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用:
原帖由 sunny2010 于 2010-8-19 02:44 发表 
菅丰老师现在仍在运用历史民俗学的手法进行研究，那么我们中国的民俗学的的研究范式方法和日本的历史民俗学研究手法的区别在哪里，您做为第三代民俗学者中的“革命派”代表，试图提出的新的研究范式方法又是什么呢？ ...
菅丰老师在解释他的理论和方法来源时，说到：“我在90年代开辟了一般被称为环境民俗学的新领域。但这并非新的“理論”，只是新的“视点”而已。使用的，是与历史主义相同的历史方法。而我理论上的核心，是为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等多学科领域共有的commons理论（注：commons指公共性）。”
我想补充的是：
第一，中国民俗学的主要开创者顾颉刚，不仅是一位历史学家，而且他就把民俗学认定为历史学的一部分，认为民俗史料就是不同于贵族历史的平民历史。
第二，历史学的方法不仅属于历史学，也属于其他所有的人文社会科学。严格地说，并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历史学，因为所有历时角度的学术研究都可以称之为历史研究。反过来看，从广义的角度来说，几乎所有的人文社会科学都可以视为历史学。
“中国民俗”与“日本民俗”有许多不一样的地方。
日本基本上是个单一民族的国家，其民俗文化的均质性程度非常高。这与中国的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很不一样。
这有好也有不好，好就好在他们不必投入太多人力物力就可以把本民族的各种民俗事象大致摸清楚，不好就不好在接下来不知道该干什么。所以，才有菅丰教授召开《超越福田亚细男：我们能够从“20世纪民俗学”实现飞跃吗?》的必要。
中国是个多民族国家，就算同是汉族，各地方言、风俗差别之大，各种民俗事象之多，令人眼花缭乱。
这有好也有不好，好就好在中国民俗学者永远不会没事干，不好就不好在干来干去都是同一种活，永远是变换着不同表述方式的“立体搜集、忠实记录、慎重整理”，而且即使干着最粗浅的搜集整理，都可以声称自己“填补研究空白”。
“中国民俗学”与“日本民俗学”也有许多不一样的地方，但面对的却是相同的问题。
1，彼此的历史发展不一样，这不用多说了。
2，中日两国的学术体制不一样。日本有大量的私立大学，只要社会有这方面的人才需求，大学就能作出相应的招生调整。中国基本上都是公立大学，这些大学的学科设置，不是由社会需求决定的，而是由教育部决定的。教育部的决策来源，是由所谓的专家组以及相关官员组成的。所谓专家组的意见，是由我们这个学科的学术印象和各种量化数据所影响的。这些学术印象和量化数据，是由我们民俗学者的学术成绩所组成的。
3，可是，衡量民俗学者学术成绩的标准，中日两国应该是一样的。即，不是民俗学作为“特殊的学问”的游戏规则，而是作为“普通的学问”的游戏规则。
这样，问题就出来了：什么是“普通的学问”？
答案可以参照此帖前面，菅丰教授有一个长篇答问（我们看的都是小人家的翻译，你可以直接看看菅丰老师的日文原文）。
接下来还有一点需要说明的：
我不是第三代革命者中的代表，我只是一个学术革命的记录者。
因为我从博士期间开始，就从钟先生和叶春生老师那里接受了学术史研究的任务，所以我应该参与、记录、思考、研究这场革命，这是我的学术使命。
我只是研究这场革命，我不可能提出什么新的研究范式供给别人参考。
当然，我还可以从学术史的角度来说说自己的认识，这点认识和菅丰老师所认识到的基本一样：
也即不存在作为“特殊的学问”的民俗学，只有作为“普通的学问”的民俗学。
说穿了其实简单得不能再简单，无非就是逻辑、材料、理论，以及规范的学术写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