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印

环境史研究专题:中国社会科学报

环境史研究专题:中国社会科学报

威廉·克罗农与环境史研究



  美国著名环境史学家威廉·克罗农(William Cronon)的研究领域为美国环境史和美国西部史。

  1954年,克罗农生于康涅狄格州纽黑文市。1976年,他在美国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获学士学位,其后在耶鲁大学相继获得文学硕士、哲学硕士和哲学博士学位,并于1981年于英国牛津大学获得哲学博士学位。1992年7月,克罗农在耶鲁大学历史学系任教十余年之后,开始担任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的弗雷德里克·杰克逊·特纳教授,从事历史、地理和环境的研究工作。

  克罗农的研究旨在了解人类与自然界之间相互影响的历史:我们如何依赖于周围的生态系统以维持物质生活,我们如何改变自己所生活和工作的自然景观,以及我们对自然的想法如何改变了我们和世界的关系。他的第一本著作《土地的变迁:新英格兰的印第安人、殖民者和生态》(1983),研究新英格兰的地貌从印第安人转到欧洲殖民者控制后是如何转变的。1984年,该书获得美国历史学家学会的“弗朗西斯·帕克曼奖”。

  1991年,克罗农通过考察19世纪后半叶芝加哥与农村内地的关系完成了《自然的大都市:芝加哥和大西部》一书。1991年,其获得《芝加哥论坛报》“腹地奖”,并在翌年获得“班克罗夫特奖”、“普利策历史类作品提名奖”等。

  1992年,他参与编辑了《碧天之下:反思美国西部的过去》,这是一部讨论美国史学中美国西部与边疆史前景的论文集。之后,他编辑了《不寻常的土地:人类在自然界地位的反思》论文集,研究了不同自然文化理念在现代社会中所产生问题的复杂性,该书于1995年秋天由诺顿出版社出版。

  目前,克罗农研究威斯康星州波蒂奇地区冰河世纪末期至今的历史,旨在研究人们对当地环境的认识是如何被他们对所熟悉的家乡、生活和景色的描述所改变的。他正在写作《及时拯救自然:环境的过去和人类的未来》,以研究环境史和环境保护论者不断发展的关系等。

  克罗农同时兼任华盛顿大学出版社的“韦尔豪泽环境丛书”主编。在1994年春天,他在加州大学人文研究中心组织并主持了以“重塑自然”为主题的座谈会。1996年至1998年,他在美国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文理学院任院长。1997年至2000年,他担任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查德伯恩·雷齐登舍尔学院的首任院长。2004年至2007年,他担任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的湖岸自然保护区委员会主席。他还是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于2006年创建的文化、历史和环境中心的创建成员和现任主席。从2003年开始,他在国家公共土地信托基金理事会工作。

  (江童雨/编译)

  文章出处:中国社会科学报  发布时间:2010-9-9 14:47:00

TOP

环境史研究异于环境变迁领域的研究

  侯甬坚

  最近几年,经济迅猛发展中各种环境问题纷至沓来,引人深思,促人警醒,同时得益于国际学术研究思潮的推动和影响,我国历史学界的环境史研究有了较快的发展。作为一门具有新的学术思想和理念的学科,它同国内早已出现、发展甚快的环境变迁研究是一种什么关系?实践中亟须予以阐明,否则会引发一些研究领域不清、学术概念混淆的现象。

  环境史研究中不可缺少“人”

  尽管国内外有关环境史的定义不少,表述的重点或侧重点各有不同,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即环境史研究中不可缺少的要素是“人”。这个“人”,可以指整个人类,在具体研究中,也可以指某些人群或集团。

  美国环境史学会及欧洲环境史学会创建人J.唐纳德·休斯教授的最新著作《什么是环境史》,介绍过自己对环境史下的一种定义:“作为一门历史,是对自古至今人类社会和自然环境之间相互作用的研究;作为一种方法,是使用生态分析作为理解人类历史的一种手段。”人类社会和自然环境皆为环境史研究的主角,谁也不可缺少。

  休斯教授采用“自古至今”这样一种表述方式,尤其适合于人类和人类社会,如果用之于自然界,因其演化过程太长,最常见的办法是采用地质学家不断予以丰富的地质年表。地质年表采用不同的纪、世单位反映具有46亿年的地球演化史,细微之处还要落实到每一个纪、世的早中晚不同阶段。具有数百万年历史的人类漫长早期,人类又是缓慢地完成着每一个进化步骤,积累着自己的财富文明和智慧文明,尚属于对自然界很“无能为力”的时代。因此,地质年表中的“无人时代”不属于环境史研究的范畴,人类对自然界很“无能为力”的时代,一般也不是环境史研究的重点。

