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里达：《全神聆听：有关耳朵的传记》
[法]雅克•德里达
[以下节录选自德里达1977年在弗吉尼亚大学的一次讲演。演讲主要涉及制度、签名，以及连接二者的权威和授权活动。在探讨了从美国独立宣言到尼采作品中的自传元素等大量文本后，德里达向纳粹文化理论对尼采作品的“曲解”问题逼近。德里达分析的焦点是《我们教育制度的未来》（尼采于1872年作的系列演讲，未曾出版）中的大量篇什，文中，尼采悲叹德国文化的退化和母语的损毁，并描述了——以典型问题式(problematic)的尼采式修辞——文化、教育复兴的可能条件。德里达以以下评述结束他的演说。——编者注。]
有些人缺少一切而一件东西却太多，——有些人仅是一个大眼睛，一个大嘴巴，一个大肚子，或是别的大东西，——我称他们为反面的残废者。
“当我离别了孤独，第一次经过这桥时：我简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我再三地注视着，最后我说：‘这是一个耳朵！这是一个与人等高的耳朵！’但是我更迫近去审察：不错，耳朵后还蠕动着一点可怜的衰弱的小物件。真的，这大耳朵生长在一个瘦小的茎上，——而这茎便是一个人！谁在眼睛上再戴着眼镜，便可以认出一个妒忌的小面孔；并且还有一个空洞的小灵魂在这茎尖上摇摆着。但是一般人告诉我：这大耳朵不仅是一个人，而且是一个伟人，是一个天才。不过一般人说起伟人的时候，我从不相信他们。——我坚持着我的信念：这是一个‘一切都太少一件东西却太多’的反面的残废者。”
查拉斯图拉向驼背者和驼背者所代表所辩护的人说完以后，他很不高兴地转向弟子们说：“真的，朋友们，我在人群里走着，像在人类之断片与肢体里一样！我发现了人体割裂，四肢抛散，如在战场上屠场上似地，这对于我的眼睛，实是最可怖的事。我的眼睛由现在逃回过去里：而我发现的并无不同：断片，肢体与可怕的机缘，——而没有人！
——《查拉斯图拉如是说》，第四卷[1]
尼采作品“内部”是否存在这样的东西：它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尼采双重阐释，以及那所谓对文本的曲解(perversion)？第五次演讲告诉我们，当压制(repression) [Unterdruckung]来自满足最低要求的强力时，它必然有离奇(uncanny)[unheimlich, 陌异]之处。为什么陌异？这是相同问题的另一形式。
离奇的是耳朵：它之所是——双重的，它可以变成的东西——大的或小的；它能促使(make)或者放任(let)发生[faire ou laisser faire]的事物（我们可以说“放任”，因为耳朵是最好施恩(obliging)、最为开放的器官，如弗洛伊德指出的那样，耳朵是唯一一个婴儿不能闭上的器官）；它可以被穿刺(pricked)和增添(lent)的方式。正是对那耳朵，我假装对自己讲话，为的是在此时此地，通过言说，如承诺的那样作出结论，作出“学术自由”的结论。这结论既是我的，也是你们的。
当尼采在大学演讲时，他似乎把语言学训练推荐为那种“学术自由”的解药，后者，放任学生和老师自由地追求自己的思想和计划；这不是为了反对对自由的限制。一种更为残暴和顽固的限制，其轮廓在“学术自由”——自由放任态度[laisser-faire]的隐藏、伪装形式——背后逐渐成形。通过“学术自由”机构，国家控制了一切。国家：这才是这场审判最大的被告，而黑格尔，国家的伟大思想家，成了那有罪党的本名(proper name)。事实上，大学的自治，作为属于身处大学的人们——学生和教授——的大学，不过是国家的一个诡计(ruse)，“最完美的伦理有机体”（尼采对黑格尔的引用）。国家想把驯服的、不加疑问的工作人员引向国家事业。