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的书：一种风格
本报记者 钟华生
“读书文丛”部分书影。王磊／摄
▲《知道——沈昌文口述自传》 透露了许多《读书》往事。
“读书书系”之《我听到了幸福》。
《阁楼人语》语言亲和、平易近人。
《书与现实》有书评、笔记，也有序跋。
董桥因是《读书》的作者得以在“读书文丛”出版《乡愁的理念》。
如果说３０年来的《读书》是一部当代学术史或思想史，也构成了一部当代知识分子的心灵史，那么，《读书》编辑出版的几套丛书则可以归类为一部当代文人学者畅所欲言的写作史和情思史。
从上世纪８０年代初开始出版的白色小开本“读书文丛”，到９０年代借助“外援”辽宁教育出版社推出的“书趣文丛”，再到２１世纪后关注新作者、追求装帧设计新特色的“读书书系”，再加上２００７年面世的“《读书》精选（１９９６－２００５）”，这几套丛书与其“母体”《读书》杂志一样，都带着深深的时代烙印。
《读书》编辑部“元老”之一、前执行主编吴彬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从这几个系列丛书的出版时间，就可以看出每一个时代所关心的话题，及其引发的各种思潮。一本本书中，更包含着学者们对一些问题的深入思考。“丛书的作者和选题也跟随着时代的发展在‘更新换代’，从老一代开始，向年轻一代延伸。”
原三联书店总经理、《读书》主编沈昌文谈到《读书》的系列丛书时，只是轻描淡写地说：“这些丛书起到了保存的作用。一般来说，杂志看过之后不一定会留下来，而这些书则会被读者保存起来。”他告诉记者，“读书文丛”和“书趣文丛”都比较关注同一作者的作品，也善于整合同一类型的作品。
曾主办过“《读书》特展”的北京万圣书园总经理刘苏里认为，这几套丛书综合起来，可视为当代华人世界学人不同视角的学思的集体亮相。“这些书的市场整体反应都不错。”
开３０年杂志内容结集之先例
在《读书》的系列丛书中，要数“读书文丛”最令人印象深刻。吴彬也认为“读书文丛”应该算是个性很鲜明的一套书。
一开始，“读书文丛”主要面向《读书》的骨干作者，选题也跟时代的进程相关，围绕着当时社会关心的话题，“尤其是改革开放后人们开始接触到的一些东西，或者大家关注的一些具有新鲜感的东西。”吴彬介绍，“读书文丛”最初的作者都是一些老先生，现在有些老先生已经不在了。
《读书》创刊不久后，就因倡导读书之风、思考之风、探索之风和平等待人之风，反对官腔、八股，而受到许多作者、读者的拥簇，成为知识分子的精神家园。在金克木、钱锺书、吕叔湘、董鼎山、黄裳、张中行等文革中长期被压抑的知识分子眼中，《读书》就像一个可以自由表达的窗口，他们乐于在这里留下一些饱含着浓厚人文精神的文章。
老先生们把自己的所思所想发表在《读书》上，使读者如同饮到启蒙的甘霖。一批批的好文章积累到一定的程度，《读书》编辑部就萌发了以作者为中心结集出版图书的想法。
在刘苏里看来，“读书文丛”开启了近３０年来杂志内容结集的先例，“读者普遍反响好，这恐怕也跟当年的阅读环境有关。”
“见到一本就买一本”
舒芜的《书与现实》出版于１９８６年，翻开书前的“题记”，先生开头第一句话就感慨：“一九七八年又有了用常用的名字发表文章的权利……”这个集子属于典型的“读书文丛”，内容有书评、读书笔记，也有序跋，大部分都在《读书》发表过，内文还附有一篇写于１９８３年８月的《致〈读书〉编辑部函》。先生在信里指出了自己发在《读书》上的一篇文章有一处错误，详细分析之后，还希望该函能“占贵刊一点篇幅，作为我公开的检讨”。后来，这封信函刊登在１９８３年第十期的《读书》上。一边是学者严谨、谦逊的治学著述态度，一边是编辑部平等交流的姿态，让人感觉到一种“润物细无声”的温情。
吕叔湘曾在《读书》开过一个读书札记专栏“未晚斋杂览”，颇有影响。后来，在“读书文丛”推出的同名文集中，先生在序言里说：“准备一年写三四篇，三四年之后凑合着印成一本小书。没想到５年过去了，还只写得８篇。”翻开这本不到一百页的小书，既有介绍外国作家和作品的评论文章，也有《买书·卖书·搬书》这种带着书话趣味的美文。
