人而言，还有一个学习动机的问题。有的同学是为了光宗耀祖考大学的；有的是为了自己的女朋友考大学的；有的是为了自己将来生活得舒适考大学的；还有的同学真的是感觉到自己身上有很多缺陷，需要通过进一步学习来弥补，因而决定继续深造。这些动机无法评判哪个对哪个错，但无论从哪个方面考虑，最后的落脚点一定放在自己身上。根据美国人力资本专家舒尔茨的研究，一个人在自己智力上的投资无论多少，一定能够最后收回。所以，你在智力发展上的任何投资，都是有可预期的收获的。

　　我希望所有研究生都能够正确定位自己，知道自己的强项和弱势，扬长避短。同时要坚定自己的信念，懂得做人的关键在于责任。一定要走好人生的每一步，什么时候都不要轻言放弃，把自己最大的潜力发掘出来，只有你最了解自己，别辜负了青春年华。相信我们通过学习，都能有一个美丽多彩的人生！

　　（作者：魏万磊，清华大学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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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范洪义；摘自《中国研究生》

　　1983年5月27日这一中国教育史上值得纪念的日子标志着共和国培养了第一批十八名博士。我有幸成为其中之一，在事隔二十年后的今天愿谈谈自己从博士教育中收到的教益与积累的经验。

　　一、做好一名博士生我的体会之一就是就要敢于“摸着石子过河”。知识积累再多，学富五车，而不“做”学问，不在“做”科研的过程中培养创新意识和科研能力充其量也只能成为一个“书橱”。而要“做”学问，最要紧的莫过于选题得当。一个好的课题，有二条标准：其一，应有明显的科学前瞻性；其二，这个课题一旦被以另辟蹊径的方法突破后又具有别开生面的后续性（或称为可持续发展），使得这个方向的科研之树常青。“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一个课题有活力，才能产生长远的国际影响，在教学上也会逐渐地被普及。

　　选题宛如下围棋，一棋敲下要形成“势”，有“势”才能势在必行、因势利导，不但能使以后下的棋子成活，而且能从此为依托不断地扩张形成规模。有“势”的课题往往产生于对基本理论的突破，抑或是概念或原理的创新、抑或是新现象、新方法的发现。而要找到这类能“牵一发而动全身”的课题需要一个科研人员有长期准备的头脑。早在“文革”刚开始不久，我就捡了一本被人弃之于墙隅的《量子力学原理》自学起来。该书的作者是量子力学创始人之一、诺贝尔奖得主狄拉克。该书被认为是与牛顿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可以相提并论的经典著作。狄拉克在书中用他精心创造的符号法精辟地阐述了量子力学，成为当今表达量子力学的“语言”。当时作为自学者的我，对于以符号法表达的连续表象的完备性不甚了解，但却也在脑海中形成了后来被证实是极有启发、极有价值的问题：即如何实现对不互为共轭虚量的右矢——左矢积分型投影算符的真正积分，使得经典正则变换能直捷地过渡到量子力学的幺正算符。这个问题后来就成为我当研究生时自选的课题之一，而且是一个有“势”之题。

　　我觉得自选课题的好处是：1）自己对此课题有浓厚的兴趣，有更强的责任感，促使自选者把全部身心都倾注进去，出成果的可能性往往并不亚于请导师命题；2）它有利于迅速培养自己的科研预见能力与解决问题的才能，并能在科研的道路上较早地独立开步走。后来的进展表明我自选的课题实际上是实现了狄拉克生前的愿望，即他在《量子力学原理》前言中所叙述的：“……符号法看来更能深入事物的本质，它可以使我们用简法精炼的方式来表达物理规律，很可能在将来当它变得更为人们所了解，而且它本身的特殊数学得到发展时，它将更多地被人们所采用”。

　　博士生阶段选题得当对我这近二十年来的科研工作推动作用十分明显，这表现在：1）科研论文不但有原创性，而且具有系列性，如中国科大前校长严济慈先生曾说过的那样：科研工作者自己种了一棵树，能生根、发芽、开花与结果。我把多篇论文中的精华提炼出来写成专著《量子力学表象与变换论—狄拉克符号法进展》，又在此基础上结合了爱因斯坦的量子纠缠的概念写出了《量子力学纠缠态表象及应用》一书。国际上有影响的量子光学杂志发表我这一系统研究成果的“Review”文章，两位权威审稿人一致认为它的发表对指导研究生和对广大研究人员都是有益的。

　　二、通过博士教育阶段我积累的另一条经验是要抽空读一点科技史，常翻阅诺贝尔奖得主的演讲和他们的成就介绍，尤其是要读一些著名科学家的传记和回忆录。那些有卓著成就的人，在科学研究上是巨匠，但他们也是常人，他们的高超智慧在日常生活中是如何表现的呢？了解他们的日常琐事，也许会悟出他们在创造辉煌时的灵感或思路。在这里我说一个小故事：有一天，狄拉克和一个朋友外出散步，同伴因自己的口袋里装着没有盛满的药瓶子发出嗒嗒的声音而感到抱歉。狄拉克评论说：“我认为当药瓶半满的时候发出的声响最大”。这是因为狄拉克注意到了口袋里的药瓶不仅是在瓶空时不会发出噪声（这是显然的），而且在瓶满时也如此。这个事实类似于狄拉克的“空穴理论”的思想，由于费米海被电子充满了，所以不易被注意到。

　　由于在博士教育中常读科学家的传记，了解到他们的远见卓识和幽默（一种高度的智慧），也提高了自己的气质与品位，增强了对社会的责任感。拉普拉斯曾说：“认识一位天才的研究方法，对于科学的进步，……并不比发现本身更少用处”。尽管居里夫人曾谦虚地写道：“在科学界我们感兴趣的是事件而不是人”，我却认为了解与自己科研有关的大科学家的个性也是有用的，正是各种不同的个性才使得我们面对的科研课题和成果如此绚丽多彩。

　　三、在博士教育阶段，无论多么忙，在夜间学习到多么晚，合眼前我总要读点唐诗、宋词或清诗。因为科学和艺术是同出一源的，诗和科研都追求简单性与美，诗人和科学家都富于想象力，有些甚至是幻想式的，他们的创造都是一定灵感的结晶。与诗歌类似的美感在自然科学中也有充分地体现，它反映了自然界规律的和谐、对称及与数学合理的合拍。多读古诗会潜移默化地简炼科研工作者的思维与表达能力，能锻炼“一语中的”地表达问题症结的能力，提高抽象的功夫。好诗“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好的论文何尝不是如此呢。我曾将自己的科研心历路程写成题为《静夜思》的词：

　　（一）梦人解题觅思路，孤萤化星，依稀有灵悟。睡里缺笔无记处，觉来朦胧追记误。

　　惆怅梦境难复苏，铁鞋未破，尚须费工夫。莫怨花径生迷雾，雾中看花有似无。

　　（二）挑灯抱影复攻书，天涯有穷，阅识无尽处。夜深神凝思绪殊，易添彩笔填新赋。

　　遥望太空不觉孤，星月无眠，无意诉清苦。休悔年轻曾虚度，夜兼日作勒拙补。

　　常读诗、写诗的结果使得我在发展量子力学符号法时自觉地或不自觉地把科学与艺术相结合，进一步提示了其深层次的美感。

　　谈起自己在1993年被国务院学位办公室评为博士生导师后指导博士生的经历，可以说是不足称道的，经验不多，但教训却是有的。我记得曾看到过狄拉克谈带研究生的一段话：“我从不想要指导别人的工作，我总是恐怕会浪费他们的时间，我并不在乎研究方向出岔而浪费自己的时间，但是我不能因此浪费别人的年华。”由于我也有类似的担心，就不敢让学生去挑战有根本重要意义的难题，化大气力去探索一些对自己也较陌生的学科方向。对于不努力钻研的学生也没有及时地进行言教，而为了让这些人能过关毕业，我曾把自己已做得有眉目的工作让之分享，这客观上滋长了某些个别不知自爱的学生的不劳而获的坏习气。今后我应知人善任，对于那些思维敏捷又有钻劲的学生要委以重任，放眼长远，挑战难题，或是鼓励其另辟蹊径、体验“柳暗花明又一村”的坎坷和喜悦。德国物理学家海森堡有一个学生，日本人朝永振一郎，当后者向导师探询研究课题时，海森堡说：“你是一个自己能发现问题的人”。朝永果然不负导师之愿望，自己选题。为后来独创量子电动力学的重整化理论打下了素质基础。所以我想，我们的博士教育中，是否也应该适当地提倡学生自己选题呢。

　　最后我以清代查届慎行的诗作为对攻读博士学位的年轻人的寄语：月黑望渔灯，孤光一点萤。微微风簇浪，散作满河星。为了中华民族，让你们的科研成果从“一点萤”而转化为“满河星”吧！

silver

　　作者：汪志健（哈尔滨工业大学）

　　作者按：两年来在现实的磨砺下慢慢成长，再回首最初选择读博时候的意气风发，总觉得应该写些文字来纪念一下岁月，于是便有了这篇短文。现在的我和写这篇文章时的我尚没有什么本质上的飞跃，依旧是一只背负着理想和现实在缓缓爬行的蜗牛。人依旧还是那样的人，我依旧还是那样的我，事也依旧还是那些事。当我们有一天离开校园，身处另外一种环境下时，心境也许会发生变化，对事物的看法也许也会发生变化，但那也只是也许。（2008.4.12）同样一个话题在校园里和网络论坛上经常都会被重复提起，这就是关于读博的话题。本文就笔者读博中的自身体会拿出来与读者分享，以期与诸君共勉。

　　一。入门前的思考

　　李政道在论述大学中的学习时曾经说过：本科生时，是老师告诉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方法，学生去动手实践；硕士生阶段，导师提出问题，学生自己去找解决途径；博士生阶段要求就更高了，要自己提出问题并找到解决方法。虽然未必每个人的大学都是像这样度过，但李先生的教导同样很有启发意义，可以作为我们的自我培养目标。诚然，从国务院到我们所在的院系对什么样的人是一个合格的博士生都有自己明文规定的标准，但是我们应当看到现实状况——博士生很多，但并不是每一个都能符合从院系到国务院的标准。所以，虽然周围常常有人流露出对博士的仰慕，但发自内心地说，我们恐怕承受不起如此的褒奖。

　　博士是什么？对于个人，是一个学位，是又多了三五年的深造，是找工作时用来打动HR的一张证书；对于国家，就是人才培养和储备，就是要造就建设国家的一支创新力量。“博士”可以说几乎完全实现了我们个人的价值，但是我们作为一个整体对于国家的价值却不见得都已经实现。邱成桐先生曾经戏称我们某些院士的论文还不如美国的某些本科生写的，那我们这帮博士岂不是更加不如了？虽然有些夸张，但这种忧虑是不容忽视的。

　　我国现在每年毕业的博士生数量甚至比美国的都多，但是其中拿得出手的创新成果却是凤毛麟角。我记得曾经有个牛人说过：博士毕业了，如果做的研究在世界竞技舞台没有占据一席之地，那么这个博士就是失败的。

　　后生可畏，焉知来者之不如今？所以，如果要说我们以及比我们更老的一些人是将要失败或者已经失败的，那么，年轻的朋友，亲爱的读者，你们就是未来的希望。如果你是一个有理想，希望自己能够有所作为的人，快来读博吧！长江后浪推前浪，你们会比我们走得更远，你们将会在更广阔的空间自由驰骋！

　　二。自力才能更生自力更生，这是我最想说的一点。

　　一旦读了博，我们就成为了前往应许之地的以色列人，然而没有神迹跟随我们，没有白昼的云柱和夜晚的火柱，更没有劈开的红海，我们必须自己去寻找和开辟自己的道路。首先，博士研究的内容至少应该是以前没有人做过的，这可以说是最低标准。博士需要独自去发现问题，并且发现的问题又得是个新问题，解决问题的方法还是未知的，正等待我们去探索——道路布满荆棘，因为没有人走过，但正因如此走这条路才更有价值。其次，不要期望导师能给我们带来太多的帮助，这一点可能会有人表示反对，可是导师又不是超人，他们并不拥有全宇宙的知识，他们不是万能的，学术上尚未解决的问题他们也不一定完全明白。所以我们不要期望导师来替我们提出新问题甚至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如果这个问题导师已经明白了，那这个问题可以让导师再拿一个博士证，可对于在读的博士们却是已经没有价值了——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所有内容都已经出来了，还有什么创新的空间剩下来呢？考虑到国内现状，大多数导师能够提供的帮助也就是在科研经费的支持上，其次就在于督促工作进度。这个问题是读博前必须认识到的问题，至少也是读博后必须马上认识到的问题。本科以及硕士阶段导师会给提出问题来供研究，到了博士阶段后，就必须要自力更生，要提出自己的新问题才能叫问题，否则这个博士是谁在读呢？但是另一方面，导师虽然不是万能的，没有导师却是万万不能的。导师海量的知识储备和丰富的积累经验是我们导航的灯塔，对于初次“试水”的我们来说，只有紧紧跟随这指引的灯光，才能在未来的日子里拥有自己的海洋。

　　三。创新是灵魂

　　江泽民同志曾经如是说过：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不竭的动力。当今世界的竞争，归根到底，是综合国力的竞争，实质则是知识总量、人才素质和科技质量的竞争。

　　读博要有进行创新的愿望和勇气。没有创新的强烈愿望就不会有创新的冲动，没有创新的勇气就不会有创新的行动。创新有多难？我认为创新的难度和创新的愿望成反比。当缺乏创新愿望的时候，创新就比登天还难；当创新的愿望异常强烈的时候，创新就变得俯拾皆是。对于读博士的人来说，与其把时间花在制造那些别人连批驳都不愿批驳、甚至根本不屑一顾的学术垃圾上，还不如全身心地投入到一件真正独特、有意义的研究上。一旦有了这样的成果——哪怕只有一件——专利文章、毕业条件那还不是水到渠成的事吗？毕竟在学术研究中，“数量”并不决定“质量”。

　　其实深究起来，单纯一个本科学历、硕士学历乃至博士学历，并不能给我们的未来带来太多的东西。未来的竞争，归根到底，是综合实力的竞争，实质是知识结构、个人素质和创新能力的竞争。与其视读博为一个多年的媳妇熬成婆只为了拿一张毕业证的过程，不如视之为一个磨砺自我、不断提升综合实力的过程。相比之下，单纯的一张毕业证或者几篇文章不是显得不那么的重要了吗？

　　古人尚且说语不惊人死不休，更何况今天的我们处在一个知识经济的世界当中。语靠什么来惊人？不就是靠创新吗？别人已经听过的语句第二次听的时候还会感到很惊奇吗？而今天的我们，所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对我们的创新能力的要求更是上升到无以复加的地步。国家层面的体制、科技号召创新，企业层面的管理、技术渴求创新，个人层面的事业发展需要创新。创新的需要无处不在。有创新就有机遇，有创新才能够有实力迎接挑战，有创新才能够战胜困难。

　　四。心态好才是真的好

      有句话说：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读博也是这样，多多少少，或早或晚，会碰到一些自己觉得不如意的事情。当我们感到不如意的时候，就需要摆正好心态。比如说，本科甚至硕士的时候期末考试顺利通过了就可以毕业，博士时期可就不是这样了，这阶段不是考试通过了就能毕业的。所以不仅要把考试考好，还要把导师交代的工作做好，把科研做好。其实做好导师交代的工作同时，也是可以使自己从中获得经验、知识和技能的。而读博后如果对导师在科研上提供给自己的教导和帮助感到失望，这也是多少会碰到的事情，读博前在选择导师时就应该尽量避免这种情况发生。如果已经发生了，那就不要气馁，应该视之为一种更大的挑战。又比如说，课题遇到了某个难题，难免会产生气馁情绪，但在研究中遭遇瓶颈是很正常的事，这时最需要调整心理，化悲痛为力量，变气馁为积极，将“遭遇问题”变成“解决问题”。

　　健康是多方面的，除了身体健康之外，还要精神健康和心理健康。通常人们想象的博士形象可能是走路时目光呆滞的那种人，这是一种误解，我们不做那样的人。当然，在学校里生活了这么久，多少会遇到些走路时目光呆滞，嘴角挂着一丝笑意的人。可是不要认为读博士了都会变成这样。所以说读博士的时候，要保持好心理健康。革命光有身体是不行的，还要有健康，不仅是身体健康，还有心理健康，健康才是革命的本钱。现在来自各个方面的压力都这么大，没有健康的心理，就无法撑起心里的一片蓝天。阳光不仅要照着我们的破衣裳，还要照亮我们的心灵。一个顺利毕业的博士是离不开心理健康的，所以保持积极的心态，秉承着一颗上进的心。

　　五。鱼的路线图

　　我们知道很多鱼会定期洄游，比如马哈鱼，它们会在产卵季节游回自己的出生地去产卵。尽管鱼儿们的脑子里并没有地图的概念存在，但它们凭借其本能就能够找到目的地。而我们一旦下了水，游出河口，进入了海洋，又该何去何从呢？我们并不像鱼儿那样生下来的时候就具有强大的本能去找到目的地，不过我们拥有世界上最发达的头脑，我们需要做的就是凭借这头脑给自己制定一个路线图，并沿着这路线图最终到达目的地。

　　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时间之箭转瞬飞过，读博的时候如果没有一个清晰的蓝图，那么等待我们的很快就会是感叹，感叹自己又碌碌无为地过了几年。那时候再作无谓的悔恨已经太晚了，失去的时间是一种永远也追不回来的财富。青春易逝，读博的这几年应该是我们人生当中最光辉灿烂的几年，如果这几年被浪费被糟蹋了，那无尽的悔恨也换不回一个青春。

　　所以，我们这群小鱼儿不仅仅要能游善弋，脑海中更需要有一条清晰的路线图。路线图中有博士这短短三五年的人生，也有人生短短的两万多天。

　　后记：读博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重大的选择，不管是选择了读博或者是选择了不读博，若干年后，我们都会听到当中有人在悔恨自己当初的抉择。但与此同时，我们应该看到更多的人是在为自己的选择而庆幸。生活的精彩不是在于一次两次的选择，而是在于我们要选择让生活变得更精彩。祝愿诸君能够渡过精彩的博士生涯！

silver

　　作者：苏淳；摘自《中国研究生》

　　编者按：1983年5月27日，这是一个让新中国历史铭记的日子，是中国教育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日子，也是一个令每个科大人自豪的日子，党和国家领导人在人民大会堂为我国首批获得博士学位的18名博士举行学位授予仪式，在这18名博士中，白志东、赵林城、李尚志、范洪义、单撙、苏淳等6人是中国科大培养的，从此奠定了中国科大在国内开展研究生教育的领先地位。

　　春来秋去，岁月流逝，当年风华正茂的莘莘学子，如今都已硕果累累。他们中间，有辛勤耕耘、桃李满天下的教育家，也有国际知名的数理统计学家；有大维数据分析的领先学者，也有国际数学奥林匹克竞赛的金牌教头；有多年我国sci论文收录数和被引用数的个人冠军，也有……为此，科大人感到欣慰，科大人更感到自豪！

