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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历史民俗学”-萧放&赵世瑜(整理贴)

感谢萧放教授的引导并请求进一步指点

东瓶先生:辛苦了!板凳已搬到,快坐下歇会儿吧......
在没有请出赵先生之前,先容我回应一下萧放教授的回帖。

首先,非常感谢萧放教授的耐心引导。关于“民俗学跟着历史学跑”的言论,那是我受了史学家的刺激发的牢骚,前日经“心理医生”的点拨,问题已经解决。这句话我心服口服地收回。不过关于历史民俗学,有些地方我还是没有想通,趁着萧放教授在场,烦请再指点指点。

民俗学研究应有一个历史维度,这点绝无疑问。因我是在中央民族大学读的民俗学,在德国学的也是民族学,所以我的立场从一开始大概就比较偏向于人类学(好在在这一点上有一贯性,不存在叛变的问题)。而在人类学的领域里面,也有历史人类学这一分支。德国的教科书把田野调查、历史重构和文化比较列为人类学的三大主要方法。所以我表示怀疑的,并不是“历史民俗学”的合法性问题,而是它的具体方法。

所谓方法,就是历史民俗研究可以用什么资料,应如何运用这些资料,最后要解决什么问题。在萧放教授的论著中,第一个和第三个问题都有比较清楚的答案了,但对第二个问题,我还没有完全理解清楚。到底怎样才能从《诗经》和《楚辞》等等中,解读出几千年前的古代民俗来呢?这些上古文献的字面意义,当然文字学家们可以为我们解释。但这些诗句所反映的民俗,谁能讲得清楚呢?“无论今古,人性如一,今天的古朴生态环境中的人的生活与早期有类似性,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古人的生活。”这句话说得非常好。可是恐怕只能作为文学语言来欣赏,不能作为学术的准则来应用吧?不然的话,人类文化史上的所有问题,几乎都可以通过这样的类比法来解决了。研究中国史不仅可以引用古埃及的例子,还可以引用古代巴比伦的例子,等等。至于中国历史从古至今都有很强的承续性的说法,可能在文化史研究中也是不大讲得通的。只要看看今天日本的文化,我们就会发现,他们和汉唐文化的相似之处,可能比近现代中国还多。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们还不如直接使用日本的民俗资料,来研究中国上古乃至中古时期的民俗了呢。

河南大学历史系的已故教授孙作云,过去曾致力于《诗经》、《楚辞》的文化解读。他写的文章,光看题目就能让搞民俗学的人眼馋得不行:《说<九歌•东皇太一>是迎神曲》、《<九歌>湘神考》、《<九歌>东君考》》、《<九歌>司命神考》、《<九歌>山鬼考》、《周先祖以熊为图腾考--<诗经•大雅•生民>、<小雅•斯干>新解》、《读<秦风•蒹葭>--〈秦风〉中的上巳祓禊诗》、《周初大武乐章考实》……还有很多很多关于美术考古资料中所反映出的“古俗”和神话传说研究,等等。2003年河南大学出版社出了他的六卷本文集,我特意邮购了一套。由于孙先生的史学和文字学功底都非常厚实,所以这些文章读起来确实让人觉得很过瘾。但事后想想,却好像什么也没有留下。而且他的这些研究成果,在学界好像也并没有真正地流传开来。究其原因,大约就是文中作为结论推出的种种猜测,事实上根本无法得到最后的验证。

我们今天所做的很多历史民俗研究,其实都是步孙先生这一代人的后尘。和他们相比,我们在问题的解决方面并没有取得实质性的进展。而且加上我们的古文功底远远没有他们那一代人好,所以在文献考据上也显逊色。所以我很想知道,我们到底该怎么做,才能超过上一代人、在学术上做出自己的贡献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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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就请两位先生具体谈谈方法论的问题吧

既然身为史家的赵先生都不在乎我们使用“历史民俗学”的名头,那我们就更可以放心大胆地用了。不过方法论上,到底什么是历史学的民俗研究,什么又是民俗学的历史研究,还望赵、萧二位先生能拨冗指点指点哦。到底是在研究中所要解决的问题不同,还是使用的材料不同(比如是否可以征用当代民俗的例子),抑或是材料相同而解读的方法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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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不想打扰二位先生论争,看到王京兄与霄冰兄的忙碌,还是来“轧场子”喔。"

参与得很好,多谢一生先生帮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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