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学到人类学 ————关于民族志和写文化的答问 》（二）
转引自
http://www.anthropology.net.cn/b ... &extra=page%3D4
三、民族志的写作环节
问 :从民族志研究的工作流程来看 ,写作是最后的环节 ,您认为它与民族志研究的其他环节有什么关系 ?
答 :怎么理解人类学的民族志写作这一环节呢 ?我认为这是值得讨论的重要问题 ,因为它把人类学的整个研究视为相互联系的动态过程 ,从而也就强调了其中每一环节 ,如“写作 ”的相对独立和不同。简单地讲 ,我把民族志 研究放在一个多维联系的时空图式里 ,时空的核心就是田野 ,由此而分为田野之前、田野之中和田野之后。
(参与式观察 )
(人类学训练 )田野前 ————田野中 ————田野后 (民族志写作 )
(伴随式笔记 )
在给学生讲授人类学的基本理论与方法时 ,我强调此图式。其中 ,“民族志写作 ”的位置一目了然。这个 work在不同阶段有不同特性。田野之前 (p re2fieldwork)是学科训练、理论研读 ,而后进入田野准备 ,包括定选题、找材料、联系人等等工作 ;田野之后 (after fieldwork)是广义的 ,包括整理材料、写作和发表。而此过程在“田野之中 ”就开始了 ,比如参与式观察的印象和伴随式笔记的记录等等。三个阶段彼此衔接、一脉贯通。
把民族志写作单独挑出来谈 ,其实揭示了人类学以及其他所谓社会科学门类的一个隐藏特点 。“,即虽然它们大都标明各自的客观性 ,可是最后的成果都是经由作者写出来的。也就是说 ,无论如何接近真实 ,人类学的呈现离不了两个基本要素 :作品和作者。其中的核心可谓一个字 ————“写 ”
通过对民族志写作环节的思考 ,我们应当认识到 ,历来表面上被客观展示给人们的对象世界 ————他乡、异邦、村落、族群等等 的能力,通过准确、,无论多么科学 ,中间都隔着一道墙 ,或曰人类学中 看不见的手 ”,那就是人类学家的写作。这样说来 ,若要理解人类学就得先明白两个道理 ,一是不用避讳人类学的写作特点 ,关注并研究写出来的文本与客观现实之间的差异 ,分析每一文本的写作问题 ;一是对于培养而言 ,需要锻炼和提高人类学家的写作功底 ,也就是提高其 “写文化 ”流畅乃至深刻、传神的文笔把不同文化的妙处再现出来。
四、科学与人文之间 ? ———民族志写作的定位
问 :人类学介于人文学与社会科学之间 ,在此背景下 ,您认为民族志写作的定位是什么 ?
答 :这是一个大问题。你们的提问是有水平的 ,问得比较严谨 ,体现的是三分法而不是两分法。两分法就是把科学与人文分开 ,在科学里面分成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但在这里的提问中 ,我看中的不是社会 ,而是人文和科学。你们的问题里下了一个判断 :“人类学介于人文学与社会科学之间。”基本上我不同意这个判断。人类学不介乎其间 ,而是包含了这三个维度。它同时含有三者 ,既有自然科学的属性特征 ,又有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的特点以及功效。
人类学同时包含这三个维度 ,在某种意义上 ,人类学颠覆了这三个学科。在这个问题上我有一个新的观点。我不同意大陆流行的文化人类学的四分法 ,即考古、体质、文化和语言。这四大块是以往北美流行的基本框架 ,但不是人类学的本貌。现在我把文化人类学列成一块 ,建立的是人类学的三位一体模式。我不是创立 ,而是回到它原有的面貌。这个传统本来在西方就有。简单讲 ,第一个就是体质研究的维度 ,也就是生物人类学维度 ;第二个是社会、文化的维度 ;第三个是哲学的维度 ,思考人从哪里来 ,人与自然和宇宙的关系以及人的存在意义等。由此看来 ,人类学在哲学的维度本身就是人文学。而这个缺失或误解在大陆之所以根深蒂固 ,是因为在当初引进时 ,人类学的人文维度和哲学维度被“救亡图存 ”的时代主题淡化、排斥和取消了。