　　三十年风雨路中，留下了一串串他们成长的脚印，也凝聚了科大人拼搏、奋进的情怀，为让更多的在校研究生和关心学位与研究生教育的工作者深入品味他们的理想、追求、道德、情操、创造和智慧，分享他们谱写的一曲曲动人乐章、一个个精美传说的快乐，从2003年第2期开始，本刊将循着他们成长的足迹，陆续向您讲述他们鲜为人知的故事……苏淳，男，汉族， 1945年10月6日出生， 安徽歙县人。 1969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数学专业，曾任中学数学教师；1978年10月进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数学系，攻读概率统计专业研究生，导师为陈希儒教授，1983年4月获理学博士学位。其间自1981年12月起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任教，现为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统计与金融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从事概率论与数理统计理论研究，主要研究方向为概率论极限理论与数理统计大样本理论，已发表学术论文70余篇。研究工作主要集中在以下五个方面：无穷可分分布理论，随机变量的完全收敛性，NA随机变量的极限理论， 金融风险概率模型中的极限定理， 应用概率领域中的极限定理等。 其中后三个方面属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并担任这三个项目的主持人。在NA随机变量的极限理论及其在统计推断中的应用“项目的研究中建立起基本完整的极限理论框架；已经完成金融风险概率模型中的极限定理项目的研究工作； 现正从事更为广泛的应用概率领域中的极限定理的研究工作。

　　1991年被国家教委和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授予”作出突出贡献的中国博士学位获得者“称号，1998年被评为中国科学院优秀研究生导师。

　　曾任中国概率统计学会第二届副秘书长， 第三届和第六届理事， 现任第七届常务理事。 访问过俄罗斯莫斯科大学， 喀山大学， 前苏联塔什干大学， 国际理论物理研究中心， 匈牙利数学所， 新加坡国立大学， 香港中文大学， 香港大学， 香港浸会大学等。

　　担任中国数学奥林匹克委员会委员， 国家级教练， 曾任该委员会驻前苏联代表。 曾任第31届国际数学奥林匹克（IMO）协调委员会副主席， 第33届IMO中国国家队领队兼主教练， 并参加第35届IMO选题委员会工作。在第33届IMO上中国国家队不仅获得团体总分第一，而且在IMO竞赛史上首次创下6名队员全获金牌的纪录。 奉命与俄罗斯（前苏联）谈判两国合作协议， 促成了两国之间每年互派代表队参加对方的数学奥林匹克的交流活动。多次担任中国代表队领队赴俄参赛，并且历年来与俄罗斯领队一起为来我国参赛时的俄罗斯代表队拟定我国试题的俄文文本；翻译和介绍了大量俄罗斯的数学奥林匹克试题。

　　我出生于1945年10月，当1995年金秋提笔撰写此文的时候，刚好过了五十岁的生日。孔子曰：”五十而知天命“。天命者，上天所赋之使命也。于是，既知天命，当述天职。

　　（一） 与”概率统计“结下不解之缘

　　我从事的专业是数学中的概率论与数理统计，工作的方向是概率论中的极限理论。我如何会选择上这一方向的呢？说来也是各种机缘与因素的巧合，岂非是天命乎？

　　读中学的时候，我的各科成绩旗鼓相当，说不上对数学有特别的嗜好。我对文学和外语也很爱好，相比之下，我在俄语（当时我们开设的外语是俄语）上所花的精力更多于其它学科。我阅读和背诵了不少用俄语写作的短文名篇，不时地将俄语与汉语进行对照，感受它们的各有特点的表达方式。我非常感谢我的母校合肥一中，那里良好的学习环境与求学风气使我至今受益无穷。我的文字写作的底子就是那时打下的，我的俄语基础则为后来的许多工作创造了条件。高考时我选择数学与物理作为报考的专业，是因为我希望日后有机会投身于科学的探索生活，也是因为我认为自己从事理论探索比从事工程技术更为合适。

　　1964年9月我如愿以偿，被录取为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学生。当时的数力系设有数学、计算数学与力学专业，我被分在数学专业学习。

　　当时的北京大学笼罩在一片”左“的气氛之中，一进去便感受到一种沉重的”政治压力“，而且这种压力大多来自沉重的”家庭出身包袱“。当时北大数学专业设有八个方向，学生到了四年级后就分专业方向进行学习。专业方向对刚进校的学生颇具神秘感，不少学生四处打听其中的奥秘。那时听说”拓扑“与”概率统计“两个方向最好，而且只有”政治条件好“的学生才能分到”概率统计“方向学习。我的父亲是一位从事中国历史教学和研究的高校教师，我自然不属”工人贫下中农子弟“，何况父亲还因”历史问题“与”右派言论“，于50年代受过降级处分。我能被大学录取已属幸运，自然不也敢奢望能被分入带有”机密“性质的概率统计方向。但是人多少有些”怪癖“，越是无权去做的事就越是怀有深厚的兴趣。

　　我第一次接触概率统计是在1967年，当时已是”文化大革命“的第二年，正常的教学工作已经中断一年多了。面对日益猖獗的”派战“，大部分师生多有困惑之感。一些有识之士发起组织”教育改革“小分队，走出派战不断的校园，录求今后教育的发展途径。我们七、八个数学和物理专业的学生自发组成了一个小分队，在研究生石根华同志的带领下，来到了河北省地球物理探矿大队。尽管那是一段餐风食露的日子，但过得非常充实。我们和物探大队的技术人员与工人一道，成天奔波在冀中平原上，出没于高盐碱地带，进行深层淡水的普查工作。在那里我接触到地球物理探矿的各种方法，首次感受到相关分析、回归分析等概率统计方法在工程技术中的重要作用。在石根华的指导下，我开始阅读概率统计书籍，本着”急用现学“的精神，最先阅读了周华章编著的《工程技术应用数理统计学》，这本书使我与概率统计初结缘份。

　　1968年”七二七指示“下达之后，我们回校参加在”军宣队“领导下的斗批改。又是天赐机遇，一位概率统计方面的专家张尧庭老师被分到我们班”监管改造“。在那个”读书无用论“泛滥的年代里，”读书越多越反动“的论调被捧为至理名言。书不能读了，我便改学针灸。张尧庭老师患有慢性鼻炎，经常找我扎针，我们便有了单独接触的机会。每当这时，张老师便鼓励我：”书还是要读下去“，”学会了本领，总有一天会对人民有用“。从此我下决心坚持自学。

　　大学毕业后，我被分到合肥八中任教，张老师一直来信叮嘱我抓紧时间读书。这时我有了一份可以自主支配的工资，便经常去逛书店。那时在旧书店中往往能找到一些专业书籍，而且价格便宜。我一见到有些用处的，便买下来。我还利用假期去南京收罗书籍，张老师也从北京给我寄书。几年下来，我竟然买齐了大学中（由于”文化大革命“）未能学习的各种教科书，而且还买到了一些概率统计方面的书籍。王梓坤教授写的”概率论基础“是我最爱读的一本书。当时在中学教授三个班的数学课，每周18个课时，每天上午都在课堂上渡过；下午要批阅180本练习作业，每本一分钟，也要三个小时。剩下的时间还要备课，加上当时不断地要学工学农，”开门办学“，自学的时间是不多的。在当时气氛下，自学不受鼓励，还要不时提防受到”批评“，多亏张老师的鼓励，我才坚持了下来。

　　1978年恢复研究生招生，我填报志愿时，毅然地报了”概率统计专业“，踏上了攻读学位的历程。1983年4月，顺利通过了博士论文答辩。是年5月，作为我国自行培养的十八位博士之一，我在人民大会堂领取了烫有金色国徽的博士学位证书。此后我便在就读研究生的单位——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数学系就职任教，成了一名概率统计专业的教师。

　　（二）"要是发现了问题，你就要设法解决它们"——攻读博士学位之路

　　选择了概率统计作为终生从事的专业，难道就热爱这门专业吗？这也不是一两句话就说得清的。

　　初踏概率统计之门时，多少还有些盲目。不久我便发现这是一门极其庞大的分支学科，对人的素质要求很高。现代概率统计理论，是建立在现代的测度论与积分论的基础之上的，它不仅要求有良好的分析数学功底，而且渗透进几乎所有的现代数学知识。我的面前几乎处处是拦路虎。我的硕士阶段的导师殷涌泉教授在我的定向问题上起了关键的作用。他说：”要面对现实，有什么药就摆什么摊“，”选择方向要扬长避短“。就这样，在殷老师的指导下，我选定了”独立随机变量之和的极限理论“作为研究方向。后来的事实表明，这一选择是十分正确的。至今我还记得最初的几步是如何迈过来的。

　　1979年6、7月间，是我进入中国科技大学研究生院学习的第九个月，殷老师便为我布置了研究课题，要求我先利用暑假时间查阅资料，弄清”无穷无可分分布的勒贝格性状“方面的研究现状，准备在九月份新学期来临之际作专题报告。并要求我理清头绪，找出这个方向上的未决问题，寻找解决途径，争取出论文。当时，我的英语基础极差（事实上是从进研究生院才开始学习英语字母的）。我牢牢记住殷老师的话：”不懂英文，就不能从事科研“，硬着头皮，抱着字典啃文献。短短两个月时间，我终于读完了从20世纪40年代到70年代的这一方向上的所有能找到的有关文献，系统地整理了出来，完成了作专题报告的任务。殷老师在对我这段工作给予肯定的同时，没有忘记进一步布置任务。他说”你读了那么多文献，有没有发现问题？“”要是发现了问题，你就要设法解决它们“。问题，我是发现了，但能否解决它们，我不仅心中无数，而且缺乏信心。这时殷老师告诉我，要解决问题，就要熟悉问题，就要继续熟读文献。我照着老师的话做了，反反复复地研读文献，一直读到它们在我的头脑中活了起来。这时，奇迹出现了，我感到自己的视野开阔起来，感到自己有资格评价前人的工作，有能力调动知识，组合知识，感到自己就象站在了”巨人的肩上“，一下子高大了起来。就这样，我不仅纠正了前人工作中的一个错误，而且给出了无穷可分分布成为绝对连续的一个充分条件。我还相继撰写出最初的几篇论文，它们都收进了我的硕士学位论文里。这一段经历给我带来的收获是巨大的，不仅使我学到了如何进行科研，而且使我增强了信心，热爱上了所选定的专业方向。

　　我的博士生阶段很快，前后仅一年时间，这使我得以跑步赶入第一批博士的行列。这时，殷老师去了美国，我的导师换成陈希儒教授。陈老师是一位头脑里时刻装满问题的人，学识渊博，治学严谨，著述极为丰硕。他要我投身到当前的热门课题中去，解决主流上的课题。记得他给我出的第一个课题是：正态逼近的非一致估计界限是否已经达到最佳？这是一个当时的极限理论界正在争论的热门话题。有人认为已经达到最佳，也有的人认为还有改进的余地。究竟孰是孰非，只有深入研究后才能回答。当时真是硬着头皮想，日也想，夜也想，坐在那儿想，走起路来也想。渐渐地，我感到有了些眉目，便坐下来写。这时，殷老师让我苦读过的无穷可分分布理论发挥了作用，使我得以最终找到了答案，我发现，无论对现有的界限再增加一个收敛得无论多么慢的界限，都能找到不满足该界限的例子，从而明确地肯定了现有的界限就是不能再改进的最佳界限了。这便是我的博士论文的第一章的出笼经过。

　　我的博士论文的第二章是关于m相依随机场正态逼近的一致速度的，课题来自最新一期的德国概率杂志。这时我已养成注意翻阅最新杂志，关注最新动态的习惯。那是1982年，我在翻译杂志时直觉地感觉到这篇论文中所给出的收敛速度并没有达到应有的量级，这使我联想到登在1980年苏联的”概率论及其应用“杂志上的另一篇研究相依随机序列正态逼近收敛速度的文章，两者相比较，课题有紧密的联系。但后者的方法远比前者精细，后者的结果也达到了应有的量级。于是我便尝试用后者的方法来解决前者问题。当然不能全然照搬，因为两者所研究的对象不同。我所面临的是如何由一维向多维转换的问题。经过一段时间的琢磨，我的尝试成功了。当我把成果报告给陈老师时，他非常高兴，认为我已经可以独立开展科研工作了，并鼓励我放开手脚大胆地往前闯。就这样，我又相继完成了几篇论文。终于用一年左右的时间完成了博士生阶段的学业，于1983年4月顺利通过博士论文答辩，赶上了是年5月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第一批博士学位授证书仪式。

　　时间催促我跑步前进，我的历时四年半的研究生生活在紧锣密鼓之中宣告结束。

　　（三）在广泛而密切的交流中突破难关

　　研究生阶段的结束，意味着教师生涯的重新开始，于是肩上落下了两付担子：教书育人和科学研究。两付担子同样重要，但在精力分配上却时有侧重。两付担子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和辩证的关系。作为一名高校教师，尤其像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这样的重点大学任教，任务是要为祖国培养高层次的科技人才，这就要求自己要站得高、看得远，要活跃在科研工作的前沿上。因此科研工作不但不能停顿，还要能跟得上学科发展的主流，了解其动态，掌握其进展，加强同行间的交流。

　　1993年底，北京大学概率统计系祁永成博士给带我寄来了他一年中所完成的诸篇论文的底稿，其中的一篇有关负相依变量极限性的文章引起了我的关注。多年来，我一直感慨于极限理论界研究相依变量时所加条件的人为性质，希望能找到一种自然地产生于应用需要的概率模型。他的这篇文章所讨论的模型恰恰具有这样的性质，是一种在最近十多年中根据可行性理论的需要而提取出来的相依模型，并且在渗透理论和多元统计分析中也有着广泛的应用。经过调阅资料，我发现对这种模型极限性质的研究未能引起足够的重视，在1984-1991年间几乎无任何论文发表，只有一位波兰学者于1992年发表了一篇有份量的论文，首先揭开了这种模型的强大数律性状，召示人们有深入研究的必要。我结合祁永成的工作反复研究之后，下决心把这个方向作为我今后一段时间内的研究重心。

　　我选择了完全收敛性作为研究的突破口，这是因为我在过去一段时间内做过一批独立随机变量序列方面的完全收敛性状方面的研究工作，比较熟悉这一方向。至1994年底，我的首篇关于许宝禄——洛宾斯型定理的文章完成了，并投寄了出去。我心里很高兴，认为已撕开了一个突破口，取得了研究经验。1995年上半年，我教授数学系92级本科生的概率论课程，为了使他们了解最新科研动态，决定组织有关此类随机变量序列极限理论的讨论班，并邀请了全教研室的教师和研究生参加。在报告了我所做的这篇论文之后，我推理中的错误被发现了。首先是赵林城和方兆本教授分别对我的一个引理的证明和结论表示怀疑，一个星期之后缪柏其教授又针对该引理的结论举出了反例，使我一下子陷于非常尴尬的境地。我的面前存在着两种可能性：一种是我的定理根本不能成立，这意味着我的研究计划将全面告吹；另一种则是结论正确，需要的只是正确的证明途径。前一种可能性极有可能存在，不然为什么在长达十多年间无人问津这一课题？但直觉告诉我，结论可能正确，因为1992年那位波兰学者能够在使用不超过2阶矩时，证得这种序列的类同于独立序列的极限性状，而我在这里需要的仅仅截尾后的4阶矩，难道两者之间竟有天壤之别么？于是一种不服输的劲头支配着我，使我日日夜夜地冥思苦想，尝试着一种又一种方法。在此期间，我去新加坡出席了一次国际学术研讨会。这次会议成了我走出困境的转机。从会议上我了解到在与此类模型恰恰相成对比的另一类正相依模型方面，国外也有许多学者在啃这块硬骨头，并且这几年取得了大量的成果，有了许多深入的进展。既然有人在啃，就说明它有啃的必要，而且也存在着能啃下来的前景。于是我的决心更坚定了，并且还从带回来的资料中学到了许多处理相对应的正相依模型的方法，思路开阔了许多。20多天之后，转机出现，我终于找到了解决许宝禄——洛宾斯型定理证明过程中的难点的办法，挽救了那篇论文。

　　应当说我找到的办法还不尽人意，它所使用的范围还很有限。暑假中，我的一位多年的合作者王岳宝老师从苏州大学寄来了一篇与此有关的论文。我一看，他又重蹈了我的错误。有趣的是，他在我指出错误之后不久，又寄来了一篇采用别的方法的更正稿。这篇文章使我大开眼界，我一下子意识到这种方法正是一把开门的钥匙。我于是用它证明了有关序列部分和的高阶矩的不等式，完成了一种有效的基本工具的建设工作，并得到了一些新的极限定理。

　　九月份，我与王岳宝联合署名将所得结果整理成论文，不过这次接受了上次的教训，没有立即寄去杂志社，而是先请诸位同行们审读，我还寄了一份给在新加坡国立大学工作的邵启满博士。不久，邵启满回电说他相信对部分和的最大值的高阶矩也能得到同样的不等式。这时我已在系里的讨论班上报告了这件工作，赵林城教授很快便利用我们的结果解决了中心极限定理的证明。出于研究弱不变原理的需要，我们也在考虑与邵启满相同的问题。一个多月之后，我同赵林城一起，终于证出了能满足我们需要的关于部分和最大值高阶矩的一个不等式，顺利地证出了弱不变原理。而邵启满则电告我们，他用了另外一种完全不同的方法证得了他所希望的结果，并且由他的方法还可推出一系列其它的不等式。就在我们的工作整理完毕之后，邵启满也寄来了他的论文，他的工作中还包含了对另一种基本的极限定理——重对数律的证明。

　　就这样，在这种广泛而密切的交流之中，我们突破了一道又一道的难关。

　　（四）"中国队是当之无愧的冠军队"

　　作为中国数学会奥林匹克委员会的委员、中国数学奥林匹克高级教练员，我担负着数学竞赛选手的培训工作以及一些竞赛的命题与组织工作。这些工作不但有意义，也很有趣。

　　1990年10月至次年6月，我在前苏联莫斯科大学数学力学系作访问学者期间，兼任了我国数学奥委会驻苏联代表，肩负着与苏联数学奥林匹克界建立联系、考察苏联数学竞赛活动的任务。

　　前苏联是一个数学大国，也是国际数学奥林匹克赛坛上的一支劲旅，有许多丰富的经验值得我们借鉴。他们也很重视我国选手在国际数学奥赛中的出色表现，渴望加强同我国在这方面的联系。我国是1986年起正式组队参加国际奥赛的，在此期间已经由最初两次参赛时的团体总分第四与第八名跃居为1988年的第二名，1989年1990年的第一名，成为一个新兴的竞赛强国。正是在这种背景之下， 苏联教委和同行们热情地接待了我这样一位来自中国的代表， 并与他们建立了联系和友谊。

　　莫斯科大学数学力学系是苏联数学界的一个学术中心，集中了苏联科学院的三分之一的数学院士；它同时也是苏联数学竞赛活动的积极支持者与组织者，集中了苏联竞赛方面的许多积极分子。每年的一月份都在这里举办一次竞赛活动研讨会，一般都有四、五十位专家与会。这种研讨会的中心工作之一就是命题。苏联的竞赛试题不仅含义深刻、形式活泼，而且影响面很大，他们每年都有数十道乃至上百道新颖活泼的试题面世。这些试题中的大部分就是出自这种每年一次的研讨会。与会的每一位专家都要拿出自己的一些题目来，供大家讨论。经过讨论，这些题目得到完善，并产生出好的表述形式及好的解答来。专家们来自不同的单位和不同的研究领域，这就使得这些试题的内容极为丰富，形式也多种多样。我能有机会目睹了1991年初的那一次研讨会，是我一生中的幸事。