  环境变迁研究关注的是自然环境变化

  在我国学术界,“环境变迁”概念的提出及其运用,是20世纪80年代的一个突出现象。

  1981年3月,由宋力夫等合作翻译的英国地理学者高迪的著作《环境变迁》,在北京的海洋出版社出版。该书原名为Environmental Change,系威廉·伯奇教授主编的“现代地理学问题”丛书之一种,首版在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时间是1977年。

  1983年,在北京大学侯仁之教授的组织下,“北京环境变迁研究会”成立。1984年10月,作为北京环境变迁研究会的会刊——《环境变迁研究》第1辑,仍然由北京的海洋出版社出版面世。主编侯仁之及副主编邢嘉明、苏天钧各负其责,侯仁之为之撰写了一篇重要的“发刊词”。

  1984年11月19—23日,中国地理学会在重庆北碚主办了全国首次环境变迁学术会议,这次会议主要讨论我国北方存在的干旱化趋势、沙漠化、历史时期黄河的变迁及其环境后果、黄土高原的水土流失及环境变迁、海平面变迁对过去的自然环境影响等具体问题。

  1989年12月1—4日,中国地理学会又在北京主办了一次环境变迁学术讨论会,这次讨论会把重点放在揭示环境变迁的基本规律、综合性研究环境变迁、拓展环境变迁研究的概念、环境变迁预测研究、完善研究分析技术、关于今后环境变迁研究等方向性问题上。这两次会议,与会者毫无疑问大都是地理学界人士。

  1998年,我国学者黄春长也撰写出版了《环境变迁》专题著作,并在“绪论”中阐述了对“环境变迁学”的看法:

  环境变迁学作为地理学的一个分支,它的研究对象是地理环境,侧重于自然环境(physical environment)方面。

  环境变迁学(environmental changes,environmental evolution)的主要目的,在于阐明地理环境及其要素在时间上的变化规律和引起这些变化的原因,以预测未来地理环境的变化趋势,指导人地关系调控,为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服务。

  在这里,将“环境变迁”领域上升为一门学科来加以专门的论述,是其不断发展累积的一种表现。在“环境变迁”研究不断深化的同时,“全球变化”的概念又逐渐蔓延开来,不仅成为地球科学界最流行的名词概念,而且体现了一种视野开阔的研究方向、层次丰富的学术思想和越来越明晰的学科范围。

  “全球变化”的研究特征是,长尺度变化规律和成因机制较以前更加深入,短尺度变化及影响受到特别重视,人类活动在全球变化中的作用受到特别关注。北京师范大学方修琦教授对此的简练概括是:全球变化强调基于过程认识全球尺度系统性的变化,环境变迁主要从已发生变化现象来揭示、理解变化的空间尺度,均可从起源上讲环境变迁近于全球变化。

  环境史研究以阐明人类社会与环境关系为主旨

  一般认为,环境史研究是受到战后世界环境保护运动的推动,在美国率先产生的,时间约为20世纪六七十年代,之后影响到欧洲各国,以后又传至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由工业革命引发的环境污染问题所带动的环境史研究工作,又逐步进入到历史上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之间的互动关系的研究,并认真探讨自然在人类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因此,环境史研究被认为是人类有关自身自然生存意识发生变革后的一种产物。其学科领域划分,中外学术界均赞同属于历史学。

  环境史研究在中国的兴起虽晚,以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的关系作为最重要的研究内容的指向却非常明确,在更加细致的研究中,人们可以感觉到,环境史研究的理论阐述,是把人类看成环境本身的一部分,而不是像地理学科那样,把人类社会看做与自然环境区别开来甚至对立起来的另一面,把大量的人类活动主要是作为影响自然环境演变的一种驱动力量来看待。

  正因为环境史研究以阐明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的关系为主旨,在具体的实践过程中,就异常清楚地展现自己的研究理路,得出不同而颇有新意的分析结果。譬如,美国乔治城大学约翰·麦克尼尔教授发表的《由世界透视中国环境史》论文,认为自公元650年至1800年,中国几乎一直是地球上生态最有弹性且最富有资源的国家,也拥有可能是世界上生态最多样的政体。同样,中国社会可能也是在防治传染病方面最有经验的,中国南方的居民当是地球上具有最灵敏而活泼之免疫系统的人。并预言,再过20年,中国环境史将可能如其他地方一样有丰富的收获。

