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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于传统边缘的都市化——自传式口述史研究(来自人类学在线)

处于传统边缘的都市化——自传式口述史研究(来自人类学在线)

处于传统边缘的都市化——自传式口述史研究
处于传统边缘的都市化——自传式口述史研究

[本文出自人类学在线论坛成员,斑竹wangminyue原创,请注明详细出处处于传统边缘的都市化——自传式口述史研究]
摘要:本文通过笔者的生活史——一个来自传统与现代交融的回族家庭的大学生,在面临都市化、现代化、社会化过程中的思想变化的脉络,用此案例来阐释一个在现代化、都市化过程中存在的现象。

关键词:都市化 民族主义 认同 惯习 他者

现代化的踪影已经存在于中国的各个角落,它也有意识或是无意识的渗透到中国文化中。但在大传统保持较好的民族地区,现代化的渗透并不像中国东部那样的深入。当然我们也看到,相当多的民族地区是处在传统和现代化边缘的。由于一些地方政策的失误和对地方话语的无视,使得很多少数民族地区面临着生态环境和民族文化破坏的双重威胁。当我们从人本身去考虑,对于处于非主流文化的人群来说,都市化、现代化可能也会对他们自身产生很大冲击。格尔茨在《文化的解释》[①]中提到,社会的变迁并不意味着文化的变迁,那么关注处于文化边缘的人们则十分重要。本文拟通过笔者本人——一个来自民族聚居区的少数民族女大学生的生活史的点聚焦,来透射非主流人群在面临都市化时可能遭遇的问题。

“我来自宁夏的首府银川郊区的一个小县城。在那里,近些年来工业化进程很快,但人们还是过着很安逸的、慢节奏的生活。我的家就在一个很典型的回族社区——纳家户的周围。我的父亲是一个大型制药企业的中层,母亲是医生,家境比较富裕,应属于中产。尽管这样,我的家庭还是一个比较传统的回族家庭。而我的祖父一辈的人还居住在传统的环寺而居的回族村落中,其实我的家庭也处在传统与现代的交界中。虽然我的家庭在生活习惯方面保持着传统的回族文化模式,但我自认为我是一个很容易适应环境、也会很快接受新思想的人。但上大学后的很多困惑使我开始重新审视自己。”[②]

“上大学后第一次有人问我为什么不去清真食堂以外的其他食堂吃饭,当时我很奇怪,我是穆斯林,在清真餐厅是很自然的事情。接着有人又会问我,‘在其他的地方不吃猪肉就可以了啊,为什么这样也不行呢?’,刚开始我并不知道该怎么去回答这些问题,因为我认为这些理所当然的事情会被人去质疑,我所在地方的汉族也没有质疑过什么啊。‘你们为什么不吃这么多的东西,是不是因为猪是你们的图腾?’,‘阿拉伯世界的恐怖主义你们有什么看法吗?’……面对很多这样的问题,我不厌其烦的一遍遍解释,为什么伊斯兰教有这么多的禁忌,还要摆正立场来说明我们不仅是穆斯林也是中国人,在很多问题上我们是很相信政府的。但一遍遍陈述的结果是被人看作是宗教民族主义者,而且我也愈发愈觉得我可能真的是一个很极端的宗教民族主义者。我变得很敏感,很讨厌他人再来质疑我的宗教、民族。在很多人看来,我是在强调我自己的民族观,但他们也忽视了我很强的民族主义也是同他们遭遇后产生的。如果用一个例子来形容我当时对于自己的认知感觉,最好的说法是:如果我身处中东某地,那么我一定是个恐怖极端分子,也可能是一个所谓的人体炸弹。我认为我丢掉了认同,我不知道自己该去认同谁,另一方面我开始适应的新的生活是我从未经历过的,我暂时没有了目标和方向。一个人如果没有了目标去摆正自己的行动,是一件及其痛苦的事情,思维是混乱的一片黑暗。没有了自己的认同,生活没有了目标,我好像越来越相信安拉的说法:‘伊玛尼——信仰使人的心灵得到安宁’。”