　　几乎与研讨会召开的同时，全苏数学冬令营在莫斯科大学附中举办。莫大附中的全名是莫斯科大学附属柯尔莫戈洛夫数学物理学校，有些象我国的国家理科试验班，它是由著名数学家、现代概率论的奠基人柯尔莫戈洛夫院士主持创办的。这类学校在前苏联共有八个，学校里只有高中部，只设九、十和十一这三个年级，学生来自全国各地，使用专用的课本。91年元月7日，我应瓦维诺夫教授的邀请，前去参观了冬令营，并作了一个报告。这一天，是该次冬令营的第五天。我到达时，营员们已进行完全部考试，正在听老师讲评试题。教室里坐着来自全苏联的一共22名营员，其中有两位女同学，其中一位就是曾到中国参加第31届国际奥赛（1990年夏）并两次荣获金牌的前列宁格勒小将叶芙盖妮娅。还有一位我熟悉的学生是到过中国参赛并获金牌的选手萨沙。见到我这位老朋友，他们都热情地问候。我在报告中向营员们介绍了中国的数学竞赛概况，并讲解了1990年10月举行的我国高中联赛的试题。营员们对我国举办十万人同时参加的全国联赛非常感兴趣，他们甚至问到这么多人同时开赛，如何解决试题的保密问题。孩子们天真的问话，不时带来阵阵的笑声。冬令营的举办者向我赠送了该届冬令题的一共十八道测试题，它们都有极高的水平和难度。我立即把它们译成中文寄回国内后，正好赶上供我国1991年的国家集训队使用。

　　是年4月，我接到苏联国家教委的邀请，以中国观察员的身份参观第25届全苏数学奥林匹克竞赛活动。由于到该年年底，前苏联即已解体，因此这是苏联历史上的最后一届全苏数学竞赛。竞赛在莫斯科以西600多公里处的斯摩棱斯克市举行，参赛的选手有近200人。这种竞赛的模式很象国际数学奥赛，既计团体成绩，也计个人成绩。每个加盟共和国各自组队参赛，俄罗斯联邦按地区组为四个队，其余每个加盟共和国各组一个队，莫斯科、列宁格勒及主办市各组一队，八个数学物理学校也各自组队，另外还有比利时的一个队参赛。观察员中除我代表中国之外，还有西班牙、保加利亚等国的代表。参赛的选手除可用俄语答题外，还可用英语或本民族的文字，试题则预先译成了16种文字。竞赛的评分非常民主，选手们一个个地被约到评分教师面前，教师一般有两个，一个是本队的领队，另一个是竞赛主试委员会的成员。评分时逐人逐道地当面进行，选手可以有辩解的权利。当选手与教师之间达成一致时，即将成绩记录下来，但这还不是最后确定下来的成绩。在此之后，还有一个解法报告会，先由一位主试委员报告各题的解法与评分标准，接着选手们还可以上去发言，报告自己的更好的解法。各位选手则在心中为自己的解法评分，并在会后将自己的想法告知主试委员会，直到此时才将各人的得分最后评定下来。每个选手都对自己的得分心服口服，有不少选手还主动地要求降分。这种竞赛活动，尤其是它的评分办法，不仅培养和造就了选手们的良好科学素质，而且培养了他们的良好的思想品质，非常值得我们学习。

　　在斯摩棱斯克期间，我有幸参观了第一位宇航员加加林的母校和其它几所中学，确实使我大开眼界。这些中学中既有重点中学（如加加林的母校），也有非重点中学。各个中学的教学设施都非常好，不仅有设备齐全的语音室、各种实验室，而且各门学科都有专用的教室。走进地理课教室、历史课教室或生物课教室，就象置身于不同的博物馆中，地理课教室的墙上贴满了世界各地风光的大幅相片，历史课教室的墙上则贴着表现各大历史事件的画面，其中不少可能是采自有关的历史体裁的影片，生物学教室中不但有图片，还有许多标本，甚至还有许多活的动植物，各教室中还配有小型电影放映机。数学课教室中不但有各种模型，而且有可以演示各种图像的动态画面的设备，语文课教室的墙上贴满了各种语法图表，教室后墙的黑板上还出有”你会正确使用俄语吗？“之类的专题栏目。教室的精巧布置营造出一种氛围，给人一种无形的影响力，使人一进去就产生出求知的渴望。

　　各个学校都非常重视自己的光荣历史，每个学校都有校史陈列室。凡是该校毕业生获得了荣誉，学校都把他们记录在案，并反映在校史陈列室里。我在那里不但了解了这些学校培养出了多少院士、专家、教授，还知道了他们的毕业生中有多少人在伟大的卫国战争和反法西斯战争中荣立了战功，甚至还看到了烈士的遗物。在加加林的母校的校史陈列室里我还看到了该校首任校长到中国考察黄河和青藏高原时所摄的图片，以及他在中国探险时的行程图。还看到了清朝政府颁发给该校一位毕业生的奖章和奖状，表彰他在中国华北土壤研究中所作出的贡献。校史陈列室的这种布置安排，给在校学生以一种无形的影响力，激发了他们的奋发向上精神。

　　在斯摩棱斯克期间，竞赛主办者还安排了许多内容丰富的活动，其中最有趣的要算是”师生擂台赛“了。以教师组成的队为一方，以参赛学生组成的队为另一方，教师队不断地提出各种数学问题，千方百计要把学生难倒，学生队中则有不少能人巧匠，总能正确巧妙地如流应答，气氛非常紧张热烈。

　　这一次的斯摩棱斯克之行，使我终生难忘。

　　1992年7月，我再次来到了莫斯科，这时苏联已经解体，由俄罗斯主办该年的第33届国际数学奥林匹克。我是以中国国家队的领队兼主教练的身份前来的。俄罗斯的同行们能够把这一次国际竞赛承担下来，是克服了数不清的困难的。且不说苏联解体所造成的政治局面的动荡不安和社会秩序的混乱，光是由于政权更迭所造成的无人问津就已经够糟糕的了。原来答应承办这次竞赛的前苏联政府已不复存在，所答应的拔款无法兑现。好不容易争取到新政府如数拔款时，卢布已大幅度贬值，十卢布不顶原来的一卢布用，而且政权机构运转不灵，办事极为困难。俄罗斯数学奥林匹克界的学者们硬是团结在国际数学奥委会主席雅可夫列夫教授的周围，下定决心一定要把这次竞赛办好。他们四处奔走谋求赞助，调动一切可以利用的力量，积极争取社会各界的支持。我深深地为他们的精神所感动，当我们在”礼炮宾馆“下榻，端起丰盛的饭菜时，我感觉到俄罗斯同行们兑现了自己的”要以最美好的方式接待全世界客人“的诺言。就在这种形势下，俄罗斯的同行们仍没有忘记加强中俄交流。在竞赛期间，王元院士和我同以瓦维诺夫教授和库兹涅佐娃女士为代表的俄方多次就交流问题进行磋商，并达成了每年双方各派一个代表队参加对方的国家级数学奥林匹克竞赛的协议。这项协议已自1993年开始执行，迄今为止双方已连续多年互派代表队参赛。并且我也作为中国队的领队， 多次前往俄罗斯参赛。

　　在这次竞赛期间，俄罗斯同行们处处表现出对中国的深情厚谊，使我犹如置身于自己的同胞之中。中国选手考得好，他们也像我们一样感到高兴。看到中国学生有好的解法，他们兴奋不已。考试刚刚结束，我在电梯里碰到瓦维诺夫教授，他便对我说：”中国队必胜！“还是在开幕式上，他们就把中国代表队请到了主席台上，称中国队是世界上最优秀的代表队。闭幕式时对中国队的欢呼更是达到了高潮。当我们的所有六名队员一起走上主席台领取金牌时，会场上响起了经久不息的雷鸣般的掌声。多次担任过苏联队领队的福明教授对我说：”象这样壮观的场面我还是第一次看见，你们谱写了竞赛史上的辉煌一页“。

　　7月20日晚，中国驻俄罗斯大使在使馆为中国队举行庆功宴会。许多俄罗斯的同行们都来了，他们中许多人谢绝了其他队的邀请，专程赶来向我们祝贺的。他们说：”中国队是当之无愧的冠军队“，”你们夺得了第一，我们也感到兴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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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韦慧晓；摘自《中国研究生》2008年第11期

“八千里路云和月”，自广州往北从青海的格尔木走青藏公路进藏的路程是八千里路；而我今年九月份刚刚结束的艰苦的西藏阿里地区地质考察之旅也是八千里路。

我在西藏当了两年多志愿者，我的学业和事业的起点，与西藏这一片热土紧紧相连：2007年9月，我进入博士研究生阶段的学习和研究，我的博士课题选为“西藏的造山型金矿研究”。

志愿服务，是起点，让我渐渐走入我向往的青藏高原，触到它的心跳；志愿服务，没有终点，我深深被青藏高原的辽阔美丽、被西藏人民的淳朴善良所感动，我希望能为我热爱的这一片土地、为这里的人民尽我绵薄之力。

那么，这不同的八千里路各是怎样的云和月呢？且让我慢慢叙来。

一、把爱心当成责任，把责任当成习惯

我在西藏支教的日子，是一段体验西藏教师的辛苦劳作的日子。

如果来西藏是源于对圣洁高原的向往，那么在这里当志愿者，一定要有爱心。

2005年8月～2006年7月，作为中山大学研究生支教团成员，我在西藏林芝县中学支教，教初中。第一个学期，我担任的是三年级一个班的化学老师，二年级两个班的英语老师；第二学期，我担任的是一年级五个班的英语老师。

除了按照教研室的要求去准备教案外，我还向教导主任、各任课老师虚心请教，并经常去听课取经。我不断地总结，不断地改进自己的教学方法。上课、批改作业，虽然累得嗓子发炎或直不起腰，但看着学生们一天天按照我的进度安排，慢慢地对英语课的态度改变，也逐渐地掌握了英语学习的基本方法，我真的非常高兴。

很多老师都劝我不要太累了，但我还是乐此不疲，因为学生哪怕多背下一个字母、一个单词，都是进步。学生的进步是老师的责任。

也因为这个责任，我落下了到西藏的第一滴泪。那是委屈的泪水。我落泪，是为了“打不打学生”的问题。

农牧区来的孩子总是玩心比较重，若老师不严厉的话，课堂纪律就无法维持。在请教了很多老师后，我才知道，原来我居然是这个中学唯一没有打过学生的老师，而其他老师经常带着打折了的尺子回到办公室。我没有打过学生，就让学生慢慢产生了在我的课上捣乱也不要紧的情绪，课堂纪律慢慢变得很难维持。在离我支教结束还有两个月的时间时，我终于“黔驴技穷”了，我决定在下午的课上亲自“教训”一下捣乱的学生，还借好了一把尺子。

但我心里还是没底，于是与援藏医疗队的医生们讨论，他们一听我说这个话题，马上纷纷反对。广东援藏干部、林芝县县委书记也立刻表示反对。我问：“那我该怎么办？”他说：“反正不能打。”“可是其他老师都打呀，为什么我就不能打？”“其他人打行，也许你打就不行。说不定会引起民族矛盾的。”“可是其他汉族老师也打呀。”“我说了，其他人打行，也许你打就不行。”“可是不打课堂纪律越来越差。”“你是支教的，再过几个月就走了，何必那么认真？”我顿时愣住了，难道我认真还有错？书记又补充了一句：“不要给援藏干部惹麻烦。”顿时，我的眼泪无声滚落。

虽然在讨论中，我没有得到一个有效的建议，但我还是明白：无论如何，不能打学生。我拨通了班主任边巴老师的电话，问他该怎么办，说着说着又委屈得哭了。边巴老师赶紧说：“韦老师不要着急，让我来教训教训他们。”通过班主任的“教训”，这个班的纪律到我离开学校时都一直不错。他教训的方式当然还是：口头教育加上“打”。

是的，我不会一辈子在这里教书，因为对学生的责任感，为了对这里教育方式的摸索，我流下了委屈的眼泪，但我更加了解这里的教育现状，明白这里的教育不能一蹴而就，不能照搬其他地方的模式。

爱心给了我们责任，我们无怨无悔地把这责任变成了自己的习惯。

二、无私无畏，挑战艰苦

2006年7月～2007年9月，我在西藏地勘局区域地质调查大队的总工办实习，这是体验西藏地质队员艰苦工作的日子。

带着万丈豪情我来到了离拉萨市区十七公里的大队队部，当管物业的负责人把我领到分给我的房子里时，我明白，这回真的要艰苦了。

房子是三十多年前队上职工集体动手盖的土坯房，独门独院，当年住四个人的一间半房子现在我一个人住。院子里有个水龙头，上厕所要到几十米外的公共厕所，更不能洗澡。房子里备了一张床、一张书桌、简单的床上用品，客厅里有一套厨具，还有几张旧沙发。

本想好要体验艰苦的我，一时间还是无法接受这个环境，于是发信息给广东援藏队的领队李庆雄书记：“我走进分给我的房子，知道自己终于要开始艰苦了，想起在林芝有你们关照时的幸福，真的好想哭。”看到回复信息“小韦别哭”，我的眼泪就落下了。

这是我在西藏第二次落泪。但热爱生活的我当然不会颓废沮丧。半个月时间，我利用周末把自己的住处打扮成了美丽的藏式房子，添置了藏式桌椅，挂上了藏式的门帘和窗幡，院子里种上了格桑花和大丽花。藏族地质队员说我的房子是区调队最漂亮的房子，好开心也好骄傲。

我被分配到工作接触范围最大的总工办。我一边学习使用地质软件、实验室样品分析，一边研究西藏的地质构造，一边等待着到野外勘查的机会。

在我的不断积极争取下，8月25日，我作为区调队第一个派到阿里、那曲地区的女地质队员，随副队长易建洲一行到几个矿区检查工作。此行第一个矿区的海拔就接近6000米，全程接近4000公里，路上的艰苦和困难是可想而知的，在路途中，我们经历了无数次陷车，我也差点失足跌下乱石丛生的陡壁，但我在队友们的帮助下一一克服，顺利完成了这一次野外的实习。

在结束野外考察返回拉萨的路上，易队长和老罗队长又开始愉快地说起他们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九十年代各自刚分到地质队时的生活和工作情形，感叹现在地质工作条件大大改善。我的眼泪无声滚落：什么是苦？这才是苦！什么是伟大？这就是伟大！在忙忙碌碌的繁华都市，更多的人又哪里明白自己所掌握的幸福？而对我来说，究竟什么是幸福？能与这群伟大的人在一起挥洒汗水、共度风雨，是我最大的幸福。这是我在西藏第三次落泪。

在离开西藏前夕，我的导师建议我在西藏选择一个金矿作为我的研究课题。这个建议得到了区调队的大力支持，而我的导师也将与区调队进行合作，对西藏的造山带型金矿进行系统的研究。这一次，告别西藏时，虽然还是止不住泪如雨下，但是我没有特别伤感，因为，我已经做好了以更好的方式再来这里的计划。未来的三年，我将为西藏的地质研究继续挥洒汗水、彰显激情。

三、忠孝可以两全

都说忠孝不能两全，但我认为“忠孝可以两全”。

今年的8月24日，是父亲的八十大寿，可是我们已经是生死两茫茫。6月23日，父亲因癌症去世。当时我还在西藏，病榻上的父亲没能等到我赶回去见最后一面。

“父母在，不远游”。在很多人观念中都认为：孝顺，就是要守候在父母跟前端茶奉水、照顾衣食起居。但我认为：尽孝的方式有很多，我在走父母年轻时想走而没有走的路、做他们想做而没有能做的事情，这样能让他们得到更大的开心和满足，这是我尽孝的方式。

我从读大学开始，就每年春节才回家，平时也不多给家里打电话，我总在努力地去把自己该做的事情做到最好，努力地去实现自己的理想。我高中时自发地向党提交了我的第一份入党申请书，在大学里创建了一个富有活力的学生团队，在高新企业里工作时拿到了企业对员工的最高嘉奖，以第一名的绝对优势跨专业考上了研究生，在我的研究生课程中每一门课都是第一，我申请到最艰苦的地方——西藏去支教一年，支教结束选择在西藏实习一年才回校继续学业，我拿到一份给我高度评价的奖学金——“美国百人会”英才奖……

那是2006年的冬天，我还在拉萨实习，忽然接到师弟的电话，叫我赶紧收邮件填写一个奖学金申请表，说是学校的团委书记阮映东大力推荐的我。这个由一百多位杰出美籍华人组成的团队“百人会”，在中国十四所著名高校设立研究生奖学金，其评选宗旨不仅仅看重学业和科研成绩，也非常关注社会活动能力、个人领导能力以及公益活动的热情；不仅仅是表彰优秀研究生的过去成绩，更重要的是发现和激励中国未来社会的英才。我的奖学金申请顺利地通过了学校和百人会的审批。因为获奖，我的家乡广西发行量最大的报纸《南国早报》对我进行了专访，并整版刊登了题为《愿广西为我而骄傲》的文章。

酷暑时，我从西藏赶回家，跪在父亲的遗像前，我很平静，也很坚定。

当你把祖国人民的命运与自己、与家庭的命运联系到一起的时候，为国也是为家。父亲是这样的，我也是这样的，所以对我而言：“忠”就是“孝”，“忠于国家民族”就是对父亲最大的孝顺。

四、西藏精神鼓舞我

当有人因我在西藏当志愿者而夸奖我时，我常常心生愧疚。因为跟长期奋战在青藏高原的人相比较，跟祖祖辈辈在这片土地上劳作的人相比较，我所做的，微不足道。

一来到西藏，就知道了“西藏精神”，也慢慢以此为准则来要求自己。“老西藏精神”是：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忍耐、特别能团结、特别能奉献。“新西藏精神”是：老老实实做儿女，踏踏实实干工作，艰苦不降标准，缺氧不缺精神。

中山大学有这么一位校友，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大学毕业就自愿到西藏工作，一待就是十多年；回到内地后，依然心系西藏，本世纪初再次肩负重任重回西藏，一待又是六年。他将对这片土地、对西藏人民的热爱倾注在西藏的文化事业、对外交流事业当中，他的执著和热情让远在南海之滨的中大学子们深受启发。

我们身边还有很多扎根西藏的汉族人，他们对这里的艰苦环境没有一句怨言，默默承受着与家人长期分离的思恋和痛苦，扎扎实实地在西藏干着平凡而又不平凡的工作。还有更多更多祖祖辈辈生活在这里的藏族人，他们生于斯长于斯，热爱着这一片养育他们的土地。有他们一边劳作，一边自由自在地歌唱，谁说这片辽阔土地贫瘠？

我被西藏精神所鼓舞、所振奋，我想为我热爱的西藏也付出最大努力。

五、千里之行，始于足下

在西藏除支教外，我还主动去推动资助贫困学生的事情；我除了与同一届的支教队友团结友好、共同努力外，还主动与后两届支教队进行沟通交流，带他们尽快地适应西藏：我除了做好自己的工作外，还与每一位打交道的人愉快交流。不管是援藏干部、医生、老师、喇嘛，还是出租车司机、单位的保安、清洁工……都很高兴有我这么一个真诚的朋友。没错呀，我们志愿者的任务，不仅仅是教学，更重要的是当好西藏与外界交流的窗口和桥梁，我们的快乐和积极会是藏汉的进一步和谐相处、共同进步的催化剂。

