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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国珍]社会语言学视角中定襄话的“人名+子”现象

[王国珍]社会语言学视角中定襄话的“人名+子”现象

社会语言学视角中定襄话的“人名+子”现象

作者:王国珍

修辞学习  2007年第5期



  摘要 本文全面调查了山西定襄方言中的人名加“子”现象,分析了它们的用法、功能,并在此基础上对比了它们与山西其他方言点的不同之处,探讨了它们的源头和成因,指出了这种现象衰落的趋势,并分析了其原因。

  关键词 人名 子 衰落

  山西定襄话的小名形式比较丰富,主要有以下几种表达亲昵意味的形式:(1)人名的最后一个字重叠,如“花花、香香、娥娥”等。(2)排行加不带“子”的昵称,如“大闺妮to gui ni、二闺妮、二毛(男女通用)、二狗(男女通用)”。(3)姓加排行,如“陈三、王三”。(4)人名后“子”。“子”在定襄话中变音为te,常加在人名后面。如“国珍子、二伟子”。这种用法形式丰富,能产性极强,曾经一度非常发达,但目前正处于消亡阶段。据《山西方言调查研究报告》调查,山西方言,大部分点都有“子”尾现象,中区19点,西区8点,东南区10点,北区25点,南区15点,东北区1点,定襄话就是北区25点之一。山西方言中的“子”尾部都可以加在人名后面,学术界对这种现象曾有论述,但较笼统。定襄话中的人名加“子”现象基本与山西方言其他各点的一致,但也有自己独特的特点。本文试图从以下几个方面对人名加“子”现象进行较全面的考察。

  一、“人名+子”的形式、用法和功能

  定襄话中人名+“子”有以下几种情况,其中尤以第一、第二种用法常见:

  (1)排名+名(名字的后一个字)+“子”

  这种称呼见于一家(一般是自己家内的排行,有时也与堂兄弟排行)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男孩,且他们名字的后一个字相同的情况,女性没有这样的称呼。如笔者一家邻居的四个男孩分别叫“大安子”、“二安子”、“三安子”、“四安子”,另一家的两个男孩分别叫“大伟子”、“二伟子”。

  (2)双名直接加“子”

  定襄(芳兰)话常去掉人名中的姓氏,直接在双名后加“子”。这种称呼男女均有,但男性较多见。

  (3)小名+“子”

  这类用法极为罕见,笔者仅调查到一例。定襄方言中的昵称一般都与名字相关,或名字后加“子”,或名字后的最后一个字重叠。与名字无关的昵称很少见,笔者调查到的只有“小猫儿”、“小狗”。“猫儿”本身是儿化韵,不再带“子”尾。“狗”可以单说,没有“狗子”一词,“子”是加在“小狗”之后的“子”尾。

  (4)姓+名(或小名)+“子”

  昵称一般不带姓,这类用法笔者也只见到2例。

  山西南区临汾、洪洞、浮山等地的“子”加在双音节的乳名上,山西中区阳曲的“子”既可以加在双音节的乳名上,也可以加以双音节的大名、官名上,但它们都与姓不相容,加了“子”后就不能再加姓。定襄话的“子”与阳曲基本相同,一般放在双音节人名(包括乳名和大名、官名)后,而且姓后面一般不能再加“子”,如可以说“陈三”、“王三”,但不能说“陈三子”、“王三子”。不过,与山西南区、中区方言相比,定襄话的“子”又有自己的一些特点:(1)个别情况下,双音节名字前面可以再加一个修饰词,如下文提到的“大爱英子”,面称时一般称她为“爱英子”,但背称时,多称她为“大爱英子”,因为她弟媳妇也叫“爱英子”,她自己个头又较高,为了区别起见,人们在“爱英子”前面又加了“大”。(2)姓后面不能再加“子”的限制不太严格,也有个别例外,如“罗毛子”、“罗青子”,二人是父子,后者的称呼大概是仿照前者而来。(3)重叠后,不能再加“子”。汾西话中可以说“巧巧子”(据乔全生1995),定襄话没有这样的说法,可以说“香香”,也可以说“大香子”,但不能说“香香子”。(4)山西南区、中区方言的“子”可以加在单音节的排行后面,如“二子”,定襄话没有这样的说法。排行后面必须加上名字的最后一个字构成双音节词后,方可加“子”,如“二伟子”。总之,定襄话中的“子”一般加在非重叠、不带姓的双音节人名之后。究其原因可能有两个:首先。70年代以前出生的人一般取双名,很少见单名,“子”前面加双音节人名,更符合当地人的语感。其次,“子”表达亲昵、亲密的意味(见下),它与用于正式场合的姓不相容。单字重叠可以表达亲昵、亲密功能(现代普通话也是如此),它排斥表示相同语法意义的“子”。

