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让社会…… 成为真正的社会？
李公明
东方早报 2009-6-7 1:42:16
广州的五月在闷热与阴雨中爬行，同时爬行的还有前后十来位痛苦的、可怜无告的跳桥者，他们爬行和骑坐在横跨广州市区珠江两岸的海珠桥的钢架上，下临碧江和焦躁地仰望着他们的路人。海珠桥跳桥秀的活剧在一位老伯把跳桥者推下去的险情中达到了高潮，民情、舆论、法律惩处等等却在不知不觉中暴露了公民政治意识的淡薄：似乎很少人意识到跳桥者与信访办门外的上访者和制造暴力事件最后同归于尽的犯法者有何重大区别；很少有人认为被跳桥者堵在路上几个小时的路人并不是真的无辜……对此，我在广东电视台630时事短评节目中谈到了唤醒公民意识的论题，当然我不是说跳桥者的行为反映出正当的公民意识，而是说从中看出公民教育的重要性。
在费尔南多·萨瓦特尔的“邀请三部曲”中，《政治学的邀请》（魏然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5月）最具有公民教育的性质，这似乎是无可怀疑的。说到公民教育，这是许多朋友都感到既很重要、但又不无困惑的事情：什么是公民教育？谁来负责设计和实施公民教育？理想的公民教育读本应该是什么样的？现实语境所能允许的公民教育读本又只能是什么样的？……在我手头有一份几位青年朋友撰写的公民教育读本的稿子，据说是由某机构组织撰写的，我认为已经写得很不错了，但似乎已陷入难产之境。不少有识之士早就认识到广泛实施公民政治教育的重要性与迫切性，然而事实上我们至今没有一本——更不用说一批——理想的公民教育读本。萨瓦特尔的这本《政治学的邀请》在不少方面的确符合公民教育读本的要求，最根本的一条就是如译者所指出的，本书可以概括为一种公民意识的自觉召唤：勇于认识政治、介入政治，虽然我们置身其间的生活境遇时常是悖谬的和荒诞的。类似广州海珠桥跳桥秀这样的悖谬和荒诞的生活境遇环绕着我们，但是唯一可以与之抗衡的公民意识在这个社会中却稀薄如轻烟，这时我们会痛切地深感公民教育的迫切性。
萨瓦特尔说的是“邀请”，实际上却把远离政治的心态和行为是多么愚蠢、多么对自己不负责任讲得很通俗、很清楚：既然人只能生活在同一社会中，就必须关心权力和组织、互助与剥削、平等与差异（第7页）。政治或者政治学与社会到底有什么最重要的关系呢？他的回答大概是这样的：政治会实现我们最根本的利益，即“让社会成为真正的社会”（第73页）。这种理想的政治和政治学不是只适应于某时某地的，而是无远弗届，是普世性的。于是在他的“邀请”中所充满的对于诸如自由、权利、民主、平等、服从、反抗等等概念的阐释都与人与社会的真实关系紧密相连，相互间的逻辑关系十分清晰，这是公民教育读本的基本要求。不仅是对现实的关注使本书具有现实意义，萨瓦特尔时而涉笔所至的历史评述同样具有犀利的现实批判力量，如他对苏联历史的评述：“《国际歌》中应许的‘最后的斗争’没有到来，最终暴露在世人面前的是极权体制‘最后的腐朽’。”（第107页）。
在读完条理如此简明清晰、语言如此生动流畅的人间“政治学的邀请”之后，再来谈芬兰神学教授罗明嘉（M. Ruokanen）的《奥古斯丁＜上帝之城＞中的社会生活神学》（张晓梅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11月），实在有很大的差异。从学术研究的角度来看，作者澄清了历来对于奥古斯丁《上帝之城》的这些误读： 奥古斯丁关于社会生活的神学观念与古典哲学中的社会思想相和谐，他是神授等级统治秩序的意识形态的倡导者；指出了奥古斯丁关于社会政治生活的根本思想内核是：冲突不可避免，原罪和上帝的惩罚是一切社会生活无法脱离的存在；一切政治现实无非是由罪与惩罚组成，唯一的希望在于由忏悔和赞美而获得拯救。本书作者最后认为，在奥古斯丁看来，上帝之城是这个死亡与悲苦世界中所有存在者唯一的希望（第214页）。
但是另一方面，澄清这种误读之于我们的现实意义还可以有更多的思考。作者说，作为《圣经》神学家的奥古斯丁关心的是救赎，而作为人文主义者的西塞罗关心的是理想主义（第201页）。我们看到，这也正是两种政治关怀的差异，也是海珠桥上的跳桥者可以面临的两种选择。实际上，爬在海珠桥上，我估计应该可以眺望到位于江北岸的圣心教堂的哥特式尖顶，但是我想恐怕他们之中从未有人在绝望的心境中对于那些尖顶产生过什么想法。为什么他们的眼睛总是向下？为什么没有一种超验性的、哪怕是很朦胧的宗教意识使他们的心灵脱出悖谬的现实？对于我们不断热切地思考和讨论的关于公民教育的读本，能够完全无视那些尖顶的存在吗？
在地上之城与上帝之城之间，原罪和末世的观念并非如许多人想象的那么虚无和缥缈不定。法国政治思想史学者——并非神学家——菲利普·尼摩在回答《什么是西方》（阎雪梅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5月）这个看似简单实则极其复杂的问题时，把西方现代民主与中世纪政治神学联系起来。书中引述了列维纳斯对“原罪”的阐释：原罪就是承认我们应该肩负世界不幸的重负并且把与恶的斗争作为我们的人生方向；只要世界上存在苦难，我们都应该感到自己在某种程度上负有责任（第41页）。这些话难道不应该、不可以对那些在海珠桥两端咒骂跳桥秀的路人、叫喊着“要跳就快点跳”的路人说吗？
于是，似乎很自然地我们会遇到现代中国人与西方神学相遇的问题。西教东渐是一片很广阔的以历史学和神学为主干的领域，其中上演过无数的历史悲喜剧，有过无数的天使与魔鬼来来往往于这条道路上。有一位人物曾经在中国家喻户晓，他就是司徒雷登。但是，直到很久以后，我们才不断慢慢地真正认识他。《走近司徒雷登》（沈建中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9年3月）在尘封的历史资料整理出一条“走近”他的路径，同时也是一条了解西教东传的兼有宗教与文化、政治与教育的因素糅合在一起的路径。书中提到了1872年美国南部浸信教会在工作报告中对在中国传教的憧憬：“想想看，中国将有百万人得救，这可以提供我们一个崇高的理想。”（第26页）这种理想和口吻，我甚至在八十年代中期来广州的一些大学教语言的美国青年教师那里也听到过，历史难道真的是如此执着地指向某个理想前景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