送人玫瑰，手留余香。如果你能给别人带来快乐，那么当你看到他快乐的笑容时，你会更加快乐。这种快乐是其他的快乐所不能比拟的。而当你做的事情是为更多更多的人谋福利的时候，你会有无上的信心勇气，你会得到无穷的快乐。这就是志愿精神的实质。

支教，志愿服务，是起点，不是终点，我将继续行进在通往理想的道路上，这条路上还有很多个不同的“八千里”，我会踏踏实实地走好脚下的每一步。

（作者：韦慧晓，中山大学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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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蔡莉莉、杨萍等 ；摘自《中国研究生》2009年第8期

不高的个头，单薄的身躯，沉默的表情，他，是一位很容易被淹没在人群中的平凡的研究生；但他却又是“师大风云人物”、“师大研究生标兵”等荣誉的获得者，也是一位被众多炫目光环环绕的研究生。他，就是上海市首位远赴世界两极执行科考任务、被誉称为“师大两极科考第一人”的华东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08级博士研究生林凌。

他先后随中国南极科考队的“雪龙号”远征南极和北极。2007年11月12日，林凌作为上海仅有的两名高校在读学生之一，独立担负了“南大洋表层走航和测区微型生物群落结构和生物多样性调查”这一项目，由此开始历时5个月的南极之旅。这个项目是南极科学委员会（SCAR）提出的南极今后10年五大国际合作计划之一，也将为我国今后对南极海洋微生物资源的综合利用提供必要的基础数据。凯旋三个月后，鲜花的浓郁还未散尽，掌声的热烈仍在继续时，林凌随“雪龙号”再次出征北极。那是2008年7月11日，当我们都在享受夏日充盈着的碧绿时，他却又一次选择了冰天雪地。

“在校大学生中，像我这样能够登上世界两极的很少见，我很幸运。”面对种种荣誉，谦虚的林凌这样评价自己。然而，“机遇总是垂青于有准备的人”，严谨的治学态度、出色的学习能力和不畏艰难的工作精神，构成了他“幸运”的基石。

他说：“冰藻因冰而生。”林凌就如冰藻一样，因科研而生。每每谈到科考项目，腼腆少言的他就会变得兴奋异常。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对于如何走上极地科研之路，林凌表示，他很早就对海洋微生物产生了兴趣。在一般人眼中，连续几个小时甚至十几个小时对着显微镜是一件很枯燥的事，他却把这些过程当作一种无上的乐趣。“在跟着老师做课题的过程中，了解得越多，就发现自己知道得越少，因此就想要学习更多。”

可以说，无论是广泛学习的本科期间，还是师从赵云龙教授从事专门研究的研究生阶段，揭开海洋微生物奥妙的梦想是他走上两极科考之路的最大动力。

在南纬45～60°的南大洋，有一片危险海域——“魔鬼西风带”，这里常年气旋频繁，风大浪高，十分凶险，但却是航船前往南极的必由之路。两极科考，对于林凌来说可算是一段宝贵的科研“西风带”。

随“雪龙号”出征，在很多人看来是荣光之旅。然而，科考不是随团“旅游”，光鲜背后的艰辛鲜为人知。“每天白天 6点、12点，晚上6点、12点，都要准时进行海水采样，一天的时间排得满满的，”回忆起当时的工作情况，林凌说，“平均每天工作16个小时左右，只睡两次觉，每次大概两三个小时吧。任务重的时候连续几天都不能睡，困了就站着眯一会儿，用‘雪龙号’上的话说是‘船动我们跟着动，船不动我们还要动’。”

这段“同甘苦，共患难”的时光虽然艰辛，却让“大洋科考队”队员们结下了深厚友谊。“我们大洋队的工作氛围很好，大家都有一种共同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有困难就互相帮助，有问题就大家解决，每个人都在认真工作。”正是在这种认真和坚持下，林凌两次科考共完成187个走航海洋站位、134个测区定点海洋观测站位以及十余个海冰站位的采样和初步分析工作，采集海水、海洋微型浮游植物、浮游细菌、微型浮游生物、藻类活体、海冰微小型生物等样品万余份，为我国极地海洋研究积累了大量宝贵的素材。

科研“西风带”的磨炼，让林凌更加懂得坚持的含义。“科研需要不断的思考和反思。平时无论是做实验还是写文章，都是踏踏实实一点比较好。自己定下的目标不管怎么艰难，只要开始做了，我就只有一个信念：一定要做完，而且一定要做好。”

两次极地之行使林凌的科研视野更加开阔，“雪龙号”上的“南极大学”和“北极大学”是他不断汲取科研养料的重要平台。每周一次的专题报告会上，不同领域专家的主题报告，成员之间的学习和交流，使林凌迅速成长起来，“这段时间的学习与平时最大的不同是接触面广了，眼界不同了，立足点也不同了。”

长时间与老一辈科研人员朝夕相处，林凌从他们身上汲取了许多养料。谈起他所在的“大洋科考队”队长——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的工程师张永山，林凌很激动，“张队长多次进行南极考察，见多识广，经验丰富，有几次遇到恶劣的天气，船体已经倾斜了二、三十度，张队长还坚持采样。平时，他对我们这些新手十分照顾，我们都尊称他为‘老南极’。从张队长身上，我学到了积极进取、迎难而上的精神。”

春节是万家团圆的日子。2008年春节，林凌正随科考队在长城站执行卸货任务，短短两小时的年夜饭之后，大家迅速回到工作岗位。“南极的天气是不等人的，有好天气必须抓紧时间，要不然天气一变，大风大雪根本没有办法继续工作。”

不在家里过春节，对于林凌，这还是第一次。他很惦记父母和弟弟，但终究没能和家人通上电话。即使是在南极科考的156个风雨兼程的日日夜夜，也不过和家里联络了三四次。“你想家么？”“想啊，怎么会不想呢？但是任务很紧，我没有理由也没有时间休息，”面对笔者的提问，林凌憨厚地笑笑，“除夕夜，我们这里是中午，但我们也跟着倒计时。出门在外，很想家，也很思念祖国这个大家，距离越远，心越近。每每看到有中国特色的东西，我都在心里默念：祖国你好！但是，地球是我们的大家园，我们有责任保护好这个大家。”

小家庭是家，祖国是家，地球也是家，“这是一种责任，对于科考，我有责任完成我的任务！”肩负起“家”的责任，需要的不仅是年轻科研工作者的无私奉献，每个人都一样任重而道远。猛然间，他口中的“责任”二字，显得倍感沉重，因为那不仅是一种真诚、投入的态度，更是一种奉献、坚韧的精神。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回忆起科考经历，林凌觉得，导师赵云龙教授和师祖赖伟教授厥功甚伟。从进入华东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的那天起，不论在学习上还是在生活上，每一位老师都教给他很多。赵老师严谨的治学态度，赖老师踏实的科研精神是他获得的最宝贵财富。恩师的悉心指导点燃了林凌科研的梦想，承袭恩师的科研精神更是他不断进取的不竭动力。

两极归来，他拒绝了鲜花、告别了掌声，又一次进入“与世隔绝”的状态。林凌每天“窝”在实验室里，做实验、理数据、写报告。在谈及今后规划之时，林凌有些腼腆，“我还谈不上成功，只是坚守一份工作并努力做好。去两极是个宝贵的机会，和老师们的悉心教导密不可分，”林凌反复强调，“我现在最想做的就是踏踏实实把带回来的样本研究好，”“这些样本都很珍贵，我得充分利用起来。”

除了最热衷的科研，林凌最大的愿望就是将所见所闻尽可能多地告诉媒体和身边的同学。“很多人不了解两极，我有责任和义务告知大家两极现在的严重情况。比如极地生物的生存状况，真的很不乐观。今年去南极的科考队员告诉我，之前帝企鹅全球大概有3000对，现在不到1/3了。而此次他们登上企鹅岛的时候，没有见到一只企鹅。”说到这里，林凌神色黯然。

大学之大，在其精神之博大。站在新时代的路口，当我们重新反思“大学精神”的时候，传承学术薪火，坚持科研创新，才是我们一代又一代研究生为“大学精神”所作的最好诠释。

（作者：蔡莉莉、杨萍、张婷婷，均为华东师范大学研究生）

silver

作者：俞玮奇、陈潇潇等；摘自《中国研究生》2007年第9期

每当看见自己干瘪的钱袋，你是觉得花钱太多不好意思再跟家里开口？还是觉得家里负担太重？或者觉得已经是成年人，应该养活自己？或许你最先想到的便是兼职了。然而，兼职到底要面对的是些什么？

每天清晨六点，当舍友还在熟睡中，已经是研二的Calcilock同学早已悄悄离开宿舍，在路边匆匆买好早点后直奔公交车站。当上午七点半时，他已经出现在了江宁一所学校的讲台上。看到这里，你或许已经明白了，Calcilock同学正是去一所学校当兼职教师。

当前，在大学校园里，铺天盖地的兼职广告、火热的Part time Job版……学生兼职可以说是一个相当普遍的现象。而在这群校园兼职人群中，研究生群体也算是一个很特别的群体。他们已不同于一般的在校本科生，很多已经不好意思再开口向家里要钱了，必须自己解决自身的生活问题。而平时除了学习外，还有科研任务、论文发表……还要处理同导师、院系等多方面的关系。面对生活，他们所面临的是重重的压力。

亲历篇：

一位研究生 兼职的辛酸遭遇

一谈起兼职生涯，Y无奈地笑笑，用很沧桑的口吻告诉小记，他和大多数寻求兼职的学生一样，当初选择在紧张学习之余做兼职实为生活所迫。

Y来自一个并不富裕的家庭，又是自费读的研。在经历了一年紧张的选课修学分和频频的“财政赤字”后，研一暑假里他就迫不及待地走进了兼职中介所。工作人员对他笑脸相迎，谁知这笑里可是藏刀的。他被告知，给介绍工作可以，不过先得入会，成为会员才给提供工作机会。他想“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于是咬了咬牙，交上一百大洋，怀着“壮烈”心情，入了会。本想着“组织”会像亲人一样待他，工作不久就会朝他奔来了。谁知工作人员的脸马上“晴转多云”，让他回去等消息，有工作机会马上通知他。从此以后，任他望穿秋水，打穿了该中心的电话，得到的始终是等待再等待的答复。

好不容易有一天他接到了该中心的通知，兴致勃勃地赶去一问才知道是在闹市区发宣传单。虽然觉得研究生干这差事有点脸上无光，可是想想信用卡快要到期了，他还是决定一试。起初他还以为只要发完一定量的传单就万事大吉，可以领酬劳了。谁知负责人告诉他，这工作不是按发传单数算的，而是按天算的，还设定了回馈量的底线。三天疲于奔命下来，他才拿了一百二。累得手脚抽筋，口干舌燥的他，只能心里暗暗骂道：“黑心的‘资本家’！”

谁知还有更郁闷的，中介在他给介绍了这份工作后，就再也没有给他提供过兼职的机会，留给他的是“无尽的等待”，实质上结束了对他的服务。待他上门兴师问罪，工作人员脸不红，心不跳，义正词严道：“我们不是已经给你介绍过一份工作了吗？怎么能说我们是骗人呢？我们也没有说以后不给你机会了呀。只不过现在暂时没有罢了。请耐心等待吧！”Y心想，这种提供短期兼职的方式完全是中介和雇主的共谋下促成的，一方名义上可以完成提供兼职的服务，一方可以得到廉价劳动力。而且按照这种模式，像学生这样的廉价劳动力会如长江后浪推前浪般地给他们赚钱，而无数像Y这样的学生只能是“此恨绵绵无绝期”。

此后，Y也曾试图不通过中介，自己找工作，可是文科出身的他由于专业限制，也遭遇了重重困难。万般无奈中，他还是迈入了其他中介的门槛。有了上次的教训，他总算是“吃一堑，长一智”，对于中介提供的兼职类型做了认真筛选，不给中介以短期职位搪塞他的机会。

采访结束时，Y坦诚地告诉小记，由于学生的社会交往面窄，社会资本有限，所以中介在学生寻找兼职过程中还是能起到一定作用的。但是，面对打着各路旗号的中介和他们吹得天花乱坠的优厚待遇，我们必须做出清醒的判断，要明确自己的目的。最好能见雇主，当面谈好具体工作和薪酬，签订合同。如果始终是隔着中介的面纱，就很难做出理智的选择，只能上当受骗了还“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

问题篇：

困境抑或是挑战

当我们采访了无数个研究生兼职的情况后，发现那些正投身于各项兼职工作的研究生们不得不承认一点：在兼职过程中，他们所面临的是无数的挑战，有时甚至因此陷入两难的困境之中。

困境一：学业VS兼职

当前兼职在大学校园是一种被校方默认的生存方式，但是从总体上来说是和学校的教学计划相冲突的。学生的本职自然是学习，尤其是研究生，他们本身就是被作为学术研究者来加以培养的，再加上导师分配的科研任务，时间上已经安排得很满了。所以要抽出时间来做兼职，势必要占据大量本来属于学习和科研的时间。学业和兼职自然常常会冲突。

文章开头提到的Calcilock就经常处于这种困境之中。Calcilock告诉记者，当前学校每个月发的208元肯定是不够的。为了维持日常的生活，兼职是必需的。当然，兼职肯定会耗费自己的大量时间，比如去江宁的那所学校讲课，光路上来回就要花去三个多小时。虽然已经是研二了，理论上空余时间比较多，但兼职将很多空余时间给剥夺了。“现在愁啊，论文还没发呢，一直没有时间静下心来写论文。”而毕业肯定要发表论文的。令小C更为痛苦的是，毕业论文就要开题了，由于兼职，没有太多的时间来看书，到现在为止，他自己一直还没有什么思路。“痛苦啊，我的毕业论文怎么开题！”在和记者聊天过程中，小C不止一次和记者谈起他的论文。看得出，学业和兼职的矛盾在小C的身上已经很尖锐了。此外，小C还告诉记者，兼职过程中，学业和兼职冲突的事情还有很多，比如你正在外面兼职，突然导师一个电话打过来要你立马过去，而你正在江宁讲课，你怎么办？是回去还是继续讲课，怎么回去都还是个问题。小C最后感慨道：“兼职有的时候真的是让人身心俱疲。”

困境二：馅饼VS骗局

社会上的兼职名目繁多，令人眼花缭乱，但有不少是鱼目混珠，缺乏规范和法律保障，特别是一些中介公司昧着良心赚钱，欺骗求职心切的学生群体。兼职是馅饼还是骗局，去做还是不做，如何防止变相被骗，这是值得关注的问题。

目前，兼职的欺骗方式最集中的是收取一定的中介费用，之后介绍给你价格低廉的兼职岗位或者根本不介绍。这种方式固然低劣，但在一些情况下，中介公司会采取一种变相的方式让你在不知不觉中落入他的圈套。

D同学曾在一家中介公司的介绍下做了访问员的工作。当时，这家中介公司和他说只是帮企业做几份简单的问卷调查，了解一下市场，并让D同学交了押金，许诺说做完三次就可以取回押金。D同学见是一份比较轻松的差事就答应了下来，殊不知这份兼职扛下来有多艰辛。等他拿到调查问卷时傻眼了，一份是为卡车公司做的，另一份则是生产尿不湿的厂家提供的，而且为了保证调查的真实性，必须提供现场录音凭证。D同学是外地人，对南京人生地不熟的。为了卡车公司的那份调查，他先后奔波于南京车站、王家湾、红太阳装饰城等各大货运集散中心。不仅路途遥远，而且开展调查也很困难，不是遭到被调查者的白眼和拒绝，就是好不容易找到愿意填写的人了，往往又不符合表上的要求。至于那份调查尿不湿使用情况的调查问卷就更难寻找调查对象了，很多人会以为你是来上门推销的而把你拒之门外，做到最后根本没信心做完合同上许诺的工作量。D同学事后回忆说，这样的中介公司故意将一些看似容易实际操作却很困难的工作摊给不知情的学生群体，摸准你的心态，而后让你知难而退，主动放弃，变相地欺骗了你。

的确，面对运作还很不规范的中介市场，学生群体往往成为一些黑心中介的猎物，到最后人财两空，无处申诉，只能自认倒霉。

后记：

辛酸和矛盾

纵观种种研究生兼职现象，我们看到更多的是辛酸和矛盾，然而为什么每年还有那么多的研究生趋之若鹜，冲向兼职市场呢？从表面看，很多研究生是为了给自己赚“阅历”，所谓的锻炼适应社会的能力，为今后找工作奠定基础。可是深入调查下去，经济因素占了更重要的地位。绝大多数的研究生兼职是为了增加自己的收入，改善自己的生活状况，在经济上自立自强。就目前国家提供的生活补贴来看，仅仅够研究生支付基本的伙食费，有的甚至还不够一个月的伙食费，很难满足日常生活的需要。同时，他们也不可能再像本科阶段那样依靠父母来生活，所以一旦找到兼职工作，绝大多数研究生愿意自己负担自己的生活费用。

研究生兼职总体上讲，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趋势。但这个过程中，校方如何引导和帮助研究生正确对待兼职，以及研究生自身需要怎么样调解兼职与学业、导师等各方面的关系，都是需要引起我们重视的问题。

兼职之路漫漫，这条路充满了艰辛，充满了挑战。

（作者：俞玮奇、陈潇潇、梅 倩，均为南京大学研究生）

silver

作者：张立；摘自《中国研究生》2007年第9期

又一次回到母校读书，是在离开她十二年之后。我的人生度过了整整一轮，年龄也已经在“奔四”了。在单位上班时，显不出我的年龄大，可在学校就不同了，叫“姐”声不绝于耳，我的年龄比一些老师的年龄都要大。

我和我的母校在同一个城市。每次下了公交车，走进学校大门，心里就感到宁静平和，外面的喧嚣与纷扰都丢到身后了。看到挎着包、手抱书本匆匆往来的年轻学子，听着朝气蓬勃的琅琅晨读声，望着高大的图书馆大楼，我不禁庆幸自己回到了我一直在寻找的地方——一块心灵净土。

每次走过我住过的那个房间，忍不住要抬头望望，尽管看到的总是挂在窗口的小男生粗俗的衣裤，心里也有些“愤愤然”，那可曾经是我院淑女们的闺房啊，现在楼门前已打上了“男生宿舍，女生止步”的醒目红色标语。

常言说得好，世事洞悉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从前我读本科时，对文字缺少感觉，虽然读的速度很快，但合起书本后，书是书，我是我，所得甚少。现在，随着年龄的增长，阅历的丰富，理解能力也在提高，书上的知识就很容易与自己的心灵产生共鸣，有时甚至觉得，作者所写正是自己想说而未说的。读书对我来说，不再是简单枯燥，而是既深刻又有趣。这就是我读书的优势所在。