同属“读书文丛”的书还有杨绛的《关于小说》、柯灵的《墨磨人》、丁聪的《昨日的事情》等等。藏书家、学者陈子善说，他对“读书文丛”是“见到一本就买一本”，“这套丛书是改革开放后当代学者写作成果的一次集中展示，令人耳目一新。比如谷林先生的第一本书《情趣·知识·襟怀》就属于其中一种，在出这本书之前，人们不知道谷林先生可以写得这么好。”
最令陈子善喜爱的，是“读书文丛”的装帧设计形式，“白色封面，小开本，携带方便，看起来非常素雅，翻阅起来也很享受。至今我仍喜欢在包里带一两本，坐地铁时拿出来看。”陈子善说。
陈乐民曾在“读书文丛”中出过一本《文心文事》，他很认可该书的装帧风格，觉得“一看就知道是三联出的，有三联味”。
据吴彬回忆，白色小开本的设计创意是原三联书店总经理范用提出来。“范用先生有自己独特的设计理念，他对形式上的美感的追求非常强烈。作为主持出版社总体业务的人，能够对图书出版形式的要求如此严格，并且追求图书设计的美感，可以说至今没有人能比得上他。”在吴彬看来，范用追求的是一种文人化的品位，走的是素雅、清新的路线，而不讲究奢侈、艳丽。
原《东方》杂志副总编、书评人朱正琳介绍，范用先生曾有好几次说：“为什么不出小册子？历史上有重大影响的书很多都是小册子。”这句话至今让朱正琳十分难忘。
现在的图书市场上，偏薄的书因价码不高占地不小而不受零售商的欢迎，因此出版社总是倾向于“把书出厚”。朱正琳说：“范用先生大约就是在批评这种现象。看来在他眼里，书的价值主要在于书的作用，而不仅仅在于能有个好的销路。或许也可以这样说，‘老派’出版家更看重的是‘长销书’。”
丛书几近“绝版”读者要求重印
网名为“邯郸学步集”的王磊对藏书颇有研究，经过好几年的关注，他终于收齐了全套“读书文丛”。据他介绍，谷林的《情趣·知识·襟怀》至今已很难觅得，比较“热门”的还有姜德明的《书味集》、董鼎山的《天下真小》等等。黄裳的《珠还记幸》仍有一些人在寻找，二手交易价格已经达到了１５０元。
黄裳是３０年来一直坚持为《读书》撰稿的老作者，他的《珠还记幸》在２００６年出了“修订本”。在新版重印之前，黄裳写了一篇《二十年后再说“珠还”》，提及该书于１９８５年由三联书店出版印行后，“迄今已经过去整整二十个年头了，一直没有重印的消息。概自‘读图时代’兴起以来，才陆续有几家出版社提议重版此书。”
对于“读书文丛”的大部分作品已近乎“绝版”，王磊认为出版社应该考虑重印，以满足读者的需求。“但现在的出版社可能觉得这样的书没有重印的价值，所以无论读者怎么建议，能重印的却只有寥寥几种。”王磊说，不仅是“读书文丛”，其实还有很多书值得重印，像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曾经出过的一些有重大影响、深受读者喜欢的书，现在却很难见到了，“有时想找一本好书却找不到，常常会感到茫然无措。”
“读书文丛”中的“铁杆作者”
“读书文丛”的作者与《读书》一样，除了学养过人的老先生们，还有知识界的中年、青年学人，也包括一些海外华人作者。
“董桥的《乡愁的理念》、《这一代人的事》也在‘读书文丛’里出版，书里有些文章是在《读书》发过的。那时候出香港人的书有一些限制，属于‘禁区’之一，董桥在我们这儿出书得有一个名目，我们就说他是《读书》的作者。不过，我们还是尽可能设法选取一些内地不太容易看到的董桥作品，给编辑出版出来，因为本来《读书》就是要多为读者打开一些‘窗口’。”吴彬说，《读书》从一开始就希望能达到“读书无禁区”的理念，所以在结集作者的作品时，也同时找一些没有发表过的文章来出版，为读者拓展多一些阅读的范围。