要实现这点，它既要施加严密的控制，又要进行严格的限制，而工作人员则相信他们是自-律地(auto-nomously)接受这些控制和限制。因此，这篇演讲可以读解为通过教育系统，对文化机器——既属于国家，有属于有国家建构的那个基本系统——，甚至对新近出现的彻底工业化社会进行的现代性批判。如果说，今天，该系统看起来正在逐步地为大众媒体取代或渐次与之相连的话，那么，尼采对新闻业——尼采从来没有使新闻业与教育系统分离——的批判就更加引人注目。当然，他是从这样一种视角来实现批判，这种视角能够导出任何一种对机器的马克思式分析，包括“意识形态”这一组织性概念，作为退化的另一种症候出现，就像对黑格尔式国家新形式的臣服。但所有这些——那些马克思式国家概念的问题，尼采反对社会主义和民主（《偶像的黄昏》说，“科学是民主的一部分”）的本质，或者，科学/意识形态对立的功能——当然必须更加细致地从两种观点共同加以审视。别处，我们将在《遗著》和《查拉斯图拉》中追述对国家的这种批判的发展。（“新偶像”： “国家？这是什么？伸长你们的耳朵罢！我将告诉你们：民族怎样死灭的。国家是冷酷的怪物中之最冷酷者。他冷酷地说谎；这便是从他口里爬出来的诳语：‘我，国家，便是民族。’这是一个诳语！……善恶之语言的混杂：我给你们这个，做国家的标记。真的，这个标记所指示的是死亡之意志！真的，它招引死亡之说教者！……‘世界上没有伟大于我的：我是上帝发令的手指。’——这怪物如是嗥着。跪拜在地下的，不仅是长耳(Langeohrte)短视的人！……我认出国家是善人恶人都吃毒药的地方；国家是善人恶人都自趋灭亡的地方；国家是大众的慢性的自杀，——被称为‘生命’的地方。”）[2]
国家不仅带有父系符号(paternal sign)和死亡特征，它还想冒充母亲；换言之，它还想冒充生命、民族、事物自己(things themselves)的子宫。在《查拉斯图拉如是说》中，一条虚伪的狗，被比作教堂，声称它的声音来自“事物的肚腹(belly of things)”。
通过他的教育体系，那听觉的秘密机器，虚伪的狗对你的耳朵说话。你的耳朵变大。于是，你成了“长耳驴”。这发生在你认为自己在与国家的关系中自由自主，而不是恭顺精校的小耳朵去聆听和服从至尊无上的主子和领导的时候；因此，这也就是国家已经被那些活跃(reactive)而堕落的强力污染，你却对此毫无知觉，把大耳廓(pavillons)开向国家的时候。当你对这条狗——这留声机狗——全神聆听，你也就把自己转变成高度忠实的接听器。而那耳朵（你的耳朵，也是他者的耳朵）也开始在你身体中占据了如“反向残废(inverse cripple)”[umgekehrte Kruppel]般同样不相称的地位。
这就是我们的场景(situation)么？这是同一只耳朵——那说话时你借给我我借给你的耳朵，换句话说，那借来的耳朵——的问题么？或者更确切地说，我们听得到么，用另一只耳朵，我们能够彼此聆听么？
耳朵没有作出任何回应。
即使是在这里，谁在聆听谁？比如说，当在“第五次演讲”中，尼采借他虚构的哲学家之口说话，以描述——比如说——这种场景(scène)时，谁在聆听他？
“请允许我用这文化(Bildung)的标准来衡量你们的这种自主(autonomy) [Selbstandigkeit]，并把你们的大学单独作为一种文化制度[Bildungsinstitution]来进行考虑。当一个外国人想理解我们的文化系统时，首先，他会认真地问道：‘学生如何与大学取得联系(connected with)[hangt zusammen]？’我们会回答：‘用耳朵，作为聆听者。’外国人会反问：‘只是用耳朵？’他重复地问，我们也再次作出回答：‘只用耳朵’。学生们聆听。学生们是自主的，举例来说，当他们说、看、走、与同伴相伴为乐、参加艺术活动时，他们并不依赖教育制度：总之，他们的生活(when they lives)并不依赖于教育制度。常常，学生在听的时候也写；只是在这些罕见的时刻，他才被大学的脐带(an der Nabelschnur der Universitat hangt)给拴住。”[3]