然而，一到英语课上，我的劣势就不可避免地凸显出来了。老师全用英文讲课，我一下子就傻了眼，什么都听不懂，还要担心老师会提问到自己，整节课下来，都是提心吊胆的。相比之下，小女生们就从容得多，她们踩着上课铃声进教室，一边化妆，一边发短信，一边还能从从容容地回答老师的问题，真让人自叹弗如。但这个阶段是暂时的，只要有恒心坚持不懈地学下去，就能走过这段艰难日子，从而踏上坦途。我的英语课程都结束一年多了，现在我仍然在用心地学习英语，在那段艰难时间，我对英语产生了浓厚兴趣。

当然，读书也常常遭遇尴尬。总会有一些“陌生”的熟人对我说，你都三十多岁了还不知道自己要干啥哪！对此我只是莞尔一笑。如果我不知道自己要干什么，干吗要付出那么多的努力去考研呢？如果我不知道自己要干什么，我就像他们一样在原单位轻轻松松、浑浑噩噩地打发日子了。可是我和他们说这些有什么用呢？他们永远不会懂的。

另一个尴尬是来自就业的压力。今年研三的毕业生找工作不太顺利，在外面四处碰壁。他们回头就泄气地告诫我们：“回家吧，别上学了！找不到工作。”刚入学时，导师曾鼓励我们说：“中国的人才再充足，也不会到研究生找不到工作的地步。”但面对今年的就业状况，连导师也失望了，他说，既然带出来的研究生找不到工作，他就不打算再带研究生了。我们都不是比尔?盖茨，当然也没有一个人打道回府，但大多数同学们的精力却不由自主地集中在就业上了。就业要求是党员，大家都挤扁了头向党组织靠拢；就业需要过英语四、六级，大家就天天像老鼠嗑书一样地啃英语。一位如我一样参加工作多年的同学，来家找我给他当入党介绍人，看到我摆在桌上的书，惊讶地睁大了眼睛：“还学呢，没用！我现在连毕业论文都没有心思写。”我问他为什么工作期间没解决组织问题？他坦然相告：“那时他们让我入党我不肯入，现在不是找工作需要吗？”临走时，他还关切地叮咛我：“别光闷在家里学习，多到外面了解了解就业形势。”

作为同一个战壕里的战友，我深深地理解他们的处境。很多人放弃了原本很好的工作，远离家人到校求学，并不完全是为了物质方面的需要，他们不愿随波逐流，希望通过和高尚的灵魂对话，来实现更高的精神追求，挺立独立人格，提升人生境界。可他们的理想却遭遇了现实的尴尬和无奈。难道苦读三年，就是为了失去工作？面对鸡飞蛋打的结果，面对亲朋好友的疑惑目光，他们不得不放弃理想回到现实。

我和他们一样，也预见了明天的痛苦，但我不想预支它，而且不到该工作的时候我也并不期待工作。三年的读书时间对我而言来之不易，是非常之宝贵，我真的很担心这最后一年读书的好时光会匆匆地溜走。至于明天，不停地往前走就是了。记得一位哲人说过，人在进入坟墓之前，总有机会改变自己的命运。

（作者：张 立，河南师范大学研究生）

silver

作者：潘家祯



1991-1993年 英国Sheffield大学超声波显微镜实验室



华东理工大学 办公室

今年是我读研究生30年纪念。三十年在历史的长河中是短暂的一瞬，但是在我的人生中却是半个人生，我由青年，走向了中年，由中年又走向了老年。回顾这三十年来，我们亲临了改革开放，作为恢复研究生招生，特别是设立硕士学位和博士学位的首批受益者，在1985年6月通过了博士学位论文答辩，有幸成为化工机械专业全国首位获得博士学位的幸运者。

1979年，作为文革中毕业的67届毕业生，经过了安徽城西湖军垦农场的锻炼，又在广西柳州市制药厂工作了多年，终于在大学毕业12年后，以34岁的年龄，考回了母校——华东化工学院，攻读化工机械专业研究生。

人生的一次机遇

当时这一届，全校共招收了60名研究生。当时可称得上是父子同堂，因为在这一届的研究生中，年龄最大的有64届毕业的学生，而年龄最小的则是77届恢复高考的第一届学生，和76届最后一届的工农兵学员，各有4人。

化工机械专业则只有我一人被录取。当时我校化机专业有7位导师可以招收研究生。计划招收14人，其中4人为三年制学制，从事科研，十人为二年制学制，打算留校当师资。这一届报考的人数有39人，从录取比例上说，大约为36%，即大约三个人中可以录取一个。但是由于教育部制定了三条分数线：

·报考的五门成绩总分要超过300分；

·三门主课的成绩要超过180分；

·外语成绩要超过50分。

结果只有我一个人幸运地上线。师从著名的化工机械专家琚定一教授。由于当时可以填报两个志愿。我填报的第一志愿是二年制、第二志愿是三年制。入学后，当时的研究生科科长周丽庆问我，“你究竟作为二年制，还是作为三年制呢？”因为同学们都是三年制的，我也选择了三年制。

在我研究生即将毕业的时候，传来了国家设立硕士、博士学位的决定。我校化工机械专业成为国家首批博士学位授予点。琚定一教授和浙江大学王仁东教授成为化工机械专业全国首批博士生导师。因此我得到了人生的又一次机遇，经过考试，成为琚定一教授的第一位博士研究生。在1982年10月获得硕士学位后转入博士阶段学习，于85年6月通过了博士学位论文答辩，留校工作。

在1979年8月，接到研究生入学通知的时候，我写下了一首诗表达了自己的心愿：

是新长征的军号向我召唤

是新长征的军号把我召唤，

是党中央的关怀给我温暖。

我向党提出了庄严的申请，

要做长征队伍中的一名突击队员。

用汗水浇灌理想的心愿，

用勤奋迎接祖国的挑选。

为了实现四化的宏伟蓝图，

我愿把自己的毕生精力贡献。

数学力学的难题，

带我走进了一个新的乐园。

在崎岖坎坷的小路上，

指引我一步一步地登攀。

攀过一座一座的山岭，

看远方山花烂漫。

解出一道一道的难题，

心中就如清泉一样甘甜。

这绝不是一个个宁静的夜晚，

耳边犹如千军万马一般。

因为我和祖国的命运紧紧相连，

我正站在这威武雄壮的队列中间。

做一名忠诚的战士，

为祖国的事业奋斗终身。

跟随着伟大的时代前进，

脚下是又一个新的起点。

我的研究课题

我的研究课题是“复合型裂纹疲劳扩展规律”。由于79年代末期，我国的断裂力学发展很快，作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课题，我参与了压力容器中复合型裂纹疲劳扩展规律的研究。当时的化机教研组建立了一套液压增压的疲劳试验装置，给我的课题提供了极好的机会。

试验容器采用了上海高压容器厂生产的乙炔钢瓶。内径250mm，长度约为900mm，两端焊接椭圆形封头。设计压力为3MPa。因为我的课题是关于复合型裂纹的疲劳扩展规律，共做了22个容器的疲劳试验。采用了线切割机床切割出了0o、30o、45o、60o等不同角度的初始裂纹。由于是贯穿裂纹，要进行液压疲劳试验，就必须对裂纹进行密封，既不能增强裂纹扩展的阻力，以采集真实可靠的数据，又不能让它泄漏。先在用线切割开出的裂纹四周用0.2mm厚的薄不锈钢板密封，然后再用橡胶板密封。经过十分仔细的密封后再焊接两端的封头。

上海高压容器厂提供了乙炔钢瓶的零部件，但是后来怕经过试验后认定他们产品质量有问题，又不愿提供了，经过向他们解释，说这是基础研究，不涉及他们产品的质量问题，他们才继续提供乙炔钢瓶零件。

为了研究裂纹尖端的变形场，实验采用了云纹技术，从清华大学购买了100线/mm的可剥落的云纹片，将该云纹片粘贴在裂纹尖端，这是一种光栅，粘贴后将类似于照相底片的片基剥去，只剩下一层极薄的平行光栅，它们随裂纹的变形而变形，称为变形栅，上面再用机油粘贴一片同样的光栅，由于它没有受力，在加载过程中不会变形，称为基准栅。在加载中出现的干涉条纹称之为云纹。从云纹就可计算出论文尖端的变形场。以云纹显示的变形场采用照相机加上近摄接圈拍摄，全部实验拍摄了四十多卷胶卷，平时爱好的摄影与冲印技术，在这里得到了用武之地。

疲劳试验周期是三秒钟一个周期。可以看出这加载卸载的周期中云纹连续变化的规律。劳动部当时一位领导看了后，连声高呼：“活的，活的”，它像鱼腮呼吸一样一张一合，反映了变形的规律。当时美国机械工程师学会，压力容器学会的专家，以压力容器学会主席，Foster Weeler公司副总裁David Pai(白先忠)和美国国家标准局Jeffery Fong(方资慧)等人为首的34人代表团分两批参观了这项成功的压力容器试验。研究成果收录在美国压力容器学会(PVRC)编制的关于压力容器十年进展的代表性的成果之中。琚定一教授和我曾数次在美国压力容器国际会议上报告了我们的工作。

现在回想起来，当时的实验还是带有相当的危险。在超过设计载荷一倍的压力下（虽然设计压力为3MPa，但是为了研究裂纹扩展的规律，要使得裂纹能够在合适的疲劳周期下扩展到临界失稳，计算后试验压力选用了7MPa）对带有5cm长贯穿裂纹的压力容器进行疲劳裂纹扩展试验。当时是采用读数显微镜对裂纹扩展速率进行记录，为了防止万一裂纹破裂，高压的水压射入眼睛，在读数显微镜上特地安装了一块有机玻璃板，以起保护作用。为了采集尽可能多的数据，在裂纹扩展到10多公分长，接近临界失稳扩展时才停止试验。幸运的是，由于密封工作做得十分仔细，试验容器在裂纹扩展过程中都没有泄漏，使得试验能够成功进行下去。

时间最长的容器进行了数万次周期的疲劳试验，三秒钟一个周期，进行了数百周期后就暂停下来，观察和记录一次裂纹扩展长度。一台容器要进行二十余天的疲劳试验，还不包括前面的准备工作。为了把中午午休的二个小时时间也充分利用起来，往往赶快去食堂买几个包子，回来继续试验。虽然艰苦，但是充满了快乐，充满了探索科学奥秘的喜悦。

严冬腊月的上机安排

当时学校使用的计算机为719机。采用穿孔纸带输入。719机上有128位拨键开关。将拨键开关设置正确后，由穿孔纸带读入计算程序。计算机24小时开放，但是需要提前一周预约登记。每人每周有半小时的上机机会。因为全校的教师和研究生都要上机，时间十分紧张。我们往往都是登记到半夜二、三点钟，或者黎明之前。炎夏酷暑比较好办，而严冬腊月就不敢熟睡了。不能误时，否则又要等到下一星期了。好在周围都是同学，半夜三点半钟要去上机的同学，就请二点半钟上机回来的同学到宿舍叫一声，赶快起床，去机房排队等候。

这是等待了一周的机会啊，心情十分紧张，不亚于一次考试。因为计算机十分严格，采用ALGOL语言编程以后的穿孔纸带，要经过语法校验、奇偶校验。通不过校验的程序立即被计算机退回来。一卷穿孔纸带有数十米长，这一周的时间全部都花费在逐字逐句地读穿孔纸带上的程序，进行语法和奇偶检查。只要有一个错误，这一周的心血都白费了。所以往往都编制四、五盘程序纸带。一个不行，立即换上另一个。开始的时候每次都会有错误被计算机发现。这样的情况往往要延续上四、五次。抱着打印出的一堆出错信息，只能眼睁睁地把这宝贵的半小时上机时间让给后面排队的人了。重新检查穿孔纸带，逐字逐句进行修改，就成了这一周的任务了。然后再去登记，期盼下一次能够顺利通过计算机的检验。通过了的程序，则打印出一大叠数据，要回来慢慢分析，寻找规律。当时的研究生们大家都渡过了这样的几个严冬酷暑。

为了成功，甘愿奉献

当时很多人羡慕地对我们说，你们真幸运，拿到了博士。但是我要说，博士学位来之不易。因为早期的研究生中很多人都是文革期间毕业的学生，耽误了十年。再回来攻读研究生时，已是人到中年了。这是标准的“上有老，下有小”，孩子只有三、四岁，夫妻还是两地分居。以我为例，妻子分配在山西太原制药厂工作，我在广西柳州制药厂工作，每年探亲要回上海。这是一个等边三角形。经过了漫长的申请和等待，好不容易妻子调到了广西柳州，我却考回了上海。厂里的工人们都在惋惜，说真不值得啊。

与其他同学相比，我还是比较幸运的，因为厂里依旧给我发放了每月五十余元的工资而不必享受助学金。而其他同学都被企业停发了工资，转而领取每月18元的助学金。还要维持学业，维持家庭。

我们都不得不抛开了家庭，抛开了孩子，抛开了各种私心杂念，沉浸在课题的研究之中。没有白天和晚上的差别，没有上班和下班的概念，也没有周末和假日的区别，我们把一切都奉献给自己的课题研究了。尽管这是一个个宁静的夜晚，但是我们都在科学的小路上登攀。尽管付出的是全部的精力和辛勤的汗水，但是换来的却是成功的喜悦和无比的甘甜。

中国的第一代的博士，很多人都与我有着相同的经历与体验。等到我们再夫妻团聚，已经是六年之后，四十岁的年龄了。

因为我是化机教研组的第一位博士生，所以也得到了得天独厚的帮助。由于是在琚定一教授的课题组里工作，能够经常与琚先生、李培宁、王志文等老师讨论。王家贤和曹桂馨等人帮我与上海高压容器厂联系购买他们的乙炔钢瓶零件。液压疲劳试验机是整个化机教研组老师的科研成果，为我的实验提供了设备。我参加了后期的安装调试，与胡国传老师一起为疲劳试验机安装了控制台。工场间徐泉源师傅为我加工了所需的连接零件和焊接了所有的实验容器。黄雪坤协助我进行了一些实验。当时我就体会了一个团队的力量、团队的协作精神。

在国际舞台上亮相

1989年，我同时得到了两个机会。美国康奈尔大学(Cornell University)注塑成型研究室(CIMP, Cornell Injection Molding Program)的K.K.Wnag教授写信给我，提供资助，邀请我去他的研究室工作，承担研制测量注塑成型中所需的各种聚合物在不同压力、温度下变形的数据(Pressure-Volume-Temperature relationship)的测量设备。K. K. Wang寄了一本CIMP的年度研究工作报告给我。向我介绍PVT数据测量的重要性。当时全世界这样的设备共有两套，一套是在美国Colorado大学，另一套是在欧洲。当时K.K.Wang领导的CIMP在国际上已经享有声誉，他们开发的注塑成型的软件C-Mold、C-flow等软件在美国、日本、和中国都有很多市场。但是这套软件需要一个关键的数据，就是聚合物在不同温度、压力下的变形关系。它要在200MPa的高压下，在400oC的高温下测量聚合物的变形量。把这个量输入计算机，就可以进行正确的模拟。这个数据只能通过实验测定。就像材料的屈服极限、强度极限只能通过试样的拉伸试验测定一样。K.K.Wang看中了我的背景——压力容器，由于当时我正在研究压力容器的强度。他怕我不愿意去，说：“你也可以在业余时间里研究模具的强度”。我十分高兴地接受了K.K.Wang的邀请。

同时我又接到英国Sheffield 大学K.J.Miller为我申请到的英国皇家学会王宽誠奖学金(K. C. Wong Fellowship, The Royal Society of United Kingdom )。因为已经接受了Cornell University K.K.Wang的邀请，不得不婉言谢绝了Miller教授为我争取到的王宽誠奖学金。（清华大学杨卫得到了1986年的王宽誠奖学金，中科院力学所洪有士得到了1987年度王宽誠奖学金，我得到的是1989年度王宽誠奖学金）。

去Cornell大学CIMP报到后，K.K.Wang给我提出了具体的要求，不仅要达到Colorado大学的功能，而且要超过他们的功能。他们的设备是放在一个加热炉里面，在200 MPa的压力下，400oC的温度下测量聚合物的PVT关系，没有冷却速率。K.K.Wang希望我研制的设备加上冷却速率，在15分钟里冷却到常温，以使测量的数据更加接近真实的注塑成型的过程。这是一个巨大的挑战，要克服在高温、高压下高冷却速率带来的高的应力梯度。另一个挑战是：Colorado大学的设备里面的填充物是汞，Mercury。在我去之前，整个Group的人员都知道了，我要去研制这台测量PVT关系的设备。大家都知道，介质要用汞。大家都很慌张，因为汞是危险物品，在高温下的汞更加危险。我说，我更害怕，因为我与这台设备的关系最密切，我应该是第一个受害者。但是我不采用汞，经过调研，与Corning公司的技术人员讨论后，他们可以提供高温硅油。正常工作温度在350oC，但是可以在400oC温度下短期使用。我研制的设备只需测量在不同温度下的变形量，都是在短期下测量的，没有问题，消除了大家的恐慌。

在我刚到Cornell大学不久，由我们研究室CIMP召开的一次国际会议上。导师K.K.Wang还专门为我制作了一页投影薄膜，向世界同行宣布Cornell大学要研制自己的PVT测量设备。他向与会的同行介绍了我的情况，把我推向了国际舞台，与注塑界的各位同行见面。这使我感到身上的重任。一是中国培养的博士得到了国际的承认，他们都称我Dr. Pan。二是感到了大家的殷切期望。他们希望这套测量装置尽早诞生。

十余年的工厂经历给了我极大的帮助。我管理全厂的设备，熟悉车、钳、焊、和设备安装。美国教授对我说，美国没有买不到的东西。但是我所需要的东西去哪儿买？Cornell大学图书馆的管理员给了我很大的帮助。Cornell大学一共有16个图书馆。工学院图书馆管理员告诉我，他们有整套的Thomas Register。这是完整的企业目录，我在图书馆花了两周的时间，搜寻了各类设备供货商，逐一与他们联系讨论。确定需要加工的零件与购买的仪器设备。

美国社会的高效率使我印象很深。导师K. K. Wang对我说，我需要购买的1000美元以下的东西，不用得到他的批准，只要我认为需要的，就可直接去购买。但是我还是遵循了规定，每二周向导师汇报一次。他要求我把所有的汇报材料都复印一份给他留底。导师同意了我的实施计划，说：“Go ahead”。我就可以直接去做了。

凡是我要购买的设备，我只要去秘书老太太Tudi那里登个记，就可以直接打电话到Cornell大学的Purchasing office。告诉他们我是谁，属于哪个Group，现在要买什么设备，供货商是谁，价格是多少，等等信息。他们立即给我一个P. O. number (Purchasing Order number)。我再打电话告诉供货商。上午打电话，他们下午发货，下午打电话，他们第二天发货。用UPS (United Parcel Service) 发货，过一、二天就收到了。一个月后，秘书老太太问我，那台设备质量怎么样？如果没有问题的话，我们要付款了。

一年多后，当K. K. Wang在CIMP的国际会议年会上宣布测量PVT的设备制造成功之后，会场轰动了。本来是安排在第二天下午4点钟以后参观实验室的。代表们直接向大会主席K. K. Wang提出了请求。他当即问我什么时候可以接待代表们参观。我说，等开幕式结束后，我就去实验室，接待代表。很多代表会都不开了，都跑到我的实验室来了。

