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通俗小说插图的功用
程国赋
来源：《文学评论》2009年3期
明代是中国古代通俗小说的发展演变期与成熟期，也是版画艺术发展的辉煌时期。明代通俗小说插图数量众多，佳作如林，几乎到了无书不图的地步。一如时人所称：“古今传奇行于世者，靡不有图。”
作为小说插图，具有直观性、实用性的特点，有助于加深人们对小说文字与情节的理解，也可以更为直观地展示小说所描写的社会背景，甚至可以补充文字之不足。例如，余象斗所撰《列国前编十二朝》、《华光天王传》等采取上图下文的刊刻形态，根据故事情节的发展，每页配以插图和情节对应，使小说的文字得到一定程度的诠释，小说的情节得以展示。小说插图有助于揭示小说的社会背景，这在明末尤为突出。明末小说更为注重对现实的刻画、注重对人情世故的摹写，插图也是如此。以崇祯年间所刊《新刻绣像批评原本金瓶梅》为例，此书共有200幅插图，是徽派名工合作的典范之作，刻图者以写实的笔法，把市井百姓以及豪门贵族生活状况以图画的形式展示无遗。
万历后期，海阳吴承恩曾撰《状元图考》五卷，其凡例云：“图者像也，像也者象也。象其人亦向其行。”明代通俗小说中一个个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如曹操、诸葛亮、李逵、鲁智深、孙悟空、猪八戒和西门庆等，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而在具体情况中，插图的设置为小说中人物的塑造起到了较好的补充及完善作用，使小说人物塑造更为完整、全面。如杭州容与堂本《忠义水浒传》中有关李逵形象塑造的几幅图，各有旨趣，向读者展示了李逵这一人物性格的丰富多样性。万历时期以及万历之前，小说插图注重标注“全相”，每页皆有插图，插图与正文情节相互配合；明末通俗小说插图则多标“绣像”，更加注重对人物举止、神情的描摹，重视性格的刻画。从这一功能的转换中也可以看出，明代通俗小说创作观念的变化以及在创作上逐渐成熟，由叙述故事为主过渡到重视塑造人物，由刻画情节性的描绘到注重意韵和境界。
明代通俗小说插图还具备审美的意义。郑振铎《中国版刻图录序》云：“万历中叶以来，徽派版画起而主宰艺坛，睥睨一切。”而明代后期金陵、苏州和杭州等地的小说插图无形中受到徽派风格的影响，相当细腻、精美。在书坊主、画家和刻工的共同努力下，小说插图的审美价值逐步提高，成为读者的“案头珍赏”。另外，插图的运用还可以突出小说的诗情画意，增加小说的意境。如明末人瑞堂刊《隋炀帝艳史》共有插图80幅，刻画细致，人物神态毕现，且注重人物与景物的和谐，注重特定景物对渲染氛围、意境所起到的独特作用，每幅插图都配有名家诗句。
与没有插图的小说刊本相比，插图本无疑受到读者与市场的广泛欢迎，明代书坊在刊刻过程中也考虑到这一因素，插图呈现出较为明显的广告效应。与官刻相比，明代民间书坊刊刻小说更加重视插图。万历至崇祯时的小说刊本，其插图所体现的功用之一就在于它的广告效应。在激烈竞争的出版市场中，插图成为书坊与书坊主宣传、推介自家小说刊本的重要手段，不同书坊都夸耀自家插图精美、质量上乘，或称“精工绘像，灿烂之观”，或谓“回各为图，括画家之妙染”，或曰“传神阿堵，曲尽其妙”，有些书坊甚至在吹嘘自己所刊刻的小说插图质量精美的同时，批评他坊之绣像，以突出自己。
此外，插图对通俗小说回目的发展也提供了借鉴与启迪。从中国古代小说回目的演进来看，唐末变文并无明确分回立目的意识，元刊平话插图的标题或有或无，在一定程度上具备了回目的功能。明代成化年间永顺堂所刊词话中插图的标题则颇有值得关注之处，插图标题以七言居多，这类表达方式，为后来通俗小说七言双句回目的发展带来一定的借鉴与启示。万历年间，周曰校万卷楼所刊《三国志通俗演义》插图为双面相连式大图，其标题对仗、工整。到了明代后期，有的通俗小说更直接以回目作为插图标题，相互对应的现象在一定程度上也体现出两者间的内在联系。（黄维政摘）
文章出处：中国社会科学院报
本网发布时间：2009-5-26 11:17:4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