我认为你们设问的说法本身就不对 ,人类学并不仅介于人文学和社会科学之间。像达尔文研究的人便是不过于强调社会和族群性的。他是自然科学家 ,他的时间不是民族 —国家的时间 ,而是人类时间 ,他的作品应当是“人类志 ”而不是民族志 ,其叙事也不是民族 —国家叙事而是人类叙事。这正是人类学引进中国后最为缺乏的。
下面的回答也就意味着在我自己的背景下讨论了。这个背景就是 :人类学作为自然、社会和人文的三位一体 ,是具有体质和生物维度、社会文化维度以及哲学维度的完整学科。我有一篇文章《回向“整体人类学 ”————以中国情景而论的简纲》,主要观点之一是重提人类学的哲学维度以及其在自然、社会与人文间的三者统一 [4]。从学术史角度看 ,中国大陆在引进人类学这个学科的当初 ,过多强调它的社会学性和民族学性 ,把它看作可用以参与国家建设和社会改造的工具学科。如今看来 ,当时的引进者没有承继哲学人类学在欧洲的厚重传统和重要资源。当然这里面牵涉另一个问题 ,欧洲的哲学人类学的背后有一个神学传统。当时的引进者可能有一个策略 ,有意避开这个危险的神学传统 ,但这留下一个后遗症 ,那就是误读。它造成了一个假象 :人类学只是实证的、社会的。其实不是。可见我理解的民族志写作的定位就和你们理解的“介于人文学和社会科学之间 ”不同。
因为有这些不同 ,民族志写作要回答的问题就不一样。比如与交通志、人物志等放在一起的民族志 ,是政府在某一地域之内的工作文本 ,它的写作目标是对一个国家、民族的实证性描写。这当然有其显著作用和功能 ,但与人类学完整性的写作目标相去甚远。人类学的根本问题是人的问题而不仅仅是地方、族群或国家的问题。在这里我们就回到刚才的第一个大问题 ,人类学写作的终极作品不是民族志 ,或者不能翻译成“民族志 ”。若是翻译成“文化志”,从某种意义更为接近它的本源 ,“民族 ”则太具体、太局限了。如果一个人类学家仅仅只作民族志 ,那么他 (她 )很难被称为人类学家。
这么说来 ,人类学要不要写民族志 ?或换一种问法 ,什么才是人类学的民族志(写作 )?在我看来 ,民族志是对人的文化和行为过程的特定描写。它的写作定位,就是通过某种研究、某种调查去揭示表象下面的共同问题,那就是人 ————人的属性和人的特征等。如果不是这样 ,即便能够被称为民族志 ,其写作也很难是人类学的。对于中国人类学而言 ,我们写的民族志无论多么丰富多彩 ,倘若只是五十多个民族的拼贴图景 ,回答的也仅是中国问题 , 不是人的问题,我们就不能说完成了或在从事人类学写作。因此我以为,人类学需要民族志书写,但那是在有人类学整体关怀前提下的观察、思考和描绘,其作品可视为人类学的地方志。这样的民族志当然少不了描写中国人,而重点并非“中国的人 ”而是“人在中国”。
对比起来,西方的许多人类学家不是这样的。格尔茨、列维 —斯特劳斯、摩尔根、弗雷泽等学者 ,他们到处收集材料,是力图回答并解释“人的问题 ”— ———全人类的问题。你可以不同意这些作者提法的普世性 ,但却不能轻易否认他们写作的整体目标。
问:那这样是不是把这个问题的基础都颠覆掉了呢 ?
答 :我承认是在否认的前提上回答这个问题的 ,由此引发出我们对民族志基本看法的不同。这个我要特别强调。对你们的课题而言 ,这样的问答有危险。不过你们可以由此对照各家的谈话和不同之言 ,当成百家争鸣气氛下的学术整容。如有争论 ,不正表明值得研讨么 ?
摘录：《北方民族大学学报》，2009-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