当K.K.Wang找我谈话，说有两家企业，一家日本企业和一家美国企业要购买这项技术，挽留我继续完善这套设备时，我却又不得不婉拒了。

因为两年前当我谢绝了英国Sheffield大学K.J.Miller教授为我争取到的英国皇家学会王宽誠奖学金时，Miller教授没有死心，我们保持着友好的通信往来。第二年他又问我什么时候能够到英国来。当时我回答，明年吧，等我把美国的工作完成后，可以到英国来。结果Miller教授第二次又帮我申请到了英国皇家学会奖学金。这一次我不得不去了。别人申请一次已经很不容易了，我拿到了两次，但是都拒绝了，别人会怎么说呢？为了不辜负Miller教授的一片好意。我不得不回绝了Cornell大学K.K.Wang教授的挽留，动身来到了英国Sheffield大学。

原来Miller教授早就等着我了。他争取到了一个项目，建设一台超声波扫描显微镜，Scanning Acoustic Microscope。这个项目是由三家单位合作进行的：英国国家物理实验室负责提供全部硬件，牛津大学负责提供全部计算机软件，在Sheffield大学建设一台扫描声学显微镜，进行金属疲劳微裂纹萌生规律的研究。我在去美国之前就在国内进行微裂纹疲劳扩展的研究。难怪尽管我给Miller教授推荐了别人，但是Miller教授还是盯着我。

声学显微镜的全部软件是由牛津大学Andrew Briggs教授提供的。Miller聘用了牛津大学Briggs教授的学生、物理学博士Peter Jenkins在Sheffield大学组装声学显微镜。我的工作是应用他们建成的声学显微镜进行金属疲劳研究。

我去了后半年，Peter Jenkins把全部的声学显微镜资料移交给我后，他因合同期满而离开了。我接手了全部的声学显微镜的资料，包括了全部硬件和全部软件，开始了对金属材料疲劳萌生规律的研究。试验的材料是英国铝公司ALCON生产的航天材料铝锂合金Al-Li 8090 alloy。

由于声学显微镜是扫描显微镜，需要20秒钟才能形成一幅图像，具有滞后性。当时正好有一台光学显微镜。我把它按照显微硬度计的原理，安装在扫描声学显微镜的旁边。先在光学显微镜上找准对方，然后平移到声学显微镜上扫描图像。与Dr. Rios和technician一起讨论，在试验台上设计了一套疲劳加载装置，能够在疲劳试验过程中、在显微镜下观察疲劳裂纹扩展情况。工作成果Miller教授十分满意。英国主管科学基金的SERC(Science and Engineering Research Committee)委员会对此也十分满意。

在圆满完成英国的工作后，我又回到了母校。我们亲临了改革开放，我们亲眼目睹了祖国走向繁荣富强。作为祖国培养的第一批博士，我们亲临了这段历史，下过农场，去过工厂，到过美英，最后又回到了学校的讲堂。我们接下了导师的班，目前还在培养博士生、硕士生。我们更欣慰地看到更多的年轻人在茁壮成长。研究生已经成为我们社会的中坚力量。

走上研究生导师的岗位

我从1993年9月回国后，开始指导硕士研究生。1994年3月被评为教授，1997年1月被聘为博士生导师。至今已经培养毕业了52名研究生。其中7人获工学博士学位，39人获工学硕士学位，5人获工程硕士学位。其中有5名外国留学生。目前正在指导32名研究生，其中博士生10人，硕士生16人，工程硕士6人。

这是一个不小的研究团队。为了培养研究生正直的学风，我调研了世界科学大会关于科学道德问题的有关资料，编写了“历史的启迪与科学的责任”的报告，多次为本科生、硕士生、及博士生思想政治课讲授。我每年给自己的研究生做一个创新报告，如今已经累积了十来个讲座了。

我把学生看作为自己的孩子。我喜欢的是勤奋的学生。不懂没有关系，只要肯学。导师不会责怪自己的学生。导师希望自己的学生成才，正如家长希望自己的孩子成功。针对网上对某些导师不认识自己学生的批评，我对学生说：现在是我来盯你们，抓住你们来讨论课题。我有很多想法，但是我没有那么多的时间。而你们有时间，可能没有那么多的想法，所以你们要主动找我。要善于“利用”我，“利用”我的头脑为你们的研究激发灵感。你们每人的课题我都在思考。我和你们每人在各人的课题研究上要1+1大于2。每天下午4点到6点，是来找我的最好时间。这时该开的会已经开完了，我可以集中精力与你们讨论课题了。

我一直在思考，如何用创新的理念培养创新的学生：

·希望教师提高对教学的责任感，把教育看成自己的事业，把教学看作一门科学和艺术；

·希望学生提高学习的自觉性，鼓励学生设计自己的人生，鼓励学生在拼搏中领先，鼓励学生在知识的积累中实现从量到质的转变。

我对学生说：在感情的天平上，祖国的份量最重，在人生的旅途中，事业的道路最长。希望研究生们要：

·为未来投资。要用勤奋投资自己的未来，使自己成为最具创造力、学术上最努力和最聪慧的人才。

·要拼搏，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要不断寻找方法来评价自己，寻找方法给自己施加压力以保持最优。

·在漫长的人生旅途中，每人随时都在不同的起跑线上竞争。不努力就会落后。

·要善于运用哲学思想去思考：

——只有耕耘，才能得到收获；

——只有攀登，才能到达高峰；

——只有拼搏，才能获得成功；

——要用努力来证明你们的价值，

——要以勤奋来体现你们的才华，

——要以成功来展示你们的风采。

2010年教师节的早上，我的研究生们约好一齐来到我的办公室，送上祝贺的鲜花。我十分感动，晚上给各位同学发送了一份邮件，表达了我的心声：

教师节感言——写给我的学生和我的同事们（2010年9月10日）

我下过农村，我去过工厂，

我到过国外，我来过南疆，

最终我回到了学校，

站在教学的课堂。

面对年轻的学生，

好像子女一样。

如同自己的孩子，

盼望你们茁壮成长。

面对教师节的问候，

我感到无比的欣慰，

接受祝福的鲜花，

回忆起相处的时光。

为你们的课题而思虑，

为你们的成功而鼓掌，

尽管有时严厉，

但始终是慈父的心肠。

希望你们幼嫩的肩膀，

能担当起祖国的重任，

希望在不久共和国的功臣中，

能看到你们熟悉的脸庞。

尽管岁月染白了我的双鬓，

但是大学永远年轻，

接受青春的活力，

希望精力与你们一样兴旺。

在感情的天平上，

祖国的分量最重，

在人生的旅途中，

事业的道路最长。

希望你们把握黄金时光，

向着成功远航，

希望你们努力拼搏，

去追求人生的辉煌！

（注：原稿写于2009年6月，于2010年12月作了一些修改和补充。）

潘家祯情况介绍：

潘家祯，任华东理工大学机械与动力工程学院教授，化工过程机械专业博士生导师，曾任机械学院副院长，华东理工大学图书馆馆长，机械学科学位委员会主任等职。

1994年10月，获国务院特殊津贴。

显微疲劳试验方法和显微疲劳试验装置获1997年国家教委科技进步三等奖。

球形微丸造粒机于2002年3月获第12届全国星火杯发明竞赛一等奖，2002年10月获第16届上海市优秀发明一等奖，2003年上海市科技进步二等奖。

承担的“压力容器设计”课程获2007年国家精品课程。“过程装备技术”获2008年教育部双语教学示范课程。

2004年获上海市育才奖，2006年获宝钢优秀教师奖。

2009年获上海市模范教师，上海市教学名师。

2009年获上海市教学成果一等奖、国家教学成果二等奖（排名第二）。

社会兼职为：教育部机械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过程装备与控制工程专业教学指导分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第一届任期2001-2005，第二届任期2006-2010）。中国化工学会理事，化工机械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机械工程学会压力容器分会理事，上海市力学会理事，上海市化学化工学会理事，化工机械与装备专业委员会主任。实验力学杂志副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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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刘辰诞（河南大学）

我年近半百忽然间老夫聊发少年狂，毅然打点行装读博去了。老母反对，觉得我在师院肯定是混得不好，于是对我上学一事讳莫如深，对邻居坚称我儿到省里上党校了。妻儿反对，认为我一定是酒喝多了神经出了问题。甚至学问圈里的一些朋友对我的范进之举也甚感惊诧，连呼“奇人”。

对我读博“壮举”的消极反应说真的我并不感到特别意外，论收入我已经小康，论职称我已是“老教授”了，仕途上官居“正处”，名声上我在师院算得上名人。从功利角度考量有无博士学位对我确已无大的实用价值。然而但凡做事总要有动机，我思来想去，觉得马克思主义实在伟大，它不仅放之四海而皆准，放之我考博的思想活动也是皆准的。比如马克思主义认为，物质对于意识是独立的，根源性的，意识对于物质是依赖性的，派生性的，意识是物质的反映，而反映是不能同被反映的对象相脱离的。我的动机或曰意识想来也是对物质世界的反映，现实中无论你职称多高成果多少似乎都不能说明什么，只有博士学位才是硬通货，可以使你获得一定的物质利益比如补贴，可以作为加官晋爵的一个筹码，可以享受较为宽敞的住房和有别于人的待遇等等。加官之于我非不欲也而是绝无可能了，但补贴和住房还是绝对要得的。马克思主义又认为，辩证的思维表现为概念判断推理的内在矛盾运动联系发展和转化以及新思维形式代替旧思维形式的辩证运动，年轻时我也曾经有过读博的念头，但那时学位的重要性远不及最近两年，且我自己很不自量地以为系里教学科研学科建设离开我天似乎就会塌下来。近年来学位日益重要，博士学位的意义远非昔日所能比，原有的为数不多的博士们或奔前途奔高薪奔博导奔学术决然离去，偏偏各类评估的表格中死死缠住博士数目不放，我身为系主任填表时博士一栏总是付缺终觉脸上无光，于是我的新思维由量变到质变最终代替了旧思维形式，于是冲破亲情障碍顺乎历史潮流去攻读博士学位便成了我今生最重大最正确的决策。

我听说过读博苦但我不知道如此之苦。学生生活之不便对一个半百之人不会没有冲击，但我毕竟扛过锄头下过煤矿，生活之苦算不了苦，苦的是一本本洋人用洋文写的经典理论著作你一个星期要读两本，少则六七百页多则逾千，读完即向导师谈读书心得，谈完再读，从历史比较语言学到结构主义到转换生成理论到功能主义，从索绪尔到布龙菲尔德到德立达到乔姆斯基到弗洛伊德到胡塞尔，从哲学到逻辑学到阐释学到离散数学，读得你天翻地覆天昏地暗血压增高心跳加快。要命的是我不喜欢这些，我喜欢生活喜欢娱乐喜欢工作，喜欢诗词喜欢小说喜欢形象思维，可是我的最爱离我现在的目标相去太远。我想用曾给我带来荣誉带来光环的社科项目作为将来的博士论文，既可以轻松一些又可以应付国家社科办的检查，但据说该项目的研究方法是归纳方法而非演绎方法不适于我目前的方向，这意味着我必须中断我的项目研究先奔博士学位，我不知道该如何向社科办交代。你如何交代是不重要的，重要的是你目前必须学会研究“小李打碎了他四个杯子”中的“他”为什么不指小李自己而只能是别人，你要从c-统制理论从约束理论从认知理论含意化理论谓元理论证明如果“他”要指小李就必须在“他”后边加上“自己的”三个字。天哪，我不知道三年以后我会成为什么样的人。如果这就是学问，我觉得我现在就已经开始有学问了，我在交代读博动机时已不再直说我如何如何，而是先交代某理论如何如何指导我如何如何了。我信奉科学，我也认为无论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的研究都要有科学的系统的方法，但我不赞成为着功利的目的去削足适履为方法而方法为所谓的学问而方法而无视实际工作的需要。我对唯博士是尊的潮流以及我国目前的博士培养方向与方法表示质疑，但，我人微言轻。

萨特认为：外部世界是自在的存在，人的意识是自为的存在，自在的存在是一片混沌是一个巨大的虚无，没有原因没有目的没有必然性，只有自为的世界才是真实的。人之初是空无所有的，只有后来，人要变成某种东西，于是人就按照自己的意志造就他自身。我不是萨特主义者，因而我不认为我可以按照我的意志造就我自身，我是马克思主义者，我相信存在决定意识。今天社会需要博士我去读博士，明天假如流行上山下乡我说不定也会是一个积极的响应者，我并非爱跟风的人，但我毕竟生活在一个经过两千年儒家文化熏陶过的氛围之中。我曾读过一段关于英若诚的轶事，讲他在六十年代买了一辆旧摩托，人家告诉他别看车旧，仍然可以跑五十迈，为了验证，他找一块空地试验，油门加到三十迈时车身已开始乱颤，四十迈时车已上窜下跳，大家劝他别试了，他却继续加大油门，刹那间车体散架，他被弹了出去，肋骨断了两根，脑震荡昏迷了三天，他醒来的第一句话竟是:我摔出去的时候，速度绝对达到了五十迈。我欣赏英若诚这种性格，他验证的虽然不是科学假说，但我们有理由相信，他是一个执着的人，而科学需要的正是这样的人。我的考博，似乎也有那么点好奇，想看看我这个应知天命之人是否能与天命一争，想看看那座围城中究竟有什么迷人的风光。

读博本是一件平常的事，但是每当那些年轻的研究生一听说我是在读博士竟连称”老专家老专家”时，每当一些熟人称赞我“真勇敢”时，我心中竟涌出一种风潇潇兮易水寒的体验，偏偏我又是性情中人，总想把这种体验倾诉出来。但我也总是相信，读书和教书一样是一项事业，一项壮丽的事业。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从头越，苍山如海，残阳如血。

作者简介：

刘辰诞，男，1953年1月生，河南省西平县人，河南大学2006届博士毕业生；现任河南大学外语学院院长，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中国认知语言学研究会常务理事，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主要研究方向为篇章语言学、认知语言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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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钟爱民；摘自《中国研究生》2007年第5期

黄岩谊，1997年于北京大学化学学院获得理学学士，2002获北京大学理学博士，2002～2005年于加州理工学院应用物理系做博士后，2005～2006年于斯坦福大学生物工程系做博士后。曾获全国化学竞赛暨冬令营一等奖（1993年），北京大学三好学生标兵（1995年），北京市三好学生（1995年），北京大学五四青年科学奖一等奖（1995年，1997年），北京地区优秀毕业生（1997年），北京大学研究生学术十杰（1999年），中国大学生“五四”奖学金及建昊杯（2000年），北京市化学会优秀论文一等奖（2001年），北京市科学技术协会优秀论文一等奖（2001年），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第四完成人）（2003年）等奖项。2004年入选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

我是1993年保送到北京大学化学学院的，因为获得了全国化学竞赛一等奖，那年我高二，所以确切地说，我没有高中文凭，呵呵。本科嘛，顺顺当当，学业和学生工作都完成得不错，也得了一些奖，然后就成了黄春辉老师的博士生。

我的博士论文题目当然是导师黄先生选的，但具体怎么做，就得靠我自己去琢磨了，因为这和黄先生以前的研究差别比较大，比较偏向于物理化学。我97年入学，读博士一年多的时间后，基于我的实验数据，已经发表了几篇文章，其中有一篇发在《先进材料》。黄先生看到这种情况，说我毕业应该没有问题了，要给我一个难一点的题目，问我愿不愿意去做。我说我愿意试一下。

可能我那时也没想到这个课题会这么难吧。从99年到02年我毕业的时候，我发表文章的数量倒不少，但没有以第一作者发表过一篇文章，都是别人的工作，我只是作为一个合作者帮忙而已。我自己研究课题的文章，是在我参加博士论文答辩之后，整理出三篇文章，投给美国化学会的《物理化学》杂志，并且要求他们同时评审，最后文章被同时接收，在我毕业之后发表在同一期杂志上，占了30多页。所以在答辩的时候我说我这几年是波浪式前进，螺旋式上升，在整个博士学习过程中这个螺旋的直径很大，而螺距却很小。

我也很惊喜我的论文会入选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我发表文章的刊物档次并不很突出，和很多其他博士论文比起来，我在这方面不占任何优势。我只能说我的论文做得比较细致，比较系统，比较像一篇完整的博士论文。我也看过一些别的博士论文，做的课题比较多，每个课题也能发很不错的文章，这样的博士论文和我的不是一种风格的。其实，要不是我知道我博士毕业没问题了，我可能也不会在这个课题上坚持这么长的时间。期间最重要的是我的导师黄先生给了我充分的鼓励和自由，并替我抵挡了一些来自外部的压力。在我课题进展不顺利的时候（这种不顺利的时间还很长），她给予我最大的宽容和帮助，使我可以坚持下去。说到这里，我还是很感谢我们国家的评审机制的。说实话申请的时候我是完全不抱希望的，当时我正在国外，表格什么的都是黄先生帮我弄的，我只是填了最新的简历，再签了名就完了。我的入选证明了一件事，至少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的评选不是完全看你发表文章的刊物档次和数量，它还是会看你的博士论文的真实质量的。

我觉得这是件好事，我个人认为如果仅根据文章发表在哪里来判断文章的优劣，就像根据一个人穿的服装品牌来判断这个人的人品一样，都是不靠谱的事。也许从统计规律表明，穿高档服装的人大多素质比较高，但不代表每个穿名牌的人素质都高。有报导说研究表明，高水平的文章只占发表在高档期刊中的文章的四分之一或更少，这些文章贡献了绝大多数的引用和更重要的科学意义，而绝大多数文章（四分之三或更多）都是在拖后腿的。

关于成功的秘诀，我认为基础训练很重要，在北大这些年的训练对我的影响很大，但真正最关键的，是要善于发现问题，也就是说真正重要的科学研究是问题驱动的，而不是兴趣驱动，或是金钱驱动的，这也是我在多年的学习过程中通过不断的失败而慢慢感悟出来的。国内现在很多研究课题都是金钱驱动，也就是哪里有经费就去哪里研究；而同时还有许多宣传经常在谈兴趣驱动，说你要研究你感兴趣的东西，但你看这么成功的例子实际上很少。其实真正成功的大科学家大都是基于问题来确定研究方向的，你发现了哪里有重要的问题就在那里研究，而不仅仅是凭你的兴趣，因为兴趣是会改变的，过几天你发现你的兴趣改变了，或者你原来以为自己对这个感兴趣，过段时间才发现其实自己对这个根本不感兴趣，那怎么办，那就会变来变去，浪费了很多时间和精力。我觉得真正好的科研应该是这样的：通过调查发现某个问题可能很有意义，解决了它能推动某个领域的发展，或者能解决别的什么问题，我一定要想办法，用我的知识来解决它，这可能才是更有效的科研之道。

跟着钱走或兴趣走，这样就容易不断改变研究方向，而导致不容易把问题研究得深入，但不否认这样也可以发好多文章，因为钱多的地方，或者大家兴趣所在的地方是容易发文章的，但从长远来看，你也许不能把任何一个问题做完美。

做科研有时候像做生意。生意人在推出新产品时总会做市场调研确定推出什么样的产品，市场如何，有哪些企业在做，自己的产品是否能超过他们；同样，在做科研时，要确定一个课题方向就要弄清它的意义何在，有哪些小组在做，做到了什么程度，自己是否能找出现存的问题从而发掘出创新点。