让我们来想象这种脐(umbilicus)：它通过耳朵抓住你，通过这样的耳朵——当你按所谓的“记笔记”的模式书写时，它向你口述当下写作内容。事实上，母亲——教师，在他作为国家工作人员的能力范围内，只能假装成的坏妈妈或者伪装者——是，细心地(precisely) ，母亲向你口述，穿过你的耳朵，沿着脐带(cord)，远远地传导至你的速记(stenography)。这种口述反过来连接你，就像以脐带形式出现的皮带（把你拴住），皮带的另一端，则伸向国家的肚腹。你的笔也是它的笔；你握着它的远程打印机(teleprinter)，就像你在邮局里使用的那些一段被链条拴住的原子笔。所有的动作都通过表征(figurant，英译作representing)母校的父系身体(body of father)诱发。可是，脐带怎么能创造出通向这冷酷的怪物、死去的父亲——或者说，国家——的纽带呢？这就是陌异之处。
我们必须注意这点：尼采让你想象的东西之脐(omphalos)，既像耳朵又像嘴。由于具有内凹的褶皱和卷绕的管口，脐得以保持它在洞(cavity)底的中心。不管怎么说，这洞穴，仍是不可见、不安静、敏感的——对一切波动而言，无论波动是否来自外部，是主动发出的还是被动接收的，而波的传输，则总是沿着昏暗的旋转轨迹。
在这种情况下，那个传输话语使你远程打印的人，本身并不生产话语，事实上，他几乎不出声(emits it)。他读。和你是抄写的耳朵一样，主人是阅读的嘴；你抄写的东西，也就成了他对先于他的文本的解码——正是这一文本，以同样的脐带把他悬挂起来。以下便是整个过程：我读，“……只是在这些罕见的时刻，他才被大学的脐带给拴住。他自己可以选择要听的内容；他不一定要相信他听到的东西；如果他不愿聆听的话，他可以闭上耳朵。这就是那种秘密的教学方法。”抽象本身：耳朵可以闭上，联系可以被悬置，因为脱节的身体之脐又接起(rejoin)一块被肢解父亲的碎片[moceau]。至于教授，他是谁？他是做什么的？看，听：“至于教授，他向那些聆听着的学生讲话。除此之外，无论他想什么做什么，都被一条无限的鸿沟隔在学生的知觉之外。教授在说话的时候，也常常阅读。一般说来，他希望尽可能多地吸引听众；在最不景气的时候，他也可以用少量听众——极少数情况下只有一个——来满足自己。一张说话的嘴，许多耳朵，以及半数写字的手——看起来，就已颇具学院组织(apparatus)[ausserliche akademische Apparat]的气象；也就有了一台运转中的大学文化-机器(Bildungsmachine)。至于剩下的部分，这张嘴的所有者，由众多耳朵的主人来服务且独立于后者；这种双重的自主，在‘学术自由’的名下得到了狂热的推崇和运用。在其他领域(of what is left)，我们则差不多可以——既然自由仍在增加——畅所欲言……除了这点：在学生和教授后面站着国家，它带着监督者的热心，站在仔细斟酌的距离之外。它站在那里，不时地提醒学生和教授，它，国家，才是这稀奇的听说程序的目的(aim)，是它的目标(goal)，它一切的存在(be-all，最要紧的事)，它的最终结局(end-all，事物的终结)[Zweck, Ziel ind Inbegriff]。”引用结束。我刚念完，你们也刚听完这演说的片断，它是从尼采那里借来或引用来的，被放在讽刺的哲学家（“哲学家笑了，不全是出于好脾气”就在节录的那段话前面）口中。这位哲学家很老；他要强(hardened)而失望地辞去在大学的职位。他不在正午说话，而是在下午，在半夜。他刚刚对一群、一窝、一堆学生出乎意料的到来表示抗议。您反对学生的理由是什么？他们问他。起先，他不回应。