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离我们有多远？
■宋聚轩
发布时间： 2008-09-23 10:00 中华读书报
语言离我们有多远？这似乎是个多余的问题。印刷的语言作品伸手可及，口头的语言表达更是张口就来，我们每一天都在说话和阅读。于是，人们会以为既然我们就生活在语言之中，语言当然离我们很近很近啊。但是，事实远非如此。如果我们稍微留意就会发现，一篇篇的文字竟变得如烟似雾，成了跟我们的生命无关疼痒的摆设，那些离开事物本相的语言是人人都可以言说而又找不到“最初说话者”的文字游戏，它像沙尘一样飘浮在人们的心头。
由于语言使用抽象过度的问题，由于语言本质“工具性”的谬见，导致语言运用既失去对事物描述和解释的功能，又不能有效地对现实问题进行判断推理，或者干脆把在特定语境下形成的语言照搬到另一个陌生的语境中胡乱套用。这种状况已经产生或可能产生的弊端将对我们的生存发生深层影响，它使严肃的语言行为沦为轻浮花哨的浅薄之举，在对存在疏远或遮蔽的同时削弱、阻断了人与存在的联系，人的主体性也会因此失去存在本原的滋养而逐步减弱直至湮灭。
邵子华敏锐地感受到语言的失重。由此，他对语言事实追根溯源，发现一定的语言是特定的个人所面对的特定的世界，是作为主体的人生活于其中的世界；语言、认知主体、生活世界是“三位一体”的。语言既不是工具也不是抽象的思想，而是血气贯通、诗性氤氲的生命体，凝结的是对生命价值的自我珍重和对人类生存状态的热忱关怀。它在本质上是主体以知觉的形式对世界的表现，它反映了主体与世界的深刻的对话关系。他又通过对经典语言作品的细心考察，认识到“我们使用语言的目的是把握事实，了解真相，把众多的实践主体用语言联结起来并由此促进他们的发展”。语言对存在的某些方面的遮蔽及其模糊性为利用语言行骗和奴役提供了便利。
邵子华正是从语言的觉悟出发，将自己的生命体验之敏锐与思考之沉着凝聚到他的著述中，凸显出建构生命哲学主体性的努力，传达出真挚动人的人文立场与理想主义情愫。他强调语言主体的强悍生命对存在的深度介入与体验，感同身受于时代、社会与作家自我蕴涵的大苦痛。书中充满的是对“存在”失重的沉痛焦虑和自觉拯救的热情“想象”，在“存在”与“想象”之间是主体精神自由飞翔的无限的时空。他说：“天道无言，天道难言。我们的任务就是代天道立言，揭示出存在的本质属性，写出一种大悲痛，大劫难。这才是对生命的至真至诚的呼唤和无惧无畏的呐喊。这种声音如黄钟大吕充沛于天地宇宙，使邪恶的发抖，使善良的奋发。”
他在“形象之说”、“生命之在”、“文化之辩”中所做的细致具体的剖析便是其主体性语言观念的外化与呈示。例如，他从当代小说的两大重要叙事类型——精神叙事和肉身叙事——出发，辨析出小说的价值追求在于生命叙事。“生命叙事的基本精神是坚持以人的生命为本，高高地举起人文主义的大旗，关注当下的生命状态，特别注目于那些艰难的生命和病态的生命，以正视现实的良知和勇气揭示出生存的真相，从而诊断、拯救和升华生命。”他用大量篇幅来揭示何以阐释文学文本内蕴的人文主体性价值。他主张“文本阐释者必须胸怀一颗高贵的心灵，坚定地秉持人类的理性精神，以理性精神之崇光照耀、泅渡在现实生存中深受煎熬的人们，给他们指出超越的道路并赋予其抗争的力量”。他认为“文学阐释的重要任务就是要在人世的苦海中打捞人的主体性的太阳，重新把它再高悬于人类理想的天空”。正是由于这种强健的主体性的建立，才使得文学阐释者能够实现文本超越、时代超越和心灵超越。
在《存在与想象》的阅读中，我们可以真切地感受到，是语言诱导我们深入生活，体验生活的切肤之痛，使我们不再做一个俯视者和旁观者，而是真正融入我们生活的世界，让生活的激流在我们的血管里奔涌呼啸。通过语言，我们以一种超越性的方式顺利地返回事物的源头，细心地擦亮蒙昧尘垢遮蔽下的存在，不断唤醒被遗落在岁月角隅中的梦想，同时看清了前行的路途，萌生出对混沌世界的企望。所以，语言的主体必须是得道之人，也必须是厚道之人。我们要以语言的自觉来抵御漫无目的语言狂欢，以内省的深刻来取代无意义的宣泄，以代天地立言来拒绝满足个体欲望的虚浮和欺骗。作者告诉我们，语言使用的终极法则是通过语言揭示存在的真相，并通过语言的使用不断地刷新和超越自身。我们用语言构造和组织的世界应当能够让人的精神顺利地入住，应当能够把人与世界紧密地联系起来，让人能够理解、想象，能够激发人的参与和创造的热情，而不是割断联系，拒人千里之外，让人气闷和萎缩。
《存在与想象》，邵子华著，江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5月第一版，15.00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