  通过分析,笔者发现:(1)人名后是否加“子”,一般与说话场合、熟悉程度关系不太密切,而是约定俗成的。如“在林”、“云飞”、“继伟”,他们的父母、祖父母称呼他们时也不加“子”。“孝庭子”、“孝忠子”等,与他们熟悉的人称呼他们时都加“子”。(2)这个习惯的称呼几乎取代了大名,只有在课堂上、比较严肃的会议等正式场合或关系较疏远的人之间才称呼官名。有两个现象颇有意思。大安子兄弟四人(见下表)的母亲竟然不知道自己儿子的名字,孩子们的昵称“大安子”等也是邻居给取的。罗毛子妻子的姑姑说他没有大名,就叫“罗毛子”。这说明,“子”几乎成了构词语素,亲密、亲昵的意味已经不明显了。但一方面,人名加“子”多用于本村土生土长的人,特别是男性,而外村嫁来的妇女和外来户则比较少见。我们猜测“子”最初是用于小孩子的乳名,然后伴随一生。毫无疑问,“子”最初是表示亲密、亲切的昵称。另一方面,如果“子”的亲密、亲切意味着完全丧失了,人们直呼其名即可,没有必要再加一个“子”字。因此,人名后面的“子”应该还带有一定的亲昵意味。另外,定襄话中还常见“二小子”、“二妮儿子”之类的称呼。它们适用面较宽,“小子”、“妮儿子”中“小”、“妮儿”都不能单说,“子”有构词作用,已不含亲昵意味。本文讨论“子”尾时,一般不包括这类“子”。

  二、人名+“子”的源头及成因

  在敦煌文献中,男性名字带“子”者颇多,如“刘达子、刘住子、张灰子、张久子、苏奴子、翟通子、姚流子、高黑子、罗奴子、邓恩子、董兴子、赵纹子、石奴子、李文子、傅兴子、赵满子”等等,也一些女性名带“子”者,但较少。这类称呼以三字格为主,同时少量二字格、四字格,如“成子、骨子、杜悉吉子、王不勿子”等。这个时期的“子”与定襄话中的“子”虽然有不同之处(见下),但它们的性质应该相同,都是词缀“子”。为什么?首先,能否类推是词缀的重要特征之一。先秦时期虽然也有“韩宣子”、“赵襄子”之类的说法,但一则那时的这种用法是零星的,二则对上古时期是否有词缀“子”争议比较大,真正的词缀“子”大约到东汉末期才出现,因此,那些“子”还不是词缀“子”。唐五代时期的人名+“子”却频繁出现,据统计,在《俄藏敦煌汉文写写卷叙录》中类似的称呼有38个。其次,这一时期的说法有一些与定襄话中的完全一致,如“憨子、黑子、住子、苟子(定襄话为”小狗子“)”等。这些加“子”的人名与定襄话相比,有共同点:(1)都是男性人名居多,女性这种称呼较少。(2)人名加“子”的称呼绝大多数是男性,这可能与“子”最初用于乳名有关。(3)都是词尾“子”。同时,它们也有两点不同之处:(1)定襄话一般不能带姓,而敦煌文献绝大部分带姓。(2)定襄话“子”前面用的是双名,而敦煌文献绝大部分是单名,导致这些不同之处的原因可能与乳名、官名的产生顺序有关。敦煌文献中记载的这些人多为社会下层的普通人,没必要起一个高雅的名字,“他们大多一生只有一个名字,就是乳名。敦煌资料中记载的许多名字,实际是都是乳名,只是因为要记入各种文档,才在名前加了个姓”。而定襄话中带“子”的乳名产生于官名之后,为了表示亲昵自然要去掉姓名再加“子”。因此,可以肯定敦煌时期的这种“子”就是定襄话中人名加“子”现象的源头。它产生的直接动因是乳名表亲昵的需求,而唐五代时期词缀“子”的繁荣正好为其产生提供了充分的条件。

  三、人名+“子”的衰落及原因

  笔者调查了13户邻居子孙三代或四代的昵称,如果本人后来离开本村,他的后代就不记录。情况如上表,括号中为全名。上表列有“二小子”、“二妮儿子”等称呼,只是为了看清该家庭全体成员的称呼,在具体讨论时不统计这类称呼。

  第一代13人中只有“陈三”没有加“子”,其原因是前面有姓,我们猜想如果去掉“陈”,那么极有可能会在人名上加“子”。第二代24位男姓中,有12位加“子”,占50%,12位女姓中,有3位加“子”,占25%。第三代中仅1例,且用法不太稳定。可见,20世纪30-50年代是这一称呼的鼎盛期,能产性极强;60-70年代是衰退期,这一用法的增幅降低;80年代以后,这一用法不再增加。可以预料,第二代人去世后,这类“子”在定襄话中就会彻底消亡。笔者认为有以下几个原因导致了人名加“子”现象的衰退:(1)由于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排行+名(名字的后一个字)+“子”的现象大大减少,甚至绝迹。(2)90年后出生的孩子单名明显增加,而定襄话既没有“单名+子”的用法,也不像山西其他方言一样,可以在单名后加“娃”,再加“子”。这直接导致了“子”尾的减少。(3)普通话一般用重叠单字表达亲密、亲昵的意味,而没有人名加“子”的用法,这是“子”尾消失很重要的外因,它的影响远远大于第2点。上表第二代5例单字重叠的称呼中没有一例单名,第3代7例单字重叠的称呼中也只有两例单名。(4)定襄话中人名加“子”结构中的“子”的亲昵意味已经很弱(几乎所有认识他的人不分亲疏都用带“子”的称呼)。于是,人们选择了单字重叠来代替“子”尾。又由于单字重叠后是双音节,受其影响,直接称呼双名的形式也逐渐增加。以上(1)-(3)是人名加“子”现象消失的外因,(4)是内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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