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碰子

悬挂在历史及社会政治之网上的……蜘蛛

东方早报 2009-10-25 3:29:25

□ 一周书记

李公明

　　近期在较短的时间里粗略地阅读了由黄俊杰教授主持的《东亚文明研究丛书》(台湾大学出版中心，至今已出版超过八十种)中的部分著作，对于“东亚”这个概念在当下学术语境中的指向与可能性渐有思考。趁着回广州十来天的机会，重新翻出几年前读过的日本学者子安宣邦的《东亚论——日本现代思想批判》(赵京华编译，吉林人民出版社，2004年9月)，发觉了不少当时阅读中的疏漏。该文集中收入的《昭和日本与“东亚”概念》和《“东亚”概念与儒学》是作者在本世纪初分别为在韩国和台湾召开的东亚文化研讨会提交的论文，作者首先敏感地意识到在“东亚”这个概念中无法抹去的帝国历史印记与会议主办国的历史记忆中的紧张关系(尽管在会议主办方似乎并不存在这种思虑)，因而在这两次会议上作者都改变了东道主所希望的演讲题目，而把问题集中在对“东亚”这个概念的历史检讨和批判性反思。这种敏感的意识和强烈的历史自省精神明确地体现在作者对“东亚”这个概念所作的分析：“它于1920年代的帝国日本作为文化的地域概念被建立起来。从1930年至1940年代，伴随着帝国日本对以中国为中心的亚洲地区展开的政治、经济、军事，还有知识上的经营策划，‘东亚’成了一个具有强烈政治意味的地缘政治学色彩的概念。……为了能够重谈这个‘东亚’概念，我们必须弄清楚与帝国日本一起诞生的这个概念的谱系，必须看清这个概念的消亡过程。不如此，我们就无法保证重新兴盛的这个概念，不会成为由帝国日本主导的亚洲广大区域之幻想的死灰复燃、不会再出现帝国亡灵式的话语。”(第92-93页)
　　的确，只有在这种谱系澄清和历史批判的立场上，我们才有了祛除历史阴影、展开思想文化的自由对话的可能。子安宣邦进而分析了他也参与其中的以黄俊杰教授为中心的“东亚儒学”研究项目，他以同样敏感的意识发现这个项目既是产生于中国文化汉语圈，同时却又不可能产生于传统的汉语文化中心区域，认为“一般来说，从中国中心大概很难产生如‘东亚儒学’这种构想的。因为称‘东亚儒学’就已经是以儒学在东亚各地得到多元发展的视角为前提了。这种面向多元性的视角与中国儒学史和其影响史等来自儒学中心的文化一元论式的视角相对立，也是背道而驰的东西”(第103页)。因此，他所赞赏的“东亚儒学”或“东亚文化研究”都不是对应于实体化的“东亚”的话语建构，而是开放的、多元的研究视角与方法论，所建立的完全是一种新的关于儒学文化的公共知识空间。作者的解构-批判立场和对新思想文化建设的乐观精神源于面对二十世纪历史记忆的道德责任，作者在中文版序言中强调要与二十世纪那些无数的、无意义的无辜死者一道，质疑和揭露至今仍然覆盖在他们身上的那些虚伪意义和价值。
　　从子安宣邦回到《东亚文明研究丛书》，黄俊杰教授在其论文集《东亚儒学：经典与诠释的辩证》(台湾大学出版中心，2008年12月)的“自序”中表达的关于“东亚儒学”的概念核心要旨是“一个多元性的学术领域，在这个领域里面并不存在前近代式的‘一元论’预设，所以也不存在‘中心VS.边陲’或‘正统VS.异端’的问题”。“总而言之，‘东亚儒学’这个新领域本身就已经蕴涵着多元论的观点，也预设一个比较研究的方法论立场。‘东亚儒学’新领域之开拓，一方面超越‘汉学’之研究方法，另一方面又挣脱‘国家中心主义’的传统研究格局”。这与子安宣邦的新“东亚”概念正是相通，在收入本文集中的《“东亚儒学”如何可能》一文中，作者对作为思想史“过程”而非“结果”的“东亚儒学”概念作了更深入具体的界定和分析，并且也引用了子安宣邦对中国中心文化一元论的质疑而表露了对迈向研究“多元文化论”的心迹。从子安宣邦对作为“实体化”的“东亚”的质疑和对作为“方法论”的“东亚”的提倡，可以明显看到竹内好的观点的影响，而黄俊杰的“东亚儒学”概念也可以看作是对这种思想的建设性回应。
　　该书所收的十几篇论文大致可以分为东亚儒学的研究视野、《论语》诠释和《孟子》诠释等三个部分，以我的兴趣而论，第一部分的研究课题与切入视角颇有吸引力。如作者言：“从‘东亚儒学’视野着眼，我们的儒学研究就可以豁然开朗，发现芳草鲜美的新研究课题，而欣然于春在枝头。”(自序)书中的《论东亚遗民儒者的两个两难式》一文在传统的遗民研究视野中力辟新境，无论是“仕”与“隐”还是“文化身份认同”与“政治身份认同”，这两根主轴的舞台、视野都有了扩充的空间。虽然作者只是以朱舜水明亡后在日本的活动作为“东亚遗民儒者”的理由，但是在文中所涉及的海外飘零、弃地遗民等情状无不宣达着并不囿限于故土的意蕴，从而更为显豁地凸现出以儒学为精神原乡的苦思。作者在文章最后说道：“从本文所分析的遗民儒者的行谊与思想来看，我们可以说，遗民儒者就像是悬挂在历史之网上的蜘蛛。遗民儒者的生命深深契入于他们所从出的政治结构与文化传统之中，所以，在政权易手、苍黄翻覆之际，他们的痛苦也特别深刻。”(第185页)既像是蜘蛛，同时也像鲑鱼：“遗民儒者就好像太平洋的鲑鱼，在生命晚期奋其最后的力气，努力洄游回归他们精神的故乡——儒学的价值世界。”(第165页);前者是现实情境的历史观照，后者是精神原乡的价值追求。更值得关注的是，作者的“蜘蛛”之喻并非一时之想，而是有着深刻的“情境性”关怀。在“东亚儒学”研究中，不是以经典对峙现实，也不是以现实曲解经典，而是把儒者的行状著述统统置放于所存在的情境之中，“蜘蛛”者，受限制而又不止于探求也。在《东亚近世儒者对“公”“私”领域分际的思考：从孟子与桃应的对话出发》一文中，作者指出古代中国人不是把“公”“私”问题作为抽象性范畴或普遍性概念来思考，“相反地，他们对‘公’‘私’分际及其伦理抉择的思考，具有强烈的‘情境性’(situatedness)。他们宛如悬挂在绵密的社会政治关系网络中的蜘蛛，艰苦地进行他们自己的价值的定位”(第403页)。而这种寻求定位的结果，常常陷入“公”“私”冲突而不可解的困境，最后的一幕多是以结束自己生命的方式作结。
　　无论是遗民儒者还是面对“公”“私”歧路的志士，其在劳苦困倦、疾痛惨怛之时仍奔走呼号的情状，是悬挂在历史及社会政治之网上的蜘蛛最光辉的形象——作者说，他们虽然深知历史正道是沧桑，但如徐复观言：“满局棋输气未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