王蒙也是《读书》的“铁杆作者”之一，在最新出版的２００９年第四期《读书》中，他还发表了一篇《赵本山的“文化革命”》。自１９８９年开始在《读书》发表“欲读书结”专栏文章后，王蒙在数年之内共发了６７篇，这些文字的影响甚至一度超过了他创作的小说。虽然这些文章没有在三联书店结集出版，但后来也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收集成书，并编入“王蒙文存”中。倒是同样在《读书》“连载”的“红楼启示录”被纳入了“读书文丛”中出版。之后，王蒙新写的谈“红”文章与说李商隐的诗的文章汇集到一起，编成了一本名为《双飞翼》的小册子，也被收入“读书文丛”。
梁小民的第一本文集，就是被收入“读书文丛”的《经济学的开放》。他说：“《读书》的贾宝兰女士为这本书的出版做出了极大的贡献。是她鼓励我出这本书，也是她从选题到编辑加工做出了整体设想，又是她进行了认真的加工编辑工作。”在此之前，梁小民了解到《读书》不是一般的学术刊物，它不仅要有高的学术水平，而且要让人爱读，读起来有趣。于是，他努力读好的散文，读《读书》的文章，有意识地在写作时向别人学习。“这种努力使我能写出一些读者喜欢的文章。我写书都沿着这个路子，才有了后来的畅销书。”
在朱正琳看来，上世纪８０年代《读书》的作者队伍名家如云，按时下的说法可说是有着“超豪华阵容”，“但《读书》编辑部显然却仍在下力气培养青年作者。”
１９８１年，王小波在《读书》上发表了第一篇文章《海明威的〈老人与海〉》，当时他只是人民大学的大三学生，学贸易经济系商品学专业。十几年后，王小波又在《读书》上陆续发表了《摆脱童稚状态》、《思维的乐趣》、《花剌子模信使问题》等数篇文章，后来均被收入王小波的杂文集里。李银河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当时《读书》在许多知识分子眼里就是国内数一数二的杂志，甚至给人一种“一枝独秀”的感觉。
吴彬回忆，李银河也是在很早时就给《读书》写文章。“当时在我们的作者中，刚开始进入写作行列的有很多。”
选题源自与作者的闲谈之中
谈到“读书文丛”的选题策划，吴彬说：“有时是编辑自己提出来的，有时是大家一起讨论出来的，有些是跟主编一起商量出来的，大家各自分工做责任编辑。有些作者有现成的稿子拿来，我们也觉得很适于收入‘读书文丛’。”这种过程，与《读书》平时的选题有些类似，很多都是与作者的沟通之中得出的。而沟通的渠道，往往来自于受到许多作者、读者称赞的“读者服务日”。
第一次“读者服务日”为１９８４年６月２５日，当时有３０家出版社参加，展出新书４００多种，参加的作者、编者达５００多人。后来，“读者服务日”变成了编者与作者，以及作者之间的自由式聚会，每个月聚一次。“没有什么仪式，只有一杯清茶，大家聊聊天，有什么意见就发表发表，看到有喜欢的书就拿走，回去写评论。”夏衍、陈翰伯、郁风、吕叔湘、王蒙等大家都在“读者服务日”里聚到了一起。
到８０年代后期，“读者服务日”改到一个咖啡馆举行，摆上十来张桌子，作者、读者随意坐下，随便喝咖啡聊天，沈昌文笑称这种聚会“既没有开始，也没有结束；既没有主题，也没有主持人”。《读书》的几位编辑来回走动，穿梭于作者、读者之间，同时收集信息，找到合适的组稿对象。“在闲谈之中把约稿之类的事情办妥了。”陈四益说。
对于一些年轻作者来说，《读书》也为他们提供了与前辈交流的机会。张鸣回忆：“《读书》的作者，李零、秦晖、雷颐、汪晖、葛兆光、朱学勤这些人，当时我一概惊为天人，仰慕得脖子都酸。绝对想不到，后来我居然和他们都认识了，而且和其中的某些人还成了朋友，一起呼大叫小，侃天喝酒。”
借助“外援”推出“书趣文丛”
“读书文丛”一直出到了上世纪９０年代末，随着时代的变化，装帧、选题也有了一些新的变化。不过，由于这样的书太没有“财力”，所以《读书》编辑部只能求助于别的出版社。“当时较有‘财力’的是教育出版社，恰好辽宁教育出版社的总编辑很有文化追求，同意出版这批书，我们就把存在手里没法出版的一批书都交给他们，成了后来的‘书趣文丛’。”吴彬介绍，“书趣文丛”编辑的方式跟“读书文丛”有近似的地方，但要比“读书文丛”充实一些，“因为时代不同了，到了９０年代，人思考的问题、思考的质量都不同了。此外，作者的范围也扩大了很多。”
