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病态”的德国浪漫主义
东方早报 2010-6-20 3:12:54
法国大革命一声炮响，震撼整个欧洲，敏感的知识界顿时失去平衡，产生了精神危机，浪漫主义运动便是危机的反照和产物。德国社会经济落后，处于四分五裂状态，资产阶级软弱，因而其浪漫主义别具特色，起步较早，影响深远,以致有人把德国文化等同于浪漫主义文化。
“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打开门窗，让一阵浪漫清风进来也许不无裨益。Romantik(浪漫)是从Romanze（罗曼司）和 Roman（小说）那里派生出来的。其实“浪漫”一词中国本来就有，苏轼曾有“年来转觉此生浮，又作三吴浪漫游”之句，“浪漫”在此是放荡不羁之意。舶来的“Romantik”其音其意都与本土的“浪漫”甚为契合。如今说起浪漫，中外融为一体。
浪漫是一种精神内涵，浪漫主义则是文学分期，它盛行于十八世纪末至十九世纪上半叶的欧洲。这一时期，欧洲处于大分化、大动荡、大变革、封建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化的阵痛之中。法国大革命一声炮响，震撼整个欧洲，敏感的知识界顿时失去平衡，产生了精神危机，浪漫主义运动便是危机的反照和产物。德国社会经济落后，处于四分五裂状态，资产阶级软弱，因而其浪漫主义别具特色，起步较早，体系庞杂，影响深远,以致有人把德国文化等同于浪漫主义文化。
法国大革命前，德国文学运动从启蒙到狂飙突进都是相对统一的。大革命爆发时，德国绝大部分作家都欢呼了一阵子。随着革命的深入，雅各宾专政的加强，罗伯斯庇尔必要或不必要的恐怖日甚一日，国王被送上断头台，热烈的欢呼很快转变为强烈的憎恨。野心勃勃的资产阶级新登上历史舞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成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一切神圣的感情“淹没于利己主义打算的冰水之中”，文学上形成三大派别。一是以歌德和席勒为首的古典派，他们拒斥法国革命，把革命说成是“群众成了群众的暴君”，反对“在德国人为地制造出类似的场面”；改造社会势在必行，但不愿走法国人的路，要通过文学改善社会成员的道德面貌，或者说首先要来抓“精神文明的建设”。席勒视戏剧舞台为道德法庭，把幸福与困厄、智慧与愚蠢、德行与罪恶昭示于众，以涤荡人的灵魂。要通过审美教育造就完善的人，感性和理智相和谐的人，亦即所谓的“古典英雄”。古典文学闭眼不看眼前而往前看，为未来描摹人道主义图景。第二派别是雅各宾派，主张文学干预政治，为革命鼓呼。他们书写传单，发表演说，号召起义，甚至建议莱茵区与法兰西共和国合并。席勒对其行动表示“殊不可解”，认为这将使他们“蒙受耻辱”。第三个文学派别与这两派并存交叉，也就是所说的浪漫派。
浪漫派也反对法国革命，更反对在德国演出那同样的“血腥场面”； 提出文艺要独立，要作者读者脱离眼前的困扰而回归自身、回归主观；要在文艺中追求美，追求自由，追求无限，使生活诗意化。弗·施莱格尔说：“浪漫主义的诗艺是一种进步的、包罗一切的诗艺，它的使命是将诗艺中相互分裂的体裁重新结合起来，使诗艺和雄辩术与哲学相联系，还应把诗与散文、天才与批评、艺术诗与自然诗混合或融合起来，使诗充满活力，无拘无束，并使生活与社会充满诗情画意。只有浪漫主义的诗才是无限的，才是自由的。诗人任凭兴之所至，而不能忍受任何规律的约束，此乃它的第一要义。”
浪漫派从狂飙突进运动那里接受了对天才的崇拜，将艺术的主观性和非理性强化到至神至圣的地步，放大了艺术家的自我意识。其实这正是浪漫派艺术家在政治上软弱无力的表现，艺术成了政治失意的代偿物。正因为如此，在浪漫派的作品中艺术家自身的问题往往处于中心地位。他们痛苦的经历、孤芳自赏、自命不凡、自我意识，以及与鄙俗的环境所发生的冲突，常常得到淋漓尽致的表现。