就如同布迪厄(Pierre Bourdieu)的实践理论中惯习(habitus)[③]这个概念所描述的那样,行动者和社会不可分割,人作为社会行动者,完全不同于自然物及动物,他的思想和精神活动及其社会实践,都使与其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的双从领域发生紧密的关系。惯习的双重结构性将物质性和精神性、主观和客观、外在和内在、静态与动态、历史与现实、实在与潜在等因素和力量,都在惯习的结构和运作中,相互穿插成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结构。所以在笔者所处的群体社会赋予自己的意义和惯习是有别于其他群体的,在与其他群体的碰撞中体现出来。这种惯习是很难被质疑的,但当他被一些人认为是异端时,会对这种惯习的内化者产生很大的影响。笔者所处的文化赋予自己的惯习(habitus)不同于很多人他们的文化所赋予他们的,所处的社会空间也有别于他们所在的社会空间。大学生活在笔者看来,这是另一种社会化过程,如拉康的理论所说的那样,是需要一个他者来参照和对举,也在这种“镜像”中发现自我。

“渐渐的,人类学带给我一个不同的视野,使我开始重新审视这些质疑。每个人所处的社会场域(social field)是不同的,不仅他看到你很多的东西是异端(heterodoxy)的,在很多方面你也会认为他是异端的。在我超越认同的过程中,人类学起了关键性的作用,这也是我如此热爱人类学的原因之一。人类学让我的心逐渐的打开,开始包容更多的东西,为人也渐渐的不再那么的敏感,就如哈贝马斯的一本书的那种感觉——《包容他者》。在很多人看来我是‘他者’,在很多的方面,他们也可能是我的‘他者’。”

人类学总是在寻找他者,其实在人类学的“他者”眼中,人类学家也是他们的“他者”。在《写文化》[④](Writing Culture)一书封面插图中,人类学家斯蒂芬·泰勒(Stephen Tyler)在撰写他的田野,而他的身后有一个当地人一直在看他,因为他在当地人的眼中也是一个研究对象。“他者”的意识,也是一种主体性的体现,但在这种研究的运作中,人类学家和研究对象可能并不是掩盖了二者之间的权力关系,只是人类学家忽略了当地人的实践而已。

“解决了问题并不意味着没有问题。当我逐渐放下那种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后,我真的走进了这个社会空间,当然这不是意味着我放弃了我的文化、我的信仰。但新的问题是,有人又会这样来问我:‘你不是回族吗?你不是应该这样做吗?’——这就是新的问题。当我想走进主流文化时,我又被质疑了。当我想强调我的族群性时,我是民族主义,但当我不去理会我的族群性时,又会有人来为我划定族界。人生中有无数个可能要超越的东西,而且有所思考的人生也是会更加美丽的。”

福柯曾这样说过:“人知道自己要做什么,也知道人做什么为了什么,但他们不知道他们做的什么会做什么。[⑤]”的确,笔者今天的做法是无法预料明天会发生什么,超越一层认同后并不能预测后来还有去超越什么。

笔者在面对大学生活的过程中有过很多的思考,一直希望能够来梳理一下自己的思想脉络作一归纳整理。包括笔者在内的很多人可能都遇到过这些情况,所以笔者认为这应该是某些个体在现代化、都市化过程中一个很好的案例,用以来解释现代化、都市化过程中对个体的影响。

参考书目:

〔1〕克里福德·格尔茨:《文化的解释》,纳日碧力戈等译,王铭铭校,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

〔2〕高宣扬:《当代法国思想五十年》,五南图书出版公司,台湾,2003年。

〔3〕马歇尔·福柯著,杜小真选编:《福柯集》,上海远东出版社,2003年。

〔4〕厄尼斯特•盖尔纳:《民族与民族主义》,韩红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

〔5〕爱德华•萨义德:《文化与帝国主义》,李琨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

〔6〕皮埃尔•布迪厄[法],华康德[美]:《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引》,李猛、李康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年。

〔7〕李鹏程主编:《文化研究新词典》,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

〔8〕J.Clifford ,G.E.Margus : Writing Cultur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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