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爱东

引用:

原帖由 恩施土家 于 2010-7-29 00:31 发表
想听听施老师关于“分化”的具体阐释…分化与学术圈子有关吗？谁在分化，什么力量促使着这种分化？分化是中国学术当下的共性还是民俗学界特有的现象？分化有“好”的一面吗，好处在那里？

分化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但当每一部分的力量都还很弱小的时候，分化是危险的。
因为分得太细，力量太弱，就很难存活，
所以，即便分化，也只是有限的分化，不可能是彻底的不可通约，不能像文学和社会学一样，老死不往来。
而是同一家族中的兄弟分家。

施爱东

引用:

原帖由 小人家 于 2010-7-28 22:22 发表
第三个是布依族的余志清博士的问题，即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我们师兄作为一个汉族民俗学者，对少数民族的民俗研究这个问题怎么看 ...

我的意见分为三个方面。
1，钟先生生前非常重视少数民族的文化研究，也招收了许多少数民族的学生。中国文化是一种多民族共同创造的文化，每一个民族的文化都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2，由于语言问题，像我这样的汉族学者，很少会去从事少数民族的民俗研究，因为我们与那些本民族的学者比起来，没有优势。在少数民族文化研究上，做得最好的，多数是那些本民族的学者，但有一个非常麻烦的问题，这些人一不小心，就会由文化研究者走向民族主义者，由热爱本民族文化，滑向拒绝他民族文化，甚至对抗汉文化，这是我最担心的。
3，我个人比较赞赏民族文学所的一些老师，如朝戈金、巴莫、尹虎彬等人的学术模式：民族文化，只是我们用来讨论共同理论问题一个平台。我倾向于模糊学者的民族意识，把自己当成一个纯粹的学者，无论什么民族，我们所讨论的，都只是“问题”，而不是“民族”，那些来自本民族的田野作业，只是我们用来讨论学术问题的“田野个案”，是人类文化的一部分，而不是排他的“某民族的文化”。

小人家

跟着补充一下。
关于第二点，佐野老师指出，他所认识的叶涛、巴莫两位老师更接近于第二代学者中最年轻的一批，也是第三代学者中比较早在主流学术圈中掌握话语权的一批。后来福田老师半开玩笑地说菅丰老师是第2.5代，按照我的理解，佐野老师所说的叶涛、巴莫二位也有点第2.5代的意思。
另外，佐野老师想要了解的可能是第三代对第二代在学术思想上的继承，或者至少说是客观的评价，而不只是在世代交替中的对立以及话语权的争夺与再分配。关于这一点，师兄你没有作直接的回答，可能有我现场翻译的传达质量问题，但是我认为有一部分原因是你已经进入了固定模式，只考虑到革命部分，没有考虑到批判性继承的部分。这些第二代学者，包括们这里多数人的师长，就像将来别人看我们一样，也许有这样那样的不足，但是在曾经占有话语权，在学科组织结构中有过巨大的影响力，曾经使年轻学者感觉到压抑之外，他们首先是研究者，在各自的领域都或多或少有着一定的学术积累。在学术革命期间，这一点可能会多少受到一些忽略，这可能是时代造成的，也可能有一部分是你们（我还没有登上这个舞台，所以不能用“我们”）的局限性造成的。但是，在革命成功后，至少目前来看是初步成功吧，是不是应该静下心来，对我们的这些前辈重新进行更加客观的审视和评价呢？关于这一点也是我一直想跟师兄说的，希望佐野老师这个问题能起到一个契机的作用。
我的看法就是，如果革命只是推翻过去的，一切从零开始的话，那么这个学科是无法完成自身的积累的。每一代学者，他们的肉体生命有限，依靠这个肉体生命支撑的学术生命也有限，迟早要被革命的，就算不革命自己也迟早要完蛋的，对一个学科的贡献是不可能无限大无限久远的。看看我们伟大的福田老师就知道了，革人之命者，人亦革其命，只要这个学科还有生命力，这就是每一个有责任感的研究者的宿命。一个学科的自身积累，就是靠这一代一代学者在有限的生命中所做的有限工作逐步完成的。如果上一代的学术成果，哪怕只有一点点，在每一次革命中都要被下一代抛弃掉的话，那么所谓积累就只能是痴人说梦。所以，我可能期望的太多了，在建立一个革命的传统，完成这一代人作为革命者的使命之外，是不是应该建议一种积累的机制，至少为将来的研究者做出一个积累的榜样呢？如果能做到这一点，你将来就可以像福田老师那样，两手放在自己的胸膛上说：我已经完成了我的使命了，我能做的已经做到了。
我向来不是个喜欢论争的人，能说这么多已经到顶啦！师兄你加油啊！不过不要过度燃烧啊……