“书趣文丛”自１９９４年开始编辑出版，前后出了六辑，每辑１０本，一直出版到２００１年。这套丛书有一批非常好的作者和文章。比如辛丰年在《读书》的音乐专栏“如是我闻”，就在“书趣文丛”的第一辑中得以结集出版。
“当时市场上的反应出乎意外地好，掀起了销售的小高潮。大家发现出版组织选题确实不能仅跟着市场走，还是要有自己独立的策划。真正好的东西倒也不怕市场埋没。这一套丛书出来之后，我们觉得很痛快，因为很多好的作品都让读者见到了。”吴彬说。
刘苏里认为，“书趣文丛”作者阵容强大，出书频率也高，可以说达到了高峰。“据我观察，虽然以后也有些杂志和报纸，选编已刊内容结集出版，但很难产生大的影响。这恐怕与《读书》这本杂志在读书人心中的特殊地位，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在刘苏里看来，“书趣文丛”的影响力与“读书文丛”不相上下，其中有些篇目如今还在重新出版，比如金耀基的《剑桥与海德堡》等。
２１世纪编辑思路的新变化
吴彬介绍，到了２１世纪，《读书》编辑部想整合《读书》系列丛书的优势，再重新开发一套书系，并且要求这套书“要有２１世纪的特点，在包装、排版、图片等方面的设计上再增加一些特色，也更关注２１世纪之后比较新的一些作者，反映新时代的面貌。”于是，就有了“读书书系”。不过，由于编辑力量不够，这套丛书做得比较零散，缺乏一种集中的力量。“当然，这套丛书与之前的两套丛书相比，在大致上是有延续性的地方。”比如，李皖就在“读书书系”里出版了《听者有心》的“续编”《我听到了幸福》。
２００７年，《读书》编辑部出版了“《读书》精选”之十年文选的第一辑，共六本，分别是《改革：反思与推进》、《重构我们的世界图景》、《逼视的眼神》、《亚洲的病理》、《不仅为了纪念》、《〈读书〉现场》，均源自１９９６年至２００５年发表在《读书》的文章。这套书的序言说：“在近三十年的历史中，《读书》的文章时时收入作者的文集，或为其他文集选用，但由编辑部按主题编辑文选，系统出版，这还是第一次。我们将根据各种需要，按照不同的主题，持续地编辑出版《读书》文选。”
刘苏里认为，“《读书》精选”与前几种丛书遵照“文”之传统的编辑思路不一样。“这好像跟《读书》当时主政者编辑杂志的总体追求相一致，即‘试图围绕问题而展开’。尽管其中的多数问题，可能会引起争论。”
为什么只选择这十年间的文章？吴彬说，这也与编辑力量有关，“如果从头开始编文选，工作量就大了。”因此，只能划定一个时间范围，先推出一批。
长此以往，生生不息
在许多读者眼中，讲述《读书》的书，无论如何都应该算上沈昌文的《阁楼人语》。这本书结集了沈昌文主编《读书》十余年间，在每期杂志末后撰写的《编辑室日志》。沈昌文原只想与读者“说几句话，略表心迹”，但效果却很好，有些读者买到杂志后，最先翻阅的就是这篇语言亲和、平易近人的“编后絮语”。
后来沈昌文出版的《最后的晚餐》，也有多处提及陈原、陈翰伯、冯亦代等当年一起为《读书》开路、耕耘的老先生。２００８年，《知道——沈昌文口述自传》出版，被认为是一部透露了许多《读书》往事的重要作品。
２００８年恰逢三联书店成立６０周年，纪念文集《我与三联》适时出版，其中７２篇骨干作者和三联人的回顾文章中，大部分都特别提到了《读书》。另一本介绍三联书店３０年历程的《守望家园》，也将《读书》置于第一章。
３０年过去，《读书》编辑出版的丛书或许算不上多，但一期期《读书》里所谈及的书则可堆积成一排排延绵的山脉。
虽然时代烟云早以变迁，出版环境也与当年无法相比，但对于《读书》的读者与作者而言，依然希望《读书》能延续３０年来的脚步，在新的时代推出新的文丛、书系和文选，长此以往，生生不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