我现在的研究重点集中在基础物质科学与实用工程器件的交汇点。一方面致力于合成具有特定功能的先进材料，并探求隐藏在功能背后的物理化学特性；另一方面推进各种新型材料在实用型器件，特别是微型化器件上的应用。目前的具体研究包括以下三个领域：大规模集成微流芯片及其在材料化学与分子生物学中的应用；非传统微纳加工技术及器件制备；集成光学芯片与器件，以及面向化学与生命科学的微纳光电子器件。

关于中美两国研究生培养的异同，我的看法不见得准确，因为我在美国工作过的两个学校都是私立学校，我不是很清楚了解公立学校的情形，我以加州理工为例吧。加州理工在全世界常被认为是一所“天才学校”，学校很小，本科生八百多人，研究生1200多人，教授大约600人左右。可是从本科生的水平来讲，根据我的观察和接触，他们的平均水平和我们的北大、清华这些学校的本科生平均水平差不多，他们最聪明的也和咱们最聪明的差不多，较差的也和咱们较差的差不多。他们研究生的水平比我们高，这是客观事实，因为我们很多的尖子生就到了那里，但我还是不觉得有数量级的差别。我们的研究做得不如他们的最主要原因并不在于仪器和经费，而是我们不如他们勤奋，这里面既有学生自己的原因，也有我们没有教他们勤奋的因素。我们的学生平均来说不如他们的学生勤奋，我们的许多教授也不见得和他们的教授一样勤奋。国内不少实验室的仪器比很多国外著名实验室都先进，拿我所在的实验室来说，那里简直就是一个仪器博物馆，五十年代的仪器很常见，但利用这些并非最先进的仪器，一样做出了优秀的成果。加州理工的本科生平均每天睡觉时间都很短，常常只有5、6个小时，研究生很多睡觉时间也不超过6、7小时。有一次我所在实验室的一个研究生跟我抱怨说自己又开始偷懒了，因为已经连着三天睡觉超过7小时了。如果一个人在八点以后去实验室上班，就一定要花费不少时间来找一个停车位，有时只能等哪个熬完通宵的人早上回去才能等到稍微近一点的车位。所谓的“笨鸟先飞”其实是种错误的说法，因为这给很多人带来的错觉是只有“笨鸟”才要早起，好像聪明的鸟儿就可以不那么勤奋而得到同样的成绩。

至于制度方面的因素，那就是我们的课程设置并不十分合理。我们很多研究生上的课比美国研究生多，课时多，学分多，但是上了下来，不少课程完全没用。要么是课程内容太浅，完全不是研究生的课，要么老师不认真要求，或者要求了，又不认真监督。

所以你做得没人家出色，不是你不如人家聪明，而是你不如人家勤奋。美国很多学校的学生都是很勤奋的，而且越是聪明的学生越勤奋。我们这里好像相反，你用5个小时做完功课，我用两个小时就做完了，多出来的3个小时做什么？不是去学点别的，而是去玩游戏。你这样怎么超过别人？

我原来做过很多的学生工作，曾担任化学学院学生会副主席、学院团委副书记、北京大学学生科学技术协会主席等职，虽然对科研好像没有什么用处，但它对学会和人交往还是很有帮助的。现在做科研工作得学会把你的工作表述出来，而不是一个人在那里埋头钻研（数学可能例外，呵呵），你必须让大家理解你工作的内容和意义才能得到更多的帮助。所以与人沟通很重要。

我算不上成功，到目前为止，我只能算是一个比较合格的学生。真正的成功，应该是我在自己的研究方向上取得突破吧。套用发哥的台词：“成功？我才刚上路呢！”

（作者：钟爱民，根据黄岩谊口述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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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慧洁；摘自《中国研究生》2007年第9期

“的确，我不知道我的生命中还会经历几次这样的失败，也不晓得我还能承受几次这样的痛苦折磨，只是每每这样的情形将至，总在心里默默地告诫自己：要再坚强些，曙光就在前面！”

“……找回往日的执著与坚定，封闭那颗激荡的心，人生的轨迹丝毫不能偏离正轨，否则，失控的方向盘必将受到应有的惩罚。要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对人、对事……做好自己应该做好的一切事情，走好自己人生之路，一步，一步，一步……虽然慢些，但我没有停下来！”

这是我2004年4月14日在日记中写下的两段话。这是我考研第三次失败，我正备受煎熬的时候，也是考验我意志力、承受力的时候。继而，我咬牙坚持着，坚持着，凭着一种咬定青山不放松的精神，我于2005年的春季终于走过了黑暗，迎来了人生中的黎明时刻——我考上了华东师范大学的硕士研究生！那一刻，我欣喜，我疯狂，我流泪，我失眠……

时间一天天地在飞逝，日历一页页地在翻转，我的心境也一年年地在变化。转眼间，我的读研生活已经接近二年级下学期。如今，回首那些艰难的日子，重温那些日子的痛楚，还时时会为自己精神所感动。十多年前，我从中师毕业后从事乡村中学的教学工作。我一边教书，一边养育孩子，孩子三岁时，还在基础几乎为零的水平上开始了英语的自学。因为，我心中有一个美丽的梦想——就是要到华东师范大学攻读硕士研究生。选择了，努力了，奋斗了，拼搏了，我就无悔于今生。正是这些人生信念，支撑着我走过了一个又一个黑夜和白天，跨过了一道又一道坎坷和险阻，战胜了一次又一次挫折和困难。即使面临着经济的拮据，即使怀抱着幼小的孩子，即使曾遭受亲人和朋友的不解与反对。

2005年9月份，我来到华东师范大学的教育系学习，成了一名硕士研究生。虽然人生迈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但是新一轮的困难和挑战也时常困扰着我。专业基础的薄弱，孩子的上学和养育，筹集学费的困难，生活上的艰难，经济上的拮据，曾一度使我陷入了迷茫和无助。“在绝望的悬崖峭壁上，砍下一块希望的石头……”，“战胜自己，挑战极限，人生终将辉煌……”重拾考研时的信条，对自己的震撼和鼓励使我又一次挺起柔弱的肩膀，勇敢地去迎接新的困难和挑战！

于是，每天我都是六点钟准时起床，一边听着英语广播，一边洗脸刷牙，而后为孩子准备早餐。六点半，我叫醒睡得正香的儿子，迅速地催他穿衣、洗脸、刷牙，有时发现孩子吃完早饭还没有从睡梦中完全醒来。大约六点五十到七点之间，我不由分说，提上他的书包，拉着他坐上我买的二手电动车，疾驰着奔向孩子就读的小学。儿子的学校在静安区，路上骑自行车或坐地铁都要花费大约五十分钟的时间，电动车往返也要一个小时左右，等到我返回学校赶上八点钟的课，有时还会迟到。尤其是冬天提着孩子路上穿的棉衣、我上课用的书籍文具，大包小包地赶到教室，真的很不好意思。课间，必须向老师说声对不起。

上好一天的课，下午儿子三点或者四点就要放学，而我这时候还在上课。所以，有时五点下课赶到他的学校，学校里面已经空无一人，只剩下门岗上的阿姨还在看管着我的孩子，翘首盼望着我的到来。这时儿子已经在饥饿中等待了将近三个小时。每当这时，我心头总是酸酸的，感觉挺对不住孩子的。但是，我的孩子这些年来和我一起经历了这些生活，似乎也懂事很多。他很少因为我的晚接而抱怨，有时还安慰我要好好学习。有时为了按时接他，我想到早退的办法，他就坚决不同意，说：“妈妈，不要这样，老师会批评你的，我没事的。”这些生活的琐事细节，时时感动着我，也激励着我更加努力地生活，更加勤奋地学习。

晚上回到家，匆匆弄些饭吃完，孩子要写作业，我也必须看书学习，有时儿子的作业很多，尤其是到期中或者期末考试前，有几次他做作业都熬到了凌晨一两点，有一次困得一下子栽倒在了床边。我看到这样的情景，实在是心疼啊，可是没有完成作业，他说什么都不肯睡觉。孩子写作业时，有时会有一些问题问我，所以通常只有等他在十一点左右睡熟了以后，我才能够真正静下心来去做自己的事情。上学期，有一次我为完成导师交给我的任务，一直赶到凌晨三点半才睡觉，第二天六点又要早起。有时为完成一次普通的作业，往往也是熬到凌晨，第二天见缝插针还要补睡。

经过这些真切的体验，我感觉到研究生的学习生活并不像别人描述的那样轻松。对我来说，比考研生活更要紧张。因为一堂堂的课要上，一次次的作业要做，一本本的书要看，一篇篇的文章要写，还要听报告、参加班级活动等等，可以说，读研的这两年，我是在不断克服困难，不断战胜自己的紧张生活中熬过去的！

这两年的日日夜夜，我紧张着，痛苦着，幸福着，也快乐着。因为经过努力，我顺利地完成了每一门功课和作业，并且通过积极的表现，赢得了老师和同学的好评，还被发展成为了预备党员。儿子在学校学习勤奋，成绩也总是名列前茅，更重要的是，他懂事，懂得关爱他人。如今，也会自己乘地铁上学了，还主动帮我分担家务……他也有一个美丽的梦想，就是将来要去哈佛读大学，要让妈妈住上别墅！不到十岁的孩子能说出这样的话，我真的感到很幸福，我流着汗，也流着泪……

现在，到了毕业论文的开题阶段，我每天依旧的忙碌和勤奋。我没有做过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但是，我是一步一个脚印地走到了今天。虽然步伐慢些，虽然脑子笨些，但是我始终坚持着认真对待每一件事情，始终保持着那种持之以恒的精神，始终拥有那种乐观向上的积极生活态度。

假日里，我拉着孩子走在师大的校园里，沐浴着明媚的阳光，吹拂着和煦的暖风，欣赏着摆动的绿柳，享受着丽娃河的寂静，一切的美丽，感觉是那样的酣畅，那样的愉悦！

有时，我会闭上双眼，尽情地去享受生活所带给我的恩赐，尽情地敞开心扉，让凉风拂去我心头的尘埃，尽情地张开双臂去拥抱所有的绿色、所有的美景。因为，我觉得每天的太阳都是新的。因为，我觉得生活每天都在向我微笑！

（作者：李慧洁，华东师范大学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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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尔滨工业大学 供稿

陈苏，哈尔滨工业大学博士研究生，哈工大第三届“研究生支教团”的队长，现任哈工大校团委书记。

说起在山西浮山的酸甜苦辣，哈工大第三届研究生支教队队长陈苏依然心绪难平，件件往事历历在目。

他说，若不是一睁眼就看到了城里的高楼大厦，他闭上眼时还总是以为仍在深山，仍要担心他的那些男娃娃们打架、受伤，女娃娃们失学、害病。而这心里面压不住的牵挂，又怎是“想念”两个字就能了的呢？他真想飞回到他的娃娃们的身边，一个个地抱起来，一个个地抱起来……

那些穷的连新衣服都穿不起一套，连肉都吃不起一口，连香蕉、橘子都不知为何物的孩子们，都是他的宝贝，都是他的娃娃，都是他这辈子再也放不下的牵挂。

“我觉得这张海报，就是为我而写的！”

从立下支教的愿望，到踏上支教的征程，陈苏整整用了三年时间，从本科毕业坚持到博士在读。

从小时候起，父母就告诉陈苏他们当知青的经历，那些北大荒的战天斗地的生活，那些村子里朴实的人们，都让陈苏有种天然的亲切，那些至今穷困的父老乡亲也激发了他深切的关心和同情。陈苏说：“因为母亲是中学教师，经常看见她微笑着坐在书桌前，给学生批改作业。”小时候的陈苏总是这样想着，如果自己能坐在乡村的教室里，给孩子们批改作业，一定是特别幸福的事情。

2003年的春天，哈工大正式组建研究生支教团，面向全校首次招募支教队员。消息传出后，立刻在全校同学中引起强烈反响，很多同学都踊跃报名参加选拔，积极把握这个在大学时代可以直接为祖国和人民服务的好机会。这个消息传来，立刻激活了陈苏从小的愿望，可他当时恰好在长春一汽实习，来不及回校参加选拔。他的同学张晓东在学校报名了，并顺利通过选拔成为支教队员，当上支教队队长，让他羡慕不已。当张晓东在山西放假回来时，陈苏常常和他促膝长谈，了解他在山西支教的体会，谈自己的支教愿望。

“当这次机会错过时，我希望能把握下次机会。”当首届支教队员口里的山西浮山印象越来越清晰时，陈苏的支教愿望更加强烈了，积极准备着报名参加第二届的选拔。2003年10月，第二届招募在陈苏的研究生第一学期开始了，他毫不犹豫地前去院里报了名，“激动得一夜没有入睡”。第二天，当他兴冲冲地准备把申请表格上交学校时，却被刚认识不久的女朋友知道了。“正在培养感情阶段，这时候分开一年，对我们是很大的考验。”陈苏不无遗憾地说：“她知道后就哭了，一起吃饭时，眼泪噼哩啪啦地掉在水杯里。当时我的心就软了，哎！”最后，他跟女朋友商定，互相让一步，约定明年再去。

2004年9月，陈苏选择硕博连读学制，直接开始进行博士课题研究，成为一名材料科学与工程专业的博士生。进入博士生培养阶段后，他专门找到博士生导师武高辉教授，谈了自己的支教愿望，得到导师的大力支持。“终于等到招募海报贴出来了！”陈苏至今对第三年的招募记忆犹新，“我挤到看海报同学的最前面，把每个字都读到心里了。‘向西追寻梦想，奉献星火燎原’。我觉得这张海报，就是为我写的！我觉得我有责任去，我必须去！”

面试时，评委们向他提问：“你都处于博士阶段了，为什么还选择去支教？你如何克服继续学业与去西部支教之间的矛盾？”陈苏诚恳地向评委谈了自己从小的理想，谈了自己对志愿者的认识和理解，谈了自己目前的博士课题进展。谈到动情处，他说：“我选择志愿服务，因为这样做能使我感到快乐！我愿意用一年的时间，去圆一个儿时的梦想，去做一件终身难忘的事！”

陈苏顺利地通过了面试，也被推选为第三届哈工大服务队队长。他积极组织前期的校内培训，带着队员们去哈尔滨市的中小学听课，组织队员开展团队素质拓展训练。尽管迟到了三年，他的热情和执着依然有增无减，就像上紧发条般地行动起来。

“也许我们的一句话，就可能改变他们的命运”

2005年8月，哈工大支教团正式抵达山西省浮山县，在这个太行山深处的贫困县开展扶贫支教活动。在了解了受援县的实际情况后，他积极向团县委书记建议，主动放弃在县城高中支教的机会，选择了到条件最艰苦的寨圪塔乡初级中学工作。

寨圪塔乡距离浮山县城三十余公里，地处太行山深处，群众生活水平较差，乡中学师资力量薄弱，教学成绩始终在全县垫底。刚到寨圪塔中学时，尽管对困难条件有充分的估计，可他和李开聪还是感到吃惊：他们被安排住进一间空闲的大教室，这间教室既是宿舍又是办公室，屋子特别大，四面墙上有四扇窗两扇门，冬天冷风顺着门缝和窗缝吹进来。虽有两片暖气，他们还生了炉子，但并没有起多大作用。室内长期严重低温，陈苏一到冬天就穿上了最厚的羽绒服，和他同去的队员李开聪说：“队长几乎每天都是捧着火炉过的。”

可当他们接触到学生时，他们感受的却是更大的意外。“从我们到学生家的实际情况来看，现在农村政策越来越好了，解决温饱问题已经不是问题。再加上这两年农村教育改革，加上乡村中小学的政策支持，交不起学费也基本上得起学了。”他每周末都到村子里去家访，先骑半个小时的自行车，接着翻几座山，才到学生家里。他说：“这里的学生有两个问题比较难解决。一是贫困学生在学校的吃饭问题，粮食还可以自己带，可是吃菜是要自己花钱买的。二是很多学生对学习没有态度，没有主动搞好学习的愿望，没有远大的理想，没有改变命运的志向。”

刚开始时，乡里的娃娃们看见这么年轻的老师，根本不把他们当回事，以为这课堂会比以前还轻松呢。当陈苏在前面写黑板时，课堂下立刻乱成一锅粥，有互相扔课本打闹的，有窃窃私语开小差的……可当陈苏回头时，整个课堂却秩序井然了。面对这些耍小聪明的娃娃们，陈苏说：“来到这里后，我发现物质条件比想象的要好，但学生的学习状态却比想象的要差。原来以为，贫困的孩子学习一定刻苦，实际上，他们被物质上的贫困摧残得精神也开始贫困！我们要为精神扶贫而努力！”

2006年元旦，天空飘着雪花，陈苏就站在操场上为全校师生及乡干部发表了一次演讲。陈苏说：“当我看到同学们住在民工宿舍一样的房子里，吃的还不如城里民工的伙食时，我的心在流泪，为你们生活在艰苦的条件下而心痛！但是当我看到你们中部分同学，上课不听讲，不写作业，甚至将老师赶出教室，下课胡闹、抽烟、打架、谈恋爱，甚至勒索、盗窃他人财物时，我的心都碎了，为你们不知道珍惜现在大好的青春时光而更加痛心！”

陈苏讲到动情处热泪盈眶。他说：“同学们，我们是来学习知识的啊！拿出勇气，拿出信心，把全部精力用在学习上。事实已经证明，只要努力，你们并不比城里的娃儿差，而且还能超过他们！”

在场的寨圪塔乡几位老干部落泪了。他们说，落后山区要想脱贫，首先要精神上脱贫，陈苏的话发人深醒。

从一到学校，他有空就给学生讲外部世界，讲哈尔滨的发展历史，讲哈工大人为国家的贡献，讲太行山走出去的革命元勋……他把娃娃们认为最遥远的世界，活灵活现地描绘给娃娃们听，告诉娃娃们与这些有多远，告诉娃娃们可以如何去达到。他身边的小听众逐渐越来越多，连最淘气的娃娃也开始严肃起来。

为了让孩子们对改变自身命运有直观的认识，陈苏还专门找来路遥写的《平凡的世界》，把这部上百万字的书一章一节地读给学生听。“这部书里的主人翁、地理环境和社会环境，都跟寨圪塔乡很相似：山区，产煤，农村娃。” 娃娃们就好像在听身边人的故事一样，似乎想把每个字都记下去，教室里只流淌着陈苏的声音。陈苏说，我希望他们能够对比小说里的主人翁，无论在他们身处什么阶段，都能以小说主人公为榜样，任何时候都不放弃学习，不放弃奋斗成才的信念，用自己的双手改变命运。

在支教过程中，他也深刻地意识到，他们只有10个人的力量，只在4所学校工作，而全县学生都需要这种思想辅导。为了把这种理念在全县推广，从2006年3月开始，陈苏组建了“我的成才路”巡回报告团，在全县20多所中学巡回演讲。支教队员所讲的自身成长经历，给山区的孩子们带来了极大的震撼。许多学生激动地说：“原来以为博士、硕士是可望而不可即的，而现在他们就在我们身边，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陈苏与他的队员们认为，他们来这里支教，教知识是最基本的，更重要的是教孩子们树立理想、坚定信念、追求思想！他坚信：“也许我们的一句话，就可能改变他们的命运”。