[ 本帖最后由 小人家 于 2010-7-29 13:34 编辑 ]

笛威辛亢

俺是来学习的

施爱东

引用:

原帖由 小人家 于 2010-7-29 13:05 发表
跟着补充一下。
关于第二点，佐野老师指出，他所认识的叶涛、巴莫两位老师更接近于第二代学者中最年轻的一批，也是第三代学者中比较早在主流学术圈中掌握话语权的一批。后来福田老师半开玩笑地说菅丰老师是第2.5代， ...

学术讲座和故事家讲故事是一个道理。
一种常态的生活并不构成故事的要素，只有非常态的事件才能构成故事。
继承前人的学术，是常态，
而革命，是事件。
前者是不需要拿来说的，说了你也不感兴趣。
历史叙事，都是对非常态的事件的叙述，
你替自己做个假设，如果要你来讲继承，你如何在一个多小时内（扣除翻译，不到一小时），把学术继承讲清楚？
你把我的讲座当成叙事，就很好理解了。
别忘了，我除了做学术史，还是个故事研究者。

silver

引用:

原帖由 小人家 于 2010-7-29 13:05 发表
跟着补充一下。
关于第二点，佐野老师指出，他所认识的叶涛、巴莫两位老师更接近于第二代学者中最年轻的一批，也是第三代学者中比较早在主流学术圈中掌握话语权的一批。后来福田老师半开玩笑地说菅丰老师是第2.5代， ...

佐野老师和福田老师都是我们的老相识了。

2.5代？全新的代际概念。哈哈，没说我们是250就成～～～

记得大概是1990年前后，我们所还有多所高校与科研机构的学者参与了“中日农耕民俗的比较研究田野调查”，这个项目持续了三年。日方学者中有佐野老师、福田老师、丸山老师等人，他们那个时候大概相当于我们今天这个年纪？后来接着参加中日联合调查的又一个三年项目。

我跟我的学生讲起自己的治学道路时，总是会提起这两段田野经历。那时，我刚硕士毕业两年，时任所长的魁立老师安排我和白庚胜加入中日田野调查项目，我的田野之路严格来讲正是从这里开始的，虽然硕士阶段也做过田野，但几乎是“摸着石头过河”。在中日联合调查中，我跟着中日双方的老师一道工作，从他们那里学到很多很多，日本学者的严谨、深细和知识结构的系统全面（我当时就很羡慕福田老师的绘图功夫，他画的村落图与他强调的空间民俗研究相得益彰；还有佐野老师的访谈方法和问题意识也对我有很大的启发……）一直是自己的一面镜子。。。

实际上，我们这批学者的成长，与中日联合项目（后来又有几个项目在持续进行）还是有着很深的渊源，除了张紫晨、陶立璠、刘铁梁、陈勤建、郭大烈等老师外，北京的周星、何彬、白庚胜、尹成奎、色音、巴莫阿依等人，还有王恬、李锡、马尔子、摩瑟磁火等多位“在地”学者，许多人都几度参与其间，得到了多方面的历练，后来彼此之间也多有相互砥砺。。。当然我们中间也出现了个别的“叛变者”，大家都知道是谁，这里就不点名批判了。嘎嘎～～～

我一直在纳闷的一个问题是：当时我们团里还有几位年轻的日本学者，跟我们年龄相当，但后来就不知所踪了。这是不是与日本这一代学者“散”了有关？

至今记忆犹新的是调查期间的“夜大学”，比如“丽水大学”、“丽江大学”和“美姑大学”。。。那是中日团队的调查工作惯例：每日调查归来的晚饭之后，大家便聚到一起聊自己当天的田野收获和问题等等，谈笑风生之间彼此交换了信息和感受，也对调查工作的及时调整和互补缺位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我想这也应该是这段学术史的一个相面？