  上述论文是作者在1993年12月13—18日于香港召开的中国生态环境历史学术讨论会上发表的,这次会议结束后出版的两部论文集(系由刘翠溶、伊懋可合作主编),将“中国环境史”的表述文字,永远地存留在了中国学术史的丰碑上。

  2005年8月,名为中国历史上的环境与社会国际学术讨论会在南开大学召开,2008年8月,名为明清以来云贵高原的环境与社会国际学术研讨会又在复旦大学召开,这两次会议结束后出版的两部论文集(分别由王利华、杨伟兵主编),所提出“环境与社会”的中国学者表述方式,最简捷而生动地提供给了所有思考中国环境史课题和问题的学者们(首先自然是历史学者)。

  环境变迁也是环境史研究的一项内容和一种结果

  环境变迁、全球变化研究领域所系的自然科学界,长久以来是把人类看做影响和作用于自然界的一种力量。环境变迁研究关注的是自然环境(或曰人类生存环境)的变化,因之属于地球科学相关学科的工作;环境史研究以阐明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关系为主旨,因之属于人文科学范畴内历史学科的工作。

  在关于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关系的研究中,固然会有环境变迁方面的内容,体现人类因素的独特影响和作用,但这的确不是环境史研究的初衷和目的,而是其产生的一项内容和一种结果。由于学科归属和学术研究目标之不同,环境史研究提倡的是自觉地把人类看做自然生态系统的一部分,回到历史的起点上来,全面地审视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的关系。

  参与环境史研究的人们,抱有一个基本的信念,即人类同自然环境的关系从很早就已经开始,人类不是仅仅作为自然的对立面而出现的,人类理应是自然界的伙伴和挚友,人类可以通过环保意识的增强、不利于环境状态行为的调节以及环保运动的开展,来达到和实现与环境和谐相处、共生共养的目的。

  针对学科建设,对上述学科和研究领域的差异有所区别和强调是十分重要的,其目的是明确各个学科的职责,发挥好学术专长,减少不必要的误识,便于在更高的研究层面上,走向互相促进和相互受益的理想状态。

  (作者单位:陕西师范大学西北历史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暨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

  文章出处:中国社会科学报  发布时间:2010-9-9 14:49:24

TOP

环境史思维习惯:中国近代环境史跨学科研究的起点

  梅雪芹

  “物质层面的环境变化的历史,同时就是精神层面的人类意识的历史,也是政治经济层面的人类社会的历史”。

  跨学科研究,作为联结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两大领域之环境史的重要研究方法,向为中外学界之共识。对此,专文论述者不在少数,结合具体对象、具体运用者更为普遍。那么,中国近代环境史的跨学科研究如何落实?或者说,我们到底从哪里开始“跨”?在此,笔者试图作一点思考。

  中国近代,实为传统农业社会陷入困境、开始向近代工业化和城市化艰难蜕变并进入世界体系的时代,亦是人与自然关系开始发生重大变革的时期。因此,中国近代环境史研究的基本任务,即是要在环境史范畴内,探讨这一时期中国社会在走向近代和世界的过程中,这片土地上人与自然的关系到底经历了怎样的变革,它们对其后和今日中国的环境状况与经济社会发展有着怎样的铺垫和制约。其中,需要着重阐释的问题包括:人口增长、人地矛盾、农业发展及其环境影响;殖民侵略、西方科技影响下的资源掠夺与自然环境的破坏;工业化、城市化与公共卫生问题和环境问题;气候变化、自然灾害与社会和环境问题;战争、革命与环境问题;局部地区自然环境的治理与保护。这些问题说起来似乎简单,但分析起来却相当复杂,并非传统历史学和某一学科所能单独面对。惟其如此,我们在从事这一时期中国环境史和相关问题之研究伊始,就需要在思想方法上有明确的认识。很显然,对其中每一问题的分析,都因其内容本身的交叉性而有赖于跨学科研究方法的运用。

