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缘人

自然流露的真实质感

——刘锡诚《田野手记》序

余未人

    已经是多少年的老习惯了，每当我遇到民间文学、非遗理论方面的问题，就会将“球”从边远的云贵高原朝着身居北京的刘锡诚先生抛去。而他呢，不论在忙些什么，总是马上停下手上的活儿给我答疑解惑，击中问题实质。没想到的是，在锡诚先生迈入83高龄之时，他却把一个球倒回给了我，命我为他多年积累的田野手记作序。我自然得接下，甚至忘了寒暄客套——也许是在我与先生几十年的交往中都是直来直往之，免了前后缀，现在要补为时已晚，恭敬不如从命吧。
    拜读了先生的手记三十五篇，这是从事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民俗学、口述历史学等学科的基本功，它在叙事的同时加入了自己的观察和体验，就成了一种独特的叙事和创造。手记里多为浓得化不开的“干货”。换到作家手里，也许可以写成若干本书了。从这本手记的字里行间，能够触摸到它的真实质感。
    刘锡诚先生在民间文学界的成就和威望早已为业界所共知。他的《二十世纪中国民间文学学术史》煌煌百万言，对百年中国民间文学学术史作了独特的审视，是民间文学界的扛鼎之作。而这本小书却让我惊羡。他年轻时的足迹远踏天涯边陲，亲历了享誉世界的民间文学的原生地。当年不仅是采风、体验、工作，还用年轻的生命与当地民族同呼吸共生死，有时惊心动魄，令人终身难忘。
    1959年，青海省被指定为西藏、青海、甘肃、四川、云南、新疆、内蒙古七个藏族长篇史诗《格萨尔》流传省区的首选地。刘锡诚有幸乘坐试通车的第一列火车，走进西宁，促进《格萨尔》的搜集工作。其中有些做法是闻所未闻的：“他们打算利用在监狱里服刑的一些前国民政府的要员，如县长、警察局长等，来作这项烦难而艰巨的工作，因为他们懂藏文，懂英文，能胜任翻译和资料整理的工作。”文革中，中国文联及各协会宣布解散时，《格萨尔》又被装进战备箱，运到“三线”湖北的山洞里保存。足见得《格萨尔》在当年具有何等非同寻常的地位！然而，愈重要愈是命途多舛。《格萨尔》资料本，在“文革”一开始就被红卫兵焚烧，幸得徐国琼同志奋不顾身地从大火中将其抢救出来。史诗抢救中的波诡云谲犹如蜿蜒曲折瞬息多变的雅鲁藏布江！格萨尔的这种“特殊规格”和厄运，不会见诸论著、教科书。如果没有亲历者的这份手记作为见证，就在时光中湮没了，后人缘何得知？这也是像刘锡诚这样的理论工作者所具备的田野基础。这份手记，让《格萨尔》以更加真切的面貌屹立在史诗之林。
    在门巴族聚居地，那里一年大雪封山九个月，刘锡诚就趁着“开山”的季节骑马挥鞭赶赴。一位刚从复旦大学中文系毕业，分配到当地工作的干部，常年与两只小熊、小狗相伴，寂寞难耐，见到他们就像见到家人，说着说着，竟像个孩子一样地哭了起来。这里还有传说中可怕的巫蛊。当天安门前第一个有关国庆的电波传来时，人们激情澎湃，每人的眼框里都充盈着激动的泪水……这都是手记中珍贵的记录。这让读者看到，老一辈民间文学工作者的田野调查，就是如此丰富，他们留下的不只是文字资料，还有今日难觅的真情和激情。前辈采风人的高尚灵魂就在一些小事中隐隐闪光。
    田野手记的另一条主轴，是对各种民间仪式的采集书写。塔尔寺大法会、德宏泼水节、六月六青海土族花儿会、石岛海祭、泼雪泉旁端午节、葛沽皇会、东岳庙会……对这些仪式，人人能写，且多为一种模式。与调查报告相比，它突破了学术访谈的框架，不是纯学术的记叙，也没有更多的闪光点动情点，却是作者实实在在的行动。这种描述需要在仪式中手脑并用，观察被看热闹的人们忽略的各个环节；需要用火眼金睛，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细节，对仪式的各个步骤做出科学准确的认识、判断和记录。它考验作者的知识和功力，内行还是外行，一读就泾渭分明。这一组仪式采集的手记，也为读者展露了一种仪式观察的角度。
    集子里让我百感交集的一篇，是《走马苗寨》。文中回顾了先生与我在1980年的相识，还提及“最近冯骥才在一次朋友聚餐时打趣地说，余未人、冯骥才和刘某人，我们三人起步于文学，如今不约而同又都走在了一起，倾心于民间文化和非遗的保护工作。”是啊，贵州苗族英雄史诗《亚鲁王》的发现、抢救，我就多次向二位求援，成果中更有他们不可磨灭的智慧贡献。2012年年底，刘锡诚先生应邀到贵州省图书馆向来自全国各地的“非遗传承人培训班”学员做讲座。他抽出了有限的半天时间，由我和几位非遗工作者陪同，冒雨前往清镇市龙窝村猫寨组造访苗族四印苗支系的歌师王老咪。那里有一个新发现的《簪汪古歌》，是关于四印苗创世、征战、迁徙的唱诵。先生是北方人，听贵州清镇的汉族方言就有困难，何况唱诵是苗语，先生的听力也明显较弱。怎么办？换点换人？不，他明白歌师的价值，不言放弃，而是让我和一位当地文化馆的小伙子提问，他细细辨听记录。回去后又多方查找国内外历史资料，以帮助鉴别。我们去的一行人中，他拍了若干照片，后来又写了这篇《走马苗寨》。而像我这样的土著，来往于那里十几次，却成果寥寥，培养翻译人员的工作也有些尴尬难言。十余位歌师的唱段摄录来了，却至今没能完整地翻译下来，实为愧疚。先生的学术眼光和学术探究的执着，在这一次田野中让我略窥一斑——他的著作等身的理论研究成果，绝非仅仅从资料室到图书馆，仅从那里出来的东西逻辑也许很严密，但总嫌薄脆。而将研究像这样一步步建立在艰难的田野行走的基础之上，才能不人云亦云，才能有创建，其成果的质感是大不一样的。这也是当今民间文学理论工作者不能丢弃的根本。
    捧读这本手记，时而感觉脚下是山岩和土地，时而又若流水和云彩。那自然流露的真实质感让人久久回味。

2018年4月21日于贵阳

附记：拙稿《田野手记》已交文汇出版社

发表于《南方文坛》2018年第6期