因为中日民俗学者的联合调查至少持续了十多年，后面的几个项目我没参与，刘铁梁老师好像一直都“在场”，他最有发言权。

小人家

我发现我不能跟师兄讨论问题，他斗志太旺盛了。

silver

引用:

原帖由 小人家 于 2010-7-29 16:23 发表
我发现我不能跟师兄讨论问题，他斗志太旺盛了。

那“谁”，小人家把那“谁”给“招惹”进来就不脱身了？

比如爪子、温柔、王京、还有菅丰老师等等。。。

对了，记得菅丰老师曾在一次年会上说他要来开博客的哦？我等在这里恭候大驾～～

小人家

引用:

原帖由 silver 于 2010-7-29 16:39 发表


那“谁”，小人家把那“谁”给“招惹”进来就不脱身了？

比如爪子、温柔、王京、还有菅丰老师等等。。。

对了，记得菅丰老师曾在一次年会上说他要来开博客的哦？我等在这里恭候大驾～～

菅丰老师估计注册好了，他自己就会投入战斗的。
其他各位我招惹不起啊！尤其是我们王京同学，他都不屑于理我。每次我一出现，他就消失了。

后溪男孩

呵呵，乐趣的求学过程。

沙野

这话题太沉重，不环保。。。

施爱东

引用:

原帖由 小人家 于 2010-7-29 16:23 发表
我发现我不能跟师兄讨论问题，他斗志太旺盛了。

其实我很害羞。

其实我很温柔（注：不是刘宗迪的温柔）。

於芳

很有趣的问题哦，我也来学习学习

王京

柳田在1960年代初去世，而对柳田民俗学的革命，在70年代以宫田、福田为代表的第二代学者手中完成。
面对拥有决定性影响力的学术巨人离开而造成的真空，一批年轻学者以批判性的反思转换研究范式，以横向的连带逐步获得学术地位并拓展发展空间，是一个普遍现象。在这个意义上，日本的第二代与中国的所谓第三代是极相似的。

有了上面的背景，不难看出菅丰教授所谓日本的第三代无法如中国的第三代那样有凝聚力的问题，实际上是个伪命题。
首先，日本民俗学在他逐步进入学界中枢的所谓2.5代以后，实际上已经迈入了施兄论当代中国民俗学时提到的所谓“分化的时代”，所谓分化在四个方面的表现，日本民俗学中都不难看到。难以凝聚，实际是这种分化的另一种表达方式而已。
第二，反观中国，除去学术会议、申请课题等，单就内在的学术范式、学问领域及取向而言，在今天所谓第三代民俗学者之间，无法凝聚的程度，其实也和日本没有太大的差别。

施兄的讲座内容与菅教授的问题之间的距离，似乎来自于双方都不加说明的使用了学术上“第×代”的说法。
都是第三代，就自然而然可以或者应该横向比较吗？所谓”学术第×代”，到底以什么作为标准呢？
在日本，第一代柳田，第二代宫田福田等，既是年龄辈分上的顺序，也是研究范式上从整体而言的变化。譬如地域研究，功能主义倾向，精细的个案研究等。
而日本的第二代以下，我认为并没有形成范式上的整体特色，如果硬要说是第三代，也仅仅只剩下年纪辈分上的顺序。他们是众多比第二代年轻一代的学者，但他们自己却并不形成一个作为整体的”第三代“。正如有众多毕业于北师大的民俗学者，但他们本身并不形成一个所谓”北师大学派“一样。
中国的情况更为复杂，至少要比日本多考虑政治影响，施兄是专家，不敢班门弄斧。

菅教授使用的“第三代”，有着强烈的树立新的学术范式的意识。感叹难以凝聚，或是积极发起“超越福田”的研讨会，其意都在于此。
而施兄的所谓第三代，除了对上一代人革命意义上的个人间的连带意识，如果对其在学术发展上是否已经大致具有了整体性没有更为细致的说明，恐怕与菅教授的讨论难以咬合。

小人家

这个我和师兄说过，但是他从来不把师妹的话当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