浪漫派的背后是唯心主义哲学(康德、费希特、谢林、施莱尔马赫、黑格尔、叔本华)，在这种哲学的鼓舞之下，施莱格尔、诺瓦利斯、蒂克等人将精神、想象力、诗的创造力抬到吓人的程度。施莱格尔所说的“诗人任凭兴之所至”，正是这种主观唯心主义的绝妙体现。后来诺瓦利斯也有类似的表述：“世界一定要浪漫化……我赋予卑微以高深，俗常以神秘，已知以未知的威严，有限以无限的灵光。如此这般，我便完成了浪漫化的进程。”
诺瓦利斯简直成了魔法师，手挥魔杖，念念有词，说声“疾！”，界限就会消失，腐朽就会化为神奇；大千世界的沉浮完全由其主观精神主宰，宇宙万物成了“自我”的一统天下。浪漫派追求的是无限，是下意识，是梦境、奇境、幻境，是神怪，是无休止的渴望；它取消信仰与知识、艺术与宗教之间的界限；它强调所有艺术之间的联系；它要建立一种整体艺术，一种“包罗一切的诗艺”，最后将一切归化为诗。大而言之，这是所有体裁的混合；小而言之，追求一种“联觉”的效果。浪漫文艺主观随意性强，追求“无限”这一高远目标，因而结构松散，与古典文学前后呼应、工稳严谨、和谐统一的文体不可同日而语,这在前期浪漫派身上表现尤甚，作品常常采取开放形式，即所谓有头无尾的“断片”体。
唯心主义哲学最后的归宿往往是宗教。在大动乱的年代许多人处于“无树可栖，无枝可依”的彷徨境地，宗教便成了最好的庇护所。浪漫派作家的作品或多或少，或浓或淡都带有宗教色彩。诺瓦利斯在《基督教还是欧罗巴》一文中鼓吹宗教是立国之本，认为有着统一基督教的中世纪才是人类的黄金时代。
对待德国浪漫派，以往抓住它的某些弱点常常扣上“反动、病态、消极”的帽子，全盘否定。其实德国浪漫派远非步伐协调、整齐划一的运动，从1798年施莱格尔兄弟创办《雅典娜神殿》算起，到1830年结束，长达三十多年，经历了不同阶段，不同阶段有不同的特点；同一阶段也有不同的派别；即使同一派别也各有其侧重点。这里切忌以偏概全，以某一派的特点概括整个浪漫派的特点，以某一人的特点概括某一派的特点。在进行评价时要抓实质本质，不可抓住片言只语而不及其他。浪漫派本身充满着矛盾，应当尽可能客观全面地看待浪漫主义运动。歌德批评过浪漫派，说浪漫派是病态的，浪漫派诗人是“病院”诗人，可他本人受到浪漫派极大影响，他的《浮士德》充满着浪漫主义气息。海涅在其《论浪漫派》一书中嬉笑怒骂，对浪漫派进行了批判，但也不得不指出，他也有些偏激，甚至大耍粗口，进行人身攻击；他本人却对浪漫派挥之不去。
浪漫派和古典派在创作方法上有分歧，前者主张“任凭兴之所至”，后者则认为，“在限制中才显露出能手，只有规则才能给我们自由”（歌德）。他们面对现实的态度也各不相同，一个是“顾后”，一个是“瞻前”。但两者都不满现实，逃避现实，都在现实面前迷惘。它们都欢呼过法国大革命，都对四分五裂的德国的落后鄙陋状态深恶痛绝，都对孜孜为利、蝇营狗苟的小市民抱着反感的态度。两者都逃避，浪漫派逃避到中古和东方，古典派则逃避到古希腊和罗马。浪漫派从封建宗法社会的“好处”和“妙处”来批判资本主义的“坏处”，但其出发点和古典派是吻合的，都向往一个幸福康乐和谐的社会。以席勒和歌德为代表的古典派闪耀着民主人道的光辉，浪漫主义文艺沙龙也充溢着民主进步的气息：突破了封建等级的界限，参加者除了思想自由化的贵族而外，主要成员是市民阶层的知识分子。沙龙的中心人物往往是才智出众的女性；在这里，自由讨论取代了死板的礼仪，对友谊爱情的看重代替了贵族那种洛可可式的玩世不恭；在这里，思想比理智更受到重视。沙龙完全不同于思想僵化、等级森严的贵族团体，也和那种重利轻义的资产阶级环境大异其趣，是友情和共同的追求将沙龙参加者联结在一起。最初的浪漫派在沙龙里曾掀起歌德崇拜的第一次热潮，诺瓦利斯所属的耶拿派对歌德推崇备至。过去过分强调了古典和浪漫之间的差异，忽略了它们之间的共同处。无论是古典文学，还是浪漫文学，都同属于资产阶级文学，因它们有共同思想基础。
德国浪漫派的实质并非复辟倒退，而是反映了资产阶级追求个性解放的要求，是现代意识的表现。如前所述，德国浪漫派的哲学基础是德国唯心主义古典哲学，强调精神，放大主观能动性的作用，重视灵感，崇拜天才，认为人的本质是自由的、自在自为的，它本身就是哲学领域内的浪漫主义运动。没有浪漫主义，就不会有德国古典哲学的伟大成果。正如恩格斯所说，古典哲学的浪漫主义“是政治变革的前导”。文学上的浪漫主义宣扬的也是人的“无限”自由，这在客观上适应了资产阶级摆脱封建羁绊、进行自由竞争的要求；同时唤醒了个人的尊严感和民族意识。