接着，再停顿之后，他说：“呃，我的朋友，即使在半夜，即使在人迹罕至的山头，我们也不该独处；而你自己，却把一伙(Schwarm)调皮捣蛋的学生带在身边，尽管你们知道，我只是太高兴了以至于不能与所有这一切(hoc genus omne)分开(cut off from)。我不大理解你，我遥远的朋友……在这里，在这值得纪念的时刻，我曾碰到你，在庄严的(majestic)孤独[feierlich vereinsamt]中静坐，那里，我们将认真地互相商讨，就像新世纪(new order)的骑士。让那些能够理解我们的人倾听我们；可你为什么要把这样一群人带在身边——他们根本就不会理解我们！我不再认识(recognize)你，我遥远的朋友！”
“我认为在沮丧的哀叹中打断他不大合适：忧郁中他沉默下来，我们不敢告诉他，学生们不信任的批判给我们带来了多大的痛苦。”
诱惑很大。我指的是引导我们所有人在这场景中，在这碎片的隔墙内(in the partition of this very)认识自己的诱惑。如果学院在演讲时间分配上允许的话，我将进一步说明这点。是的，认识自己，所有人，在这些地方，在制度的围墙内——午夜的老哲学家，预言了它的崩塌（“建立在现行的高级文科中学-文化[Gymnasien-culture]土基上，建立在岩块剥落的地基上，你的大楼将被刮起的旋风证明是歪斜不稳的”）。
但是，即使我们屈服于认识自己的诱惑，我们所有人；也不管我们把它展示的有多好，事实上除了我们所有人，我们自己，一个世纪后，我们还能认识什么呢？我要用法语来说“所有我们男人(nous tous)”，而不是“所有我们女人(nous toutes)”——全部我们男人，而非全部我们女人。因为，这就是在场景或剧场(scene)上把戏剧角色连接在一起的深刻合谋(complicity)；这就是操纵所有人的契约，即使他们相互冲突：女人，如果我的读解正确的话，根本就没有出现。既没有学习也没有参与教学。她不出现在那脐带的任何一点上。也许，这就是极大的“残废”。没有女人——而我也不愿从这评论中提取以今天所有课程一部分形式出现的，那种引诱(seduction)的补充：手粗俗的狡计，它与我建议称作“妇科医学(gynegogy，可能是对妇产术，知识助产术的修正——译注)”的东西相联系。
因此，如果我的解读正确的话，根本就没有女人。当然，要除去母亲这一显著的例外。但这也只是组成系统的一部分，因为，这里的母亲，只担任没有面容，无定形的(unfigurable)群众演员(figurante)的角色。通过使自己遁入背景，她为一切角色创造场所，就像无名的假面(persona)。一切都向她回归——首先，是生命——一切都对她言说自身，都把自己的命途定朝她。她存活下来——而条件是：继续躲在幕后。
（阿维塔尔•罗奈尔(Avital Ronell) 英译 王立秋 试译）
译自《耶鲁法国研究》第63号：
“教育的迫切性：作为文类的教学”
耶鲁大学出版社1982年，第245-250页
摘自
http://www.jstor.org/stable/2929842
[1] 译文见
http://www.oklink.net/00/0222/clst/004.htm，访问时间2009年2月9日14:55。——译注
[2] 原文引文为沃尔特•考夫曼(Walter Kaufman)所译，见《尼采读本》(The Portable Nietzsche)（纽约；企鹅出版社，1968），第160-62页。这里的译文来自
http://www.oklink.net/00/0222/clst/002.htm
访问时间2009年2月10日11：47。——译注
[3] 《论我们教育制度的未来》，J.M.•肯尼迪(J. M. Kennedy)译（爱丁堡：T. N.福利斯出版社，1910年）。（在这里以及下文的引用中，为使译文更加接近德语原文，我对肯尼迪的译文有所修改。——英译者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