  跨学科研究方法的运用当然有层次之分。一种层次是不同学科理论的相互渗透和借鉴。譬如,伊懋可在《大象的撤退:中国环境史》一书中借用经济学理论中的“技术锁定”概念,描述了18、19世纪由水利技术支配的中国经济和社会系统进退维谷的状况。另一种层次则是对和环境有关的其他学科知识的学习、掌握。作为人文学科背景出身的环境史学者来说,后一种层次上的跨学科研究显得比较困难。因此,许多学者都强调,在环境史研究中,历史学者和其他学科的学者依托项目而开展团队式的直接合作,其效果会更好。这的确是国外不同领域的学者在涉及环境历史问题研究时,一直行之有效的一种形式。目前,我们也是按照这一形式,组织和参与有关中国近代环境史的一些项目研究工作的。不过,这里想要着重指出的是,就个体研究者而言,用跨学科方法从事中国近代环境史研究,则要从明了环境史思维习惯并培养这一习惯起步、跨越。

  环境史思维习惯,是美国学者威廉·克罗农在《环境史功用》(1993)一文中提出来的,在他看来,这是体现环境史功用的重要所在,并成为了环境史学者的信条。其具体内涵有四条,分别是:1.人类历史皆存在于某种自然环境之中;2.无论自然还是文化均非静止不变;3.环境知识皆属文化建构并具历史偶然性;4.历史智慧通常以寓言而非政策建议或确定事实之形式出现。对其中每一条,克罗农都作了深入阐释和重点强调。在第一条中他强调,人类活动大都带有环境后果,而自然系统的变迁,不管是因人类还是自然本身而起,几乎都影响了人类。在第二条中他强调,自然与文化间的关系应当总是被当做动态而非静止过程中的一个问题来看待,任何简单地理解其互动的方案都将大谬不然。在第三条中他强调,承认知识皆具历史偶然性,有助于我们警惕绝对的非情境化的“规律”或“真理”之危险,更好地理解环境和文化的多样性与微妙性,以及我们自身认识的局限性,从而使我们学会谦恭、宽容和自我批评。在第四条中他强调,由于世界具有多方面的复杂性,人类对世界的认知总是不完整,他们试图改变自然界的行为又往往会产生意想不到的结果,因此,通过寓言来领悟如何解释可能发生之事,即是一种特别的智慧。它对于消解寻求更宏大的铁板一块的知识之渴望是必不可少的,从而使我们可以更好地讲述特定时空下特定人群与其周遭世界间的故事。

  归结起来,上述思想的核心在于强调,文化与自然两大系统存在着强有力的相互作用,它们对结果都具有影响,它们的关系也会因时而变;当然,变化的速度和规模在不同时空下会有很大的差异,而且变化也并非总是有益于人类和自然。这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生态学意识和历史学本质,或者说是它们二者的结晶。

  正如有学者指出的,每个环境史学者都是生态学意识的接受者。他们在从事历史研究时明确意识到,无论在什么时空范围内,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都是相互作用的一个整体,它们的发展是一个复杂的、动态的和不可分割的过程。因此,历史绝非人类的独角戏,而是人与自然万物的大合唱;环境史的一个初衷,即是还自然在历史中的应有地位。至于历史学的本质内容,犹如英国史学家埃尔顿所言,是要阐述变化。埃尔顿在《历史学的实践》中谈到历史学的三种习性,它们是对事件的关注、对变化的关注以及对特殊之物的关注。其中,“变化”是历史分析和叙述的本质内容。“历史学基本上处理事物(人们、制度、观念等等)从一个状态向另一个状态的变化。事件是它的关注点,同时也是它的工具。”

  由此观之,环境史思维习惯综合了生态学意识和历史学本质,其着力点,即是“根据那相互作用来阐述变化,也就是关注在自然与社会秩序之间起作用的同时发生的相互的影响”。环境史思维习惯强调,“物质层面的环境变化的历史,同时就是精神层面的人类意识的历史,也是政治经济层面的人类社会的历史”,也就是说,环境变迁史、人类思想史和人类社会的历史是决不可能相互分隔的。尽管所择取的研究对象可以分门别类,但我们对问题的分析和资料的利用必然会超越现有的学科分野,而深入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之中披沙拣金。

  上述环境史思维习惯,必须贯穿于中国近代环境史研究的各个主题,并具体落实到资料搜集、整理以及问题分析研究之中。我们需要大量挖掘从前并不为史学工作者普遍注重的涉及土壤、水文、动植物、卫生、能源、景观与城市设计等多方面的资料,用以分析形式多样、错综复杂的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同时,要充分认识到这对关系的变动不居以及针对不同时期所做研究之侧重点的不同。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展开中国近代环境史的跨学科研究。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

  文章出处:中国社会科学报  发布时间:2010-9-9 14:50:30

TO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