在拿破仑入侵而引发民族解放战争的年代里，浪漫派作家同仇敌忾，参加了这一战争，甚至亲赴前线。浪漫派作家培养了民族认同感和爱国主义精神，对德国最终统一起到了促进的作用。不过民族意识也是一把双刃剑，弄得不好就会发展成为惟我独尊的民族主义，德国人民和世界人民备尝了它的苦果。
浪漫派鼓吹婚姻自由，在男女交往方面显得大胆与开放，这也为妇女提供了施展才华的机会。那些才貌出众的女性，都是沙龙的女主人，谈吐高雅，举止大方，诗人在她们那里如鱼得水，频频迸发出思想的火花。奥·施莱格尔甚至陪同法国作家斯塔尔夫人周游列国。他们提倡男女之间更为自由、更为自然的关系，可说是妇女解放的先声。
奥·施莱格尔认为，浪漫主义“意味着一种更为现代的风格，一种更为现代的体验方式”。席勒和歌德也认为，浪漫主义属于现代文化。席勒首先提出素朴诗属于尚在自认状态的古代，感伤诗属于已开化的现代。感伤诗、现代诗或理想诗乃是浪漫主义的同义语。席勒认为，古希腊人与广义的自然是和谐统一的；而现代，由于阶级分化劳动分工造成人与自然的分割和人的异化。诗人只能寻求和谐，寻求自然，寻求人类的童年，寻求人的完整性。这种寻求表现为描摹理想，因而诗人往往发思古之幽情，认为只有古代才会有统一和谐，眼见得“人心不古，世风日下”，感叹之余便沉湎于奇境幻境；客观世界矛盾重重，于是便逃匿于自己的主观世界；目睹人性的扭曲，他们便像“一个病人渴望健康”（席勒）那样追忆人类的童年。应该说，现代意识是浪漫派的基点。
浪漫派作家批评资本主义，这并不改他们身为资产阶级作家的本质。除上述意识形态因素外，还可从以下情况说明：自从资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作家、诗人逐步成为自由作家或职业作家，在一定程度上能写出其愤怒与不平。在资产阶级“首先生产自己的掘墓人——无产者”的同时，来自本阶级作家的批评声便不绝于耳。这些批评，不管其出发点如何，都有助于资本主义社会中民主与自由的扩大。按照当代著名的德国文学社会学家汉斯·费根对作家的分类（分为顺应型、逃避型、反抗型），浪漫派可归为逃避型作家。
德国浪漫派促进了各国的文化交流，建立了很多新学科。他们重视东方文学，弗·施莱格尔是德国梵文研究的奠基人；施莱格尔兄弟也分别撰写了影响深远的比较文学论文,正是在浪漫派的努力下，德国的比较文学才得以发生和发展。此外，语文学、比较语言学、思想史、日耳曼学等等都源自浪漫派。
德国浪漫派对后世的影响，对德语文学乃至世界文学的影响，都是难以估量的。它是世界文学发展中一个不可或缺的环节。通过施莱格尔兄弟、歌德、蒂克和海涅的努力，“世界文学”的概念才获得现代的意义。现代派当中的许多流派都源于浪漫派。德国浪漫主义运动有消极方面，更有积极方面，在这里要摘去“反动”的帽子。“反动”二字在中国具有鲜明的政治色彩。它常和“阶级敌人”、“敌我矛盾”、“毒草”、“批倒批臭”等词语连在一起，即便在今天“反动”二字仍有令人敬而远之的威力。
即使对消极方面也要进行具体分析。比如说，德国浪漫派有着强烈的宗教色彩，但应该知道，在一个有宗教传统的国家，宗教信仰是不可避免的。席勒曾提出，如果没有宗教的约束，下层人民会“以无法控制的狂怒忙着达到他们兽性的满足”。席勒为了祛邪扶正，建立一个理想社会，提出一个双管齐下的方案：对上层，对有教养的资产阶级，采取美育方针，使其达到“完善的人格”；而对下层人民则利用宗教加以“驯化”。歌德曾写道：“谁占有科学和艺术，他也就有了宗教！谁不占有前两者，他或许有宗教。”
最近译文出版社出版的五部德国浪漫派小说系列，其内容难以一一介绍，但可用德国著名学者吕迪格·萨弗兰斯基的话来加以概括：“浪漫精神，异彩纷呈，如天籁般悦耳，极富魅力，销人魂魄。浪漫喜爱未来和过去的遥远，喜爱日常中惊喜，喜爱极端，喜爱下意识，喜爱梦幻，喜爱疯狂，喜爱反思的迷宫。浪漫精神并非一成不变，它在不断变化；它是矛盾的，它充满着渴望而又玩世不恭，它痴迷于高深莫测而又雅俗共赏；它冷嘲热讽而又热情澎湃；它孤芳自赏而又善于交际；它注重形式而又热衷消解形式。年迈的歌德曾说，浪漫是病态的，可他也不愿放弃浪漫。”让我们读读这几本书，来一个浪漫之旅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