“在我们的身后，是太行山的父老乡亲”

刚到寨圪塔时，由于村里十分穷困，住宿楼破旧失修漏风漏雨，十几个孩子挤在一个木板搭的大通铺上。“到了冬天，屋子既漏风，又没有暖气，为了预防中毒,炉子也不能在夜里升。晚上屋里温度只有一两度，跟睡在外面没有什么差别。”陈苏说，“我们大人还好些，可怜娃娃们到冬天，有一大半都冻得发烧，病在家里，没法来上学……我们老师又心疼又着急，这样恶劣的环境，孩子们又如何能学习好呢！”

然而，就在陈苏支教的一年中，浮山教育迎来了大变革。国家对农村政策的倾斜和投入的增加，农发村的各方面条件都在生巨大变化，除年龄和残疾原因丧失劳动能力外，所有农民都能用自己的劳动使家庭生活达到温饱，个别懂技术、懂经营、勤劳的群众生活还能达到小康水平。在寨圪塔乡，学校也日益发生着巨大的变化，盖起了新的二层楼房，学生们搬进了崭新的、有暖气的教室，免除了学生的学费和书本费，山区学校也配起了微机教室和多媒体教室。

形势越来越好，陈苏给自己的压力也越来越大。“社会环境越来越好，也意味着竞争更加激烈。以前我们的扶贫支教是为脱贫而努力的，现在我们却必须为加快发展而努力了。”陈苏在哈工大服务队的队务会上提出：“我们要时刻记得，在我们的身后，是太行山的父老乡亲。我们要为服务于他们的加快发展而努力，而我们所从事的基础教育是奠定人才要素的根本，是持续发展的基础。”

如何把优秀的娃娃们送到更高的学校，如何让更多的孩子养成学习的习惯，这是陈苏考虑的主要问题，而他采取的方式是抓学习效果。“毕竟，这里的娃娃们‘淘’习惯了，上课精神不集中是通病，下课不写作业不复习是惯例。”越是成绩不好，娃娃们越对读书没信心。娃娃们常说，“如果考不好试，升不了学，学习还有啥用”。他们甚至连带队老师也怀疑上了，认为是老师和学校没本事，自己也更没信心了。

陈苏提出，要让这些淘娃们看到学习的实际成效，让他们享受到获得成绩后的快乐，让他们认识到在学习上自己也能行。在工作初期对实际情况有所了解后，他意识到学生成绩差的主要原因是一方面基础较差，另一方面则是教学方法不得当。他特别针对山里孩子的特点，制定了相应的教学计划，并且概括为“夯实基础，养成习惯，强化听说”，开始进行有针对性的教学改革。

在他的英语课堂上，他要学生养成听说的习惯。于是，他的班上每天都要进行听写，每单元都要测试，每月都有月考。这种看似严厉的教学方法，实际上让娃娃们有了紧迫感，开始把学习当回事了。为了吸引学生更加主动地去学习，陈苏在课堂上尝试了很多教学活动，比如情景对话、单词朗读比赛、课文背诵比赛，在学生中营造比学赶超的竞争意识，让“淘娃”们把打闹的劲头用到学习上，自觉养成学习的习惯。每到学生复习和准备的时候，教室里都是朗朗的诵读声。在比赛过程中，“淘娃”们会因问题而争执，有时为不同的见解争得面红耳赤。

“其实，这些淘气的娃娃们很有特点，他们有个性，很执着，很善良，一旦打开心灵，通常都能够去拼搏……”谈起这些娃娃们，陈苏越来越多的是赞扬和期待。他经常讲起他的一个女学生：她是年迈的父母捡来的，上面有个呆傻的哥哥，六十多岁的父母种着五六亩的庄稼，傻哥只能给村里人放牛，每头牛每月挣三块钱。她每年靠着哥哥放牛挣的钱，每个月三十块钱买菜吃上学，以前成绩始终处在中上位置。后来，他们为这娃娃争取了资助，她学习的积极性就更高了，年底就升到班级前列了。

他像个推销员那样，给自己的师友介绍自己的好学生，争取他们的资助。他经常给自己大学的老师和同学介绍说，某某学生真的很不错啊，如果能够给他们些支持，他们的表现会更好。于是，他争取到不少人的好心捐助，在班上帮助了十来个同学。他特别心疼这些娃娃，把自己的补助和积蓄拿出来，对学生却说是别人捐助的，用来扶助这些困难的娃娃。

娃娃们端正学习态度后，在学习上很快给了自己老师惊喜。通过比较严格的训练，他们在听、说、读、写各方面都有进步，甚至这些进步每天都能看得见。在陈苏给学生的作业本上，他给娃娃们的表扬越来越多，作业本上的红勾勾也越来越多，孩子们认真完成作业的积极性也越来越高。到初一第一学期的全县统考中，陈苏所带班级成绩就位列全县40个班中的第13名，取得了寨圪塔中学历史上的最好成绩。当消息传到寨圪塔中学时，全校师生都为陈苏和他的娃娃们取得的成绩而鼓舞。

第一学期取得的成绩，给娃娃们带来了更大的信心。当进入第二学期后，娃娃们更加努力地投入到学习中，从精神面貌到学习方法，都取得了很大的进步。2006年7月5日上午，陈苏为学生读完期末考试的听力后，拿起背包随哈工大服务队返回哈尔滨。半个月后，他收到了当地主管志愿者工作的团县委杨书记的短信，通知他和队员李开聪所带的寨圪塔中学初一年级期末统考平均成绩位居全县第一名，高出县里重点初中3分多。

寨圪塔中学校长专门给哈工大校长写信，希望能够再次选派研究生到乡里去，为太行山的娃娃们送去先进的教学理念。团县委书记更是代表全县人民，对他们付出的辛勤劳动表示感谢。面对成绩和赞誉，陈苏感动地说：“我们对山里勤劳的人们记忆犹新，对于他们的期望更加记忆深刻。希望我们的实际工作，没辜负父老乡亲们的期望。”

“支教让我收获充实和自信，这是一种无可比拟的幸福”

“参加志愿服务让我认识到自己的价值，这一年让我更加深刻地理解这项工作的意义。”陈苏这样评价自己的支教生活：“当你为别人提供帮助后，你会收获内心的充实和自信，有时候油然而生出一种幸福感。”他认为，尤其是当与娃娃们心灵相依时，这种幸福感是以前未曾体验过的，是发自内心深处的一种快乐。

寨圪塔的条件很艰苦，饮食上基本只有吃馍喝汤，而所谓的“汤”也只是飘着点菜叶的白开水，对身体素质是个考验。在2005年的冬天，陈苏经历了几次感冒。山里缺少医药，孩子病了可以回家休息，陈苏不愿耽误娃娃们的课程，总是坚持着去教室上课。在他发烧不止时，山里孩子们送来自家在山上采的连翘，给他们的陈老师熬成水喝。“虽然药效不大，”陈苏说，“但我心里可暖和着呢！这帮娃娃有啥都想着我，能不高兴么？我干啥也值啦！”  

刚到班上上课时，陈苏教的是英语课，娃娃们没有英语基础，他与孩子们在上课和下课时都暂时用汉语问好：他说“上课，同学们好”，学生说：“老师好！”“下课，同学们再见，”“老师再见”。但是突然有一天，当他说“下课，同学们再见”时，他面前的三十几个孩子整齐地起立，深深地向他鞠了一躬，异口同声地说：“Goodbye teacher! Thank you teacher!”

他当时愣在讲台上，不知该说什么才好。不是他不知该如何回答，而是他被孩子们的举动惊呆了。这几个单词他们还没学过呢，没想到娃娃们会偷偷地向高年级学习，甚至还排练了好多遍，而这样做就是为了给他一个惊喜。陈苏感动地说：“实际上，这些娃娃总是在用自己的方式，来感谢我们的付出。”他说，那是他今生第一次感到突如其来的幸福，第一次有那种欣慰的泪水都要涌出的感觉——因为他得到了最让他感动的回报，来自三十几个纯洁心灵的问好！

陈苏是第三届哈工大服务队的队长，承担着在服务地凝聚10名队员的重任。在学校里，由于学校离村子远，学校两周放一次周末，把两个双休日并在一起放。每到周末，他除了到学生家里家访，总要抽时间去山下的县城，去其他学校看望其他队员。每当队长从山上下来，队员们就从四个点积聚到浮山中学，大家齐动手，买菜做饭，然后围坐在一起，从黄昏到月色初上，谈理想，谈学习，当然谈得更多的是自己的娃娃们。除了那些孩子，陈苏说自己有9个弟弟妹妹：“我们是10个人的整体，我们拧成一根绳，同甘共苦。这份比亲兄弟还亲的情意，从此会终身伴随着我们。”

在山西浮山这座小县城里，陈苏越来越为干部群众所熟悉，他的事迹和工作也越来越被认可。有次山西临汾团市委开会，当同志们站在大门口，远远看见陈苏骑着自行车过来，纷纷惊讶地问他：“难道你是从浮山骑上来的？”原来陈苏是从寨圪塔骑下来的，沿途有70多公里山路，他说是为了欣赏沿途的风景，可实际上是为省下路费资助娃娃们。刚到浮山不久，陈苏就买了辆二手自行车，靠着这辆自行车，他在太行山里骑行了四百多公里，走遍了寨圪塔乡的村村落落。

“我就像海里的一滴水，千千万万个志愿者汇到一起，才是一股强劲的海流。激起浪花的不是我，是‘我们’，而这平静的大海终会波涛惊天，所有人都会汇入我们，那，才是真正的大海。”每当人们拿对待博士生的眼光看他时，陈苏总是告诉他们，他自己与其他队员、其他志愿者一样，只是这志愿者海洋中的平凡一员，用一年时间来做一件自己选择去做的事情：“支教只是一种选择，选择了这条路的人只有一个名字——‘志愿者’。”

可他再也无法忘记这段经历，回到哈尔滨时后他总是梦到那些娃娃：似乎正下着雨，自己和队员李开聪没有带伞，远远地有人打着伞跑过来，把伞往他们手里一放，自己顶着雨跑回去了。当被问到是否怀念那些娃娃时，他感慨地说：“有时候想起这些可爱的孩子，我真的觉得自己很幸福，这一生能有机会与那三十几个孩子成为师生，甚至上课看着他们的时候都会偷偷的笑出来，因为他们也许会是我今生教过的唯一学生。”新学期开始了，他继续打听着那些孩子，与他们通信通电话，鼓励他们继续搞好学习。

那些黑黝黝的淘娃，已经走进了他的生命里，成了他生活里的重要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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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尔滨工业大学 供稿

黄陆军，材料学院材料学专业07级博士研究生，黑龙江省优秀毕业生，哈工大先进事迹报告团成员，哈工大五四奖章获得者。他合成了一种具有新型结构的钛基复合材料组织结构，在国际上首次提出了这种新的复合材料增强效果的观点，并通过实验得到了验证，因此受到材料领域国际著名期刊《Scripta Materialia》审稿人对他工作的高度评价：“制备出了一种有趣的，独一无二的钛基复合材料组织结构，该研究结果在粉末冶金制备复合材料领域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他因此收到布里斯托大学的邀请，目前他正在英国进行为期一年的研究工作。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黄陆军，我和他认识时间应该不算短，他曾经是我本科期间的班主任助理，他给我的第一印象就是成熟稳重，每次和他交谈，我都能感受到他的干练和自信，给人一种踏实的感觉。

他的经历很简单，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他常说，没有困难就没有进步，只有不断克服苦难才能不断取得进步。黄陆军出生于安徽省一个农村家庭，有兄弟三个，父母、爷爷、奶奶，家境十分困苦，有机会继续读书对他来说是最幸运的事，同时，也是一件很痛苦的事，因为昂贵的学费就像一座大山一样压得他喘不过气。但他更加明高中班主任的一句话：我们现在贫穷的生活，是因我们的父母没有很好的努力或者是时代拖累造成的，我们要想我们的孩子将来不再过这样的生活，我们必须努力走出去。正是一颗责任心推动着他不断努力，三年时间里最短的春节假期是从年三十回家，大年初二就回学校自习。别的假期就更少了。三年里他不仅自己努力，而且在担任班长期间不断帮助别人。终于三年的努力，使他以常人少有的毅力实现了自己人生的第一次飞跃，考入了“工程师的摇篮”——哈尔滨工业大学，继续他的求学生涯。

2001年他怀揣2000元钱及贫困证明只身一人越七个省，经历30个小时的火车，来到哈尔滨工业大学。黄陆军认为，花父母的钱是他人生最痛苦的事情，有一件事对他的触动也很大，或许这是他人生不可磨灭的记忆：有一次寒假回家，无意中看到，妈妈在偷偷地揭去缠绕在手上的白胶布，表情痛苦而僵硬。他疑惑地走上前，抓住妈妈的手，掰开。他惊呆了。原来那双温暖的手上满是口子，有的很深很深，还渗着血。他的鼻子一酸，眼泪止不住地流了下来。妈妈说，“没事，我拿胶布粘上就不疼了。”为了能让他安心读书，妈妈在附近的白酒厂刷旧瓶子挣钱，她每天要蹲在四周没有任何

遮挡的棚盖下，手泡在漂满冰茬的水里，刷一千多个瓶子，而每刷一个只挣一分钱。虽然这样辛苦，但每次打电话，她都要不停地说：“别省钱，别冻着，别不舍得吃，要吃好”。回到学校，妈妈手上的一道道渗血的口子像快刀一样不时地割在他的心上，使他强烈地意识到，不能再整天无所事事的呆在寝室。就这样他奋然前行，他觉得努力学习，不让父母操心是他现在能做到的唯一的事，各种家教、各种勤工助学、班级事务充斥着他的空余时间，曾经从早晨八点做到晚上十点的家教、曾经从天亮做到凌晨的行李打包或清理房间、曾经只身一人在寒冷的冬天到大庆做推销、曾经在学生会工作到凌晨一点……种种传奇让我们肃然起敬，自愧不如，我相信，这应该不仅仅是他挣钱与奉献的特殊经历，更应该是他人生中的一笔宝贵财富。如今的他，不仅仅可以独立，更在孝敬父母和回报社会。我相信，在以后的道路上，他会走的更远，会更辉煌和更精彩。

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

黄陆军常说：对于一个学生来说，学习是学生期间最主要的矛盾。大学期间曾一度因为不适应大城市的生活而迷茫，但他从来没有放弃过，他相信“哪怕有百分之一的希望，也要付出百分之百的努力”。终于大二下学期，他的材料力学考了全系第四名，一年以后，他获得了人民奖学金和光华奖学金，再后来，他考上了哈工大的研究生。

研究生入学后，他更加努力地学习，参与课题的研究工作使他更加贴近学术前沿，进入到一个全新的科学世界，对专业的认识更深刻了，对科研的兴趣更浓厚了。中国伟大数学家陈景润曾经说过，“攀登科学高峰，就像登山运动员攀登珠穆朗玛峰一样，要克服无数艰难险阻，懦夫和懒汉是不可能享受到胜利的喜悦和幸福的。”他深刻的阐释了这个哲理。他整天泡在实验室里，做了大量实验。让我印象深刻的是磨试样，我也曾亲眼见到过，他经常一个人在材料楼五楼的小窗台伴着初春的暖阳、仲夏的骤雨、深秋的落叶、寒冬的飘雪废寝忘食的磨试样的场景。其中的透射试样，是要把厚度一毫米的试样磨到比一张A4 纸厚度的一半还薄。像这种实验，需要的不仅是耐心和恒心，更需要的是经验和技巧。有时候，一整天，就算是磨破手指，也未必能磨好一个透射试样，甚至是前功尽弃，这是一个很容易让人绝望的事情。然而他从未说过不字，他就一直这样坚持着……向师兄请教，找同学交流，认真总结，不断改进。终于，从三天才磨一个透射试样，到一天磨一个，到现在一个小时能磨两个。

其实，磨试样只是整个实验的一小部分。有时候为了赶实验，不仅要早起晚睡，还要占用周末和假期的时间。每次做真空热压烧结实验，他都要起得很早。食堂还没开门的时候，就得赶到实验室。做完准备工作，才能到方便食堂吃口饭，马上又得返回实验室。为了保证炉温、压力和真空度，他常常拿着书守着炉子，一边记录数据，一边调节设备参数，就这样，每次都是一整天，甚至到深夜。就这样，每天的空隙还要指导师弟实验。而身为党支部书记的他，经常要抽出很多时间为班级事务奔波。白天从来没有停下来休息过，而晚饭后，还要整理数据，查阅相关文献来解决实验中发现的问题，并为第二天的实验准备原料。经常在查文献过程中或一个实验还没有完成时又想到了下一个实验。就这样日复一日地为每天新的目标而奔波着，对他来说，这不仅是快乐充实的生活，更能体现生命意义所在。

然而黄陆军博士的经历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但是他坚信，每次失败都是又一次前进的开始。每次实验的失败都意味着又一个难题即将被攻克，每次批评都意味着又一次提升自己的机会。有一次，当他满心欢喜的在课题组例会上做工作报告时，得到的却是导师严厉地批评。组会结束后，导师指出他的每一页PPT，每一个图片，每一句话当中存在的问题，耐心地给他作了细致的讲解和更正。这让他明白，看似简单的标点、图例、格式，实际上都是严谨的治学态度的体现。从那以后，无论是组内报告，还是论文撰写，他都一丝不苟，反复修改，精益求精。哈工大对材料学专业博士毕业的要求是，3篇SCI论文或影响因子达到3.0。而他在硕士阶段，就已经发表了6篇英文SCI论文，影响因子总和达到6.6。

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

作为哈尔滨工业大学的博士生，身处材料学的科研一线，他常说自己有责任为国家落后的材料奋起直追。众所周之，制约航空发动机发展的关键之一就是材料问题。一直以来，我国航空发动机材料落后于发达国家，有的还要依赖进口。于是他立志在航空材料方面做出成绩，他尝试着去合成一种用于航空发动机的钛基复合材料，如果能够成功，将有望实现我国航空发动机的跨越式发展。可是，传统的复合材料制备方法无法达到所要求的技术指标，他不断尝试，经过几十次实验，每次制备的材料性能都不达标，他反复地思考，朝一个方向走不通，为何不反其道而行之呢？新的灵感启发了他，利用原位反应自生技术结合粉末冶金的方法，采用机械混粉加热压烧结的工序，合成了一种具有新型结构的钛基复合材料，一定程度上满足了我国航空航天领域对轻质、高强、耐热结构材料的需求。在国际上首次提出了这种新的复合材料增强效果的观点，并通过实验得到了验证。

他常常说：“时代赋予我们的责任是，为我们的下一代，为我们的国家加倍努力，奋勇前进”。作为材料学的一名博士生，他更清楚地认识到我国材料水平和发达国家材料水平的差距，强烈的责任感让他在自立更生的基础上，不断地为服务他人，回报社会而努力奋斗。他的生活正如他在先进事迹报告团中所说：“科研中快乐，感恩中幸福。哈工大培养了我，哈工大的精神感染着我，“规格严格，功夫到家”不仅是哈工大的校训，更是我的人生格言。我为自己是一名哈工大人而骄傲和自豪！”

（作者为哈尔滨工业大学材料学院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